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批判与价值重建

⊙ 杨俊蕾
王岳川：《中国镜像：90年代文化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时下大陆学界风行文化研究，这既是上一世纪余音不消的文化热的延续，也是理论话语的再度更新。坊间标明此题的出版物出得多、售得急，原因在于无论学人还是读者，都希图尽快捕捉到文化转向之后的新趋势，然而，细检之后才发现其中大多隐藏三个症结：其一，迎合日益泛滥的大众文化、审美文化、娱乐文化，在范式更新的旗号下使严肃的学术研究本身「大众文化化」；其二，以研究对象的转变为根本范型转变，罗列现象变化，回避深层疑问，在平面化的描述中失却价值维度；其三，屈从全球化风潮，在文化后殖民的弱势状态下淡忘本土文化特性，讳言重建民族文化的主题。由此而来的疑问就是，难道此次学界热点又是一次跟风追潮，在大规模术语挪移中遮蔽真正的中国问题？然而在阅读了《中国镜像：90年代文化研究》之后，却发现了国内学界话语转型的新特点和文化研究新范式确立的可能。
此书以「文化研究」的思维范式为出发点，从公共空间和个体伦理入手，将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视作当代「文化镜像」，在「全球镜像」中看「中国镜像」，审理90年代中的文化症候和思想景观，关心各种主义掩盖下的真实问题，反思问题产生的前因与后果。同时注意文化思想问题的学术史清理，考察世纪末的人心人性，透视时代的喧嚣浮躁，总结世纪之交的关键性问题。
书中谈及的关键问题包括：汉语知识界在共识破碎以后的话语论战局面；保守、激进与自由主义三维之间的运动轨迹；知识份子在学术／思想、经济／政治、文化／传媒之间的位置偏移和重新定位；「后学」问题（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氛围）在学术圈内的发生与衍变等。在「后学」论争一章中，书中透析了十余年间百十来人的近千篇文章著作，虽然简要却依然全面地展示了东方主义和西方主义、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之间的交锋与交织，提出全球化语境中的民族形象解读和文化身份再识问题，述明何以必须在跨文化对话的前提下，进行现代性反思和价值重建，整合本土性与全球性，推进自身现代化。在对这些现实问题的解析中，可以看到此书在习见的「阅读中国」、「阐释中国」之外的「感知中国」、「理解中国」的意绪与追求。此后，该书视线又凝聚在与个体精神相关的文艺问题上，辨析了新历史主义对于中国当代问题史的渗透，注意到少数话语言说方式的意义，关注先锋艺术实验的困境、诗歌精神的降解和批评的失序、失语、失衡。贯穿其中的思考前提是，要「在中心文化和边缘文化、雅文化和俗文化所构成的张力场中，为现代人的生存选择和文化身份加以价值定位」（页18）。
在大众文化盛行，传统价值失效的现实境况中，《中国镜像》不趋同喝彩，也不断然否弃，而是在关照中寻觅隐匿其中的现世人们的情感方式，体察包含在事实与意义之中的真实情绪流向，试图以清明的理性、清晰的说理、清纯的心境和清正的心性去把握批评的距离，坚持批判的本位和批评的公正，对于一切消弭深度、媚俗从众的无思、无品、无格的伪学术、伪艺术加以整体的拒绝。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在批评的锋芒扫过文化的驳杂色彩时，并不意味着就此悬搁了价值判断。书中采用的现象学方法有助于避免偏颇先见的介入，却不会伤及文化重建的建构性思维。在".com"时代的狂欢声中，该书却坚持强调心性价值的深度模式。在评析90年代汉语诗歌信仰坍塌后的歧路仿徨时，书中并不赞同迅速背转诗性精神的逃逸举动，反对着意消解诗意存在的白话式的口语诗作，倡扬直面虚无的知识份子写作气质，希望汉语写作能够走出源于生命根底的内在危机，清理民族的、个人的「历史与记忆」，从「生命的刀锋」走向「思想的大道」（页253）。
相对于80年代激昂澎湃的文化论述而言，《中国镜像》一书显得不无低调，但是这不能被视为后现代语境中普遍放弃价值关怀的表现，因为当下中国的启蒙问题经历了复杂的变化，知识份子的启蒙首先得从自我清场开始。从「审父」到「审己」，关注传统文化的当下意义和民众心理的真实变更，将价值关怀转而体现在回归自我的清场行为和对个体自身刚健浩然的品格建构上，不再居高临下地耳提面命，而是在有益他人的言说实践中使人明白、体悟、接受和转变。由此确立起来的「新价值」就是对于张扬「新理想」和「新启蒙」的诉求。所谓新理想是在旧理想主义失败、思想困倦之时对理想精神的全新吁请。新启蒙则是「无止境的心灵解蔽过程」，首先是整体精神的，对每个个体心灵的自我启蒙，除去虚妄张狂而认清自我，知悉自我存在有限性和可能性，洞察自我选择的不可逆性与自我承担选择的结果，不去营造包罗万象的永恒体系，而是将它化作一种生命态度、人文气质和哲思生活，「在自我精神觉醒之后，学会真诚倾听，宽容对己待人，追问言说与写作的意义，使自己的存在成为社会的微量元素，具有批判性、前瞻性和示警性」（页111）。
这种理性态度与作者本人的立场定位不无关联。如果说书中的尖锐批判显示了精英文化立场，急切的价值诉求显示了终极关怀的取向，那么，平实可信的言说风范和拒绝游戏的沉思品性正体现着这一代学人的自我定位，亦即，「不以世俗化的、语言游戏的甚至是权力运作的态度去看问题，强调向内挖掘获得自我新生，在增加文化资本或更新知识结构的基础上建构自己的思想地基」。此外，该书的写作在意识形态壁垒中力图真实地描绘出复杂多变的文化地形图，辨明交错其中的多方话语以及话语后的权力机制。在此，作者采取了边缘化立场，既反抗与权力话语包括商品权力话语的共谋关系，审理西方文化霸权话语，接受方法论层面的、警惕作为本体论的或兼并论的、甚至是文化挤压的话语霸权，同时对汉语学界知识话语之间的论争以及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西化倾向与文化保守倾向保持价值判断，以避免价值偏离，并以此冲破多重壁障，既不固步自封于无变化的传统，又不迎合文化强势，同时警惕流俗文化的侵袭，始终保持着开放型对话。由此使得这本书的工作平台得以建立在与西方话语的平等对话上，放眼世界学术前沿，把凸现于90年代的中国文化问题看作是与国际学术齐平或准齐平的值得研究和追问的问题，摆脱西方话语霸权的压力，彰显本土研究实力，参与而不是模仿，对话而不再复述，立足中国问题的实情与特性，而非寻找与西方文化现象的迭合。面对时下备受关注的媒体传播问题时，该书在博德利亚（Jean Baudrillard）、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等人的论述之后继续推进，阐释第三世界媒体所必须具有的「反霸权空间」意识，对多元价值中的媒体神话加以深省。
就像中国文化精神往何处去是每一个不曾忘却历史创伤的知识份子都尝试求解的难题一样，所有论述中国文化的著作都无法回避如何在世界全球化中重建民族文化、再铸民族精神的问题。《中国镜像》同样处在后现、后殖语境里为中国文化进行定位和为新世纪中国文化争得话语权的焦虑中。如何对传统文化进行转型性创造和批判性重建，如何引进话语机制，启动母语文化的僵化状态并防止东方文化精神的失落，如何在科技神话、现代化神话、经济金钱神话中、在西化和跨国资本的参与中、在权力对经济的介入中设立合理可行的预定目标，都是该书的忧怀所在，需要在全球化（globalization）和本土化（indigeni-zation）的二元对立中审慎考虑。然而，「一种注重『社会资本』的具有文化精神信仰底蕴的『价值文化』」（页396），正在《中国镜像》折射出的心性光辉中渐生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