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回应迷信政治打击的批判者（《告别革命》片断）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5/27 00:09:36
回应迷信政治打击的批判者（《告别革命》片断） 2010-06-30 回应迷信政治打击的批判者（《告别革命》片断） 2010-03-13 回应迷信政治打击的大陆批判者们 刘：这两年国内把我们作为重点批判对象，你身居北京，感觉如何? 李：这真是我们的荣幸。教委、中宣部组织队伍，调动他们所可能调动的人员，对我们进行了大围剿，真是花了不少气力呀。 刘：这种全国规模的大批判，在八十年代本来已经基本结束了，这次又重新演出，真是可悲。动员那么多人，开了那么多会，真是劳民伤财，纯属白费力气。我庆幸的是虽然是他们打击的中心，但能置身度外，没有再浪费时间与生命。 李：他们总是迷信大批判。其实只要他们正视一下大批判的历史，正视一下批判胡适、俞平伯、胡风、“右派”、“反动学术权威”的历史，就会知道这种愚蠢的历史重复，其结果都是一样的，而且几乎是每下愈况，收效越来越不行了。它不仅无法把批判对象批倒，反而使批判家本身弄到了一副凶神恶煞的可憎面目。所以我对这些批判一直是一笑置之，毫不理睬，尽管只要我能看到的批判文章，我都认真拜读了。 刘：批判的文章真不少。我看到国内朋友整理的不完全的批判文章的目录，到去年八月为止，批判你的有四十六篇。 李：其实不止，仅长沙会议对我的专题批判就有二十二篇，许多都不包括在那四十六篇之内。还有好些，例如你讲的那篇《北京晚报》上的，我就压根儿不知道。 刘：我看长沙会议之後发表的《若干哲学、思想史问题系列讨论第二次会议纪要》，真要笑掉牙了，真想写一篇黑色幽默。这种“纪要”形式是中国共产党最高级会议常用的形式，作为一个党，发布会议纪要是有壮剧性的，但几十个短钉小儒众集一起作了一些不伦不类的批判，也来发“会议纪要”，未免小题大作，太虚张声势，而且全篇的语调、口吻都极力模仿中共中央全会公报，煞有介事地念念有词，这不是东施效颦吗？ 李：大约是前十年他们太寂寞、太受委屈了，现在要重振军威，来个“最高形式”。他们对你也有一个“纪要”。我们能成为“会议纪要”的主题，也真有“历史意义”。 刘：有，也使我乐了好几天，黑格尔说历史的演出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闹剧，真深刻。他们批判我的文章更多，去年我到日本去，日本的年轻学者宇野木洋先生给我一个“文学主体性讨论”的目录，就有两百篇。其中有一些已是狠批我的文章了。但这些姑且不算，“六四”以後的政治批判的文章已近百篇了。 李：“主体性”问题已成为一个重要学案，其实，也应当是个学案，而不应当是个“政案”，对学术问题作“政治解决”总不是一个办法。但没办法，他们总是迷信“政治打击”。 刘：对於他们的大批判即“政治解决”，我也一直不加理睬。李陀告诉我，对待这种批判，你应当学大象，不应当学兔子。兔子把耳朵竖得高高，所以一直长不大，而大象则把耳朵垂下，贴着身子，不管身外的喧哗，只管走自己的路，所以它就强大。这几年我一直以大象自勉。但是，今天我所以还要和你讨论批判事，是想面对一种文化现象，即二十世纪中国所特有的文化大批判现象实质上是政治大批判现象。 李：我们在谈话中，我一再说，这个世纪的中国有一基本教训，就是迷信文化批判、政治打击的力量。忘记经济这个本，却指望依靠文化批判、意识形态斗争、上层建筑革命来治好中国，这种思路和道路是极大的错误。这种路子不仅使国家陷入贫穷，而且陷入人为的紧张，不仅破坏了社会生态，而且破坏了全民族的文化心态。可是，至今没有吸取教训。 刘：其实，从批判“武训传”、俞平伯开始直到现在，所有的大批判都是失败的纪录。他们把俞平伯整哑了，把胡风整疯了，把路翎整傻了，把傅雷、老舍整死了，还有许多惨案，但俞平们、胡风、路翎、傅雷、老舍的文化建树还在，像永远的纪念碑，而整他们的人，如李希凡等，虽然还在当“党代表”，但终究是一介文化丑角。批国内的胡风不能奏效，更不用说身居海外的胡适了，对他的批判文章成千上万，但胡适还是胡适。尽管全是失败纪录，但还是迷信批判。 李：我们提出的是学术问题，俞平伯、胡适等提出的也是学术问题，这可以争论，可以有不同见解，但这必须遵守学术规范。也就是必须按照学术程序，用学术语言进行有理有据的讨论，而文化大批判和政治打击完全破坏学术规范，他们先是断章取义，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然後无限上纲，扣大帽子。我已被扣了“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等十几顶帽子了。这几十年，大陆的学术规范被摧残得很厉害，现在有些年轻人公开说自己的文章就是自相矛盾，就是不讲形式逻辑。似乎以此为荣，很革命嘛，就是这种破坏，这种政治打击与文化大批判在学术领域内的恶果之一。 刘：一个国家的文化心态如何，是衡量一个国家质量的价值尺度之一。唐、宋两朝，唐的文化心态就好，所以有“汉唐气魄”之称；宋就不行，对於外来文化总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中国现在的文化心态很不好，我早就说有一种“世纪末”心态，不信任他人，不信任今天，更不信任明天，到处可以看到—些巧取豪夺、无理可讲的人。为甚么那么多人不讲理，就因为这几十年的大批判就是不讲理，中央的报刊部可以随便把一个红色元帅、元首说成“黑帮”，黑红不分，黑白颠倒，下层老百姓自然也就可以胡来。像你讲国计民生第一义是吃饭问题，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明明讲过，可蔡仪偏说这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问题，这有甚么办法。整个社会文化心态不对头，无理可讲，更不用说甚么学术规范了。 李：每次大批判，都是宣传机构总动员，上上下下的报刊一起出动，《人民日报》、《红旗》、《解放军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还有各种各样的刊物一拥而上，一发就是数以十计、百计的文章，还动员学校、机关、民间学习表态，用的全是战争时期的“人海战术”，连在思想文化界，也用战争时期的办法。 刘：毛泽东迷信战争时期的经验，也表现在文化批判的“战术战略”上，人民战争办法，“大兵团”围歼办法，突然袭击办法都用上了。在中央报刊上点名批判，扣政治大帽子，事先也不通知被批判的人，这就是突然袭击。大批判的语言，更是充塞着军事术语。毛泽东赞赏李希凡那一篇很简陋的批判俞平伯的文章时，说这是对资产阶级学术第一次“认真的开火”，用的就是军事语言。 李：林彪把笔杆子和枪杆子并列为夺取权力和巩固权力的两种互相配合的基本手段，尽管荒谬，但他说出了实话。这两者都是实现某种政治目的的手段。文学艺术以及整个文化，都不过是宣传鼓动的意识形态，文化手段与军事手段的互通，而革命大批判正是这种互通的中介。 刘：所以大批判使用的是暴力语言，而效果又是一种语言暴力。大批判中的文化用语与军事用语可以同一，所以批判文章中总是布满“宣战”、“阵地”、“堡垒”这种字眼。可是，在这个时候，文化已变成武化。六十年代有些老作家就发现文学艺术作品火药味太浓，并提出意见，但是这也成了罪行。江青组织批判反革命“黑八论”裏，就有一条是“反‘火药味’论”。其实，反“火药味”就是反对把战争时期的军事手段、军事氛围带到和平时期的文学艺术中，以避免把文化活动变成武化活动。 李：把战争时期的武化经验也搬到文化场合来，这是一个教训。 刘：你曾说过，二十世纪中国政治斗争中产生两种很坏的怪物，一是共产党的“群众专政”，一是国民党的“特务专政”。概括得很好。这两种怪物危害很大，带给中国人民和中国知识分子很大的痛苦和灾难。我们亲自看到群众专政的恐怖。政治大革命和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文化领域中“群众专政”的一种形式，也是毛泽东的“全面专政”的一个组成部份。因此，批判时一定是兴师动众，除了动员一群笔杆子之外，还动员工人、农民、士兵发言表态，有文章，有发言，有评论，有“纪要”，造成“全民共讨之”的高压。像邓拓、吴晗、老舍这样的知识分子就受不了，自杀了。我们两人看得多经历得多，头皮硬，无所谓了。 李：要是海外的华裔知识分子可能就受不了，连轻轻批评一下都觉得受不了，都要辩解好半天，何况批判。“群众专政”的问题还需要研究一下，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的大批判，有的是属於群众专政的，有的则是国家机器的专政和群众专政相结合，有的是自发性的，有的是指令性的，情况也不同。像文化大革命中各省市对作家的批判，基本上是群众专政的形式，而对胡风、俞平伯的批判，则是半国家专政、半群众专政。在报刊的大批判，有的确实带有群众专政形式，有的还是国家专政形式。但两者是相连相通的，都属於毛泽东思想。 刘：大批判作为二十世纪中国的一种重要现象还可以从许多角度去研究，包括从文化霸权与政治霸权的结合这一角度去研究。二十世纪，文化霸权和政治霸权互相结合，是一个很重要的现象。你说，五四後期中国社会出现了救亡压倒启蒙的情况，这是对的。但如果由此得出结论，说思想文化对现实运动的深远影响随着它作为启蒙被压倒而消失，那就错了。五四时期的思想，之所以可以称为启蒙，并不在於它们没有意识形态性，并不在於它们的纯理性，而在於它们本身是一个与政治权力的霸权相分离的驳杂的集合体。多种思想，多种主义在竞争霸权地位。《新青年》时期，还没有一种思潮，一种主义，有力量将其他思潮其他主义排斥出竞争的市场。各种思想，各种主义都在“百家争鸣”，从根本上说，是因为这些思想和主义同潜在的现实运动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儒家思想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在辛亥革命中随着它所依附的王权的崩溃而失去思想文化的霸权地位。於是，霸权地位的空缺就演变出新文化运动时期多种主义思想竞争的局面。竞争局面形成和存在的潜在意义是使思想和主义去探索与现实运动相结合的道路，在社会的演变中，重建思想文化霸权和政治权力霸权的联姻。以长远的历史眼光来观察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霸权和政治霸权从来就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政治霸权需要思想文化霸权的辅助和阐释其存在的合理性，而思想文化的霸权则需要政治霸权帮助它维持其在社会中的主流地位，为它争取更多的地盘，打退各种异端思想的挑战，两种霸权的联盟，将在中国社会长期存在。儒家思想失去主流地位，王权彻底崩溃，但这并不意味着扎根於社会基本结构的两种霸权的联盟彻底解体，它只意味着经过一段时间的竞争，一种新的联盟将会出现。新文化运动的消退和救亡运动的出现，不仅表示形式上救亡压倒启蒙，而且更重要的是表示一种新的思想文化的霸权和政治霸权的联盟正在出现，并将支配和重组中国社会。三十年代之後，特别是一九四九年之後，马克思主义取得统治地位，文化权力和政治权力的联盟就出现了。历次的革命大批判，就是这两种霸权的结合。蔡仪在学术上打不过你，这回他仰仗政治权力就可以在政治上压倒，给你扣上大帽子。我看到他的一篇东西题目就叫做“评李泽厚的政治宣言”，我看了之後，才知道批的是你重复马克思的那句话：人首先要吃穿，然後才有别的。没想到，你还有政治宣言。 李：政治权力和文化权力结合，很值得研究。这种结合，其实还是以政治霸权压服一切，取代一切。 刘：把文化大批判作为一种现象来研究，倒是很有意思。包括这次对我们的批判，如果从研究中国的精神现象的角度去看，就有意思。 李：这次批判，虽然气势汹汹，但已属强弩之未了。当年批胡适、批胡风，动员了全国的高级知识分子，当时所有的著名的学者、作家等等都参与了批判，其规模之大没法与今天比，那时倒真像一场戏，但结果却并没有把胡适、胡风批倒，胡适、胡风还是作为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文化现象而存在着，并且仍然在今天有影响，今天人们仍在认真地研究他们。这次对我们的批判，其语言和当年差不多，但参与人员和水平却大大下降了，简直演不成甚么戏了，上场的角色太蹩脚了。只能是四流以下的人物了。 刘：五十年代的几次大批判，批判者有的真是著名的学者、作家，而这次很不行，蔡仪和他的弟子都太缺少才能。真是今非昔比。你读这些批判文章吗？ 李：只读了一些，花的时间不多，但仍然认真读，读後心裏很舒服，因为觉得“原来如此”，“不过尔尔，实在太无份量，除了会用大帽子外，别无他技，真是黔驴技穷了，那么又何必为此不高兴不舒服呢？可以说，对我的情绪几乎毫无影响，好些人劝我“想开一些”，他们不知道我根本没去想它，因为不必去想它呀，何必为此浪费时间。 刘：当年戚本禹的文章还是有一种气势，现在的文章完全没有了，写得很勉强，委琐。 李：世界和中国都变得很快。他们这次大批判既是历史的重复，也是大批判最後一次回光返照，而回光返照便标志着终结。这种精神游戏的终结。 刘：这确实只是一次回光返照。如果我们研究一下大批判的历史，我们就会很明显地感到他们从盛到衰的过程。大批判盛的时候，藉助政治的权力，真有“雷霆万钧”之力。这种力量在一九五八年可以把五十五万的知识分子批判得“体无完肤”，文化大革命时可以把国家主席、元帅、最高级的政治权威与学术权威横扫无余，这真是一种强大的气象。陶铸的夫人曾志对我说过，那是一九七八年她任组织部副部长的时候，她说当她从广播电台听到姚文元批判陶铸的文章时，每一字都像刀子戳自己的心。我听了她的讲话之後，立即执笔写了一篇批判“四人帮”当代的文字狱的文章，说这种文字狱把诬蔑、诽谤、恐吓、中伤等一切人间的可能有的肮脏手段全用上了。人性恶，人类的无耻，人类的野兽性、畜性，我们都可以在大批判中找到。这是现代人类社会中无法找到第二个例证的不幸现象。 李：姚文元的文章，我们听了都受不了，更不说陶铸的夫人了。我在一九六六年“文革”刚刚开始时被《红旗》杂志郑季翘的文章点了名，并作为主张形象思维的主要对象之一被批判，当时的确很担心，而且姚文元当时权倾一时，而他早就是我的论敌，六十年代初，我们互相尖锐地批评过，所以“文革”初期我有些紧张，我对他的文章、思想实在太熟悉，毛居然用这种人来搞“文革”，这更引起了我的思考。 刘：共产党内产生一批职业的文化杀手。从杀戮王实味、路翎、胡风，到杀戮邓拓、吴晗、老舍，他们可把一个作家的一篇小说无限上纲到把这个作家置於死地的程度，这种暴力和科学相去十万八千里，和道德也相去十万八千里，所以他们在道德上可以说是品质极坏。 李：他们的文章就是一是颁布罪名，即扣帽子。二是引用经典，除此之外，几乎没有甚么了。蔡仪的文章的乏味也是有名的，可惜他太没有长进，一九五八年他在《人民日报》发表批评我的文章的标题就是“李泽厚的美学特点”，几十年过去了，去年他批判我的文章题目还是“李泽厚的美学特点”等等，当然，调子大大提高了，有人看後告诉我，按照他的文章，结论只能是政府应该赶快枪毙李泽厚。如此批判，可哀也矣。 刘：蔡先生挺固执，文章也乏味，这可能是才力不足，但人品不坏。他的弟子严昭柱就不同了，首先是人品极坏，而且又缺少才能。侯敏泽也是这种人，并没有甚么真才实学，文章乾瘪得很，像王熙凤那种人，固然狠毒，但很有才能。帮忙，帮闲，帮凶都帮得好。王熙凤凶恶而不让人厌恶，就是才能在起作用，我们不是在欣赏她的狠毒，而是在欣赏她的才干。才干、人格都有独立价值，而我们的批判者帮忙则帮倒忙，话老说过头；帮凶则武艺太差，用不着我们还手他们就溃败；帮闲则除了嘻皮笑脸，甚么趣话和幽默也没有，我真感到失望。 李：除了才能之外，人格也是有独立价值的东西，例如在战场上，我们可以仇恨敌对营垒中的人，但某个人一旦表现出一种宁死不屈的人格，我们也不能不佩服。而这些批判文章所表现出来的人格水平都太低。尤其是侯敏泽，他的文章裏总是自我吹嘘。他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一大堆实实在在的常识错误，却偏偏大批《美的历程》有大量常识错误，但又始终举不出来。实在是可耻。我开玩笑地把我的批判者们分为可怜（如蔡老先生以及张岱年等）、可笑（如董学文、严昭柱等人）和可耻（如侯敏泽）等几类。这些人是可以对号入座的。 刘：我得罪这个人完全是因为他误解我阻挠他入党。他从参加土改工作队开始就要求入党，但因为在抄地主家的时候，他把没收地主的黄金偷偷塞到自己的裤袋裏被抓住而入不了党。到文学所後他开始在《文学评论》编辑部工作，又一再要求入党，但编辑部的党员都因为他人格太低而不同意，他就转到理论室，可是理论室也不同意他入党。我当所长时，他大骂许觉民，说许觉民对抗贺敬之、柯岩同志，不让他入党。我当时认为，侯敏泽要求入党四十年一直入不了，真是文学所的一绝，我想这要么是侯敏泽的错，要么就是党的错，二者必居其一。所以我表示，只要党支部的党员支持你入党，我一定支持。可是，理论室的党支部仍然不接受他，理由是他一入党，我们当党员就脸上无光。结果侯敏泽一直误认为我阻挠他入党，对我恨之入骨。他写的文章可以说对我极尽造谣诬蔑之能事，但我不理睬他，觉得他太脏。和他扭打就会弄得一身脏，千万别上当。 李：我最感到困惑的是为甚么这种人老是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他们无论从文章、学问或人格说，与马克思都毫不相干。 刘：这就是马克思的不幸。钱锺书先生在《围城》里说过，有一种人就像原始人一样，需要树枝树叶遮住下体中的那个东西，即遮羞。马克思主义竟成了他们的遮羞布，遮盖其贫乏和丑陋的树枝树叶，真是不幸。 李：他们还有一个战法，是避免理论中的难点和具有学术价值的东西，虚张声势说我们“文风不对”，“常识性错误”。侯敏泽几乎每篇文章都要重复这些话，这种战术，在文化大革命中很流行，叫做“抹黑术”、“搞臭术”，先搞臭再说。按照他们的得意算盘，就是说，你连常识都没有，还有甚么可说的。 刘：我看到《防“左”备忘录》中赵士林的〈一类现象，两次存照〉一文，写得很精采，他就揭露侯敏泽的这种战法。赵文一开始就指出侯敏泽的“画上题诗自北宋始，遗迹犹大量存在”的常识性笑话，而这一笑话又偏偏是用来指责您“常识性错误”其实并无错误的论据，所以赵士林说侯敏泽完全是嫉妒焚心，“妄下雌黄”。侯真是以最顽固的常识性错误来冒充“最顽强的事实”。此人太会吹嘘，常吹得近乎病狂。他在文学所一再对人讲：“连钱锺书都说他不如我。”所裏的人听了之後就去问钱先生。钱先生说：“我有一千个、一万个不如他，但我没说过这句话。”侯就是如此嘴尖皮厚。这种人是混迹於学术界的“泼皮”，不可接近。我写的一篇散文，叫做〈泼皮〉，阐释《水浒传》中的泼皮牛二，他对待卖宝刀的杨志，就是这样胡搅蛮缠，我说的泼皮，就是侯敏泽、严昭柱这些人。二十世纪的中国，产生了不少泼皮，特别是这几年。批判胡适的时候，虽也有棍子，但没有“泼皮”。泼皮是近十年的新现象。这种现象的出现，可视为大陆学术界道德退化的一种象徵。 李：我看到你的这些散文，还有《人论二十五种》的几篇文章，很有趣，把他们这些人的“相，刻画得入木三分。通过这次大批判，我们总结了一些教训，还看清当代中国的一些社会相，很有收获。大批判是本世纪在中国产生的怪物。这种怪物是高度文化专制的手段，它完全排除了讲理，基本特点之一是无限上纲，最终从政治上把你打倒或整死，因此，它是一种新形式的文字狱。下一个世纪如果能让这种文字狱彻底消亡，就是一种进步。我估计会有这种进步的。 刘：但愿如此。 选自《告别革命》
回应迷信政治打击的批判者（《告别革命》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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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压顶的浮躁文化（《告别革命》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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