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韪良 著《中国觉醒：国家地理、历史与炮火硝烟中的变革》出版

□ 雪堂
《中国觉醒：国家地理、历史与炮火硝烟中的变革》
作者：丁韪良 著
出版社：世界图书出 版公司
出版年：2010年1月版
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1827－1916，美国印第安纳州人，基督教新教教会长老派传教士）先生在《中国觉醒——国家地理、历史与炮火硝烟中的变革》一书中 说：“……对此我怀有一种个人的兴趣，因为正是鸦片战争中英国人的隆隆炮声把我的注意力引向了中国，从此便认定它是一个传教的好场所。”
这样的话语对于现代普通中国人来说在感情是很难接受的，因为两次鸦片战争是来自历史教科书的关于民族最深刻的创伤。但是，丁韪良毕竟是一个已经成为历史 人物的早期考察近代中国的西方人，如果我们不再在宏大国家叙事的层面来看待问题，可观上来说，倒是可以看出一个历史上有趣现象之所以产生的端倪，即当年大 量的、不同派别的西方新教传教士选择他们传福音的目的地，确实存在着明确的遴选标准。
丁韪良无意间透露出来的标准，我觉得有一定的代表 性。因为传教事业究其本质来说，是一种价值观的输出过程。在今天，对外输出价值观这样性质的事业，或者说可以向外输出价值观并且能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 可，是一种国家荣誉，也即总是社会中强有力的资源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历史上的西方传教士，显然没有这样的机遇，他们更多时候是民间组织，甚至，往往是个人 面对不可预见的困难和危险；同时，既然是价值观的输出，一定是寻求认可和继承，就绝非一日之功，需要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更需要时间。对于世界上一些具有 长期“排外”历史和民族性格的国家和地区，传教士寻求一线“开放”的机遇，或许要比要求开放通商口岸的商人心情更为迫切。在西方人看来，近代中国给他们的 更多的是一种蛮荒的印象，这时，所谓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敲开了闭关锁国的近代中国的大门，虽然我们听起来不舒服，但是确实对“丁韪良们”是一个重要 的消息，从此，这块古老的土地一天天走进了他们的视野，决定了他们行色匆匆的旅程。历史的沉痛和机遇，总是纠结在一起。
对于丁韪良来 说，这个旅程或许过于漫长了一点，这位美国人，作为美国北长老会派至中国的传教士，竟然在中国前后生活了62年。——虽然看起来这个遵循"笨拙精神"的历 史人物或许是“爱你所选择的”那种人，他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和带着感情工作毕竟不是没有原因的。从原著中来看，我们如果说他“始终”对开始变革的中国社 会充满信心，对这个古老国家接受西方文明的前途充满信心，未免言过其实，但他在文字里确实表达出了这一显著的倾向。也即，他认为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已经开始 变革，而且这个国度一旦开始变革，就会有接受世界文明的成功历史。有趣的是，他认为当时最有能力使古老中国及早进入这一伟大进程的是“清政府”。即便这个 统治阶层充其量是曾经鼎盛王朝的没落阶段，虽然有了外交衙门、派遣大臣留洋考察、新兴海军，但其实根本不能冠以“政府”这样的现代政治概念。
丁韪良把促使当时中国社会自上而下而起改革的原因，概括为“五幕正剧”，即清末从鸦片战争到义和团运动的被认为划分为五个阶段。这一段历史，相信人们可 以容易接触到的史料已多，现成的专业研究材料汗牛充栋，个人心中自有定见，无需赘言。只是其中关于太平天国的叙述颇值得审视。在丁韪良的叙事中，洪秀全只 是初步和当年设在广州的美国浸礼会的分支进行了接触，“在并未得到正式洗礼和尚未获得传道者信任的情况下”，这个“风度翩翩”的年轻人就创建了自己的本土 宗教组织，并且进而通过这种形式最终在广西“起事”，从而造成了现代中国史学界形成共识的所谓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大规模的兵荒和历史的“倒退”。在这个过 程中，可以想见，那些星星点点的孤独于古国各处的基督教派系下的分支，对于这样一个公开宣称信仰基督教的临时政权，一定会有一个被吸引到认识的过程。丁韪 良的记录中，有几个批次的传教士代表，曾经试图进入"天国"内部进行一番考察，他本人也进行过这种努力，结果以失败告终。
这本书在今天 的史料价值，更多时候并不是作者致力最深的对当时中国的地域考察和改革考察，而是记录了传教士对当时中国社会的教育投入，附录中的一篇《在中国传播世俗只 是的传教士机构》个人认为极有意义，通过史实透露出来的精神世界的东西，值得今天的读者详加体察和思考。除了传布福音，在当地进行所谓世俗知识的普及，一 直是西方传教士千百年来的又一项重要的使命。在这时，往往在教育和医疗两个领域形成一个交汇点。在朝廷的庇护和资助下，1906在北京创建了“协和医学 院”（现在多称为“协和医学堂”，协和的前身。名为Union，即联合之意）现在看起来是一个标志性的历史事件，显示出各个教会合作在中国致力教育投入的 成就。医疗本身是一种现实解决，教育则是一种长效机制，通过丁韪良的表述，我感觉当时的教会工作还是以教育为轴心。他的记录中还表述了当时自己如何为中国 社会编著国际法和政治经济学方面的教科书，另外一些教士还编著出很多种自然科学方面的教材和读物，将宗教精神融汇进这些书籍之中。尽管在我看来，这些教材 和书籍的起点远在当年它们的受众接受能力和审美之上，但还是觉得应该对这样的良苦用心表示相当的敬意。从这篇提纲式的文章来看，更佐证了我对西方传教士对 近代中国教育的投入和贡献的一贯看法。尽管近年来，专业研究者对西方传教士在华历史做了大量的研究，形成了许多足以改变人们固有看法的成果，但是对于在很 长久的时间里，中国社会没有对这种投入和贡献予以客观的认可，作为一个普通中国读者，应该感到惭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