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思慕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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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慕集》之一
丁伟志：解放思想的表率——胡绳晚年思想述论
马仲扬：六十年的战友情
王 益：深切悼念胡绳同志
王乃庄：胡绳与人民出版社
王仿子：“著作界与出版界好比是同一车子的双轮”
王忍之：革命性和科学性结合的典范
王梦奎：领导·老师·“同学”
附：最后的告别
邓卫中：为人真诚的大学问家
石仲泉：与时俱进:胡绳学术晚年的新辉煌
冯 蕙：深切怀念胡绳同志
白小麦：难忘往事——记胡绳同志最后一次谈话
汝 信：迎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大发展——读《胡绳全书》第三卷有感
邢贲思：思想之树常青
任继愈：壮志未酬的一生
解放思想的表率
——胡绳晚年思想述论
丁伟志
“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原则，现今已为举国上下公认作处世处事的正确态度。但是，要想真正做到“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则，需要破除种种流行定见与常规的束缚，乃至要冒天下之大不韪。二则，还得破除自己原本见解的拘禁，不停顿地实现自我超越。无论是冒外在舆论指摘的风险，还是公开做出自我否定的反省，当然都得有些无所畏惧的勇气才行。
难能可贵的是，胡绳同志在他的晚年(即大体上75岁以后的七、八年间)焕发出解放思想的朝气、探索真理的精神。他在《八十初度》里所说：“天命难知频破惑，尘凡多变敢求真。”正是对自己晚年精神境界的生动写真。人到暮年，不因成就所累而坐享安逸，不顾疾病困扰而变得消沉，依旧意气风发，随着时代变化的步伐孜孜以求地追求真理，自觉地不停顿地破解人们认识上和自己认识上的各种困惑，这种精神怎能不令人敬重与钦佩。一向温和谨慎的胡绳，在晚年以无畏的独立思考的精神，发表了许多探讨现实问题和历史问题的重要论文，为社会科学界和理论界树立了一个解放思想、探索真理的范式。
在胡绳同志逝世周年之际，谨就他晚年思想的若干精粹之处，在这里做些简要介绍，同时顺便略微说说个人的学习体会。
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
胡绳从少年时期接受理论启蒙起，终生对马克思主义矢志不渝。因此他晚年的思想解放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进行的，也可以说，这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解放。假如以为他晚年的思想解放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那实在是天大的误会。
如果说胡绳晚年思想有什么特点的话，那应当说，最突出的特点，一是关注中国社会现实的新变化，二是关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发展。当然这二者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相应相通的。胡绳历来厌弃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僵死教义的教条主义，力主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认识和解决现实问题和历史问题的理论武器。他在晚年，对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认识愈加清醒，愈加自觉，所以他才高高举起了“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这面反教条主义的大旗。
任何对社会实践活动能够起指导作用的理论，都得是随着环境的不同、时代的变迁而发展，绝不能是只供人们把玩的古董、背诵的经文。这是常识中事。胡绳十七八岁，刚刚接触理论的时候，就明白了这个道理。他说，会读书的人对于一般理论，“一定能够根据此时此地的特殊环境来活泼地运用这些理论”。又说：“我们不能再停留在肤浅的知识和公式主义上面了。我们要配合着实践的需要，深入地研究一切方面的理论，我们还要跟踪人类的知识和思想在历史上发展的经过，特别要注意过去的人类在为求解放的事业中间怎样拿知识做自己的武器。”（《为什么要读书》，《童稚集》,第174、177页）他强调理论要活泼运用、不断发展的必要，就是因为有些人偏偏硬要把某种理论、学说当成万古不易的教条。“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那样强调反对“尊孔读经”，其主流并非把儒家的经籍看得全无价值，而是因为一些顽固守旧的人硬要把那些经文说成是永恒有效、万世不易的法旨，死不承认两千年后它已经变得有许多不合时宜之处，死不承认它包含着许多在两千年后看来是错误的行为标准、错误的价值规范，硬要人们在现代生活中处世处事完全遵循两千多年前的这些经义的规定。把两千多年前的某种学说，变成束缚两千年后人们的手脚的镣铐，变成妨碍社会进步的桎梏，不反一反能行吗?
如今之所以要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也正是因为有人极力反对用发展的眼光看待马克思主义。早在20世纪80年代，胡绳在一次会上就批评过有些人常用的这样一种论证方式：“我的说法和马克思主义书上的说法一样，所以是正确的；你的说法和马克思主义书上的说法不一样，所以是错误的。”胡绳说，“这种论证方式以后最好少用，因为这并不足以说明白正确之所以正确、错误之所以错误”。为什么不能仅仅以马克思主义创始者说过还是没有说过，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呢?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本身是不停顿地发展着的。
胡绳指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发展的理论，这是由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特性所决定的。他说，既然作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它的一切理论观点都以事实为最后依据”，“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这就“决定了它可能而且必然要求随着实际生活的不断发展而不断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第132页）因此要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发展马克思主义；只有发展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地坚持马克思主义。采取本本主义的态度，绝对不能算是在真正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有人说，“不能借口发展马克思主义，来否定坚持马克思主义”。设若有这种倾向，马克思主义者当然是应该坚决反对的。但是，值得引起特别重视的是另外一种错误倾向，即“借口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是确实存在的。这是一种严重干扰我们进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错误倾向。胡绳在论述邓小平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贡献时，着重论述了邓小平是如何以巨大的理论勇气，突破教条主义的框框，从而才取得这样伟大的成果。胡绳写道：“我们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不能拘泥于书本上的公式。这看来是很明显的道理，但切实掌握这一点，是重大的突破。”（《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第115页）邓小平正是这样做的，他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观点，“正如同毛泽东当年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一样，会被教条主义者视为奇谈，看作离经叛道。邓强调，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而必须加以发展”。邓小平说：“过去我们以农村包围城市，取得了革命的胜利，这一点在马克思主义书本里是没有的。现在我们还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里有继承的部分，有发展的部分。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准确地说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样才是真正坚持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第117页）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学说，它所包括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措施，在马克思主义书本上当然是找不到现成答案的，然而已为中国建设的实践所证明，这不仅没有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恰恰相反，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是对社会主义学说的重大发展。正像胡绳所说，这样的伟大成就，如果不是解放思想、突破框框，如果没有大无畏的首创精神，如果没有“巨大的理论勇气”，那显然是无论如何也办不到的。
胡绳从80年代起，多次论述过“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剖析过“教条主义式的‘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危害。仔细阅读胡绳对于这个问题的有关论述，可以发现，他反对教条主义、提倡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见解，是着重阐述了相互联系着的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必须与具体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二是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必须随着时代的变化、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这样两重含义原本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胡绳关于这两重含义的论述，通常也都是放在一起讲的，不过他的论述会因时因事而侧重有所不同。比如，他在1983年所写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国情》一文，所取的角度，就是着重论述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必须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批判把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教条主义化的错误。他以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范例，证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绝不能把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当作公式到处生搬硬套，而是应该独立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寻找适合中国革命的具体道路。进一步，胡绳接着论述了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原本极富创造精神的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时，却信服关于社会主义的抽象的观念和公式，并且力求在中国按这些观念和公式建设社会主义，却没有研究明白中国现实的真正国情，结果造成了重大偏差，使得中国的建设事业走了弯路，蒙受了重大损失。邓小平的功劳正在于接受了这样的教训，不再拘泥于马克思主义书本上关于社会主义的一般公式，而是从中国现实的具体国情出发，果断地推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寻找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靠着这样的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精神，果敢地突破教条主义、公式主义的框框，以自己独创的经济建设的实践活动，在世界社会主义处于空前困难的时期里，谱写出了社会主义建设巨大成功的新篇章。事实雄辩地证明，惟有告别“本本主义”，创造性地发现和运用与具体情况相符合的马克思主义，即从实际出发发展马克思主义，才是真正有效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按照“本本”上载了的一般原理去干民主革命，注定会葬送民主革命。按照“本本”上载了的抽象定义去建设社会主义，同样注定会葬送社会主义。
到了1994年底，胡绳写的《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一文，固然立论也是在于说明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不受“本本”的拘束，为发展马克思主义所做出的重大贡献，但是，其阐述的侧重点，则放到了论证随着时代的变化、社会实际生活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有相应的变化发展这个问题上。他在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价值之后，明确地对这篇论文的主题做了如下精辟的说明: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必须不断地以人类社会的新的经验和新的认识来充实和丰富它的内容，否则它就成为僵死的教条。
因此，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局限于马克思(加上恩格斯，或者再加上他们的伟大后继者列宁)说过的东西，不能仅仅以马克思主义的创始者说过什么没有说过什么，来判断什么是、什么不是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死于1883年。恩格斯死于1895年。从十九世纪末叶到现在，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人类的社会历史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和发展。这些变化和发展的具体形态和进程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所不可能预料得到的，他们也没有试图去预料。在二十世纪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们略微回顾一下这些发展和变化，可能就会感到马克思主义已有的发展还不能和现实生活相适应，因而感到发展马克思主义是每一个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应该担负起的责任。（《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第133页）
接着，胡绳便分别就20世纪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的百年历史实践这两个方面带来的巨大影响，分析了在现代条件下必须承担起充实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这一重要历史使命。他指出，必须汲取20世纪科学技术发展的文明成果，尤其是近几十年迅猛发展的成果，来充实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技术在20世纪的大发展，对于资本主义如何进入社会主义，以及已经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两个大问题，造成怎样的巨大影响，更是现代马克思主义者必须面对、必须做出科学分析的迫切课题。
关于20世纪社会主义的经历，胡绳着重分析了两种历史现象，一是社会主义没有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里诞生，反而在资本主义欠发达的国家里诞生了的事例;二是社会主义在苏联等国“既唱了凯歌，又唱了挽歌”的事例。他指出，20世纪前期，资本主义世界内部矛盾的激化，证实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无法解决其内在矛盾所做的分析是科学的，但与此同时，出乎马恩预料的是，社会主义并没有首先在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里诞生，而且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却一直支撑了下来，“社会生产力的猛烈发展，并没有加速资产阶级社会大厦的倒塌，倒是似乎为资产阶级统治者提供了修补这座大厦的材料”。这样的历史新现象，以及相应产生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社会主义究竟会采取何种形式诞生，都有待于人们解放思想，从实际出发，进行新的理论探索。像过去所作的“或者战争引起革命，或者革命制止战争”的预言，至少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没有现实性。“或者和平过渡，或者武装斗争”，这样的两分法，也显得过于简单了。至于在欠发达或不发达的国家中，“不通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如何建立成熟的社会主义制度一事，是一个更加复杂的问题，它当然更不是前一世纪的人所能预先设计好的，无疑是要依靠现代新的实践和新的理论来解决的。（《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第133～139页）
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原本在马恩的著作中就没有现成答案的，“建设新社会的科学必须靠新的经验建立起来”。社会主义在苏联和东欧各国的瓦解，证明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还远未成熟。胡绳强调，不应回避，而是勇敢地“摆脱妨碍人们实事求是的种种思想桎梏”，总结已有的经验。尤其值得重视的是，胡绳在议论总结社会主义在20世纪里的历史经验时，突出强调了重视总结“失败经验”的意义。他写道：“当代马克思主义者不可推卸的一个重大责任，就是要总结本世纪(按，指20世纪)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成功和失败的经验，特别是失败的经验，用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第141页）不讳疾忌医，不自欺欺人，正视并重视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失败经验的总结，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回顾20世纪的历史、探讨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时，它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失败是成功之母”的深义，当在这里显现出来。
社会主义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
把经济建设作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惟一中心，认定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这是邓小平奠定改革开放路线的基石。可是这个完全正确的观点，却被一些站在“左”的立场上的人攻击为“庸俗生产力论”。胡绳晚年倾注心力精辟地阐释了邓小平的这一重要思想，令人惊讶的是，如今竟然有人又老调重弹，把胡绳所做的这些论述，再次斥之为“庸俗生产力论”。这实在是引人深思的事。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分歧?1992年胡绳写过一篇《关于防“左”》的文章，那篇文章大致可以揭开我们心中之谜。文章开宗明义第一条，就是说明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只能有经济建设这一个中心。必须维护这一个中心，而不能以“阶级斗争为纲”冲击这个中心。也不能说有两个中心：一个是经济建设，一个是阶级斗争。他强调说，“两个中心，两大任务的提法，实际上有个危险，就是把阶级斗争摆到不适当的位置，冲击基本路线，冲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那样只会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把经济建设丢开，结果就会一步步滑到‘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灾难中去。”（《关于防“左”》，《胡绳文集（1979～1994)》,第131页）胡绳绝不是在危言耸听，如果再把阶级斗争当成中心任务，或中心任务之一，自然必定会破坏进行经济建设的正常秩序。
充分论证在中国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何以尤需坚定地以经济建设为惟一的中心，其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是不待言的。胡绳晚年为此做了大量的独到的分析，尤其是深入地阐释了邓小平“把生产力放在首位”的这一重要论点。
胡绳论证说，把生产力放在首位的观点之所以正确，就是因为它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既然是谋求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富裕”，那么就不但要有公有制，而且只有通过高度发展的生产力才能达到。正因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和一切形式的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个本质区别，就是认为社会主义不能建立在低下的生产力水平上。贫穷绝不是社会主义。相反地，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必须建立在高度发展的、比资本主义社会更高的生产力基础上”，“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要从生产力的发展上体现出来。”（《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第107～109页）把这样的基本要求，放到经济原本很落后、社会大生产非常不发达的中国，所遇到的问题就更形复杂，发展生产力的任务就更形艰巨。事实已经证明，这样经济落后的国家是无须照样走一遍资本主义社会的全过程，但是不能不注意到，正像马克思所论述的那样，“如果不能保证社会生产力极高度的发展，不能享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果，其中显然首先包括现代生产力，那么就谈不到越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第139页）这就是说，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从经济落后的特殊国情的实际出发，但是这不仅不意味着可以忽视或轻视发展生产力，恰恰相反，而是更要加倍地致力于发展生产力，从根本上改变国民经济落后的状况。正因如此，邓小平才特别强调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第122页）
探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特别是从理论的高度总结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失误的教训，是胡绳晚年着意研究的重点。为什么他要把研究的重点放在这个方面呢?无疑是他清醒地认识到，只有充分地把这个问题加以科学的分析，那才能解释清楚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重点转移”，实行改革开放，从根本上拨乱反正的必要性、合理性及其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史上所具有的伟大历史意义。况且，在这个方面，至今也还有许多问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探讨，也有许多认识上的混乱有待于从理论上加以澄清。正是有鉴于此，胡绳才在充分肯定了毛泽东为代表的人民共和国的创建者，在建设上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以极大的理论勇气，对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所犯的空想性质的“左”倾错误，进行了坦诚而深入的剖析，揭示了这种脱离中国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的“左”倾错误认识上的根源。
胡绳提出的最为引起舆论界重视的，就是关于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所犯的民粹主义错误的评论。胡绳的这一论点，颇具震撼力，许多人都觉得闻所未闻。把它仅仅当成是对毛泽东个人的一种批评，那完全是误解。其实，应当说，它无非是前一时期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所犯的“左”倾错误进行清理的继续和深化。
邓小平对于我国在建设问题上所犯的“左”倾错误，反复地做过精辟的剖析。他明确指出，这种错误就是不顾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的国情，通过政治的方法硬行改变生产关系，改变所有制，实行“穷过渡”，以为这样就能够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邓小平特别揭示了实行这种“贫穷的社会主义”给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造成的危害，它不仅没有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反而严重妨碍了经济建设的进程。他认为，正是因为“左”倾错误造成了严重恶果，所以才必须进行彻底的改革。他用尖锐质问的口气说道：“从一九五七年开始，我们的主要错误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极左。中国社会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这种情况不改革行吗?”（参见《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第121页）邓小平的提示太有力量了。这样长时期里存在的严重“左”倾错误，是不应忽视、不能回避的；否则，就弄不清楚我们现在何以必须进行改革，以及怎样进行改革。深入剖析这种“左”倾错误的实质及其认识上的根源，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胡绳晚年坚持不懈地、步步深入地致力于剖析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左”倾错误的认识上的根源。他认为，试图在经济发展程度很低的状况下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种设想大约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来自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均平思想。这种均平主义，尽管在历史上某些反抗剥削与压迫的斗争中起过进步作用，但是它不求发展经济、只图在贫困的水平上保持平均，这当然是一种妨害社会进步的、从而也无法持久的办法。“贫穷社会主义”更加直接的另一思想来源是空想社会主义。空想社会主义除了主张在自给自足的小生产的基础上，实行分配上的均平之外，还主张废除私有财产，实行公有制。在空想社会主义者看来，这种绕过资本主义的社会大生产，在水平低下的小生产基础上实行的公有制，就是最纯洁最完美的社会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的这种主张，当然是一种无法实现的“社会主义”，强行推行它只会造成妨碍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后果。我们一度极力推行、甚至是十分崇拜的“贫穷的社会主义”，与上述两种主张显然有着很深的思想上的联系。胡乔木曾经专门著文分析我们经济建设上存在的空想社会主义性质的错误，就是针对这种倾向所作。胡绳对于这种倾向的剖析就更加深入、细致和透彻了。
举国都公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建立在饱受战争摧残、经济凋敝的基地上。经济落后、生产力水平很低，这是当年中国的基本国情。这种贫穷的状况，究竟是有利于还是不利于实行社会主义建设?在这样的国情中，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途径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首要课题。胡绳在晚年花很大的力气分析了在这个问题上决策层认识上的,以及措施上的错误。他反复论证了“一穷二白，可以画最新最美的画图”这个判断的错误。他指出，中国的底子薄，工业基础非常弱小，农业生产的水平很低，科学技术大大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资本主义很不发达，社会大生产在国民经济中根本没有占据主导地位。不认识这样贫穷落后的自给自足的小生产还是国民经济主体的状况，给建设社会主义带来了众多方面的巨大困难，反而以为这种贫穷落后的状态会使得建设起社会主义来会更加方便更加有利，这当然完全是一厢情愿的空想。正如薄一波在他所著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以下略称《回顾》)中所说：“把‘一穷二白’看成是我国优点的片面观点，也为低估我国根本改变落后面貌的艰巨性起了一定的作用。”(见该书，第720页)胡绳指出，“以为在‘一穷二白’的底子上就可以自由挥洒，画出社会主义最新最美的图画，这种想法是不符合实际的。”（《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第114页）正是这种“一穷二白”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错误认识，导致了对于在我国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困难程度认识的不足，导致了对于大力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性的忽略或忽视。
胡绳实事求是地说明，毛泽东的原意也并不是不想发展经济，发展生产力，他甚至还不满意苏联的建设进度，而是非常想更加“多快好省”地把中国经济搞上去。可是所找的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途径却错了。他误以为只要建立起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就会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广阔的余地，就必定会促进生产力的大发展。当年毛泽东等领导人，错误地认为在贫穷落后的经济基础上，完全可以把社会主义建设起来，甚至是可以更加轻而易举地把社会主义建设起来。他们想到的办法就是凭借政权的力量，来改变生产关系，建立社会主义的公有制。这实际上就是要实行“穷过渡”。“一穷二白”正是“穷过渡”的辩护辞，既然“穷”不仅不妨碍向社会主义过渡，反而有利于过渡，当然就要赶快“趁穷过渡”，于是乎便不断提高公有制的程度、扩大公有制的规模，在农村中硬行建立“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否定“物质利益原则”，甚至一度还试图在职工和公务人员中取消工资制，改行供给制。历史证明脱离开中国贫穷落后的实际，施行这些“穷过渡”的办法，根本无法把中国的经济发展起来，更不可能建立起稳定的繁荣的社会主义制度。事实证明，在小农、小手工业、小商品经济基础上，在缺乏社会大生产和相应的现代生产力水平的条件下，强行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是不可能巩固得住的，而且这种看来似乎是先进的生产关系不但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反而变成了妨碍甚至是破坏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人民公社和“大跃进”造成的经济严重困难的悲剧性后果，有力地证实了对“贫穷社会主义的崇拜”，是完全违背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破坏性极大的有害做法。社会主义，只能是“共同富裕”，而绝不能是“共同贫穷”。
胡绳指出，毛泽东关于如何实现生产力高速发展，采取的又一个错误办法是，照搬民主革命时期的经验，用政治的办法，发动群众运动，来创造奇迹。结果却是由于没有先进的科学技术，大哄大嗡起来的轰轰烈烈的“大跃进”，带来的却不是生产力的大发展，而是使生产力遭受到严重破坏。这种主观主义的措施和追求“一大二公”的“穷过渡”、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相结合，严重挫伤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终于酿成一场全国范围内经济困难的严重灾害。薄一波在他的《回顾》中，对此也做过非常坦诚非常痛切的评论。
邓小平正是总结了历史经验，在发展社会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关系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上，勇敢地提出了把发展生产力放在首位的观点。胡绳高度评价邓小平的这一论断，指出这不是复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见解，而是用新的东西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它突破了几十年流行于国际和国内的一种错误观点。按照那种观点，社会主义公有制既然是先进的，它就应该是一成不变的，永远适合并永远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的。邓小平的观点破除了这种错误的论断，指明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力的发展能够促进生产关系的进步。如果脱离生产力的发展而按照抽象的标准来追求‘先进’的公有制，以为靠这就能发展生产力，那只会走上错误的道路。”（《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第112页）事实完全证明，“不能脱离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而去追求生产关系的先进，这种‘先进’的生产关系反而会妨碍生产力的发展”。（《关于防“左”》，《胡绳文集（1979～1994）》,第134页）
总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要从生产力的发展上表现出来”。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所以提出我国的经济体制要进行改革，就是因为此前我们所建立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没有能够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在众多方面“脱离生产力的发展而按照抽象的标准来追求‘先进’的公有制”。这样的经济体制，自然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反而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这就是必须改革经济体制的根据。正因此邓小平才强调说：“改革也就是解放生产力”。
正确处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之所以会犯“左”倾错误，认识上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解决好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如何正确认识和如何正确处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是胡绳晚年殚精竭虑进行研究的最主要的问题。
早在20世纪80年代，胡绳已经从多种角度反复论证过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他批判了空想社会主义把资本主义仅仅当成人类走错了路造成的罪恶，而把社会主义仅仅当成人类善良的愿望，幻想绕过资本主义，在空地上或者在小生产的基地上，直接建成社会主义。他指出，社会主义不但是资本主义矛盾发展的结果，不但是取代资本主义的更高的社会发展阶段，同时它也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产物，只有在社会大生产的基地上社会主义才得以建成。因此，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既是对立的关系，又是继承的关系。社会主义不能简单地排斥一切资本主义的东西，而是必须继承资本主义的文明遗产。中国过去是半封建半殖民地，虽然有些资本主义，但很不发达。我们从旧社会得到的“遗产”中，资本主义的内容太少了，这就造成了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遇到许多特殊的问题和特殊的困难。因此我们必须更加自觉地，以加倍的努力，把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的一切有价值的现代文明成果，学习过来，接受过来，用来建设社会主义。胡绳晚年，把“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这一重要论点，做了更为周到、更为全面的分析，讲出了许多独到的精辟的见解。
胡绳在分析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左”倾错误的特点时，一针见血地概括出这种“左”的倾向的两个基本特点：一条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另一条就是“怕资本主义”。这样互相联系、互相助长着的两种偏颇认识，以及据此所采取的极端措施，正是阻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健康发展的祸根。胡绳特别加意分析了在“大跃进”失败之后，以阶级斗争为纲，变本加厉地推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他说，毛泽东本来是不满意苏联的做法，试图走一条中国自己的路，没想到选择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道路却失败了。可惜的是毛泽东对于这一错误，又做出了错误的总结。他没有认识到“大跃进”的失败是决策脱离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种实际国情所造成的，反而认为“一切问题的发生是由于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得不彻底，反对资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进行得不彻底；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仍然严重地存在着。因此，他认为，人们的任务就应该是不断地寻找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东西，并和它们进行斗争”。胡绳指出，毛泽东的这一想法，是违反客观事实的，在实践中造成了严重的祸害。这种用过去革命的办法来解放生产力，“只能说是开错了药方”。“按照这种指导思想，人们就把一切凡不带有公有制和国有制记号的东西，一切形式的个体所有制都看成是资本主义的危险事物，把和社会主义观念稍有不合的思想都看成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在农村中割所谓‘资本主义尾巴’，在党内发现所谓‘走资派’，就是这些恶果的表现。”（《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第123页）这就不单要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用“比万里长城更厚实的墙壁绝对隔开”，而且还要把资本主义连同它的“尾巴”“立即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第154页）以“左”纠“左”，结果就酿成了“文化大革命”的极左。文化大革命中还把这种错误的指导思想，用简单不过的口号“兴无灭资”加以概括。不难看出，后来在新时期里，一心要追究改革开放“姓社还是姓资”的观点，恰恰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兴无灭资”极左思想在新历史条件下的延续。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判断是非的标准，只能是邓小平所说的，“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这道理很简捷易懂。这就是标准。胡绳说：“符合这个标准的，那么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的东西也可以为社会主义社会所用。有些东西甚至就是资本主义的，但是对我们有利，我们也要用。”（《关于防“左”》，《胡绳文集（1979～1994）》,第133页）我们绝不能站到“兴无灭资”的立场上，按姓“社”姓“资”做标准来判断是非、决定取舍。为什么不能以姓“社”、姓“资”做标准?胡绳的回答是：一则，有些事，根本无法非此即彼地硬挂在不是姓“社”就是姓“资”的名下，如邓小平所举出的市场经济和计划之类。只是把单一的公有制和绝对集中的计划经济看作是社会主义，其他都看作是资本主义的这种认识，是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双重误解。二则，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来看，也不能说姓“社”的就一定有益,姓“资”的就一定有害；不能说姓“社”的就要，姓“资”的就不要。胡绳就这个问题发表了痛快淋漓的精彩评论，他说：“回过头看，人民公社姓什么?总不能说姓资本主义吧，然而行不通。‘吃大锅饭’的社会主义，我们不要；平均主义的社会主义，我们不要；大家都穷的社会主义我们不要；一切由国家计划统起来的社会主义，我们也不能要。”（《胡绳文集(1979～1994)》，第132页）胡绳说，我们要反对把中国拉向资本主义方向去，“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已经不是主要通过阶级斗争来进行。生产力的发展所受到的束缚不是来自资本主义，而是来自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与某些对社会主义的错误观念相联系着的不适当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第124页)至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如何对待资本主义的问题，那也只能够以邓小平所说的“三个有利于”为标准来衡量是非取舍。只要符合这个标准，“那么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的东西也可以为社会主义社会所用。有些东西甚至就是资本主义的，但是对我们有利，我们也要用。”（《关于防“左”》，《胡绳文集（1979～1994）》,第133页）事实正像邓小平所说，社会主义要想赢得对资本主义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人类文明的全部成果，就必须吸收和借鉴世界范围内尤其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管理现代化经济的一切先进的经营方式和管理经验。况且，现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是和大量的资本主义的发达国家、比较发达国家同处在一个世界上，我们不能不承认它们的存在，我们不能不和它们打交道。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要求和资本主义断绝一切关系，那无非是要退回到那条失败的老路上去，关起门来搞那种单一公有制、单一计划经济的“穷社会主义”。这样的回头路，当然是不能走的。胡绳用香港的例子，生动而有力地驳斥了那种对资本主义的恐惧症。他说，回归后的香港，“不用问尊姓，连名带姓都是资本主义”。有人说，“我们现在说香港回归后实行资本主义就能保证繁荣稳定，这在理论上站不住”，认为这岂不意味着如果香港“实行社会主义就不繁荣稳定了”；所以最好换个说法，说香港回归后“暂时”实行资本主义。这样的建议能不能接受呢?胡绳说，绝对不能接受。资本主义的香港是世界贸易的一个中心、世界金融的一个中心、世界航运的一个中心，如果一下把它变成了社会主义的，那就必定会把它变成一个死港。而只有保持那里的资本主义，才能够保持它原有的经济地位，保持它的繁荣和稳定。而且资本主义的香港的存在，也给我们学习资本主义的经营和管理经验提供了一些方便，“好比是我们有了一个家庭教师，这有什么不好呢?”总之，社会主义的中国保留这样的资本主义的特区，显然无论对香港还是对整个中国，都是有利的。香港的例子，恰恰证明我们不能脱离具体情况，泛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优劣；就香港而言，就只能说：“在这个特殊情况下，社会主义并不比资本主义优越。”(《胡绳文集》，第133～134页)
正如邓小平所尖锐指出的，“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这种“左”倾言论，无非就是认为只有实行那种单一的公有制、单一的计划经济，不和资本主义世界发展贸易往来的办法，才是真正的纯洁的社会主义。胡绳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洞察力，敏锐地觉察到，把我国50年代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过分完美化的那种流行言论，它的潜台词，恰恰就是否定现在进行改革开放的必要；假如50年代所做的才是完美的社会主义，那么现在何必再进行改革开放呢?假如50年代所做的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那么现在采取改革开放的措施，改变50年代的体制和做法，岂不就完全错了吗?胡绳清醒地认识到，这个问题关系重大，它关系到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决策是否正确的大问题，它关系到把单一的公有制改变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决策是否正确的大问题，它关系到把单一的计划经济改变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是否正确的大问题。对于这种来自“左”的方面的事关国家命运的挑战，是不能等闲视之的，是不能不回答的。于是胡绳才不顾重病在身，奋笔写出了那篇震动论坛的著名论文：《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共党史大家的一生压卷之作，这篇文章所表现出来的维护改革开放事业的无所畏惧的胆略和深邃的历史眼光，是值得人们认真学习的。
胡绳通过对于“民粹主义”这样一种错误观点的分析批判，将我们建国前后在认识和处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关系这个大问题上的是非得失，进行了令人信服的清理和剖析。他对于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前期写出《新民主主义论》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做了极高的评价。胡绳阐明，正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以首创的精神透彻地解决了正在进行的民主主义革命和未来的社会主义前途的关系这个重大问题，从而为中国革命明确了航向也明确了路途。毛泽东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国情出发，指明了中国既不能走资本主义的道路，也不能立即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当时实行的只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它区别于旧式的民主革命之处，则在于它是为将来时机成熟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创造条件。毛泽东的过人之处，在于他排除了各种错误思想的干扰，清醒地抓住了和正确地解决了在民主革命时期应当如何处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这个根本问题。20世纪30年代前期给中国革命造成重大损失的“左”倾机会主义，其根本错误之一就是要在反帝反封建的同时，还要反对“中间势力”，亦即反对资产阶级。他们不顾条件地策划夺取大城市，设想在夺取到大城市之后立即建立革命政权，并立即实行“革命转变”，没收中外资本家的一切企业，实现社会主义。这种脱离实际的“左”倾盲动主义，就其实质而言，正是一种民粹主义的倾向，它是企图在小农经济占据普遍地位的情况下直接建立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论的提出，正是为着纠正这种“左”的民粹主义的倾向，揭示混淆革命的两个阶段、急于实行社会主义的主张错误之所在。毛泽东阐明，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胜利后，既不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也不能马上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而只能是一个既有社会主义因素、又有资本主义因素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毛泽东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贯彻了新民主主义论的思想，并且更加透彻地阐发了这一思想。他以十分鲜明的态度，断然划清了马克思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界限。他指出，民粹主义在中国党内很有影响，它的实质就是要直接从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也就是想急急忙忙消灭资本主义，直接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实行社会主义。毛泽东清楚说明，马克思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区别，就是认为社会主义只能建立在现代机器工业的基础上，而不能建立在个体经济的基础上。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透彻地分析了这种民粹主义倾向的危害性，说明了它为什么是行不通的。他在回答“中国共产党人为什么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这个问题时，做出了和“左”倾机会主义截然相反的论断。他说：“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它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毛泽东选集》第三卷，1990年版，第1060页)毛泽东断言，中国的资本主义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他并且指出，在新民主主义政权建立之后，也还是“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这些精辟论述，是对教条主义的大突破，它在马克思主义史上是前无古人的重大贡献。所以胡绳才说，毛泽东所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的方针以及对待资本主义的政策，“在马克思主义老祖宗的书本里是找不到这些的”。(《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第171页)“在共产党内不忌讳讲资本主义，甚至讲让资本主义有发展前途的，就是毛主席。”(《关于撰写〈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书的谈话》，《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第49页)
胡绳对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做了这样详细的介绍，并且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的着眼点，除了看重它的历史意义和理论意义之外，显然还在于看重它的现实意义。没有疑问，50年后的国情已经起了巨大变化，我们现在不可能也不应该回过头来再重新实行新民主主义。可是应当看到，当年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提出，以及对于民粹主义的批判，为我们今天更好地总结建国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更加坚定我们坚持改革开放、坚持经济建设为惟一中心的信心，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发的价值。
《新民主主义论》今天之所以特别值得重温，毋庸讳言，显然是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相当长的时间里背离了它的基本精神，犯了民主革命时期所反对过的民粹主义性质的“左”的错误。当然从坚持新民主主义到背离新民主主义，有一个过程。胡绳实事求是地探索和分析了这个过程。在建国前夕和建国初期，毛泽东等领导人在如何对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关系问题上，常常处在一种矛盾的状态。有时是很清醒地坚持着原本的新民主主义论的观点，例如在1948年春夏间，曾经批评过“农业社会主义”，指出这种以为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靠着平均主义就可以避免资本主义发展，建立实行社会主义的主张，是错误的。解释了社会主义为什么必须依靠社会化的大生产，首先是工业大生产，才能建立起来的道理。说明了正因为这样，在新民主主义的社会里，要有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来大量发展公私近代化工业。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也明确说明，由于中国的现代性工业仅占国民经济10%左右这种基本国情，我们“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可是，正是在这个即将迎接全国胜利的时候，我们也出现了与上述新民主主义观点不相符的观点。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中提出了“全国胜利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的观点。胡绳指出，把建国后社会的主要矛盾规定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那事实上就是宣布从建国起就要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胡绳对这一判断的错误，做了非常令人信服的剖析。他说，说全国胜利后就实行社会主义，这就发生了问题。“1945年还在说中国资本主义不是嫌它太多，而是嫌它太少，资本主义还要有大发展。隔了四年，实际上是打了四年仗，资本主义更少了”。在这种情况下，突然要立即实行社会主义，实际上当然就是把新民主主义论否定掉了。所以胡绳才说：“现在说‘左’是从1957年开始，实际上看来，七届二中全会主要矛盾的规定恐怕有点毛病。”(《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第50～51页)
胡绳认为，应该看到，在建国之初，我们党的领导人还是十分谨慎的，也多次申明要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毛泽东不赞成《共同纲领》里写上社会主义，也曾经不同意说建国初期已经“敲响了资本主义的丧钟”。但是“左”的倾向很快就滋长起来，打乱并改变了原本定下的这种新民主主义的稳步前进的方针。1953年确定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马上就开始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按说，当初确定这条总路线时，还是计划放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逐步实现的，打算再用三个“五年计划”连同建国初恢复经济的3年共18年的时间来完成这个过渡。可是一旦上手，便加速再加速，三年就在全国范围里把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这样高速度地实行社会主义，并不是依赖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而是靠着政权的力量。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原本是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为主体，以对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为两翼。可是实际做起来，提速进行的是“两翼”，相比较而言“主体”发展的进度则远远逊色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得固然不错，国民经济发展得也比较快，五年间工业总产值增长128％，农业增长25％。但是，这样的增长速度是以原有的起点非常低为条件的，是在长年战争后的烂摊子上起步的；所以第一个五年计划后国民经济实际达到的水平并不高，中国经济仍然处于非常落后的状态，距离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还很遥远。在这样经济依旧落后的情况下高速推行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显然是脱离中国实际、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况且，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从1957年开始，经济发展的速度明显地降了下来，粮食的产量更是减少，这就证明了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确实未能起到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作用。毛泽东等领导人当时看到了生产力发展并不理想，可是却采取了错误的对策。他们不但采用了群众运动的办法，试图借助政治手段促成经济的“大跃进”，同时他们还采取了大规模提高所有制公有化程度的办法，特别是在农村实行人民公社制度，想借此建成更高级更纯粹的社会主义。这就是说，不仅不是把已经和生产力的低下水平不适应的、过分“先进”的生产关系进行向下调整，反而硬要把生产关系进一步提高到更加脱离生产力的实际发展水平的程度。这种强行在相当落后的生产力水平上建立“先进的”高度公有化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想法和做法，显然是重犯了民粹主义的错误，走到了过去“左”倾路线不顾中国实际国情硬要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老路上去。事实证明，不以人们的愿望为转移，这种民粹主义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思路，是注定要失败的。它不仅不能使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巩固地建立起来，而且它脱离了群众的实际需要和愿望，它只能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造成严重障碍，乃至重大破坏。
我们过去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大业上，所犯的主要失误，难道不正是民粹主义性质的错误吗?胡绳说这是民粹主义，是丝毫也不错的，而且这才是解剖出了它的本质。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民粹主义表现出来的基本特点无非就是：第一，按照本本上的规定，把社会主义理解为单一的公有制、统一的计划经济、绝对的平均分配。第二，认为社会主义的实现不需要以高度发达的社会大生产为条件，而是完全可以凭着人们的主观意愿，在很低下的生产力水平上把社会主义建立起来。第三，认为社会主义必须彻底断绝与资本主义的一切关系，必须拒绝并必须消灭所有的资本主义性质的东西，包括一切被认定作“资本主义性质”的东西(即一切不符合公有制、不符合计划经济、不符合平均分配的种种制度和办法)。正是由于按照这种民粹主义的思路，对社会主义做出了错误的理解，尤其是对于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如何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这个根本问题做出了错误的理解，所以不能不在“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出现一系列的失误。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要想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就不能不和这种民粹主义的错误倾向划清界限。邓小平的伟大历史功勋，正在于他以革命家的胆略，断然和这种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的“左”倾错误彻底决裂，坚决地把发展生产力放在首位，坚决以经济建设为惟一中心，坚决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从此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才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可以看出，胡绳所说，“重新学习、认识毛主席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以及他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正确处理在中国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关系的完整理论,对于我们今天理解邓小平理论，理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及其方针政策是很有帮助的。”(《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第182～183页)这是完全正确的。今天来重新体会，就更加认识到，胡绳的这番话，实在是慧眼卓识。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自非易事，无论是今天还是未来，我们的道路都不会是风平浪静的。国际上还会不断发生风云变幻，出现惊涛险浪，国内也会不断产生许多新的社会矛盾，甚至是很麻烦的许多新问题、新困难，人们不能不正视它，不能不积极设法解决它。但是，如果以目前出现问题或困难，就否定改革开放以来的全部事业，转而想实行“本本上的社会主义”，或者想退回到“五十年代的社会主义”的老路上去，那是绝对行不通的。惟有坚决维护经济建设这“一个中心”，坚决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才能保证我们这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巨轮，在21世纪的茫茫大海上扬帆前进。
胡绳同志晚年理论著述的重大现实意义，就在于它会帮助我们在面临的并不平坦的路途上，认清方向，辨明是非。
2001年11月
六十年的战友情
马仲扬
一 为马克思主义奋斗终生
胡绳与我第一次相见，是1942年，那是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核心——重庆，现在算来已近60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了香港，他是经东江游击区辗转调返重庆的，任中共中央南方局文委委员，兼任《新华日报》编委，在生活书店主编《读书月报》。我当时在读书出版社门市部工作。文化战线上的特点是，无论是什么书刊和新闻，谁也不好越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当时我们党提出：除了汉奸以外，都是争取团结的对象，真正做到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我们的宣传文字力求精细准确，分寸得当，耐心说服，广交朋友，在这里来不得照搬照抄，更不能以势压人，只能字斟句酌，慎之又慎，不然就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特别在理论方面，既坚持原则，又注重说理。据我所知，在这方面，胡绳是出色的典型，没有出过什么纰漏。人们公认他是勇往直前奋斗不息的战士，又是广大青年亲切敬服的导师。他不仅在国统区是这样，在建国后的50多年仍然是这样，他在宣传和阐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 对人民出版事业的突出贡献
生活、读书、新知三家书店是20世纪40年代国统区的进步书店，实际上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直接领导的。周恩来对三家书店领导人经常面示并帮助解决困难的问题，平时联系三家书店的是文委领导人。到了解放战争时期，三家书店逐渐合为一家三联书店，总店由重庆先迁上海，后迁到香港。胡绳曾任生活书店期刊编辑一直到总编辑。1948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在香港正式成立，他又是三联书店的最主要的领导人。我在上海的告别仪式上，看到了方学武、岳中俊、丁之翔等，几天来，接触到不少老一辈“三联人”，都是与胡绳在一起战斗过的老战友。大家哀叹不止，一致认为：我们不仅失去了一位无畏的英勇伙伴，而且失去了一位从实际奋战中凝聚智慧的理论导师，他给广大青年的是马克思主义的锐利武器和正确的方向。我们是在白色恐怖的磨难中铸成的情谊，我们的眼泪饱含着难忘的无尽回忆和怀念。
我们都记得胡绳与韬奋有深厚情谊。皖南事变之后，特务疯狂，极力摧残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有的遭到暗杀，有的关进监牢，“新华日报”和三家进步书店首当其冲，韬奋愤然辞去国民参议员，秘密离开重庆，胡绳伴行，实为护送，到达贵阳又分途转赴香港。当太平洋战事紧张，南方局指令大批文化人撤离香港时，韬奋又同胡绳经东江游击队营救返回大陆。陪同韬奋苦乐生活的，仍然是胡绳。我读过他写的有关韬奋的所有文章。文章有长有短，他着重对韬奋思想的分析，结合当时的具体历史环境考察其发展变化，既是韬奋人生之旅的真实记录，又反映了韬奋由民主主义者成长为共产主义者的进步过程。这些是对韬奋作为杰出的革命知识分子了解最深刻和评价最公正的优秀作品。
建国以后，胡绳出任政务院出版总署党组书记、人民出版社社长、中央宣传部秘书长和为青年、干部最欢迎的《学习》杂志主编。无论青年学生还是干部，或是壮年和老年，一提起胡绳，都觉得深受他的教益。他为我们的人民出版事业奠定了难得的发展基础，他投入的劳动和花费的心血，后人是会长久铭记的。
三 对青年理论工作者的培训
我自参加读书出版社工作起，就把这个出版社看作是培训青年的场所，业余的主要任务是读书学习。大环境险恶，小环境却很自如，时间靠挤，学什么靠自选，社领导是鼓励和支持的。
我通过胡绳的通俗哲学著作，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他讲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中国实际出发，针对青年的思想问题，经过深入细致地解剖，用生动的语言和生活中真实的资料来论证，使哲学从深奥的学术殿堂中解放出来，成为具有魅力的亲切读物。
他的《辩证法唯物论入门》就曾经引起我对哲学的兴趣，成了我难忘的入门著作。他不仅从著作中诱导，也在行动上示范。我目睹他冒着被捕的危险常在“红岩村”和读书出版社之间奔波，也看到他胸怀豁达，笑迎战斗的活力。应该说，从言论到行动，他都是我的启蒙老师。
1952年，我从中南新闻出版局调到中共中央马列学院干部班（9班）学习。胡绳任马列学院一部主任。我们主要课程之一的中国近代史，由他讲授，他的《中国近代史提纲》就是在这里讲课时写的。
他的讲课之所以吸引人，不仅在于掌握了准确而丰富的资料，而且结合时代的需要，联系历史实际和学员的思想实际，进行各种深入分析，让学员思考和讨论。他清晰地让人了解中国怎样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过程，认识了中国人民要站起来，必须掀掉压在我们头上的三座大山。他用丰富的近代史知识激发我们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提高我们的理论水平。我认为他运用马克思两大发现之一的历史唯物主义，启发学员掌握这一理论武器，在教学中的效果是十分显著的。
四 参与政研室和“红旗”的领导工作
1955年，在马列学院毕业后，我被调到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地址在西郊万寿路，即现在的中央组织部招待所。政治研究室是毛主席倡议重建的单位。当时到马列学院去调人的同志曾向我们传话说，毛主席拟着重研究理论，并亲自带领省委书记共同研究，调一些青年来作助手，帮助书记查查资料。大家当然很高兴。
陈伯达是政研室主任，胡绳、田家英是副主任，下设哲学、经济、历史、党史、党建等若干组。主持实际工作的是胡绳和田家英。我分在哲学组，由胡绳分管。我是党小组的组长，每次过党的组织生活，胡绳若有事就事先请假。平时，他和其他党员一样按规定过组织生活。从此以后，我与他的接触、交谈就多起来。我一再向他说，我基础太薄弱，哲学系统学习不够，欧洲哲学和我国古代哲学都不大懂，我们组的十多人，有的比我强。他鼓励我：要发奋，要把搞地下工作的那股劲拿出来。我们都曾经受过磨难的考验，再从头做起，埋头下苦功夫，没有攻不下的堡垒！
胡绳值得学习的地方很多，治学严谨，勤奋笔耕，平易可亲，以理服人，清廉朴素。他虽然担任过许多领导职务，但从来没有人称他什么官衔，他对什么人都是平等相待，是理论工作者的楷模，也是遵守党的纪律的模范。据我所知，政治研究室新人的作品，好多都是经他修改推荐给报刊的。
1958年《红旗》创刊，陈伯达、胡绳等为《红旗》杂志总编和副总编。政治研究室迁入沙滩五四大院，与《红旗》杂志社合署办公。同中宣部同院同楼，三家的关系就更加密切起来，还有由陆定一、陈伯达、康生组成的中央文教领导小组，也在同楼办公。下边的机构和人员有些变化，原政研室的大部分人分到《红旗》各编辑组，政研室还保留三个组，原哲学组改为思想动态组，逻辑组由胡绳分管，党史党建组由田家英分管。1958年秋起，我负责思想动态组。这个组的主要任务是向中央领导反映思想理论界的新动向，编辑内刊《思想界动态》，是旬刊，有时还临时出增刊。中央文教领导小组每星期五召开一次座谈会，主持会的有胡乔木、陈伯达、康生，参加会的是专家、学者和教授，名单报送胡绳和田家英批准。我和丁伟志是会议的司仪，介绍会议的主题或代读重要的文件，《红旗》杂志的业务组长和中宣部的理论处负责同志都是参与者。胡绳在《红旗》上开辟的“思想文化评论”专栏，署名“施东向”（就是思想界动向的谐音），许多文章是由胡绳指导一些青年人写作经他定稿刊出的。后来的“施东向”变成胡绳为首的共同笔名。在中苏两党论战中，胡绳布置思想界动态组20来位同志分头查阅《列宁全集》，凡是列宁批判修正主义的资料，均用卡片摘录。胡绳告诉我：这是为中共中央代表团备用的资料，以便同苏共中央代表团面对面的争论。要下力气编好，要有针对性，时间较急，务必抓紧。为此，我特请了姚锡华同志与我共同选编。我们紧张地、精力集中地忙了几十个日日夜夜，终于在代表团赴苏之前赶了出来。这期动态，胡绳很满意，很快地得到了毛主席批示，全文在《红旗》发表，《红旗》特别出增刊发行，中宣部的内刊《宣教动态》也全文刊出。人民出版社出书时书名叫《列宁论反对修正主义》，署名郑言实。
1964年中央决定以政治研究室为基础，扩建为中共中央马列主义学院，陈伯达任院长，胡绳任副院长。我负责哲学组，党小组长是丁伟志。还有历史组、经济组、文艺组等，从全国各综合大学中选调了大学毕业生和研究生，另从中央党校和写作班子中调了一批骨干，人到齐了，就到农村搞“四清”，接着又到工厂搞“四清”。“四清”未完，“文革”就起来了。胡绳未到研究院就被批斗。我也在被斗之后“靠边”。从此，我与胡绳就没有同在一个单位工作了。可是师生之情没有断，他确实是我的良师益友。我从来没有感到过他是我的上级，更没称他什么长，我与他相识60年，从来没有见过他愁眉苦脸，他的面容总是呈现青春活力，高兴起来谈笑风生，平静下来不是分析情况，就是议论理论。他自患重病起，我到医院和他家中去探望，我总满怀信心，相信他会康复起来。谁知天不假年，竟在思想理论界还十分需要他指引的时候，就遽然离我们而去，这是多么令人痛惜的损失啊！
深切悼念胡绳同志
王 益
胡绳同志逝世的噩耗传来，不胜震惊和悲痛。
胡绳同志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历史学家，也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的编辑家、出版家，新中国出版工作的奠基人之一。
1939年胡绳同志参加生活书店编审工作，任编审委员会委员，参与《全国抗战》、《理论与现实》等刊物的编辑工作，1939年主编《读书月报》；1941年任《大众生活》编委；抗战胜利后在上海、香港主持生活书店编辑工作，任总编辑；1948年参与生活书店出版的《大众文艺丛刊》的编辑工作。全国解放后，任出版总署第一任党组书记。1950年12月，人民出版社成立任第一任社长。以后又任《学习》杂志主编，《红旗》杂志社副总编辑。他从50年代起参加《毛泽东选集》编辑工作，历经60年代、70年代、80年代，一直没有中断。
1951年8月，出版总署召开第一届全国出版社行政会议，请胡绳同志做报告，介绍人民出版社的工作情况和经验，那时他到人民出版社工作才9个月。他对人民出版社工作中的成绩，轻描淡写地说了几句，一带而过。主要内容是讲工作中的缺点和改进意见。他以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的严格标准要求，认为工作中最大的缺点是没有注意出书质量。实际上不是没有注意，在4月份第一季度工作总结中就谈了提高质量的问题。但是他说，那不算数。虽然提到了提高质量，但没有具体讲质量不高表现在什么地方，用什么办法克服，笼统地讲一下，只是讲了一些套话，是官僚主义态度。他认为质量不高主要表现在三方面：① 编书没有严格的标准；② 出书没有认真的计划和方针；③ 对为什么编这些出版物没有很好地交代。出书存在很大的盲目性，没有严格的计划，即使出了好书也会倒霉，必会被埋没掉。在无计划的状态下，会出更多不好的书和不必要的书。一本书从封面到版权页都要有一定的规格。有一个读者对人民出版社出的书提了17条意见，指出了许多小毛病。例如外国人的名字，一会儿译“普列哈诺夫”，一会儿译“普列汉诺夫”，前后不统一。虽然是小毛病，但“对于认真的出版工作者是可耻的事”。计划不能只有数量，没有质量要求，“多而坏不如少而精”。计划要有根据，不是凭空想出来的。靠不住的计划，只能实现百分之三十或二十几，这样的计划等于没有计划。出版工作中从原稿到出版的整个过程，都要有严格的制度、纪律和办法。出版社的工作未能适应国家的要求，不应单纯地说我们的能力不够，主要是因为没有按需要制订严格的纪律规则，没有按有效步骤执行计划。用能力不够、人力不够来解释工作没有做好也是不对的。工作能力不够，是可以在工作中不断提高的。要严格地要求自己，在工作中培养提高自己，用革命的态度提高自己，才能符合革命的要求。胡绳的这个报告，已从新闻出版署档案室找出来，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第3卷上，现在还有重要的现实的指导意义，同志们可以找来一读。该书还刊载了胡绳同志1951年在进行工作检查动员会上的讲话，也很有价值。
我认识胡绳同志较早，1935年我在叶籁士、胡绳同志领导下参加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做出版、印刷、发行等具体工作，与胡绳同志常常有来往。(叶籁士和胡绳是30年代“语联”的成员，“语联”与“左联”、“剧联”等齐名，是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所属的左翼文化团体之一)。他水平很高，我认他为师，以为他年纪比我大，后来才知道他比我还小一岁。他给我印象较深的是他的一丝不苟的精神。那时在白色恐怖下，为了避免互相牵连，我们都是一人住一处地方。他来找我时遇到我不在家，就写一个条子塞在门缝里。有一次我发现他写的条子不过几十个字，却涂改了好几处。虽无实质内容的修改，只是文字上更精练更严谨而已。一张字条也要字斟句酌，反复修改，值得我学习。当时我不懂，这种一丝不苟的精神，正是做学问必备的品质。他在青年时代就养成了日后成为理论家、学者的优秀品质。那时他才17岁。
2000年12月
胡绳与人民出版社
王乃庄
时光流逝，胡绳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一周年了。值此缅怀胡绳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业绩，学习他孜孜不倦追求真理，与时俱进的革命精神，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胡绳同志是享誉国内外的学识渊博、成就卓著的学者，也是一位坚定执著、终生奋斗不息的革命家。他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历史学、哲学、社会学、政治学以及文化、出版等诸多领域建树颇丰，特别是在宣传、阐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坚持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推进社会科学研究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
胡绳同志是著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家和历史学家，这是众所周知的。此外他还是位编辑出版家。早年他在上海、武汉、襄樊、重庆等地从事文化工作和抗日救亡活动，主编或编辑过几种刊物，并担任上海、香港生活书店总编辑。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他就从新闻出版总署党组书记调任中宣部副秘书长，并兼任人民出版社第一任社长。虽然当时他主要在中宣部工作，日常工作由其他同志主持，但对人民出版社的总体工作仍时常给予指导。针对人民出版社成立之初出版的《新华时事丛刊》编辑思想不明确的缺点，胡绳同志几次到社亲自领导全社人员进行检查出版物质量的集中行动。先后在编辑部做了题为《为提高出版物质量而斗争》的发言和向全社人员做进行出版物质量检查的动员报告，明确要求人民出版社的出版物“应当能够代表我国出版物的最高标准”。阐述出版工作的性质、工作必须高标准的重要性，特别要求图书从选题、组稿，到审读、加工直至出书必须建立严格的工作制度和工作纪律。人民出版社这次检查出版物质量的活动，不仅提高了全社人员对编辑出版工作的认识，为建立必要的编辑出版工作制度准备了思想基础，而且对当时以至以后几十年人民出版社的编辑出版工作也产生了积极影响。
胡绳同志始终关心出版工作，1986年3月，中国版协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已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绳同志应邀到会讲话，他在讲话中再次强调出版工作的重要性，提出提高出版物质量还要依靠图书评论工作，书评可以发挥很大作用。他关心编辑人员的工作和成长，讲到编辑应该多读书、多写作，希望在编辑中间产生出一批书评家来。
1959年以后，胡绳同志不再兼任人民出版社社长职务，但人民出版社的工作人员都很敬重他。在以后的三四十年里始终想着老社长，有事常向他请教，关心他的著述和健康。即使新来出版社工作的年轻人，也都以这位中外知名的老社长引以为荣。人民出版社出版过胡绳同志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和《胡绳全书》。《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多次重印，至今不衰，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益。《胡绳全书》是他一生理论、学术、文化研究的宝贵结晶。体现了他为党和人民事业竭智尽忠的高尚品格和辛勤劳作，体现了他不断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和思想成果，是留给党和人民的一笔精神财富。《胡绳全书》荣获第四届国家图书奖，这部煌煌巨著的出版将当之无愧地载入新中国的出版史册。
胡绳同志晚年一如既往地深切关怀人民出版社的工作，眷念当年一起在人民出版社工作的老同志，并对人民出版社的青年同志寄予殷切的期望。我社凡与胡绳同志接触过的人都会切身感受到他的宽厚平和、虚怀若谷、诲人不倦的长者风度。
斯人已逝，风范长存。胡绳同志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德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奋勇前进!
本文是
“著作界与出版界好比是同一车子的双轮”
王仿子
突然接到胡绳同志不幸逝世的噩耗，震惊，沉重，悲痛，顿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虽然几年前就知道他有病，但经过治疗，病情渐趋稳定，大前年与范用到疗养处探望，前年与生活书店几名老同事一起登门造访，每一次都眼见他和我们一起忆旧思今，谈笑风生，想不到突然就这么走了。况且正当我与范用约定等候时机再次探访的时候。
胡绳是一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又是地地道道的革命出版家。他的前半生为革命出版事业勤奋工作，为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出版事业的摧残而抗争不息。他与邹韬奋、徐伯昕以及生活书店全体同人一起在白色恐怖下经受了全国56处生活书店被摧残得只剩重庆一个门面的惨痛变故。
胡绳17岁在上海从事共产党领导的文化活动和抗日救亡运动，一面自学，一面写稿，为《读书生活》(李公朴主编，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撰稿，参加《新学识》杂志(徐步、史枚主编，生活书店出版)的编辑工作。19岁那年(1937年)他写的《新哲学的人生观》一书被生活书店编入《青年自学丛书》，从此与生活书店建立起血肉相连的关系。1938年生活书店增聘胡绳为编审委员会委员，同年他协助韬奋编辑《全民抗战》三日刊。1939年主编《读书月报》(生活书店出版)，又任《理论与现实》(季刊,生活书店出版，沈志远主编)编委。1941年，韬奋从重庆出走，到香港复刊《大众生活》，胡绳任编委。他不仅是一名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编辑工作者，更是一名勤奋好学的多产著作人，在抗战期间由生活书店出版的著作有：《后方民众总动员》(1937)、《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是否冲突》(1938)、《中国政治常识》(1939)、《思想方法论初步》(1941)等。他的《新哲学的人生观》和另一本学哲学入门书《辩证法唯物论入门》(新知书店出版)是当年追求进步的年轻一代普遍喜爱的读物。
他是作者，又是编辑，他感受到作者和编者的甘苦，对于这两者唇齿相依密不可分的关系有深切的理解。1948年，他在生活书店内部刊物《店务通讯》上，用于田的笔名发表《著作界与出版界》一文，用一个形象化的比喻精辟地论述这两者相互依存和平起平坐的辩证关系。他说：“著作界与出版界好比是同一车子的双轮，在文化事业上相互辅助，相互推动”。“著作界如不能供给好的稿子，出版界也无好书可出，就这方面说，出版界的工作，不能不为著作界的工作所决定。但出版界并不只是被动地为著作界尽印刷、发行之劳。反过来，出版界实在能够起推动著作界的作用”。他从两个方面指出出版界对著作界的推动：
第一，好书应该是为读者所需要的书，但读者究竟需要些什么呢？今天需要什么？明天需要什么？与读者直接接触，一般说来，出版界实比著作界密切得多，广得多。读者既不能集体地向著作界提供意见，出版界就应该能代表读者群众面向著作界“订货”；
第二，固然，一本书的好不好销，基本上决定于书的内容(那是著作者负责的)，但发行、推广以至版式、印刷对于一本书能否为读者所接受都有相当大的影响，甚至有决定的影响(例如一本印刷恶劣的书，即使内容好也不易得到读者光顾。同样一本书在发行力较强的书店比在发行力较弱的书店也更好销一点)。出版者固然不能使一本完全没有读者的书成为畅销书，但在一定范围内，能起相当大的作用。（笔者注：这里说的书店就是出版社。那时候以出版书刊为主的出版企业，如生活书店、开明书店等都叫书店）
胡绳这篇文章是应《店务通讯》编者之约写的，读者对象是书店同人，文章讲的是进步出版业的规律、规则。世界上还有另一类出版业，有把著作人当作随意使用的工具，甚至可以欺骗、凌辱的出版社。他举美国为例，指出资本家控制下的出版业“借其雄厚的资力与强大的宣传推广能力而完全支配了著作界，使得真正的人民群众的需要不能反映到著作界中，使得不合于资本家利益的书不能到达读者面前”。“我们的进步出版业，自然不是这样的做法。我们是要正确地反映读者的需要，以提供给著作界，要根据促进进步文化与服务广大读者的原则来确立我们出版、发行、推广的政策”。他用简洁的语言说明了不同的出版业为实现不同的目的向著作界“订货”(也就是定选题组稿，现在叫策划)。最后，他要求“每一个在出版事业上工作的人……应该对于进步文化事业的发展自觉地负起责任”。（笔者注：此文写于1948年的香港，文中说到进步文化的地方，今天应该读作革命文化)
重读《著作界与出版界》，把我的思路带回到血与火的年代，回想起韬奋先生坚持进步文化出版工作坚贞不屈的忘我精神，胡绳同志继承韬奋开创的事业，兢兢业业，一直坚持到新中国诞生。他的《著作界与出版界》对于今天新一代的出版人如何摆正出版社与著作人的位置，如何辨别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类出版业的界线，仍然很有意义。可以告慰韬奋先生,胡绳同志的是生活书店的老同事，以及生活、读书、新知三家合并后的三联书店同人，仍然牢记着往日韬奋的教诲。
我虽然比较早读到胡绳的《新哲学的人生观》和《辩证法唯物论入门》，又和他同是生活书店的一份子，但接触的机会不多，直到日本投降，徐伯昕同志秉承韬奋“首先恢复书店”的遗愿，生活书店在上海复业，胡绳出任总编辑，那时候书店里有许觉民、方学武、毕青和我四个人的党小组，由胡绳领导，才得到和他多次见面的机缘。他的平和朴实，宽厚热诚，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1947年，国民党反动派加紧发动内战，加强法西斯统治，进一步摧残进步文化事业，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被迫撤到香港。三家书店的党员分别组成几个党小组，在胡绳直接领导下的有程浩飞、陈正为、倪子明和我四个人一个党小组。那时候，中国共产党在香港还是秘密的，所以不能在书店，也不能在同人宿舍进行党的活动，只能到胡绳家里开会。好在他的夫人吴全衡也是中共党员，又是生活书店重庆时期一名热情开朗而且非常活跃的女同事，她把书店里几个年轻的地下党员许觉民、方学武、诸侃、王健行(后来改名王仿子)称为小弟弟。因而进入她的家门可以无拘无束，小组会常常在有说有笑中开场和结束。这一年的冬天，党内开展“三查三整”的整风学习，气氛严肃起来了，查阶级、查立场、查斗志，每一名共产党员都要用马列主义的武器自觉地检查立场和斗志。胡绳主持会议，既严肃又平和，不急不躁，实事求是。我在没有感受到压力的情况下检查我严重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感悟到要做一名共产党员就应该做一个符合党员标准的真正的共产党人。
整风过后的一次闲谈中，胡绳向我说起，我是这次整风学习中的重点。天啊!我怎么会毫无察觉。既没有“棍子”打下来，又不见“帽子”扣过来，在我真诚地做过检查之后，就轻松愉快地过关。我相信，这是胡绳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贯彻实事求是精神的结果。
从1945年10月生活书店在上海复业，到1948年10月，生活、读书、新知三家书店合并这段时间，胡绳是生活书店的总编辑，又先后任中共上海文委和香港文委委员，领导生活、读书、新知三家书店的党的工作，以及在思想文化战线团结知识分子的大量的统战工作。他在十分繁忙的工作之余，又出版了《理性与自由》(生活版)、《思想方法和读书方法》(耕耘出版社)和《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生活版)。后者是一部深入揭示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下的中国政治的学术著作。
有幸再次回到胡绳同志身边工作是1950年12月，新中国第一家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人民出版社成立，胡绳出任社长兼总编辑，我由新华书店总管理处调任人民出版社经理室主任。在人民出版社的成立大会上，胡绳在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出版总署署长胡愈之,叶圣陶讲话之后致辞，又一次讲到出版社要想得到好作品，出版好书，“必须组织读者，组织作家，给作家们以写作上的便利和帮助”。出版社必须尊重著作人，帮助著作人，给著作人以便利，是胡绳在多年的编辑工作中形成的一贯的思想，也是他从事编辑工作、处理作家关系的准则。
胡绳同志如今永远离开我们了，他的数百万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历史著作，是留给我们的一大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他又是进步的革命的文化出版事业的开拓者，他的编辑出版思想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失去光泽，让我们共同来继承这份遗产，认真地回忆、研究和学习吧。
2000年12月
革命性和科学性结合的典范
王忍之
今天，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党校、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文献研究室、求是杂志社、人民出版社６个单位，在这里共同举办“《胡绳全书》座谈会”。
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胡绳全书》，结集了胡绳同志从１９３５年起６０多年间所写的有代表性的主要著作，反映了胡绳同志一生研究和写作的丰硕成果。《胡绳全书》的出版，是１９９８年学术文化出版界的一件盛事。
《胡绳全书》收集的文章，时间跨度很大，涉及问题十分广泛。尽管如此，在《胡绳全书》中，人们不难看到，这里面有一个一以贯之的“道”，那就是：胡绳同志始终用马克思主义指导自己的研究和写作；始终注重从事实出发，经过分析、提炼、概括得出符合客观实际的科学见解；始终把自己的研究和写作作用于推进人民的革命事业，推进社会主义事业，使之服务于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在胡绳同志那里，革命性和科学性决不是互相矛盾、不能并存的；相反两者得到了较好的统一，可以说是相得益彰。通过《胡绳全书》，胡绳同志为我们树立起把革命性和科学性结合起来的可资效法的典范。
《胡绳全书》里的文章还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它总是努力把道理讲得尽量的周到，论述到研究对象的方方面面，总是努力把道理讲得透彻、深刻、细致。当人们觉得道理似乎已经讲完的时候，胡绳同志的文章却往往能峰回路转，别开生面，把人们带进一个新的境界。而有着这样好的内容的文章，其表达形式却是十分的朴实，不哗众取宠，不虚张声势，更不以势压人。胡绳同志的文章，不是靠别的，而是靠思想的力量、逻辑的力量来说服人、征服人的。胡绳同志在国内外的众多读者中，在持有不同观点的学者中间享有盛誉，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胡绳同志是我敬佩的师长，我是胡绳的学生。尽管学得不好，但仍然获益匪浅。１９５１年我高中毕业，被分配在中学教历史。我主要是靠两本书，一本是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另一本是胡绳的《二千年间》。主要依据这两本书，我讲了近两个学期，大概还不算误人子弟。１９５２～１９５５年，我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在这期间较多地接触了胡绳同志在历史方面的著作和文章，如《论鸦片战争》、《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孙中山革命奋斗小史》等等。在这些著作和文章中，我开始感觉到了刚才讲的那些体会。此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读胡绳的东西愈多，这种体会就愈益加深，并努力地加以效法。１９５５年，我调到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胡绳任副主任。在这期间，我在近代史和形式逻辑方面所做的一些工作，都是在胡绳同志的直接指导下进行的。他对我的教育、引导、指点，我将铭记不忘。
本文是作者
领导·老师·“同学”
王梦奎
今天为庆贺《胡绳全书》出版举行座谈会，社会科学界这么多同志到会，群贤毕至，高度评价胡绳同志的学术成就，并且向年过八旬的胡绳同志表示敬意。在座的同志，如果说不是全部，至少是多数，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胡绳同志学术成就和治学精神的影响。我想借这个机会，说说我所认识的胡绳同志，说说我作为学生从他那里得到的教益。
不论在学术上还是在年龄上，胡绳同志都是我的长辈。胡绳同志是我的领导和老师。按照胡绳同志自己的说法，还有一层关系，就是“同学”。70年代末,有一次去看望胡绳同志,谈话间有一位我不相识的朋友来访,胡绳同志向他介绍说：这是王梦奎同志,我的同学。我看到来客不解的神情，接着说道：“五七”干校同学。来客会意，相顾而笑。
我从中学时代起，几十年来一直是胡绳同志著作的热心读者。我从他的著作中得益不少，在治学方法、分析问题的角度和文字表达技巧方面，一直把他作为学习的榜样，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
1964年我在北京大学毕业，被分配到《红旗》杂志社工作。胡绳同志是这个杂志的副总编辑之一，是我的领导。但他因为常发低烧，或许还有其他原因，实际上并不过问杂志的工作。用时下流行的时髦语言，就是“领导者缺位”，所以无缘同胡绳同志相识，只是下乡参加“四清”运动前在马列主义研究院听过他一次报告。当时阶级斗争的声浪越来越高，有人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是阶级社会，有人认为思想状况是划分阶级的标准，知识界人心惶惶。记得胡绳同志在报告中提出一个观点，说社会主义社会是还有阶级存在的社会，但不能说是阶级社会。我觉得机智，新鲜。
我真正认识胡绳同志，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红旗》杂志社打倒邓（力群）、胡（绳）、范（若愚），三位副总编辑都成了“走资派”。运动铺天盖地而来，胡绳同志更因为参加“二月提纲”的起草而受到牵累，处境艰危可想而知。他沉默而冷静，不论口号多么响，压力多么大，从未说过违背事实的话。中国共产党九大召开时，工宣队要他交代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他写了一篇对八大历史地位认识的理论性文字搪塞应付过去。追查反对陈伯达的所谓流言蜚语，他说都是些生活琐事，不便写。结果，那些如实交代的人都被陈伯达记恨在心，说是整他的黑材料，追查所谓“特档”，受到迫害。胡绳同志在恶劣的环境中机智地保护了自己，说明他是有政治经验的人，一个大智若愚的人。“文革”初期以扫地惩罚“黑帮”，胡绳同志1967年在一首题为《扫地》的诗中写道：“不待鸡鸣破曙光，朝朝拥彗出前廊。和风稍借三分力，夜雨微滋四角墙。功未到时尘不去，学无止境路还长。”以幽默和不屑的笔调吟诵这种惩罚，表现了作者临变不惊、镇定自若的精神。这种特殊人物在特殊历史条件下所写的特殊诗篇，我以为是应该编入当代诗选的。
1969年4月，《红旗》杂志社几乎全体工作人员都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起初气氛仍然是很紧张的。从陈伯达、林彪接连垮台起，气氛渐趋缓和，干校“同学”之间开始有些交流。我和胡绳同志有一段时间在一个劳动和学习小组，接触的机会多一些。这个时候我才知道，胡绳同志不仅是理论家和历史学家，也是一位诗人。他写诗，我们索要时他随便拿一片纸写给我们。其中有一首后来被误传为郭沫若呈毛泽东的诗，在社会上流传甚广。在他的带动下，几个人相互唱和，干校出现了一股“诗风”。我也是凑热闹的一个，但成绩不算好。胡绳同志这个时期的诗，虽然也有吟咏冬风夏雷，村居望雨，田间插秧之作，但绝大多数是感怀时事，鞭笞政治骗子、揭露泛起沉渣，或者是深刻反思与表明心迹的。《胡绳诗存》收有“文革”中所写诗四十多首，其中在“五七”干校写的有三十几首。他在诗中表达了重操旧业的热望和报效国家的雄心壮志。例如，1970年写的：“四海翻腾惊岁月，一身俯仰乱蓬麻。犹思挥笔追班马，不用频嗟发已华。”（《梦回故寓》）1972年5月写的:“疲马犹知思大漠，壮怀岂尽付流觞。”（《立夏》）同年11月写的：“伏枥犹存千里志，劳生岂为一身谋。”（《赠友人》）“明月任圆缺，晴云自卷舒。漏长堪夜读，频理旧残书。”（《深秋漫笔》）这个时候，他已经在酝酿《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的写作了。如果没有对历史发展的深刻洞察，没有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对前途抱有的坚定信心，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在这个时期，由于接触的机会比较多，我向他请教许多问题，特别是关于中国历史的问题，他都不厌其烦地作了解答，但涉及现实的问题他都婉转地回避了。在那样的社会环境中，这是不难理解的。我从他身上看到了希望，克服当时存在的消极悲观情绪，利用那几年的空闲时间读了一些书，至今感到受益匪浅。
从比大学本科时间还要漫长的“五七”干校“毕业”后，因为不在一个单位工作，各自忙碌，同胡绳同志见面和向他请教的机会少得多了。真正工作上的接触只有两次。一次是90年代初，胡绳同志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临时要我参加部分章节的修改和写作，在他领导下工作不长时间。胡绳同志为这部新时期最有影响、发行量最大的党史著作倾注了大量心血，不仅统改了全部书稿，还亲自动手写了部分章节。一次是我在国务院研究室工作期间，辑录一些文章大家的论述，为青年同志编了一本《怎样写文章》的参考读物，其中收录了胡绳同志的《漫谈读书、写作及其他》和《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以及他主持写作并定稿的《义理、考据、辞章》，1996年初内部印行和后来公开出版时，我都携样书登门拜访。1996年春节，我去看望他，滕文生、李传华、陈威同志已先期而至，大家都很高兴。这时胡绳同志的健康状况已不如前，刚从医院出来不久，但精神状态很好。他把打印好的几首新的诗作送给我们。其中一首写道：“京都回望百重楼，缥缈蜃宫天际浮。更有凌霄一支笔，朝云暮雨写千秋。”（《西山》，作者自注：“遥望市区建筑，电视塔最为突出。”）另一首写道：“生死比邻隔一墙，人间重到亦寻常。自知于世无多补，赢得余年看小康。”我为他在诗中所表达的积极、乐观而豁达的人生态度而感到高兴，自然也受到鼓舞。平时为数不多的拜访也常常讨论一些学术上的问题，对我来说都是学习的机会。
胡绳同志是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把革命性和科学性结合起来的模范。在社会科学领域，在这个时期或者那个时期，做出过这样或者那样贡献的人不少。在我们的革命队伍中，具有这一门或者那一门社会科学专业知识并有所成就的同志也不少。但是，像胡绳同志那样，从十几岁起，在60多年的漫长岁月里，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头，探索中国独立解放和现代化道路，在广泛领域里成果如此丰硕的人，是并不多见的。
胡绳同志是富有革命精神的理论家。他在回顾自己的写作生涯时说：“我一生所写的文章，虽然有一些可以说有或多或少的学术性，但是总的来说，无一篇不是和当时政治相关的（当然这里说的政治是在比较宽泛意义上说的）。可以说是‘纯学术’的文章几乎没有。对此我并不后悔。”（1994年6月作者为《胡绳文集》（1979～1994）》所写的序，《胡绳全书》第3卷上册）这并不是说，胡绳同志鄙薄和现实政治没有多少直接关系的纯学术的研究和文章，一切科学的探索都是他所重视和欢迎的，他的著作正因为具有科学性，或者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具有某些“纯学术”性，才更好地发挥了为政治服务的战斗作用；而是说，像胡绳同志这样从青年时代就投身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并且终生矢志不渝的人，理论研究只是他所选的武器，正如战士之持枪。他的不悔，我以为首先是坚持自己所选择的革命道路。他解放前在国民党统治区的论著有很强的战斗性，在新的历史时期他不顾年迈体弱，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行了许多可贵的理论探索，在国内外都有很大影响。胡绳同志强调研究工作的目的性，主张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不是为研究而研究，而是要为党和国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各方面的长远决策和短期决策起作用，在广大人民、包括广大知识分子的自我教育中起作用。（《社会科学研究工作所应起的社会效果》，《胡绳全书》第3卷下册，第788页）翻阅六卷九册《胡绳全书》，可以看出，他从17岁时所写的《报复》（1935），到晚年所写的文章，都是为解决中国所面临的现实问题而写作的。他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研究问题，评论和批评了各种社会思潮，是党在思想理论战线上杰出的专家。由作者亲自编定的《胡绳全书》，按照原貌收录了过去评论和批评时下被有的评论者做出甚高评价的某些著作和作者的文章，这不仅是尊重历史，有助于开展百家争鸣，也表明了胡绳同志几十年来一以贯之的革命精神。
胡绳同志是富有科学精神的革命者。作为理论家，胡绳同志是用自己的科学研究成果，用自己的渊博学识，来为革命事业服务的。他的论著是充分说理的。公式化、简单化和片面性是他所反对的。他的文章因此而能为更多的人乐于接受。基本完成于“文革”时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全书定稿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部专著，在当时“左”的路线甚嚣尘上，许多人迷惘困惑，有的人甚至随波逐流的条件下，这部著作没有受到“左”的影响，充分证明胡绳同志是具有高度科学精神的严肃的学者。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1957年以后他的写作越来越少。胡绳同志在《胡绳全书》第2卷的引言里写道：“从1957年以后，我越来越感到在我的写作生活中从来没有遇到过的矛盾。似乎我的写作在不是很小的程度内是为了适应某种潮流，而不是写出了自己内心深处的东西。我内心深处究竟有什么，自己并不十分清楚，但我觉得自己的头脑和现行的潮流有所抵牾。现在看来这种矛盾的产生是由于我不适应党在思想理论领域里的‘左’的指导思想。但我当时并不能辨识这种‘左’的指导思想。正因为我不理解它，所以陷入越来越深的矛盾。为顺应当时潮流，我写过若干与实际不符合、在理论上站不住的文章。写作这样的文章，不能使我摆脱而只能加深这种矛盾。由于这种矛盾，我在写作的方向和目标上感到茫然。这样，写作就越来越少。”这段剖白，也是一篇深刻的理论文章，真实地反映了一个正直而又认真思考的理论家的矛盾和困惑。以胡绳同志这样一位终生以写作为职业的学者来说，这些文章只是他的论著的很小一部分，在晚年还作了如此深刻的反思，这也是科学精神的生动体现。在中国一百多年来如此复杂而剧烈的社会大变动中，即使杰出的政治家和理论家，也难免有或多或少的困惑甚至失误。综观胡绳同志60多年的文字生涯，困惑和失误并不多，这是难能可贵的。
胡绳同志是文章高手，他的文风是值得学习的。文章有四种境界：深入浅出，深入深出，浅入浅出，浅入深出。深入浅出是最高境界，浅入深出是文章大忌。胡绳同志的文章，是深入浅出的模范。他继承前人的优良文风，讲究义理、考据、辞章，要求文章观点和材料的统一，要求材料的准确性，要求有好的表现形式。他的文章，观点鲜明，有独到见解，而又条分缕析，入情入理，读之如沐春风。像历史研究这样一般读者感到比较枯燥的题材，也被他写活了，外行人也愿意读。在“五七”干校期间，他写过“文风三首”。其一曰：“长文拖沓水无油，老妪诵经人尽愁。闻道有碑称没字，一言不着得风流。”其二曰：“味同嚼蜡厌浮词，波浅流孱故弄姿。不见大江东出峡，苍苍莽莽自雄奇！”其三曰：“条分缕析辨芒毫，破伪存真笔似刀。不学庖丁解牛术，弩张剑拔浪称豪。”每首都是针砭当时盛行的假、大、空的文风（很遗憾，这种文风现在还没有完全绝迹），半是表明自己的主张（我以为也是作者的经验之谈），以诗论文，都很精彩。读胡绳同志的文章，常有豁然开朗而又望尘莫及之感。
胡绳同志是理论界大师级的人物。“文革”前人们就称他“胡大师”了。当时他只有四十多岁，早已是名满天下的学者。他在社会科学领域孜孜不倦地奋斗60多年，影响了不止一代人。他的《帝国主义和中国政治》以及《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将会成为传世之作。《胡绳全书》的出版，为更多的人提供了向胡绳同志学习的机会。
我对《胡绳全书》的出版表示祝贺，并且祝愿胡绳同志健康长寿，为繁荣社会科学做出新的贡献。
本文是
附：
最 后 的 告 别
次日又接白小麦的电话：再次抢救，切割气管，眼下靠人工管道呼吸和鼻饲。我文件起草工作已经脱手，因预定
我们被安排住在东湖宾馆。白小麦拿来胡绳生平介绍草稿，我提了几处修改意见。据说王忍之、郑必坚、龚育之、陈威等曾先后前来探望。晚饭时见到先期而至尚未返京的丁伟志、郑惠和徐宗勉。徐是胡绳50年代的秘书，过去不认识，也是白发苍苍之人了。很自然地谈起胡绳的学术成就，谈起他近几年以顽强而乐观的精神对待疾病，景仰之余，不胜惋惜，感慨唏嘘。
我4日回京，5日即得到胡绳去世的消息。那颗硕大的充满智慧的头颅，停止了思考。20世纪中国社会科学界的一颗明亮的星，殒落了。
这些天来，胡绳的影子总是在我的脑子里徘徊。算起来，我和胡绳认识已经有30多个年头了。1998年12月，在《胡绳全书》出版座谈会上，我说了我同他的交往和我对他的认识。就个人关系而言，我和胡绳说不上有什么深交，但“文革”时期在“五七”干校那几年，共同度过的艰难时光却是终生难忘的。有一段时间我和他被编在一个小组，一起干活儿，一起在一间10平方米左右的房间里，每人坐着一个马扎，被军代表组织着无休止地开当时流行的各种各样的会，包括读“语录”、“揭批”（其对象多次转移）和“斗私批修”。在当时紧张的气氛下，彼此间不可能有多少交谈。直到陈伯达、林彪相继垮台后，气氛稍微缓和，才有一些交谈的机会。胡绳很少主动说话，但向他请教，多数能够得到回答。
有一次我问：哪一部关于中国历史的书可读？他说，邓之诚的《中华两千年史》。在当时整天讲“突出政治”和“革命大批判”的情况下，敢于做出这样的回答，是需要有科学精神和勇气的。邓是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著有《骨董琐记》，我1958年入北京大学读书时还健在，一个瘦弱的老人，常见他拄着拐杖，出入于东北校门，想是住在成府或燕东园，解放后不再教书。胡绳对他的情况似乎不甚了解，但显然看过他的《中华两千年史》。当时闲得慌，我读了一些关于太平天国的史料，甚至异想天开，暗自立下写一本关于太平天国史的宏愿，向胡绳请教许多有关太平天国史的问题。我由此获得许多关于中国近代史的知识。他同我谈论过孟森的《清代通史》，萧一山和简又文关于太平天国史的著作，简又文所编的杂志《逸经》和他的笔名“大华烈士”的来源。还谈到，太平天国失败后湘军被大批遣散，成为哥老会的重要来源，而哥老会后来又成为反清革命运动的力量。我真惊讶于他阅读之广泛，知识之丰富，见解之独到。胡绳当时还没有“解放”，已经在酝酿史学巨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写作了。我一直很后悔，未能利用当时终日相处的机会，向他学习更多的东西。
对于政治上比较敏感的问题，胡绳是竭力回避的。1958年毛泽东看了张春桥关于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文章，要胡绳找张谈话。《人民日报》转载张文所加的按语，就是按毛的意见写的。我问胡绳，毛对张文究竟是怎么说的。胡顾左右而言他，说：按语本身也可以做为研究题目。现在看来，像这样比较敏感的问题，当时是不适宜讨论的。但后来的20多年里我竟没有再问起这个问题，是件很遗憾的事。
最近两年，胡绳曾动议要我到中央党史研究室工作。他之所以有此动议，大概是因为，我曾经参加他所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的写作，对我的工作还算满意。虽然我未敢应命，说实话，还是心存感激的。在“五七”干校那一段的共同生活和这最后的告别，将会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在上海同胡绳作最后的告别归来，我吟成七律一首，记下当时的感受：
相对潸然满泪痕，荒村犹记共耕耘。
滩头寒暑艰难甚，茅屋晦明求索勤。
雨打风吹老当壮，天清日丽更增神。
胡绳《八十自寿》（1998）：“生逢乱世歌慷慨，老遇明时倍旺神。”
公今此去无遗恨，喜看小康已启门。
胡绳《遣怀》（1996）：“生死比邻隔一墙，人间重到亦寻常。自知于世无多补，赢得余年看小康。”
为人真诚的大学问家
邓卫中
胡绳先生的大名，我景仰已久。早在上大学时，就读过他早年写成而一直葆有鲜活学术生命力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等著作，同许多大学师生一样，深深地为胡绳先生精辟的论述和严密的逻辑所折服。真是做梦也不曾想到，我居然有一天能有幸为胡绳先生这位大学问家的新著当责任编辑。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通过考试调到人民出版社历史编辑室，领导交给我当责任编辑的第四部书稿就是享誉中外的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历史学家胡绳先生的新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我是个新手，要处理如此大名气的学者的专著，一开始颇感惶恐，但我初读书搞之后，就被作者深厚的学术功底和恢宏的理论水平紧紧地吸引住了。不多久，我到胡绳先生办公的地方——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林彪住宅毛家湾甲一号),同心仪已久的胡绳先生首次见面。他态度谦和，平易近人，同我很随便地聊一些学术界的现状，坦诚地谈了他对一些学术著作的评论，他表示很欣赏当时名气尚不很大的湖南师范学院林增平教授所著《中国近代史》(上、下)，完全没有高官的盛气和大名人的架子，更没有文人相轻的口吻，这才使我悬着的心渐渐放了下来。
在按出版程序审读书稿的过程中，我这个“初生之犊”不揣冒昧，对书稿中的一些地方直接用红笔做了修订。有老同事告诫我：应当先用铅笔提出处理意见，待作者(尤其是大名家)首肯后，再用红笔为妥。这时我又紧张起来，心想我的唐突之举可能要得罪胡绳先生了。然而，没想到我这个小编辑的粗浅之见，大多被作者采纳了。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出版以前，胡绳先生在该书的序言中，对包括我在内的一些同志表示感谢，认为：“给了本书作者以很大帮助”，我实在愧不敢当，再三推谢，但胡绳先生坚持不同意我删掉自己的名字，并通过他的老友孙洁人同志转告我：就这样定了。我只不过做了责任编辑应当做的工作，而且显然没有做得很好，胡绳先生如此尊重编辑的劳动，如此海纳百川的精神，如此提携后学，实在令我十分感动，更增加了我对胡绳先生的崇敬之情。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出版后，在史学界、理论界、教育界和全社会引起高度重视和广泛好评。党和国家的许多领导人也读了这本书，王震同志于
很显然，《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产生了极为良好的社会反响，刚出版头几年的发行量就达数百万册，创造了学术著作印数的新纪录。按照王震同志的建议，为方便部队官兵和青少年学习，由红旗出版社出了缩写本；为方便老同志阅读，人民出版社授权上海人民出版社印了4号字本。这部书被评为全国最佳图书，又获得“全国首届优秀青年读物及我所喜爱的社会科学新书”甲等奖。然而，据我所知，胡绳先生所得到的经济报酬，同他付出的辛勤劳动和此书产生的巨大的社会效益，是不成比例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上下册)共70万字，当时最高稿酬是每千字10元。出版社扣除了个人所得税、代作者打印书稿等费用后，交到作者手中的仅4000元左右而已；全国图书一等奖的奖金仅500元，归作者的只有区区200元之数。更值得说明的是，后来胡绳先生为了鼓励青年学子，把他多年积攒下来的稿酬捐献出来，设立了“胡绳青年学术奖励基金”，又把他毕生收藏的数万册图书无偿赠送给他抗日战争时工作过的湖北省襄樊市的图书馆了，胡绳先生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实在感人至深!
胡绳先生的人品、学问，都是“真”和“诚”的典范。这在我同他并不频繁的每一次接触中，都深切地感受到他的至真至诚。
1983年秋我申请调回成都工作。临离京前，胡绳先生特地派孙洁人同志到人民出版社为我送行，将他签名的著作《枣下论丛》、《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还有几个版本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送我作纪念，而且写下要我“指正”的字，真是令我汗颜!
1988年我出差去北京，到木樨地24号楼拜望胡绳先生，本来我在电话中说只占他10分钟时间，但我去时，胡绳先生很高兴，亲手为我沏茶、添水，他谈锋甚健，以致我在他家坐了一个多钟头才告辞。胡绳先生不仅关切地询问了我回四川后的情况，也谈了他对当时学术思潮的一些看法。胡绳先生认为，有些人在讲马列主义时，讲“认真学习”的少了点，而有些人在讲传统文化时，讲“全盘继承”的多了点；还有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对马列主义和传统文化全盘否定。他担心，这可能造成一些“后患”。事实的发展证明，胡绳先生确实是有先见之明的。
1994年8月，胡绳先生到成都公干。我当时刚动了手术，带着导管到金牛宾馆芙蓉楼去拜望他。我发现胡绳先生这几年突显老态，他跌跤后行动也不甚便捷。他见到我仍然是很热情，很高兴，当面送我两本他的新著《胡绳诗存》和《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并在扉页上写下“教正”的话，真让我受之有愧。我请胡绳先生为我主编的四川省文史研究馆办的《文史杂志》题辞，他欣然命笔，用6尺整张宣纸写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几个苍劲的大字。本来，胡绳先生此次蜀中之行并无到川南一带的计划，我建议他不妨去内江、自贡、宜宾视察文物古迹。我这微人的微言竟然被胡绳先生接受了，他改变了原先安排，专程到了内江的张大千纪念馆，自贡的盐业史博物馆和宜宾的蜀南竹海等地指导工作，给了当地极大鼓舞。胡绳先生虚怀若谷，从谏如流的精神，于此又见一斑。
不久后，听到胡绳先生患肺癌动了大手术的消息，使我焦虑万分，给胡绳先生写信问候，祝他早日康复。当时我正在主编一部列入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八五”科研规划重点课题的《历史科学与爱国主义教育》，我向胡绳先生的秘书探询，可否请德高望重的胡绳先生为此书题写书名，而且我很希望能珍藏一幅胡绳先生的墨宝。信发出之后，我又有些后悔，觉得我的这些奢望很难得到满足，但又一次出乎我意料的是，胡绳先生在病房里为《历史科学与爱国主义教育》题写了书名，不久又寄来了一幅他手书的条幅：
京都回望百重楼，飘缈蜃宫天际浮。
更有凌霄一枝笔，朝云暮雨写千秋。
北京西山作小诗
邓卫中同志哂正
胡绳1996年9月
更令我感动的是，胡绳先生出院不久，于
……
往事如烟，历历在目。
当胡绳先生不幸病逝的噩耗传来，我陷入沉痛的悲伤之中。胡绳先生的音容笑貌，清晰地浮现在眼前，勾起了我无限深情的回味。
胡绳先生是全国政协副主席，位居国家领导人之列。他在学术界是大学问家。而我只不过是当过他的一部著作的责任编辑的小知识分子，他与我之间真是有霄壤云泥之别。然而，胡绳先生对我又是如此关心和厚爱，体现出他练达的人身修养、崇高的精神境界和堪称楷模的为人道德，在让我感到无比温暖和无限感动的同时，又受到生动的教育和深刻的鼓舞。
胡绳先生驾鹤西归了。他用心血浇灌的学术园地，必将会繁花似锦，硕果满枝。
胡绳先生的道德文章，是我们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将永驻人间，永葆青春，永放光华!
2000年12月
与时俱进：胡绳学术晚年的新辉煌
石仲泉
一年前，敬爱的师长、前辈，湖北襄樊市的先贤、中央党史研究室的主任胡绳同志离开了我们。今天，中共湖北襄樊市委和中央党史研究室在这里举行“胡绳同志逝世一周年座谈会”，缅怀胡绳同志的革命业绩，研究他的学术思想，表达我们这些晚辈后学的哀思，这不仅是对他个人的纪念，而且对于宣传江总书记“七一”讲话和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要求全党必须坚持与时俱进的科学马克思主义观，推进党的理论宣传和文化学术事业向前发展，也是有意义的。
这次纪念座谈会也是一次学术讨论会。下面我想谈谈对胡绳同志学术思想的看法，要讲的题目是：《与时俱进：胡绳学术晚年的新辉煌》。
第一个问题：新时期的“胡绳现象”
胡绳同志从中学时代就开始从事学术活动。从他发表第一篇文章算起，到他2000年封笔出版最后遗作《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差不多近70个春秋。他的学术历程，与我们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走过的历程，几乎是相似的，既有意气风发、文思泉涌、新见迭出、著述连篇的凯歌行进年代，也有迷惘困惑、思想压抑、茫然无从、写作贫乏的逆境难熬岁月。他的学术生涯大致可以分为这样三个阶段：从1932年到1956年，这是他才俊崭露、驰骋文坛、大器早成的时期；在而立之年，以发表《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而誉满学界。从1957年到1977年，这是他的思想“和现行的潮流有所抵牾”，“写作在不是很小的程度内是为了适应某种潮流，而不是写出了内心深处的东西”，因此，处在从未遇到过的矛盾中，相当长的时间写作“几乎是个空白”的时期。从1978年一直到2000年，这是他的学术活动焕发青春、与时俱进、旺神求真，奋追“班马”、成为“理论大师”的时期。这三个阶段大体各占1/3，但是其学术影响却不是各占1/3。胡绳之所以成为“胡绳”，主要是一、三两个时期。其中间20年，他与同辈的绝大多数学人一样，遭遇了难以逃脱的厄运，那厄运主要是历史造成的。
所谓“胡绳现象”，不是指的一、二时期，而是就第三时期言的。“文革”后期，胡绳恢复了工作。粉碎“四人帮”后，受到他所在的那个单位的工作的影响，他曾在涉及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理论务虚会上说过错话，并遭到当时思想很解放的同志的激烈批评。在他看来，他当时的意见是从维护大局出发的，但未曾想到，自己竟“成了桃花源中人”，思想落后于实际一大截。这对他的教训太深刻了。甚至可以说，正是有了这次经历，使他终身受益。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能够与时俱进，在学术上大放异彩，不能说与此没有关系。胡绳同志是哲学家，辩证法烂熟于心，哪能不懂得坏事变好事！历史有时就是这样爱捉弄人。曾几何时，批评过他的同志，有的在后来“解放”过了头，步入歧途，变成了“民运分子”，被历史所抛弃；有的与胡绳同志反向而行，发生了位置的转换，固守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对深入进行的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持有异议，从而，站在了历史前进的对立面。胡绳同志的难得之处在于，在这20多年，他的思想与党同步前进，适应党的事业发展的需要，在学术研究上做出了三大主要贡献。
第一，出版了《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近代史巨著。一版再版，多次印刷，发行了300多万册，是新时期发行量最大的历史著作，被社会各界一致公认为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优秀读物。在前些时候的一次社会调查中，被广大青年推选为新中国成立以来10本最受欢迎的社会科学读物之一。
第二，主编出版了《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这是获得学术界普遍公认的中国共产党通史的权威性本子。江总书记和锦涛同志是以这个本子作为一个参考系来掂量我们最近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简史》的。乔木同志生前在审读之后对《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称赞不已，认为写得可读、可信、可取，有质有文，新意迭见，明白晓畅，严谨切实，既实事求是地讲出了历史的本然，又实事求是地讲出了历史的所以然。因此，它也多次获奖，其发行量达到了800万册，成为新时期发行量最多的党史著作。
第三，发表了一系列有深度、有新意、有创见的理论文章，对中国社会主义的重要发展问题，对邓小平理论的许多根本问题进行了阐发。这些文章大多集结在《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这本小册子中。此外，还可以加上4篇。一是《关于防“左”》；二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三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意义》；四是《从党的历史看中国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这一共至少有15篇文章。就这15篇文章言，都不是人们司空见惯的那种抽象的空泛议论，而是极有针对性地回答现实生活中提出的重大疑难问题。胡绳同志以历史学家的深邃眼光和哲学家的辩证思维，立足于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宏观地把握改革开放的发展趋势，对党在新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做深入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缜密的阐发，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寓于通俗易懂的文字表述之中。这些文章具有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历史与现实息息相通的鲜明特点，将邓小平理论的研究和宣传推进到一个新水平，因而做出了独特的、为他人所难以替代的贡献。
从自然规律言，人到耄耋之年，往往难以接受新观念、理解新事物，从而容易思想僵化、墨守成规。然而，胡绳的晚年却不同。他不但老骥伏枥、勤奋笔耕，而且与时俱进、开拓进取，不断地向一个又一个学术高峰攀登。特别是在90年代后期，他以80高龄且身患绝症之躯，在以顽强的毅力与疾病做斗争的同时，还继续勤于思索，对一些有重大影响的党史理论问题提出新的见解。尽管他的个别观点在学界有不同意见，但是他的这种执著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和革命风范，却不能不令人深为感佩。小平同志在重新恢复工作后曾经说过：作为一名老的共产党员，还能在不多的余年里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在我个人来说是高兴的。我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
从我与胡绳同志20多年的接触所感受到的，他也是这种价值观念。他完全可以像小平同志说的做另外的选择，或者像有的老同志、老理论家那样，发发议论、讲讲意见就可以了，何必还像中青年时期那样夜以继日地伏案爬格咧。特别是在他年老病重之后，该全休了！但是，他没有做这种选择。这是因为他患有写作癖吗？非也。他虽然大半生吃的是写作饭，但并不是写作匠，而是博古通今、览读群书的大学者，且“束发从学，窃好吟咏”，具有诗人的才华。因此，他也可以泛泛阅读作消遣，或以寻章吟哦排闲情。但是，他也没有选择这种轻松的生活方式。怎么解释他的学术情结呢？这只能说是一种追求吧！请读他的诗作：“揽镜居然八十春”，“老遇明时倍旺神”；“此心不与年俱老”，“尘凡多变敢求真”。“自知于世无多补”，“伏枥千里”志“犹存”；“朝云暮雨写春秋”，“繁花争笑白头人”。
可能有熟悉胡绳同志诗作的会说，在他的诗集里没有这样一首诗啊。是的，但是，就这里的每一句而言，却都是他的。我只不过是将他的多首诗句集结在一起而矣。因此，诗中所言之志，百分之百是他的思想情怀，表达的是他晚年的精神追求。正是这样的一种驱动力，使他置生死病痛于不顾，“一笑癌魔何奈我”，“苍苍莽莽自雄奇”。
什么是“胡绳现象”呢？在我看来，这就是他与时俱进，解放思想，一往无前，老益弥坚，攀登高峰，不断创新，终于铸就成最后20多年学术的新辉煌。这在当代中国理论界是个奇迹！这在中国学术史上是个奇迹！
第二个问题：胡绳晚年的一些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
这里从中国近代史和党史理论问题说起。胡绳同志作为历史学家，既以近代史的巨著而享有盛名，又以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之职长期领导全国的党史研究大军。他在研究近代史和主持编写《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等书的过程中，及其此后，对一些近代史和党史理论问题有新的思考。有些见解很富新意，推动了近代史和党史学科建设的发展。在阐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些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的文章中，通过总结经验也提出了不少新的思想观点，对我们党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起了重要作用。这里主要论列以下13个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
（一）关于中国近代史的革命、改良和现代化
在中国近代史上，革命战争连绵不断，但贬斥、否定革命之声从未间断，在80年代曾鹊噪一时。胡绳同志说：一些人认为改良是比革命更好的方法，不应当推崇革命。但历史事实是，在社会政治发展中，当改良受挫时才发生革命。对于革命和改良，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条件而作抽象的价值评估。当改良和改良主义作为推动社会进步的步骤和方法，在同旧势力斗争时是有积极意义的，在客观上有为革命作前驱的作用。但是当革命形势已经出现、革命烽火已经兴起的时候，改良主义如果将斗争锋芒指向革命，旧势力就会利用改良主义来抗拒革命，这时的改良就起着否定革命的作用。因此，中国近代史上的改良主义常常是有两面性的。
关于以现代化作主题来写近代史的问题，胡绳同志极表赞同。但是他认为，以现代化作中国近代史的主题，并不妨碍使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反之，如果不用，近代史上有关现代化的许多复杂问题则是很难解释清楚的。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中国近代史上的现代化问题有两种倾向。一是帝国主义允许范围内的现代化，即不触动旧制度的根基，在某些方面极有限度地进行向资本主义制度靠拢的改变。二是突破帝国主义所允许的范围，争取民族的独立自主来实现现代化。尽管这两种倾向难以分辨，但却泾渭分明。洋务派属于前一倾向最早的代表人，维新派则是后一倾向的先驱。要说清楚这些问题，就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那种认为中国如果经过几十年殖民化过程，就会实现现代化，是一种极端无知的昏话。
胡绳同志的这些观点，也许比较传统。但这正表明在需要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他的立场和观点极其鲜明。对不正确的观点，不是作空泛的批评，而是以深入的分析给人以启迪。
（二）关于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进行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论争
这场论争在过去的党史书上被称为“三大论战”之一，做了完全充分的肯定。90年代初，在他负责抓的那两本书中，他已对传统的评价做了修正，在积极肯定这场论争的同时又指出了其存在的缺点。从1995年3月发表关于撰写《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书的谈话开始，胡绳就在对这个问题进一步反思；到1998年底他发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演讲时，又做了新的阐发。他一方面指出：梁启超、张东荪批评社会主义的高谈阔论中虽然夹杂着近似于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某些话，但就其总体来说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将此前讲过的中国初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弱点做了展开阐述。他说：中国初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弱点在于，对中国社会状况还缺乏全面的了解，因而不能像我们现在所说的，从国情出发，论证中国在向社会主义前进的过程中，还要适当地利用资本主义。他们不懂得梁启超等人的错误，不在于说中国现在还不能实行社会主义，而在于认为既然不能马上实行社会主义，就不需要社会主义者，不需要社会主义思想，不需要成立共产党，应当一心一意搞资本主义。为驳斥这种观点，需要做更多的马克思主义分析，而不能只是痛斥资本主义的罪恶，并以此来说明中国应该立刻实行社会主义，否则就会染上民粹主义色彩。这个观点的提出，显然是总结了后来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所犯的这方面错误，而在理论认识上去做追根究底的深层思考。
（三）关于“中间势力”
胡绳同志发表关于撰写《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书的谈话，1995年3月开篇就讲这个问题。一个月之后，又做了展开性的阐发。他认为，讲中国革命，应当讲“三个角色”，而不只是两个角色，即多了一个中间势力。当然，这个中间势力在不断分化之中。对于中间势力，过去一般都是讲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以及它们的代表人物。胡绳同志认为，中间势力在旧中国包括的阶级、阶层、政治党派和社会力量很广，是一个很大范围。过去说工农是中国革命的天然的依靠力量，事实上，就阶级说，它们是革命的；但就具体的人说，它们当中大多数在政治上是处于中间状态，既可以走社会主义道路，也可以走资本主义道路，只有做工作之后才会跟着共产党走。就全国的政治分野来说，像新文化运动后期的胡适，我们不应当将他划入右派营垒，他实际属于中间势力。“问题与主义”之争，不是敌对双方的斗争，而是朋友之间的争论。梁启超、张东荪反对搞社会主义革命，主张先发展资本主义，胡适提倡“好政府主义”，对这些观点可以批评，但不好说他们是反动的。胡适的“实验主义”也并非全无道理，他讲的不都是西方的实用主义哲学，“如说凡事都要问一个为什么，这有什么错呢？又如‘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恐怕也应当说是对的”。“自然科学都是先要提出假设，然后一个一个去求证的。应该说这是一种科学研究的方法，用这八个字来概括也许不那么准确、周到，但比较通俗易记”。这样的看法，你说我们就没有想过？也不是。但是，第一，我们没有这个理论勇气，顾虑比较多；第二,我们思考得没有胡绳同志那么深入和清楚，道理讲得不充分，也就缺乏胡绳那样的理论勇气了。有这样的理论勇气和胆识，正是胡绳同志与众不同的地方。
（四）关于新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
早在1995年讲“三个角色”的谈话中，胡绳同志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说：新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对资本主义的态度。在建国前，毛主席是逐步走向真理的。当毛主席提出新民主主义论时，其认识水平高过了党内其他人。他是第一个说中国资本主义不是多了、而是少了，还要发展它的人。到1998年底他发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讲话时，这个观点更明确了。他说，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年代长期没有解决好对于资本主义的认识问题，30年代前期的“左”倾机会主义，就其急于消灭资本主义而言，其基本性质是民粹主义。毛主席是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第一次提出新民主主义概念的，是我们党内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坚定地、透彻地反对民粹主义的第一人。正因为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毛主席有一系列明确的论述，这就从指导思想上保证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与此相联系，胡绳同志还谈到了建国以后革命和建设发生的问题，认为在50年代也滋长了曾经批判过的急于消灭资本主义的思想，就此而言，也可以说有点染上了民粹主义的色彩。这就提出了一个有重大影响的问题。于是，一石激起千层浪，有人说胡绳同志否定了社会主义改造，有人说胡绳同志给毛主席脸上抹黑，云云。那么，胡绳同志的本意果真如此吗？只要通读胡绳同志的全篇文章，通读《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一书，通读他主编的《七十年》，根本得不出这个结论。就我参与主持的经他审改过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卷稿来说，也不存在这个问题。传言代替不了事实。我可以负责地说，他写的文章和著作，都是遵循第二个《历史决议》精神，基本肯定三大改造的。那么，他所说的急于消灭资本主义是染上了民粹主义色彩，是什么意思呢？按照我的理解，这是从总结经验教训的角度而言的。总结经验教训着重讲缺点，分析原因，丝毫不等于是否定成绩。这是
（五）关于抛弃苏联模式与20年间发生的“左”的错误
从5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决心按照中国自己的情况，走出适合自己情况的社会主义道路。从后来的历史发展看，就出现了两个方面的情况。一是中苏两国间的矛盾逐渐激化，甚至发生边境军事冲突，造成两国间关系破裂近30年。二是从1957年开始，中国就发生持续的“左”的错误，特别是出现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两次全局性的严重错误。那么，怎样看待这段历史呢？它与抛弃苏联模式是怎样的关系？能否说与其出现这样“内外交困”的局面，还不如当初不做出冒风险的选择？这是在评价中国探索社会主义道路历史时不能不回答的问题。这样那样的答案都有，但往往顾此失彼，难以说圆。胡绳同志开始在《论中国的改革开放》一文中，随后又在《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等文中，都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中国抛弃苏联模式当然会对两国关系发生影响，也可以说要冒相当大的风险。因为苏联那时奉行大国沙文主义政策，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又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头儿，且当时国内普遍存在着对老大哥的崇敬。因此，这是党的最艰难的决策之一。但中国是一个与任何欧洲国家都不同的落后的东方农业大国，建设社会主义不能不独立地进行探索，因而也就不能不冒点风险。对中国闹独立性，老大哥自然不喜欢，因而在中国搞“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之后，就对出现的缺点错误进行并非真诚帮助的同志式的批评，而是带有嘲弄、侮辱性的攻击，其间又发生了“联合舰队”、“长波电台”这样涉及中国主权的争论，再加上意识形态的分歧，从而造成两国关系的紧张直至破裂。就意识形态的分歧而言，双方都有错误，但就中国维护国家主权、不做苏联的“卫星国”而言，则是正确的。这是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必须维护的利益，何况中国还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呢！这些分析大抵是小平同志的观点。胡绳同志回答这个问题的新意在于提出了一个反证。他说：在1989年以前，也许还有人怀疑这个决策是否必要，但是经过了1989年到1991年从东欧到苏联的一系列剧烈的变化以后，恐怕再没有人能低估30年前中国共产党在中苏关系上做出的决策。如果那时不做这样的决策，中国就会成为苏联的一个大“卫星国”，“最后，中国就会在80年代末，不可避免地成为从莫斯科开始倒下的多米诺骨牌中的一个！”将50年代独立探索的决策，放在数十年的整个历史进程中来论述，更展现了当年决策的必要性。这样的分析令人不得不服。
对于抛弃苏联模式以后出现的长时间“左”的错误，胡绳同志的分析也有独到之处。他说：由于独立地探索自己的道路，没有经验，犯了许多错误，及至在“文化大革命”中使一个好端端的国家出现“天下大乱”的局势，其后果当然是严重的。出现这些错误的发端虽然是由于另辟蹊径，但是，发生这些错误的实质却不在于此，而是错误地运用了过去中国革命中的群众斗争、阶级斗争的经验，以为将开展群众运动的办法，搬用在生产战线、政治战线，就可以增进社会活力，而使中国的经济发展得更快，结果却是适得其反。胡绳同志强调，这20年虽然犯了许多错误，但获得的经验教训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开辟了道路。当初的独立探索，固然没有使我们立刻避开苏联模式的弊病，并且在后来的探索中还犯了严重错误；但是，没有当初的独立探索，就不可能有20年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进行的探索，后来的探索正是对前者的继承和发展。这个时期的亲身体验，“给了我们在任何学校都不能学到的深刻的教训”，从而更加使人感到：既要避免苏联类型的社会主义模式的错误，又要避免犯另一方面的错误，这种经验是太难得了。这又证明，当初下定抛弃苏联模式的决心，从长远眼光来说是多么正确的决定。经过胡绳同志这样一分析，抛弃苏联模式和20年“左”的错误，看似有因果关系的两件事，其实没有必然的联系。这样的层层“剥笋”，将一个极其棘手的难题说清楚了。这充分表现出他以辩证思维驾驭复杂问题的卓越才能。
（六）关于“左”倾思想供奉的社会主义“女神”
胡绳同志在总结党探索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时，对所犯的“左”的错误在多篇文章中进行了分析。他在1983年发表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国情》中说：《历史决议》对“左”倾错误的复杂的社会历史因素已作了论述。从“左”的错误应得到的教训是，不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而只凭片面理解本本中讲的社会主义的一般规律，是决不能正确指导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如果根据一般规律而去做出这样那样的设想，那就实际上在供奉一尊“最革命”的、“最纯洁”的、“公平”的社会主义“女神”，使美好的愿望丧失了必须具有的唯物主义基础。以此作为指导方针，就只能把本来可以做好的事做坏；以为只靠群众运动，就能创造出“最纯洁”、“最公平”的社会主义社会，就只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空想。在11年后写的《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等文中，胡绳同志继续指出：以往的空想社会主义，都是在低下的生产力的基础上考虑公有制,因而几乎无不主张贫穷的社会主义。它虽然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但在现代生活中是绝对有害的。马克思主义所以能将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其根本点就在于要把公有制建立在高度发展的、比资本主义社会更高的生产力的基础之上。因此，那种“趁穷过渡”的思想实质上就是搞贫穷的社会主义。邓小平强调发展生产力，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扭住不放，这就破除了“对贫穷的公有制、贫穷的社会主义的崇拜，是完全符合于马克思主义原理的”。这样的分析极富见地，既表现了胡绳同志的马克思主义的深厚素养，又展现了他忠诚于马克思主义的无畏胆略。
（七）关于党的指导思想的两个发展趋向
这是在《七十年》中分析八大以后10年的历史时首次明确提出的。当时写道，党的指导思想的两个发展趋向是：一个为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这是指党在探索过程中形成的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理论观点、方针政策和实践经验；另一个为错误的，即在探索过程中形成的一些错误的理论观点、政策思想和实践经验。这两个趋向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许多时候是相互渗透和交织的，不但共存于全党的共同探索过程中，而且往往共存于同一个人的认识发展过程中。在全党，有时这种趋向比较占上风，有时那种趋向比较占上风，或者不同趋向同时在不同的领域并存。10年中“左”的错误的积累和发展，到后来压倒正确的发展趋向，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动；10年探索中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发展趋向也在积累，为后来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实行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做了一定的准备。这个思想既遵循了《历史决议》，又把《历史决议》里叙述的那个思路和乔木同志的一些想法，做了较为深入的发挥，突破了过去比较简单化的两条路线斗争模式，因而获得党史界大多数学者的公认。胡绳本人在谈到这个思想时指出：两个发展趋向的分析，也许至少是提供了足以贯穿社会主义时期历史的一种看法。根据这个思想，三年之后，他又对其在“文革”中的表现形式做了新的阐发，提出：讲“文革”时，要讲那时不光有“文革”，还有反“文革”的倾向。从领导干部到群众，从知识分子到工农，党内党外都产生了反“文革”的倾向，这种倾向是以特殊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就是毛主席本人对“文革”的态度有时也处于矛盾状态，因而会萌生反“文革”的倾向。比如，对邓小平开始打倒，后来起用，就说明了这一点。既依靠“四人帮”坚持“文革”，又对他们进行批评，也说明了这种状况。“总之，因为‘文革’的基本观点是错误的，所以它不能也没有一统天下；因为反‘文革’的倾向在党内、在人民中不断地滋生和发展，所以最后是我们党用自己的力量解决了问题，克服了错误，而且得到群众的一致拥护”。胡绳同志的这个思想，我们这几年在撰写建国以后的党史书稿时做了具体贯彻，在写“文革”历史时强调了党内和群众在这个时期的各个阶段上对“文革”的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怀疑、抵制和抗争，努力对这个特殊年代做出更全面的反映。
（八）关于对毛泽东的评价
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时，胡绳同志发表了一篇振聋发聩的重要讲话，即对毛泽东本人讲过的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做了修正。毛主席在1976年6月，即逝世前的三个月，曾对他的一生作过回顾。他说：我一生办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民主革命的胜利，取得了政权；另一件事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对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
胡绳同志首先对毛主席讲的这两件事做了翔实的阐述，指出“历史的评定是：前一件事是改变中国的悲惨的、痛苦的命运，造福千秋万代的伟大胜利。后一件事却是巨大的错误和巨大的失败”。然后，又明确指出：后人纵观毛泽东的一生，不能同意他自己所做的这个概括，不能同意把他的后半生概括为“文化大革命”这个巨大的错误。那么，应当怎样评价毛泽东的后半生呢？胡绳同志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说：毛泽东的后半生在努力“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的道路，却没有能够达到应该达到的目的。虽然在他的探索过程中，经历了许多曲折，并且造成了‘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错误，但是历史不能忘记他首创进行这种探索的伟大功绩。”胡绳的这个分析别具匠心，表现了他过人的政治智慧，为我辈望尘莫及，自愧不如，确实是我们的“理论大师”。那些在“民粹主义色彩”问题上对胡绳同志的批评，自诩为是维护毛主席的，但在什么时候做出过这样的分析和评价？在批评胡绳同志时，为什么不首先掂量掂量这个评价的分量？这难道是对毛主席的否定吗？我看，这个维护超过了那些“维护者”，说出了代表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心声的新话。这是胡绳同志对我们党的一个伟大理论贡献。
（九）关于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的分期和研究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的目的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的80诞辰。对党的80年历史如何分期，将党的创立到新中国成立作为一个时期，没有不同意见。对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历史，是以1976年粉碎“四人帮”，还是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划分历史时期的界碑，则存在着严重分歧。这是“七一”讲话之前党史界争论较多的一个问题。江总书记的“七一”讲话对此有了明确说法，这个问题可能解决了。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社会主义时期党史分期的标志，最早是小平同志在1979年3月作《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提出的，以后一直坚持这个观点，讲了十多次。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决议以来的重要文献也是这个观点。江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讲话也是这么讲的。但是从把这个政治论断具体运用到如何写党史来说，是胡绳同志第一个提出的。在《七十年》的结束语中，对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历史，就是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的。胡绳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所以能够成为划时期的坐标，就因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一方面将以往的好的经验和思想加以继承、发扬光大，另一方面又深刻地总结以往犯错误的经验教训，得出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到1994年，他进一步指出：把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划分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的标志，将此前后分为两个大时期，这样的分法与《历史决议》的精神是相符的。从形式上看，这是编写党史的划分章节问题，但实质意义是要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地位突出出来。现在来看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意义，比写《历史决议》时要清楚得多了，内涵丰富得多了。它可以同1935年的遵义会议类比并论，这是党的历史上的两个伟大转折。也许现在还没能完全认识它的历史意义，以后会看得更加清楚。因此，建国后党史的分期问题表面看来是一个提法问题，实质问题则是胡绳同志所提出的，是要不要突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地位问题，因而也是一个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如何评价的问题。这才是要害。胡绳同志抓住了这个关键。
正因为如此，胡绳同志强调研究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的目的，首先就是要用历史事实来论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路线方针是正确的，说明为什么要坚持这条基本路线和怎样才能坚持这条基本路线。此外，还要说明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胡绳同志认为，这个长期性的含义包括三点，一是时间长，比民主革命需要的时间长得多。二是曲折性，不可能是直线的发展，而是在迂回曲折中前进。三是艰险性，即使基本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在具体实践中还可能遇到各种艰难险阻，客观环境会有种种艰险，主观上也可能有失误。他说：研究社会主义党史的全部工作，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动摇，尽量避免大的失误。这样的分析，将我们对研究社会主义党史的目的性认识推进到了一个更深的层次。这既表现了他分析问题的深邃性和细密性，也表现了他在党史中讲政治的鲜明性和坚定性。就此而言，也可以说，胡绳同志是在党史研究中第一个提倡应当怎样讲政治的。
（十）关于党的“左”与右的倾向
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提出“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这一惊世骇俗的论断之后，在党内产生了强烈的震撼。霎时间，各种议论都有。这一论断，现在可以说是对党的80年、特别是建设社会主义达半个世纪的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在10年前，尽管获得了党内外绝大多数人的热烈拥护，但怀疑和反对之声不小。直到如今也不能说已在全党统一了认识，对“七一”讲话关于党的建设的新看法表示明确反对的现象，就说明了这一点。正因为如此，最近召开的十五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的决定》才又重新加以强调。在当初，大家尽管衷心拥护，但如何讲清楚令人信服的道理却并非易事。在南方谈话传达仅仅50天，正是各种意见纷纭的时候，胡绳同志发表了《关于防“左”》的讲话，以后又撰文继续论述这个问题。他从党的历史经验出发，针对人们的思想困惑，深刻地说明了当时“左”的内涵和产生“左”的原因。他指出：所谓防“左”，一防以阶级斗争为纲。用阶级斗争为纲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指导方针，用搞革命的办法来发展生产力，“只能说是开错了药方”。二防对改革开放动摇。要动摇的人，就是要回到“文革”以前。“文革”以前，固然也是建设社会主义，但发展速度缓慢，且有一些错误的东西，其结果就是导致“文革”。因此，他强调，防止这两个方面，就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基本路线不能变。要警惕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但不能用“左”反右。关于“左”的原因，他支持乔木同志，破除了那种简单地归结为小资产阶级思想反映的传统说法，认为小资产阶级在中国很复杂，可以产生各种倾向，不见得一定就产生“左”的东西。
与此相关，还有一个说法，即只要站在无产阶级和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就一定不会犯错误；一旦有错误，就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他指出：站在无产阶级和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的人，即使真站稳了，还可能由于对形势的估计不准确，看事情的认识有偏差，也会产生这样那样的错误，甚至是严重错误。过去那样的分析太简单化，不仅无益而且有害。对于右的阶级根源，他也不赞成简单地归结为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这种“阶级分析”，正是产生“左”比右好的“阶级根源”。他认为，犯右的错误不一定要找上述的阶级根源，比如陈独秀，说他代表资产阶级反对革命，没有什么根据；就是王明在抗战初期犯右的错误，也不好说他是代表资产阶级。这都与共产国际有关。党内错误，有的有阶级根源，有的“可以由于认识偏差而产生”。要纠正党的倾向性问题，需要研究一些思想理论问题，既结合历史经验，又结合实际来说清楚。胡绳同志的这些分析，破除了若干传统观念，对一些重要的思想理论问题起到了拨乱反正的作用。
（十一）关于从党的历史看党的伟大、光荣、正确
毛主席在1951年党成立30周年前夕，提出：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少奇同志在随后召开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做了说明，指出这个提法是就党的总体、党的主导方面说的，不是说党没有问题。这次开会，就是要解决在组织建设上存在的问题。此后，这成了我们党的一个重要的政治口号，几乎年年都要讲它。但是做政治论断者多，做理论分析者是寥若晨星。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严重错误之后，怎样来认识这个问题，则没见任何理论著述。因为难度太大，要把许多事情说圆、服人，在一般人看来根本不可能。也有人想作这个文章，但提起笔来一筹莫展。胡绳同志在五年前纪念建党75周年之际，发表《从党的历史看中国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的讲话，第一个对此破题作答。他针对人们的思想困惑，从历史和理论相结合的角度，作了精辟的分析。他指出：这里的关键是“正确”二字，说党是正确的，并非讲一贯正确，对于党的路线也是如此。因为毛主席提出这个论断时，我们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有两次路线错误。我们党在探索社会主义过程中，尽管犯过严重错误，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不仅纠正了错误，而且使国家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个成就跟过去相比毫不逊色。因此，更有把握地说“我们党是正确的”。
对于党内存在的阴暗面，胡绳同志说：从党的历史看任何时候都有，大革命失败后大批人脱党，白区工作出叛徒，战争残酷时有人开小差，这不都是阴暗面？说现在的阴暗面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这是不对的。那种认为应当绝对正确、绝对纯洁、绝对不存在任何阴暗面的现象，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有。他还指出：讲党的伟大、光荣、正确，是就党的全部历史说的，没有例外的时期。因为每个时期都有两种发展倾向，区别在于占主导地位的情况。党能在长期的、艰难的、曲折的、复杂的斗争中，克服包括“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错误，这正是党的伟大、光荣、正确之所在。经过这一番分析，许多同志顿开茅塞，破疑释惑，能够理直气壮地讲这个问题了。
（十二）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
这是始终贯穿胡绳同志晚年学术的一个研究课题。《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所选的11篇文章，几乎没有一篇不涉及这个问题。他对这个问题研究的面很广，几乎可以说达到全方位，并且以独特视角提出了许多新的思想。
——关于近代中国历史的不幸与幸运。他说：中国没有能够从封建社会转成资本主义社会，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国家，且遭到所有帝国主义列强的蹂躏，这是历史的不幸；但是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开辟出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使社会主义的理想追求变成为现实社会，这又是历史的幸运，尽管注定要遇到许多特殊困难。这是对于那种“殖民地现代化论”的再批判。
——关于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胡绳认为，不能靠抽象地、一般地比较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优劣，而要从我们国家的社会历史的具体发展来说明这个问题。近代中国的社会历史特点，决定了在中国不可能走上资本主义而能够独立发展的道路。如果说历史没有容许中国经过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阶段是“吃亏”的话，就只能承认这个“吃亏”。但是就中国经过新民主主义而走上社会主义而言，又并非走了一条“吃亏”的路。因为若中国果真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则是几倍、几十倍的艰难曲折的、看不到头的漫长道路。根据唯物史观，胡绳指出：人们在历史发展中能够发挥主动作用，但不能任意选择前进道路，而只能在历史准备的现实条件的范围内进行选择。因此，“中国人民的选择，是在可能范围内所能找到的最好的道路”。
——关于“不通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这是马克思1881年谈到俄国农村公社时提出的问题。这个思想为不发达国家走向社会主义，指出了一条特殊的道路。中国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可以说是这个光辉思想的实践。但是胡绳同志认为，这只是讲了问题的一半。历史同样证明，可以逾越资本主义峡谷，但不可能径直建设社会主义，中间必须经过一些过渡阶段。这些过渡阶段，是为了充分吸收资本主义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使现代生产力得到高度发展。否则，就谈不到越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我们国家现在实行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路线和政策，就是为了解决这个过渡问题，就此而言，也可以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为了实现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阶段。
——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和继承。胡绳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间有两重关系，一是对立关系，社会主义的发展最终要取代资本主义，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二是继承关系。对后者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有大量论述。我们国家在探索社会主义过程中的失误，就是片面强调前者，而忽视、甚至拒绝承认后者，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用比万里长城更厚实的墙壁绝对隔开”。因此，他强调：社会主义只能在人类过去世代积累的文化遗产基础上建筑起来，简单地抛弃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绝对无助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只能建立在社会化的大生产之上，最便捷的途径是向发达的资本主义学习，不善于学习几乎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
——关于特殊情况下社会主义并不比资本主义优越。胡绳同志在谈到香港问题时说：有人认为，在香港回归后只有继续实行资本主义才能保持它的繁荣稳定，这个说法在理论上站不住，因为这意味着实行社会主义就不繁荣稳定了。胡绳同志回答说：理论不能脱离实际，现实社会中的许多问题不能按照抽象的“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标准做出判断。如果宣布香港主权收回后就实行社会主义，恐怕在1997年以前所有的资本家和他们的企业都跑掉了。香港不仅仅是个花花世界，它还是世界贸易的一个中心，世界金融的一个中心，世界航运的一个中心。如果把它收回来搞社会主义，就会把香港变成一个死港；而保持那里的资本主义，就能继续繁荣稳定。哪个办法好，不言自明。“在这个特殊情况下，社会主义并不比资本主义优越。我以为在理论上只能这样解释。这就叫‘一国两制’”。
——关于科学技术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胡绳同志非常赞同小平同志对科学技术历史作用的评价，并加以阐发。他说：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造成社会生产力的迅猛发展，对社会历史的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资本主义制度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像马恩所预言的敲响丧钟，这与科学技术的发展有关。“社会生产力的迅猛发展并未加速资产阶级社会的倒塌，倒是似乎为资产阶级统治者提供了修补这座大厦的材料。”但是，“如果先进的科学技术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垄断，那就谈不到社会主义的胜利。因此，对社会主义建设来说，如何同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潮流结合起来，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应有和能有的优越性，成为一个迫切的任务。”
——关于社会主义的胜利。胡绳同志阐释南方谈话的精神说：社会主义制度只要吸取以往社会的一切积极成果，并在社会生产力和社会文明各方面超过以往，那么它在将来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人类世界如果以21、22、23三个世纪大体上完成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程，这在人类历史年表上不算太慢。显然，这个论断充满着社会主义必胜的信念，但是也莫名其妙地遭到非议。
胡绳同志上述许多认识都遭到过非议。怎么解释一个时期的这种现象呢？这里有学术性的，也有非学术性的，恐怕不能排除有的非议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吧！
（十三）关于与时俱进发展马克思主义
胡绳同志在1994年底由中宣部等单位联合召开的理论研讨会上，发表《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的讲话，当即产生了轰动效应。我也参加了那次研讨会。许多代表对我说：什么是最高水平？这就是当今我们国家的最高理论研究水平。大家为能亲自听到胡绳同志的这篇讲话感到鼓舞。这篇讲话讲的是个老题目，但讲出了一般人讲不出的新意。其一，他指出了人们都看到的但没去深入思索的两个历史现象。一是社会主义不是首先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而是在欠发达国家、甚至是很不发达的国家诞生。二是社会主义在一些国家建立复又垮台，因而既唱了社会主义的凯歌，又为它奏了挽歌。这都是马恩当年没有想到的。这个现象不是为否定马克思主义提供了论据，正好说明要根据历史发生的变化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其二，他将马克思主义作为革命的科学和作为建设的科学统一起来了。一个时期对作为革命的科学和作为建设的科学的说法也有不少非议，认为是一种割裂。胡绳同志以巧妙的表述维护了这个说法，但又避免了割裂的印象。他说：马克思主义是从革命的科学发展为不但是革命的科学，而且是建设的科学的。作为革命的科学仍要发展，作为建设的科学更要发展。就社会主义要建设区别于以往一切社会的崭新社会而言，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也是革命的科学。但是这两者又有区别。因为革命的任务和建设的任务不同，革命的经验不能简单地运用于建设。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主要依靠新的经验建立起来。其三，他将社会主义的挫折看成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契机，指出：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是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最大的失败。这证明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远未成熟，需要人们摆脱妨碍实事求是的种种思想桎梏，总结经验教训，开创新的局面。“这个失败很可能是先进的人们对于如何建设新世界的认识出现一个飞跃的契机”。因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也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
这20多年来，胡绳同志的创见还有许多。正如有的同志所说：“胡绳是善于从理论上思考问题的人，具有思想家的特征。在我们这里，做著名学者易，做思想家难。做思想家首先要能把握时代脉搏，洞察历史发展趋势，能站在时代前面说话立论，而不满足于仅仅以积累的大量知识像玩七巧板似地拼成各种图案以炫耀自己的学说。”这个评论符合胡绳同志的实际情况。胡绳同志是我们这个时代少有的思想家。
第三个问题：胡绳学术晚年辉煌的
原因浅析胡绳晚年为什么能在学术上获得如此巨大的辉煌呢？也就是说为什么能产生“胡绳现象”？这有多方面的原因，也是今后研究胡绳学术的一个重要课题。不是我在这里能够简单地讲清楚的。不过，有这样几点是不能不提及的。
首先，离不开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大环境。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的政治大气候，没有邓小平所倡导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没有宽松的、民主的、可以提出问题、讨论问题的学术氛围，是不可能有我们现在意义的“胡绳现象”的。因为同是一个胡绳，在前20年即他的学术生涯的第二个阶段，完全是另一种情况，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个“胡绳现象”就不是现在讲的内涵。当然，这后20多年也不都是晴空万里、无一丝乌云的艳阳天。这是任何大好时代都不可能的。就是大自然也还有乌云密布、刮风下雨之时嘛！总的来说，这个时期是历史的晴天，因而才有现在讲的这个“胡绳现象”。也可以说，这是一个能够造就巨人、需要产生巨人的时代。胡绳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巨人之一。
另外，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
从主观方面说,胡绳个人的各种素质是造就他能够成为理论巨人的基本条件。
(一)他坚持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观
他的求学时代，正值深重的民族危机。强烈的爱国热情使他从广泛的阅读中去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参加革命后，在党组织领导下从事文化工作时，就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并用它进行哲学、历史、文化思想等方面的研究和写作。从此，马克思主义就成为他的学术研究的终身指导思想。他坚持马克思主义，但不搞本本主义。特别是粉碎“四人帮”后的那段经历，使他刻骨铭心。此后，他一直坚持马克思主义具有的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和时代共进，与历史同步。并且，坚持反对“概念的马克思主义”，批评那种“死守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公式”的教条主义，强调必须不断地以人类社会的新的经验和新的认识来充实和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因而不能仅仅以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说过什么或者没有说过什么来判断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江总书记的“七一”讲话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在实际上已区分为两种对立的马克思主义观，即一是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是与时俱进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胡绳同志这20多年就是坚持用与时俱进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来研究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改革开放正其名，为邓小平理论鼓与呼，因而获得巨大学术成就。这是他攀登学术高峰、成为理论巨人的根本指针。
(二)他有密切关注现实的社会责任感
中国的知识分子从古至今有一个优良传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胡绳同志也是如此。他在77岁时回顾他的学术生涯写道：我一生所写的文章，虽然有一些可以说有或多或少的学术性，但是总的来说，无一篇不是和当时的政治相关的。“纯学术性”的文章几乎没有。对此我并不后悔。这虽然是说他的学术活动的性质，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始终坚持与时代的需要、人民的需要相结合的历史责任。他还说：在20世纪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们略微回顾一下这个世纪的发展和变化，可能就会感到马克思主义的状况还不能与现实生活相适应，因而感到发展马克思主义是每一个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应该担负起的任务。因此，这种责任感是他能够与时俱进，不断攀登学术高峰，成为理论巨人的一个精神动力。
(三)他有面向世界的开阔视野
虽然胡绳是学者，但不把自己关在象牙之塔内，不搞自我封闭。长期从事的新闻出版和时事政治评论工作，使他具有世界眼光，注意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视野观察世界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变化，并从与世界的比较中，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他十分留意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在研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时，他一方面反复研读马列著作，并做详细的笔记；另一方面又对资本主义的历史演变情况做深入的研究。因此，他才能对一些人们感到困扰的问题进行辨析。比如，他对那种认为社会主义能够依靠自己的优越性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和社会文明的说法，就感到太概念化，把复杂的问题想得过于简单了。他指出：社会主义不是在一块“空地”上仅仅依靠制度的优越性就能建立的大厦。它必须继承资本主义所创造的巨大的生产力，充分利用其科学、技术和组织社会化大生产的手段和方法，吸取其对社会主义一切有益的文化。只有这样，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才能真正发挥得出来，才能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和社会文明。这就使他的文章读起来，一是实际，没有那种既不好说不是、又不好说就是的“大”话；二是新鲜，角度新、思路新、材料新、论述新，因而有新的启发。
(四)他有独具特色的历史眼光
作为大历史学家，精通历史是他的独特优势。但是，他不是为研究历史而研究历史，更不是将历史作为远离政治、不关心社会的避风港湾。研究历史是为了研究现在，知古是为了鉴今，即“以史为鉴，资政育人”。他非常注重总结历史经验，并运用历史的经验教训来研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他对那种从马克思主义概念出发来研究和阐述问题的方法很不欣赏，认为这种思维定式本身就违背马克思主义，是不应当提倡的学风。他很赞同恩格斯说的两句名言，即：一是“必须从最顽强的事实出发”；二是任何一个民族要想取得更大进步，没有从自己所犯错误中吸取教训来得更快。因此，他研究问题总是把历史的分析与理论的分析相结合，使政论与史论相统一，从而使他写的文章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不仅梳理出历史的本然，而且还能揭示历史的所以然。这种历史与现实相贯通的思维方式，使他更易得出带有规律性的认识。胡绳晚年的学术思想能与时俱进，是他毕生花了很大精力总结中国近代史特别是中共党史的经验教训的必然结果。
(五)他坚持全面、缜密、多维的辩证思想方法
胡绳曾就读于北大哲学系，青年时代就开始写作哲学普及读物，而且主要是讲思想方法的。《胡绳全书》第4卷已收入他从抗战之初到建国以前所写的6本哲学小册子。他受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严格训练，养成了辩证地看问题的思维方法。特别是他长期在国统区工作，当时马克思主义处于被压迫的地位。他进行文化宣传，写思想评论，批评错误思想时，就不可能采取打棍子、戴帽子的简单方法，而只能通过深入分析，将道理讲得全面清楚，才能令人信服，达到好的宣传效果。这样的工作环境也促使他不得不思维缜密，考虑问题周到、细致。这样，他写文章长于分析，善于说理的特点，在晚年的学术研究中得到了更充分的体现。他那多角度，多侧面，条分缕析，层层深入，逻辑严谨，不搞绝对化，不浅尝辄止，往往在人们没有注意到或者说没有说透的地方提出新问题，做出新解释的论理功力和文字功夫，令我辈神往。胡绳同志的这个优点，是他能不断攀登学术高峰，成为一代宗师的一个重要条件。
胡绳同志离开我们一年了。他留下的学术遗产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这个财富，不仅属于我们中国、也属于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宝库。刚才我们参观了胡绳同志的21万册赠书，这是一份难得的学术资源，凝聚了胡绳同志的心血，是胡绳同志获得知识，增长智慧的来源之一。我们要认真地研究他的学术思想，弘扬他的学术精神，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
本文是
深 切 怀 念 胡 绳 同 志
冯 蕙
胡绳同志是我的一位老领导，一位师长。从50年代成立的中央政治研究室，到60年代成立的马列主义研究院，再到80年代成立的中央文献研究室，胡绳同志都担任领导职务，都是我的领导。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和马列主义研究院，胡绳同志不分管我所在的党史组，所以工作上接触不多。他在担任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期间，分管毛泽东研究组，在工作上接受他的指导就多一些。胡绳同志博学多才，理论功底深，逻辑思维强，文章也写得好，大家都很尊敬他。不当着他的面的时候，在他领导下工作的一些同志称他“胡大师”，这反映了对他的学术造诣的崇敬。
1980～1982年期间，我们编辑《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是在胡绳同志指导下进行的。他审阅了全部书稿，大到一些思想观点问题，细到个别的文字和标点，都给以悉心的指导。这是中央文献研究室成立后编辑的第一本毛泽东著作集，胡绳同志的指导起了重要的作用。我举一个例子。在《寻乌调查》一文中，毛主席在讲神道地主那一部分里，做出一个判断，说“佛教是大地主阶级的宗教”，我们觉得这个断语不大准确。如何处理呢?毛主席《寻乌调查》的手稿没有保存下来，只有30年代留下的一个抄件，无法进一步核对。我们将这个问题提请胡绳同志考虑，他提出是否在“大地主阶级”后面加上“利用”两个字，成为“佛教是大地主阶级利用的宗教”，后来就是这样处理的。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出版以后，胡绳同志写了一篇文章《读〈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5000字左右，发表在《人民日报》上。这是一篇具有理论分析的文章，但读起来又像一篇很清新流畅的散文。文章逻辑严密，分析细致，写得很精练、平实，如行云流水，娓娓道来，一气呵成，通篇没有一个小标题。我们当时读后，都十分钦佩，真是大师手笔，不同凡响。对这本文集的选稿情况和文献价值的介绍，胡绳同志的文章用了不到100个字，他说：选入的文献，“其中除了《农村调查》的《序言二》和《跋》以外，都是在《毛泽东选集》中看不到的。《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一个篇幅很短的文件)和《寻乌调查》(书中最长的一篇，占140页)，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尤为可贵。”关于这本文集在理论上学术上的意义，胡绳同志的文章用了不到50个字做了总的评价，他说：“从方法论、认识论的角度看，这本农村调查文集有很重要的意义；从历史学、社会学的角度看，这也是很值得一读的书。”
在中央文献研究室，胡绳同志曾经做过一次关于如何读书、如何写文章的报告，给大家留下很深的印象，觉得受益匪浅。关于如何读书，胡绳同志讲了专与博的关系，精读与浏览的关系。他说：“在比较集中地攻一门知识的同时，应该尽可能广泛地把各种门类各种品种的书都读一些。我对有些方面的书没有读过，没有能力读，至今引为憾事。”大家感到，在专的前提下对博的重要性，胡绳同志比有些人强调得更重一些，这是有道理的。他强调读书要养成快读的能力和习惯，大家感到很有新意，很受启发。他说，看小说一小时可以看四五万字，读马列著作当然不能像看小说那样快，但平均一小时读两万字左右是可以做到的。即使是马恩全集里的文章，也是有的要精读，有的可以较快地浏览，留下个印象。经典著作也不是每句话都是经典。他说一个人一生读的各种书中，大概1/4的要精读，3/4的可以浏览。胡绳同志的经验之谈，是很有见地的。我们要想多读一些书，养成快读的能力和习惯，应当是一种方法和途径。
关于如何写文章，胡绳同志当时讲了四点意见。① 写文章要注意分析和说理，特别是写批判性的文章要注意分析和说理，不能简单化。② 写文章，无论是叙事或发议论，都要写得简练。他说：我们提倡文章要写得短，短就要求简练。要把比较复杂的意思用最短的篇幅写出来，这不是很容易的事，即使是叙事要写得简练也不容易。③ 写文章要有重点。文章着重点的地方要认真地写，次要的东西可以撇开或从略。胡绳同志以《木兰辞》为例进行分析，他说这首诗的重点是把一个女孩子从征的特点描写得淋漓尽致，同时又用一大段着力描写木兰得胜回家的情景。至于讲木兰从征打仗的情况，只用了“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短短几句就交代完了。这首叙事诗，什么地方细致地写，什么地方简略地带过，安排得很恰当。④ 写理论文章也要“形象化”。理论文章不讲究形象化，但有时需要有形象化的描写，需要有富于感情的形象化的语言。胡绳同志以毛主席《论联合政府》中的一段话为例作了说明，这段话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他指出：这种富于感情的形象化的描写，是一种功力。我们搞理论工作的人需要多读点文学的书，否则文字的枯燥和八股气味就很难消灭。
1982年4月以后，胡绳同志不再担任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职务。但这以后，我们在编研工作中遇到疑难问题，仍不时地去向他请教。在他从文献研究室离任十几年后的1996年，我们还为关于毛主席的两个编研项目去请教他。这时，胡绳同志年事已高，身体也不太好，但他仍然非常认真地指导，尽力给我们以支持。一个项目是编辑《毛泽东诗词集》。当时，准备在1986年胡乔木同志主编的《毛泽东诗词选》50首的基础上增选一些诗词，出版一个比较全的毛泽东诗词集。胡绳同志在诗词方面也是很有造诣的。我们将准备增选的诗词稿送去请他提意见，他仔细地看了这些诗词稿，大部分都注明了自己的意见，不少是关于音韵方面的。准备增选的诗词中，有一首是毛主席在1966年6月写的《七律·有所思》，我们倾向于要选入，想听听胡绳同志的意见。胡绳同志写的意见是：“就诗论诗，这首较胜，可能是惟一不亚于《诗选》中正编的一首。”他赞成选入这一首。
另一个项目是拍摄文献纪录片《毛泽东在浙江》。其中第三集讲的是毛主席在杭州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胡绳同志是这次读书活动的参加者。他在全国政协他的办公室内接受了我们的采访，并特意带来了他的记载有当年读书情况的日记本。日记中说，
现在，胡绳同志逝世了，我们失去了一位德高望重、学识渊博、诲人不倦的师长。
我们深深地怀念胡绳同志!
本文是
难 忘 往 事
——记胡绳同志最后一次谈话
白小麦
在这里,我追记的是胡绳同志
为了让读者更易读懂，先简要地介绍点背景材料。
龚育之同志在缅怀胡老的系列长篇《送别归来琐忆》之八“胡绳最后的著作”中说到：胡绳的两篇文章发表后，引起广泛的好评，也引起尖锐的批评。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世纪交接时的回顾和前瞻》（1998年7月）。初载于《望》杂志，题目被改为《坚持三个“有利于”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后《中共党史研究》和《炎黄春秋》重刊时按作者的要求仍用原标题。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1999年5月。以下简称《再评价》）,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先发表，接着同时刊登在《中国社会科学》和《中共党史研究》上，《光明日报》也登过较为详细的摘要。这是胡老一生的压卷之作。
后一篇是在前一篇主题上展开的。胡老
胡老在
这时胡老身体状况很差，癌症发展到无法控制的地步。2000年春节不久后，胡老咳痰带血且日渐增多，很快送进301医院。在医院住了三个星期，治疗不见效。医生特别提醒说，随时有可能大出血。胡老却坦然超脱，平静地说：就是住在医院，大出血也没有办法。他执意要求出院，出院后住到西山。患病四五年来，胡老的身体状态从来没有这样不好过：吃得很少，每顿饭只吃几口；睡得多了，醒来时萎靡昏沉，撑着看文件书报也不时打瞌睡；视力和听力明显下降，报纸上的字看不清了，凑到他耳边说话有时都听不到；话语很少，偶尔说一两句；体力不支，站着摇晃，坐着向后倒。即使是这样，他仍叫人扶着，每天坚持要锻炼身体，做多年积习操练的一套动作。他身边的秘书黎钢和警卫员看他每况愈下，焦急不安。我因忙于第二届“胡绳青年学术奖”评奖等工作，每个礼拜只能抽出一两天上山陪他。
如果说文章从民粹主义写不好，那么问题的实质是什么？和现实有什么联系？这里还有大文章可作，但很不容易写，恐怕很少有人能写得了了。我们应从世界范围来看这个问题。
(1)如果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制度发展的学说，就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再到共产主义，是科学的理论，那就必须回答现实所提出的问题，不然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成为一句空话。
(2)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资本主义发展成熟，无产阶级起来革命，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权，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世界性的，不是某个国家单独就可以成功的。但是，实际情形是，世界资本主义各国的发展极不平衡。美、英、法等一些现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是怎样发展强大起来的？何时又是怎样走上这条道路？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况且还有那些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呢。
(3)另一面，是世界上经济、政治、文化很落后的众多国家，在土地、人口上占有很大的比重，中国也是其中之一。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些国家中相继建立起一些所谓社会主义国家，还有许多殖民地国家也独立了。这样的大变化，恰恰是发生在落后的地方。这些国家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才能富强起来，这是必须回答的问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或是走跳过资本主义的所谓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什么道路？
(4)试图实行跳过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柬埔寨红色高棉算是典型的。毛泽东曾对红色高棉、波尔布特很称赞。也许这可以看作是染上民粹主义色彩的一个小例证（说到这里，胡老流露出一种无奈的神情——笔者）。但这是条失败的道路。
(5)那么，成功的路是什么？我们自己所走过的路，世界其他落后国家所走过的路，都需要我们深入地加以研究，进行科学的总结。其中我国的经验，恐怕具有普遍的意义。
我今天只是提出问题，如果有机会还要逐步地来回答它。
就说到这里，以后再谈。
以上记录中所分五点，是我听他谈话时为便于记忆加上的。
胡老谈话虽断续反复，但意思明确连贯，一气呵成。谈话中的有些观点，散见于他后期的某些文章和谈话。但是，这一回的表达，大有高屋建瓴之势，显然是想系统地说明他经过长期深入思索，在这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上形成的基本见解。此后，胡老病情愈加恶化，没有能给他多一点机会，继续这个刚刚开始的话题，留下无法弥补的遗憾，令人痛惜。
7月中旬胡老按计划去外地疗养。行前他审定《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文集稿，强撑病体对书的末篇《再评价》又做了些修改。他执笔颤抖，字迹扭曲，改得很吃力，最终虽还不甚满意，但实在写不动了。几个月后，胡老在上海与世长辞。《再评价》是胡老呕心沥血之作，在他准备这篇讲话的时候，在他把讲话整理成文的时候，他总是感到自己“时间已不多”（
胡老今年85岁冥寿。我怀着深深的怀念，记述下胡老对理论问题最后这次谈话，作为对他的纪念。
2003年元月初
迎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大发展
——读《胡绳全书》第三卷有感
汝 信
去年以来，江泽民同志在北戴河、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相继发表关于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三次讲话。在十六大的报告中又对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指出要“坚持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并重，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这一切充分说明党中央对哲学社会科学极为重视。目前国内学术界正在努力学习和贯彻江泽民同志的重要讲话和十六大精神，无疑地将对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和进一步发展产生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
胡绳同志生前曾长期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领导工作。为了推动和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他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过不少具有指导意义的精辟见解，就有关哲学社会科学的一些重大问题发表过诸多文章和讲话（大部分已收入《胡绳全书》第3卷）。今天重读这些文字，对我们学习和贯彻党中央关于重视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指示仍有重大的参考价值。胡绳有长期从事和领导思想理论工作的丰富经验，学识渊博，在学术研究中有很高成就，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有深刻的理解和亲身体验，很多方面都表现出他的真知灼见，这里不可能一一加以叙述，只能就几个主要问题谈一点体会。
第一，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是胡绳首先要阐明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弄清楚，就谈不上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相当一个时期以来，国内有些同志对哲学社会科学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是认识不足的。他们往往从狭隘的实用观点出发，认为哲学社会科学没有多大用处，对经济建设起不了什么重要作用，因此他们比较重视和支持有实用价值的自然科学和技术，而忽视哲学社会科学，尤其是轻视人文学科和一些基础理论研究。这样，就在社会上造成了“重理轻文”的倾向，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十分不利。为了强调社会科学的重要性，有的同志援引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原理，说明社会科学也是生产力，所以很重要。胡绳则认为，社会科学领域很广，有些领域和科学技术有直接联系，但是一般说来，社会科学不属于生产力的范畴，因此不能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原理来说明其重要性。在他看来，社会科学的重要性，要从实践与理论的关系上来认识，要从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作用来说明。“人类社会实践的经验需要不断地总结，由总结经验而得出理论，反过来指导实践，这就是社会科学的作用”。（《胡绳全书》第3卷，第806页）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创举，并没有现成的成功经验和理论可循。这就需要我们在实践和理论上不断努力进行探索，在丰富的实践的基础上提出新的理论，又把新的理论运用于实践并接受实践的检验。在这个实践和理论循环往复的双重探索中，需要哲学社会科学积极参与和发挥作用，其重要性也正在于此。因此，哲学社会科学的作用不是急功近利的“小用”，而是关系到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大用”。胡绳指出，从历史经验看，建国以来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曾有过重大失误，而失误的原因之一即在于“我们不够重视社会科学的作用，对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许多重大决策没有实行科学化、民主化，没有使社会科学为决策提供科学依据”。（《胡绳全书》第3卷，第465页）所以从正反两方面来讲，社会科学的重要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再则，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应是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应该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哲学社会科学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思想基础和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它也会直接影响到物质文明建设。只有从这样的高度去理解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性，我们才能充分领会江泽民同志所说的两个“不可替代”的深刻含义，即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中，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是一支不可替代的重要力量。
第二，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指导思想，是胡绳始终十分关心的重大问题。他不止一次地强调指出，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应该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进行，这是我们研究工作的最根本的方针。针对社会上某些人存在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还灵不灵”的疑问，他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各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的事实做出坚定的回答，认为这种怀疑是站不住脚的。同时他也清醒地看到，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贯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非易事，关键在于要克服过去那种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化、庸俗化的倾向和僵化的教条主义式的理解，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要正确地解决坚持和发展的关系。坚持和发展是互相联系的，不发展马克思主义就不能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不坚持马克思主义也就谈不到发展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当然还是要发展。马克思主义总是在新的形势下得到发展，是由于创造性地解决实际生活提出的许多复杂问题而发展的。胡绳指出，“马克思主义不是停滞不前的封闭的理论系统。马克思主义必须发展，必须适应国内外的新形势，适应当代世界的形势、当代世界资本主义的形势、当代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形势，适应我们在开放政策下参与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形势，适应我们国内改革的形势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形势”。（《胡绳全书》第3卷，第441页）如果不顾世界状况，不顾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不顾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教条主义式的“坚持”马克思主义，那决不是真正的坚持，而只能有害于实践，损害马克思主义的威信。马克思主义必须适应新形势，面向实际，研究新问题，进行理论创新，与时俱进才能得到发展。胡绳认为，就社会科学战线的每个人来说，应要求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努力解决实际中的一两个问题，说出一点新话，讲出一点新意，而不让人觉得是老生常谈。他提出要彻底废止那种教条式的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做法，决不能使理论工作局限于注释经典著作，重复马克思主义已有的定论和观点，而真正说出一点新的道理来。他自己就是这样身体力行的，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他写下一系列很有分量的论文就是最好的证明。
第三，如何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贯彻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也是胡绳着力论述的问题。除了一贯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把它看作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方针和应倡导的优良学风外，他谈得较多的是贯彻“双百”方针、实行学术自由的重要性。在他看来，社会科学工作者应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这是坚定不移的。问题是社会科学研究中要辨明是非，探求真理，因为只有正确的、合乎科学的结论才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而在科学研究中鉴别是非却往往并不容易。在科学探索过程中，会有不同的意见，既有正确的，出现一些错误也在所难免。要鉴别学术上和理论上的是非，只有通过充分的讨论，并且接受社会实践的检验。因此，他主张在科学研究中要提倡坚持真理，服从真理，“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有鉴于过去执行“双百”方针的经验教训，他告诫我们决不能重复过去所谓“大批判”，把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完全混为一谈的错误，要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出现了错误也要用学术讨论的方法、引导的方法去解决。他说：“马克思主义是批判的武器，不是靠权势、靠政治帽子压人，而是靠真正讲道理。还是要有民主精神，大家要平等地讨论问题，在是非问题上要摆个明明白白。所以我赞成这句话：尊重你的发言权，但是反对你的意见。”（《胡绳全书》第3卷，第443页）学术讨论和批评的目的不是为了“批倒”某人，更不能着眼于“整人”。道理要辨明，但人要团结，而且要广泛地团结。这是胡绳长期从事思想理论战线领导工作的经验之谈。
至于学术自由，是和“双百”方针紧密相联的。胡绳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主张学术自由的，自由的学术讨论既包括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各种不同意见的讨论，也包括马克思主义同其他各种学派的讨论。马克思主义从来不强迫人相信，它是靠科学真理，靠能够解决中国的问题而博得广大人民的信任和拥护的。经验证明，依靠政治权威，依靠行政手段强制人的思想，不会有好的结果。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内，我们虽大力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为指导，但决不强迫别人接受，而且并不排斥任何不采用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的学者，只要他们的研究对于繁荣社会主义的学术有贡献，对于人民有益，他们的研究成果就应得到肯定和尊重。学术自由还体现在研究无禁区，一切对国家建设、社会发展和科学发展有益的课题都可以研究。学术工作者独立地进行研究，他们个人的研究成果，不代表党和政府的意见，学术上、理论上的责任应由研究者自负，不宜公开发表的，则可以用内部方式发表或提供有关方面参考。要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就需要有这样的学术自由。正是“双百”方针和学术自由，为我国广大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发挥创造才能提供了必要的学术环境和氛围。
除了以上几个问题外，胡绳的论述还涉及哲学社会科学的其他许多方面，如社会科学研究体制的改革、学科建设和队伍建设、面向世界和研究世界、如何对待民族文化遗产、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普及和提高等等。他在这些方面有许多精辟的见解和深刻的思考，对推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曾起了重大作用。他认为，我们的国家正处在一个伟大变革的新时期，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社会科学必须有一个大发展。他热切地期望这一大发展早日到来，号召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树立高度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积极贡献力量。他特别寄希望于“跨世纪的一代”青年学者能担当起这一重任。他晚年形象地说，像他这样年纪的人，“虽然也希望能看到下个世纪，但至多只能把头伸到二十一世纪大门里探望一下。新的二十一世纪，应该说是属于我们的年轻的一代，他们担负着二十一世纪开辟航程的任务”。（《胡绳全书》第3卷，第805页）他鞠躬尽瘁，捐献稿费，连同友人的捐赠，建立胡绳青年学术奖励基金，就是为了鼓励青年学者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中做出更大贡献。
2002年12月
思 想 之 树 常 青
邢贲思
胡绳同志是我所敬重的一位学术界前辈。他学识广博，著述宏富，为人宽厚，有长者风。他的道德文章均堪为后辈楷模。胡绳同志的著作我过去读过一些，如《辩证法唯物论入门》、《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等。后又蒙他赠送《胡绳文集（１９３５～１９４８）》，我也认真拜读了。我深感胡绳同志不仅学问渊博，著作等身，而且关心祖国命运，关心人民疾苦，是一位极富正义感和历史责任感的学者。
胡绳同志不仅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而且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的政论家、评论家。从青年时代起，他就写下了一系列思想文化评论和时事政治评论，这些评论性文章文笔犀利，短小精悍，论述精当，鞭辟入里，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我尤其喜欢读他所写的思想文化评论，这些文章或对当时的文化现象、文化思潮进行分析，或对文化学术界的代表人物及其著作进行评价，每一篇都写得有理有据，令人信服。比如他在《我对于现阶段中国思想的意见》一文中，针对有人把思想界的危机归结为多种思想的对立与分歧，他提出，多种思想的对立与分歧本身并不是危机，历史上文化最灿烂的时代正是各派思想充分自由发展的时代。针对有人主张思想统一（实际上是要统一于国民党），他指出要真正“统一”思想，只有在消灭了造成思想分歧的社会原因后，而不是用政治的力量强迫地使思想定于一尊。最后他提出，一定要使各派思想都在抗敌救亡的大目标下自由地发展，才能保证中国的思想的活泼和光明的未来。这篇文章既反对了把国民党定于一尊的文化专制主义，又批评了侈谈思想自由而忘却远大目标的空洞说教。这篇文章写于１９３７年，当时胡绳同志还只是一个１９岁的青年，却已有这样深刻的见解，实在令人惊诧。再如胡绳同志《“五四”运动论》一文，首先阐明为什么要论五四运动，接着从“五四”追溯到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进而指出五四运动“是比了辛亥革命更为深刻而广泛的一个群众运动”，这就一下子把五四运动的性质和特点抓住了。他进一步谈到五四运动的成功和不足，前者表现为把文化运动扩大为广泛的群众运动，后者表现为缺乏对宇宙、社会、人生全面的、一贯的、深刻的理解做理论基础。这种对五四运动的成败得失的评价也颇为中肯。这篇文章写于１９３７年４月，比毛泽东的《五四运动》和《青年运动的方向》二文早发表两年，比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早发表两年零九个月。胡绳同志写于１９４１年的《目前思想斗争的方向》，是一篇向专制主义和复古主义开火的檄文。文章提出，这两种主义“是要把中国的一切：文化、经济、政治，维持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现状，也就是阻止中国的进步，中国的民主化。”而进步与民主的不能充分展开，抗战也就没有前途。这就一针见血地把这两种主义的实质及其后果揭露得清清楚楚。在写于抗日战争结束以后的《新文化的方向和途径》一文中，胡绳同志明确提出，中国所需要的文化思想，一定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并能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的。中国的实际是什么？是中国过去的历史和当前的现实。他还鲜明地提出，新文化运动必须与人民大众结合起来，讲到了人民不仅是斗争力量的源泉，也是文化创造力量的源泉，因此，新文化运动的任务应该是确定为人民服务的方针。这些写于半个世纪以前的话对我们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总之，胡绳同志所写的评论一个最大的特点是有感而发，言之有物，这些评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和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对思想文化战线出现的种种现象进行科学分析，做出正确回答，给广大读者以极大的启发和影响。
本文是
壮 志 未 酬 的 一 生
任继愈
《胡绳文集》的《前言》中说：“我在77岁的时候回顾一生的写作生涯。我想说，我一生所写的文章，虽然有一些可以说有或多或少的学术性，但是总的来说，无一篇不是和当时的政治相关(当然这里谈的政治是在比较宽泛的意义上说的)。可以说是纯学术性的文章几乎没有，对此我并不后悔。”话虽不多，却在本质上说清楚了他自己著作的全部内容和他多年治学的着力所在。
他说自己的作品不是纯学术，却透露出中国传统学术的真相。“不是纯学术性”正是我们每一个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分内任务。社会科学(含人文科学)以社会为对象，关心社会，关心政治正是我国文化学术的好传统。伟大的史学家要鉴往知来，关心社会；伟大的文学家，要关心人民的疾苦，同人民共命运；伟大的哲学家，要关心社会，“为万世开太平”；伟大的政治家，以“治国平天下”作为理想；伟大的军事家，要反侵略，维护和平，反对非正义的战争。总之，关心社会的进步，关心人类的发展的学问都是与政治密切相关的。脱离了政治，哪里还有什么文学、史学、哲学、政治、经济学？
胡绳是当代造诣很深的专家学者，他的著作得到国内外的称赞和重视的有两个领域，一是史学，另一个是哲学。他的史学著作得到更多读者的重视。半个世纪以来，他的史学著作的学术生命力仍然活跃着，今天还拥有广大读者。他的哲学，在理论界同样有很高威望。这两门学问，史学与哲学，在胡绳思想中起着相互促进的作用。以史学为依托，他的理论有了验证的机会。胡绳的哲学文章，读了，使人不感觉“空洞”，不像有些哲学理论文章使人读起来像阅读文件汇编。他的文章长的表现为一本书，短的表现为散文、杂感，都是为了解答某些社会历史现象而写的。因为“实”,就可能引起争论。空泛的文章不疼不痒，却也永远没有错误。我在大学哲学系教书时觉得我们大学哲学课教学效果不理想，学生听课不感兴趣。这门功课把极丰富的原理，辩证法归纳为几条、唯物论归纳为几条，分解开来进行传授,是一种不可取的教学方法。
历史不是简单地记录所发生过的事实，而是从这些事实当中总结出某些有价值的经验。我国(以至世界的)最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的不朽著作《史记》首创专家写史。《史记》从三皇五帝开始，重点讲述汉代开国的历史，事实上，司马迁写的是他当时的“近现代史”。他的史学价值在于把汉代的“近现代史”写得生动活泼，既是不朽的史学著作，又是不朽的文学著作。
马克思曾说过，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只有深入了解人体的组织结构，才可能找出猴体到人体中间进化的差距。我们研究古代史的,经常接触到古代农民战争、农民起义问题，如果对当前农村生活、农民的现实思想情况不了解，竟侈谈一两千年的农民起义的动机、目的，显然是不妥当的。研究近现代史亦应当是研究通史的最好切入点。胡绳的哲学著作深透，得力于他的史学。历史实践检验了他的理论。有些讲古代史的，很容易犯把古人现代化的毛病，说了些古人可能讲不出的话，毛病就出在他们了解当代不够，所以对古代讲不明白。
胡绳是历史学家又是哲学家。他的哲学得力于史学实践，他的史学得力于哲学指导。两者相互促进，相辅相成。他这种学术研究的优势在我国史学界和哲学界是少有的。他的史学著作能抓住当时历史的关键环节，操高屋建瓴之势。如他早年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一书曾风靡全国，再版多次，影响经久不衰。读者欣赏他抓住清末中国社会“官”、“民”、“夷”三种政治力量的相互消长，透过现象挖到了本质。记得50年代在抗美援朝的大会上，李四光教授讲他青年时期，孩子们玩游戏，规定扮演三种角色，扮“官”的，作以手捋胡须状；扮“洋人”的，作行举手礼状；扮“老百姓”的，作规矩立正状。一声口令，两个扮演者同时做出扮演的角色，扮洋人的遇到扮老百姓的就算输了。第二次再来，一声口令，扮老百姓的遇到扮官的，扮老百姓的就算输了。可见清末社会上早已流行着官怕洋人、洋人怕中国老百姓、老百姓怕官的连环制约的共识。
1976年，周恩来总理逝世，国内外发表有影响悼念文章不下千百篇，周总理为革命鞠躬尽瘁，丰功伟绩，世所公认。胡绳写的悼念文章没有重复大家都讲到的这些话，他强调周恩来总理在几次革命关键时刻防止了党的分裂。中国共产党可能发生分裂而没有发生分裂，为革命保存了元气。对胡绳的观点可能有不同意见，但他的深刻的见解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几句干巴巴的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为人们提供了崭新的观点和思想方法。马克思是哲学家，但马克思一生没有写过哲学专著，他的哲学思想是通过他的经济学《资本论》体现的。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被认为是哲学专著，这部书是逐章逐节批判杜林的体系而写成的，不能认为《反杜林论》的架构能代表恩格斯的哲学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出现之日起就不尚空谈，走的是一条理论结合实际的道路。我国全国解放以后，哲学界用的是联共党史的教科书，以教科书的形式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法分成几条，把唯物论分成几条，为了教学方便，越分越细。据说，某大学哲学系的教师们分工准备教学讲稿，有一位教师分工负责讲第一章“世界的物质性”。他教了好几年的哲学课，只会讲他分工负责的这一章。他对唯物论的全部内容却不甚了了，活生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给讲死了。
据我所知，胡绳读书范围相当广博，文、史、哲及艺术等都有广泛的接触，但他写文章却不出近代史、现代史这个范围。有一次他谈到“魏晋玄学”问题，他说这个问题我不懂，还是先听听汤用彤先生如何讲。我们经常看到有些人成了专家以后往往把专家身份任意膨胀。好像一旦取得专家称号，就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对未接触过的领域也指手划脚，随便发议论，害人害己。胡绳的朴实无华的作风，对当前浮华学风不啻一副清凉剂。
胡绳是我国新型的自学成才的专家之一，在史学、哲学领域都有他的独到的造诣。他善于把艰深的道理出之以平易，化繁复为简明，像他这样的斫轮妙手，在史学、哲学里的造诣深为业内专家的钦重。晚年养病期间写的旧体诗清逸自然，意韵隽永。
他贯彻唯物主义“实事求是”原则，从事著作之前，总是广泛占有第一手资料，想好了再说，看准了再写。在国民党统治区，政治环境险恶，处在唯心主义学术空气包围之中，他从容不迫，好整以暇，充分展示了他笔扫千军、挥斥八极的才略。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有成就的学者中，胡绳是惟一没有到过延安的理论家。喝过延河水，住过杨家岭，长期号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陈伯达、康生之流原来是钻进马克思主义大厦的白蚁。历史之诡谲往往出人意料。
新中国成立以后，胡绳从地方调到北京，由于客观形势的需要，他不得不中断了中国近现代史系统的研究和写作，负担了行政领导工作，有时要参与临时性的枢垣清秘写作。这种转化，对他来说是锻炼，也是磨难。在新的环境下，他吃力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而他的长处却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胡绳在理论界有独立作战的才干，如能交给他一项重大课题，比如说，“中国近代史”，“中外交涉史”，让他邀集一个编辑班子，像宋代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那样，给予充分的时间(《通鉴》在洛阳编写了19年)，他会做出更大的成绩。他是一个方面军的将帅，却不是一个理想的秘书秀才。对胡绳来说，他生命的最后若干年，可谓舍长用短。这位才华横溢的天才，在疾病困扰中寂寞地走完了他最后的道路。惜哉!
2001年11月
《思慕集——怀念胡绳文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1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