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石、林碧案“舌战”三大焦点(21世纪经济报道 2005-11-14)

王小石、林碧案“舌战”三大焦点
2005-11-14 15:19:22  来源: 21世纪经济报道   作者: 刘欣然

11月8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王小石(图右)、林碧(图左)一案。
辩护律师孟冰认为，王小石收受的72万元，即使构成犯罪也不适用于刑法，或许适用于其他的什么法律条例。但这次开的是刑事庭，使用其他什么条例，不在本次开庭讨论范围之内。
11月8日开庭的王小石、林碧一案，控辩双方就案件基本事实、王小石的身份问题、是否谋求不正当利益三个问题，进行了对抗。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代理检察员邸桂珍以王小石斡旋受贿、王小石林碧共同犯罪提请诉讼，王小石和林碧均不承认指控，王小石的律师田文昌、孟冰为王小石做无罪辩护。
基本事实之辩
虽然王小石的辩护律师孟冰说，本案案情清楚简单，林碧打电话找王小石，王小石在见过凤竹纺织(600493.SH)的领导人之后，安排凤竹纺织的预审员———证监会发行部审核一处和二处的齐蕾和楼坚－－和公司领导吃饭，介绍了公司情况，之后收了72万巨款。
被誉为“中国刑事律师第一人”的田文昌律师说：“本案关于事实部分，控辩双方并无大的分歧———请托事项存在。”田文昌曾经担任过“刘涌案”的辩护律师。
但在案件关键性细节部分，控辩双方存在诸多争议：
其一，王小石在安排凤竹纺织与证监会人士见面之前是否与林碧谈好价钱。
2004年11月4日林碧的第一次侦查供述表明，凤竹纺织方面提出到证监会疏通关系，林碧建议找王小石。而后林碧通知王小石，企业提供150万元，王小石说“我要80万，剩下的归你”。王小石还提出双方都用别人的卡打钱。
2005年2月，第二次侦查供述林碧推翻了第一次的口述。在法庭上林碧以第一次侦查供述时自己近视眼、看不清楚笔录等诸多理由，全盘否认第一次口供。
王小石在法庭上说，林碧第一次的供述“一句实话没有”，坚持说“我从来没有跟林碧要过钱”，“是林碧自己提的，我就收了”。
公诉人认为，侦查阶段的笔录真实可信，是其认为王小石和林碧有罪的重要证据。
林碧的辩护律师蒋光辉说，林碧的前后供词矛盾，应该以其在法庭上的陈述为准。即使这个证据属实，也为“孤证”，不能作为起诉和法庭判决的证据。
孤证系指被告人自己的口供多有前后矛盾不一之处，且再别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
依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要求，“证据确实、充分”方可定罪，同时，《刑事诉讼法》有“重证据、轻口供”的采证原则。不能形成令人信服的证据链，其证据不足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即孤证不定罪。
公诉人还出具凤竹纺织公司领导证词，证明是林碧主动向企业索要150万，后来实际给了林碧140万。这也被林碧否认，坚持说钱是企业主动提供的。
林碧是否向公司索要150万资金，告诉过王小石企业所给的总金额，并与其讨论过如何分钱的问题，是关系到二人是否共同犯罪，以及是否像公诉人起诉的那样“伙分”贿赂款的关键所在。
其二，王小石是收钱办事，还是事后收“感谢费”。
林碧向王小石提到钱的具体时间是分歧之一。
王小石在法庭回答公诉人提问时承认，在林碧一开始给他打电话托请此事时，就说“介绍认识后，会给一些好处”，但他说当时没说特别准确的数字。
公诉人问：究竟是在介绍和证监会人士认识之前还是之后提到钱的问题？
王小石回答：记不清楚了。
林碧对公诉人此问题也反复答以：记不清楚了。
凤竹公司总裁的证言证明，“介绍审核人员认识之前，林碧主动向公司提出，做了很多工作，欠了很多人情，各部门需要请客送礼，要150万的费用。”据此，公诉人认为王、林二被告是收钱办事。
但辩护律师认为，林碧事前对王小石的“承诺”，不足为证。
其三，这140万是正常费用，还是贿赂款。
林碧在庭审中辩称，凤竹纺织给钱目的有三：感谢林碧提供东北证券上市通道；王小石介绍直接审核人员认识的“好处费”；林碧在“跑上市”过程中的公关费，都是业内正常的公关费用。
王小石的辩护律师认为，不能把140万全部算作本案受贿金额。
公诉人当庭质问林碧，“你做这项业务(指凤竹上市)的时候，是东北证券的员工，东北证券对这笔钱并不知情。正常的上市费用为什么不给东北证券而给你个人？”“如果是正常的费用，凤竹纺织为什么不能入帐？”“这笔钱为什么不直接给证监会？”公诉人认为，这140万不能算作发行费用。
身份之辩
公诉人起诉王小石斡旋受贿。斡旋受贿以受贿论处。
根据《刑法》有关规定，斡旋犯罪的要件是：
1.必须是国家工作人员；2.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3.通过其他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4.为请托人谋求不正当利益。
本案在第二和第四个构成要件上，控辩双方存在根本性分歧。
王小石在2000年10月－2003年在深交所筹建创业板，负责创业板的发审工作。在此之前，王小石人担任证监会发行部发审处副处长。而凤竹纺织托请上市一事恰恰发生在2002年2月－9月。
公诉人认为，林碧之所以托请王小石，正是想利用王小石之前的工作经历；王小石之所以能够安排证监会两位预审员和凤竹纺织见面，也是利用了自己的工作背景。这就构成了“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
辩护人反驳称：首先，辩护人认为，深交所是会员制单位，与证监会不存在上下级关系，仅仅是受证监会监督管理。
辩方曾补充举证《证监会、深交所关于王小石的工作情况说明》。该文件表明：王小石轮岗到深交所期间，不在证监会任职，不参与证监会考核，不在证监会领取工资；在深交所工作期间王小石的工作与审核处没有直接关系。
据此文件辩方认为，王小石2000年10月－2003年在深交所工作期间，其工作内容与证监会发审工作无关；王小石在证监会担任发审处副处长时期，其工作内容也不能影响发审一处、二处的工作；王小石请楼坚和齐蕾吃饭凭的是私人关系，并非工作关系。因此案发时王小石的身份不能构成斡旋受贿罪的身份要件。
田文昌认为，“利用本人的职权和地位的影响”，必须对转请托人有制约关系。制约关系有两种，纵向制约和横向制约。纵向制约一般是上下级关系，受制人必须做，不做就有影响；横向制约也是有约束力的关系。
据此，田认为，凭交情以及别人介绍，不构成斡旋受贿中的请托和转请托关系。
田文昌抓住了一个细节：王小石曾经提出给楼坚送电脑，被楼坚拒绝了，这恰好否定了王小石对楼坚有制约关系。
公诉人强调，“王小石在证监会的职务虽然不存在，但是仍然曾经是证监会的工作人员，请饭就是利用职务之便。”构成斡旋受贿罪的身份要件。
多位证券界人士也认为，深交所虽然名义上是会员制单位，但是深交所的领导由证监会委派，证监会与深交所实际上的上下级单位不容置疑。并且，王小石在深交所工作期间，虽然工资和考核不在证监会，但是档案关系仍在证监会。
另外，“利用本人的职权和地位的影响”，并非只是对被转请托人存在制约关系，“利益输送”也是职权和地位的重要影响之一。
是否谋求不正当利益
在构成斡旋犯罪的另一要件———“谋求不正当利益”上，公诉人认为，王小石帮助凤竹纺织约请证监会相关人员，达到“尽快批准上市的目的”，就是在谋求不正当利益。
公诉人在开庭伊始就问王小石：“你认为林碧为什么给你这笔钱？”王小石回答说：“我想是因为我可以介绍认识证监会的人。”
王小石的辩护律师对此坚决反对，认为在程序上和实质上都没有谋求不正当利益。
辩方律师认为，在主观上，首先，王小石跟证监会的人士事先说明：“该怎么审，就怎么审”，不会添什么麻烦；
其次，林碧提出帮助协调沟通，王小石提出先和企业见面，在确定上市可能性很大的前提下答应帮忙，即确定谋求的是正当利益。王小石之所以帮助林碧，是在林碧和凤竹没有要求谋求不正当利益，自己也确定了的前提下才实施的。
在客观上，王小石和楼坚、齐蕾吃饭，本身不是凤竹纺织的利益所在，借吃饭之机，公司介绍了一下情况，楼坚和齐蕾都没说什么———吃饭本身谈不上不正当利益；王小石对楼坚和齐蕾要求程序上快一点，有问题及时和企业沟通，这无论如何不能说是不正当利益。
辩护律师认为，随后，二人在审核过程中严肃认真，没有徇私舞弊；凤竹纺织也没有提出过要求。因此王小石在主观和客观上都没有谋求不正当利益。
公诉人认为，凤竹纺织表面上看符合上市条件，可以上市不等于必须上市，可得利益不是应得利益，程序上违法实质上也就违法。
田文昌认为，第一，凤竹纺织上市经过了复查，没有问题，请客吃饭没有谋求不正当利益。
第二，斡旋受贿要看被转请托人有没有牟利行为，研究二者是否有共同牟利行为。王小石牟不了利，只能转请托，但是法庭的证据显示，楼坚和齐蕾没有牟利行为。
第三，可得利益和应得利益是民事概念，在刑事上判断可得与应得很简单，就是上市是否违法。如果在上市不违法的前提下，就是应得利益，凤竹纺织上市后到今天也没有发生问题。
法律界人士认为，即便凤竹纺织当时上市可能性很大，但也不能说就可以百分之百上市。虽然凤竹纺织最后上了市也不等于可以否认当时有行贿的主观故意。
其次，对于“不正当利益”的界定，此案中被告人谋求的利益并不在于上市，而在于控制上市过程。即便凤竹纺织符合上市条件，但是在程序上谋求“加快上市过程”，程序上违法。
王小石的辩护律师孟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是否构成犯罪是法律规定的，斡旋犯罪有四个构成要件，只要其中一个不符合，王小石就不构成犯罪。
“王小石收了72万如果不构成犯罪，那这72万算是什么？”记者问。
孟冰回答，这72万不适用于刑法，也许适用于其他的什么法律条例，但这次开的是刑事庭，使用其他什么条例，不在本次开庭讨论范围之内。
曾经在香港证监会任职、获得耶鲁大学法学博士的高志凯认为，本案的实质在于，王小石凭什么收这72万？如果王小石每年收入5万元，72万相当于将近他15年的工资总和，这还不算利益，那算什么？其次，“很明显王小石知道这笔钱不应该收，因为他有隐匿行为，利用别人的帐户收钱。”
“王小石案”中的体制之困
□欣然
王小石凭什么得了72万？本案令人啧啧称奇的是，王小石对自己收受资金72万元供认不讳，但却可以公开大声说自己没有犯罪。这无疑给了我们现在的公务员监管体系一个嘴巴：本案明白无误地显示监管体系中的内部风险控制存在着极大漏洞。
高志凯博士介绍说，香港证监会虽然是个社团组织，但是其职员等同于公务员。香港公务员守则中重要的一环就是申报制度。
在香港，无论公务员接收了什么利益，都必须填写申报表格，几乎达到锱铢必“报”；同时，利益的界定包罗万象。
值得注意的是，在香港，不仅包括实物，甚至请客吃饭、打高尔夫、旅游，使用别人提供的车、房等都必须申报，算作利益所得。申报之后由供职机构来决定如何处置这些利益，不能由个人来决定。
然而，在我国公务员制度中，公务员什么该拿、什么不该拿，没有明确规定；拿了之后，其供职的机构，甚至法律也没有明确告诉该怎么办。
如果只要介绍见个面就可以拿相当于十几年工资，这个诱惑是巨大的。
体制造就人，这正是王小石案的可悲之处。
高志凯先生呼吁，我国的公务员制度也应当尽快建立锱铢必“报”的申报制度，这一制度的建立对反腐败有着重大意义。
本案揭示的另一大漏洞在于，政府部门行政体系不透明，规章制度不明晰，办理进程模糊不清：如果凤竹纺织对照上市条例就明确知道自己可否上市，压根没有必要再花费巨资找人疏通。
王小石及其律师强调，找人只想便于沟通，加快上市进程。这说明，上市过程可快可慢，对企业和券商来说，快与慢差别甚大。上市所需的某些条件都是有时间限制的，久拖不决将给企业和中介机构造成巨大的影响。
从这一点来说，本案中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都是体制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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