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之问”：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据说这是不久前驾鹤远去的钱学森先生为中国人留下的设问。最近这些日子，这个设问以“钱学森之问”的名称流传开来，成为许多人试图解答的命题。　　在我看来，这个问题颇有点类似古希腊神话中人面狮身女妖提出的“斯芬克斯之谜”：什么动物走路早晨四条腿，中午两条腿，晚上三条腿，而腿最多时最无能？其实提问者心里有着明确而实在的答案，只不过不愿说出而已。据报道，2005年温家宝看望钱老，钱老表达自己的看法，认为现在的大学没有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造成人才“冒”不出来。不过，人们不太注意钱老此前还有一段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就凭这个感慨，我们就可以断言，在钱老心中，动荡不安的民国时期何以人才辈出、群星灿烂，而在随后“形势一派大好，越来越好”的时期何以日月不光、山岳潜形，是有着清醒意识的，换言之，所谓“钱学森之问”是钱老的自问自答，胸中早有现成的答案。　　钱老是绝顶聪明的人，以他接受欧美现代教育而成为杰出科学家的教育背景，他不可能不明白当代中国教育问题的症结所在。他生前对人们一再强调他在加州理工学院自由探索的经历，说明他对于造就科学大师——更宽泛些，造就大学者、大思想家——所需要的环境条件，了然于胸；更重要的是，他从上个世纪50年代以后亲眼目睹了民国时期成长起来的具有强烈独立意志的知识分子群体从失语到覆亡、再到新一代鹦鹉学舌式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过程，而他本人也在“科学为政治服务”那种咄咄逼人的政治氛围中，有违科学家的基本修养、写下那为后人诟病的“科学帮闲”文章，他不可能不明白，对杰出人才的致命戕害来自何方。以钱老本人那非同寻常的亲身经历，他不可能不明白，他之所以能够受到当局的一贯重视，成就一世的辉煌，虽历经一次次洪涛巨浪而安然无恙，风采依旧，而没有像他的大多数同代人那样遭受灭顶之灾，正是因为他所从事的科学事业不仅与政治少有纠葛，更重要的是，他在自然科学上的杰出成就变成了政治家宣扬文治武功的资本。　　很显然，集高度智慧和独特经历于一身的钱老，在来日无多的晚年提出这样的问题，不过是委婉地提醒当局，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并取得重大成就的前提下，现在是解决人才培养问题的时候了。　　时下流传的“钱学森之问”，原来是这样一个问题：钱学森认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本来不是问题，而是事实陈述。作为自然科学家的钱老，他的谈话——“钱学森陈述”——涉及的是现时大学教育在培养自然科学杰出人才的缺陷，涉及面很狭窄。而真正的问题是，我们的教育不仅没有培养出杰出科学研究人才，同样也没有培养出杰出的学者和思想家；而大科学家与大学者、大思想家，所赖以涌现的土壤是相同的，这两类杰出人才的出现犹如一对连体婴儿，是相偕而来。一个不能长出杰出科学家的土壤，同样也不会生长出杰出的学者和思想家，反之亦然。也许是基于这样的现实，人们才将“钱学森陈述”转变为一个设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在表达方式的变化中，“钱学森之问”已经扩大了“钱学森陈述”的内涵。　　不过，即使扩大了内涵，这个提问还是存在严重缺陷：如果仅仅从技术操作层面追问人才为何不能“冒”出来，担当培育人才的各级学校无疑是难脱干系、难辞其咎，但如果从教育制度所依存的整体社会环境来思考，恐怕不能简单地止步于对大学环境乃至教育制度的质问，因为学校——从小学到大学——的运行模式乃至整个教育制度，都受意识形态的支配；在国家意识形态决定和支配教育运行方式的前提下，教育部是直接主事者，而学校只是教育部管辖的行政部门之一；在学校从根本上没有自主办学权的情况下，仅仅追问学校的责任，这就像旧社会的大家族里，对一个没有管家权的小媳妇发问“为何没有管理好家族事务”一样文不对题，一样怪异荒谬。所以，“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所谓“钱学森之问”，更精确地表述应该是：为何不让杰出人才“冒”出来？　　其实，对于这个问题，早在两千多年前，古希腊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已经做了回答。亚里士多德认为，文化思想的创造需要三个基本条件：一是天才人物对学问的真兴趣，二是充分的思想自由，三是充足的闲暇（时间之保障）；这三个条件缺一不可。如果一个时代出现这三个因素重合的条件，则将形成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局面。而历史的怪异逻辑是，这三种因素叠合的情况实在是少之又少。　　从生物学角度，潜在的天才人物在每一个群体和每一个时代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真正的学问爱好者从来不乏其人，然而，即使是天才人物，对学问的兴趣也很容易被引向歧途，偏离学问之境。以中国的历史实际而论，天然存在的庞大人口数量，是天才人物永远存在的基础，但中国社会从春秋战国时代开始，文化实用主义（所谓学以致用是其表现形式之一）决定了对形上思维的欠缺，而两千余年间儒家思想所倡导的“学而优则仕”，更将绝大多数才智之士的兴趣吸引到了官场。唐太宗看到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鱼贯而入，志满意得地慨叹“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之时（全文5800字） ...[ 以上文字节选自炎黄春秋杂志，阅读全文请订阅本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