潇洒毛驴

                                      
       驴子和牛马在野生时代大体上应该是平等的生灵，各有各的空间，各有各的尊严。自从被人类驯化之后，尤其被作为文化符号并被赋予形象表征载入史册之后，驴子和牛马便不再平等了。

 翻看中国历史，那些文人墨客，无论是失意的，还是得志的，无论是兼济天下的，还是独善其身的，其中以牛马自喻，引以自况的不在少数，牛马于是便逐渐成为人类高尚精神的形象代表了。尤其从太史公司马迁的那句“牛马走”开始，牛马便从畜格华升为人格而载入史册了。

 而驴子则没有那么幸运了，见于史书作为主角的不过是那个“黔之驴”的故事，最后还是被吊睛白额的老虎识破了虚张声势，吃掉了。只此一次，也是作为被贬抑的主角，“黔驴技穷”被贻笑大方，流传千古。

 在文化史上，驴子不登大雅之堂这似乎已成定论。不仅中国如此，西方亦然。堂吉诃德出征，主人虽然骑驽马，但是代表着高贵，那是骑士的象征。仆人桑丘愚顽狡黠，自然只配骑驴跟随，驴子在西方文化史的地位也由此可见一斑。

 《伊索寓言》里面也有一些驴的故事，比如《驴子和驴夫》，大意是驴夫赶着驴子走在大路上，忽然间驴子奔向断崖绝壁，驴夫在关键时刻用力拉住驴尾巴，驴子却死不回头，坚持向前，驴夫只得放手让它去了。驴夫说：“你赢了，但却付出了代价。”

 在西方，驴子似乎更多的是被作为笑料，在驱使劳役之后还不断的被戏弄，这似乎是驴子的悲剧。非洲的斑马明明也是驴的一个分支，应该叫花驴，可是人们偏偏称其为马。也可能是故意鄙弃低俗，趋同高贵的意思。

 如果只是止于雅俗，限于主次，倒也罢了，但是在中国文化中驴子的命运似乎更加不公平。

 毛驴再蹩脚也应该有自己的尊严，而人们却偏偏斩尽杀绝，竟然让马去强奸毛驴，或者强行用毛驴奸污马，生产出一类怪胎---骡子，马做父本的叫马骡，驴做父本的叫驴骡。人类美其名曰叫采优配种，骡子自然集合了父母的役使优势，但是却丧失了一切生灵的最大尊严---性能力和-繁育能力。不公平还不至于此，骡子本来是人造的，却要强加骂名于驴身上。中国坊间有一句最恶毒的骂----“驴养的”，其中集合了杂种和绝后双重含义，这几乎是杀伤力最大的一句咒骂了。由此延伸的，骂佛门出家人为“秃驴”，其中的骂义恐怕更进一层了，更加恶毒了。

 驴子和牛马一样其实都有自己的个性，都有性情释放的的时候。马不听使唤时候，人最多骂一句“野马”，牛不老实时候，最多骂一句“牛脾气”。而驴性情的结果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倔驴”，“犟驴”骂得不过瘾，还得再加上一句“蠢驴”。骂名中的宠辱好恶，溢于言表。

 好在驴子并不在乎这些不公平，几千年来甘心做配角，低眉顺目，无怨无悔的为人类埋头苦干，奉献着一切。拉磨推碾，驾车驮重，自不必说，乡间以跑驴为坐下骑，走乡串亲，行旅阡陌之间也依然是任劳任怨，稳妥温和的。即使是卸磨杀驴之后，那一身的肉也甘心奉献给人间美味。尽管上不得台面，“天上龙肉地上驴肉”的美誉却是流传甚广的。至于那一身黑皮，熬成阿胶，更是补血滋阴的良药。

 驴子耐饥耐渴，耐粗饲，结实抗病，耐疲劳。牛马干得了的他能干，牛马干不了的它更能干。也许中国驴的祖先---野驴的栖息地就在大西北干旱之地，于是驴基本传承了其祖先的这些优良的遗传基因。尽管长城内外都有驴，但是大西北才是驴的发祥之地。驴中精品---关中大叫驴就产于关中平原。在新疆，在塔里木，驴更是家家户户必养必备的役畜。每逢巴扎日，赶驴车的，骑驴的人们，如潮如云，从四面八方聚拢而来，那种场面才叫壮观。如果说游牧的蒙古族哈萨克族选择了马背，农耕的汉族选择了牛背，那么塔里木的维吾尔就自然而然的选择了驴背，这样说一点也不为过。维吾尔传说中的阿凡提不正是骑着毛驴到处撒播着智慧的火花么？塔里木深处于阗县农民库尔班当年要骑毛驴上北京去看毛主席也传诵一时。

 我在塔里木呆过二十年，我深知驴对于塔里木日常生活的重要性。在那里的乡间，驴就是我经常的脚力，驾驴车赶巴扎那更是当地一种特有的享受。就在供应最紧张的时期，驴肉几乎成了那里汉族居民蛋白质的主要来源。每到巴扎天，去牲口市场看好一头牙口不大的瘸腿驴，最多十来块钱就能拿下。牵回家去，左邻右舍凑好份子，杀驴分肉，驴皮拿去外贸收购站也可以卖到十几块，驴肉相当于白吃，不仅美味，而且营养，而且实惠。买驴杀驴，这事我就干过。

 牛马在中国文化中被赋予了典雅的含义，入诗入画，屡见不鲜。“铁马冰河入梦来”，“春风得意马蹄疾”，代表着一种气势和高贵；“人骑牛背稳如舟”，“无数牛羊一笛风”象征着一种恬淡和优雅。

 其实驴的入诗入画也毫不输于牛马，在某种意境下，驴以其形象的落差，更加凸显了诗意的张扬，更加平民化，更具有亲和力。

 黄胄以画驴名扬天下，几乎与齐白石，徐悲鸿齐名，与其说黄胄成全了驴，还不如说是驴造就了黄胄。不过正是黄胄让驴堂堂正正的登上了大雅之座。

 而古代文人墨客与驴结伴，觅诗寻句的更大有人在。一时间，驴几乎成了诗人们的灵感的钥匙，骑驴也成了一种文化。孟浩然骑驴踏雪寻梅，贾岛骑驴赋诗，孟郊骑驴苦吟，李贺骑驴觅句自成佳话。杜甫更爱骑驴，他自称：“骑驴三十载，旅食京华春”。陆游的引驴入诗更是一绝：“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消魂。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在陆游笔下，驴几乎和诗人的浑然一体了。引驴入诗更绝妙的还得数清代的钱谦益：“门外天涯迁客路，桥边风雪蹇驴情”在感叹人生无常，命运多蹇的同时情不自禁的舒展了一股驴情。

 李白的骑驴则更彰显了一种飘逸。他宫中酒后赋诗，得罪了杨贵妃，辞别长安后路过华阴县，打算骑驴游华山。恰恰华阴有一道禁令：县城不许骑驴。李白于是被拘，县宰问话：你是何人？竟敢这样大胆！李白要来纸笔，写下一纸供状：“曾令龙巾试吐，御手调羹，贵妃捧砚，力士脱靴。天子门前，尚容走马；华阴县里，不能骑驴？”县宰阅后目瞪口呆，李白哈哈大笑，骑驴而去。在李白的故事里，驴，成了一种个性释放，潇洒不羁的象征了。

 1926年3月7日，鲁迅先生去钓鱼台，凭吊怀古，他的坐骑是什么呢？先生在日记里大书：“驴”。驴背上一翩然书生，驴铃悠远，白云苍狗，远山近水，那样的场景，岂不美哉？

 驴在诗意中，驴在诗人中，此情此景若换驴为牛马，那种淡然的意境还会有么？中国文化，中国文人还算公道，终于让驴在文化的册页里有了一席之地，这也算是中国文化的特色吧。

 驴与文化的结缘不仅在于它形象的落差，更在于它低调的平和和率真的性情。寄情于驴，可能更便于抒发人们心中那种郁郁寡欢和愤愤不平的情愫。

 如果说唐宋时期文化和驴结缘是一种闲散雅致，那么魏晋时期文人的驴情则是一种怪诞和极致了。

 当时文人中有两个人平生有一大癖好，那就是学驴叫。一个是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一个是诗人孙楚。王粲生前常常以学驴叫自娱，去世时，魏文帝曹丕亲率文武群臣前来吊唁，在葬礼上，曹丕提议：“王仲宣（粲）生前喜欢驴叫，为寄托哀思，大家都学一声驴叫，为他送行。”于是墓地上空，一片驴叫，响彻云霄。这恐怕是人类历史上最个性的葬礼了，这一阵驴叫之声响彻千古，悠然在耳。。。。。。

 诗人孙楚去参加朋友王济的葬礼，吊唁之时抚尸痛哭，引得众宾客纷纷落泪。孙楚接着对死者说：“你生前不是喜欢我学驴叫么？我再给你叫一声吧！”说罢仰头大声学做驴叫，众宾客破涕为笑，孙楚慨然对众宾客说到：“竟然让这样的人死了，你们却还活着！”

 驴叫也叫驴鸣，驴鸣之时，其中的确有一种抑扬顿挫一唱三叹的自然音律之美，更具有一种苍凉高远的意境，完全是一种放荡不羁本然的释放。难怪王安石这样的描写驴叫：“临路长鸣有真意”。

 我听过秦腔，我不敢说秦腔起源于驴鸣，但是秦腔中那种声律纯正，坦率无邪，竭力释放，恐怕和关中叫驴之鸣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也当属一种“魏晋风度”吧。

 -------此文纯属戏言，各位陕西乡亲切莫当真，切莫在意，切莫拍砖，拜托了！

 还是用一句俗语结束本文吧：骑驴看唱本----走着瞧。驴将一路长鸣，潇洒的走下去，但愿我们的生活中能多有一些驴情，驴影和驴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