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梁漱溟先生学习怎么反对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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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梁漱溟先生学习
今天上午秋高气爽,令人食欲大振,于是中午吃了6个包子两根黄瓜。饭后天色忽转阴沉,有点闹肚子,遂以孔门秘诀“四面出击法”治之。一边看电视,一边打棋谱,一边逗小猫,一边读点旧书。先读了本《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这是张申府、梁漱溟、汤用彤百年诞辰纪念文集。重点阅读了梁漱溟的部分,其他部分快速浏览一遍。不知不觉陷入对梁漱溟问题的思考,遂又读了一本《梁漱溟问答录》,15万多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4月版。同年6月,梁漱溟老人就以95岁高龄仙逝了。这本问答录,是汪东林陆续整理的,86年就在《人物》杂志上连载过,我曾看过一部分。这次完整地读一遍,勾勾画画,写点心得。抬眼一看,已经是明月在窗,晴光满天了。
梁漱溟的大名,眼下有点火。其实跟其他被吹捧的大师一样,吹捧者大多既未曾见过其人,也未曾读过其文。只不过听说梁漱溟曾经跟毛泽东当面叫板过,于是就推崇为“反共大师”。当今的汉奸阵营也真是可怜,既无学问,也无德操,只要听说谁跟共产党红过脸,马上就认作亲爹。怪不得
梁漱溟祖上并非汉人,所以请汉奸弟兄们就不要打他的主意啦。人家本来是元朝宗室,蒙古人,姓“也先帖木耳”,封为“梁王”,住在河南汝阳一带。元朝灭亡后,就改姓梁了,说是取自“孟子见梁惠王”。其实他们也先家族跟孟老夫子,八竿子打不着,这么说大约是为了显得有文化。不过
这个也先家族,跟汉族通婚了几百年,从河南跑到广西,再到河北,再到山西,再到北京,明朝的时候就给老朱家做官,清朝的时候就给爱新觉罗家做官,早已忘却自己是蒙古人了——这就是中华民族的融合性,家谱里写着祖先,但不搞种族优越论,自然融合,平等竞争。梁漱溟的爹爹梁巨川,在清末当个四品官的内阁侍读,“意趣超俗,满腔热忱,一身侠骨,不肯随俗浮沉”,这样的人在时代转折处,有时候会想不开。当张勋复辟失败后,老人家知道大清王朝真的无可挽回了,就在1918年,自己花甲大寿的前夕,一头扎进积水潭,以身殉清,顿时轰动了京城。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新一代文豪都写了文章,对这种封建余孽进行批判。但
梁漱溟幼年,亲历过八国联军闯进家中,把他的玩具都砸坏了。那些污蔑义和团是“暴徒”的汉奸们口口声声说八国联军是“文明之师,正义之师”,
梁漱溟七岁进了北京第一个洋学堂“中西小学堂”,后来多次转学。他学习比较差,最高学历是中学毕业,却年纪轻轻就成了北大教授。是不是梁漱溟天资聪颖,智商超人呢?非也。梁漱溟从小就体弱多病,脑子愚笨。他6岁了还不会系裤带,一天早上,母亲隔屋喊他,责问为何还不起床,他嚷道:“妹妹不帮我穿裤子呀!”招得全家大笑。进入青春期后,梁漱溟同学的智力才开始发达。所以大
梁漱溟原名焕鼎,字寿铭,在《民国报》当记者时笔名寿民或瘦民。总编辑孙炳文(参见孔庆东《十大元帅情缘》系列文章)曾给他题了一个扇面曰“漱溟”,从此就用这个名了。按东博释名法,此名的三个字中都含水,所以后来才能跟毛泽东叫板,“毛泽东”加上“毛润之”才两个水,只好让他一筹,必须的。而毛泽东当时虽然生气,过后并不计较也。
梁漱溟一生关注两大问题:人生问题,国家问题。而这两个问题在中国,是互相联系的。
梁漱溟在家里自己给自己当博导,读了两年自
蔡元培还干过更出格的事儿,他想聘请陈独秀担任北大的文科学长,为了过教育部那一关,他亲自伪造了陈独秀的学历。都说造假不好,但如果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去糊弄糊弄官僚,我看反而是个英雄,因为大学是为人民办的,不是为教育部办的!这样的神话在今天是不可再现的,因为即使有了蔡元培那样的伯乐,他也过不了教授们那嫉贤妒能的一道道鬼门关也。
梁漱溟为人不左不右,半新不旧,所以往往能客观看人。比如他肯定陈独秀的伟大历史功绩的同时,也指出“陈这人平时细行不检,说话不讲方式,直来直去,很不客气,经常得罪人。”他跟李大钊也是好朋友,但那些共产党朋友谁也不曾介绍他入党,梁漱溟便知道“显然我这人条件不合。”他赞同胡适的白话文主张,但不佩服胡适的人品,“感到作为新文化运动之灵魂的新人生、新思想,在他身上并不完备”。
梁漱溟在北大任教7载后辞去,是因为对教育有了新的认识。他总结当时的青年学生有两种,一种是堕落鬼混来谋取文凭的,一种是自尊自强却烦闷苦痛的。所以梁漱溟要在学校教育之外,另辟挽救青年的战场。可惜那时候没有博客,否则漱溟先生一定会开辟一个“梁博书院”的。
梁漱溟在山东搞教育实验时,得到了山东主席韩复榘的支持。民间有很多韩复榘不学无术的笑话,
梁漱溟跟国共双方许多高人都有交往,自负是同盟会老资格,志向又高,学问又大,所以虽然待人平和,但心中敬佩的其实没几个人。抗战期间,他两赴延安。第一次与毛泽东彻夜长谈抗日前途,就被毛折服。毛泽东把即将写成的《论持久战》的观点向他和盘托出,梁漱溟顿时眼前一片光明。他说:“蒋介石的讲话、文告我听过、看过多次,个别交谈也有若干次了,都没有像这一次毛泽东那样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和说服力。我说这些,毫不带主观上的随意褒贬,而是历史事实。”毛泽东能说服梁漱溟,后来当然也就说服了整个国民党和全国人民。第二次彻夜长谈建设新中国问题,在阶级斗争和改良主义上发生了争论。梁漱溟强调中国社会的特殊性,按照传统文化的伦理本位就可自然建设好,而毛泽东强调“普世价值”,强调“中国社会却同样有着与西方社会共同性的一面”,不革命就不能完成历史重任。“两人相持不下,谁也没有说服谁。”但谈话从容亲切,“明明是各不相让的争论,却使你心情舒坦,如老友交谈。”
数年后,梁漱溟反思了自己对中国社会的认识,承认中国不但存在着阶级,而且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这并非是毛泽东说服了他,而是抗日战争的现实唤醒了他。梁漱溟的很多学生,都参加了共产党的抗日部队,有的还牺牲了。目睹抗战现实和国民党畸形抗战积极反共的高压政策,梁漱溟参与创建了“民盟”,成为国共之外的第三大政治力量。人一旦参与政治,就难免会说错话,办错事。梁漱溟“素常有自勉而勉人的两句话:一曰在人格上不轻于怀疑人家,二曰在识见上不过于相信自己。”
梁漱溟自负要“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他家书中说“今后中国大局,建国工作,正需要我,我亦不能死。”他多次遇到危险,都幸免于难,自以为是老天爷保佑他这个民族伟人的。后来他知道了自己的狂妄,原来都是共产党的地下英雄保护了他。
1946年,梁漱溟二赴延安,把在重庆不能说的关于建设国家的理想大大畅谈了一番,毛泽东找了十位中共领袖来听他上课。梁先生反内战、反腐败,可是对现状无可奈何,以为和平遥遥无期。没想到短短三年,共产党就打败了蒋介石,创建了新中国,“终于在中国开始了长时期的经济建设”,他的理想可以实现了。梁漱溟也曾对国民党抱有幻想,企图在国共之间和稀泥,甚至帮助国民党要削除中共的武装,导致那场著名的周恩来大怒事件。周恩来罕见地大发其火:“梁先生,你不要往下说了!我听着心都碎了!”
梁漱溟很快明白了自己真是不懂政治,很容易被抽象的美妙言辞所利用,所以他从此采取“只言论,不行动”,只代表个人,不代表任何组织的原则。这一点,
梁漱溟是社会实践家,从具体的社会考察中,他逐渐发生了思想转变,公开发表文章,说“在阶级、阶级斗争、武装革命能不能解决及如何解决中国问题上,我省悟了自己的错和中共的对。”这不是见风使舵,而是服从真理的光明磊落。梁漱溟以前认识不到自己的错误,一是因为他搞的乡村实验,并未真正深入到穷乡僻壤的底层;二是因为他把“斗争”简单理解为你死我活的暴力搏斗,不明白毛泽东说的斗争是哲学意义上的“对立统一”;三是因为他主观地认为共产党主要是农民,后来读了彭真的文章,才明白那不过是共产党员的“历史出身”,共产党的实质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先锋队,其中包括了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
梁漱溟具有超强的自我纠错能力,这本来是好事,但却导致了他的自我膨胀意识长期未能解决。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自了汉”,是“个人英雄主义”。所以才发生了1953年政协会上跟毛泽东的冲突。
那次会上讨论总路线问题,国家已经确定了要大力发展重工业,这是走向现代化、避免再度成为殖民地的千秋大计,而且国家并没有轻视农业。而
梁漱溟将信面交毛泽东后,老毛当晚就约了他谈话,而
过了两天,梁漱溟在大会上做长篇发言,复述了他前两次发言的全部内容,又强调自己“是热烈拥护总路线的”。大会变成了
但毛泽东还是忍耐的,因为梁漱溟毕竟是仅仅代表个人的一介“狂生”,倘若代表中国证监会或者代表中国足协,哈,那问题就严重了。次日,一位中央领导对梁漱溟展开反击,举出他一贯“反动”的历史事例。而梁漱溟却想,你们光说我反对共产党的那些事儿,我也反对过国民党,你们咋不说呢?“这难道是公平待人、以理服人的态度吗?”要求人家指出你的缺点的同时,还要指出你的优点,可见梁漱溟已经不大理性了。他要求发言辩解,主持人让他回家准备,其实是给他个回旋余地。可
第三天他一开始发言,就宣布要从历史上讲起,“在讲清当前的意见初衷之外,还涉及历史上的是非……这需要给我较充裕的时间。”这未免过分了,从普通与会者的角度来看,这次政协会的议题本来是讨论总路线,但是却被“民主”
梁漱溟枪法一乱,于是就说了那段著名的话,把让不让他继续发言看做对共产党和毛泽东的“考验”,“主席您有这个雅量,我就更加敬重您;若您真没有这个雅量,我将失掉对您的尊敬。”这话表面上很文雅,其实已经包含了严重的个人品格攻击。毛泽东和共产党的有没有“雅量”,要由
而毛泽东也是,干脆让他讲,或者不让他讲,任凭他说共产党没有雅量好了,反正是非自有公论。可是毛泽东也像个大专辩论赛的学生似的,忘记了自己的领袖身份,在主席台上就跟梁漱溟你一句我一句地争辩起来了,简直是“成何体统”。也许有人说毛泽东也是性情中人,不伪装,这才是平等待人。但他毕竟是会场上的最高领导人,党和国家形象的代表,与一位著名学者任性争吵,影响肯定是坏的,而且给人的直接印象是“不民主”的。这种争辩延续下去,当然是对梁漱溟有利,对毛泽东不利,好比普通教员跟校长在大会上争论,受损害的当然是校长的形象。于是会场大哗,乱成一团,倘以局外立场看来,也够好笑的了。
梁漱溟眼中没有什么伟人,也不给老毛面子,左手握着“雅量”,右手举着“敬重”,死活就是坚持要讲。老毛大概也吵累了,就妥协说,你不要讲长了,“讲到四点钟好不好?”梁漱溟一看表都三点多了,“让我讲到四点哪能成!”在俺们北大当过教授的,潜意识里不耽误学生的吃饭,就显得自己讲课没本事啊。一个政协委员在国事大会上跟国家最高领导人这般讲话,这种情况今天能有吗?不论梁漱溟的做法对不对,我们能说今天的“民主”比那时候进步了?如果说民主和专制都是相对的,那时候的民主不但胜过了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时代,也是今天难以相比的。
随后会场又多次大哗,老毛几次维持秩序,让他“再讲十分钟”,过一会又让他“再讲十分钟”,可每次梁漱溟都提出时间不够,但又不说要讲多长时间。可以看出梁漱溟善于长篇大论,而不具备在短时间内把基本问题说清楚的、或者暂时维持一个可以下台的局面的能力。这也正是现代中国多数知识分子的通病。最后大会闹得一塌糊涂,老毛恢复了理智,但也被梁漱溟弄得一筹莫展。最后有人提出投票,表决是否让梁漱溟继续讲。毛泽东和中央委员都支持梁漱溟讲,而大多数与会者不赞成。梁漱溟无视民主投票之结果,还要继续讲——简直是疯了。主持会议的高岗只好请他另找时间再讲。
其实梁漱溟这次与毛泽东的冲突,形式看上去很激烈,但内容并不严重。梁漱溟既不反共反毛,也不反对总路线,他就是喜欢标新立异,仗着自己是共产党的老朋友,学问大,名头响,就大耍个人风头。越是以为自己受了冤屈,就越觉得自己英雄。好比一个热恋中的青年,越是以为对方误解了自己,就越是觉得自己的爱情坚贞无比,感天动地。
不过,梁漱溟毕竟是修养高深的大学者,事后别人的攻击批评他不为所动,但儿子和学生、好友的劝告却使他省悟,他归结为“有个人英雄之气而无一片恻隐之心”。
梁漱溟虽然跟毛泽东“干了一仗”,但是并未受到任何处理,也从未戴过什么政治帽子。此后的几十年中,梁漱溟虽然不再“大闹会场”了,但遇事仍然坚持自己的独立观点,坚持“不跟共产党保持一致”。不论他说得对错,这种立场真不愧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
比如60年代两会上,大家都说新中国的伟大成就是因为抓了阶级斗争,而梁漱溟却说这是毛主席共产党尊重科学依靠群众的结果。其实两种说法并不矛盾,但梁漱溟一定要说点跟别人不同的才舒服。四清运动中,梁漱溟主张逐步用教育代替处罚,他认为让犯错误的人去打扫厕所是不对的,因为扫厕所在社会主义时代应该是光荣的事,干部学生去淘粪是正常的劳动,不应当作为处罚。他的这个思想,可以说比共产党要“左”多了,反正他就是与众不同。1966年,一群红卫兵来抄家后,他却开始撰写《儒佛异同论》和《东方学术概观》。他不反对林彪,但反对把接班人的名字写进宪法。梁漱溟每次提出“反动主张”,都会引来批判。但是上级却指示说:“某些人因为思想一贯反动,借机放毒也不足为怪,可不必纠缠”。看来说话做事光明正大,心底无私,就百毒不侵也。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梁漱溟更是“大放其毒”。一说林彪跟孔子关系不大,批林何必批孔——这也是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梁漱溟更来神了,提出很多建设性的意见,不过没有那么多的与众不同了。他的思想被太多的鹦鹉学舌者千万次地复制着。梁漱溟总结国家发展的三要素为:集体领导、发扬民主和健全法制。这是他80年代的看法,今天已经成了老生常谈,倘若他活到今天,肯定又有新的“异同论”吧。
梁漱溟作为一代奇才,并非得益于早慧,也非得益于家学,更非得益于跟随名师名校或者留学东洋西洋。他的经验,
孔和尚自注:香港传真08年78期,是孔庆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