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生活——评《英若诚自传》

保护生活——评《英若诚自传》
from写下就是永恒
保护生活
云也退
“梁孟夫妻子仲谋，问君慧福几生修。家庭乐事琴书外，更向春郊纵马游。”
上世纪的第一个农历己酉年，也就是公历1909年，时年方九岁的英千里骑着一匹小马，与同在马上父亲英敛之、母亲爱新觉罗·淑仲留下了一张黑白照片。照片上的空白处，印有这位名为“振亚”的友人的一首即席小诗。下面的落款是“己酉暮春奉题  安蹇先生暨夫人淑仲令郎千里策马小照  振亚拜稿”。“安蹇先生”即英敛之的别号，“蹇”者，困顿窘迫也，“安蹇”的并立，与“英敛之”之名恰成异曲同工。
若是有这么一个文人意趣十足的祖父，纵不期坐拥书香门第，也可自幼常听陋室之鸣。加上英敛之身处清末民初一段时间，进步士人皆已有“世界之中国”的认识，于是呆在这个开明的知识分子大家族里，更有机会谈笑开英语，往来遇鸿儒，国学和西学左右逢源，真可谓“慧福几生修”了。英家本是旗人，往上数几辈，可以追溯到雍正皇帝的第十四子，即传说被掉包的那位，但是到了维新运动时期，英敛之欣然咸与，清楚地知道自己可以为国家做出的贡献何在。他爱国，但决不支持义和团，而是专心引西方文明来改变社会，他一生最大的三桩事业，一是创办《大公报》，二是创办京畿辅仁大学，三是加入天主教会泽济人民，同时以文化和宗教两方面救国，是位实至名归的爱国志士。就像英若诚自己所说的那样，看他的家族，就足够让人明白何以一个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能够稳稳统治中国三百余年，还带给百姓以康雍乾三朝百余年盛世——至少名义上是这么说的。
在房价令人不寒而栗的今天读英若诚的自传，你会越发妒忌这个幸运的皇族公子。从1930年代到抗战后的十年间，他竟然和一大家子人同住在当年和珅和中堂的府邸里头，这个府位于今日北京最小资的地区“后海”湖畔，好像住在故宫里一样，每进一间房间都要迈上一级台阶。院子大得可以跑马，屋子里摆放的都是货真价实的珍器古玩，童年英若诚搬来梯子，把吊灯上的玻璃珠卸下来送给玩伴当礼物。由于英家祖父早早皈依了天主教，完全接受西式教育，做祷告和打网球的画面也同这富丽堂皇的庭院一起留在了英若诚的记忆里。
“最后的贵族”一直是个时髦题目，那些人往往出身于那些晚清民国时代风云叱咤、红极一时的家庭，又在若干年后戴上右派帽子被打倒在地。过去是坐洋车、受西式教育、仆役成群的名门子女，如今落得个一文不名，甚至家破人亡，他们发命运不济、时代不公之悲声，也时常让我们怆然唏嘘。坊间这类回忆录和传记总是不绝如缕，尤以《往事并不如烟》为著名。英若诚在五十年代初回访早就充作国家财产的王府故宅，只是感叹“统治阶级的奢华”，然而再过二十年，到他也身陷冀城监狱之时，独自揣摩那早已烟消云散的金色童年，圣路易学院的钟声，天主教堂的辉煌吊顶，再遐想父辈“更向春郊纵马游”，那种命运的夸张落差又将给他带来何种生不如死的感喟？
在北岛、李陀主编的《七十年代》一书中，张郎郎的一篇文字也提到了恰巧与他同在冀城监狱的英若诚、吴世良夫妇（英关于吴的回忆也字字充溢着一种对贵族品质的高度赏识，在清华大学，吴世良是他所见的仅有的穿旗袍而不着中山装的几个女生之一，且“脸上的化妆很有品位”），他在英若诚名字前冠以“大小刘麻子”，可见其时《茶馆》已然多么深入人心。张郎郎是鬼门关上回来之人，牢狱之灾在他的回忆中惨淡则惨淡矣，抑郁恚愤之情却早已因岁月的流逝而化为几分略带矫情的超旷，他把“粉丝”这类词都用进了回忆里，仿佛再大的黑暗恐怖，皆可作幸存后的笑谈。比起来，出身高贵的英若诚在这种时候也能拥有洒脱的人生姿态，紧抱生存下去的信念，似乎就更显得可贵了些——因为“最后的贵族”的血泪控诉，我们已经听得太多。
这只是一份朴素的口述记录，由美国人康开丽记录于新世纪初，其时英若诚已卧病多年——他成功地把他一生的处世态度，在既不炫耀家世和人生履历，又无哀悲怨泣的前提下表述了出来。戏剧是他最适合的职业，他曾笑言，作为知识分子家族里产生的演员，他对门庭已多有辱没，不过，在我看来，“戏子”的身份令他在境遇最为潦倒的时候获益良多，因为他积累多年的观察他人的本领，沟通能力，以及表演天赋，使他得以在多重自我之间游弋，不为单一一种身份所束缚。这样，就有了那令人叹为观止的一大本毛-泽东诗词抄，用自制的毛笔蘸着小心收集的黑墨粉抄录，封面上的字甚至是用红药水题写的。那个怀着真诚的热爱艰难地抄下《蝶恋花·答李淑一》的英若诚，同时也是对毛-主席不抱幻想的英若诚。如果说他从关于富贵的记忆中汲取了对生活的依恋感，那么搞戏剧的经历则赋予了他保护生活所需的精明、干练、适应性，还有那种寻找趣味的能力。
热恋中的英若诚对吴世良说：“我会让你每一天都有笑声。”我想这个承诺直到他与妻子劫后重逢，见到吴已满头白发的那天依然保持着。性格决定命运，也许有些人不信这话，但至少性格可以决定在命运急转直下的时候，一个人是不是还能保护住生活，让它继续有质量。“水流云在”，这是英敛之在自家京郊温泉庄园里的一块巨石上刻的题铭，取自杜甫的诗，像是一宗无法言说的隐喻，预示着家族后人对待记忆的态度。当记忆成为推不掉的资本时，一个人必须选择是沉默还是吵闹，是哭还是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