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原料被“稀释”后重回市场·每日商报

  本报综合报道

  “最起码这个人非常实在。说白了，也就是农村普遍说的‘老实人’。”周忠华叹了一口气。

  沸沸扬扬的青海再现三聚氰胺奶粉事件，引发了全国乳制品行业一阵重新检查之风。作为向青海省民和县东垣乳制品厂提供问题乳粉原料的犯罪嫌疑人而被公安机关抓获的周忠林正是周忠华弟弟。

  7月19日晚，周忠华告诉记者，周忠林是经手销售往青海的三聚氰胺奶粉的中间人，他对该批奶粉含三聚氰胺并“不知情”，货是周忠林从一位孙姓行业人士处购得，而孙的货则来自河北，由一位戴姓奶粉生产方提供。“姓戴的应该是三鹿那边的，河北的奶粉生产原来都挂三鹿的。我今天听说，姓孙和姓戴的两人都被抓了，厂子也找到了。”

  而周忠林曾经的乳业漂泊经历折射出了中国乳业小企业的乱象与困境。

  乳业“漂泊者”

  1977年，周忠华从西北农大毕业后回到老家陕西泾阳县乡里的中学教书。次年底，咸阳市招干，他挤上“最后一班车”，凭借畜牧兽医专业的大学文凭来到了泾阳畜牧站，并使泾阳成为远近闻名的奶山羊县。此后，周忠华又在任兴隆乡副乡长期间大张旗鼓地搞起了奶牛养殖。

  此后的经历让周忠华成了泾阳县志中经济人物之一，县志中记载：“1993年，考虑到县域及邻近地区鲜奶加工能力不足导致群众‘奶贱杀牛’的实际，（周忠华）毅然辞去公职，开始租赁经营已经停办的咸阳市底张镇乳品厂，不到一年时间，企业起死回生。1999年，企业发展成为拥有1600万元资产，百余名员工，年产值1100万元的陕西省咸阳康华乳品有限责任公司。”

  故事的实际过程并不如县志中的描述这般顺风顺水。

  周忠华1993年离开畜牧站之后，接手了两家分别停产了3年和10年的乳品厂——后来改名为咸阳乳品厂的底张镇乳品厂和另一家名为“方里”的奶粉厂，在1994年又去山西接手了一个乳品厂。

  1994年，初中毕业后在外面做了几年炊事员的周忠林过来给周忠华帮忙。“饭做得不错”但字写得像“蚂蚁爬过去一样”的周忠林，就此管起咸阳乳品厂的奶粉销售。

  根据中国轻工业信息中心此前的数据，1999年乳制品行业内绝大多数亏损，有1200多家乳制品企业日加工能力在20吨之下。这些小企业不少均生产奶粉——生产奶粉的主要设备为浓缩设备和喷雾干燥设备，属于传统技术，易掌握。

  周忠华说，自己在咸阳乳品厂的经营理念经常被视为异端——“大家都反对，包括同行都反对。”反对者中就包括自己的弟弟周忠林——后者既反对比他大三岁的哥哥“搞奶粉也需要搞养殖、草地等一系列配套”的思路，也反对哥哥1997年上脱脂奶粉生产线的决策。

  原因很简单，周忠华自认为正确的理念并不能转化成看得见的利益。

  2001年年底，周忠林离开咸阳乳品厂，但与人合股搞的全脂奶粉厂半途停滞，他买下合伙人的股份销售了几年奶粉。

  在周忠华的描述中，周忠林接手的奶粉厂在渠道中拖欠的货款太多，“没赚几个钱”又在2007年卖出了厂子。而在此期间，周忠华的咸阳康华乳品有限责任公司（由咸阳乳品厂改名）也在阜阳“大头娃娃奶粉”风波中严重受损。

  周氏两兄弟都成了乳业又一个赚不到钱也离不开的“漂泊者”。

  卖厂之后，周忠林在甘肃临洮县又跟人合伙办了一个厂，“刚办起来，时间不长就赶上三鹿这个事。”

  三聚氰胺风波后，地方政府希望周忠林的乳品厂持续生产以支持奶农，“政府要求他必须开厂，给政府解围，当时政府借了他150万让他继续生产，但很快就赔完了”。周忠林随后退出临洮的这个乳品厂。

  奶粉调拨与中间人

  一位乳业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周忠林的经历在行业内非常典型——“大公司抢奶的时候，小奶粉厂得不到奶源就关门了。而等到大公司撤出这片地方的时候，奶农卖不出奶，小奶粉厂又开张了。”

  上述人士认为，近十年来高速增长又伴随着数年一次危机事件的奶粉市场，使得中国数以千计的中小奶粉厂开开停停，这导致了市场长期存在库存奶粉以及相应的奶粉调拨——奶粉厂买入奶粉“生产”奶粉，使得奶粉“掮客”应运而生。

  这些中间人许多都是曾在乳业中摸爬滚打过的“漂泊者”，他们不但可以买低卖高，向中小奶粉厂倒卖奶粉，甚至有机会把生意做到大奶粉厂。“许多（业内）人相信，原料奶粉即使有问题，稀释（奶粉厂加入其他来源的奶粉或食品经营者掺入其他原料）之后问题也不大。问题奶粉很难真正退出市场。”

  青海三聚氰胺奶粉风波之前，周忠林在北京找到一个合伙人，准备借康华的场地与部分设备搞碳化硅的太阳能项目，项目投产准备期间接到过去有往来的东垣乳制品厂来电，说需要一批奶粉。

  周忠华辩解说，周忠林把这单子交给了河北一个姓孙的人，还叮嘱后者“把质量弄好绝对不能出问题”。姓孙的中间人说：“没问题，这你放心，质量绝对没问题。”

  6月25日，甘肃省质监局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接受委托人刘西平送检的三份奶粉样品，要求检测三聚氰胺指标。检测结果，三份样品中三聚氰胺均严重超标。青海再现三聚氰胺奶粉事件由此揭盖。

  此后，周忠华发现，卷入这一轩然大波的弟弟，居然不清楚奶粉的实际来源，立即让后者停下手头的太阳能项目飞往河北，百般周折找到孙姓中间人。“最后给他做了半天工作，才把上线说出来了。”

  7月8日，周忠林带着接收奶粉款项的银行卡出门向质监局与公安局反映自己了解到的情况。同时，周忠林还背负着有200多万元个人借款与奶农欠款的厂房里进行着的尚未完工的新项目。

  “现在好多人见了我就说，忠华你那个时候如果搞房地产就好了，你当时搞房地产要比现在搞房地产发达的人条件可要好多了嘛。”周忠华自嘲自己的乳业经历说，“你门进错了嘛。”

  延伸阅读

  乳品新国标被指倒退25年

  卫生部称不影响健康

  今年4月，新版乳业国家强制性标准正式颁布，并从6月起开始正式实施。

  在生乳安全标准中，生乳蛋白质含量由1986年旧版生乳国标中的2.95%降到了2.8%，新标准中的这一数值创造了历史新低。

  降低生乳蛋白质标准是否和奶农达不到标准而添加三聚氰胺有关？新国标是否意味着乳品质量的降低？上周，在卫生部召开的介绍乳品安全国家标准的新闻发布会上，卫生部联合有关专家对这些热点问题进行了解答。

  乳业新国标果真“倒退25年”

  针对乳业新国标颁布以后，生乳安全标准中的蛋白质含量和菌落总数的指标都低于1986年旧版国标的质疑，黑龙江省奶业协会秘书长吴和平表示，这个指标的设定符合我们国家生乳的生产实际。

  ■标准针对的是刚挤出来的生乳

  吴和平解释说，消费者不必担心，因为生乳是从符合国家有关要求的健康奶畜乳房中挤出的，无任何成分改变的常乳，也就是说生乳标准适用于生乳，不适用于即食生乳。这个标准的执行主体是奶牛养殖者和乳品企业。

  ■国产生乳蛋白质多低于2.95%

  吴和平说，我国目前奶牛饲养中粗饲料结构单一、优质饲草饲喂率低，因此生乳蛋白质含量也相对较低。

  据农业部调查，2007年到2008年夏季，北方一些省份生乳蛋白质含量低于2.95克/100克的比例分别达到75%和90%；2008年某大型乳品加工企业收购区域内的小规模养殖户和奶牛小区的生乳蛋白质平均为2.84%。现在制定的指标尊重了国内养殖的现实。

  ■设定2.8%指标可避免奶农倒奶

  食用奶制品质量会否因此降低

  生乳加工成奶粉 蛋白质含量将不一样

  生乳从源头上的蛋白质降低了，人们食用的奶制品质量是否会降低？

  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君石解释说，生乳标准的蛋白质含量不会影响消费者所食用的液态奶和奶粉里面的蛋白质含量，现行液态奶和奶粉蛋白质含量与以往的标准并没有改变，对消费者的健康无影响。

  而且他还提到，国家标准一直都是一个“最低”的标准。现在，我国乳品企业规模化的程度越来越高，一些大企业的标准都要高于国家标准。“我建议大家不要光盯住生乳，奶制品经过加工成奶粉后蛋白质的含量就不一样了。生、鲜奶是2.8%，奶粉的蛋白质含量又高上去了。其实是通过食品加工，把水分挥发掉了，它的蛋白质含量跟原料是不一样的。”陈君石解释。

  标准降低 奶农仍可能造假

  不久前，青海、吉林再次发现问题奶粉又让消费者再次聚焦我国脆弱的乳制品生产安全。6月1日执行的国家生乳安全标准中对蛋白质指标的降低是否会阻止奶农为达到蛋白质的高标准而造假的行为？

  有中国“乳业大炮”之称的中国奶协理事王丁棉明确向记者表示“不会”。

  王丁棉认为，目前，造成我国一些地区的生奶蛋白质含量低的原因是饲料结构不合理。因为奶制品企业尽量压低生奶的收购价格，让奶农不愿意花钱购买好的饲料来提高奶牛自产奶中的蛋白质含量。

  现在尽管标准降低了，但是落后的地区仍然会有达不到2.8%这一指标的奶农，他们怎么办？除了倒奶还会不会选择造假，这个口子能通过降低标准堵住吗？他认为，为了迎合市场而降低国家标准的方法，只是在做表面文章，并不能改变目前我国奶牛养殖水平低的现状。

  王丁棉同时对新标准的调查数据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根据他掌握的情况，首先广东的生奶蛋白质含量保持在3.0%已经长达20年，而且内地有超过50%的生奶蛋白质含量都达到了2.9%，“为什么我们的标准不就高而就低？我很不理解，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公布调查的具体数据。”

  如何通过标准来提高我国奶牛养殖的低水平？王丁棉给出了自己的建议，他建议标准应保持在生乳蛋白质含量2.95%的指数上，超过的企业或奶农可以给予奖励，促进其健康的发展，低于这个标准的可以低价收购，避免奶农倒奶事件的发生，同时，如果其在5到10年内始终无法达到2.95%的标准，就要实行市场退出机制，被社会淘汰。“只有这样，才能让我国的奶牛养殖进入良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