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温总理记者会：中国经济金融外交原则归位-张庭宾-搜狐博客

2010-03-15 | 解读温总理记者会：中国经济金融外交原则归位

中国经济金融外交思想趋于成熟

       ——温家宝总理答中外记者问解读

                              张庭宾

    中国经济金融外交思想趋于成熟了——这是笔者在聆听完温总理在14日答记者问后的主要感受。

    此次对话，共有13位记者提了14个问题，其中除了民生、国内经济刺激政策退出、中央对台湾和香港的政策外，其余10个问题都是涉及中国的经济和金融外交的问题，包括：1，人民币汇率问题；2，全球经济是否会有二次探底，中国如何应对；3，有西方人士指责中国在哥本哈根会议上傲慢的问题；4，贸易保护主义；5，中国大国责任；6，中国外商投资环境问题；7，外汇储备投资方向；8，中美关系如何回到正常轨道；9，全球经济再平衡与中国责任；10，民意对中国政府对外政策影响力等。

    10/14的对外经济金融的提问，这个比重前所未有，说明中国经济已成为当今国际经济金融秩序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中国的对外经济金融决策对国际经济和金融市场已经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客观地说，这十个问题大多数有明显西方价值取向色彩，问的并不客气，甚至是刺耳的。但温总理的回答坦诚透明，不卑不亢，有理有据。

    就坦诚透明而言，他非常客观清晰地描述了哥本哈根的60小时，让西方某些人士的权术小动作无所遁形，还中国在哥本哈根会议上的积极认真负责的本来面目。

    就不卑不亢而言，在回答外商投资环境的问题时，他说：“在应对金融危机当中，我们实行了许多刺激经济的政策：家电下乡、汽车以旧换新，我们都采取公开招标的办法。参加招标的既有国内企业，也有国外企业。”这很容易让人联想美国政府救市时买国货的条款。

    就有理有据而言，在回答人民币汇率问题时，他所列举的一系列数据非常清晰，事实胜于雄辩！

    在这些直观印象的背后，更值得看重的是，温总理的回答所折射出来中国经济和金融外交思想已经趋于成熟。

    在过去的十几年中，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市场国家，在加入国际经济循环的对外开放中，一直处于不断探索的进程中，中国或多或少有着被外部规则和国际金融舆论牵引的特征。这集中表现在两点上：一，在微观企业层面，外资企业对中国国内企业拥有超国民待遇，比如外资所得税曾长期为15%，而国内企业为33%，逼迫得大量内资出口转内销，变成外商投资企业；二，在人民币汇率等国际宏观经济金融的问题上，国际经济舆论和外海金融权威对中国政策的影响力相当大，而我们往往难以提出更公正合理的理论支持，并坚持自己的核心经济利益。

    然而，这次总理的答记者问，完全没有替别人“消气”或“送礼”的味道，在不卑不亢、自信自强之后，更深层次的当是中国对外经济金融外交思想的系统和成熟。

    首先，他强调了中国的经济和金融主权是中国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态度非常坚决：“在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重大问题上，即使是中国很穷的时候，我们也是铮铮铁骨。” “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遭受的苦难太深重了。因此，他们对于国家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怀有强烈的感情。我们的外交政策基本出发点还是要维护国家的利益，最重要的就是主权和领土完整。”

    在外汇储备资产的具体问题上，他说：“国家的金融资产不容得有一点的闪失。在这里，我还要强调另外一面，美国国债是以美国国家信誉做担保的，我希望美国以实际行动让投资者放心”。

    第二，强调中国企业与外资企业，中国与其它国家经济竞争上的规则统一公平性，即使用同一个标准，而非双重标准。他指出：“我们要从法律上为外国企业在中国的经营创造一个公平的环境，而且使外国的企业能够享受同中国企业一样的公民待遇。” 在国与国之间亦是如此——“我对有些国家要提高出口的比重予以理解，但是我所不解的是，为了提高本国的出口而贬低本国的币值，反过来又企图用施压的办法来强迫别国的货币升值。我以为这种做法是一种贸易保护主义的做法。”

    第三，也表现了经济金融合作的诚意和柔性。我们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我们主张协商，通过平等协商总会找到互赢或者多赢的渠道。”“我们的对外方针还要考虑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中国又是一个重友谊、守信用、有尊严的民族，平等对待对我们友好的民族，也是我们最重要的出发点。”

    由上述三点可见，中国的经济金融外交的内核思想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即由以前或多或少为融入国际经济和金融体系而往往被动满足外部要求的特征，转向了中国一贯的政治外交的核心思想——即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和平共处、平等互惠。

    产生这一重大变化的背景，一方面在于中国已经较深地融入了全球经济和金融秩序，对全球经济金融的游戏规则，甚至是潜规则已经不再陌生，某些国家的对己一套，对中国一套的双重标准已经失效；第二，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国际经济和金融出现收缩，中国经济金融的外部空间被收缩，风险性在加大，由外部汇率和金融动荡对中国造成冲击的隐患已经被中国高度重视。

    这是笔者非常期待的。早在2004年6月，笔者就曾撰写《中美战略争夺战：“双子星座”抑或“超级胎盘”》一文，该文指出，中国融入世界经济金融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不断屈从于某些国家非份要求，成为向它们不断转移财富养料的“超级胎盘”，即成为其经济和金融附庸国。另外一种是须以公正统一的国际经济金融原则，以中国国家和人民的公正合理利益为回归，使得中国与国际经济金融理性共赢，并成长为独立自主自强的“双子星座”之一。为此，笔者在过去6年来撰写了大量文章，呼唤中国经济金融的国家主权意志觉醒，呼吁建立更加公平合理共赢的国际经济金融新秩序。

    在温总理的记者招待会后的今天，笔者相信，中国经济金融的外交思维已经进入了相对成熟期，中国在未来遭遇外部经济和金融冲击的风险将降低。（作者为资深财经评论员）

昔日文章：2004年6月

                  “入市”回合背后的中美战略争夺战

　　                   双子星座”抑或“超级胎盘”

　　                                    本报述评　张庭宾

    迈克尔。波特来了，在2004年的春夏之交，中国的政府官员和民间企业家恰好为又一个战略难题所困扰。

　　困惑来自于鲜明反差：美国的资本和商品进入中国更容易了，而中国的商品进入美国仍然艰难。

　　在4月21日中国国家副总理吴仪访美前后，美国对华经贸关系至少赢得了两项重大的市场突破。4月16日，中国商务部颁布了《外商投资商业领域管理办法》，这意味着，在过去两年中，曾经令外资零售烦心的“超国民待遇”的争论，在事实上烟消云散，外资零售业获得了比WTO更宽的市场准入条件；其后，中国无限期推迟自主的无线通讯WAPI标准的实施。

　　与此同时，中国商品在美国的贸易壁垒面前继续遭遇铁壁。6月3日，在美国商务部召集的对“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听证会上，长达7个小时的听证中，中国代表只获得了5分钟的答辩时间，中国商务部的官员没有获得发言的机会。

　　在因“最惠国贸易”待遇面对美国国会、在“WTO”上面对美国贸易代表之后，中国不得不再次在“市场经济经济国家”上面对美国商务部。三次面对实质上是一个问题———中国商品进入美国市场。

　　“国家有责任向本国企业提供一个在国际竞争中有利的环境。”波特说。这也正是美国官员所做的———在中国，除了金融业外，他们已经成功地为美国投资和商品消除了几乎所有的市场壁垒。就连汇率问题，美国也以其所谓“市场经济国家”的标准向中国频频施压。

　　在这场不对等的博弈中，正有不少问题，需要向波特印证。

　　“双子星座”的最大障碍

    波特思考的核心是“竞争”，竞争必然博弈，企业与企业之间如此，国家与国家之间亦难免俗，在国家战略与企业战略如何良性互动，波特倾注大量心血。

　　中国并不缺乏雄心壮志，在21世纪降临的子夜，当时的国家主席江泽民代表国人誓言：在新世纪中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共同愿景乃凝聚一个人口众多国家的不可或缺之灵魂。波特说：“国家的基本目标是为其人民提供高水准的生活。”伟大的复兴将意味着中国人像盛唐那样生活得幸福而有尊严，这对一个100多年饱受西方列强蹂躏的民族无疑极具感召力。

　　这却也意味着一个新的超级大国出现。与美国并肩站立为21世纪的“双子星座”却未必是现在惟一的超级大国美国想看到的。如果它说不，将是强有力的，或许其政治的、经济和军事的连环牌已经打出。

　　4月21日，会见中国副总理吴仪时，美国总统布什微笑着说，去年12月9日他在台湾问题上所表明的立场丝毫没有改变。如果联想到此前此后，外资零售企业在中国不再受限制，WAPI标准无限推迟。可以把它看成是一句价值亿金的承诺。但谁也不能保证排除这句微笑语言中的警示意味，即如果美国不满意，美国未来不排除改变台湾问题立场的可能。

　　两难的是，要让美国在经济上满意是同样要付出巨大代价。中国的民航工业已体会深刻。在过去20年里，每当中美关系紧张，大量的新波音飞机就会飞到中国。截至2002年10月，中国运营的605家大型民航飞机中有392架是美国波音飞机，占65％。以平均每架8000万美元测算，中国已经支付了313亿美元。

　　波音落在中国大地上的巨大阴影是，曾经几乎与欧洲同时造出干线飞机的中国，当空中客车已经占据世界大飞机市场半壁江山的时候，其民机工业已凋零不堪，甚至远远落后于起步更晚的巴西航空，如今连支线小飞机也需要巴西的指导。

　　美国纯熟地把玩“台湾牌”，令中国进退维谷。解铃直需系铃人，归根结底，台湾之结还是中国人自己系上的。换个角度看，谁不可能把台湾从距太平洋西海岸200公里搬到东海岸200公里去，谁也不能阻止台湾经济日益融入内地体系。只要中国不承认台湾独立，保留随时武力收回台湾的权力。自己解开这个扼喉之锁，中国强大了，从经济上和军事上可以制衡外国干预者，届时，不战而屈人之兵。这样看来，“和平崛起”意味深长。

　　只有排除台湾困扰，中国的国家经济战略才能回到迈克尔。波特的正题———“国家竞争力的惟一意义就是生产力。即企业达到高生产力水平的能力，以及继续提高生产力的能力”。

　　“超级胎盘”的美国利益

　　只有头顶随时可能落下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解去，中国才可能和美国在经济舞台上正面博弈。

　　博弈要知己知彼，需要了解美国的底牌，清晰自己手中有什么牌，什么牌最重要，先后怎么出。

　　在政治上，中国难免遭受美国抱有单极世界梦想的战略家的敌意，但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超然态度将使这些敌意政治家无法借题发挥。他们难有借口违背国家的基本目标：为其人民提供高水准的生活。

　　如今的现实是，如果失去了中国经济，美国人的生活水平将会严重受损——假如“中国制造”从美国市场消失，美国民众将不得不为维持同样质量的日常生活支付昂贵得多的费用。换言之，美国将立刻遭遇最严峻的通货膨胀。以至于有美国学者认为，这才是来自中国最大的威胁。

　　这意味着———中国没有必要对来自美国的贸易压力多么紧张。目前中美在经济上已经形成了高度依存的关系，美国是中国高度依存的消费市场，中国是美国高度依存的制造基地。中国找不到能够替代美国的消费市场，同样，美国也同样难以找到替代中国的制造基地。

　　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有数据表明，2002年，中国市场出口集装箱量已经占太平洋东行货量的47％，占亚欧航线西行市场的48％－50％。而1999年以来，中国海航市场平均每年以20％的速度增长。

　　波特的理论也正印证这一点，中国的产业簇群正在崛起。“产业簇群是在特定领域中，一群在地理上邻近、有交互关联的企业和相关法人机构，并以彼此的共通性和互补性相联结，”从而形成集群式的竞争力。在中国，像广东顺德的家电产业簇群、苏州的电脑产业簇群、温州的小商品产业簇群的萌芽都已经出现，这些产业簇群以及内地激烈的市场竞争、日益挑剔的顾客等外部环境一旦形成，就会形成自我升级的动力，很难被别人取代。

　　“世界工厂”的未来却未必乐观。美国对华经济战略底牌潜伏其中。对美国最有利的是，OEM成为中国本土企业的最终命运，即被牢牢锁定在跨国公司价值链的底端，跨国公司掌控资本、技术、标准、供应链等，将中国和美国两个市场利润的绝大部分攫为己有。换言之，中国市场和本土企业成为美国提供源源不断利润给养的“超级胎盘”。而沃尔玛就是那根“超级脐带”。中国的存在仅仅是为美国这个“世界的惟一超大胎儿”提供源源不断的养分。

　　格兰仕已经体会到这种“超级胎盘”的无奈。尽管它在微波炉的制造上已经占有国际市场35％的份额，但由于缺乏国际品牌和渠道，必须给GE等公司贴牌，不得不向沃尔玛低头，因此，其被锁定在2％－3％的微利，更难以建立全球品牌和营销通道。

　　简而言之，美式“超级胎盘”战略目标是，让美国的跨国公司主导美—中之间的价值链———这包括信息链、物流链和资金链。而中国本土企业的角色仅仅是中国一端末梢的“加工车间”。

　　由此消灭中国本土企业成长为跨国公司的潜在土壤成为其第一步骤。关键点是，一是在中国本土企业具备自我成长之前，具备竞争活力、信心和实力之前，跨国公司抢先进入，抢占价值链的战略高地，将本土企业跨国梦想扼杀在襁褓之中。二是不让中国本土企业产品在美国市场获得较高的利润率，釜底抽薪其建立全球级别的品牌、渠道和技术的资本来源，而美国跨国公司的产品在美国畅通无阻。反倾销、特保及“非市场经济国家”构成其常规武器库———如果说台湾问题是个核武器的话。

　　2004年5月初，国家工商总局的一份报告表明，一些跨国公司已经在中国占据了垄断地位。它的名单包括微软、柯达、利乐等，而在更多领域，跨国公司控制中国本地价值链的趋势已不容掩耳盗铃。

　　也有例外，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通信制造领域，华为和中兴通讯等本土公司已经杀出重围，不仅在国内市场举足轻重，而且已经成为新兴的中国跨国公司。

　　中兴和华为能否与思科、摩托罗拉等并肩为“双子星座”，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悬念？更有意思的问题是，这是一件“偶然”事件吗？

　　路径选择与“心”的立场

　　洞穿美国的棋步，对比胶卷和通信制造产业的不同路径，印证波特的理论，中国“双子星座”的战略道路逐渐清晰。

　　胶卷工业和通信制造业实质上是走了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胶卷工业以“开放先行”为指引，采取全行业合资的模式，而幸存的惟一中国本土企业乐凯，被捆绑在国有体制下，尽管国家给它种种扶持，但一直难以壮大，最后为柯达参股，成为柯达系外围成员。

　　“以改革促开放”却是通信制造业的指针。10多年前，仅仅是给了华为一个参与权，配合以适当控制外资进入的节奏，它就还中国一个惊喜，迄今它甚至都没有上市，2003年销售收入达到317亿元人民币，海外收入超过10.5亿美元，分别比2002年同比增长42％和90％。2003年的研发费用达到34亿元，超过国家“863计划”全年的投入（注，现在的华为已经是世界通讯制造业前三强，2009年销售收入达到215亿美元，海外销售占比接近60%，已经成为强大的中国跨国公司）。

　　这是市场化中国、国际化中国基本路径的两场实验。是在1996年中国学术界“引进外资大论战”之后，8年实践的初步结果。在那场没有结果的论战中，其中一派的理论认为：在国际经济一体化下，民族工业是一个过时的观点；跨国公司没有国家属性；以开放促改革是必由之路等等。

　　这些迷雾至今仍弥漫在中国。但在世界首席战略大师，美国人波特早已辨析分明，他曾说：

    ——“在国际竞争越来越激烈的世界，国家的作用不减反增。”

　　——“母国基地通常是企业保持与创造实质竞争优势之所在。企业在这里定制战略，发展与维系核心产品和制造工艺技术，创造最有生产力的工作和最先进的技能。企业在一个国家建立企业总部，对当地的相关产业和国家经济，都会产生极大的正面影响。”

　  ——“企业要能与世界最强的竞争者展开竞争，并获得竞争优势，关键在国内的压力和挑战。强悍的国内竞争对手，积极行动的本国供应商，挑剔的本国客户，锤炼出这些企业过人的筋骨。”

　　——“国际贸易与海外投资犹如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带给国家提升生产力的机会，但同时也威胁该国的生产力。”与此同时，“国内贸易与投资的角色，却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一般来说，分散各地的产业簇群和以专业化表现形成的产业簇群，是构成发达国家的最大力量。”

　　由此不难看出，在“国家竞争力”中，波特所最珍视的是——民间本土力量的产业簇群，即众多的，私有的、既激烈竞争，又在价值链上共生的旺盛力量——当然并不排除外资成为这个簇群的一部分。这也正可以解释为什么浙江和广东会成为中国最富有和最具活力的“地点”。

　　或许有人认为，如此本土竞争，有重复建设之嫌，“正确之道”是形成一两家大厂。挟规模与力量与外国竞争者对抗。加上政府保障他们取得必要的资源。“事实上，即使政府大量补贴和保护，大多数国家塑造的大厂都缺乏竞争力。竞争愈本地化，竞争愈激烈，竞争优势越大。”迈克尔。波特如是说。

　　TCL正在验证着这一“和平崛起”的产业逻辑。铁血竞争逼迫它并购了汤姆逊和阿尔卡特手机部，成为中国本土家电企业第一次真正跨国公司化的突破。

　　政府站在这种大地般的力量上，该扮演什么角色呢？“适当角色是催化剂和挑战者。它应该鼓励或促使企业提升想象力，迈向更高层次的竞争优势，即使过程先天就具有痛苦和困难。”

　　在波特这位大师印证中国之前，中国错失了一些领域形成本土跨国公司的机会，但亡羊补牢，未为晚也，毕竟在金融领域，中国尚有机会形成诸多中美“双子星座”的机会。

　　但问题是，政府向民间开放牌照、重心放在创造专业性因素（教育等），避免干预生产要素与货币市场，推动能导致持续投资的目标（激活股市）等等，都意味着服务和放权。那么这个动力从何而来？

　　对此，邓小平的答案是：“改革是一场自我革命。”波特的答案仍是他的关键词：竞争，中国政府与美国、日本等国政府的竞争。中国各地政府之间的竞争。

　　“超级胎盘”和“双子星座”的歧途就在眼前，脚正在中国人的脚下，而心往何处去？

     张庭宾更系统货币金融思维请参见《黄金保卫中国——共和国新60年攻略》（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年8月出版，各地书店有售）

    “庭宾透世”专栏刊发于每周一《第一财经日报》之“环球经济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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