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回忆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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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记忆60年·编年纪事》
激情
在一个从未有人经历过的全新年代里,无论是对的错的,痴狂的静默的,还是恍惚的踟蹰的,甚至是朦胧的,每个灵魂里都潜藏着喷薄欲出的可以燃烧一切的激情和豪兴。
1958,“诗意”乌托邦
天上没有玉皇,
地上没有龙王,
我就是玉皇!
我就是龙王!
喝令三山五岳开道,
我来了!
一首唱遍大江南北的陕西“新民歌”勾画出了1958年的风貌。这是无论在物质还是精神上都充满了浪漫气质的一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谈到民歌,“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条是民歌,第二条是古典。”他还倡导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两结合”的创作方法。“新民歌运动”由此蓬勃而起,以至于全年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文化,方方面面都充满了“诗意”的热情。不过,这一年的浪漫却少了点现实基础,多了点理想主义。
1956年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1957年政治和思想上开展了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年要在继续完成上一年革命的同时开展经济领域的技术革命。1957年11月,毛泽东在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纪念,赫鲁晓夫表示苏联在工农业最重要的产品的产量方面用15年时间赶上和超过美国。毛泽东宣布:中国要用15年时间赶上和超过英国。
1月11日至22日,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批评了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在1956年的反冒进主张,认为这是泄群众的气,泼凉水,搞得群众灰溜溜的。接着在3月的成都会议,4月的武汉会议、广州会议上继续强调要反“反冒进”,并提出用“跃进”代替“冒进”。就这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已经基本形成”。
“跃进”一词最早出现在1957年的《人民日报》上,10月27日,《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要求“有关农业和农村的各方面的工作在12年内都按照必要和可能,实现一个巨大的跃进。”11月13日,在《发动全民,讨论40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中:“有些人犯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得很慢,他们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毛泽东称赞使用“跃进”这个词的人“功不在禹下”,还夸奖说,如果要颁发博士头衔的话,建议第一号博士,赠与发明“跃进”这个伟大口号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
6月7日,新华社驻河南分社记者方徨赶到嵖岈山,据报这里的卫星农业社小麦亩产2105斤。她看到几大堆金字塔形的麦垛,装满麦粒的大麻袋,厚厚一层等待复打的麦秸。方徨不由地惊呼:“嗬!两亩地能插得下这么多麦秆儿吗?”结果激恼了周围正忙碌的男女社员。她忙摆手解释,不是不信,而是太兴奋。脱粒的最后结果,亩产3500多斤。6月12日,《人民日报》以“卫星农业社发出第二颗卫星”为题头版刊登方徨的采访,第一次正式把报高产称为“放卫星”。6月,钱学森在《粮食亩产会有多少?》中“科学地”论证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植物利用太阳光能的30%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养料,其中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亩产量就不是现在的两三千斤,而是2000多斤的20多倍!
“稻米赶黄豆,黄豆像地瓜;芝麻赛玉米,玉米有人大;花生像山芋,山芋超冬瓜……玉米秆儿穿九天,浑身棒子有几千……”季羡林回忆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我是坚信的。我在心中还暗暗地嘲笑那一些‘思想没有解放’的‘胆小鬼’。觉得唯我独马,唯我独革。”毕业于复旦大学的张作生回忆:“为了大放体育卫星、为了集体达标,就选择在斜坡上,下冲100米,结果个个成绩优秀,人人都放了卫星。”
8月17日至30日,北戴河会议通过了《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的公报。赶超英美最重要的指标就是钢产量,到处都是“一切向1070万吨让路”的标语和宣传画。数千万农村劳动力被抽调去大炼钢铁,秋季丰产不丰收。到年底,全国参与大炼钢铁的人数达到9000多万,修建土高炉100多万座。
天上多少星?小孩数不清。
全民盖土炉,神仙数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