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董子思想的时代意义

董仲舒生时，正值中国历史的一次转型期。他倾注毕生精力，研读先代思想文化，考察古今社会现实，对传统文化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开掘、重铸，建构起一个全新的理论体系，留下大批著作。其论述能发前所未见，述前所未言，形成卓尔不群的思想特点。其立场的人民性，方法的科学性，观点的前瞻性可谓空前绝后，意义非常。
本人不避识陋学浅之嫌，就董子思想理论的时代意义谈几点看法，就教于方家。
一
董子理论系统，是其致力“修学”的思想结晶，是对历史发展需求的积极回应。置于大历史背境下考察，以全面、真实地辨识其意义。
至春秋战国时，华夏文明已具有相当高的水平。其时，科技成就斐然可观，生产力与生产水平快速提高，经济基础催生了思想文化领域的繁荣。故而进一步发展提高，也就成了当然的社会需求。发展方向问题，引发了大批文化人的不安和躁动。以讲学、游说等方式出现的文化人活动，促成“百家争鸣”的局面，这也正是文化精英们热切参与社会方向论证的具象表现。
当时，权势阶层以保护和谋求一己私利为目的，以暴力和利诱为手段，干预思想文化活动方向性，影响了思想发展的合理进程，阻滞了社会转型脚步，“百家争鸣”在权势面前显得无力且无奈，至“六王毕，四海一”，一度轰轰烈烈的“百家争鸣”便不情愿地偃旗息鼓，沦为令人感叹的“半拉子工程”。方向问题未能解决，为后世留下一个不断思考和争论的“老大难”题目。
对于先秦文化的考问，历来多把视角投注于分“家”，囿于派系门户之争。事实是自上古至秦汉前，一直有两类思想对立存在，影响人的思想行为。一是基于“天下者乃天下人之天下”，“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观点；二是宣扬“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观点。观其实质，前者以民为本，后者以王为本。考之现实，就个人而言，多为两者兼有，只不过所占比重各异，或随时应景，莫衷一是。故此，用划门派贴标签的方法来认识历史文化，决难得出理性结论。
秦始皇将“王本”文化推向极致，借暴政手段扼杀“民本”文化因素，为后世建立了反文明、反人民的“榜样”。其后两千年社会徘徊不前，以致积贫积弱的思想根源约在于此。
面对暴秦的打压，文化人多贪偏重于个人前途的考虑。其客观影响则为文化走向王权附庸不断积累着条件，这在续后的历史上愈演愈烈，终致附庸文化成为主流。但居于绝对弱势的“民本”思想并未消亡，良知未泯的文人还在不断奋争。比如汉初的郦食其，就曾用“王以民为天”向刘邦说教。
梳理西汉前期文化现状：部分文人埋头于抢救遭秦劫后的典籍，有的传经授徒，有的忙于“章句”、 “训诂”之类的学问。部分混入仕途，或为修补统治机器奔命，如贾谊、晁错之辈；或游戏于朝廷，如东方朔、司马相如之流；或自诩“知礼’，而议修明堂、改正朔、易服色，以邀“圣眷”，如赵绾、王藏之属；更有甚者，如田蚡、张汤、朱买臣、主父偃、公孙弘等，造伪饰诈、欺世盗名、媚上邀宠、钻营富贵、假公济私、仗势害人等等不一。
董仲舒生于斯时，思想行为却与当时氛围大相异趣，显得特立独行。他关心民间疾苦，指斥时弊，为百姓争取生存权利鼓与呼：建议朝廷“改弦更张”，提出一系列“更化”措施；上书呼吁“限民名田，以赡不足；塞并兼之路，盐铁皆归于民；去奴卑，除专杀之威；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等。其政治观点充分彰显出“民本”思想特点。
董仲舒以“宜民宜人”为价值取向，来观察历史和现状，译断社会和人生。他以“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自勉。“终不治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被“家徒茂陵”，论为刘彻的守坟户也不释其志。用一生心血结晶为百余卷著作，为世人留下一份丰厚的文化财富。
二
董仲舒对秦汉社会的分析论断，观点独到，直击本质。其敏锐的政治洞察力，一是凭借实事求是的精神，更是源于“宜民宜人”的坚定立场。
《三策》谓“(周)后世淫佚衰微，不能统理嫩群生。诸侯背叛，残贼良民……大为无道，以失天下。秦继其后，独不能改，又益甚之……故立为天子十四岁而破亡矣。自古以来，未尝有以乱济乱大败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遗毒余烈至今未灭……今汉继秦之后如朽木粪墙矣！……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也，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
上文逐层分析了周亡于“大无道”、“残贼良民”，即谓其亡于反文明和反人民； “秦继其后，独不能改，又益甚之”招致速亡，即谓秦不止“残民无道”之恶未改，且变本加厉，故倏忽破亡。推论至汉代，因承秦之“遗毒余烈”、酿成“朽木粪墙”之势，走的是破亡之路，亟需“更化”。得出宜民宜人，受禄于天的结论，指出“为政而宜于民者”才是‘“善治”的唯一可行之路。
这一论证，不仅显示其认识的正确性，且具备前瞻性。汉以降两千多年的历史证实了这一点——王朝更迭，只有统治行为有些“宜民宜人”的才能取得相对的“盛世”的效果：反之，则迎来破亡命运。换个角度说，历代王朝终未得“万世永昌”，根源就在于没有一个“王”真心诚意“宜民宜人”。
董子在《春秋繁露·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篇中，对王位和王责所做的精当论述，可视为对上述观点的注脚：“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之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董子认为天立王之目的是“为民”，“为民”是王的责任，“安乐民”是王的义务。否则，天就夺其位。这一观点属前代所无，实在可贵。此论充分表现出董子以民为本的思想特点；也为理解董论中“道者，所由适于治之路也”，“治乱废兴在于己，非天降命不得可反”等观念提供了理论依据。
上文中所谓之“天”，与“神无干”。董子的“天有十端”，可资甄辨。
在《春秋繁露》相关篇章，董子多处论及“天有十端”，赋于传统观念的“天”以新义。努力认识和探索“天”的含义，是董“正其谊”的重要实践之一。
“天、地、阴、阳、木、火、土、金、水，与人而十者，天之数毕也。”(见《天地阴阳》)其中第一个“天”，指与“地”相对的天空。后者为大概念的“天”，指人类生活环境的全部。论述中将“十端”用“与”划为两部分， “与”之前涵盖了自然环境；之后的“人”，可视为社会环境。这论述方法暗合于现代对人类生存环境的认识理论，它出现于两千年前，实在难能可贵。这一论点，打破了前代视“天神”一体的旧观念，冲出了先秦有关“天不可知”、“存而不论”的思想禁锢。董子对“天”的这个解释，无疑应是对董论中“天道”、“天理”、“天命”、“天意”一系列词语的认识依据。据此可见，将董子所谓“天立王”，讹化作“君权神授”，再据其给董子扣顶“宣扬神权”的帽子，实在是无稽之谈。
释“天”之义，而不是孤立的。它是董子构建理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其理性践行“孔子之术”的表现，即对“上揆诸天道，下质诸人性，参之于古，考之于今”的继承与发扬，从探寻客观规律入手来认识社会与人生，是董子思想理论与众不同的特点之一。“民本”立场与辩证方法的结合，促成了董子思想的科学性特质。
就如董子在论述秦汉形势的过程中认识秦朝本质，与周末世相比较，看出其反文明与反人民性，不仅未改，且“益甚之”。立论所依据史实可查，秦给社会带来的是：文明被摧残的程度空前，百姓灾难更加深重。所称“益甚”，即指这些史实。有人不顾这一客观实际，仅拿“统一中国，建立中央集权”的表象说事，来溢美赢政“进步功绩”。持此观点者，其“屁股坐在哪儿”，岂不该划个问号?与董子实事求是思想相比，实在可叹!
再有，董子直刺“汉继秦之后如朽木粪墙”之语，发之一片谀颂“文景之治”的聒噪声中。彰显了董子立场的卓异，不媚权势的气节、实事求是的精神，为世人建树起一个不朽的典范。
大唱“文景之治”者，依据是“库钱贯朽，仓粟陈陈相因，腐不可食”；董仲舒关注的是“百姓常衣牛马之衣，食犬彘之食；荒年甚至人相食”。(见《汉书·食货志》)两相比较，判若云泥。前一类看法，出现于两千前，可算是历史条件限制使然；若于当今仍追随此说，岂不荒唐!
三
基于“宜民”立场，建立和谐有序的社会，在董子思想中被定为最高目标，也是其思想的基础和出发点。
在这一思想基础上参详前代为政得失，考察当时社会现实，译断为政的善恶，发现时政“不宜于民”的弊端，提出“更化”的政治主张。董子这一思想规迹，体现了认识方法的辩证性、动机方向的合理性与前瞻性。他在“宜民宜人”这个坐标上寻到了“天理”、“王道”与“人情”的契合点——和谐有序。论证其必要性和可操作性，最终形成了他自己的理论体系，在华夏思想发展史上立下了丰功伟绩。
董子认为和谐是民生的需要，是“善治”的体现，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他理想中的和谐，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及人际关系的和谐。从这个角度讲，《天人三策》可谓建立和谐社会的大纲。
“上下和睦、习俗盛美。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无奸邪、民无盗贼、囹圄空虚、德润草木、泽被四海。”“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五谷丰而草木茂，天地之间被润泽而大丰美。四海之内闻盛德而皆臣；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这就是策文中和谐社会景象的描述。
董子指出汉未能“善治”的原因是社会行为悖离和谐，对此，分析现实，推究责任，提出解决方法，构成了董子思想的脉络和理论骨架。
董子认为，汉兴以来，统治思想有违“天道”，“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由者非其道”。空喊“善治”口号七十年，“而功不加于百姓，殆王心未加焉”。君王如此，致使“百官皆饰空言虚辞而不顾实，外有事君之礼，内有背上之心。造伪饰诈，趋利无耻。暴虐百姓，与奸为市。赋敛无度，竭民财力，百姓散亡不得从耕织之业。群盗并起，是以刑者甚众，死者相望而奸不息”。
解决上述弊端，必须“自贵者始”。“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上述语意，至今仍有借鉴意义，其震聋发聩之功不减。
为构建和谐社会，董子拟出三条方略：一、“王者上承天意以顺命”。本条是对“为人君者正心”的明确解释，也是董子试图以自然法则来解释社会现象所做的努力。“察于天之意，无穷极之仁也”《王道通三》)。王者正心，就是要以“仁”为原则，要以“为民”这一“天意”来检讨自己是否“德足以安乐民”，此即本条的实质内容。
二、“下务明教化民以成性”。重视教育功能，提高全体成员素质；实行以德教为主，刑罚为辅的方针。此论的普适性，至今仍能显现。策文中相关论点，亦应观注。在董子思想中，教化对象，不止限于民，“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饰也”。此观点属常人所无。董论中的“民”和“王”，均为即时社会位置，无有不可跨越的界限。“圣人莫不以暗致明，以微致显”，“舜兴于深山”被引为以民而王的典型例证。董子这一辨证认识，更是空前绝后，深具启迪意义。
三、“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防欲也”。“法度”之用，在于明确是非功罪，规范社会行为。察其“宜”否以正之，即保证其“宜民”功能，促进和谐而免致“政乱国危”。“别上下之序”即分清社会位置，明析社会责任。如策文所谓，“制度文采玄黄之饰”，所以“明尊卑，别贵贱而功有德也”。就是说以外在标志提醒自律，使莫忘社会责任和制度要求，这很有当今挂牌上岗的意味。“防欲”即防止私欲膨胀而危害他人、危害社会。从制度层面和道德层面防止以权谋私，是这一议题的中心。指斥“居贤人之位而为庶人之行”者，足见“防欲”本义。
结论“修此三者而大本举矣!”“本”是什么?按董子所论，“天地之间人为贵”，“民”为国之本无疑。故所谓“大本举”即实现“顺天宜民”的和谐，“民”的地位权益得以彰显。“天理”、 “王道”、“人性”得到理性统一。
“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然后利可均布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所宜法以为制，大夫之所当循以为行也”。此为董子思想中“天道”、“王道”、“人道”的最佳结合，是和谐的最高标志。其人民性不言自明。
或谓董子目的在“巩固封建专制政权”，实在是见表不见里。为“民利”还是为“王权”，正是董与人不同处。模糊这一界限，就是抹煞董子思想的真实意义。
四
董仲舒思想观点表达了百姓利益，故可谓其代表了华夏文明的进步方向。他不被任用、理论观点不被认可，是其本人的不幸，更是中华民族的不幸。
试想，若其观点得以施行：王者能“为民”、“安乐民”，郡守县令能称职于“为民师帅”，汉武的“多欲”能被抑制，统治思想能“更化”……那还会出现两千年的王朝更迭陷华夏于积贫积弱吗?
元人张养浩作《山坡羊·潼关怀古》，面对“秦汉经行处”，浩叹“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责问秦汉，不仅要看到秦皇汉武在位时给百姓造成的苦难，更重要的是认清秦皇汉武在政治思想方面的引领作用，来辨识百姓陷入千年苦海的原因。从这一角度入手，分析董仲舒不被汉武所用这一史实，以及对后世的影响，才是理清董子思想意义的正确途径。
南宋思想家陈亮说董子思想与汉武思想“如枘凿之不相入”，可谓一语中的。汉武近臣汲黯曾在朝廷上直言“陛下内多欲”，揭穿了汉武思想本质。刘不用董是不争的事实，其实质是“王权”思想与“民本”思想相互抗争的表现。结果是强权压制了“民本”。董仲舒晚年作《士不遇赋》中谓“努力触藩徒折角”就是对这一实况的表述。
追查历史，寻找思想发展史脉络。社会发展至周后世，民族传统中优秀成分不断被蚕食，引发了良知者的焦虑。诸侯纷争的客观局势形成各阶层追名逐利的土壤。诸子出现，特点不一。在尊王的前提下为民争利，质同与虎谋皮，碰壁下场成为必然。依傍权势成了名利双收的捷径。策士的信口开河，效益立见，动摇了诚信美德的根基。政客以兵不厌诈、权谋为术，为主子争天下，为自己捞功名富贵，将尧舜“忧思非民”的责任意识弃如敝履。
至秦，赢政务求权力无限，虐民愚民，以暴力制造“奴性”，化传统中的谦让美德为苟且。尤其几位膀臂助虐，对后世的潜移默化作用更巨。如李斯推行强权等于理，赵高宣扬“指鹿为马”术，吕不韦张扬权位与富贵之密切等。
思想文化遭秦之劫，给汉留下一片混乱，“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但在屈从王权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应属赢政之“大功”。其次，“造伪饰诈，趋利无耻”也渐成风气，为后世的“吹鼓手文化”打下了基础。
董仲舒以海纳百川的大家风范，融摄先秦诸子文化的合理成分，以“正义”为己任，以“宜民”为灵魂，建起一套不同凡响的理论。
董子思想就是董子思想，它既不同于、也不属于哪一家或哪一派。强行为其套牌牌、挂标签，只能影响视线，难识其真颜。就如马克思理论吸收了费尔巴哈、黑格尔，绝不能说其为“费家”或“黑派”。
董子思想不被汉武相容，根子在于政治目标相佐。不被当世认可，是即得利益者在价值观上难与董子趋同。加之汉武在对待董子的态度上做秀、耍阴谋，制造了误解董子的本初。汉武在民族思想方面的影响巨大，源自其统治有“术”。他生性狡诈，即位后骄横恣睢而又善作假，“天威难测”的表现比秦皇的“直白暴虐”更有效，他豢养了一批文人，所行方略很有“胡萝卜加大棒”的特色。他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与社会上的“趋利无耻”相勾结，奠定了“吾主圣明”的思维趋势。后世文人在淫威加利诱的思维场中，自觉不自觉地落入以帝王为中心的价值体系。东汉的班固及刘向子孙，皆以“王佐”为坐标，可为例证。其后两千年间，论及董子，难脱以帝王为中心的价值标准。董子思想的人民性、民主性被长久湮没，正是华夏思想史上的大悲哀处。
总之，董子思想是民族文化遗产中的一座富矿。打破思维定势的禁锢，冲出误区，理性地开掘，科学地辨析其意义及相关影响，必有助于民族复兴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