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晚年心系分配问题 重视两极分化带来的后果//橄榄要怎么长？——“收入分配问题”：分析与对策

1989年11月，邓小平经中央同意退休。他以自己的模范行动践行了由他倡导的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的终身制。退休之后，正如他自己所表示的，将继续忠于党和国家的事业。他在晚年仍然关注党和国家的前途，思考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其中，分配问题是他晚年思考和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他谈得最多的一个问题。从1990年4月到1993年9月，见于《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和《邓小平年谱1975—1997》的，在不同场合发表的谈话中，他谈及和着重谈及分配问题的就达六次之多。他直面现实而不讳言两极分化的出现，尖锐指出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并富有预见地提出公平分配、共同致富将会成为一个很大很重要的问题。他在晚年对分配问题情系群众，萦萦于怀，见解深刻，期望殷切，是值得我们认真对待并加以切实解决的。

直面现实坦言两极分化自然出现

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以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为标志的历史新时期。改革开放是一场伟大的社会变革，还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非常重视要正确处理公平和效率、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他曾经设想在这场社会变革中有可能导致的逆向发展的种种情况，诸如，他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又说：“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①。等等。但是，当现实生活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决不会回避问题，更不会文过饰非，而是敢于直面现实，揭露和解决矛盾。这是对我们的事业有信心的表现，邓小平在这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坚持实事求是的榜样。他在晚年关于分配问题的六次谈话中，都尖锐地提出了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出现的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问题。特别是1993年9月，他在关于分配问题见于记载的最后一次谈话中，非常坦诚而语重心长地指出：“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他还说：“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②。这个忧虑，他在多个场合讲过。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中始终要求要坚持社会主义的两个根本原则，这就是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共同富裕。他提出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但其目的也是为了让先富的人和先富的地区能够帮助后富的人和地区，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他曾设想到了20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应该把共同富裕的问题提上日程。但后来的发展并非像原来设想的那样，人与人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差距不是缩小了，反而是扩大了。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他说：“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③。在这之前，他在会见泰国正大集团董事长谢国民时也作过这样的阐述，他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有凝聚力，才能解决大家的困难，才能避免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他特别指出，如果中国只有一千万人富裕了，十亿多人还是贫困的，那怎么能解决稳定问题？我们是允许存在差别的。但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必须搞共同富裕。他还说：“中国情况是非常特殊的，即使百分之五十一的人先富裕起来了，还有百分之四十九，也就是六亿多人仍处于贫困之中，也不会有稳定。中国搞资本主义行不通，只有搞社会主义，实现共同富裕，社会才能稳定，才能发展。社会主义的一个含义就是共同富裕”④。

邓小平在谈到分配的问题时，总是同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的本质联系在一起。他坚信社会主义制度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中国在经济发展起来和效率提高以后，如何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使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成果不被少数人所占有，而能够解决好社会成员收入的公平合理的分配，就会成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把能不能够解决好分配领域出现的过大的差距，能不能够通过缩小这个差距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提高到是不是搞社会主义的高度来认识。邓小平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就把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本质的重要内容提了出来。他说：“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⑤1992年12月，他在上海休息期间，看到《参考消息》的两篇外电报道：《马克思主义新挑战更加令人生畏》和《中国将成为最大的经济国》，其中一篇文章提到：“西方实行自由市场的自由派所面临的挑战将不仅仅是显示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效率高，而且还要显示资本主义在分配上是公平合理的”。当时正是苏东剧变发生不久，在西方一些学者看来，资本主义社会如果不能解决在财富分配上的公平合理问题，总有一天主张公平合理分配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还会重新高涨起来。这则报道引发了充满忧患意识的邓小平的深入思考，如果说以私人占有生产资料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决定了它们不可能解决收入分配公平合理的问题，那么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解决好社会成员收入的公平分配，就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为此，他专门和身边工作人员谈到：“中国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后，一定要考虑分配问题。也就是说，要考虑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的差距问题。不同地区总会有一定的差距。这种差距太小不行，太大也不行。如果仅仅是少数人富有，那就会落到资本主义去了。要研究提出分配这个问题和它的意义。到本世纪末就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我们的政策应该是既不能鼓励懒汉，又不能造成打‘内仗’”⑥。他特意要求工作人员把这段话记录下来，并送给中央领导同志参阅，由此可见他对分配问题是何等重视。

橄榄要怎么长？——“收入分配问题”：分析与对策

2010-07-01 11:3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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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连串的劳资矛盾事件，部分企业的大幅调薪及大面积省市的调高工资政策，引起了海内外对当前中国收入分配问题及可能因应对策的高度关注。《人民日报》发表系列文章，聚焦收入分配，呼吁加快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橄榄型”社会财富分配格局，以调解和纾缓社会矛盾。

这里无需引述基尼系数等测量指标了，因为实际现象与问题的存在，远比一个简单的数字更能引起各方高度关注。现在的问题是该怎么办，正在进行中的做法及探索的思维方向究竟正不正确，是不是该有一个系统化的“收入分配改革”对策？

首先，要看清楚，针对当前问题所提的思路与对策，应可视为中国改革开放在第二个30年“与时俱进”的修正与补充。1949到1979，中国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中国有社会主义但没有市场经济，没有物质基础，这条路走不下去。所以1979年之后，邓小平说“发展是硬道理”，发展就要靠市场经济。但刚开始，物质条件一下子也齐备不了，所以“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二、三十年后的今天，一部分人已富起来了，分配问题开始浮现，与此同时，市场经济创造的物质基础渐臻厚实，国家已有余力来进行收入分配的改革了。换言之，现在是到了强调公平与分配的社会主义，与强调效率与产生的市场经济齐头并进的时候了。再换个方式说，就是以更多的社会主义来补充矫正市场经济的不足与缺陷的时候了。而社会主义，是要通过“政府”对“市场”进行必要的干预来体现的。

传统的“分配理论”，有所谓“三次分配”的说法。即“第一次分配”交给市场，由市场根据“边际产生力”原则进行分配，谁贡献多，谁分配多。这个原则，可以确保所有资源发挥最大效率。为确保最大效率，政府原则不作干预。

所谓“第二次分配”，是市场经济在第一次分配时因为优胜劣汰，使部分弱势者因竞争力不足而难以达到最低生活标准时，政府对他们的救济与帮助。这即是社会主义，可以看到，社会主义是补市场经济不足的。

倘若因为某些原因，例如政府财力不足，在“第二次分配”中未能给予弱势者足够协助使他们能达到最低生活标准，刚可由社会组织（如公益组织，宗教团体或非政府组织及社会志愿者等）施以援手，帮助弱势者，这是“第三次分配”。

在传统的分配理论中，政府的角色主要在进行“第二次分配”，但近年来，此一看法在北欧等发达国家被适度修正。因为在“第一次分配”中，所有的参与者，他们竞争的立足点往往未必公平，例如他们享有的教育资源、生活基本条件，市场准入的限制，及一些相关的权力因素。如果立足点存在着明显的不公平，那么，“第一次分配”后的分配结构，反映的就不仅仅是“边际生产力”差异。考量到这层原因，当代的“新分配理论”乃赋予了政府在“第一次分配”中的新的积极性角色（相对于“第二次分配”中的被动角色而言），政府必须尽最大努力，拉近或拉平所有竞争者在立足点上的差距。

最后，“分配理论”还不能忽视宏观经济政策对分配造成的影响，这主要是指物价膨胀对收入分配造成的冲击。物价上涨通常不利于劳动报酬而有利于资本或资产报酬，基于同样的逻辑，负利率也会产生类似的效果。

中国政府积极关注收入分配改革问题，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政治稳定及拉动内需，政策性的推动工资增长是可行的手段之一，正确认识政府在“三次分配”中的应有角色，及理顺宏观调控政策中效率与公平的相对关系，恐怕同样重要，做到了这些，橄榄就形成了。

（作者：石齐平，源自其凤凰博客，原载于最新一期《理财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