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风光尤努斯，寂寞李允成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7/03 09:21:01
东方愚 上海证券报
头顶一个和平奖，手捧自传小说《穷人的银行家》，到处招摇、走穴，所执掌的格莱珉银行的小额信贷模式一时间再度于全球掀起旋风。来了中国，一副大佬风格，演讲时喜欢用一些自造词汇，被北大叩请为名誉教授时一点也没有害羞的意思──这便是如今的当红“诺星”尤努斯。
李允成何许人也？山东济南近郊一个与尤努斯年岁差不多的老农民也。他没有尤老头儿那么风光和广为人知，但也足以令许多银行人士汗颜──从1992年开始做小额信贷，李允成创造了连续十几年没有呆坏账的民间借贷神话。法国科学院经济学家、巴黎大学经济学国家博士裴天士称其为“伟大的经济学家”。
仔细对比，会发现尤李两人的信贷原则有许多相似之处。比如李允成优先考虑熟人、多层次提保，这与尤努斯的“五人连保”旗鼓相当，再比尤努斯用500个塔卡（约57元人民币）就能救助一个孟加拉穷人，李允成同样用“救急为先” “小片割肉不疼”等听起来土不拉叽的原则来实现救助与风险控制。
我感兴趣的是两人的一些细节。比如尤努斯，大家只知道他为700万穷人提供总额过53亿美元的无抵押小额贷款，其中50%借款人因此脱贫，但鲜有人知道，他自己“发明”了一个测量是否脱贫的系统，包括必须有一个家庭、清洁饮用水、75万塔卡的储蓄、上学的孩子等；再说李允成，除了把钱贷出去一部分，自己还要买一些保险，存银行一些，用他的话来说“这叫三足鼎立，抵消风险”。
把孟加拉名人尤努斯奉若神明而淡漠本土农民李允成，把小额信贷数字化、概念化而淡于像尤李的一些“信贷小技巧”，英雄主义情怀与眼高手低的作风再一次被中国人演绎到了淋漓尽致。传媒上充斥的几乎全是“仙人尤努斯”的模子和“贷款是一种人权”的情绪化表达。相比之下，最近一期的美国Newyorker杂志用了两万余字的篇幅加《Millions for Millions》这样一个性感的标题来写尤努斯和小额贷款，你通读全文会发现，文中全是朴实的细节描述，几乎没有一丝夸张或顶礼膜拜的语气。
其实我们往往比别人要慢那么半拍。当尤努斯的银行模式在海外受到重重质疑时，我们才刚开始对其的顶礼膜拜。纽约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的乔纳森•默多克教授很早就对尤努斯的发展模式评价说，“信用不是万能的”（credit alone is not a panacea）；而到了中国，一些人跳了起来，站到道德的高度，痛斥社会对穷人的信用有偏见。
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不过就算中国的政府部门、银行机构等对穷人抱以足够的信任，就能真正使穷人脱贫吗？尤努斯搞的可以说比较成功了，但自始至终总有声音批评说：农民真正需要的并不是多少塔卡，而是住户、社会保障、公共卫生、教育等方面的服务。或许这也是老尤自创“脱贫测量系统”的原因之一吧。
有统计数据显示，目前中国的农村小额信贷规模共计2200多亿元人民币，但按照联合国计划署的标准，中国目前真正意义上的小额信贷仅有10亿元。原因何在呢？ 因为由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发放的政策性贷款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小额信贷。相反，就有这10亿元规模的小额信贷规模中，有的地方贷款收回率能超过90%，有的却不到10%，更有一个子儿都收不回的。
农民脱贫与小额信贷的不力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政府部门的关注力度不够，而恰恰在于干涉的太多了。干涉越多，效果越差，这几乎是条铁律。另一方面，政策风向一有风吹草动，各地政府便可能蜂拥而上，比如当初说要成立小额贷款机构，一时间遍地都是，有的直接就在政府大院，有的是民间性质、政府运作。
我们无法得知，中国央行副行长吴晓灵与尤努斯对话之后，会不会再度引起地方政府的一股“小额信贷旋风”。我们只知道，包括格莱珉在内的一些国际小额贷款机构，现在正在考虑转型。比如迈克尔和苏珊戴尔基金会、美国乡村基金会等。国际小额贷款可能考虑到在资本市场上募集资金，而不再信赖捐赠，我们呢？仍是乐此不疲于窝里斗吗？
最近一斯的英国Economist杂志中一篇关于中国农村的文章第一句就很辛辣：“尽管政府采取了系列帮助穷人脱贫的措施，但农民们生活还是很窘迫。”所谓事倍功半，大抵有就这么个理儿。在我看来，与其费尽周折去重新构建一套促进农民增收的新体系，不如切实落实现有或准备减少农民支出的一些政策和措施。比如我们吆喝了多少年的农村免费义务教育、农村免费医疗救助等等；要知道，让一小部分社会资源向贫困人口适当倾斜，给贫困人口以住房补贴，并在用水、用电等方面给予优惠，让其少掏腰包，其效用要远要高于小额信贷机构的运作。
这并不是说小额信贷模式的重构我们不用搞了，而是说我们不能再搞“大跃进”了，在当下看来，它仍然只能算做是一种“次优选择”而已，自上而下行政推动或是大一统的信贷模式在中国行不通，一来，盈利动机与投机心理不会有什么改观，二来部门掐架与干预甚至挪用扶贫信贷现象丛生，二来，像经济适用房被富人们买走一样，小额信贷过程中的搭便车行为严重。
这也是我看到尤努斯后想起的缘由，我习惯把他称为“中国的尤努斯”。虽然现在看来两人的分量太过悬殊。尤努斯不愿与世行合作，为啥？就因为“吃人家的嘴软”。李允成同样不愿意接受一些强势者的“合作请求”，不搞标会式运作，不掺入一丝行政血液。他们成功了──当然，是在自己特有的土壤上成功了。
尤努斯像“超级女声”，继续在中国舞台上走着猫步，并不断妙语如珠（其实是陈词滥调，如“贫穷博物馆”）。他的中国粉丝们欢呼雀跃，以为是救星来到。比他小两岁的李允成除了在前年11月联合国发出“2005国际小额贷款年”的号召和去年初吴晓灵为地下金融正名的氛围中被媒体挖出来当了一阵子“信贷明星”后，就再不怎么被世人关注，据说他现在准备偃旗息鼓了。他像尤努斯说的“贷款是一种人权”一样，给了无数山东农民“人权”，他的“人权”又有谁来保护呢？
头顶一个和平奖，手捧自传小说《穷人的银行家》，到处招摇、走穴，所执掌的格莱珉银行的小额信贷模式一时间再度于全球掀起旋风。来了中国，一副大佬风格，演讲时喜欢用一些自造词汇，被北大叩请为名誉教授时一点也没有害羞的意思──这便是如今的当红“诺星”尤努斯。
李允成何许人也？山东济南近郊一个与尤努斯年岁差不多的老农民也。他没有尤老头儿那么风光和广为人知，但也足以令许多银行人士汗颜──从1992年开始做小额信贷，李允成创造了连续十几年没有呆坏账的民间借贷神话。法国科学院经济学家、巴黎大学经济学国家博士裴天士称其为“伟大的经济学家”。
仔细对比，会发现尤李两人的信贷原则有许多相似之处。比如李允成优先考虑熟人、多层次提保，这与尤努斯的“五人连保”旗鼓相当，再比尤努斯用500个塔卡（约57元人民币）就能救助一个孟加拉穷人，李允成同样用“救急为先” “小片割肉不疼”等听起来土不拉叽的原则来实现救助与风险控制。
我感兴趣的是两人的一些细节。比如尤努斯，大家只知道他为700万穷人提供总额过53亿美元的无抵押小额贷款，其中50%借款人因此脱贫，但鲜有人知道，他自己“发明”了一个测量是否脱贫的系统，包括必须有一个家庭、清洁饮用水、75万塔卡的储蓄、上学的孩子等；再说李允成，除了把钱贷出去一部分，自己还要买一些保险，存银行一些，用他的话来说“这叫三足鼎立，抵消风险”。
把孟加拉名人尤努斯奉若神明而淡漠本土农民李允成，把小额信贷数字化、概念化而淡于像尤李的一些“信贷小技巧”，英雄主义情怀与眼高手低的作风再一次被中国人演绎到了淋漓尽致。传媒上充斥的几乎全是“仙人尤努斯”的模子和“贷款是一种人权”的情绪化表达。相比之下，最近一期的美国Newyorker杂志用了两万余字的篇幅加《Millions for Millions》这样一个性感的标题来写尤努斯和小额贷款，你通读全文会发现，文中全是朴实的细节描述，几乎没有一丝夸张或顶礼膜拜的语气。
其实我们往往比别人要慢那么半拍。当尤努斯的银行模式在海外受到重重质疑时，我们才刚开始对其的顶礼膜拜。纽约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的乔纳森•默多克教授很早就对尤努斯的发展模式评价说，“信用不是万能的”（credit alone is not a panacea）；而到了中国，一些人跳了起来，站到道德的高度，痛斥社会对穷人的信用有偏见。
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不过就算中国的政府部门、银行机构等对穷人抱以足够的信任，就能真正使穷人脱贫吗？尤努斯搞的可以说比较成功了，但自始至终总有声音批评说：农民真正需要的并不是多少塔卡，而是住户、社会保障、公共卫生、教育等方面的服务。或许这也是老尤自创“脱贫测量系统”的原因之一吧。
有统计数据显示，目前中国的农村小额信贷规模共计2200多亿元人民币，但按照联合国计划署的标准，中国目前真正意义上的小额信贷仅有10亿元。原因何在呢？ 因为由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发放的政策性贷款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小额信贷。相反，就有这10亿元规模的小额信贷规模中，有的地方贷款收回率能超过90%，有的却不到10%，更有一个子儿都收不回的。
农民脱贫与小额信贷的不力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政府部门的关注力度不够，而恰恰在于干涉的太多了。干涉越多，效果越差，这几乎是条铁律。另一方面，政策风向一有风吹草动，各地政府便可能蜂拥而上，比如当初说要成立小额贷款机构，一时间遍地都是，有的直接就在政府大院，有的是民间性质、政府运作。
我们无法得知，中国央行副行长吴晓灵与尤努斯对话之后，会不会再度引起地方政府的一股“小额信贷旋风”。我们只知道，包括格莱珉在内的一些国际小额贷款机构，现在正在考虑转型。比如迈克尔和苏珊戴尔基金会、美国乡村基金会等。国际小额贷款可能考虑到在资本市场上募集资金，而不再信赖捐赠，我们呢？仍是乐此不疲于窝里斗吗？
最近一斯的英国Economist杂志中一篇关于中国农村的文章第一句就很辛辣：“尽管政府采取了系列帮助穷人脱贫的措施，但农民们生活还是很窘迫。”所谓事倍功半，大抵有就这么个理儿。在我看来，与其费尽周折去重新构建一套促进农民增收的新体系，不如切实落实现有或准备减少农民支出的一些政策和措施。比如我们吆喝了多少年的农村免费义务教育、农村免费医疗救助等等；要知道，让一小部分社会资源向贫困人口适当倾斜，给贫困人口以住房补贴，并在用水、用电等方面给予优惠，让其少掏腰包，其效用要远要高于小额信贷机构的运作。
这并不是说小额信贷模式的重构我们不用搞了，而是说我们不能再搞“大跃进”了，在当下看来，它仍然只能算做是一种“次优选择”而已，自上而下行政推动或是大一统的信贷模式在中国行不通，一来，盈利动机与投机心理不会有什么改观，二来部门掐架与干预甚至挪用扶贫信贷现象丛生，二来，像经济适用房被富人们买走一样，小额信贷过程中的搭便车行为严重。
这也是我看到尤努斯后想起的缘由，我习惯把他称为“中国的尤努斯”。虽然现在看来两人的分量太过悬殊。尤努斯不愿与世行合作，为啥？就因为“吃人家的嘴软”。李允成同样不愿意接受一些强势者的“合作请求”，不搞标会式运作，不掺入一丝行政血液。他们成功了──当然，是在自己特有的土壤上成功了。
尤努斯像“超级女声”，继续在中国舞台上走着猫步，并不断妙语如珠（其实是陈词滥调，如“贫穷博物馆”）。他的中国粉丝们欢呼雀跃，以为是救星来到。比他小两岁的李允成除了在前年11月联合国发出“2005国际小额贷款年”的号召和去年初吴晓灵为地下金融正名的氛围中被媒体挖出来当了一阵子“信贷明星”后，就再不怎么被世人关注，据说他现在准备偃旗息鼓了。他像尤努斯说的“贷款是一种人权”一样，给了无数山东农民“人权”，他的“人权”又有谁来保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