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文华小传

潘文华侍从室里的中共上校参谋

潘夕潮

1944年10月，时任川康绥靖公署副主任、第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川陕鄂绥靖公署主任潘文华将军调田一平到他的侍从室工作。

其实，田一平是周恩来、董必武亲自派到潘文华身边工作的，潘文华委田一平为上校参谋。侍从室是专为潘文华办理机要事务和上层往来的联系和接待工作的。当时侍从室有四个人，侍从室主任梁伯言，专为潘文华起草机密要件；办事员刘自新，此人是潘文华的同乡，复旦大学毕业，系军统方面的人，作风不正，品德不好，一副流氓像；另一个是原巴县县长；还有一个就是中共秘密党员田一平。

田一平去侍从室后，梁伯言将原由刘自新做的专为潘文华剪报和呈他阅示的工作交给田一平。田一平同刘自新面对面同坐一张大桌子，一个军统，一个共产党，真是妙极了。为了保护自己的身份不被暴露，田一平也十分注意刘自新的言行。

田一平每天去的第一件事就是看那里订的七、八份报纸，选择消息，然后剪下来贴在一个大本子上，呈送潘文华主任看。田一平来后发现：以前刘自新剪的报多是国民党官方的和一些反共、批判进步人士、镇压民主运动的文章和消息。田一平去后，想从剪报方面，让潘文华主任真实地了解国际国内大事，使他接受一些正面的、进步的东西，来影响他的思想，向进步方面转化。因此，田一平除了剪贴一些应付的东西外，着重有意识地剪些有关民主运动的报导。但这七、八份报纸都是成都的报纸，言论和消息不多。田一平就到《华西晚报》找来重庆、西安、昆明、桂林等地的报纸，剪下有关谈民主运动、分析时局、揭露国民党的丑闻、抗战消息等有关方面的内容。

开始，田一平不知这样适不适合潘文华的口味，心里忐忑不安，第一次只试探性的贴一些呈潘文华看。田一平见潘文华没有其他反应，就大胆地贴这个方面的内容。为了让他知道更多的消息，田一平还把美国新闻处在成都发的新闻稿和英国大使馆在成都办的英文报纸中有关消息翻译出来，贴在本子上，就这样田一平每天把国际国内的消息经过精心筛选后剪摘下来，送潘文华阅览。

田一平到侍从室工作后不久，心中初步有了底。有一次，田一平公开对潘文华说：“我同国民党左派方面的人士有联系，诸如孙科、王昆仑以及冯玉祥手下的高级幕僚。”田一平还进一步告诉他，在成都工作这么多年还认识了一些进步的文艺界和工业界人士。潘文华谨慎地说：“你可以和他们往来，在这方面多做些工作，知道些消息，但要注意不要过于暴露。”这样田一平就经常告诉他一些左翼方面的情况。有些左翼人士如朱蕴山（李宗仁、白崇禧的代表）、林彬成（民盟西北总主委）和冯玉祥的平价布处长等要见潘文华时，都是通过田一平去和潘文华商量是否会见及会见的时间、地点等，为潘文华与进步人士的交流做了许多引见工作。

田一平还利用“二·五”会议展开工作。“二·五”会议是潘文华的高级将领会，以每星期二、五下午在潘文华高级智囊钟体乾的家里以吃饭的形式商研“甫系”和川康的团结问题和决定一些重要事情。田一平经常把一些各地民主运动、学潮情况，以及自己能得到的外国通讯社如路透社的消息译出来告诉大家。总之，利用各种机会对潘文华及其周围的高级将领做潜移默化的工作。同时将“二·五”会议内定的一些问题，诸如彭焕章在会上报告国民党特务、党、政、军方面的活动；潘文华讲到在“市中事件”中，张群如何策划约潘、邓、刘指挥，由李伯申、严啸虎出面应付的内幕；“市中事件”后成都市市长的人选问题；潘文华说他到重庆时，蒋介石说张志和是共产党，他如何为张志和辩解；如何决定罗忠信、潘清洲、甘绩丕、李叔尧、周从化、彭焕章和田一平参加民盟等情况，都向中共党组织作了汇报。

1945年夏，蒋介石委潘文华为川黔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绥署设在黔江。其目的之一是分化刘、邓、潘的关系，将潘文华远调。阆中的川陕鄂绥靖公署随即撤消，部队换了防。中共有一部份党员也随潘文华到了黔江，由于田一平在《华西晚报》工作未随潘文华去黔江。从此田一平就离开了潘文华的侍从室，但田一平和潘文华的关系并没有中断。

从1938年春到1945年夏，田一平在潘文华身边工作了七个年头。这七年里，在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对潘文华作了不少工作，使潘文华在思想上有较大的进步和变化，为他在1949年12月9日同刘、邓在彭县率部起义打下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1947年6月1日，《华西晚报》被查封，田一平也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先关在成都“将军衙门”监狱，同年10月转到重庆“白公馆”，1948年2月移押渣滓洞，直1949年4月，经民盟向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交涉和潘文华的积极协调，田一平才被释放出狱。田一平一回成都即与党的负责人罗髫渔、胡春浦、易野源共同商讨，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四川省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临工委”），进行策反和保卫成都迎接解放的工作。

1949年10月“临工委”派夏逊、黄大洲两同志，穿越国民党川东防区，到湖北找四野，把“临工委”的情况向中央汇报。当夏逊、黄大洲动身去湖北时，曾约同辜端到重庆，由辜端去见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潘文华。因为辜端原为潘文华部秘书，且与潘文华有亲戚关系。辜端递交了胡春浦代表党“临工委”致潘文华的信。潘文华阅信后说：“按你们的意见办”。成都解放后，在潘文华侍从室任过上校参谋的中共秘密地下党员田一平，先后当选为六届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政协副主席、中共四川省政协党组成员、民盟五届中央常委、民盟四川省委顾问。

－－－－－－－－－－－－－－－－－－－－－－－－－－－－－－－－－－－

军人料理城市--1929的潘文华

文人与军人料理城市，优劣历来说不清。这与尺长寸短无关，盖缘因时因地因人而异。譬如潘文华之于重庆，便有得一说。

潘文华，字仲三，川西仁寿人，民初四川陆军速成学堂毕业，是刘湘同学，曾历任川军33师师长、国军23军军长等职，二级陆军上将。

老潘最风光时，手下辖 36个团，算得一方诸侯，

1949年底他率部起义彭州，后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之前，潘还有一个重要身份，即重庆的首任市长，时为1929年。

老潘当市 长非民选，而由当时四川省长刘湘委任，乍看有同窗袍泽内举之嫌，实则他确有才干。

才干便是拓城。事实上，清末民初时，重庆仍不能算一座严格意义的城市，其主要功能是军事要塞。

故建市伊始，全市水陆总面积仅93.5平方公里，人口28万，主城区面积则更小，恰如老潘所说：“以重庆市区近30万人口，仅以高低斜曲之十三四平方公里容之，其拥挤情事，自难避免，若非另图新区，困死难免。”

要拓城，只能冲出通远门。通远门是重庆主城与外界相连的陆上通道，向西可抵成都，向北可达广安、达县，上了年纪的老人们还记得，那时站通远门上远眺，累累坟茔逶迤无尽，人称棺山，是数百年来市民祖宗安息的墓地。

把几十万座坟墓撬走建新城，是哪个龟儿子想出的馊主意？这事不但市议员通不过，城里老少爷们更是气不打一处来，他们大多海过袍哥，口气很硬：“谁敢动坟， 老子就和他拼命！”

行武出身的老潘端是一条汉子，口气也不软：“不迁？笑话！刺刀侍候！”

遂任命旅长郭勋祺出任迁坟局局长。话说那老郭，在川军中也算个人 物，1935年他在贵州土城与中央红军打过一场大仗，是为朱毛眼中死敌，1949年他却为解放成都立了大功，乃后话。那郭局长一上任，自持快枪在手，放出话来：谁敢阻挡，枪不认人！

遂派出迁坟队若干，大刀阔斧，仅一年，就将通远门外坟茔全部弄走，开拓出从七星岗到菜园坝、从上清寺到曾家岩的大片地块，是为重庆新市区。这倒也罢了。却还没完。

迁坟同时，老潘又修路。说来可怜，按《中英烟台条约续增专款》，1929年的重庆已开埠35年，竟无一条公路，城内仅有三尺余宽供滑竿的步道。

老潘便亲自规划了主城三条公路，以渝中半岛山脊为界，

分中区干线、

南区干线（沿长江）

和北区干线（沿嘉陵江），

中区 线由七星岗经两路口、上清寺到达曾家岩（后来的周恩来公馆），叫中山大道，全长3.5公里，宽20米，底层砌碎石，上层敷三合土，是为重庆第一条等级公 路。

有了路，老潘任期9年内，重庆拓城迈开大步，向西冲破浮图关，将一个叫沙坪坝的小镇扩展为文化区；向北延展到江北城，向南扩大到南岸区，一座有规模的近代城市终于呈现在群山环抱的两江之滨，以至1935年3月12日，蒋介石首飞重庆后，深感这里有大山大水大气候，“可作大后方首选地。”此时正值华北日军嚣张，《何梅协定》签字前夕，老蒋自知中日难免一战，重庆成了他心理的最后防线。这在日前公布的蒋介石日记中有清楚记载。

历史，总是环环相扣、陈陈相因的。如果没有老潘惮精竭虑拓城，老蒋未必能选上重庆（当时西部还有成都、昆明、贵阳、西安备选）。故军人料理城市，自有军人魄力，但用今天的眼光看，老潘拓城可能很不法治、也很不人道，毕竟，今天拆一个“最牛钉子户”要花300多万人民币，换了当年，那几十万户墓主都向老潘要高额拆迁费，重庆，又该是啥模样？

往事不能重复，现实处处尴尬。

且说诺、贡二师在众人的簇拥下回了金刚寺。走进客堂，只见一个身穿深色毛哗叽长衫，头戴浅灰色呢礼帽，中等身材，脸上略略显胖，看上去四十岁左右的人已在恭候了。

此人叫傅真吾，四川憧南人，曾任熊克武驻京办事处主任，时任四川省财政厅厅长。佛教徒，师事袁焕仙居士、诺那上师，后皈依贡师学密法。此次来康定是受四川省主席刘湘之委派，专程来康迎请贡师赴成都弘法。

傅真吾见诺、贡二师走进客堂，慌忙摘下礼帽站起身来，双手合十给二位上师顶礼，敬献哈达。诺师用手指着贡师给傅真吾介绍，说：“这位便是你此趟来迎请的康藏著名的白教大德贡噶上师。”傅真吾一面对贡师合十问安，一面用眼睛打量着与诺师并坐的贡噶上师。见贡师身材魁梧，法相庄严，慈威双露。内穿黑呢镶边的锦缎活佛坎肩，右臂偏袒，外披明黄色法王袭装，下围紫红色的氆氇僧裙。眼睛注视着傅真吾点头微笑，于是傅真吾与韩大哉并坐下方。诺师便把贡师的来历和在白教中的地位、威望、学识给傅真吾作了一番介绍，希望傅真吾能好好跟贡师学法。傅真吾也向二位上师转达了刘湘主席的问候和期盼。大家在一起商议确定了启程日期和相关事宜，诺师考虑到贡师不懂汉语，又是第一次去汉地，不能没有翻译，于是派韩大哉随贡师前往成都，暂时充任翻译。

几天后，贡师带着几个随侍人员、诺师的秘书韩大哉和前来迎请的傅真吾等人在诺师卫队的护送下，离开康定向成都进发。诺师亲自送他们到康定城东关外，与贡师依依不舍握手道别，说不尽的万语千言，在一声珍重中画上了句号。诺师目送远去的人们，舒松了一口长气，放下心来，算是了却了一桩心事。

贡师一行的马队过了沪定便沿着蜿蜒盘旋的二郎山艰难地行走。虽是深秋时节，二郎山山顶己经是白雪纷飞，寒气逼人。贡师在自己四十多年的人生旅途中首次肩负弘法利生的重任走出藏区，仿佛这苦短的人生道路就像二郎山一样崎岖艰险。而贡师的愿力则是带领着末法众生越过这崎岖艰险的道路，去通往那即生成佛的顶峰… … 大雪仍然随风飘舞，而不畏艰险劳苦的人们则跟随在贡师的后边踏着贡师足迹一步一个脚印地翻越了二郎山顶峰。

当这一行队伍过了天全县，终于进入雅安城，刘湘派来迎接贡师的汽车早己停候在雅安公署。贡师一行在雅安小歇一天，便乘坐专车直奔成都，诺师的卫队完成了护送贡师的任务也就返回康定。

贡师首赴汉地弘传密法是由诺那上师引荐，时任四川省主席、川军总司令刘湘迎请。

刘湘，字甫澄，四川大邑人，当时被南京国民政府委任为四川省政府主席，兼川康绥靖公署主任、陆军上将川军总司令，虔信佛教。

贡师一行乘省府专车抵达成都后，由四川佛学会出面接待。刘湘咨会佛学会会长圣钦大和尚迎请贡噶上师驻锡成都大慈寺。

四川天府之国，物华天宝，地灵人杰，自古文星灿烂，佛道昌盛。自唐朝以来，禅宗大德叠代辈出。从唐末的马祖道一、圭峰宗密，到后来的德山宣鉴、圆悟克勤、丹霞子淳、破山海明，到清代的丈雪禅师等屈指难数的大德高僧在中国佛教史上都占据着重要的位置。这次贡噶活佛进入内地弘传密法，无疑是使汉地佛教文化又增添一页异彩奇辉。

成都大慈寺位于成都东门府河之滨，始建于唐朝初年贞观年间，由著名的法相宗祖师玄奘法师所倡建，全名“敕建大圣慈寺”，简称大慈寺。

圣钦大和尚原是峨嵋山接引殿的和尚，师承宝光寺能善老和尚，20 岁参扬州高星寺挂“破参牌”，名震江浙。后参广东云门寺、曹溪南华寺等。是近代蜀中禅门高僧，时任成都大慈寺方丈和尚。

圣钦大和尚虽师承禅门，却对西藏密宗并无半点宗派存见，由此更显示圣钦大和尚一代宗师的博雅风范。贡噶上师是四川省主席刘湘亲自安排迎请来的大活佛，自然受到了圣钦大和尚的崇敬和热情接待。二位大师在相处的日子里，对佛门教理也作了不少的探讨和交谈。

是年冬月初一，贡师在成都大慈寺开布坛城接受刘湘、傅真吾等弟子的皈依。给弟子们灌四皈依①上师加持灌顶，为众弟子宣说皈依要义和灌顶真义。同时传授上师相应法和四臂观音本尊法，受灌弟子们皆生起无上信念和胜义欢喜心。

冬月十五日，贡师一行在汉族弟子刘湘、傅真吾、韩大哉等陪同下参观了成都的著名佛教寺庙。如文殊院、昭觉寺、宝光寺等，均受到寺院僧侣们的隆重欢迎。贡师每到一座寺院除礼拜佛像之外，还仔细地观看、研究汉地寺庙的总体布局、建筑结构的传统风格、汉地佛像的塑造特点和中国传统绘制佛像的工笔国画风格。僧侣们的佛事活动，每天固定的唱念功课和寺僧们的生活作息情况等，都引起了这位康藏活佛的极大兴趣。

转眼间，贡师在成都讲经弘法已近三个月时间。密宗在成都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影响，许多僧俗弟子对密法生起胜解信念。这时，任国民政府重庆市市长的潘文华先生得知贡噶上师在成都弘法灌顶的盛况和密法的巨大影响力，便委派潘昌猷先生亲赴蓉城，迎请贡噶上师到重庆灌顶传法。潘昌酞是潘文华的胞弟，时任重庆商业银行总经理。潘昌猷到成都后先拜见刘湘，然后前往大慈寺拜见贡噶上师。在给贡师顶礼敬献哈达之后，向贡师转达了胞兄潘文华先生恭请上师前往重庆的敬请。贡师当即应允了潘先生的请求，于是便准备动身前往重庆。

刘湘得知贡师应邀将去重庆弘法，便与傅真吾等弟子设宴为贡师饯行，众弟子给贡师供养程仪一万银元。腊月初一，贡师携随行侍者登巴切让、阿瓦却扎等在潘昌猷、韩大哉的陪同下，乘省府汽车从成都到乐山，取水路前往重庆。

乐山古称嘉州，风景宜人。清江环绕，山川形胜，依山临水，翠峰如簇。是泯江、大渡河、青衣江三江汇合之地。乌尤古刹香烟萦绕，乐山大佛驰名中外。北望眉山，西邻峨嵋，自古是雅士文人荟萃之地。

峨嵋山位于乐山以西，山峦叠障，乔木参天，山色常绿，秀绝人寰。峨嵋山是普贤菩萨的道场，全山共有大小寺庙100多座。著名寺庙有报国寺、伏虎寺、万年寺、清音阁、洪椿坪、雷音寺、洗象池、接引殿、金顶等。金顶万佛顶海拔3099米。四川峨嵋山和山西五台山、浙江普陀山、安徽九华山合称中国佛教四大名山。

贡师一行到乐山后驻锡在大佛寺，先后参观了闻名中外的乐山大佛和乌尤寺。贡师及随侍人员在乐山小住了两天，然后在潘昌猷、韩大哉陪同下礼朝峨嵋山。虽是隆冬时节，峨嵋山依然是群峰吐秀，流水飞泉，山风雾霭，万壑松风，依山而建的古寺层出不穷。

正是：

暮鼓晨钟，警策古今凡圣；

碧瓦朱亮，尽显汉代宗风。

贡师细看这峨嵋山，虽无贡噶雪山那样旷野凝寒，雄冠天下之气势，但也透露出秀雅绝伦的名山风范。贡师领着大家一面朝山，一面布施，大寺院布施银元300块，小寺院布施银元200 块。登巴切让等见贡师把刘湘、傅真吾等众弟子供养的银元就这样大把大把地布施出去，大惑不解地问贡师：“我们贡噶寺比这些寺庙贫穷得多，正需要钱来修建寺庙塑造佛像，好容易弟子们供养了一点钱，师父都不留给自己寺庙，为什么供养给汉地寺庙？"

贡师告诉登巴切让说“佛无汉藏之分，法无显密之说，只因众生有八万四千不同根器，佛开八万四千不共法门。故如来演教，观机设乘。布施乃每一个大乘佛教徒必修之课。天下所有的佛教寺院和自身坛城无二无别，我在汉地弘法演教，供养汉地的寺庙如同供养自己的寺庙一样。这就叫做广布法缘。”这时，大家才明白贡师广为布施的菩萨行为。

腊月初八，贡师一行由乐山登船顺水路去重庆。途经宜宾、沪州、江津，沿江而下，不消几日便抵达重庆。潘文华派来迎接贡师的车辆早己迎候在朝天门码头的江边上，潘昌猷、韩大哉等人侍候着贡师上了汽车，直赴市府大院。时任重庆市市长的潘文华在冠生园设宴为贡师接风洗尘。贡师下车后经潘昌猷介绍，见潘文华一身中式打扮，头戴深灰礼帽，穿深色毛料长衫，外罩一件绣着圆形“万”字图案的中式缎面丝棉袄，脚穿一双布底丝绒棉鞋，鼻梁上架着一副银丝眼镜，略显偏瘦，给人一种精明干练的感觉。潘文华见贡噶上师法相庄严，神采照人，心生欢喜，忙摘下礼帽双手合十问候贡师安好吉祥，身后秘书送上哈达，潘文华双手献上，便恭请贡师一同入座。席间，潘先生就欢迎贡噶活佛法驾往临重庆，又恭请贡师在重庆广为众生传法灌顶作了一番致辞，宴罢，派汽车送上师前往汉藏教理苑驻锡安歇。

世界佛学院汉藏教理苑，位于重庆北碚，为著名佛学大师太虚法师所创建。设有国文、藏文、教理等科目。在潘文华的安排下，贡师一行便驻锡汉藏教理苑。由潘文华、潘昌猷做施主。在施主们的恳请下，贡师于腊月十五在教理苑开坛接受弟子们 皈依。当时在重庆汉藏教理苑，皈依贡师的有时任重庆市市长潘文华、重庆商业银行总经理潘昌猷、教理苑国文教员陈健民、教理苑翻译满空法师等。

满空法师是四川重庆人，原跟太虚法师学习法相宗，精晓藏文，遂被太虚法师留汉藏教理苑翻译资料，后皈依贡师门下学习密宗。恰遇贡师初来汉地，身边缺少一个精通藏文的翻译，自此后满空便长随贡师，充任传法翻译。

这次贡师在汉藏教理苑讲法便由满空任翻译，贡师为新皈依的僧俗弟子们传授了“四皈依法”、“上师相应法”，讲解《金刚经》 。僧俗弟子们对佛法生起了殊胜信解，各自都发了不同程度的菩提心愿。这是贡师首次在重庆讲经传法。由于市长潘文华、银行总经理潘昌猷等在贡师座下皈依听经，在山城造起极大的影响。此后，潘文华属下的军人、政客们和当时重庆金融、商界的巨子们纷纷皈依贡师门下，学密之风蔚然兴起。于是，贡师多次应弟子们恳请，在重庆为僧俗各界弟子们举行各种本尊灌顶，传授生起次第的本尊法要。又专门单独为潘昌猷先生灌 白财神灌顶，并授以白财神观修法。

1936年暮春时节，诺那上师去南京述职，从康定经成都到重庆。诺师到重庆后与贡师同住汉藏教理苑。不久，即现病相。一天，贡师坐于诺师榻前为诺师诊脉，诺师紧握贡师双手，慨然说：“我自知此病不能复愈，我一生中都是为祖国的统一、传播密宗而奔走于汉藏各地，曲折一生，尚留许多未完事业。再次望贡师能继承其遗愿，在汉地广传密法，教化众生。”又说，死后请贡师为其主持火化仪轨，骨灰安葬在江西庐山小天池。并遗言：“转世有二，一生西藏，一生汉土。”贡师含泪颁首，把诺师之言一一谨记在心，并遵所嘱。

1936年农历五月十三日，忠心维护祖国统一的和平使者、著名的佛学家、密法弘传者、一代红教大德、普佑法师诺那呼图克图，示寂于重庆北 碚，终年72岁。

1936年农历五月二于一日，诺师法体运往重庆长安寺火化，南京国民政府和蒙藏委员会分别派代表参加诺那活佛的火化仪轨。参加诺师火化仪轨的还有潘文华、潘昌猷、韩大哉、陈健民、黄钦哉等。贡噶上师按藏区大活佛葬仪亲自主持火化仪轨，火化时，天空呈现五色虹霓。烧出大小舍利子无数，心脏不坏，尽现白、红、蓝三色藏文“吽”字。南京国民政府批准由政府拨款在庐山小天池为诺师修塔建墓和兴建莲师佛殿，具体事宜由诺师秘书韩大哉居士负责总体筹划。要知诺师佛塔如何兴建，且看下回分解。

正是：嘉陵江畔水悠悠  今古无端荡客愁

潘文华：(公元1885～1950年)，号仲三，四川仁寿文宫乡人，著名国民革命军陆军上将。

1940年5月20日授予陆军上将军衔，历任第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第二十一绥靖区司令官、整编第五十六师师长、华中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等职。

潘文华的父母务农。他幼读私塾，后到成都中药铺当学徒。

1908年，潘文华考人四川陆军速成学堂。

1909年，潘文华随三十三协入藏勘乱，初任副排长，后升任排长、连长。 辛亥革命后，潘随部回川在钟体道部任营、团长。

1920年初，潘文华由陕南到达县，被川军第七师师长颜德基委任为独立旅旅长，驻防忠县一带，自筹款购，割据一方。

1920年8月，第二军军长刘湘与滇黔军作战退守阆中，粮饷窘迫，潘文华以速成同学之谊，馈赠数万元，使刘湘深为感念。不久，刘湘反攻获胜，就任川军总司令，即委潘文华为第四师师长。自此以后，在四川军阀混战中，潘文华一直跟随刘湘，转战四川各地，为刘争在川省霸权立下汗马功劳，因而深得刘湘的信任，成为刘湘集团的高级核心人物。

从1928年起，潘文华兼任重庆市政督办、市长达八年之久。在其任职期间，对重庆的市政建设有所建树。如开辟新市区，修筑大马路，成立重庆自来水公司，成立重庆市电力公司等。

1928年，潘文华支持重庆市民要求收回王家沱日租界的斗争，迫使日方交还王家沱日租界。

1934年，为了阻挡中央红军入川境，潘文华曾任南岸“剿匪”总指挥，与红军于贵州土城、赤坎一带几度接触。

1935年冬，潘文华又被刘湘任命为南路“剿匪”总指挥，于名山一线，阻击红四方面军进入川西平原。

1935年11月，潘文华被任命为二十三军军长。

1937年，潘文华率部出川抗战。11月下旬，潘文华部一四四、一四七师在长兴、宜兴至湖口之间阻敌，掩护自淞沪战场西撤的国军。接着参加广德、泗安战役，川军一四五师师长饶国华壮烈殉国。但蒋中正处心积虑要消灭刘湘的势力，乃将广泗之役的败退之责归罪于潘文华，撤销了他二十三军军长职务。

1938年1月，刘湘病逝于汉口。蒋中正任命其亲信张群为四川省政府主席，引起四川地方实力派的坚决反对。蒋中正只好采取慎重、渐进的搁平政策，对四川地方实力派许以高官厚禄，然后逐步加以控制。

为此，蒋中正对“甫系”首领的继承人潘文华大事笼络，急忙撤销对潘文华的处分，任命潘文华为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继后又任命潘文华为川康绥靖公署副主任。

张群主川一事，蒋中正不得不收回成命，改任刘湘旧部王缵绪为四川省政府主席。

蒋中正对潘文华、刘文辉、邓锡候仍存戒心，惟恐他们拧在一起，难于控制。便于1939年1月，任命潘文华为川、陕、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署办设于阆中，将潘文华调离成都。

潘文华到阆中，领到国防部发给工程费二十万元，构筑大巴山防御工程，但仍以告病常驻成都，以便同刘文辉、邓锡侯联系。

王缵绪任省主席后，迅即投入蒋中正的怀抱，处处同川康地方实力派作对。

潘文华遂与刘文辉、邓锡侯策动川军七个师长于1939年8月发表驱王通电。蒋中正知众怒难犯，只好将王缵绪撤换，由蒋中正自兼四川省主席。

1940年11月，张群出任四川省政府主席。但是，蒋中正对川康地方实力派仍然是通过笼络来加以利用和控制。对潘文华则从经济上进行拉拢，由财政部长孔祥熙亲自出马，与潘文华换帖订为兰交；指定潘文华的兄弟潘景猷为四川省银行董事长，任职长达八年。由于得到孔祥熙的照顾，潘氏家族成了“西南财阀”之一。

蒋中正见潘文华是继刘湘之后“前系”首领，代表四川地方势力，故尽力笼络，而潘文华对于蒋中正控制四川地盘，并不甘心，而且他也看透了蒋中正对他只不过是一时利用，并不信任，因此对蒋中正保持警惕，防蒋、反蒋的思想和行动时有暴露。

1939年冬，蒋中正要刘文辉修筑康藏公路，并借军工修路为由，要派中央军入康。刘文辉与潘文华、邓锡侯商量，一致认为蒋派兵修路是假，攫夺西康是真，必须坚决拒止。

但又恐蒋中正强行派兵入康，于是潘文华送给刘文辉一批手提式机枪、迫击炮，以充实刘的战斗力。潘文华并密令驻宜宾、乐山的周晓岚师，驻耶峡、名山的刘树成师暗中警戒，支援西康。此事为蒋中正所知，对潘文华深为嫉恨。

抗战期间，潘文华与刘文辉、邓锡侯一致反对蒋中正的控制，希望得到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援助，而中共亦把潘文华作为统战工作的重要对象。

1938年夏，董必武、林伯渠、陈绍禹由延安去武汉途经成都，特意与潘文华晤谈。

1939年4月，周恩来到成都，潘文华在乔毅夫公馆宴请周恩来，作陪的有中共党员罗世文、张曙时、张秀熟等。是年夏，董必武、林伯渠在重庆与潘文华第二次会晤。

1942年4月，王若飞在重庆潘昌酸别墅同潘文华相见。同年6月，周恩来派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电台台长钱松甫(化名钱钟仪)到问中潘文华司令部，以参议职务作掩护，做联络工作。

翌年，经潘文华同意，钱松甫在潘的司令部设立电台，此电台一直持续到1946年10月川陕鄂边区绥靖公署撤销。抗战后期，大后方民主运动兴起，矛头指向蒋中正的独裁统治。潘文华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和赞助当时的民主运动。

1944年冬，经张澜介绍，潘文华和刘文辉参加了民盟，成为秘密盟员，并提供经济支援。由潘文华任董事长的《华西日报》以及由川康地方实力派出资办的《华西晚报》，先后聘请田一平。杨伯恺、黎澎等中共党员来主办，成为当时影响很大的进步报纸。为此，蒋中正大为恼怒，几次派人来干涉，均遭潘文华的抵制。

1945年抗战胜利，蒋中正即下令撤销川陕鄂边区绥靖公署，并免去潘文华的川康绥署副主任职务。

为了使潘文华远离成都，便任命潘文华为川黔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令潘文华的部队移驻酉、秀、黔、彭及湘西边境。

1948年，蒋中正将潘文华的一六三师调河南由张饬指挥，一六四师拨襄樊归康泽调遣，十七师开赴武汉由白崇禧使用。至此，潘文华的部队均被东抽西调，肢解无余，已成为边署光杆司令了。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国民党政权已成土崩瓦解之势。

潘文华于6月派黄应乾为代表，到香港同张澜、李济深联系。

11月中旬，潘文华到了成都，得知刘文辉收到周恩来发来的电报，指示大军即将西进，待时机成熟发动起义。这就更加坚定潘起义的决心，遂同中共川西地下党取得联系，并将他的旧部刘树成两个团和省保安八团、十团，交给地下党指挥。同时又电嘱其长子潘清洲相机起义。

11月27日，重庆解放，蒋中正逃到成都，潘文华以养病为名到灌县暂避，并暗中与刘文辉、邓锡候相约采取一致行动。

12月9日，云南省主席卢汉在昆明宣布起义，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则在四川彭县同一天通电起义。

蒋中正见大势已去，急忙于12月10日清晨逃离成都，飞往台湾。

1950年1月，潘文华被人民政府安排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10月病故于成都，终年六十六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