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 - 仇和造城 “书记主导”城市发展模式集大成者2

仇和造城 “书记主导”城市发展模式集大成者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吕宗恕 实习生 袁端端 发自云南昆明
2010-04-28 19:53:43
 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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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和 昆明 城市规划 已有评论2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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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树是“第一形象”
“树要多，多到城这头到城那头，猴子掉不下来。”
滇池要治，树也要种。南京农学院植物保护专业毕业的仇和，在昆明同样推行宿迁“暴风骤雨般的种树运动”。
在宿迁，他逼农民种杨树，房前屋后，沟边渠边全部种上。到了昆明，这个标准变更为，“树要多，多到城这头到城那头，猴子掉不下来”。
原打算撤并的园林局，到了他手上不仅未撤，反而职能有所增强，即园林绿化局。
仇和不能容忍“种树不浇水”，2008年6月，他要求市园林绿化局购置洒水车、建立园林绿化旱季浇灌长效机制。半年后，该工作一直没有进展，他愤而责成纪委对市园林绿化局局长问责。局长被停职后，24辆洒水车终于到位。
“绿化是第一环境、第一形象……”仇和总是说，……搞绿化永远不会过头，抓绿化怎么强调、怎么重视都不会过分。
“见路栽树、见土植绿，拆房建绿、退厂增绿……”这都是仇和治下城市绿化的操作标准。
很快，行道树从一排种成两排，甚至三排，当地人戏称“双排扣”“三排扣”。据称，有家银行门口两座石狮之间被干部要求种下一棵树；有干部要把树栽在变压器下；有工人在盲道上也挖了树坑，造成一老人不慎落入。
滇池路是昆明的一条景观路。2008年，为了迎接北京奥运火炬，已长成型的中间绿化带被插栽了不少乔木和彩叶树。因昆明地处温带，植物生长异常茂盛，如今，乔木成林。一位业内人士忍不住担忧，不用三五年，中间绿化带会和行道树一样遭遇密度过大问题，到时不得不间伐或移栽。
昆明市政府新闻办副主任陈波总结仇和的执政思想是“制度创新+社会动员”，种树亦是如此。早在两年前，昆明市委市政府以红头文件来推动城市绿化，并规定如果不能参加义务植树者，每人次必须补缴十二块五。哪知，此举遭到《人民日报》点名批评——义务植树岂能强制收费。
“2008年一年昆明搞绿化植树量是过去十年的总和。”现在，有官员笑称，树多得基本达到书记要求的“白天看不见太阳，晚上看不见灯光”的标准了。
拆字当头的争议
“一次地震，这里就是坟场；一次大火，这里就是火化场。”
仇和上任后，没有按前任计划把行政中心立即搬到呈贡新城，而是扭过头向336个城中村动起了刀子。
用他的话说，城中村是顽疾，只要“一次大火，这里就是火化场；一次地震，这里就是坟场”，足见其铁腕决心。
尽管有人质疑城中村改造背后若隐若现土地财政的影子，但拆字还是转瞬贴满昆明的大街小巷。
仇和还要求城市开发一定要连片、成面地开发，以免新项目只是城中村的“遮羞布”。这多少成了改造扩大化的催化剂。
人民西路94号大院龙斯猷老人气愤地指责，云南省广电局生活小区使用不到三十年，就被当做城中村项目要求限期拆迁。2008年8月7日，五华区借棕树营村改造，竟将昆明贵金属研究所、昆明医学院附一院、大观幼儿园、春城小学等数十个公共单位划入拆迁改造范围，被指为拆迁搭车。
一时非议如潮，据了解，今年云南省两会期间就曾有省政协委员联名提案，称昆明市城中村改造存在扩大化问题，应尽快纠正。
一位当地官员还记得，2009年9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来昆明调研两个月，也发现城中村改造有扩大化苗头，甚至将打工学校一并改掉，而不管打工子弟。
被勒令拆除的还有居民公寓楼阳台周围的防盗笼，不少人认为这是公权力侵犯了私人权益。
为了市容，仇和顾不了那么多。但一纸行政指令仍难抵民众积年的生活习惯，不得不节节败退。从要求全区全拆，到临街必拆，再到公务员、教师、律师等强拆，直到现在主干道两侧40米建筑的防盗笼仍属于必拆范围。
仇和难得遭遇事实上的挫折，一次会议上，他也难掩无奈，“为什么防盗笼难以改过来，因为没人代表公共利益说话。”
他自认是代表公共利益的，比如，他相信，城中村的农民是愿意接受改造的，因为补偿标准高，拆一次，富一截。
昆明市政府有关人士也坦言，书记的想法是好的，也是大家赞成的，不过有些在具体操办中被改走了样，所以他对此也深恶痛绝，多次要求改进。
灵魂，丢了？
“昆明也要建成又一个北京、上海、深圳，甚至香港吗？”
2010年，仇和说，昆明要工业强市，实现三年倍增六年跨越，有人这才自觉恍然大悟，前面两年天翻地覆的真实逻辑，“城市面貌变了，环境好了，招商引资才更有可能。”
拖延了两年的新城搬迁计划也终于启动，预计到今年底，昆明市相关职能部门将迁往滇池东南岸的呈贡县。
占地超过30平方公里的呈贡新区全部建成时将聚集十所大学和一批高科技产业园区。按照昆明理工大学环境科学系教授侯明明的说法，这其实是错误之举，新区与主城区迟早会连接成片，而滇池已不堪重负，无法承载更大的环境容量，昆明应量水发展。
在社科院院长龙东林眼里，这样的声音并不了解仇和，“行政中心漂移”是带动城市新发展的有效策略，深圳就是数次行政中心漂移而均衡发展的典范。
奔着发展的目标，昆明想摘夺的称号还真不少：区域国际化城市、国内最佳投资城市，全国最安全省会城市……用当地人的话说，只要有的称号，昆明没有不想争的。
不少人开始担心这些名目支撑起来的新昆明丢了个性，丢了灵魂。昆明市发改委主任胡炜彤则解释说，千城一律，这是全国现象。
侯明明一直怀念昆明曾经湿地与城市交融而形成的碧水蓝天、性情慵懒的年代，如今，这一切早已逝去，“昆明除了四季如春的自然条件，建筑与内地没有任何区别了。”
被称为城市多元文化象征的报摊，在昆明也日益少见了。人民西路一家报摊老板抱怨说，城管部门开始严控街头报摊，一度要求报摊进公厕，被市民拒绝后才有所改善。
曾在云南省委政研室担任过副主任的孙官生也不舒心，“我省的一些城市突然患上了‘城市洁癖’的怪病，以‘旅游城市’、‘与国际接轨’为由，把小摊贩撵得鸡飞狗跳，难道一个旅游城市一定是一个没有小商小贩的城市吗？”
“难道昆明也要建成又一个北京、上海、深圳，甚至香港吗？”
这些当然可以见仁见智，但有一点却或许是新昆明难以释怀的。
就在记者采访期间，4月12日，有百余年历史的聂耳故居在五华区以“落架大修”为由，被夷为平地。
而去年为迎接蒋介石而建的紫园，还有石屏会馆、石房子——李鸿谟故居、故园——潘朔瑞故居、袁嘉谷故居、沈醉故居等都已改建成了高档餐厅。
孙官生对此痛心疾首，没有了历史的昆明，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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