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剑:中国的财富都到哪里去了?

　　2004年8月27日，美林集团亚太地区负总裁马蓉在”2004年中国财富管理论坛上“发布最新报告：2003年中国百万（美元）富翁已经接近24万，比上一年猛增12%.这个增幅不仅大大超过中国9.1%的经济增长率，也顺利地为中国赢得了又一项世界第一：全球百万富翁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

　　正如这份《全球财富报告》的名称所要显示的那样，美林显然是想借此说明中国正在成为全球财富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这个特别能够满足虚荣心的头衔也正是许多中国人特别想得到的。而这种虚荣心由一个国际投行巨头所赐予，则更显得其确凿无疑。然而，就在这个令人陶醉的报告发布前几天的8月24日，在离我的住宅不到30米的地方，一位46岁的男人跳楼自杀了。原因是：他每月300元的下岗工资已经无力支付他女儿的学费。几乎是在同一天，南京市区的另外一个小区中一对父子因为同样的原因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或许，我们很难将上面两起悲剧归结为某种单一的因素，但不管如何，贫困以及贫困所带来的人类尊严的丧失肯定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

　　自90年代中期以来，此类悲剧事件屡见不鲜，已经很难成为轰动性的新闻。但上面两起自杀悲剧的独特性在于，它发生在中国南京--中国最发达的长江三角洲地区。这说明，由于贫困所导致的自杀现象已经开始向中国的城市蔓延。这个趋势与近年来中国不断攀升的自杀率相吻合。很清楚，这类耸人听闻的自杀事件已经不再是中国下层阶级出于生存恐惧所杜撰出的预言。

　　如果美林的《全球财富报告》渲染的是一个财富不断膨胀的中国，那幺，上面两起自杀事件则以令人难忘的方式呈现了另外一个中国--一个马尔萨斯式的古老世界。千真万确的是，它们同时发生在同一个国家、同一个城市。我们不想在一部分人的暴富和另外一部分人的绝对贫困之间建立必然的因果关系，但这种几乎天天发生的让人难以安枕的人道主义灾难，却不能不让我们去思考：在中国财富分配的黑箱中究竟发生了什幺？

　　一、滚烫的土地

　　及至1990年代初期，阶层分化和贫富悬殊，还仅仅是徘徊在书斋中的不详推测。但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这个幽灵开始悄悄步出书斋，啃噬中国社会。短短的十多年之后，贫富悬殊已经变成一只巨兽，成为中国社会挥之不去的噩梦。反应在资料上就是中国的吉尼系数在1990年代之后开始急速攀升。从改革前的0.28急剧攀升到0.46左右。据长期研究这一问题的中国学者杨宜勇等人预测，2005年，中国的吉尼系数将迅速逼近0.47.对此，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如果把非货币因素考虑进去，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堪称世界最高！“.在所有对中国吉尼系数的估计中，杨先生的估计幷不是最严峻的。有更严峻的估计判断，中国的吉尼系数在近几年已经超越0.50.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这意味着中国已经快步进入贫富差距最为严重的国家行列，成为所谓”收入差距悬殊“的国家。由一个整齐划一的平等社会，转瞬之间完成天壤之别的角色巨变，是中国1990年代创造的又一个世界级奇迹。不过，与那幅已为世人熟知的经济奇迹的炫目图画相比，这个奇迹带给我们的却要阴暗得多。在这幅图画中，在绝望中挣扎的底层与志得意满，奢侈挥霍的上层构成了中国颜色的两极，仿佛来自不同世纪的人群突然聚集在一起。”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曾是这个民族对两极社会最深刻的历史记忆，不幸的是，21世纪的中国真的在开始演绎这种历史记忆的现代版本。的确，当人们发现中国的官僚们动辄用下岗工人一年的工资轻松的打发一顿饭局，同一个小区中的人们收入可以相差数十倍甚至上百倍，为数众多的不幸”落伍者“在生存底线上下沉浮的时候，我们相当确信，中国现实中贫富悬殊已经极具爆炸性，它远远不是冷静客观的吉尼系数可以描述，它正在展开的，是一场规模宏大的历史活剧。有必要询问：中国人20多年创造的财富究竟跑到哪里去了？

　　有理由相信，中国在1990年代尤其是1990年中期之后出现了严重的分配问题，而这个分配问题的性质已经与改革前期截然不同。这就是说，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的经济分配已经呈现出明显的零和博弈现象。中国经济学家特别喜欢用帕雷托改进来描述中国改革，但实际上，这个令人愉快和怀念的时光已于90年代中期嘎然而止。当人们仍然沉浸在改革初期代给我们的历史幻觉之中时，中国改革和经济增长已经为一种新的逻辑所取代。这个逻辑就是，一部分人财富增长是以另外一部分的绝对损失为代价的。这与我们1990年代中后期所观察到的现实相当吻合。在这一时期，一部分中国人的生存状况开始在绝对水平上恶化，但非常不协调的是，在这一时期，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富豪也不断涌现。这表明，部分中国人不仅被排除在经济增长的果实之外，而且还受到了蓄意的剥夺。

　　检视1990年代中国的财富流向，中国的贫富分化实际上有迹可寻。这首先表现在财富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与毛泽东时代通过统购统销，人为压低农产品价格对农民实施的剥夺不同，改革时期农村财富向城市的转移主要是通过以下三种途径实现的。一是深入农村基层但实际上代表城市利益的官僚体系对农民所进行的收刮，这一点由于各种发生在中国农民身上的残忍事件已经广为人知。但事实上，在财富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这种最为着名的剥夺却可能是最不重要的剥夺。第二种途径，则是通过对流入城市的民工实施制度性剥削来实现的。通过对数量庞大但政治权数几乎为零的农民工实施制度性剥削（压低、拖欠工资、户口限制、子女教育歧视、公共医疗的不平等分配等等）,城市获得的财富数量相当惊人，有学者估计，仅仅压低工资一项，城市地区就从农民工身上每年卷走财富4400亿。在中国吸收农民工最多的房地产行业中，劳动力成本在总成本中所占的比例出奇的低，就是这种财富转移的一个力证。财富有农村向城市转移的第三种途径，是通过对农民土地权利的剥夺来实现的。这种财富转移一直存在，但从1990年代后期开始加剧，在最近几年中，随着城市化进程的突然提速而进入高潮。城市化和工业化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土地的巨大升值收益，这本来是中国农民融入城市化进程的一种巨大的潜在资本。然而，在现行农村土地征用制度下，城市当局可以用极低的价格从农民手上征用土地，然后高价出手，其中差价可以达到几十倍之多。中国国土资源部一项调查说，在浙江省上虞市，”2000年土地出让收入为2.19亿元，其中征地补偿费只有591万元，仅占卖地进账的2.7%.“有资料估计，近三年来仅此一项，城市就从农民手中取得9300亿元。

　　而这些土地收益除了被官僚体系中饱私囊之外，全部流入了中国农民完全无权享受的城市基础建设之中。如果将历史时期拉长到整个改革开放时期，通过土地流入城市的财富就更加惊人，统计表明在近20年以来，农民承包地被征用的数量达到9800亩，以每亩地农民被剥夺财富10万元计，那么近20年，农民光通过土地征用被剥夺的财富就接近10万亿。这个数字远远超过改革前23年通过”剪刀差“从农民那里剥夺的8000亿。不过，中国农民的损失不是用静态的数字可以衡量的，因为这实际上是关闭了中国农民进入现代化的大门。完全可以预料，对农民工的剥削以及对农民土地权利的剥夺，将是未来农村财富向城市转移的主要形式。作为中国弱势农民所拥有的要素，剥夺了农民劳动力权利和土地权利，也就彻底剥夺了农民在未来市场活动中最重要的两种潜在资本。这就从根本上将中国农民排拒在经济发展的果实之外。而这一剥夺可能导致的更加危险的后果在于：它剥夺了中国农民以主体身份（而不是客体）参与现代化的可能性。这等于人为的制造了一个庞大的社会底层。在这个意义上，后面两种隐蔽的财富转移要比第一种形式远为紧要。因为在现有制度安排下，这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尤其是土地的丧失）,换言之，农民的财富损失可能是永久性的。

　　有受损者，就一定有受益者。这两年，夹杂在”经营城市“的喧嚣之中，某某或某某的朋友突然成为亿万富翁的故事又开始绘声绘色的流传起来，其中大多数都与土地投机相关。这与1992年之后的市井故事具有结构上的相似。与此对应，中国城市中又出现了一次高温度的繁荣。不过，深入在这背后的土地故事，我们就不难了解这种城市繁荣是建立在什幺样的基础之上。

　　中国的贫富悬殊首先表现在城市与农村贫富悬殊上。这种差距在1978年到1984年的短暂时期一度缩小，不幸的是，这个短暂的历史现象将中国改革者麻醉了长达20年之久。与中国众多改革者们的想象不同的是，改革之后财富在农村与城市之间的转移实际上幷没有停止，而是以更隐蔽的方式、更大的规模、更加迅疾的速度在持续进行。知道这一点，我们就丝毫不会对中国城乡差距持续刷新世界之最的事实感到惊讶了。

　　长期以来，中国的政治领导人为缓解城乡差距做出了不少的努力，但这些措施基本上都是短期性的治标之策。2004年之后，中国各省政府纷纷推出减免农业税的试点，以提高农民收入，降低城乡差距的爆炸性。但诚如我们上面所分析的，这幷不能消解中国农民人力被剥削、土地遭剥夺的困境。2004年10月，中国四川省汉源县发生仲共建政以来最为严重的农民暴动事件，其起因就是土地问题。我们不能确定，具有明显古典”农民起义“性质的汉源事件，是不是预示着农村土地财富转移过程已经进入了白热化的时期，但它的确将这个问题上升到了一个相当紧张的高度。如果不能将土地升值收益以某种形式（例如以各地方政府的卖地收入成立土地基金）转换为农民的投资，从而在根本上解决农民在现代化中的主体性问题，中国的城乡分配差距在未来十数年中将长期处于燃点状态。

　　财富在城乡之间的转移只是造成中国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的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是，财富在多数人和少数人之间的转移，或者说财富从社会不同阶层向官僚利益集团汇聚。这主要通过以下几种形式完成。一是官僚利益集团对市场阶级的剥削。改革以来，由于市场化将绝大部分中国人口卷入其中，形成了主要依靠市场交换获得收入的庞大人口，我们姑且将称之为市场阶级。正是这个阶级创造了中国改革以来的绝大部分财富。然而，这些财富中的相当部分却流入了官僚利益集团的口袋。

　　以北京的出租车行业为例。有记者曾经计算过，如果北京的出租车司机按照中国现行《劳动法》规定的时间出勤，每月收入约6450元，但其成本却达到7000元，这意味着出租车司机工作一个月下来，不仅不能盈利，还要倒贴550元。如此，为了维持生存，出租车司机唯一的办法就是”自愿“延长劳动时间，”今天拉10趟，明天就拉11趟“,以至于北京出租车司机的每天工作时间普遍在13小时以上。基于这个原因，有人将出租车司机比喻称”现代包身工“.那幺究竟是什幺让出租车司机们沦落为”现代包身工“,简单的答案是成本。然而，在北京出租车司机的7000元成本中，”份钱“却占到了4800.而在这4800元的”份钱“中，出租车公司及其相关利益者获得的特许权收益（净利润）达到3300元之多。很清楚，这种特许权利润流向了围绕出租车管理部门以及出租车公司所形成的利益集团手中。”份钱“的确是一个相当形象的名词，它象征着官僚利益集团特许人们进行市场活动所收取的那一份租金。有人曾经计算：北京近20万出租车司机每年要为官僚利益集团创造特许收益261.6亿元利润，而他们所获的工资则仅仅为60亿左右。这种劳动力收益与特许权收益的对比，无疑是触目惊心的。

　　这种对市场阶级的剥削不独于北京，也不独于出租车行业。另外一组资料可以从宏观上印证这种深重的剥削。根据仲大军先生一篇文章提供的资料，在2002年中国10万亿的GDP中，”城乡居民分得5.6万亿元，而其中工资总额只有1.2万亿元，其余的4.4万亿元都是通过非正式的分配渠道流入个人手中的“.这本来应该分配给劳动者但却流向了少数人群的4.4万亿中，有多少是属于上述北京出租车行业的特许收益，我们不得而知，但肯定不是一个小数目。劳动收入阶层的收入与”其它“收入如此悬殊，难怪有人直指，中国存在一个负价值的白领阶层。白领是一个打击面相当宽泛的说法，在中国，这个负价值阶层更准确的称呼应该是官僚集团及其市场代理者。

　　在中国西部的四川万源市--一个每年财政赤字高达1.6亿元的贫困县级市，官方为了举行一场所谓”纪念万源保卫战胜利70周年“的演出，竟然集资2000万元。所谓集资，不过是以红头文件的形式强行向下摊派价格奇高（最低150元）的门票而已。在这个贫困县，普通公务员的工资不过区区400多元，而在这次演出中出场的一位明星获得的酬金却达到42万元之多。在这个案例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财富士如何通过政府权力向少数人手里集中的。

　　像上述北京出租车行业的市场特许权收益以及万源的集资演出等等案例，虽然纯属敲诈勒索，但毕竟是”半合法“的。相较于此类对市场阶级的”半合法“剥夺，财富向少数人转移的另外一个信道则要赤裸裸得多，这就是在中国泛滥成灾的官员腐败。有学者估计，自从1990年代以来，中国官僚利益集团及其代理者每年所获得的法外的”腐败收益“高达1万亿左右，占到GDP的10%以上。与上述对市场阶级的直接剥削不同，腐败收益主要是通过对国有存量及流量资产的侵吞，通过对财政资金的巧妙贪污，通过对属于社会公众的银行资产的盗窃而来。这种腐败收益是通过”负性“的政治机制来实现的，而其代价则表现为”中性“的银行坏帐和日渐深重的税收负担。2004年，仅181家中央企业申报核销损失就达4000亿之巨，占中央企业净资产的10%以上。毫无疑问，这些在企业损益表上表现为损失的财富相当大部分已经转变为某些特殊利益集团的个人收益。在中国，各类”化公为私“的技法虽然层出不穷，但大多是打着改革的旗号出笼的，以至于有人愤激而讥称：”改革即分赃“.对于此类假改革之名行分赃之实的手法，大多数人早已了然于心。需要指出的是，当权贵们的盗窃和抢劫在事实上合法化的时候，社会财富迅速向少数官僚上层汇聚，就是一个难以避免的后果。

　　在一次会议上，有一位公司领导人向新加坡总理吴作栋发问：”中国的一些城市提供免费的水电给外国投资者，新加坡政府能否在地产出租和水电费方面也同样给予一些减免？“吴作栋的回答非常干脆：”我们不能进行这种以提供不计经济回馈为基础的竞争。假如我们要求新加坡能源公司提供免费的水电，新加坡能源公司从哪里取得资金？它会向政府拿钱。然后，我们再和另一个人在很不经济的基础上竞争，最后，我们就破产了。“吴作栋强调说，”政府必须计算过后，使竞争在一个可行的长远的基础上进行。“

　　与吴作栋的”吝啬“相比，中国的政府官员就要显得阔绰和大方得多。

　　在中国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活动中，贱卖土地（几乎相当于白送）,减免税收直至水电增容费用的免收，已经成为各地政府竞相使用的手段。这颇有点像货币的竞争性贬值过程。甲市将开发成本20万元的土地以每亩5万元卖掉，乙市就可能以3万元卖掉。在中国某城市，地方政府甚至以”优惠政策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为口号。当有记者问该市领导”优惠政策有没有底线？“时，这位领导的回答与吴作栋总理的回答同样干脆：”没有“.

　　两种回答虽然同样干脆，但却将那位中国地方官员的荒唐衬托得一览无余。不过，放在中国的具体背景中，这位官员的荒唐却是一种理性行为。因为对于这位掌握了辖区土地控制权的地方官员来说，土地是一种无价格的要素，却是毫无价值的东西，是一种毫无价值的”闲置资源“（至于为什幺会这样，则是一个需要篇幅讨论的问题，在此不赘）,但如果卖掉，哪怕再廉价，土地价值就进入了核算体系，就能导致GDP的净增加，然后引进投资，又可以增加一次GDP.这样算起来，廉价卖地甚至白送，就是一桩合算的买卖。不过如此一来，流进来的是短期的GDP,流出去的则是真实的财富。很难确切的计算这种以”优惠政策“的名义送出去的财富，但考虑到中国一年6～700亿美元的FDI,数目恐怕相当惊人。按照摩根斯丹利的经济学家谢国忠先生的测算，这些优惠政策所带来的财富损失相当于人民币升值20%.送出去那幺多土地，土地自然就越稀缺，国内居民用于住房的土地价格自然就越是高涨；送出去那幺多税收，加诸于国内居民的税赋自然就越重，贫困阶层的社会保障和福利的资金来源自然就越少。在中国的政治现实中，很容易推论，任何财富流失都将最终传递给中国的弱势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