内蒙古散记

　　马后桃花马前雪
　　八月五日北京天气酷热，门扇、桌椅灼手烤人，原想去北戴河，无奈传闻那里人多得像星期天的王府井。正巧这时内蒙古的安柯钦夫同志代表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周惠同志和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布赫同志来邀请去内蒙参观，我便欣然应允前往。同行的有冯牧、王蒙、陆璀、朱子奇、谌容、王笠耘、肖德生、谢明清等同志。
　　登上北去的列车，车厢内温度在摄氏三十六度上下，冯牧热得不停地扇扇子，我和谌容热得烟也不想吸。夜幕骤然降临，黄昏的余热让人窒息。近夜半时列车到青龙桥，我想下车看看几个重新修整的长城峰火台。一下车来，便觉得凉风徐来，夜风中夹着树枝与花草的香气，顿时感到神清气爽。我大声是喊叫：
　　“王蒙、冯牧下车来呀!”
　　冯牧笑着说：“只是到青龙桥就和北京大不一样。”
　　列车慢慢地爬着坡向北缓缓开着，大约四点钟到达张家口，天将明时到达集宁。这里的早晨不但有凉意，而且冷风飕飕。古人有句：“马后桃花马前雪”，到集宁确实感到这句诗的意思。安柯钦夫同志告诉我：“集宁是个风城，平时别处没有风，这里到傍晚也是四五级风，冬天这里更是朔风凛冽的大风口。”
　　集宁的朔风我没领略过，但现在对我来说却像换了一个清凉世界。
　　早上七点钟到呼和浩特市。旧时的呼市叫归绥，她曾经是一东一西中间相距五里的新旧两个城，西边的旧城——归化城，蒙文原名叫库库和屯；东边的新城叫——绥远城。后来两城合一为归绥，全国解放后叫——呼和浩特。“呼和浩特”是蒙文“青色的城”的意思。
　　呼和浩特市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宽阔、安静，好像这里没有那么多声音，蓝天显得空寂辽远，白云也像熟睡了，这和北京真大不一样，我们住在呼和浩特宾馆，院子里也非常安静。马路那么宽敞，使路两旁的房子也显得低矮了，而路边的钻天杨却笔直高耸。从我住的房间窗子外，可以看到院里的花圃和树木。难得离开大城市尘嚣烦杂的环境，到这里扇子似乎也没有用处了。
　　安静是产生诗的环境，我想起了几句诗：
　　白云悠悠睡，
　　天空寂寞蓝。
　　青城无溽暑，
　　晨风送嫩寒。
　　奶茶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和文联的同志领我们去餐厅吃早餐。早餐很丰盛，除了黄油、面包外，还有内地的馒头、包子和小菜。但是最使我感兴趣的还是奶茶，一把大锡壶里滚热的奶茶，每人倒了一碗，小服务员问我能不能喝奶茶，我说：
　　“试试看。”
　　奶茶是新鲜牛奶和砖茶加上少量的盐末制成的，喝时再放上一块鲜黄油，本地人还要加上一把炒米和干奶酷。我没有放炒米和奶酷，只放了一块黄油，我尝了之后，清香可口，味极纯浓。因为我有糖尿病，平时只能喝淡奶，还在有茶和着淡淡盐味的奶，爽适可口，我一边喝了四大碗。王蒙对我说：
　　“因为你是蒙古人，有这个遗传基因，所以你比我们喝的都多。”
　　我接过来说：“已经五百年没喝了，别理一番滋味!”
　　王蒙又说：“你是蒙古木华犁的后代，被明朝皇帝贬到河南洛阳去留学，一住就是五百年。我是北京汉族人后代，被贬到新疆，一住廿年。”
　　我笑着说：“咱们的时间都嫌长了点儿。”
　　下午参观了呼和浩特市的文化古迹和市容。
　　先到了位于呼市东南方向的五塔寺。这是高台上修建的五个铁红色砖塔，塔的造形和印度现在的浮屠伽倻塔属一种类型。
　　北京香山碧云寺的塔和西黄寺真觉寺以及云南昆明的妙堪寺塔也都是这一类塔形。但这里的塔建得比北京等地的较晚，所以它汲取了众塔的优点，用千佛龛和密实的金文包砌金钢底座，还有精致的砖雕，显得格外秀丽；金钢座上中央主塔为七级浮屠，四角配塔为五级浮屠，看上去即有群峰各簇的庄严，又有数峰竞秀的和谐。从造形上它具备西欧哥特式建筑的矗峭，又有东方建筑四平八稳的笃实，如果现在的建筑能集中这两大特点，就更有意思。
　　塔后有三幅线刻的石雕图画，从西向东是“六道轮回图”，“弥山图”，它们均为传教之作，而最有意思的是东面的一幅天文图，这幅宽不到一米五十的图上刻出了各个星座，并用星的大小标明了其亮度等级，又用蒙文标注了二十四节气，十二宫天干，三百六十方位度和二十八星宿的名称。在蒙古族的传统文化中，对天文、星象是相当重视的，元世祖时代著名学者许衡就写过《阴阳消长论》，同时还制作了《授时新历》。后来，大天文学家郭守敬根据他的著作，又制定了《仪象查表》，对天文学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今天看到这幅天文图，更证明了天文学在蒙古文化中的地位。
　　大召寺和喇嘛教
　　从五塔寺再往城南走，来到有名的大召寺。大召寺，既叫弘慈寺又叫银佛寺，建于明万历七年(1579年)，由土默特部阿勒坦汗兴建。因为大殿中的释伽牟尼像主要是用银子人铸成，所以一般群众习惯称它很佛寺。至于大召，蒙古语“和伊克召”，即大寺的意思。现在大召寺正在重新扩建，我们参观时院中一座过殿正在翻修彩绘。这座寺庙经过四百年的战乱，现在仍然比较完好地保存着，特别是大殿的栋梁结构仍保持着明代建筑的风格。
　　我到寺里经常看了看，面积并不算太大，但却显得宽广深邃，这主要是因为经堂采用了建筑上的“减柱法”，所以使人扩大了感觉上的空间。
　　经堂里还摆了几十个假面具，老喇嘛介绍说：
　　“这是跳神用的。”
　　喇嘛教把正月十五定为跳神节，这一天大喇嘛头顶法帽坐台念经，小喇嘛们头戴假面具，身穿彩服扮为天王、菩萨、马面、牛头诸像在坛上跳舞。一时间，鼓乐、喇叭、号角齐鸣，通宵达旦，热闹非凡。
　　跳神节我没有亲眼看过，但是这些假面制作的确实很富有想像力。有青面獠牙，有白发骷髅，有赤发巨齿，有金钢怒目，有暴怒，有激动，同是面目狰狞，却各有个性。在古老的宗教意识中，却产生了这么多有丰富个性的脸谱，这大约一方面是宗教制造了一系列丑眉恶眼、恶鬼恶魔的世界来恐吓人民；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人们只有在跳神的时候，以神的身份出现来发泄他们被束缚、受压抑的情绪。
　　喇嘛教传到内蒙古已经有六七百年，“喇嘛”在藏语里是“上人”“无上”的意思。在喇嘛教最兴盛时期仅呼和浩特就有几十处喇嘛庙。据记戴，在清朝末年仅归绥一地就有喇嘛两万人，当时内蒙古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人当喇嘛，有的一家还不止一个。在成吉思汗时代对宗教是兼容并包的政策，西征时期他不但保护伊斯兰教、天主教、佛教，而且还重视中国的道教和西藏的喇嘛教。到了明代以后，喇嘛教才成为统治阶级毒害人民的精神鸦片；他们大力鼓励西藏的喇嘛教在蒙古地区传播，修建寺庙，印制、传播经文，借助喇嘛教来麻痹人民；他们宣称统治者都是前世修来的善果，生来就应该享受特权和富贵，广大的老百姓则是因为前世造得恶果的报应，只能归咎自己，只能听天由命、忍辱受难，不得反抗。在这种精神奴役下，群众斗志日趋消沉。在喇嘛教大发展的过程中，社会上又形成了一个新的特权阶层——僧侣阶层。在抗日战争以前，蒙藏委员会曾有个调查：当时喇嘛人数占全蒙古男人的百分之三十到四十。有的一个旗当喇嘛的人数竟占全部男青年的十分之七。这些喇嘛有两个不生产：一个不生产粮食，一个不生产后代。因此给蒙古经济文化发展和人口繁殖带来了严重的恶果。我在大召寺和几个老喇嘛攀谈，了解到现在喇嘛的数量少多了，而绝大多数都参加了佛经的整理工作和生产劳动，改变了过去靠施舍和剥削的生活。
　　“青冢”上的野花
　　下午四点的时候，我们驱车到呼和浩特市城南九公里的大黑河南面，参观久已向往的“青冢”——昭君墓。
　　我原想，昭君墓是在旷野上的一个小土丘，没想到这座青冢竟是高三十三米，占地二十多亩的巍然巨陵。陵侧有宽阔的石阶和八角凉亭，陵园中苍松翠柏，蓊郁苍翠，特别是院子里种的啤酒花，绿藤缠绕，枝叶茂繁，形成了一个绿色的花廊。我还是第一次看见啤酒花哩。据说这里的啤酒花和新疆产的啤酒花质量不相上下，是做啤酒的好原料。在昭君墓前看到啤酒花，这简直是个现代和历史的巧合。
　　关于昭君的故事早已脍炙人口，一千多年来墨人骚客也不知道写了多少诗篇，来寄托抒发他们自己的感情。一直到今天这场笔墨官司仍在打着，有人说昭君出塞和番，是自愿的，是勇敢的行为，应该擦去历史文学作品抹在她脸上的泪水，还她一个笑脸；有人说昭君和番是被迫远嫁匈奴，因此她的行动是带有悲剧气氛的。在昭君墓前，冯牧笑着问我：
　　“李凖，你是蒙古人，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我说：“我是相情度理派，昭君作为汉宫一个女子，完成了汉朝和匈奴间睦邻友好关系的重大使命，是了不起的人物；但是在离开故乡去塞外时，也不必擦去她脸上的眼泪，一个人对故乡的热爱，怀有深厚的感情，也会对塞外广大匈奴人民产生热爱的感情；具有博大胸怀的人，感情是可以转移的，但是首先他必须是有深厚感情的人。”
　　冯牧笑了笑点点头。
　　从青冢上走下来，已经是薄暮黄昏，在夕阳金辉中我们谈到一首刻在石碑上的董必武同志一九六三年的诗：
　　昭君自有千秋在，
　　胡汉和亲识见高。
　　词容各抒胸臆懑，
　　舞文弄墨总徒劳。
　　王蒙幽默地对我说：“看到吧，‘舞文弄墨总徒劳’。作家这个职业，一语道破：就是总徒劳。”
　　我也解嘲地说：“咱们这个协会，应该改成总徒劳协会。”
　　我了解他的意思，王蒙是不主张把文学夸大到：“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程度，我对此也具同感。
　　陵园后边还保存了十几块清代到民国凭吊昭君墓的石碑，其中抗日将领吉鸿昌写的一通碑，书法浑朴遒劲，颇有武将风度。临行时馆内同志铺纸索题，一时想不起好词，写了“龙塞应春”四个字，取唐诗“龙塞始应春”之意。
　　草原奇观
　　昨天吃晚饭的时候，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长乌恩同志和文联副主席扎拉嘎胡同志告诉我们，在灵庙正举行那达慕大会，问我们有没有兴趣去看。那达慕在蒙语中是游娱的意思，主要内容是举行赛马、摔跤、射箭三项活动的友谊竞赛，也就是蒙古男子三项传统竞技。对于那达慕，过去我们只在电影、电视上看过，听说百灵庙正在举行这种活动，大家都欢欣雀跃地要去参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