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第十章(续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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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二环——大西洋
这是指英美关系，尤其是战后两国之间的特殊关系。
英美之间的经济关系由来已久，是一种主从或主次关系历史性倒置的关系。
历史上，北美13州脱离英国而独立并非是英国走向衰落的起点，南北战争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美范围的确立和发展也并非是对英国经济的致命打击。事实上，这对英国来说可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19世纪中期以后，美国西部边疆的开发则是促进英国经济增长的一个有力因素。这是因为美国西部边疆是资本的天堂，即是英国资本的天
堂。一战前，英国成为美国的债权国，其主要原因即在于此。从经济角度看，在一定意义上说，19世纪后半期的美国，仍是欧洲资本、其中主要是英国资本的殖民地。
从一战到二战来看，一战使上述局面得以改观。从此，在大西洋的这一边，英国走上衰落之途，殖民帝国开始瓦解；在大西洋的那一边，美国迅速崛起，金元势力大为扩张。二战期间，英国在战争的沉重打击下疲惫不堪，力量严重削弱，以致于必须仰仗美国的军需支持才能继续坚持，美国则大捞一把，乘机以此换取了英国的一些军事基地和海外权益，使英国的主权受到某种程度的损害。英国出于无奈，只好忍气吞声予以接受。但是，后来英国也承认，这种主权出让在当时是不得已的，但却是必要的。
从战后初期到70年代，虽然英国想要吸取教训，尽量避免战时“租借法”实施时向美国作主权让步的情况，但今非昔比，英美实力相差悬殊，英国无力维护在原有海外殖民地的利益，被迫逐渐从一些国家和地区撤退，眼睁睁看着美国填补其真空，又不得不在经济上求助于“马歇尔计划”提供的援助，重建其经济，同时又想借助美国的力量，推行在欧洲“遏制”苏联的政策，因而成为美国在“冷战”中最坚定的盟友。英国在外交和军事上听命于美国，英美结成密切和特殊的关系。70年代后，在英国的对外关系中，与欧共体的关系是重点，英美之间的经济联系仍然是密切的。在为停滞的经济寻找解决办法时，英国继续把协调与美国之间的经济关系作为一个重要的因素，即当作从资本和技术两个方面促进本国经济稳定和增长的手段，而不是将其当作建立经济联盟关系的途径。
80年代以来，英美关系由热转冷，再由冷明显好转。在80年代，里根和撒切尔执政期间，英美成为“最牢固的联盟”。这是因为两人具有相同的政治哲学，即具有共同的民主价值观，同时也成为友好的朋友。里根在1982年英国和阿根廷为福兰克福群岛（阿根廷称为马尔维纳斯群岛）归属之战期间，宣布完全支持英国并尽可能提供一切援助，以支持撒切尔使用武力维护英国的殖民地。梅杰首相执政期间，克林顿因公开支持新芬党参加北爱尔兰和平进程，被梅杰政府斥之为干涉英国内政，两国关系一度冷淡。1997年5月，布莱尔上台执政后，两国关系有了明显改善。例如，1997年5月，克林顿利用他顺访伦敦的机会，出席英国内阁会议并发表演说，成为30年来在英国内阁发表演说的第一位美国总统；1998年年初，当克林顿因绯闻而陷入困境，并在伊拉克武器核查危机问题上急需盟国支持时，布莱尔飞赴华盛顿，对他表示全面的声援；布莱尔也就欧美贸易摩擦中的有些棘手问题，如限制美对欧盟出口转基因作物，双方降低农业补贴等问题，多次与克林顿进行磋商。这些都说明两国关系再度密切。
（3）第三环——西欧
这是指英国从离开欧洲走向世界称霸，再从世界称霸返回欧洲，即从“脱欧入世”到“脱世入欧”。
从历史上看，英国经济与欧洲经济是分不开的。最初，英国经济是以欧洲为原料产地和主要市场发展起来的。那时，英国经济离不开欧洲。但是，产业革命后，从维多利亚时代（1837-1901年）开始，英帝国占有更重要的地位，欧洲对英国经济的重要性则相对下降，其间历时一个多世纪。二战后，由于英帝国逐渐解体，欧洲对英国经济的重要性则不断增加。但是，时代已变。这时英国经济之需要欧洲超过了欧洲之需要英国。英国终于又想重返欧洲。这不仅仅是历史的循环，而且是历史的嘲弄：英国离开欧洲称霸世界正值国力鼎盛，趾高气扬之时，而当它从世界霸主上跌落要重返欧洲时却已老态龙钟，江河日下了。
英国一开始企图阻挠欧共体的成立，曾于1956年10月建议建立一个包括西欧大多数国家在内的欧洲自由贸易区，企业将欧共体纳入其中，以消除对自己的不利影响。但是，西欧6国拒绝了这一建议。在欧共体成立后，英国不愿坐视和被冷落，便联合瑞典、挪威、丹麦、瑞士、葡萄牙和奥地利，于1960年5月建立了欧洲自由贸易联盟，也称为“小自由贸易区”，与欧共体分庭抗礼。
60年代，欧共体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以英国为首的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则相形见拙。英国本国经济发展缓慢，国际地位不断下降。到1967年，英国经济先后被西德、日本和法国超过，在西方经济中的地位由第二降到第五。事实证明，英国与英联邦和美国的关系，都阻止不了其国际经济地位急剧下降的趋势。
在这种形势下，英国不得不对其政策作重大调整，由“三环外交”转向一环外交——
重返欧洲。
（三）重返之途不平坦
英国回归之途并不平坦，可谓一波三折。英国曾于1961年和1967年两次申请加入欧共体。但是，法国总统戴高乐鉴于英美的特殊关系，担心英国加入后会充当美国的“特洛伊木马”，因此接连两次否决了英国的申请。1968年戴高乐下台后，新总统篷皮杜决心改变他的前任排斥英国的政策，以促进西欧的联合。1969年12月，他在欧共体6国首脑会议上提出“完善、加深、扩大”共同体的方针，为会议所接受，决定与英国谈判，扩大欧共体。这样，1970年，英国又第三次提出申请。丹麦、挪威和爱尔兰也申请加入欧共体。经谈判，1972年1月，这4国正式签署了参加欧共体的条约。后来挪威参加问题被国内公民投票否决，其他3国从1973年1月条约生效起，成为欧共体成员国。欧共体由6国扩大到9国，其成员包括了全部西欧大国在内，这是西欧联合的重大发展。
在欧洲自由贸易联盟的主角英国和丹麦加入欧共体后，其余成员国和联系国如芬兰于1972年7月与欧共体签订了建立欧洲自由贸易区的协议，从而改变了两大经贸集团对峙的局面，加强了西欧联合的力量和声势。
英国加入共同体后，确实也逐渐转向发展共与同体的关系。这从其进出口贸易看明显看出：与加入前相比，对共同体的进出口占其进出口总额有大幅度的增长。
表10-8 英国自欧共体国家的进口（占英国进口总额的百分比）
年份 1957 1960 1961 1962 1963 1964 1974 1975 1976 1990
比重 12.1 14.6 15.4 15.8 16.0 16.6 30.0 32.4 32.2 51.0
资料来源：转引自《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第256页。
表10-9 英国向欧共体国家的出口（占英国出口总额的百分比）
年份 1957 1960 1961 1962 1963 1964 1974 1975 1976 1990
比重 14.6 15.3 17.4 19.3 21.1 20.6 33.4 32.3 35.6 52.6
资料来源：转引自《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第257页。
但是，英国加入共同体后，由于本国的经济问题和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因此始终是欧共体中一名不坚定分子。英国是在急剧衰落时争取加入共同市场的，有其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如意打算。在政治方面，西欧联盟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影响日益增长，其作用远远超过各个西欧国家单独行动的总和；更重要的是，在经济方面，英国也想从两个方面来改进自己的处境：一是希望扩大贸易，为其工业品找到出路，二是希望与西欧大陆的经济和技术合作来促使其技术进步，增强其商品竞争力。这两方面都对改善其国际收支状况很有利。因此，尽管在诸如预算、农业和货币等问题上与共同体还存在一些矛盾，但权衡利弊得失，英国决定加入共同市场，希望能借此促进本国经济的稳定和发展。
围绕英国加入欧共体的利弊得失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英国政界、工商界和经济学界激烈辩论，争吵不休的一个问题。即使在英国加入后，争论也并未中止。英国国内反对加入的大有人在，其势力也有一定的影响。事实上，在欧共体内，英国的利益在一些方面（如农业、渔业等）受到忽视和限制。英国原想把加入欧共体当作摆脱经济困境的一条可供选择的出路，但加入后未能像原先设想的那样，使其经济状况和国际收支有明显的改善。因此，英国国内反对欧共体的声浪时有出现，英国政府为维护本国利益和照顾国内情绪，强调国家主权不能让与，始终采取与众不同和半心半意的立场。
从欧共体到欧盟来说，对英国采取既“拉”——挽留又“打”——不迁就的策略：希望有一个包括英国在内强大和统一的西欧，不愿意英国离开，因此，在某些问题上，不急于英国与整体保持步调一致，如英国等3国没有参加1973年春实行的共同浮动汇率，英国也未参加1979年3月生效的欧洲货币体系，英国等4个达标国国家也没有参加货币联盟；同时也处处向英国表明，没有英国，欧共体与欧盟照样能发展和扩大，不准备为了英国独自的利益而推迟或牺牲一体化的进程和目标。
布莱尔上台后，工党政府一改从撒切尔到梅杰保守党政府的消极观望的对欧政策，推行积极务实的外交，其中最突出的变化是开始推行更加积极和更富建设性的对欧政策。例如，对经济货币联盟问题，英国态度更趋明朗。
首先，工党政府重申一贯立场，英国不能作为第一批成员国加入欧洲单一货币的启动，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发起讨论，为最终加入作舆论准备。
其次，英国明确宣布今后一定加入，1997年底，财政大臣布朗公开表示，英国将在条件成熟时加入欧元体系，一改英国从前只是拖后腿，制造麻烦的形象。
最后，作为1998年上半年欧盟轮值主席国，英国为欧元的启动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在德法两国在欧洲中央银行行长人选问题产生严重分歧时，布莱尔斡旋于德法之间，协调两国的立场，消除了分歧，使得欧元创始国名单和欧洲中央银行行长人选得以通过和宣布，从而消除了外界的猜测，避免了因争执不下而延期的后果。
工党政府正在力求重新摆正英国的位置，认清利益中心之所在。但是，英国国内传统的疑欧情绪，以及英国与美国的特殊关系，仍将是阻碍英国全面回归欧洲的重要阻碍因
素。英国全面回归欧洲之途并不平坦。
二、日本：从 “脱亚入欧”到“脱欧入亚”
像浪子回头一样，自80年代以来，日本也踏上回归亚洲的路程。但不同的是，在很大程度上，日本的回归要比英国更艰难。当然，同英国一样，这主要是日本自己造成的，怨不得别人。
（一）调整“脱亚入欧”政策
日本从明治维新起，在福泽谕吉“脱亚入欧”的影响下，开始认同于西方世界。明治天皇及其左右认为，日本要想免遭中国和印度等亚洲国家那样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摆脱这一厄运的惟一出路就是现代化。所谓现代化，就是用现代方式治理日本，经济上实现工业化，这样就可以促进经济繁荣，从落后变先进，挤身于世界强国之列。因此，日本在19世纪后期对欧美各国进行长期学习和综合研究，并移植其政府、法律、教育和经济体制。在“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口号的指引下，日本成为了亚洲惟一跨入了近代工业化国家前列的国家。
战后日本第一位首相吉田茂是一位受过明治维新时期亲西方传统熏陶的日本政治家。他和许多有文化的日本人一样，希望借助美国的力量使日本再度崛起和繁荣。美国不但帮助日本重建经济，而且帮助日本确立了西方式的民主政治，日本成了二战后世界上出现的惟一的一个经济超级大国。与明治维新时期相比，战后日本的“脱亚入欧”更加深刻和全面。
首先，政治上，明治维新在日本创立了近代民主制度，但这是一种极为有限的民主制度，是模仿德国俾斯麦式的民主，是天皇专制下的所谓开明民主，而战后日本则确立了西方式的民主，天皇已成为象征，日本实行的是代议制民主，三权分立的民主，广大国民享有从来没有过的自由、民主和权利。
其次，经济上，虽然明治维新使日本成为亚洲第一强国，但与欧美国家相比尚有较大的差距，在西方人眼中日本仍然默默无闻，直到二战前，“西方很多人根本没有把这些‘矮小的黄种人’放在眼里”，“认为日本人目光地短浅、发育不全、不会运用机械”，战后日本在世界经济中的成就和地位，西方人“只能用令人愕然这个词来形容”，完全刮目相看了。
最后，社会上，战后日本由于与欧美国家关系密切，通过经贸往来，科技交流，人员互访等途径，西方文化的影响已渗透社会各个方面，对日本传统的道德伦理形成了极大的冲击。更主要的是，明治维新的根本路线是借助西方影响最终使日本自强自立，对国家主权、民族自尊和传统文化与西方影响之间尚能保持某种程度的平衡，而战后日本的经济成就则是屈从和追随欧美换取的。
这种“一边倒”的政策在日本经济还不强大和利益冲突不明显时，实施起来就比较顺利，但当日本经济迅速崛起，实力强大后，即赶上和超过除美国以外的全部西方发达国家后，也即超越这个限度后，实施起来就开始遇到麻烦，尤其是当日本的经济利益与欧美的发生冲突，甚至对欧美的经济利益构成严重挑战和威胁时，其实施就困难重重了。
正是在这种“一边倒”政策日益失灵的形势下，日本开始大幅度调整政策，旨在为自己在21世纪的经济发展重新定位。日本于是逐渐扭转和摆脱“脱亚入欧”的传统轨道，开始“脱欧入亚”的进程。
（二）从两面夹攻到“浪子”回头
具体而言，日本是处于欧美两面夹击的压力下才开始重返亚洲的。欧美对日本的夹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组建和扩大地区经济集团，二是贸易摩擦日趋尖锐。
1、欧美组建和扩大地区经济集团的压力
自80年代中期开始，以欧美为中心的区域经济集团化步伐大大加快。
1985年6月，由当时欧委会主席德洛尔主持和提出的《德洛尔报告》，即关于《欧共体经济与货币联盟》的报告，提出了到1992年底实现内部统一大市场的计划。计划规定分3个阶段建设经济和货币联盟：第一阶段，各成员国在现有的制度安排下，加强经济和货币政策的协调，以争取达到更大程度的趋同；第二阶段，重建欧洲中央银行体系，负责协调各成员国独立的货币政策；第三阶段，各成员国的货币汇率固定下来，欧洲中央银行体系将统一制订和执行货币政策，并且集中管理各成员国所有的外汇储备，各成员国货币最终由一种单一货币取代。
这一计划的实施加速了欧共体一体化的进程。该报告虽然为实现欧共体经济货币联盟作了分阶段安排，但没有制订一个具体的时间表。这一任务由1991年底的马约加以充实和完成。马约的实施标志着欧盟一体化进程加入了一个新阶段。
1988年1月2日，美国总统里根和加拿大总理马尔罗尼正式签署美加自由贸易协定，旨在建立美加自由贸易区。该协定于1989年1月1日正式生效。
与此同时，美墨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也加速了谈判。1990年6月，墨西哥总统萨利那斯访美，将两国自由贸易谈判正式提上议事日程。1990年9月，老布什总统向国会提出正式开始订立美墨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要求，并于11月下旬访问墨西哥加以推动。布什访墨期间，双方一致认为谈判范围应予扩大，加拿大也应参加磋商。对此，加拿大反应积极。1991年2月5日，美加墨3国领导人宣布，他们将就北美自由贸易区问题开始一轮3边的第一次谈判。至此，北美自由贸易区呼之欲出。
比较而言，日本则是两个集团中的一名“散兵游勇”，惟一无所依从和归属的国家。在欧洲统一大市场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两面夹击下，日本当然不甘落后，力争变被动为主动，亚太地区则成为日本惟一的选择和必须侧重的地区。
2、日美、日欧贸易摩擦愈演愈烈的压力
80年代后期，日本经济处于战后顶峰时期：综合国力位居世界第二；人均GNP超过美国1/3；是世界最大的债权国；国际收支长期保持巨额顺差；各种商品大量倾销世界各地；与欧美的贸易顺差居高不下；大量资本涌入美国购买房地产和娱乐业。一时间，日本经贸大肆扩张，咄咄逼人，大有取代美国之势。
但是，在日本取得巨大优势和成功的背后，也潜伏着深刻的矛盾，隐藏着难以控制的冲突，即像日本政府所指出的“正面临令人惊慌的诸多威胁”。也就是说，一方面。日本获得成就的基础完全在经贸方面，使其在即将来临的21世纪之前处于最有利的地位；另一方面，日本的极大成功激起了一种“剪刀作用”反应，以对抗其出口为主、多出少进的经贸扩张。
首先，“剪刀作用”的总效应不利于日本的形象。“日本人的毛病在于他们和半导体一样——只出不进。”或日本只想“向所有人推销商品”和尽是“沾光”，却不愿承担责任。因此，在日本商品向别国市场倾销的同时，其形象则受到严重破坏，遭到上述一系列诸如“自私”、“狭隘”、“经济动物”和“不承担经济大国责任”等十分尖刻但却不无道理的批评和指责。
美国一再指责日本靠美国为其提供安全保障，这样日本可以把资源更多地用于发展经济，尤其是开拓市场，并且与美国进行经贸竞争，而且在某些领域的竞争中超过美国，强调“日本一直能够享有发展成为全球经济巨人的所有优势，而不承担任何政治责任”，“这是不能接受的”，并要求日本“别再沾光了”！
在这种形势下，日本不得不增加对外援助，大部分用于援助与日本有大量贸易往来的亚洲国家，为缓解第三世界国家债务的贷款再筹资，以及增加投资和技术转让，以改变其形象。
其次，“剪刀作用”的一个方面是，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在出口领域向日本提出越来越严重的挑战。这些国家和地区以其更廉价的劳动力和商品，不仅在日本不再具有优势的领域，如纺织品、玩具、家庭用品和造船等，向日本发起强大的挑战，而且在日本具有优势的领域，如钢铁、汽车和计算机等，同日本直接竞争；不仅在商品贸易领域挤占日本的市场，而且在投资、金融和技术转让等领域，与日本比高低。
这就使日本必须淘汰那些不再具有竞争力的产业，把那些相对劣势产业向境外转移，以促进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这就也使日本以进口原燃料，出口制成品为主的“加工贸易型”，向进出口都以制成品为主的“水平分工型”贸易结构调整。而要实现这样的战略转移和调整则离不开国际性的分工体系，亚太地区，特别是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应是日
本最理想的合作伙伴。80年代以来，这些国家和地区不仅是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而且在贸易、投资方面也是世界热点，同时相互之间也形成了一种不同层次、经济互补的分工合作格局。对这些国家和地区来说，日本的投资和技术市场也是其经济发展所迫切需要的。
最后，“剪刀作用”的另个一方面，也更重要的方面是，美欧对日本的产品毫不留情地打入其国内市场作出越来越敌对的反应。于是，日美、日欧之间的贸易摩擦逐步升级，达到十分尖锐和激烈的程度，影响双方的关系。仅以日美为例。
美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对日本的态度摇摆不定，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从战后初期到70年代，美国对日本的基本上采取一种比较宽容的态度，向日本开放其市场，对其与日本的贸易逆差除了要日本采取某些“自愿”限制之外，还是以“胡萝卜”为主。
从80年代以来，随着美国外贸逆差急剧增长，美国则越来越不耐烦了，更多地向日本挥舞“大棒”，几乎公开敌对，有时甚至剑拔弩张，动辄以“301条款”和“超级301条款”相威胁。尤其是在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美国反日情绪和贸易保护主义高涨。一位国会议员对日本向美国市场倾销廉价产品气愤之极，竟然说：“上帝保佑哈里·杜鲁门。他扔了两颗（原子弹），应该扔四颗。”
日本也注意到美国国会就贸易问题进行辩论时对日本不加掩饰的恶意语调。日本认为美国正在把它当作其经济问题的替罪羊和方便的出气筒。日本国内也出现了一系列诸如《日本不坏，美国坏》之类的畅销书。日本政府也为照顾国内情绪，有时也偶尔对美国说“不”。但总的来说，在美国的步步进逼下，日本一般是先硬后软，以妥协让步而告终。日本也自知理亏，从80年代后期开始，逐步扩大内需市场，从“出口主导型”向“内需
主导型”转变。例如，从1987-1989年，日本进口增长的速度均高于出口增长的速度。
（三）经济回归易，政治回归难
为摆脱孤独感和孤立感，缓解日美和日欧之间的贸易摩擦，日本的经贸战略开始作重大的调整，逐渐从以美欧市场为主向以亚太地区为基本立足点转变，即从“脱亚入欧”向“脱欧入亚”转变。日本的回归亚洲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加强与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以及增加对东亚的贸易和投资。
1、经济回归易
（1）加强与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
日本对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的构想早已有之。早在60年代，日本著名的经济学家小岛清就提出了“环太平洋经济圈”的设想。80年代后期，日本又提出“东亚经济圈”、“环日本海经济圈”和“亚太经济合作”等建议。同时，日本也建立了一些官、产、学协商的论坛机构，如1967年成立的“太平洋盆地经济理事会”，1968年的“太平洋贸易与发展会议”，以及1980年的“太平洋经济合作会议”等。
“东亚经济圈”和“环日本海经济圈”的基本设想是，由于日本周围的东亚和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不一，可以实行以“雁阵”式多层次经济合作的基本形式。在这种“雁阵”中，日本为雁首，“四小”为骨干，东盟与中国为两翼和雁尾，由此建立一种相互依存的经济关系。由于这一设想有“大东亚共荣圈”之嫌，容易产生圈内国家和地区对日本的戒心和疑虑，加之又把美国等排除在外，似有对抗美国之意，会招致美国的反对。因此，日本改而大力宣扬“亚太地区合作”这一设想，提出以日本、“四小”和东盟为骨干，包括美、加、澳、新、中和太平洋岛国在内的广泛区域合作模式。
在日本的积极推动下，1989年11月，由澳大利亚总理霍克出面倡议，日、美、加、澳、新和韩6国，以及东盟6国的部长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举行了第一次各国部长会议，“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正式宣告成立。1991年12月，在汉城召开的第三届会议上，中国、中国台湾省和香港地区作为该组织的新成员首次与会议，其成员由12个增加到15个。
日本在APEC中的参与是积极的，例如，1995年1月在大阪举行的第七届部长会议和第三届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作为东道国的日本，耐心听取其他成员的意见，反复磋商，多方斡旋，艰苦协商，终于在会议前就经济与技术合作问题的一些重要领域达成了共识，为会议顺利进行打下了基础。会议期间，日本不仅阐述了关于APEC合作的3原则：进一步加强整个亚太地区的相互经济依赖关系，灵活地运用区域内各种形式的合作框架，对区域外地区和国家实行开放的合作关系；而且还发起了建立“前进中的伙伴关系”的倡议，并表示在今后10年内将为APEC的中央基金捐款100亿日元，以扩大同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有关的合作事业。日本的这些实际行动受到了各成员的赞誉，为大阪会议取得成功做出了贡献。
日本这样做的目的也是显而易见的：提高自己对APEC的作用，以亚太地区为根据地，发展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国际分工，积极开展与其他地区的交往，进行全方位经济外交，使其能在全世界利用其经济优势，保持其世界经济大国的地位，进而向世界政治大国发展。
（2）增加对东亚的贸易和投资
80年代中期后，日本与东亚地区的贸易迅速增加。这种贸易的特点是，改变了日本以往只出不进的传统。日本不仅向这一地区大量出口，同时也逐步开放国内市场，扩大从这一地区的进口。从1986年开始，日本的进口增长率超过出口增长率，其中从东亚地区的进口有明显的增长。例如，日本从“四小”的进口，1986年为125亿美元，到1990年增加到259亿，增加了一倍多，年均增长达20%；从东盟国家的进口，1986年为138亿美元，到1990年增加到244亿，增加了约77%，年均增长为15.4%。从1986-1991年，日本对东亚的出口从471亿美元增加到1122亿，增加了1.4倍。
从50年代到80年代初期，日本对外投资的重点一直在亚洲，特别是东南亚地区。其对外直接投资额中，亚洲占27%，居首位，直到1981年，在日本的对外投资额中，亚洲仍居第一，占37.4%，美国只有26.4%。但是，从1982年起，日本对外投资转向了以欧美
为主，特别以美国为主，对亚洲的投资则大幅度下降。1989年是日本对外投资达到历史最高水平的一年，共投资675.4亿美元，其中美国325.4亿，占48.2%，欧洲148亿，占19.4%，亚洲82.3亿，占12.2%。美国占了日本对外投资的将近一半。欧美相加占了2/3。可见日本对外投资形成了以美欧为主的格局。
日本对亚洲的投资，主要是东盟四国（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和印尼）、“四小”和中国。1981年，日本对亚洲的投资中，东盟四国占高达76.9%，“四小”21.6%。1982-1990年，“四小”所占比重超过东盟四国，例如1986年时高达65.8%，东盟四国为23.8%。从1991-1995年，东盟四国又超过“四小”，例如1991年占51.9%，“四小”为37.1%。
1991年后，中国开始成为日本对外投资的热点。到1995年，日本对亚洲的投资，形成了大体上“三分天下”的格局：中国为35亿美元，占35%，东盟四国为33亿，占31%，“四小”为28亿，占领28%。
日本利用自身雄厚的资金和技术优势，加快和扩大对东亚地区的贸易和投资，把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对该地区的投资和技术转让结合起来，逐渐使该地区成为日本的贸易和投资重点，既可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与美欧产生新的贸易摩擦，又可把东亚地区建立成以日本为核心的新产业分工格局，最终构筑起可与美欧抗衡的一种经贸合作体系。
从经济角度看，自80年代以来，日本回归亚洲已经做到，基本完成，其标志是很大程度上成为东亚经济起飞的“领头雁”。
（3）“脱欧入亚”的不确定因素
但是，也必须指出，日本所谓的“脱欧入亚”也存在一些不确定的因素。
首先，长期以来，日本把对外经贸关系的重点一直放在欧美，只是由于80年代以来欧美的夹击才被迫比以往更重视亚太经济合作。这只能看作是日本不得已而求其次的一种政策调整和纠偏，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阶段性或暂时性。这并非日本的主观愿望和长远目标。
其次，日本既定的对外经贸重点是欧美，也只有欧美才能满足日本今后经济发展的需要，尤其是非制造业的发展，而东亚地区在这方面并不能满足日本的需要，这是由发展水平所决定的，也就是说东亚地区不太可能或者很难成为日本的经贸重点，这清楚地反映在日本对欧美与东亚投资和贸易的规模和层次上。
再其次，欧美虽然有自己的地区贸易集团作为后盾，具有一定的排他性，但也并非是完全封闭的，日本是有机可乘的，并且事实上也已经这样做了。更何况，日本经济实力已今非昔比，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和头号债权国，日本的资金和规模对欧美来说，已成为其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美国财政赤字有很大一部分是用日本的资金来弥补的即其一例。欧美与日本的贸易摩擦只是为了使日本作更多的让步，也并非意在逼到其走投无路，真把日本逼急了，对它们也没有什么好处。这一点欧美也是很清楚的。
最后，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扩大和深入，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更加紧密，东亚地区不可能过分依赖仅对日本一国的经贸关系。尽管“四小”和东盟与日本的经贸关系发展迅速，但这种关系也有其局限性，因为日本只想在本地区投资设厂，扩大市场份额和对外贸易，大力倾销其产品，却不愿转让和提供先进技术与设备，惟恐其他国家赶上和超过自己。对此，东亚各国也并非“把鸡蛋全放在一个篮子里”，与欧美的贸易往来和经济关系仍占有很大的比重。
因此，从上述情况来看，日本的“脱欧入亚”并不是完全舍弃欧美而倒向东亚，只不过是日本借以增强同欧美讨价还价实力的权宜之计。
2、政治回归难
更主要的是，日本在经济上回归亚洲比较容易，而政治上的回归则不易。这是日本对战争罪恶不肯彻底认罪造成的。
在日本右翼政客看来，日本重返亚洲，不是作为亚洲大家庭中平等的一员，而是并不满足于日本已是经济大国，认为日本也应成为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仍然要充当亚洲的统治民族，重温昔日“大东亚共荣圈”的美梦。
对亚洲各国来说，他们对日本怀有一种“既需要又憎恨”的矛盾心理。一方面，它们的经济发展需要日本的投资、技术和援助，需要日本成为其主要出口市场，也需要日本对亚洲的经济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和担任重要角色；另一方面，它们对日本残暴的殖民统治和野蛮的侵略屠杀，记忆犹新，再加上日本战后竭力对此轻描淡写，文过饰非，更使它们难以忘怀，对日本存在着普遍的猜疑和极大的不信任。
虽然日本已经羽毛丰满，敢于对美国说“不”，但却不肯真心实意对亚洲受害国和人民彻底认罪和悔改；今天的亚洲国家和人民也今非昔比，同样也会对日本说“不”：日本不彻底认罪和悔改，就难以获得亚洲各国的原谅和宽恕。
任何事情只有比较才能更加清楚和明白。德日不同的认罪态度就是一个鲜明的比较。
尽管德日都制订了和平民主宪法，具体规定了反对战争和维护和平，但两国对侵略战争的认罪态度却大相径庭。
德国曾因希特勒发动的侵略战争而一度蒙受羞辱，遭到国际社会的贬黜，但由于西德领导人和人民的不懈努力，很快就成为国际社会中受尊重的一员。这不仅要归功于其经济发展奇迹，而且也要归功于举国上下对纳粹德国对欧洲各国造成的巨大灾难的深刻反省和彻底的认识。而日本对过去的侵略罪行缺乏认真的态度，其领导层和右翼代表不断大放厥词，经常侍机为其可耻的殖民统治和侵略战争翻案。两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具体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1）彻底认罪和文过饰非
西德举国上下自我反省，集体批判，对过去的侵略罪行不但不遮遮盖盖，而且真诚忏悔，因此取得了国际社会的谅解和宽恕。西德敢于承认“德国人民对这种罪过应负共同责任”。1995年是二战结束50周年纪念年，德国总统赫尔佐克在一次讲话中告诫说，不要忘记纳粹暴行，以免重蹈覆辙；总理科尔也表示，不能无视德国历史上黑暗的一页，德国一定要牢记这一历史教训。这表明德国对自己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责有清醒的认识和明确的
态度。
而日本则对侵略战争缺乏清醒的认识。日本右翼政客顽固拒绝对历史上的侵略罪行深刻反省，彻底认罪道歉。他们的战争观来源于当时的战争祸首、前首相近卫。此人认为，日本侵略亚洲邻国，根本不是侵害邻国的战争，而是一场解放战争，是一场日本领导的亚洲国家推翻英美帝国主义控制的正义战争。迄今为止，许多日本人仍然错误地认为，如果对侵略战争道歉，就等于不尊重半个世纪多前为国捐躯的同胞们。
也是在1995年二战结束50周年纪念年之际，这本应是日本表示与过去罪恶决裂的一次大好机会，但日本仍然态度暧昧。6月初，日本众议院勉强通过《不战决议》。该决议是在新进党缺席的情况下，以不到半数票通过的。村山富市首相原本希望能一致通过该决议，用来纪念二战结束50周年。结果，不但大批议员抵制投票，而且决议文本对日本所犯的殖民统治和侵略罪行也仍未作出道歉。
西德举国上下在对过去进行深刻的反思和批判时，也对君主专制和国家至上的政治传统进行彻底批判，同第三帝国及其政治体制进行精神和感情上的彻底决裂，同时大力进行民主思想的宣传教育和建设。西德的出版物在叙述纳粹政权和二战历史时，能够如实将希特勒政权的罪行公之于众，以教育世人认清专制政权的危害，珍惜战后的民主政治，同时也表示对犹太人和受害各国谢罪的诚意和决心。可见西德现代政治民主和文化的建设，是建立在反思和批判民族历史文化这一深刻结构的坚实基础之上的。
日本则没有像西德那样深层次的反思和批判，因此从来没有从根本上触动和清除错误的战争观。日本不少高级官员的言论和文部省的教科书，经常对一系列重大问题，如南京大屠杀、慰安妇等编造谎言，篡改历史，抵赖罪行。
（2）提供战争赔款与拒绝赔偿
西德政府不仅在道义上勇于承认历史罪责，而且还承担赔偿责任。
早在西德成立前，西方3个占领区就已分别在各自占领军政府的领导下，对纳粹时期遭受迫害和损失的犹太人进行过个别赔偿，并制订了相应的法令。
1951年9月，阿登纳在联邦议院的一次讲话中曾郑重声明：“德国人民厌恶对犹太人犯下的罪行，他们没有参与这一罪行。……但无法名状的罪行是以德国人民的名义犯下的，德国人民有责任从道义上和物质上作出赔偿”。为此，他宣布，西德准备同以色列和世界犹太人代表会商讨解决给犹太人造成损失的物质赔偿问题。
1953年，西德通过了第一个对战争受害者的赔偿法。该法规定，在二战中受到政治、宗教和种族迫害的人均可得到赔偿，优先赔偿犹太人。随着受害者统计数字不断增加，西德政府也逐渐放宽赔偿范围。到80年代初，又将犹太人以外的牺牲者也纳入赔偿范围。这样，西德政府每年支付赔偿费数十亿马克，到两德统一前，共支付赔偿款约800亿马克。西德向战争受害者提供赔偿的做法，有助于提高其在国际社会上的威信和声誉。
日本则不然，因为既然日本否认其侵略罪行，也就必然拒绝向战争受害者赔偿。例如，像慰安妇，日本官方否认此事，也拒绝赔款，只是迫于世界舆论的压力，由民间提供象征性的赔款。
（3）禁止法西斯主义活动与军国主义阴魂不散
近年来，新纳粹主义在欧洲趋于活跃，在统一后的德国更加猖獗。为此，德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坚决打击新纳粹势力。首先，德国政府取缔了一些纳粹组织，并逮捕了其中的一些头目。其次，举国上下组织声势浩大的群众集会和大示威，有力反击新纳粹的每次集会和暴行，例如，1992年11月，德国总统、总理亲自参加在柏林举行的30万人大示威，反对新纳粹的仇外罪行；各政党和群众团体也积极主动开展反对新纳粹的宣传和活动。最后，1994年9月，德国联邦议院通过了新的反纳粹和刑事犯罪法案，改变了以往法庭审判新纳粹分子软弱无力的状况，反映了全德国人民坚决反对新纳粹的决心。这些实际行动表达了德国朝野的共同心愿：绝不允许法西斯主义卷土重来，绝不允许历史悲剧重演。
日本与德国不同，仍然没有摆脱军国主义的阴影，仍然有复活军国主义的基础和条件。这集中表现在日本朝野对宪法第9条第2款的修改的人大有人在。80年代初，自民
党内已成立了若干个为修改宪法而组织的团体。例如，1981年5月，自民党成立“宪法调查委员会”，并于1982年8月提出了有关修改宪法的《初步报告》，其中心内容一是提高天皇在国家生活中的地位，二是全面修改宪法第9条；1988年5月，以自民党改宪派议员为中心的两个团体——“自主宪法制定国民会议”和“自主宪法期成议员同盟”——公开提出由四项内容组成的宪法修改方案，其中心内容是把“放弃战争”条款改为“拥有自卫队”。
（4）跪拜与参拜
半个世纪以来，从西德到德国历届政府，虽然几经更迭，但在对待侵略战争的态度上则是明确的和一贯的。从阿登纳的道歉，到后来总统赫尔佐克的低头，甚至勃兰特的跪拜，无不表现出德国领导人敢于面对历史，勇于承担罪责的道德和勇气。
战后第一任总理阿登纳对法国郑重的道歉，赢得了法国人民的宽容，为法德和解与双方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他和法国总统戴高乐通过成功的相互访问，于1963年签订的友好条约，从而完成了两国的和解。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法国人和德国人兵戎相见，浴血厮杀，两国间的敌意和不信任似乎根深蒂固，无法消除。正是由于阿登纳的道歉和坚韧不拔，鼓起了法国关键领导人物的信心，两国的和解终于进入坦途。同时，德法和解也是欧洲联合的关键，西欧联合也正是阿登纳和法国外长舒曼共同协商建立煤钢联营而开始起步的。
1994年8月1日，参加在波兰举行的反法西斯华沙起义纪念仪式的德国总统赫尔佐克，向波兰人民的诚恳谢罪，赢得在场波兰人的热烈掌声。他说：“德国人对于德国这个名字永远和数百万波兰人和犹太人的苦难联系在一起，我的心中充满愧意。……我在华沙起义的战士和战争受害者面前低下我的头，我请求你们宽恕德国人给你们造成的痛苦。”
德国领导人中勃兰特总理的跪拜谢罪更是史无前例。1970年12月6日，为签署西德和波兰的互不侵犯条约，勃兰特来到华沙。次日，他在波兰外长和总参谋长的陪同下，冒着严寒，先是到胜利广场，向无名烈士墓献了花圈，随后到犹太人居住处的犹太人纪念碑前俯首默立片刻，接着双膝跪在台阶上诚恳谢罪。当时，在场的几百人被他这一举动惊呆了。对此，一位波兰记者这样评论说：“不必这样做的他，替所有必须这样做而没有做的人下了跪。” 勃兰特的这一惊世之举，博得了波兰和世界各国的广泛赞扬。
而日本的首相却反其道而行之，接连参拜供奉着太平洋战争中甲级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先是1985年夏天，前首相中曾根康弘“正式参拜靖国神社”，后由于遭到强烈反对，以后历届内阁放弃了“首相参拜”的先例。内阁大臣的参拜则仍然继续。可是，桥本龙太郎任内却重开了历届内阁放弃了的“首相参拜”的先例：1996年7月29日，他在参拜后狡辩说，他的参拜带有私人性质，是选择在他生日那天进行参拜的，参拜时既没有付香火费，也没有秘书同行，而且避开了8月15日终战纪念日。这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狡辩，并不能改变他参拜的事实。到小泉任内则更加肆无忌惮，冒天下之大不韪，每年参拜。
3、领土争端解决无期
“善有善终”。德国这种与历史彻底决裂，重新做人的决心和行动，最终必有所获，得到了应有的回报：尽管在两德统一前，欧洲各国和美苏均有各种担心和疑虑，但最终还是摒弃前嫌，同意并支持其统一。应该说，如无德国举国上下的民主意识和彻底认罪，德国统一是不会那么容易实现的。而日本在这方面却不得好报，为此付出很大的代价。例如，领土争端解决无期。
日本在侵略扩张时期曾占领亚洲一些国家的领土，如中国的钓鱼岛，韩国的独岛（日本称为竹岛），中韩两国理所当然地要求日本归还，而日本至今仍然拒绝承认和归还。
日本也有自己的领土被别国占领的问题，即北方领土。所谓北方领土是指北方四岛，即位于北海道东北千岛群岛的择促、国后、齿舞和色丹四岛，总面积5000平方公里。四岛森林茂盛，富有矿藏，周围海域是世界三大渔场之一，水产资源丰富。四岛东临太平洋，西濒鄂霍次克海，分隔四岛与北海道的根室海峡是前苏联太平洋舰队进出太平洋的通道之一，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据历史记载，四岛原是日本的领土。日俄在历史上为此发生多次争端。1905年日俄战争后，两国签订了“日俄媾和条约”，即“朴茨茅斯条约”。该条约规定，沙俄将库页岛（萨哈林）南部及其附近的岛屿永远让与日本帝国政府。
二战结束前的1945年2月，美英苏3国之间的雅尔塔秘密协定规定：“千岛群岛须交予苏联”。同年8月底到9月初，苏军先后进驻四岛。1946年2月，苏联将这些地区划归伯力，并发表宣言，宣布库页岛和千岛群岛已归属苏联，并将四岛居民强行遣返日本。1947年2月，苏联修改宪法，将库页岛南部和南北千岛群岛划入版图，并将齿舞和色丹包括在千岛之内，从而在法律上完成了对日本北方领土的吞并。
1951年9月8日，美英片面签署的《旧金山和约》和约也明确规定：“日本放弃千岛群岛及由1905年9月5日《朴茨茅斯条约》所获主权的库页岛南部及附近岛屿之一切权利根据和要求”。但当时的日本首相吉田茂则明确表示：齿舞和色丹是北海道的组成部分，不属于千岛；择促和国后是日本固有的领土。
虽然苏联没有在和约上签字，但一直声称苏日之间的领土问题已由雅尔塔协定等一系列国际协定“解决完毕”，强调二战的结果和战后的世界现状“不容改变”。
从1955年开始，苏日开始邦交正常化的谈判，由于领土问题争执不下，谈判多次中断。1956年5月，苏日达成渔业条约和海上营救条约。谈判期间，苏联表示苏日邦交正常化可采用“阿登纳模式”，即效法苏联和西德先建立外交关系，再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9月，日本致函苏联，表示同意苏联建议。10月19日，两国经谈判签署了《日苏联合宣言》。宣言规定：终止日苏之间的战争状态，恢复外交关系；苏联同意把齿舞和色丹移交给日本，但要在两国缔结和平条约以后才能实际移交。12月12日，两国互换了《苏日联合宣言》批准书。随后，两国互派大使，正式建交。这样，两国终于实现了正常化。
但是，苏日之间一直未能签订和约，其主要障碍在于北方四岛。1960年1月19日，《新日美安全条约》签订后，苏联随即改变了在1956年两国宣言中所作的承诺，声称“由于新情况的出现，苏联政府现在已不可能实现关于将齿舞和色丹移交给日本的约定。只有以外国军队全部撤出日本并缔结日苏和约为条件，才能移交这些岛屿。”
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日本明确提出对苏提供援助的先决条件是归还北方四岛。80年代末，在日本暗示愿出价299亿美元赎回北方四岛的诱惑下，戈尔巴乔夫曾表示可考虑履行1956年宣言的诺言，但终因远东地区政府和人民的强烈反对而未能实现。在此期间，苏联采取了一些改善关系的具体措施，如分阶段从北方四岛撤军，允许日本居民进入这一地区旅游和投资，并免于签证等。
苏联解体后，叶利钦提出分阶段解决的设想：（1）确认存在领土问题；（2）使北方领土成为便于日本企业进入的“自由工业区”；（3）实现北方领土的非军事化；（4）缔结日俄和平条约；（5）最终解决领土问题。日俄曾举行过多次谈判，但由于后来叶利钦改变了主意，说这一问题不用急于解决，最好交给下一代去解决，因此北方领土问题归属问题至今没有结果，看来仍将长期拖延下去。
由于日苏（俄）之间的领土问题长期悬而不决，严重影响两国关系的发展。日本很想开发和利用苏（俄）西伯利亚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也一直受阻。从根本上说，苏（俄）一直不归还北方领土，是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存有戒心。
4、回归“身份”复杂
此外，并非不重要的是，日本地理上虽是个名副其实的东亚国家，但是政治归属却难以确定。事实上，日本长期是一个“流浪儿”，某种程度上是东西方都难以认领的“弃
儿”。因为在西方人的眼中，日本是一个典型的东方国度，其相扑、柔道、插花、茶道、和服乃至寿司和塌塌米，均为东方文化传统的组成部分，其中有些传统至今仍笼罩着神秘的东方色彩；而在亚洲人的眼中，日本多少带些“洋”味，因此有“东洋”之称，早从明治维新后就“离家出走”，“另立门户”，成为西方“侨民”了，因此长期将其列入“西方户口”之中了。
更何况,在世界一些国家官方报道和教科书中，日本在政治和经济上又显然属于“西方”。例如，日本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一，日本参加“西方七国首脑会议”，日本经济模式也是西方主要经济模式之一等。日本“身份”如此复杂，仅此一项也难以“落户”。
这是指英美关系，尤其是战后两国之间的特殊关系。
英美之间的经济关系由来已久，是一种主从或主次关系历史性倒置的关系。
历史上，北美13州脱离英国而独立并非是英国走向衰落的起点，南北战争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美范围的确立和发展也并非是对英国经济的致命打击。事实上，这对英国来说可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19世纪中期以后，美国西部边疆的开发则是促进英国经济增长的一个有力因素。这是因为美国西部边疆是资本的天堂，即是英国资本的天
堂。一战前，英国成为美国的债权国，其主要原因即在于此。从经济角度看，在一定意义上说，19世纪后半期的美国，仍是欧洲资本、其中主要是英国资本的殖民地。
从一战到二战来看，一战使上述局面得以改观。从此，在大西洋的这一边，英国走上衰落之途，殖民帝国开始瓦解；在大西洋的那一边，美国迅速崛起，金元势力大为扩张。二战期间，英国在战争的沉重打击下疲惫不堪，力量严重削弱，以致于必须仰仗美国的军需支持才能继续坚持，美国则大捞一把，乘机以此换取了英国的一些军事基地和海外权益，使英国的主权受到某种程度的损害。英国出于无奈，只好忍气吞声予以接受。但是，后来英国也承认，这种主权出让在当时是不得已的，但却是必要的。
从战后初期到70年代，虽然英国想要吸取教训，尽量避免战时“租借法”实施时向美国作主权让步的情况，但今非昔比，英美实力相差悬殊，英国无力维护在原有海外殖民地的利益，被迫逐渐从一些国家和地区撤退，眼睁睁看着美国填补其真空，又不得不在经济上求助于“马歇尔计划”提供的援助，重建其经济，同时又想借助美国的力量，推行在欧洲“遏制”苏联的政策，因而成为美国在“冷战”中最坚定的盟友。英国在外交和军事上听命于美国，英美结成密切和特殊的关系。70年代后，在英国的对外关系中，与欧共体的关系是重点，英美之间的经济联系仍然是密切的。在为停滞的经济寻找解决办法时，英国继续把协调与美国之间的经济关系作为一个重要的因素，即当作从资本和技术两个方面促进本国经济稳定和增长的手段，而不是将其当作建立经济联盟关系的途径。
80年代以来，英美关系由热转冷，再由冷明显好转。在80年代，里根和撒切尔执政期间，英美成为“最牢固的联盟”。这是因为两人具有相同的政治哲学，即具有共同的民主价值观，同时也成为友好的朋友。里根在1982年英国和阿根廷为福兰克福群岛（阿根廷称为马尔维纳斯群岛）归属之战期间，宣布完全支持英国并尽可能提供一切援助，以支持撒切尔使用武力维护英国的殖民地。梅杰首相执政期间，克林顿因公开支持新芬党参加北爱尔兰和平进程，被梅杰政府斥之为干涉英国内政，两国关系一度冷淡。1997年5月，布莱尔上台执政后，两国关系有了明显改善。例如，1997年5月，克林顿利用他顺访伦敦的机会，出席英国内阁会议并发表演说，成为30年来在英国内阁发表演说的第一位美国总统；1998年年初，当克林顿因绯闻而陷入困境，并在伊拉克武器核查危机问题上急需盟国支持时，布莱尔飞赴华盛顿，对他表示全面的声援；布莱尔也就欧美贸易摩擦中的有些棘手问题，如限制美对欧盟出口转基因作物，双方降低农业补贴等问题，多次与克林顿进行磋商。这些都说明两国关系再度密切。
（3）第三环——西欧
这是指英国从离开欧洲走向世界称霸，再从世界称霸返回欧洲，即从“脱欧入世”到“脱世入欧”。
从历史上看，英国经济与欧洲经济是分不开的。最初，英国经济是以欧洲为原料产地和主要市场发展起来的。那时，英国经济离不开欧洲。但是，产业革命后，从维多利亚时代（1837-1901年）开始，英帝国占有更重要的地位，欧洲对英国经济的重要性则相对下降，其间历时一个多世纪。二战后，由于英帝国逐渐解体，欧洲对英国经济的重要性则不断增加。但是，时代已变。这时英国经济之需要欧洲超过了欧洲之需要英国。英国终于又想重返欧洲。这不仅仅是历史的循环，而且是历史的嘲弄：英国离开欧洲称霸世界正值国力鼎盛，趾高气扬之时，而当它从世界霸主上跌落要重返欧洲时却已老态龙钟，江河日下了。
英国一开始企图阻挠欧共体的成立，曾于1956年10月建议建立一个包括西欧大多数国家在内的欧洲自由贸易区，企业将欧共体纳入其中，以消除对自己的不利影响。但是，西欧6国拒绝了这一建议。在欧共体成立后，英国不愿坐视和被冷落，便联合瑞典、挪威、丹麦、瑞士、葡萄牙和奥地利，于1960年5月建立了欧洲自由贸易联盟，也称为“小自由贸易区”，与欧共体分庭抗礼。
60年代，欧共体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以英国为首的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则相形见拙。英国本国经济发展缓慢，国际地位不断下降。到1967年，英国经济先后被西德、日本和法国超过，在西方经济中的地位由第二降到第五。事实证明，英国与英联邦和美国的关系，都阻止不了其国际经济地位急剧下降的趋势。
在这种形势下，英国不得不对其政策作重大调整，由“三环外交”转向一环外交——
重返欧洲。
（三）重返之途不平坦
英国回归之途并不平坦，可谓一波三折。英国曾于1961年和1967年两次申请加入欧共体。但是，法国总统戴高乐鉴于英美的特殊关系，担心英国加入后会充当美国的“特洛伊木马”，因此接连两次否决了英国的申请。1968年戴高乐下台后，新总统篷皮杜决心改变他的前任排斥英国的政策，以促进西欧的联合。1969年12月，他在欧共体6国首脑会议上提出“完善、加深、扩大”共同体的方针，为会议所接受，决定与英国谈判，扩大欧共体。这样，1970年，英国又第三次提出申请。丹麦、挪威和爱尔兰也申请加入欧共体。经谈判，1972年1月，这4国正式签署了参加欧共体的条约。后来挪威参加问题被国内公民投票否决，其他3国从1973年1月条约生效起，成为欧共体成员国。欧共体由6国扩大到9国，其成员包括了全部西欧大国在内，这是西欧联合的重大发展。
在欧洲自由贸易联盟的主角英国和丹麦加入欧共体后，其余成员国和联系国如芬兰于1972年7月与欧共体签订了建立欧洲自由贸易区的协议，从而改变了两大经贸集团对峙的局面，加强了西欧联合的力量和声势。
英国加入共同体后，确实也逐渐转向发展共与同体的关系。这从其进出口贸易看明显看出：与加入前相比，对共同体的进出口占其进出口总额有大幅度的增长。
表10-8 英国自欧共体国家的进口（占英国进口总额的百分比）
年份 1957 1960 1961 1962 1963 1964 1974 1975 1976 1990
比重 12.1 14.6 15.4 15.8 16.0 16.6 30.0 32.4 32.2 51.0
资料来源：转引自《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第256页。
表10-9 英国向欧共体国家的出口（占英国出口总额的百分比）
年份 1957 1960 1961 1962 1963 1964 1974 1975 1976 1990
比重 14.6 15.3 17.4 19.3 21.1 20.6 33.4 32.3 35.6 52.6
资料来源：转引自《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第257页。
但是，英国加入共同体后，由于本国的经济问题和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因此始终是欧共体中一名不坚定分子。英国是在急剧衰落时争取加入共同市场的，有其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如意打算。在政治方面，西欧联盟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影响日益增长，其作用远远超过各个西欧国家单独行动的总和；更重要的是，在经济方面，英国也想从两个方面来改进自己的处境：一是希望扩大贸易，为其工业品找到出路，二是希望与西欧大陆的经济和技术合作来促使其技术进步，增强其商品竞争力。这两方面都对改善其国际收支状况很有利。因此，尽管在诸如预算、农业和货币等问题上与共同体还存在一些矛盾，但权衡利弊得失，英国决定加入共同市场，希望能借此促进本国经济的稳定和发展。
围绕英国加入欧共体的利弊得失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英国政界、工商界和经济学界激烈辩论，争吵不休的一个问题。即使在英国加入后，争论也并未中止。英国国内反对加入的大有人在，其势力也有一定的影响。事实上，在欧共体内，英国的利益在一些方面（如农业、渔业等）受到忽视和限制。英国原想把加入欧共体当作摆脱经济困境的一条可供选择的出路，但加入后未能像原先设想的那样，使其经济状况和国际收支有明显的改善。因此，英国国内反对欧共体的声浪时有出现，英国政府为维护本国利益和照顾国内情绪，强调国家主权不能让与，始终采取与众不同和半心半意的立场。
从欧共体到欧盟来说，对英国采取既“拉”——挽留又“打”——不迁就的策略：希望有一个包括英国在内强大和统一的西欧，不愿意英国离开，因此，在某些问题上，不急于英国与整体保持步调一致，如英国等3国没有参加1973年春实行的共同浮动汇率，英国也未参加1979年3月生效的欧洲货币体系，英国等4个达标国国家也没有参加货币联盟；同时也处处向英国表明，没有英国，欧共体与欧盟照样能发展和扩大，不准备为了英国独自的利益而推迟或牺牲一体化的进程和目标。
布莱尔上台后，工党政府一改从撒切尔到梅杰保守党政府的消极观望的对欧政策，推行积极务实的外交，其中最突出的变化是开始推行更加积极和更富建设性的对欧政策。例如，对经济货币联盟问题，英国态度更趋明朗。
首先，工党政府重申一贯立场，英国不能作为第一批成员国加入欧洲单一货币的启动，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发起讨论，为最终加入作舆论准备。
其次，英国明确宣布今后一定加入，1997年底，财政大臣布朗公开表示，英国将在条件成熟时加入欧元体系，一改英国从前只是拖后腿，制造麻烦的形象。
最后，作为1998年上半年欧盟轮值主席国，英国为欧元的启动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在德法两国在欧洲中央银行行长人选问题产生严重分歧时，布莱尔斡旋于德法之间，协调两国的立场，消除了分歧，使得欧元创始国名单和欧洲中央银行行长人选得以通过和宣布，从而消除了外界的猜测，避免了因争执不下而延期的后果。
工党政府正在力求重新摆正英国的位置，认清利益中心之所在。但是，英国国内传统的疑欧情绪，以及英国与美国的特殊关系，仍将是阻碍英国全面回归欧洲的重要阻碍因
素。英国全面回归欧洲之途并不平坦。
二、日本：从 “脱亚入欧”到“脱欧入亚”
像浪子回头一样，自80年代以来，日本也踏上回归亚洲的路程。但不同的是，在很大程度上，日本的回归要比英国更艰难。当然，同英国一样，这主要是日本自己造成的，怨不得别人。
（一）调整“脱亚入欧”政策
日本从明治维新起，在福泽谕吉“脱亚入欧”的影响下，开始认同于西方世界。明治天皇及其左右认为，日本要想免遭中国和印度等亚洲国家那样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摆脱这一厄运的惟一出路就是现代化。所谓现代化，就是用现代方式治理日本，经济上实现工业化，这样就可以促进经济繁荣，从落后变先进，挤身于世界强国之列。因此，日本在19世纪后期对欧美各国进行长期学习和综合研究，并移植其政府、法律、教育和经济体制。在“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口号的指引下，日本成为了亚洲惟一跨入了近代工业化国家前列的国家。
战后日本第一位首相吉田茂是一位受过明治维新时期亲西方传统熏陶的日本政治家。他和许多有文化的日本人一样，希望借助美国的力量使日本再度崛起和繁荣。美国不但帮助日本重建经济，而且帮助日本确立了西方式的民主政治，日本成了二战后世界上出现的惟一的一个经济超级大国。与明治维新时期相比，战后日本的“脱亚入欧”更加深刻和全面。
首先，政治上，明治维新在日本创立了近代民主制度，但这是一种极为有限的民主制度，是模仿德国俾斯麦式的民主，是天皇专制下的所谓开明民主，而战后日本则确立了西方式的民主，天皇已成为象征，日本实行的是代议制民主，三权分立的民主，广大国民享有从来没有过的自由、民主和权利。
其次，经济上，虽然明治维新使日本成为亚洲第一强国，但与欧美国家相比尚有较大的差距，在西方人眼中日本仍然默默无闻，直到二战前，“西方很多人根本没有把这些‘矮小的黄种人’放在眼里”，“认为日本人目光地短浅、发育不全、不会运用机械”，战后日本在世界经济中的成就和地位，西方人“只能用令人愕然这个词来形容”，完全刮目相看了。
最后，社会上，战后日本由于与欧美国家关系密切，通过经贸往来，科技交流，人员互访等途径，西方文化的影响已渗透社会各个方面，对日本传统的道德伦理形成了极大的冲击。更主要的是，明治维新的根本路线是借助西方影响最终使日本自强自立，对国家主权、民族自尊和传统文化与西方影响之间尚能保持某种程度的平衡，而战后日本的经济成就则是屈从和追随欧美换取的。
这种“一边倒”的政策在日本经济还不强大和利益冲突不明显时，实施起来就比较顺利，但当日本经济迅速崛起，实力强大后，即赶上和超过除美国以外的全部西方发达国家后，也即超越这个限度后，实施起来就开始遇到麻烦，尤其是当日本的经济利益与欧美的发生冲突，甚至对欧美的经济利益构成严重挑战和威胁时，其实施就困难重重了。
正是在这种“一边倒”政策日益失灵的形势下，日本开始大幅度调整政策，旨在为自己在21世纪的经济发展重新定位。日本于是逐渐扭转和摆脱“脱亚入欧”的传统轨道，开始“脱欧入亚”的进程。
（二）从两面夹攻到“浪子”回头
具体而言，日本是处于欧美两面夹击的压力下才开始重返亚洲的。欧美对日本的夹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组建和扩大地区经济集团，二是贸易摩擦日趋尖锐。
1、欧美组建和扩大地区经济集团的压力
自80年代中期开始，以欧美为中心的区域经济集团化步伐大大加快。
1985年6月，由当时欧委会主席德洛尔主持和提出的《德洛尔报告》，即关于《欧共体经济与货币联盟》的报告，提出了到1992年底实现内部统一大市场的计划。计划规定分3个阶段建设经济和货币联盟：第一阶段，各成员国在现有的制度安排下，加强经济和货币政策的协调，以争取达到更大程度的趋同；第二阶段，重建欧洲中央银行体系，负责协调各成员国独立的货币政策；第三阶段，各成员国的货币汇率固定下来，欧洲中央银行体系将统一制订和执行货币政策，并且集中管理各成员国所有的外汇储备，各成员国货币最终由一种单一货币取代。
这一计划的实施加速了欧共体一体化的进程。该报告虽然为实现欧共体经济货币联盟作了分阶段安排，但没有制订一个具体的时间表。这一任务由1991年底的马约加以充实和完成。马约的实施标志着欧盟一体化进程加入了一个新阶段。
1988年1月2日，美国总统里根和加拿大总理马尔罗尼正式签署美加自由贸易协定，旨在建立美加自由贸易区。该协定于1989年1月1日正式生效。
与此同时，美墨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也加速了谈判。1990年6月，墨西哥总统萨利那斯访美，将两国自由贸易谈判正式提上议事日程。1990年9月，老布什总统向国会提出正式开始订立美墨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要求，并于11月下旬访问墨西哥加以推动。布什访墨期间，双方一致认为谈判范围应予扩大，加拿大也应参加磋商。对此，加拿大反应积极。1991年2月5日，美加墨3国领导人宣布，他们将就北美自由贸易区问题开始一轮3边的第一次谈判。至此，北美自由贸易区呼之欲出。
比较而言，日本则是两个集团中的一名“散兵游勇”，惟一无所依从和归属的国家。在欧洲统一大市场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两面夹击下，日本当然不甘落后，力争变被动为主动，亚太地区则成为日本惟一的选择和必须侧重的地区。
2、日美、日欧贸易摩擦愈演愈烈的压力
80年代后期，日本经济处于战后顶峰时期：综合国力位居世界第二；人均GNP超过美国1/3；是世界最大的债权国；国际收支长期保持巨额顺差；各种商品大量倾销世界各地；与欧美的贸易顺差居高不下；大量资本涌入美国购买房地产和娱乐业。一时间，日本经贸大肆扩张，咄咄逼人，大有取代美国之势。
但是，在日本取得巨大优势和成功的背后，也潜伏着深刻的矛盾，隐藏着难以控制的冲突，即像日本政府所指出的“正面临令人惊慌的诸多威胁”。也就是说，一方面。日本获得成就的基础完全在经贸方面，使其在即将来临的21世纪之前处于最有利的地位；另一方面，日本的极大成功激起了一种“剪刀作用”反应，以对抗其出口为主、多出少进的经贸扩张。
首先，“剪刀作用”的总效应不利于日本的形象。“日本人的毛病在于他们和半导体一样——只出不进。”或日本只想“向所有人推销商品”和尽是“沾光”，却不愿承担责任。因此，在日本商品向别国市场倾销的同时，其形象则受到严重破坏，遭到上述一系列诸如“自私”、“狭隘”、“经济动物”和“不承担经济大国责任”等十分尖刻但却不无道理的批评和指责。
美国一再指责日本靠美国为其提供安全保障，这样日本可以把资源更多地用于发展经济，尤其是开拓市场，并且与美国进行经贸竞争，而且在某些领域的竞争中超过美国，强调“日本一直能够享有发展成为全球经济巨人的所有优势，而不承担任何政治责任”，“这是不能接受的”，并要求日本“别再沾光了”！
在这种形势下，日本不得不增加对外援助，大部分用于援助与日本有大量贸易往来的亚洲国家，为缓解第三世界国家债务的贷款再筹资，以及增加投资和技术转让，以改变其形象。
其次，“剪刀作用”的一个方面是，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在出口领域向日本提出越来越严重的挑战。这些国家和地区以其更廉价的劳动力和商品，不仅在日本不再具有优势的领域，如纺织品、玩具、家庭用品和造船等，向日本发起强大的挑战，而且在日本具有优势的领域，如钢铁、汽车和计算机等，同日本直接竞争；不仅在商品贸易领域挤占日本的市场，而且在投资、金融和技术转让等领域，与日本比高低。
这就使日本必须淘汰那些不再具有竞争力的产业，把那些相对劣势产业向境外转移，以促进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这就也使日本以进口原燃料，出口制成品为主的“加工贸易型”，向进出口都以制成品为主的“水平分工型”贸易结构调整。而要实现这样的战略转移和调整则离不开国际性的分工体系，亚太地区，特别是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应是日
本最理想的合作伙伴。80年代以来，这些国家和地区不仅是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而且在贸易、投资方面也是世界热点，同时相互之间也形成了一种不同层次、经济互补的分工合作格局。对这些国家和地区来说，日本的投资和技术市场也是其经济发展所迫切需要的。
最后，“剪刀作用”的另个一方面，也更重要的方面是，美欧对日本的产品毫不留情地打入其国内市场作出越来越敌对的反应。于是，日美、日欧之间的贸易摩擦逐步升级，达到十分尖锐和激烈的程度，影响双方的关系。仅以日美为例。
美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对日本的态度摇摆不定，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从战后初期到70年代，美国对日本的基本上采取一种比较宽容的态度，向日本开放其市场，对其与日本的贸易逆差除了要日本采取某些“自愿”限制之外，还是以“胡萝卜”为主。
从80年代以来，随着美国外贸逆差急剧增长，美国则越来越不耐烦了，更多地向日本挥舞“大棒”，几乎公开敌对，有时甚至剑拔弩张，动辄以“301条款”和“超级301条款”相威胁。尤其是在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美国反日情绪和贸易保护主义高涨。一位国会议员对日本向美国市场倾销廉价产品气愤之极，竟然说：“上帝保佑哈里·杜鲁门。他扔了两颗（原子弹），应该扔四颗。”
日本也注意到美国国会就贸易问题进行辩论时对日本不加掩饰的恶意语调。日本认为美国正在把它当作其经济问题的替罪羊和方便的出气筒。日本国内也出现了一系列诸如《日本不坏，美国坏》之类的畅销书。日本政府也为照顾国内情绪，有时也偶尔对美国说“不”。但总的来说，在美国的步步进逼下，日本一般是先硬后软，以妥协让步而告终。日本也自知理亏，从80年代后期开始，逐步扩大内需市场，从“出口主导型”向“内需
主导型”转变。例如，从1987-1989年，日本进口增长的速度均高于出口增长的速度。
（三）经济回归易，政治回归难
为摆脱孤独感和孤立感，缓解日美和日欧之间的贸易摩擦，日本的经贸战略开始作重大的调整，逐渐从以美欧市场为主向以亚太地区为基本立足点转变，即从“脱亚入欧”向“脱欧入亚”转变。日本的回归亚洲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加强与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以及增加对东亚的贸易和投资。
1、经济回归易
（1）加强与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
日本对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的构想早已有之。早在60年代，日本著名的经济学家小岛清就提出了“环太平洋经济圈”的设想。80年代后期，日本又提出“东亚经济圈”、“环日本海经济圈”和“亚太经济合作”等建议。同时，日本也建立了一些官、产、学协商的论坛机构，如1967年成立的“太平洋盆地经济理事会”，1968年的“太平洋贸易与发展会议”，以及1980年的“太平洋经济合作会议”等。
“东亚经济圈”和“环日本海经济圈”的基本设想是，由于日本周围的东亚和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不一，可以实行以“雁阵”式多层次经济合作的基本形式。在这种“雁阵”中，日本为雁首，“四小”为骨干，东盟与中国为两翼和雁尾，由此建立一种相互依存的经济关系。由于这一设想有“大东亚共荣圈”之嫌，容易产生圈内国家和地区对日本的戒心和疑虑，加之又把美国等排除在外，似有对抗美国之意，会招致美国的反对。因此，日本改而大力宣扬“亚太地区合作”这一设想，提出以日本、“四小”和东盟为骨干，包括美、加、澳、新、中和太平洋岛国在内的广泛区域合作模式。
在日本的积极推动下，1989年11月，由澳大利亚总理霍克出面倡议，日、美、加、澳、新和韩6国，以及东盟6国的部长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举行了第一次各国部长会议，“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正式宣告成立。1991年12月，在汉城召开的第三届会议上，中国、中国台湾省和香港地区作为该组织的新成员首次与会议，其成员由12个增加到15个。
日本在APEC中的参与是积极的，例如，1995年1月在大阪举行的第七届部长会议和第三届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作为东道国的日本，耐心听取其他成员的意见，反复磋商，多方斡旋，艰苦协商，终于在会议前就经济与技术合作问题的一些重要领域达成了共识，为会议顺利进行打下了基础。会议期间，日本不仅阐述了关于APEC合作的3原则：进一步加强整个亚太地区的相互经济依赖关系，灵活地运用区域内各种形式的合作框架，对区域外地区和国家实行开放的合作关系；而且还发起了建立“前进中的伙伴关系”的倡议，并表示在今后10年内将为APEC的中央基金捐款100亿日元，以扩大同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有关的合作事业。日本的这些实际行动受到了各成员的赞誉，为大阪会议取得成功做出了贡献。
日本这样做的目的也是显而易见的：提高自己对APEC的作用，以亚太地区为根据地，发展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国际分工，积极开展与其他地区的交往，进行全方位经济外交，使其能在全世界利用其经济优势，保持其世界经济大国的地位，进而向世界政治大国发展。
（2）增加对东亚的贸易和投资
80年代中期后，日本与东亚地区的贸易迅速增加。这种贸易的特点是，改变了日本以往只出不进的传统。日本不仅向这一地区大量出口，同时也逐步开放国内市场，扩大从这一地区的进口。从1986年开始，日本的进口增长率超过出口增长率，其中从东亚地区的进口有明显的增长。例如，日本从“四小”的进口，1986年为125亿美元，到1990年增加到259亿，增加了一倍多，年均增长达20%；从东盟国家的进口，1986年为138亿美元，到1990年增加到244亿，增加了约77%，年均增长为15.4%。从1986-1991年，日本对东亚的出口从471亿美元增加到1122亿，增加了1.4倍。
从50年代到80年代初期，日本对外投资的重点一直在亚洲，特别是东南亚地区。其对外直接投资额中，亚洲占27%，居首位，直到1981年，在日本的对外投资额中，亚洲仍居第一，占37.4%，美国只有26.4%。但是，从1982年起，日本对外投资转向了以欧美
为主，特别以美国为主，对亚洲的投资则大幅度下降。1989年是日本对外投资达到历史最高水平的一年，共投资675.4亿美元，其中美国325.4亿，占48.2%，欧洲148亿，占19.4%，亚洲82.3亿，占12.2%。美国占了日本对外投资的将近一半。欧美相加占了2/3。可见日本对外投资形成了以美欧为主的格局。
日本对亚洲的投资，主要是东盟四国（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和印尼）、“四小”和中国。1981年，日本对亚洲的投资中，东盟四国占高达76.9%，“四小”21.6%。1982-1990年，“四小”所占比重超过东盟四国，例如1986年时高达65.8%，东盟四国为23.8%。从1991-1995年，东盟四国又超过“四小”，例如1991年占51.9%，“四小”为37.1%。
1991年后，中国开始成为日本对外投资的热点。到1995年，日本对亚洲的投资，形成了大体上“三分天下”的格局：中国为35亿美元，占35%，东盟四国为33亿，占31%，“四小”为28亿，占领28%。
日本利用自身雄厚的资金和技术优势，加快和扩大对东亚地区的贸易和投资，把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对该地区的投资和技术转让结合起来，逐渐使该地区成为日本的贸易和投资重点，既可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与美欧产生新的贸易摩擦，又可把东亚地区建立成以日本为核心的新产业分工格局，最终构筑起可与美欧抗衡的一种经贸合作体系。
从经济角度看，自80年代以来，日本回归亚洲已经做到，基本完成，其标志是很大程度上成为东亚经济起飞的“领头雁”。
（3）“脱欧入亚”的不确定因素
但是，也必须指出，日本所谓的“脱欧入亚”也存在一些不确定的因素。
首先，长期以来，日本把对外经贸关系的重点一直放在欧美，只是由于80年代以来欧美的夹击才被迫比以往更重视亚太经济合作。这只能看作是日本不得已而求其次的一种政策调整和纠偏，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阶段性或暂时性。这并非日本的主观愿望和长远目标。
其次，日本既定的对外经贸重点是欧美，也只有欧美才能满足日本今后经济发展的需要，尤其是非制造业的发展，而东亚地区在这方面并不能满足日本的需要，这是由发展水平所决定的，也就是说东亚地区不太可能或者很难成为日本的经贸重点，这清楚地反映在日本对欧美与东亚投资和贸易的规模和层次上。
再其次，欧美虽然有自己的地区贸易集团作为后盾，具有一定的排他性，但也并非是完全封闭的，日本是有机可乘的，并且事实上也已经这样做了。更何况，日本经济实力已今非昔比，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和头号债权国，日本的资金和规模对欧美来说，已成为其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美国财政赤字有很大一部分是用日本的资金来弥补的即其一例。欧美与日本的贸易摩擦只是为了使日本作更多的让步，也并非意在逼到其走投无路，真把日本逼急了，对它们也没有什么好处。这一点欧美也是很清楚的。
最后，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扩大和深入，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更加紧密，东亚地区不可能过分依赖仅对日本一国的经贸关系。尽管“四小”和东盟与日本的经贸关系发展迅速，但这种关系也有其局限性，因为日本只想在本地区投资设厂，扩大市场份额和对外贸易，大力倾销其产品，却不愿转让和提供先进技术与设备，惟恐其他国家赶上和超过自己。对此，东亚各国也并非“把鸡蛋全放在一个篮子里”，与欧美的贸易往来和经济关系仍占有很大的比重。
因此，从上述情况来看，日本的“脱欧入亚”并不是完全舍弃欧美而倒向东亚，只不过是日本借以增强同欧美讨价还价实力的权宜之计。
2、政治回归难
更主要的是，日本在经济上回归亚洲比较容易，而政治上的回归则不易。这是日本对战争罪恶不肯彻底认罪造成的。
在日本右翼政客看来，日本重返亚洲，不是作为亚洲大家庭中平等的一员，而是并不满足于日本已是经济大国，认为日本也应成为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仍然要充当亚洲的统治民族，重温昔日“大东亚共荣圈”的美梦。
对亚洲各国来说，他们对日本怀有一种“既需要又憎恨”的矛盾心理。一方面，它们的经济发展需要日本的投资、技术和援助，需要日本成为其主要出口市场，也需要日本对亚洲的经济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和担任重要角色；另一方面，它们对日本残暴的殖民统治和野蛮的侵略屠杀，记忆犹新，再加上日本战后竭力对此轻描淡写，文过饰非，更使它们难以忘怀，对日本存在着普遍的猜疑和极大的不信任。
虽然日本已经羽毛丰满，敢于对美国说“不”，但却不肯真心实意对亚洲受害国和人民彻底认罪和悔改；今天的亚洲国家和人民也今非昔比，同样也会对日本说“不”：日本不彻底认罪和悔改，就难以获得亚洲各国的原谅和宽恕。
任何事情只有比较才能更加清楚和明白。德日不同的认罪态度就是一个鲜明的比较。
尽管德日都制订了和平民主宪法，具体规定了反对战争和维护和平，但两国对侵略战争的认罪态度却大相径庭。
德国曾因希特勒发动的侵略战争而一度蒙受羞辱，遭到国际社会的贬黜，但由于西德领导人和人民的不懈努力，很快就成为国际社会中受尊重的一员。这不仅要归功于其经济发展奇迹，而且也要归功于举国上下对纳粹德国对欧洲各国造成的巨大灾难的深刻反省和彻底的认识。而日本对过去的侵略罪行缺乏认真的态度，其领导层和右翼代表不断大放厥词，经常侍机为其可耻的殖民统治和侵略战争翻案。两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具体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1）彻底认罪和文过饰非
西德举国上下自我反省，集体批判，对过去的侵略罪行不但不遮遮盖盖，而且真诚忏悔，因此取得了国际社会的谅解和宽恕。西德敢于承认“德国人民对这种罪过应负共同责任”。1995年是二战结束50周年纪念年，德国总统赫尔佐克在一次讲话中告诫说，不要忘记纳粹暴行，以免重蹈覆辙；总理科尔也表示，不能无视德国历史上黑暗的一页，德国一定要牢记这一历史教训。这表明德国对自己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责有清醒的认识和明确的
态度。
而日本则对侵略战争缺乏清醒的认识。日本右翼政客顽固拒绝对历史上的侵略罪行深刻反省，彻底认罪道歉。他们的战争观来源于当时的战争祸首、前首相近卫。此人认为，日本侵略亚洲邻国，根本不是侵害邻国的战争，而是一场解放战争，是一场日本领导的亚洲国家推翻英美帝国主义控制的正义战争。迄今为止，许多日本人仍然错误地认为，如果对侵略战争道歉，就等于不尊重半个世纪多前为国捐躯的同胞们。
也是在1995年二战结束50周年纪念年之际，这本应是日本表示与过去罪恶决裂的一次大好机会，但日本仍然态度暧昧。6月初，日本众议院勉强通过《不战决议》。该决议是在新进党缺席的情况下，以不到半数票通过的。村山富市首相原本希望能一致通过该决议，用来纪念二战结束50周年。结果，不但大批议员抵制投票，而且决议文本对日本所犯的殖民统治和侵略罪行也仍未作出道歉。
西德举国上下在对过去进行深刻的反思和批判时，也对君主专制和国家至上的政治传统进行彻底批判，同第三帝国及其政治体制进行精神和感情上的彻底决裂，同时大力进行民主思想的宣传教育和建设。西德的出版物在叙述纳粹政权和二战历史时，能够如实将希特勒政权的罪行公之于众，以教育世人认清专制政权的危害，珍惜战后的民主政治，同时也表示对犹太人和受害各国谢罪的诚意和决心。可见西德现代政治民主和文化的建设，是建立在反思和批判民族历史文化这一深刻结构的坚实基础之上的。
日本则没有像西德那样深层次的反思和批判，因此从来没有从根本上触动和清除错误的战争观。日本不少高级官员的言论和文部省的教科书，经常对一系列重大问题，如南京大屠杀、慰安妇等编造谎言，篡改历史，抵赖罪行。
（2）提供战争赔款与拒绝赔偿
西德政府不仅在道义上勇于承认历史罪责，而且还承担赔偿责任。
早在西德成立前，西方3个占领区就已分别在各自占领军政府的领导下，对纳粹时期遭受迫害和损失的犹太人进行过个别赔偿，并制订了相应的法令。
1951年9月，阿登纳在联邦议院的一次讲话中曾郑重声明：“德国人民厌恶对犹太人犯下的罪行，他们没有参与这一罪行。……但无法名状的罪行是以德国人民的名义犯下的，德国人民有责任从道义上和物质上作出赔偿”。为此，他宣布，西德准备同以色列和世界犹太人代表会商讨解决给犹太人造成损失的物质赔偿问题。
1953年，西德通过了第一个对战争受害者的赔偿法。该法规定，在二战中受到政治、宗教和种族迫害的人均可得到赔偿，优先赔偿犹太人。随着受害者统计数字不断增加，西德政府也逐渐放宽赔偿范围。到80年代初，又将犹太人以外的牺牲者也纳入赔偿范围。这样，西德政府每年支付赔偿费数十亿马克，到两德统一前，共支付赔偿款约800亿马克。西德向战争受害者提供赔偿的做法，有助于提高其在国际社会上的威信和声誉。
日本则不然，因为既然日本否认其侵略罪行，也就必然拒绝向战争受害者赔偿。例如，像慰安妇，日本官方否认此事，也拒绝赔款，只是迫于世界舆论的压力，由民间提供象征性的赔款。
（3）禁止法西斯主义活动与军国主义阴魂不散
近年来，新纳粹主义在欧洲趋于活跃，在统一后的德国更加猖獗。为此，德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坚决打击新纳粹势力。首先，德国政府取缔了一些纳粹组织，并逮捕了其中的一些头目。其次，举国上下组织声势浩大的群众集会和大示威，有力反击新纳粹的每次集会和暴行，例如，1992年11月，德国总统、总理亲自参加在柏林举行的30万人大示威，反对新纳粹的仇外罪行；各政党和群众团体也积极主动开展反对新纳粹的宣传和活动。最后，1994年9月，德国联邦议院通过了新的反纳粹和刑事犯罪法案，改变了以往法庭审判新纳粹分子软弱无力的状况，反映了全德国人民坚决反对新纳粹的决心。这些实际行动表达了德国朝野的共同心愿：绝不允许法西斯主义卷土重来，绝不允许历史悲剧重演。
日本与德国不同，仍然没有摆脱军国主义的阴影，仍然有复活军国主义的基础和条件。这集中表现在日本朝野对宪法第9条第2款的修改的人大有人在。80年代初，自民
党内已成立了若干个为修改宪法而组织的团体。例如，1981年5月，自民党成立“宪法调查委员会”，并于1982年8月提出了有关修改宪法的《初步报告》，其中心内容一是提高天皇在国家生活中的地位，二是全面修改宪法第9条；1988年5月，以自民党改宪派议员为中心的两个团体——“自主宪法制定国民会议”和“自主宪法期成议员同盟”——公开提出由四项内容组成的宪法修改方案，其中心内容是把“放弃战争”条款改为“拥有自卫队”。
（4）跪拜与参拜
半个世纪以来，从西德到德国历届政府，虽然几经更迭，但在对待侵略战争的态度上则是明确的和一贯的。从阿登纳的道歉，到后来总统赫尔佐克的低头，甚至勃兰特的跪拜，无不表现出德国领导人敢于面对历史，勇于承担罪责的道德和勇气。
战后第一任总理阿登纳对法国郑重的道歉，赢得了法国人民的宽容，为法德和解与双方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他和法国总统戴高乐通过成功的相互访问，于1963年签订的友好条约，从而完成了两国的和解。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法国人和德国人兵戎相见，浴血厮杀，两国间的敌意和不信任似乎根深蒂固，无法消除。正是由于阿登纳的道歉和坚韧不拔，鼓起了法国关键领导人物的信心，两国的和解终于进入坦途。同时，德法和解也是欧洲联合的关键，西欧联合也正是阿登纳和法国外长舒曼共同协商建立煤钢联营而开始起步的。
1994年8月1日，参加在波兰举行的反法西斯华沙起义纪念仪式的德国总统赫尔佐克，向波兰人民的诚恳谢罪，赢得在场波兰人的热烈掌声。他说：“德国人对于德国这个名字永远和数百万波兰人和犹太人的苦难联系在一起，我的心中充满愧意。……我在华沙起义的战士和战争受害者面前低下我的头，我请求你们宽恕德国人给你们造成的痛苦。”
德国领导人中勃兰特总理的跪拜谢罪更是史无前例。1970年12月6日，为签署西德和波兰的互不侵犯条约，勃兰特来到华沙。次日，他在波兰外长和总参谋长的陪同下，冒着严寒，先是到胜利广场，向无名烈士墓献了花圈，随后到犹太人居住处的犹太人纪念碑前俯首默立片刻，接着双膝跪在台阶上诚恳谢罪。当时，在场的几百人被他这一举动惊呆了。对此，一位波兰记者这样评论说：“不必这样做的他，替所有必须这样做而没有做的人下了跪。” 勃兰特的这一惊世之举，博得了波兰和世界各国的广泛赞扬。
而日本的首相却反其道而行之，接连参拜供奉着太平洋战争中甲级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先是1985年夏天，前首相中曾根康弘“正式参拜靖国神社”，后由于遭到强烈反对，以后历届内阁放弃了“首相参拜”的先例。内阁大臣的参拜则仍然继续。可是，桥本龙太郎任内却重开了历届内阁放弃了的“首相参拜”的先例：1996年7月29日，他在参拜后狡辩说，他的参拜带有私人性质，是选择在他生日那天进行参拜的，参拜时既没有付香火费，也没有秘书同行，而且避开了8月15日终战纪念日。这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狡辩，并不能改变他参拜的事实。到小泉任内则更加肆无忌惮，冒天下之大不韪，每年参拜。
3、领土争端解决无期
“善有善终”。德国这种与历史彻底决裂，重新做人的决心和行动，最终必有所获，得到了应有的回报：尽管在两德统一前，欧洲各国和美苏均有各种担心和疑虑，但最终还是摒弃前嫌，同意并支持其统一。应该说，如无德国举国上下的民主意识和彻底认罪，德国统一是不会那么容易实现的。而日本在这方面却不得好报，为此付出很大的代价。例如，领土争端解决无期。
日本在侵略扩张时期曾占领亚洲一些国家的领土，如中国的钓鱼岛，韩国的独岛（日本称为竹岛），中韩两国理所当然地要求日本归还，而日本至今仍然拒绝承认和归还。
日本也有自己的领土被别国占领的问题，即北方领土。所谓北方领土是指北方四岛，即位于北海道东北千岛群岛的择促、国后、齿舞和色丹四岛，总面积5000平方公里。四岛森林茂盛，富有矿藏，周围海域是世界三大渔场之一，水产资源丰富。四岛东临太平洋，西濒鄂霍次克海，分隔四岛与北海道的根室海峡是前苏联太平洋舰队进出太平洋的通道之一，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据历史记载，四岛原是日本的领土。日俄在历史上为此发生多次争端。1905年日俄战争后，两国签订了“日俄媾和条约”，即“朴茨茅斯条约”。该条约规定，沙俄将库页岛（萨哈林）南部及其附近的岛屿永远让与日本帝国政府。
二战结束前的1945年2月，美英苏3国之间的雅尔塔秘密协定规定：“千岛群岛须交予苏联”。同年8月底到9月初，苏军先后进驻四岛。1946年2月，苏联将这些地区划归伯力，并发表宣言，宣布库页岛和千岛群岛已归属苏联，并将四岛居民强行遣返日本。1947年2月，苏联修改宪法，将库页岛南部和南北千岛群岛划入版图，并将齿舞和色丹包括在千岛之内，从而在法律上完成了对日本北方领土的吞并。
1951年9月8日，美英片面签署的《旧金山和约》和约也明确规定：“日本放弃千岛群岛及由1905年9月5日《朴茨茅斯条约》所获主权的库页岛南部及附近岛屿之一切权利根据和要求”。但当时的日本首相吉田茂则明确表示：齿舞和色丹是北海道的组成部分，不属于千岛；择促和国后是日本固有的领土。
虽然苏联没有在和约上签字，但一直声称苏日之间的领土问题已由雅尔塔协定等一系列国际协定“解决完毕”，强调二战的结果和战后的世界现状“不容改变”。
从1955年开始，苏日开始邦交正常化的谈判，由于领土问题争执不下，谈判多次中断。1956年5月，苏日达成渔业条约和海上营救条约。谈判期间，苏联表示苏日邦交正常化可采用“阿登纳模式”，即效法苏联和西德先建立外交关系，再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9月，日本致函苏联，表示同意苏联建议。10月19日，两国经谈判签署了《日苏联合宣言》。宣言规定：终止日苏之间的战争状态，恢复外交关系；苏联同意把齿舞和色丹移交给日本，但要在两国缔结和平条约以后才能实际移交。12月12日，两国互换了《苏日联合宣言》批准书。随后，两国互派大使，正式建交。这样，两国终于实现了正常化。
但是，苏日之间一直未能签订和约，其主要障碍在于北方四岛。1960年1月19日，《新日美安全条约》签订后，苏联随即改变了在1956年两国宣言中所作的承诺，声称“由于新情况的出现，苏联政府现在已不可能实现关于将齿舞和色丹移交给日本的约定。只有以外国军队全部撤出日本并缔结日苏和约为条件，才能移交这些岛屿。”
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日本明确提出对苏提供援助的先决条件是归还北方四岛。80年代末，在日本暗示愿出价299亿美元赎回北方四岛的诱惑下，戈尔巴乔夫曾表示可考虑履行1956年宣言的诺言，但终因远东地区政府和人民的强烈反对而未能实现。在此期间，苏联采取了一些改善关系的具体措施，如分阶段从北方四岛撤军，允许日本居民进入这一地区旅游和投资，并免于签证等。
苏联解体后，叶利钦提出分阶段解决的设想：（1）确认存在领土问题；（2）使北方领土成为便于日本企业进入的“自由工业区”；（3）实现北方领土的非军事化；（4）缔结日俄和平条约；（5）最终解决领土问题。日俄曾举行过多次谈判，但由于后来叶利钦改变了主意，说这一问题不用急于解决，最好交给下一代去解决，因此北方领土问题归属问题至今没有结果，看来仍将长期拖延下去。
由于日苏（俄）之间的领土问题长期悬而不决，严重影响两国关系的发展。日本很想开发和利用苏（俄）西伯利亚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也一直受阻。从根本上说，苏（俄）一直不归还北方领土，是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存有戒心。
4、回归“身份”复杂
此外，并非不重要的是，日本地理上虽是个名副其实的东亚国家，但是政治归属却难以确定。事实上，日本长期是一个“流浪儿”，某种程度上是东西方都难以认领的“弃
儿”。因为在西方人的眼中，日本是一个典型的东方国度，其相扑、柔道、插花、茶道、和服乃至寿司和塌塌米，均为东方文化传统的组成部分，其中有些传统至今仍笼罩着神秘的东方色彩；而在亚洲人的眼中，日本多少带些“洋”味，因此有“东洋”之称，早从明治维新后就“离家出走”，“另立门户”，成为西方“侨民”了，因此长期将其列入“西方户口”之中了。
更何况,在世界一些国家官方报道和教科书中，日本在政治和经济上又显然属于“西方”。例如，日本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一，日本参加“西方七国首脑会议”，日本经济模式也是西方主要经济模式之一等。日本“身份”如此复杂，仅此一项也难以“落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