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低碳战略的两件大事和七项对策\\葛剑雄：从“义利观”到“财富观”

 中国低碳战略的两件大事和七项对策 在气候变化议题上，中国除了在国际谈判中争取更大的发展权外，决策层还要从国家战略层面上抓紧做好两件大事，不可再等。

　　第一件大事是，２０１２年前抓紧征收“国内碳税”，以遏制发达国家的“碳关税”出台。征收“国内碳税”能够达到三个目的，一是在国际“碳关税”压力中，变被动为主动。尽管美国提出的“碳关税”是违反自由贸易原则的，但从趋势看，发达国家已经设定了这方面的话题我们不能被动等待，中国应在发达国家征收“碳关税”之前，先征收国内碳税。双重征税是违反ＷＴＯ原则的，如果我们征收了国内碳税，美国再征收碳关税就是违法；二是在国内生产中，能够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瑞典的经验值得借鉴，瑞典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占世界的比例从来就没有超过０．５％。其成功之道就在于，他们通过对石油课以重税（标准是每吨１００美元）来推广生物能源。在重税之下，瑞典众多企业竞相寻找低成本的生物能源，将很多生物质废弃物变成了能源。今天瑞典生物燃料的使用率已超过５０％，成为世界工业化国家使用生物能源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三是政府可以将碳税带来的收入，补贴那些节能减排成效好的企业。

　　第二件大事是，抓紧研究“稀土—碳排放权”捆绑计划。如果说碳排放是美国对中国“发展权”的限制，那么，稀土等战略资源就是中国对西方“进化权”的限制。中国必须打好稀土等战略资源这张牌。为此，笔者建议：以稀土等战略资源出口配额多寡，换发达国家的减排技术。据世界自然资源研究所一项研究表明，在基准减排情景下，中国需要６０多种技术，其中４０多种是我们不掌握的核心技术。中国可以通过控制出口配额多寡，换发达国家的减排技术。

　　发展低碳经济不仅是国际趋势，也是我国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选择。在中国未来经济发展中，通过多途径探索减排方式，才是解决国际“碳”压的根本之策。

　　第一，做好“碳预算”。一是从“十二五”规划开始，各部门和各地方政府都要做好“碳预算”。建议从“十二五”规划开始，将“碳预算”列入部门和地方政府预算框架，今后政府的每项决策，不仅要考虑资金的收入和支出，还要考虑碳的排放和吸收。这意味着把减排工作渗透到经济活动的方方面面。二是“碳预算”要按人配额，以实现“扶贫”和“遏制奢侈浪费”的双重功效。坚持“减排人人有责，配额公平对等”原则，在全国范围内设定一个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普式上限，“按人配额”。将来富裕人群如果配额不够，可以向低收入人群购买碳排放指标，这是一种等价交换的关系，既能达到“扶贫”的目的，又能遏制“奢侈浪费”。三是建立地区间或省际碳预算转移支付机制。为了保证总量平衡，中央从全国“一盘棋”角度，用落后地区的碳盈余去填补发达地区碳亏空。发达地区用资金来交换碳排放空间，可以看成是一种公平的补偿。

　　第二，加强国际合作。一是与国际低碳城市、低碳企业建立合作联盟。以现代服务业为主的欧美发达国家，在减排方面已积累了很多经验，我们要在合作中学技术、学经验。国际间的合作可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从中小城市、企业、商业项目入手。在节能减排上，中小型城市、企业、商业项目的合作，比国家间和大城市间的合作更容易量化，标准也好制定，减排效果也便于检验。二是与周边国家结成低碳化产业供应链。考虑到人民币升值压力，以及中国原材料价格上涨和用工成本的提高，中国制造业应该专心做上游（战略决策、技术研发、品控标准、资源整合与金融运作）和下游（品牌塑造、营销传播和客户服务）产业链，而将产业链的中间环节转移到周边成本更低的国家。

　　第三，建立“碳汇造林补偿基金”，充分发挥人工造林的碳汇功能。森林是重要的碳汇，通过建立“碳汇造林补偿基金”，将人们的消费行为与造林面积捆绑在一起：即按消费行为计算排放量→按排放量计算造林面积→按造林面积计算补偿金额。把增加林业碳汇与工业减排放到同等重要位置上。

　　第四，提高水电和核电比重，降低火电比重。中国能源消费总量和构成，煤炭占能源的比例达７０％，６０％的碳排放是因为运煤产生的。与火力发电相比，核电是清洁、环保型能源。与核电相比，水力发电是一种较为安全的清洁能源。水电没有核辐射危险，与煤电相比，每一千瓦时的水电电量大约可以减少原煤用量５００克和二氧化碳排放量１１００克。

　　第五，构筑“以铁路为骨干”的环境保护型现代化交通体系。与其他交通工具相比，火车对环境的污染和排放的二氧化碳最少。在我国未来的低碳经济发展中，应大力发展铁路运输，构筑以铁路为骨干的环境保护型的现代化交通体系。

　　第六，重点控制大型超市和交通工具的碳排放量。少建大型超市，鼓励就近购物；尽量减少公差和国际间飞行。

　　第七，尽快建立“碳足迹”标示制度，引导“斤斤计碳”的消费方式。在超市商品上明确标示“碳足迹”（贴碳排放标签），是发达国家最广泛的标示制度。中国应该尽快建立“碳足迹”标示制度，并将“碳足迹”作为科普知识进行推广，以此在全社会倡导“合理物质消费”，反对“攀比奢华”的生活方式。

　　（作者单位：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 葛剑雄：从“义利观”到“财富观”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人们的“义利观”长期地处于一种对立的状态：你要讲“义”就不能讲“利”，富了就是“为富不仁”。这种对立的观念在改革开放后有了根本的转变。

　　中国传统社会中，财富的来源主要是两个，即所谓的“耕读”，“耕”就是农业生产，“读”就是通过科举做官，所谓“书中自有黄金屋”。古时候，中国的一个家庭若被称为“耕读传家”，那么就不得了。中国古代社会是农业社会，有着浓厚的重农传统，社会地位上的排序是“士农工商”，处于末位的商人，要么非常低调，要么就结交官府。到了清朝时，有钱的商人就买一个候补道台做做。很多富商即使赚了钱，也千方百计要让自己的子女回归到“儒”上，培养他们念书，或者想办法买一个官做做。

　　传统社会中其实是没有真正的私有财产的，不少人对此存在误解。中国古代历朝历代都是“权力所有制”，所有财产都是属于皇帝的，所有的大臣，所有的老百姓，都不过是为皇帝管理资产，皇帝可以随时剥夺。皇帝剥夺财产，是不需要讲什么道理的，只要一道命令就可以。因此，传统中国社会中从来没有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财产。比如，汉朝时期，国家每年财政收入分三份：一份是政府开支，一份用于皇帝家族的开支，还有一份最荒唐，给皇帝造陵墓，做皇帝第一件事是先修墓把老皇帝葬掉，还有给自己修墓。

　　历朝历代所谓的“均贫富”，其实都是“均贫”，富是“均”不了的，因为富的重要基础就是权力。要“均贫富”，就是打土豪、分田地，打下来然后分掉，这也给社会造成了很大的破坏。而且，一旦真正掌握了政权，政策马上改变了。真的坐了天下，如果不纳粮，那统治者吃什么呢？因此，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和利益，大力宣扬儒家学说中的重义轻利的思想，由此形成了中国人对立的“义利观”。这种观念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首先提出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如果不是开了这个门，纠正了对财富的扭曲观念，能有今天这样的情况吗？在“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过程中，的确也出现了不少社会弊病，但是今天我们还是应该肯定：我们的政府能够把富民放在重要的地位，并且采取了措施，使人民群众真正地富起来。

　　为什么西方发达国家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其实，在西方社会，基督教的伦理原来也有这样的问题，但是新教的伦理就通过对教义进行新的解释，比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就是说，你富裕，不仅是你自己的事，而且是荣耀上帝的事，这是为上帝增光。通过正当的手段致富，上帝也有面子。同时又告诉你，富了之后，应该做慈善、社会公益等等，所以你们的富是堂堂正正的。而在我国，如果不是改革开放，我们能敢说“富是光荣的”这样的话吗？要知道，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里，我们被灌输的观念，是把很多优良的品质和贫穷联系在一起，好像富了就没有优良的品质了，就是“饱暖思淫欲”之类。因此，是改革开放确立和塑造了中国人的现代财富观。

　　（作者为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