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世龙评唐少杰《一叶知秋》（四）谁提出了「大翻个论」9

清华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唐少杰先生，在所著《一叶知秋---清华大学1968年百日大武斗》一书中说：
「红教联」提出了著名的文革「大翻个论」 （「大翻个论」即「大翻个儿论」--五柳村注），即「文化大革命真是大变动，左、中、右大倒个」、「十七年的左、中、右颠倒过来了」，「现在的好人要从过去的坏人中去找」，「这是文化大革命的新动向，要提高到理论上来认识这种变动的必然性」。「红教联」一些人主张：「今天文革的左派要到过去的右派中去寻找，而今天文革的右派要到过去的左派中去寻找。」个别人甚至提出重新评价1957年的「反右」运动。（唐少杰著，2003，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页49）
他在2005年又重复了一次：
清华大学“文革”初期一个主要由教师组成的激进群众派别“红教联”所概括的：“文革”中的左派要到“十七年”的右派里去找，“文革”中的右派要到“十七年”的左派里去找；“文革”真是使“左”、“右”派来了个大对调，即“‘文革’中的阶级矛盾和敌我矛盾来了个大翻个儿”。(唐少杰:“文化大革命”在中国现代史中的地位,《当代中国研究》2005年4月)
这些东西，在清华两派斗争和工宣队军宣队进校后组成的专案组都曾作为和红教工及陶德坚的反动言论，欲加之罪，遗憾的是到最后他们也没有能以此定案。究竟是红教工什么文件材料提出过所谓「大翻个论」 ？那些打了引号的话，是何人何时在何处所讲，或书于大字报？陶德坚要求拿出证据，这个一直工作到迟群谢静宜垮台后的专案组，始终也未拿出来，因为 事实是红教工或红教联都从来没有发表过什么「大翻个论」。
那么这个「大翻个论」是哪里来的呢？当时清华大学“四一四派”的一 号人物沈如槐先生在他的回忆录中回答了这个问题。原来起因是1967年11月清华大学以蒯大富为代表的这一派即“团派”贴出两篇大字报，《险峰》战斗组的《浅谈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和鲍长康的《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大翻个》 ，内称“1949年解放以后清华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主要是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这些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比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人数要多，已经遍布全校各单位，形成一支庞大的队伍即特权阶层，在清华实行所谓的‘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专政’；他们善于打着红旗反红旗，具有‘红皮白心萝卜’的特点，比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更坏、更危险；他们有政治资本，掌握实权，他们是蒋南翔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主要依靠力量，……”沈如槐还说，“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论”得到了个别中上层干部的赞同，“与此同时，蒯大富、鲍长康等人接受了我们414给他们归纳的‘大翻个儿论’，他们现在开始理直气壮地说：清华园就是要大翻个儿，教育界也必须大翻个儿！”“根据团派的一贯思路和所作所为，他们提出这些论点是不足为怪的，甚至也可以说是有根有据的”。（沈如槐《清华大学文革记实》，香港时代艺术出版社，2004年4月出版，页280-281）
沈如槐说“四一四派”与“团派”针锋相对，“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们组织炮制了六篇文章”，评“大翻个儿”的理论与实际。其中第三评是《评红教联》，重点批判红教联的观点，把清华两大派斗争的阶级背景和“大翻个儿论”、极左思潮的阶级根源都归结到红教联的头上。
沈如槐先生说的是实话。“大翻个儿论”不仅「红教联」 没提出过，清华大学“团派”也是在“四一四派”给他们归纳出来后蒯大富们才干脆接受下来的。而这个“大翻个儿论”的在鲍长康（团派二号人物）等的《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大翻个》 等大字报中有系统阐述，唐少杰对内容比较完整最有代表性的大字报置之不顾，却所引的一些不知何人何时在什么情况下说的片言只语，以作为「红教联」提出著名的「大翻个论」的根据，研究文革的专家却沿用文革中打派仗的手法，实在是令人惊奇。
联系到唐少杰把「红教联」 的建立就作为清华大学文革初期第一件大事来看待，他这样处理，只能理解为是想说明红教联的资产阶级右派性质。这也是清华大学“四一四派”攻向“团派”的重炮，“红教工的言论代表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的进攻”（沈如槐《清华大学文革记实》，页131）。“四一四派”建立后不久，在5月11日开《斗争反革命分子沈孝宇、批判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陶德坚的反动言行大会》，揪斗了陶德坚和北京地质学院的党员 青年教师沈孝宇。在沈如槐的《清华大学文革记实》中承认了这一行动的错误，其中说“我们想搞陶德坚，但她的错误似乎还够不上批斗，只好拿他的丈夫沈孝宇出气”。（沈如槐《清华大学文革记实》，页132）说起来实在荒唐，但这也是那个年代的真实。
更令人感慨的是，2007年2月1日因友人之邀与沈如槐先生相晤，在说明我才是陶德坚的丈夫后，沈先生反问：那为什么把沈与陶德坚联系在一起？ 这个问题在陶德坚《风雨人生》“沈孝宇事件”中 有比较详细的记述和评析，我只扼要地说了我的看法。因为沈的妻子1957年被划为右派，但他没有和妻子离婚；而在沈孝宇在因反工作队被打成反革命，翻过来成为北京地质学院红教联一个系的负责人后，又允许一个“摘帽右派”和一个不肯和被划成右派的女朋友断绝关系的教师参加他的战斗队，在清华园 内一些人眼中，这就与右派差不多了。沈孝宇曾被清华大学红教工邀来介绍他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心路历程，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自然更招忌讳，而也就 被一些人用来整陶德坚与红教工。
在清华园，许多人是1957年的惊弓之鸟，谈右色变，1966年5月，运动一开始，针对清华党委的大字报刚刚出现，就有人在用“钱伟长笑了”警告人们，右派又在进攻了，许多人正是这样认识的，所以那时拥护清华大学党委的大字报占压倒的优势；及至工作组进清华取代清华党委掌权，蒯大富等贴了工作组的大字报，又遭到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围攻，得到“假左派、真右派”的帽子。历史的经验和现实都在告诉人们，“右”是沾上。这种思维方式深深控制着许多人的心灵，坚持称红教联而不称红教工，将红教工和沈孝宇捆在一起，都是给对方戴上右派帽子的策略的应用。事实表明这一手在清华园内很见效，由于康生介入陈里宁案件，更得到超出他们预期的战果。
四十年后再来看当时归纳出来的所谓“大翻个儿论”，许多提法无疑是不准确或错误的，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的看法，并非全无道理，要不然很难解释，为什么虽然多数党员干部支持“四一四派，但“团派”仍在清华园内居于多数地位，即多数教授、教师、工人和实验员支持所谓“大翻个儿派”。
历史的裁判是公正的，在清华园内确实存在是非的颠倒，黄万里、钱伟长教授和袁永熙同志的遭遇就是最明显和为大家熟悉的例子。但无论对“大翻个儿论”是贬是褒，清华大学「红教联」 没有提出过“著名的文革「大翻个论」”是事实，忠于事实是写历史的基本要求。唐少杰教授说“「红教联」提出了著名的文革「大翻个论」”至少是不顾事实，至于他为什么要不顾事实，留待以后分析。
陶世龙，2007年3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