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为何不如《财经》

——《财经》资深记者何华峰访谈
作者：张志安 来源：博客中国
[核心提示]《21世纪经济报道》代表财经媒体兴起的新时代，《21世纪经济报道》之后是《经济观察报》，再到后来《第一财经日报》和《每日经济新闻》实际上已经属于财经报道的泡沫阶段了，现在当然是泡沫破碎阶段了，像《财经时报》、《经济观察报》都卖掉了。为什么泡会沫破碎?实际上很多媒体当时成长时非常理想化。但实际上在管理能力、人才培养都是不行的。这就是和《财经》最大的区别。
[个人简介]何华峰，男，1976年生于浙江宁波，1992年和1996年分别在北京国际关系学院和厦门大学读本科和研究生，经济专业;1999年初，被民生银行上海分行录用。2000年10月起，在英国路透社上海记者站一年，首次涉足新闻界；2001年10月，加入《21世纪经济报道》上海记者站,主要报道银行报道;一年后，调至香港新闻中心，2003年6月起任香港新闻中心负责人;2005年6月，加入《财经》杂志社，现任资深记者，负责互联网与风险投资的报道。
[访谈实录]
1.我希望工作的地方需要有点原则
张：基于你对新闻的理解，你所要坚持的原则，在具体财经报道的操作上有什么好玩的事?
何：我在上海的时候还很单纯，仅仅有个简单的理想，认为《21世纪经济报道》有可能成为《华尔街日报》，有可能工作的环境会像路透社那样，作为普通的记者用不着想那么多。到了香港后，对我影响很大，香港记者的地位比较低，像外电诸如路透、彭博的记者地位比较高，而当地媒体薪水低、地位低，当时对我职业的选择影响很大。我希望自己能过一个decentlife，受人尊重，不一定有品位，只要是中产阶级，
从事的工作我认为要有价值。
在香港的时候，经常到广州《南方日报》去，他们的很多理念我不认同，《21世纪经济报道》开始喜欢搞人、报黑幕。我从来都认为新闻无所谓黑幕，只有尊重事实真相，这是一个前提，然后再来谈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他们认为香港媒体就是这么做的，把自己定位为新闻狗仔队，这对我有点刺激。香港对媒体印象不大好。《21世纪经济报道》也鼓励一些不良行为：偷情报，欺骗式采访等等。
张：看到香港记者生活状况，地位低，受到打击怎么办?
何：没怎样，就是觉得做教授职业地位更高点。我离开《21世纪经济报道》的一个原因是我每次去《21世纪经济报道》总部的时候都不太舒服。挑选职业我认为第一要feelcomfortable;第二个要有所贡献。他们的理念和我不同。有时可能也是我对人要求高、理想化。包括《南方都市报》，就是作为小报起家，他们认为在不同的阶段，先攒钱，慢慢地改进，从低劣的慢慢走向高端，《南方周末》当时也是走的这条路，一开始也是小报，以后再改进过来。记者这个行当我判断了一下，以前认为记者高端是和垄断有关，垄断打破后，将来记者行当收入、地位不高，和香港差不多，不一样的地方是市场比香港大，可以培养出《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这种报纸。但是我当时认为《21世纪经济报道》不可能成为像《纽约时报》那样。香港因为市场太小，象《信报》现在就不行了。而我愿意工作的地方就是《信报》这种地方，它需要有点原则。
张：有些核心的价值观。大家比较认同。
何：当时也没想到来《财经》。自己综合考虑对记者总体不太看好，包括收入、地位等等。当时想去读书，再做教授。到了《财经》之后感觉感觉还是很舒服的，在《21世纪经济报道》的时候虽然职位没问题，还有有升职机会，但自己越来越不自信，学到的东西少，人活着能学到东西是很重要的，特别对知识分子来说很重要，收入过得去就行，但是你一定要给他一个希望。到《财经》之后他们就把我送到英国去培训。
张：到英国呆了多长时间?
何：比较短，呆了2个月。我在英国时有意识地考察当地所有的英国媒体，《卫报》、《金融时报》等等，考察他们记者的生存状态怎样?英国市场也不是很大，两极化很严重。卫报》、《金融时报》是主流大报，发行量却是越来越小，小报都是百万份。
张：对《卫报》、《金融时报》等主流媒体生存状态，薪酬怎么看?
何：相对来说与中国不同，第一、他们从业人员要求不会像中国那么高，中国只有优秀的人或者说考高分的人才能做记者，在英国不一定是精英才能进去。第二、他们和现代企业制度结合紧密一些。在我们这边《财经》很显然比《21世纪经济报道》做的好些，前台后台分工明确，流程环节做的比《21世纪经济报道》好很多，虽然规模比《21世纪经济报道》小。在英国《卫报》、《金融时报》、路透社这种媒体岗位职责比较明确，分工比较细化。而且英国人他们不像中国人那么有野心，在英国那种环境下岗位流动性不大，年轻人不像中国人那样每个人都想创业想发财，他们心态比较平和。
张：你们着装还有规定吗?上海有家党报(媒体)的女记者穿了一件吊带衫暴露的衣服，参加一个市人大会议，市领导看了说，你是做妓，还是做记者，赶快回去换了，对她打击很大?
何：我们原来是金融机构工作，所以着装还是比较正常的。在香港的时候《明报》这些机构的记者穿的吊儿郎当，穿的像拣垃圾这种的级别。现在想的更多了，发现同一个行业也有三、六、九等，看的淡了。   《21世纪经济报道》为何不如《财经》（中） (2008-03-21 09:30:27)
标签：名篇鉴赏 交流学习 文化  分类：【赏心悦目】名媒鉴赏
张：记者这行当多元化了，背景、价值观都不一样了，很难要求同一化。
何：我在英国的时候去记者协会，看到简报说曼彻斯特的一家记者罢工，原因是他们的薪水与拣垃圾的工人是一样的。在《经济学家》、BBC、《金融时报》等他们薪水还可以。在英国媒体是比较现代化的操作，记者压力固然比较大，生活相对其他行当有不规律的地方。但相对还是比较规律。我当时去的时候就带着一个问题：国外记者能做到多少岁?为什么他们能做的比较久?其实到现在也没有找到明确的答案。记者这个行当有他的特殊性，以前看到美国白宫有个女记者，做了六十年岁，在美联社也有几个朋友自杀，原因是和记者这个行当有关吗?不知道。
记者行当流浪性大。到了《财经》之后我还是受到影响，比如胡舒立就认为人生最快乐的事情就是做记者，这个对下面每个人都有影响，心态比较平和，《21世纪经济报道》的记者特浮躁，每个人都想搞个职位来干，做个官。
张：等会再交流，我和各种类型记者打交道比较多……
何：基本上前面我把记者这个行当的认识谈了，但没什么定论。《财经》比较尊重记者，胡舒立本身认为一个杂志社就两个职位，只有记者和编辑。她认为没有官阶的高低。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政治，《财经》在这方面是做的比较好的，但有些有能力的人也呆不住，比如李勇。
张：他去了《环球企业家》，后来又被高薪挖走了。
何：他是职业经理人这种状态。
张：《财经》我们对他的评价是最符合专业记者的操作标准，并且能给记者提供好的操作平台。
何：对，这个评价不错。在这种环境下做记者还是比较安心，我写文章胡舒立会帮我查资料，但我也不知道这种比较理想的状态有时可能比较另类。
张：如果变成日报就难了，你相信吗?杂志操作还相对比较好，更加精致婉约，更加有协作。再加上胡舒立非常典型的自由主义者、理想主义者，和财经类似的媒体包括《新闻调查》就比较接近。
何：《新闻调查》所处的环境中央电视台可能还不行，他领导也有开明的地方。
记者和编辑的关系就像产业链中上下游的关系
张：还是来谈谈你的报道吧，你说说看怎么在《21世纪经济报道》打分第一?
何：我的工作方式比较简单。我刚刚到《21世纪经济报道》的时候，能够做一些事情是因为有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素，天时是因为上海记者站的环境朝气蓬勃，鼓励你多做工作，少想利益。地利是因为当时银行版面、财经版面刚起来，版面比较充裕，有利于培养记者，编辑也是新的。人和方面，我受路透社工作方式的影响，我要求工作是白天能做的，不会在晚上做，所以经常我第一个到单位，晚上按时下班，维持银行
和路透社的工作习惯，这反映我的自律性较强，在这一年没有任何阶段性情绪波动受影响，始终按照一个步调往前走，像长跑一样保持一个稳定的节奏，我每周写一篇文章，其实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记者比较少。
我计较也比较少，不象有些人是老媒体过来的人做一件事对成本和付出的回报非常看重。一旦回报稍微不如意，情绪受影响，就消极怠工。尽管当时《21世纪经济报道》朝气蓬勃，但在我前面做记者的有些人第一年很猛，后来就无声无息了。记者在编辑那里的地位要自己持续不断地去维护，如果三天很好，两天不好，就很容易被替代。我的优势在于自律性比较强，到了年底的打分统计排名第一，就更稳稳地巩固了自己的地位。按照哈佛商学院教授的话来说，你有了你的权力基础。我的自律性又让我稳健成长，这个素质其实很重要，要长期做一件事情就要这样。
记者和编辑的关系就像产业链中上下游的关系，他是我的消费者，我是他的供货商，我要尽量让他满意，如果计较收入动力就不足了。我就是供货商要把自己做强做大，记者工作包括好几方面，除了采访写作是核心的部分，你要维持好你的状态，还有很重要的一块就是保持和编辑的沟通，有些人片面理解为讨好编辑，编辑说什么你就讨好什么。我比较欣赏德鲁克的话，人与人在工作上为什么要保持关系，是因为你能
够对他产生绩效。我们通常说老好人，有的人同事之间关系好，对工作没有任何意义，产生不了绩效，没用。有些人和同事之间关系不好，但是能产生绩效，大家也不会拿他怎样。
所以我认为记者和编辑之间应该是两方面：第一、你是一个供货商，能产生一个东西，对编辑有用;第二、这不是单向的，是双向的，这不是上下级关系，你和编辑的沟通是共同协作来完成作品。如果编辑提出的意见是我没想到的，即便他的态度很差，我也觉得很好，他提出的问题对我有用，这也是我们讲的对事负责，不是对人负责。当然维持良好的关系更好，但有冲突不要紧，关键把工作做好。有的同事会走极端，一种是光想到和编辑搞好关系，不产生绩效;第二种光会写文章，不懂得沟通，也许你写出来的文章不是人家要得。编辑不要，有时是你对，有时是编辑对的，事先沟通了，写出来的东西是两个人都想要的，两个人的脑子比一个人有用，在《21世纪经济报道》、《财经》的编辑还是比较理性的，有一定的想法，有一定的水平，沟通还是有价值的，当然沟通好不是一蹴而就，沟通有一个磨合过程，对你来说是了解人的过程。
张：在财经报道操作中认为专业知识背景必不可少?是在学校获得还是通过工作得到积累?
何：我觉得好记者专业背景不见得特别重要，但有一定的帮助，做一个好记者反而和社会的阅历有关，和做事方式有关。当然有良好的培训更好，学校通常不会教你这些，包括建立很好的关系网，这也是需要阅历的，基于对人际关系的了解。
张：你如何建立消息来源并保持良好关系的?
何：专业性报道首先需要确立专业报道领域，比如李明伟做得比较好，他做连锁商业这一块，从一点深入，以点带面就比较容易。所以说建立关系首先需要确定关系范围，一开始目标明确不要太广。几家百货公司是有数的。第二维护关系要有绩效，这个我理解为不能害人家，不可以做骗人、歪曲的报道。以前在路透社工作，给人家打任何电话，采访之前先报身份。在《21世纪经济报道》就不是这样，能骗人家采访到最好。给人家造成不可信，非常不良好的印象。
在信任的基础上，通过你的专业知识赢得对方，同时要认识到记者的优势，你要了解采访对象的需求。以银行业来说，做银行的官员比较保守，信息面不广，学习能力不是很强，他们希望从你身上听到一些东西，比如其他人怎么说?政策是什么样子?你要像作为网络主那样去维护这个网络，需要给他们提供服务。让他们认可你这个人，除了你的品行之外，和你交往能得到东西，这方面你有天然优势，可以把自己维护的网络中10个人的信息综合给某一个人。
张：你是否有这个困惑，国有银行的官员接受采访时都希望你的报道说好的，希望能够推进一些事情，很多企业都会有这样的诉求。你做的报道会考虑到他们的希望吗?
何：不会考虑。从不考虑。你需要跟他们解释，有时这不是一个关系好的问题，我在《21世纪经济报道》和国有银行打交道也不行，《21世纪经济报道》走谄媚路线，让报道对象感到很高兴，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打开局面。《财经》杂志就不一样，做法很专业。总的来说，银行问题比较多，涉及相关方面很多，比如中国银行下面有很多的分支行，还有中央银行、汇金公司、投资银行等等，他们是一个生态圈，其实你要突破不一定依赖他们某一个，我们不怕得罪他们国有银行。银行业内人有些人有理想，有人比较贪，有人比较务实，我们先和我们志同道合的人接触。比如说汇金公司是这些银行的股东，他们的一些工作人员有海外背景，超脱于利益，更愿意为我们《财经》杂志提供一些情况、信息。有的官员比较成熟，逐渐会懂得和媒体沟通好，他也有理想，但他也知道官场黑暗，他们游刃于边缘，一方面帮你，但也防着你一点。希望利用你，我们也就将计就计。
张：当你的消息来源，比如说负面的东西跟他造成紧张关系你怎么处理?
何：我正在做一个负面报道，目前保密。百度有人在公司门口举牌抗议他们点击欺诈。首先我判断这个事情为什么会写?因为这个话题在国际互联网界上也很热，我就会介入。第二、我有充分时间去调查。我不会是说去搞他们一把。我不想去搞人家，没意义。我是要了解为什么产生这种情况?背景是什么?反映什么问题?一个冲突可能是双方过激造成的，刨去这些，我要找出真相。回来我和编辑沟通，编辑提醒一定要注意
平衡，这背后其实有产业链深刻的因素在里面。你可以说是负面的东西，但矛盾的冲突往往是反映事情横截面的一个好机会。《财经》不会恶搞人家。      2.新闻报道最高境界就是写人
张：财经报道的文体比较枯燥，你是怎样力图让自己写的生动些?
何：文本方面，如果你对事物理解深刻就会好很多。以前我还不成熟，现在发现世上万事万物都是人在推动的，站在这个角度理解问题比较容易写的生动，只要能够解决一些技术难度。
张：你的意思就是多在报道中写人?
何：事物背后有很多故事要写，最高境界就是写人。有些东西做不到就不要强求。你的杂志不能要求每个买了你杂志的读者每篇文章都看，但要体现真实。《财经》有些东西比较罗嗦，这是我不太喜欢的地方。
张：薪酬是根据篇幅来的?
何：在《财经》不是，在《21世纪经济报道》是这样的。我们也是普通人，也不能免俗，有时也会灌水。从文体上来讲，我喜欢《金融时报》，比较简洁。这和我以前思想浅薄有关，我不喜欢读报，读文章，《第一财经日报》可能是朝这方面走。
张：你以前操作过的案例中，有没有找核心消息源不容易的经历?
何：在《21世纪经济报道》时，我去调查中国银行安徽分行行长吴福五，我从他辩护律师那里拿来了八本卷宗。
张：这篇文章是调查性的吗?题目叫什么?
何：《中行安徽分行原行长沦落实录》，当时文章被《21世纪经济报道》编辑卡住了，他认为有风险。我就很生气，我说你要放一段时间不要紧，但不能不发。我过去的原则是不为其他媒体写文章。当时我一生气，想既然你不发，我就把文章给了《南方周末》，后来《21世纪经济报道》发了。我自己有点不满意，编辑修改了有些地方写的有点偏了。
张：这个报道从采访的角度讲，最难突破的是哪个环节?对犯罪事实的调查?
何：最难的其实就是在看卷宗时，怎样做出判断。这案子涉及到很多人，卷宗上有很多人的口供。要把犯罪事实梳理出来，了解犯罪的背景，动机是什么?
张：卷宗是从辩护律师手中得到的?罪犯已经在押了?
何：是的，在押。
张：很多媒体都去了吗?
何：没有，只有我们一家。
张：为什么没去?像《经济观察报》等其他媒体都没去?
何：可能安徽离他们远，也可能出差要成本。在《21世纪经济报道》我出差比较自由，回来看卷宗就花了我一个礼拜的时间，那篇文章写得比较扎实。还有就是去年到英国采访刘其兵有关国家储备管理局铜交易的事。在英国呆了一个月收获不是很大，因为这个事情太隐蔽了，最后也写了文章《国储铜亏损调查》，我自己不大满意。那么多媒体就我们《财经》去了，花了5万多块钱。在英国我住在舒立的朋友家，每周给他100镑。回来后舒立也没说什么，她觉得尽力了就行。在其他媒体不一定做的到，这就是核心竞争力。
张：从文本来讲你的代表作是什么?
何：这个我没有什么印象了，我不象有些人很在乎，把作品集成文集，我写过就丢了。
张：你在乎采访报道的反响吗?
何：有比较在乎的经历，当时上海的中信实业银行诈骗案，3个多亿的钱被骗了。那时写诈骗的报道很少。我比较骄傲的是我写了，引起了轰动，而且他们银行并没意见，后来我采访他们银行行长还特容易。我后来用这个例子教育报社的同事，负面的报道不一定产生负面的效果。任何一个采访对象，只要事实是真的，即便你批评他也没有关系。
张：报道叫什么题目?
何：《3亿元票据诈骗案惊现中信实业银行》。这个涉及到对报道的理解，我从来就认为报道无所谓负面的，正面的，或者故意揭黑的报道。只有事实的报道。报道做的好与不好主要看你做的是否贴近事实。《21世纪经济报道》原来的管理层，有种喜欢打了人家又不敢看人家，偷偷躲在背后窃笑的感觉，不是光明正大做事的方式，像小孩子调皮扔丢石头。
3.最接近张季鸾的只有《财经》杂志
张：那么做财经新闻的心境、心态是怎样的?理性的、温和的、全面的、负责的?
何：这样就可以了，就像《经济观察报》的号召差不多，“理性、建设性”。香港把《信报》看作是最后一张文人办报，我觉得我是文人写作的传统。
张：你不觉得你是矛盾的吗?你把写报道当作做项目，那样一种操作心态就是说你和媒体的关系是雇佣关系?我受雇于你，文人不一样，而是象张季鸾那样为社会呼吁?
何：其实只是财经领域很特殊，我的理念和张季鸾完全是一样的。《信报》能够做的公正。
张：文人办报更多的是知识分子?
何：是的，他们不太讲究商业利益，更讲究的一种抱负，记者尽管是产业链中的一环，但本身是媒体的一个细胞，一个完整的个体，有自己的理念。
张：你怎么接触张季鸾新闻思想?
何：我看过大公报的历史，比较投缘。这些理念和从小受到的教育是一致的，看一眼就能理解。张季鸾、王芸生啊，换在他们的背景下，我也能做到他们的操作原则。水平不高那是另外一回事，理念是一致的。目前最接近张季鸾的只有《财经》杂志，没有其他的了。
张：记者本身者在意识形态上也是有分化的，南都、南周的一些记者标榜自己为草根，来自底层;《经济观察报》的许知远更有精英意识，你觉得你偏哪个?
何：许知远我不了解。《南方都市报》是另一种，受香港影响，一方面自认为是新闻民工，另一方面个人意识非常膨胀，没有把个人和mission结合起来，不象张季鸾把文人与使命结合起来。
张：你认为什么是成熟的记者?像胡舒立这样的?
何：当然，像胡舒立更有理想，她有非常丰富的社会经验，她的理想更具有可操作性。
张：你对《21世纪经济报道》是悲观的了?
何：也不是悲观，即便这个项目失败了，但可以在这个基础上涅磐……以后去办他可能会注意到核心团队价值观的一致性、执行能力等等。《财经》不一样，胡舒立失败了很多次，赶上这个机会。另外，在广州和北京的环境也是不一样的，广州文化确实比较草根，在北京更加容易和国家使命结合在一起。任何东西成形都是非常风云际会的。
张：你在北京、上海、广州、香港都转了一圈，慢慢觉得还是北京和这里氛围更合适你?
何：这方面我不太敏感，到现在为止，我觉得做记者在北京是比较合适。但有时会怀疑自己，老在这些地方转来转去，很多地方都没有扎下根基。过去6-7年，我也只有做到这样，可能其他人还没有我这样的经历，在不同理念的媒体工作过，对你的相互比较还是有蛮大的好处。比如一些同事一开始就来《财经》，他对《财经》的理解和我不一样，他会说《财经》这不好，那不好，我会说要比其他的好。他们从静态看，我从弹性来看，有个相对性，我是从相对性的角度看。但是《财经》能做到的东西，其他媒体应该也能做到。
张：有人说《财经》有背景，别人做不到。比如和国务院的关系，能拿到独家新闻消息来源的便利性。
何：有一定关系。《财经》和吴敬琏关系很好。《21世纪经济报道》也能和吴敬琏、徐小年联系上，但是为什么他们对《21世纪经济报道》很厌恶，和《财经》是好朋友呢?
张：确实与以胡舒立为代表的团队的敬业精神能起到作用，在SARS时对黑幕的揭发，全国万马齐喑时讲真话。
何：我们不是愣头青，你可能听到过媒体行业的一个说法，80年代只能说这些东西，你不愿说也要说;90年代你不想说，可以不说，但你不能做;现在你不能做的越来越少，不想说的话就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