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行程的二律背反（《告别革命》片断）

历史行程的二律背反（《告别革命》片断）   2010-06-30
历史行程的二律背反（《告别革命》片断）   2010-03-13
历史行程的二律背反
刘：刚才我谈得太多，现在应当让你多谈谈，我很想听你讲讲历史进程的二律背反。
李：我也谈了不少。历史行程的二律背反，意思是历史总是在矛盾中前进。谈这个问题时，我以前老讲两个小故事：一个是杰克·伦敦(J．London)有个短篇小说描述一个白人和一个黑人的矛盾。那位白人雇一个黑人和他一起运鸡蛋去远方，因那地方少鸡蛋，运到後一定会发大财。但运输的路上极其辛苦，这位白人雇主非常吃苦耐劳，节俭勤奋，真可说是艰苦卓绝，但这个黑人却完全相反，消极怠工，好吃懒做，觉得这样吃苦去赚这个钱，实在不值得。最後，鸡蛋运到了，却全臭了，白人只好自杀。另一个是高尔斯华绥(J.Galsworthy)的作品，也是短篇，描写的是一个手艺精湛的鞋匠，为人忠厚，他做的皮鞋简直像艺术品，既美观，又耐穿，多年也穿不坏。但在大工厂生产皮鞋的时期，生意却越来越冷淡了。没人再来买他的鞋，因为工厂生产的鞋，便宜得多，而且花样翻新，虽不耐穿，但大家还是喜欢去买。这两个故事描述的正是二律背反，双方各有其价值，你能说谁是谁非吗？你能说杰克·伦敦的那黑人白人谁是谁非吗？也许杰克·伦敦是站在黑人一边批评那白人。但那白人想艰苦创业，历尽艰辛，不也正是今天企业家的榜样么？不也正是一种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么？但那黑人觉得人生如此并无意义，也许他更向往中世纪的田园，这也不错呀（我这也是藉题发挥，因为这个故事的细节已经记不准确了）。这两个故事都表明历史与人生，历史与感情，历史与伦理的关系非常复杂。两者固然有相当一致的时候，但也经常有矛盾。刚才你说的实际正是历史与伦理的矛盾。追求社会正义，这是伦理主义的目标，但是，许多东西在伦理主义的范围里是合理的，在历史主义范围里并不合理。例如，反对贫富不均的要求，也就是平均主义的要求，在伦理主义的范围里是合理的，但在历史主义的范围里就不合理了。所以我以为邓小平“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而不是大家都贫困化，这正是不同於毛的历史主义。
刘：个人的私欲在伦理的范围内自然是恶，但是在历史的范围内，恶则是历史发展的杠杆，这一点黑格尔说明过，所以恩格斯认为黑格尔比费尔巴哈更深刻。打破大锅饭，在伦理主义范围内，可能被视为残酷的、不道德的东西，但是一旦打破，个人的潜能被刺激出来，社会就获得发展的推动力，这真是无可奈何，也属於“此事古难全”。
李：你说得对，光有社会正义的要求，光用道德眼光来看社会，固然纯洁、高尚，但是，这也会产生不必要的、过度的义愤，以致导致革命情绪和“革命行动”。“文革”中不是常讲“革命群众要采取革命行动了”吗？在社会前进发展的过程中，在某一历史阶段中，所采取的具体形式和方法，并不一定都那么善良、纯洁。
刘：我探讨忏悔意识和良知责任，也注意到这个问题。我们必须维系人类的良知，不断地呼唤良知责任、道德责任，但是，人类的历史还很短，人类并不成熟，良知还是很不可靠，正因为良知不可靠，人性不可靠，所以就需要法律。法律是道德的最低要求，一个社会要维持下去，就必须强制社会成员接受法律的要求，这就不是那么温情脉脉，法律又常常是很严酷的，不讲情义。
李：历史总是在这种矛盾中忍受痛苦。例如，从《诗经》开始到杜甫的〈兵车行〉，都表述战争的苦痛，描述送别丈夫、子弟上前线的痛苦之情，成为传诵不衰的名作。但是，从西周到汉唐，军队抵抗异族入侵，和远逐匈奴、“保家卫国”、“少年从军征，八十始得归”，这也是无可奈何和难以非议的。在历史主义的层面上，还得记录这些功绩。可是，一战争就要死许多许多人，造成那么多家庭与个人的悲剧。这种悖论，从古至今所在皆存，但愿总有一天，世界永无战争。
刘：我国古代思想家两千多年争论不休的利义之辩，西方学者的功利论与正义论之辩，也是历史发展的二律背反问题。有的强调“利”，这是把历史主义放在优先地位，有的强调“义”，这是把伦理主义放在优先地位。历史发展的二律背反，内涵比利义之辩丰富，如你刚才所说的它包含着历史与人生、理性与情感、利益与道德的复杂关系，但利义之辩也确实是历史前进的重大矛盾内容。
李：在我国古代思想史上，义利之辩是非常重要的线索。孔子、孟子、朱熹这一线强调义，而墨子、荀子、董仲舒、叶适、黄宗义、康有为等都强调利，强调经世致用。现在的思想史著作没有把这两条线讲得很清楚。新儒家对强调经世致用这一线的思想者更是忽略。牟宗三先生说叶适是孔子最大的敌人，其实，应当说，叶适是牟先生最大的敌人。
刘：儒家思想家们强调利的时候，也不是完全排斥“义”，只是强调要有一种合理的“义”，即要考虑到历史发展利益同时也包括个人利益的义。我们现在应当更注意发掘经世致用这一线索的思想资源。
李：我把伦理分为宗教性伦理与社会性伦理，前者是对伦理的绝对强调，後者则包含着对伦理与社会利益的平衡。
刘：处理历史与伦理的关系确实很复杂，我在思考忏悔意识的时候，就注意到一种无罪之罪。意思是说，我在法律上并没有罪，但我置身一种利益关系中，无意中支持一个犯罪的整体，进入一种共犯结构，因此我就产生罪感。我想以此说明，光有私德还不行，还得有为公共利益奋斗的公德，因此，有公德心的人并非不考虑利益，关键是考虑怎样的利益。这几十年，中国不仅经济国有化，而且灵魂也国有化，我们把心灵、灵魂、良知都交给国家，追求抽象的共产主义道德，把个人利益完全抹煞了，但中国仍然没有搞好。这才使我想到，光是把良知、灵魂、理性交给国家、政府不是办法，还应当对政府进行批评、监督，要对制度进行反省，要为自身和同时代的社会成员的独立权利而思考而讲话。一思考、一讲话，就涉及“利”，就打破上下尊卑的道德要求，於是，原来的温良形象就变成有点锋芒了，於是，一些人便摇头。
李：所以说，历史发展并不简单，个人的选择也不简单。有位朋友出了本书，书名是《政治多么简单》，据说李登辉看到後说，这个人多么简单。
刘：政治家与文学家的矛盾总是从这里开始发生，文学家尊重人的情感，把个人的情感看得很重，而政治家往往是铁石心肠，为了达到一定的历史目标，他们总是说，牺牲是必要的，流血是必要的。历史学家可以歌颂拿破仑，但作为文学家的托尔斯泰，他绝对无法接受。巴斯特纳克的《齐瓦哥医生》中的主角，他从人道主义的立场去支持十月革命，结果最後自己被这场革命所吞没，因为革命并没有时间和精力去铭记他当时的善良心肠，它按照自己的钢铁轨道无情地向前运行，不惜碾碎曾经帮助过自己的人。在文化大革命的残酷洗礼中，无数无产阶级革命家被置於死地，我们的文学家为他们写了不少挽歌，但是，如果作为革命，作为继续革命，这种牺牲又是符合自身的规律。革命本身就非常残酷。
李：所以我们评价某种东西，就应当放在不同的层面来看。例如对《河殇》，我上面说了，如果把它视为一种文学作品，从感情的层面上来看它，我是支持它的。文学就是表现情感，包括很极端的情感，情感总是缺少理性。这种情感不管你赞成不赞成，它都可以片面地加以表现。但是如果作为一种学术作品，或是历史教科书，那我就要认真地反对它的许多观点，例如把中华民族的文化归结为黄河文化，从而是落後的根源，我就很不赞成。在历史前进中，需要科学，也需要文学，文学不断地对历史进行批评、反思、抗议，也许不大符合实际，但有它存在的巨大价值。
刘：对於民粹主义思潮和它在文学中的影响，也可以看到这种悖论。民粹主义，作为一种政治主张，或者说作为一种历史要求，是很有问题的，它崇尚农民，排斥资本主义方式，这种思潮放在历史的层面上，我们不能说它是进步的。例如章太炎，他的民粹思想、道德主义，我就不赞成。但是，有民粹主义思想的作家，他对农民倾注了感情，对农民的善良、纯朴由衷喜爱而且写得非常美，并因此反衬被工业污染的都市文明的肮脏与黑暗就无可厚非。如果一个作家认为城市是罪恶的，只有乡村是乾净的，因此，他竭力反抗城市对乡村的侵蚀，这也会写出很好的文学作品，沈从文的《边城》就是这种作品。从文学的层面上，我们就不应当去追究这种作品的民粹主义思想的是非。理性与感性也是一对二律背反，都有存在的理由。
李：不错，正像两个曹操并行不悖。历史上的曹操和《三国演义》中文学中的曹操，都有存在的理由。历史上的曹操，是历史学家用理性再现的，而文学中的曹操则是文学家的感性产物。
刘：作家不应当太理性，一旦太理性，就把甚么都看穿看透了，想得太透反而写不好，例如赫尔岑（Herzen）就太理性了，所以他写不好文学作品。车尔尼雪夫斯基（Chernvshevskv)也是这样，他作为一个思想家，非常理性，但他的小说《怎么办》也充满理性，敍述模式是提出问题、回答问题，这样，小说就不感人了。
李：作家最好是保持一种敏感与朦胧的状态，能保持这种状态，才是天才。但是如何保持，为甚么能保持，就说不清，难以捉摸。作家自己也不明白，这也就是我十多年前即强调的“无意识”。
刘：康德好像说过这样意思的话，说科学没有天才，艺术才有天才。艺术创作确实有点神秘，一幅画、一部小说或诗歌，写得那么好，但要作家理性地说出为甚么写得好，恐怕讲不出太多道理。作家的创作就凭经验，这种经验里包含着灵感、才能，甚至是大灵感、大才能，很难讲清楚这是怎么回事。能讲清楚经验，肯定不是大作家。
李：所以任何作家都不能保证下一部作品一定成功。这一部作品成功了，下一部作品却不一定，也许大失败。如果能说清楚作品怎样写就能保证成功，恐怕不是大作家。
刘：科学家可以理性地确定，理性地预测，作家就不能。作家创作的敌人恰恰是太确定。
李：大诗人作诗并不是每首诗都好，有时行，有时不行，无法规定。
刘：创作中有一种高峯体验，这就是一种很神秘的精神历程。在某种状态中作家就能把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把潜在的情感、思绪充份地激发、调动出来。
李：所以作家不可太聪明，太聪明就成不了大作家。太聪明了，就是甚么都想得、看得很透，有太强、太清醒、太准确的判断能力，想得很周全、精细，这样就会丢掉文学中那些感性的、偶然的、最生动活泼的东西。像杜斯妥也夫斯基，就常常是糊里糊涂的。他又是赌博，又是喝酒，连即将上绞刑架的前夕，也是糊里糊涂的，还想到告别、忏悔、新的生命等等。这种性格，才能把全部生命投入文学，才能把内心深处那些最丰富、最真诚的体验表达出来。这些东西才不会被理性的聪明所阻挠所掩盖。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理论研究，分析问题却相反，要求清晰、准确、精细、全面，但文学创作则可以片面，作家诗人想得太全面，也就是太聪明，太精，甚么方面都顾到，就写不好。所以我一直说文艺难以周延分析，感情无须周到全面。
刘：科学、理论都是对世界的认识，认识世界自然不能片面，而情感是一种感染，托尔斯泰说，文学是情感的感染。感染自然是片面的。片面的情感恰恰是很深的情感。太聪明的作家常常扼杀这种情感，使这种情感平庸化。才能不足，就很难战胜平庸。
李：作家的“配合”形势，也是太聪明的一种表现。扭曲自己的才能去适应社会，既要作品得名，又要生活得好，有名有利，拥有一切，但这在创作上却要付出损失的大代价。
刘：人文环境的残暴常常会逼迫作家生长大聪明而窒息大智慧。我看到当代有些作家，相当聪明，创作量也很大，对政治、社会、爱情都看得很透，但就缺少大执着，因此也就缺少一种内在的大智、大勇、大爱。
李：你是从事文学理论研究的专家，将来还可把理性与感性、认识与感染、全面与片面的区别与联系的复杂关系讲透，包括作家不可太聪明这一点讲透。这一点似乎很少人讲，大概也属於离经叛道，而且会得罪许多太聪明的作家们。
载自《告别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