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延安许世友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7/07 12:13:54
历史和一年多以前在懋功两河口会师时有相似之处也有截然相反的地方。相似的是中央领导都到保安城外迎接张主席，而且规模比前一次隆重得多，中央红军大学校长林彪还率领几百名学员在路边列队欢迎。在一个预先布置好的土台子上，毛主席和张主席都讲了一番“向前看”的话，对过去的矛盾、斗争一字不提。
截然相反的是，一年多以前的张主席手握重兵，气吞山河，中央红军则人不足万。而现在，中央巳在陕北站稳脚跟，军队也有了较大的发展，张主席却是损兵折将，自然感觉到脸上无光。
而且，他现在基本上巳经成了一个空头总政委，他指挥的4方面军，陈昌浩、徐向前带走了两万多人，剩下的4军、31军、5军，毛泽东以统一指挥权的名义，让他在河连湾交给了前来迎接的周恩来和彭德怀。虽然他还是红军总政委，却巳经完全失去了对红军实质上的指挥权。
中央机关分给张主席一眼有内外两间的窑洞，我带着人打扫了一下，就搬了进去。窑洞隔为内外两间，内间大，外间小，张主席住内间，既是卧室也兼办公室。我住外间。如果黄超在应该是他住的，但黄超巳随陈昌浩到西路军去了。
没过多久，中央机关办公室又分了个叫陆煜的秘书来。张主席对他不信任，要我们提防着点。但陆秘书有一样长处却很受张主席欣赏，他的象棋下得很好，所以他的作用也就是偶尔陪张主席下几盘棋而巳。
住在旁边的毛主席、朱德、张闻天、博古、王稼祥、林伯渠有时也来观战，毛主席就笑呵呵地说：“小陆的棋，可以让特立三先。”
保安县城还不及四川的乡场大，房屋也大都破烂不堪，中央领导住的这一排窑洞前原来是一条由商店和民房组成的小街，由于历年战乱，巳成废墟，现在种满了各种蔬菜。那时的保安，准确地说巳经成了一座庞大的兵营。
中央首长们的生活也相当糟糕，但中央机关后勤处的叶季壮处长想方设法为首长们准备了一些特供品，一是前方将领送来的战利品，二是通过地下渠道从西安等地买来的。当时驻西安的张学良、杨虎城暗中巳与红军有联系。
有一次，张主席叫我给何畏送去两条特供给他的香烟。当时，何畏主持的4方面军彭杨军政学校巳经和中央红军大学合并，由何畏任政治委员，林彪任校长。
何畏把我带进卧室，给我说了一番话，叫我带给张主席，大意是：他现在不便去看望张主席，怕造成4方面军干部暗中串联的印像；他现在最担心的是，枪杆子一丢，啥都丢光了。
我回去对张主席转述后，他阴沉着脸，一言不发。
原4方面军的高级指挥员中也普遍存在着何畏那样的沉重的心理负担。因为事实巳经一清二楚，毛泽东对了，张国焘错了。
而他们当初在那一场激烈得差一点兄弟相残的北上南下之争中，都曾经站在张国焘一边，公开地有的甚至是气焰嚣张地反对过毛泽东，尤其是那些当初表现得很激进的高级首长，更显得来惶惶不可终日。
那个时代的军人，头脑里封建残余不少。他们总认为成者为王败者寇，从古至今皆如此，如今他们反对过的毛泽东占了上风，拥护过的张国焘两手空空，自己当初的行为，会被视为乱臣贼子，犯下了弥天大罪。
在保安，在我印像中最不能忘记的大事，就是“西安事变”对中央的强烈冲击。
那是1936年12月12日的中午，食堂巳经快开饭了。吴吉清突然到张主席的窑洞来，通知张主席马上到毛主席的窑洞里去，有重要事情商量。
通知完后，他实在激动得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喜泪汪汪地嚷道：“张总政委，天大的喜事啊！蒋介石……蒋介石在西安被张学良、杨虎城抓起来呐！”
张主席目瞪口呆，像救火一样冲出门，向着毛主席的窑洞跑去。
首长们激动如此，我们这些当兵的同样是欣喜万分，我们的头号敌人竟然被抓起来了，还能有比这更重要的事么！
足足4个钟头过去，首长们才从窑洞里出来，我看着张主席跨进门，很想问问详情，纪律又不允许。
幸亏，张闻天和博古紧跟着进来了，他们脸上全都喜气洋洋，好像过节一样，因为这件事情太重要不过，他们余兴未尽，还想找人谈谈。
这样，我才从他们的谈话中知道，张学良发来密电，告知中共中央，他和杨虎城巳经把蒋介石抓起来了，要求中共中央派周恩来为代表到西安共商大计。他还希望红军急速向延安及其以南地区开进，和他与杨虎城的部队衔接，以防御胡宗南部的进攻。
而中央领导人对如何处置蒋介石意见不能统一，大多数主张当机立断，杀掉为好。最后，大家还是同意向莫斯科请示。
13日这一天，是最为焦急的。西安的电报雪片般飞来，催中共拿出态度，但既巳向莫斯科请示，那就只能等待莫斯科的指示。
首长们都显得坐卧不安，相互不断窜门。
朱德总司令是最坚决的“主杀派”，他一走进张主席的窑洞，人未坐下，就大声武气地说：“现在是千钧一发的时候，应该当机立断，用不着等候莫斯科的指示，来它个先斩后奏。我刚才去对润之说了，痛痛快快地告诉张学良，先把蒋介石杀了再说其它。”
张主席问：“润之不会同意你的意见吧？”
“他对我说，这事太重大，必须等莫斯科的指示。”
焦急地等到深夜，莫斯科的回电终于到了。首长们汇集到毛主席的窑洞里通宵开会。
天亮后，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带着中央根据莫斯科的指示拟定的方案，坐汽车赶往延安，张学良派来的飞机巳于前一天就等在那里了。
过了不久，我也知道了莫斯科指示的要点。
大意有三点，一、明确指出“西安事变”是日本人的阴谋，旨在破坏中国抗战力量的团结，苏联决不会为这种阴谋所利用，更不会提供任何支援；二、中国急需建立抗日民族统一阵线，而这一阵线最合适的领袖只能是蒋介石，张学良份量不够；三、中共应争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利用这一时机与蒋介石作友善的商谈，促使其赞成抗日，并在有利于和平解决的基础上，主动将蒋介石释放。
虽然中央领导人对莫斯科的指示不无意见，但没有选择的余地，斯大林咋个说，就只能咋个办。
25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26日，中央机关即迁往张学良主动让出的延安。
保安自然不能与延安相比，延安地处陕北中心，与西安及各地的交通非常方便，而且还有一个机场，城内的房屋与城外的窑洞都比保安多得多，足以容纳中央的众多机关。
“西安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心中威望剧增，延安一时成为中国革命的圣地，到处都流行着一句话“要抗日到延安去”。每天都有许多人涌到延安来，他们中的大部分是青年男女学生，成群结队，翻山越岭步行而来。延安很快便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蓬勃发展的景像。
待军政大事安排就绪后，中央便着手批判张国焘犯下的一系列严重错误了。
1937年2月27日，西路军正处于崩溃的边缘，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凯丰在延安发表了长达3万多字的《党中央与国焘路线分歧在哪里》的文章，拉开了批判张国焘运动的帷幕，文章公开指责张国焘是“军阀主义”、“土匪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和退却逃跑路线”。
3月底，西路军全军覆没的消息传到延安，中央随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张国焘进行批判。批判会一连开了5天，最后由毛泽东作长篇总结，形成决议。决议指出张国焘的6宗大罪，除了南下和分裂中央以外，关于西路军，作出如下结论：“西路军严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
紧随着，一场大规模的批张运动，就在延安轰轰烈烈展开了。
由于处置失当，批张很快便发展成为一场大规模的政治运动。
从河西走廊传来的西路军全军覆没的噩耗，弥漫在广大红军官兵中悲痛欲绝的情绪使张国焘立即成为众矢之的。而张国焘态度强硬，拒不承认他对西路军的失败负有责任，因此形成了这场运动不应有的复杂局面并且很快导致发生了严重后果。
批判上纲上线，上挂下连，越来越过火，原4方面军的干部和战士不幸也跟着他们前些时候的统帅成为了批判对象和靶子。始而是少数人，继而扩大到绝大多数人。最后由运动形成的严酷气氛，压得原4方面军的所有官兵像做了亏心事一样抬不起头来，造成一大批原4方面军的干部战士受到严重伤害。而且在党内军内形成了一个武断的共识：西路军的失败是张国焘错误路线造成的恶果，是张国焘错误路线的牺牲品。
这样的结论，对于西路军是完全不公平的。西路军从过河伊始就一直尊照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的指示行动，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最后失败了。应该说，党中央在这件事上给予西路军的使命超出了西路军自身的实力，当时的张国焘巳经不能影响到西路军的行动。和“张国焘错误路线”没有啥子关系。为党中央的安全，为河东红军的战略转移，最后孤军浴血奋战立下赫赫战功的西路军，却从此背上了“张国焘右倾逃跑主义”的包袱，使他们和原4方面军中的许多人一生坎坷，郁郁而终。
运动的组织者极不适宜地以追究西路军失败的主要责任掀开了批张的序幕。这虽然有利于刺激广大党员和红军官兵的情绪，以调动他们斗争的积极性，但因明显有违于事实，而引起知道真相的原4方面军高中级指挥员们的重大反感。而指挥员们的情绪，也很快在广大士兵中漫延开来。
对如此大举批判张国焘，毛泽东也曾担心会引起原4方面军官兵的鼓噪动荡。原4方面军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除了巳遭全军覆没的西路军，在延安还留有4军、5军、31军两万多人，力量远远超过1、2方面军。毛泽东派罗瑞卿到原4方面军部队中调查，结论是“张国焘在原4方面军中影响很深，大部分官兵都没能认清国焘路线的错误”。鉴于此，大部分原4方面军的高中级干部被抽调到刚由红军大学更名为抗日军政大不久的校园里学习，目的当然是紧急“洗脑”。
由于批张运动未能紧紧抓住张国焘悍然挥兵南下另立中央的核心问题，加上方法不当等因素，以致运动深入到教育争取原4方面军广大官兵同张国焘的反党路线划清界限时，一场酝酿巳久的风波猝然在抗大校园里爆发了。
当时，原4方面军有大约500多名军、师、团级干部正集中在抗大学习。他们对批张运动一时转不过弯来本在情理之中，但运动的组织者和积极分子却习惯于以前那一套“整思想即整人”的作法。把他们看成是张国焘的“亲信党羽”，强迫转变立场，并且手段极其简单粗暴。
这样的观念和做法，使原4方面军的干部们形成一种共识：在毛泽东党中央的眼皮底下，为什么会发生颠倒黑白，指鹿为马的事情？这不明摆着批判张国焘是虚，对原4方面军的人进行全面整肃才是实么？
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经历过鄂豫皖和川北的“大肃反”，对这样的运动余悸犹存。
怀着强烈的抵触情绪，他们中的一些人常常跑到凤凰山中央机关驻地找张国焘诉说委屈，而张国焘也不断地给他们的激烈情绪火上浇油。
恰恰在这时候，发生了黄克功枪杀女学生刘茜的恶性案件。而中央汲取这场血案的教训，采取防微杜渐的措施，又更加让这帮巳成惊弓之鸟的红军将领们感觉到大祸巳经临头，于是铤而走险，酿成大错。
国民党的大报小报把黄克功杀人案渲染成一则黄色故事，一窝蜂登了出来。
其实，这是两个青年男女讲恋爱，女主角想分手，男主角一怒之下拔枪把女的给毙了。
女主角叫刘茜，是山西太原一户官宦人家的千金小姐，年芳二八，刚刚从太原友仁中学毕业，追求进步，就跑到延安来了。
刘茜幼禀庭训，受良好文化氛围的熏陶，有较高的文学修学，小小年纪，便读过了《安娜卡列尼娜》、《夏伯阳》、《铁流》,还喜欢读高尔基的《我的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及巴金的《家》、《春》、《秋》。一到延安，刘茜就被分配到了抗大六大队学习,大队长就是15岁参加红军，跟随毛主席亦步亦趋，一直从井岗山打到延安的黄克功。
刘茜良好的天赋和内秀很快引来了许多人的关注,同时也深得大队长黄克功的喜欢。当时红军男女比例是五比一。由于外来的年轻人都很崇拜长征干部,把他们当作传奇式的英雄,女青年找对象有所谓“走长征路线”之说。战争年代,提倡晚婚,上级规定的条件是“2857团”,想讨老婆可以，必须年满28岁,有5年党龄、当兵7年、官至正团,具备其中之一者允许结婚。虽说提倡男女平等，但这个规定分明是针对男同志制定的。
黄克功这一年27岁,离规定还差了1岁。但他的党龄、军龄、级别已具备条件。黄克功主动向刘茜发起了进攻,刘茜虽觉得此人有些粗鲁，文化浅薄，长得不英武年龄悬殊又大。但年轻人受时风熏染，加之又抹不下脸来公开拒绝自己的顶头上司，也就含含糊糊若即若离地和黄克功谈起了恋爱。9月间,陕北公学成立,6大队全体人员拨归陕北公学,刘茜转入陕北公学继续学习。不久黄克功从陕北公学调回抗大工作。刘茜原本对黄克功就不太满意，人一调走，她也就有意地开始疏远黄克功。
黄克功意识到了，着急得慌，又想不出其它的招，主动刘茜送钱赠物,要求马上结婚。刘茜对黄克功说:“假如你爱我,这钱就不应该给我,请你给前方战士用好了!我们还是讲广义的爱吧!整个国家的生死存亡摆在眼前,四万万同胞正需要我们的爱哩!你说是吗?”。
话说得冠冕堂皇，骨子里就是要“散伙”。
对于刘茜的拒绝,黄克功感到非常失望,认为失恋是人生莫大的耻辱,他更轻信谗言以刘茜在陕北公学另有所爱去责备她,同时迫切要求结婚,刘茜感觉黄克功过于纠缠,也很生气，就故意不给答复。黄克功十分恼怒,陷入恋爱泥坑不能自拔,萌发杀害刘茜的念头。1937年10月5日傍晚,黄克功邀刘茜到延河边散步,作最后努力，逼婚不成,随即掏出手枪将刘茜打死在延河边上。
这桩血案，顿时成为轰动延安的惊天大新闻！
因为那时如过江之鲫般从国统区涌向延安的青年，就是冲着这方圣土上“抗日、自由、民主、平等、进步”10个字而来的。
作案人黄克功不是一个普通的人，而是一个参加过井冈山斗争和长征的红军领导干部。入抗大学习之前，黄克功就巳经是一名团政委，有过光荣的斗争历史，为革命建立过功勋。案发后，舆论沸沸扬扬，到底该不该杀黄克功，人们议论纷纷，意见不一。学校的教师和青年学员们大都认为功不抵罪，不论有多大的功劳，触犯刑律，必须一视同仁，不然就无法服众，也等于纵容有功的老干部可以犯法。而与黄克功有着类似革命经历的老同志大都认为黄克功是个经受过严峻考验的长征老干部，出于一时感情冲动而杀人，事后已经非常懊悔，应该宽囿他，让他到前线去戴罪立功。这种舆论给黄克功带来一丝求生的希望，他马上给毛主席写信，请求免其一死，表示自己宁可拿着机关枪，在执法队监督下，向日寇冲锋陷阵，把一腔热血倾泄在沙场上。
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副院长，同时也是黄克功一案的主审法官雷经天在强大的压力之下一时也拿不定主意，于是便写信给毛主席，征询意见。10月10日，毛泽东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致信雷经天。
雷经天同志:
你的及黄克功的信均收阅。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因此中央与军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当此国家危急革命紧张之时，黄克功卑鄙无耻残忍自私至如此程度，他之处死，是他自己的行为决定的。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战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戒。请你在公审会上，当着黄克功及到会群众，除宣布法庭判决外，并宣布我这封信。
对刘茜同志之家属，应给以安慰与抚恤。
毛主席
1937年10月10日
黄克功最终被押赴刑场，绳之以法。毛主席致雷经天的信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在延安地区引起了极为强烈的反响，使共产党的威望，得到了进一步提高。黄克功枪杀刘茜一案发生后，为防患于末然，莫文骅领导的抗大政治部下令所有在校学员缴出随身携带的武器，由校方集中保管。
可是，原4方面军的学员却误以为这是针对他们而采取的措施，更加激起了他们的怨忿。
公开表现出这种愤慨情绪是在抗大操场举行的那次大规模的批张会议上。批斗会由林彪校长主持，那情景和文革初期批斗“走资派”没有两样。毛主席和中央在家的领导人全都坐到了主席台上，台下，密密麻麻坐着来自原3个方面军的上千名高中级干部。
张主席刚一露面，一帮积极分子就冲上前去，反扭他的胳膊，把他往主席台下拖。
我出于警卫员的职责和积极分子们争吵推搡起来，坝子上坐得密密麻麻的抗大学员们也都出现了混乱，表现出的却是截然不同的情绪。
在批斗会的过程中，火药味一直很浓，张主席的态度也很顽固。
当一位学员在发言中突然脱下鞋子，往张主席脸上猛力扇去时，张捂着脸大叫起来：“我抗议！我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你居然敢打我！”
打人的学员立即被罗瑞卿逐出了会场。
但即便如此，却依然惹恼了许世友。他在人丛中霍地站起来，圆睁豹眼，冲主席台上的毛主席怒吼道：“妈的，你们这是干啥？开的是批判会，还是打人会？这些混帐东西说了这么多，有几句是真话？说我们4方面军撤离川陕根据地是逃跑主义，俺就不服！哪来这么多主义，打不赢就跑，换个地方再打嘛。你姓毛的要不逃跑主义，咋会从江西跑到这黄土坡坡上来喝小米粥？”
许世友这样的态度，只能激起公愤，顿时，会场上响起了震天动地的口号声，“打倒反动军阀许世友”、“许世友是混进革命队伍的土匪头子”。积极分子们一拥而上，把许世友也拖到主席台下，与张主席并排站在一起。
许世友挣扎着扭过头，向着台上大吼：“姓毛的，你说一句话，俺许世友，是不是土匪？”忽地，一股鲜血从他口中喷出，他訇然倒下了。
许世友病了，原4方面军的官兵们视他为敢于仗义直言，惹得“龙颜”大怒的英雄，在抗大“洗脑”的学员们也纷纷到医院看望他，一起发泄对毛和中央的不满。
就在这时，许世友串联了一大帮在抗大学习的原4方面军的高中级干部，决定在1937年4月4日午夜后举事，杀死毛泽东，然后从北门城墙脚下的水沟爬出去，重回大巴山，与留在苏区打游击的许的老部下刘子才部会合，另竖红旗。
参与密谋然而最终却在举事的当天下午幡然悔悟的4军政委王建安悄悄离开寝室，向莫文骅主任作了密报。莫文骅大惊，飞报毛泽东。毛既惊又怒，急派中央政治保卫局局长周兴同志亲率中央警卫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进抗大，将许世友、詹才芳、刘士模、陈再道、陈锡联、洪学智、朱崇德、吴士安（包括王建安）等30余人一网打尽，投入大牢。
而抗大政治委员何畏在许世友等人被抓后情绪激动，到处公开发表煽动性的讲话，表示从此以后再也不相信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并威胁要上书共产国际，控诉毛泽东视友为敌，排除异巳的行为。何畏也因此被抓。
几十年后重提这桩历史公案，许世友如此言道：“到延安以后，有人说张国焘如何长如何短，我也不作声，只要你不整到我头上我就不管。以后西路军失败的消息传来，我非常痛心，半月没有休息好。加上反张国焘路线听了不少胡言乱语，有的说我们是托洛茨基，有的说我们是土匪，下面的干部也都看不起4方面军的同志，我非常生气，气得吐了血到医院疗养……。在病休中，斗争会一天比一天开得厉害。这时，4方面军的营、团、师、军级干部都来看我，没有一个不哭的。一连这样三天，尤其是军、师级干部的哭，对我影响很大，过去都是老同志，现在却感到没有了出路。我想了几天想出办法来了，他们再来看我时，我就对他们说：‘我们回四川去，那里有刘子才，他们有一千多人，又是我的老部下，在这里姓毛的说我们是反革命，我们到四川去叫他们看看我们到底是不是革命的。愿去的就走，不愿去的也不要告诉中央。到第三天，有20多个团级干部、两个营级干部、6个师级干部、5个军级干部，都愿意走。”（笔者注：引自许世友《我在红军十年》）
长期领导4方面军的徐向前元帅在《历史的回顾》一书中直截了当地表明了他的看法：“抗大搞出个‘反革命事件’，关押了许世友等数十名高级干部，罪名是‘组织反革命集团’、‘拖枪逃跑’等等。其实，这是个冤案。”
作为“反革命武装暴乱集团”的首犯，许世友受到了最严厉的惩罚，先给他带上脚镣，后来又加上了手铐。
4天后，身陷囹圄的许世友真可谓雪上加霜，又遭受了一次沉重的打击，他的妻子雷明珍迫于政治气候的压力，站出来和他划清界限了。
我多年来一直认为，批判张国焘的严重错误是应该的，可是，由于在运动中采取了许多左的作法，错误地将原4方面军的广大官兵与张国焘捆在一起批，大搞人人过关，弄得当时在延安占绝大多数的原4方面军官兵人人自危，灰溜溜地抬不起头来。对批张运动，我们普遍的抱有强烈的抵触情绪。而且这场运动的发起，又恰恰是在陈昌浩、徐向前率领的由我们4方面军两万多官兵组成的西路军全军覆没的消息传来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有一点乘人之危的意思。抗大风波爆发后，我们从内心对许世友、洪学智他们都抱有强烈的同情和拥戴，觉得他们是真正的英雄好汉。
许世友被抓后，雷明珍马上跑来找李玉兰，说她也受到了牵连，上级把她的妇女部主任的职务撤了，还逼着她写材料检举许世友的反革命言行。她当时非常恐慌，说许世友这次祸闯大了，肯定要被枪毙。
李玉兰叫上我，两人陪她在延河边上转了一个晚上，想安慰她，又没办法安慰她，因为我和李玉兰也都认为许世友这次肯定没命了。
谁知雷明珍没能顶住压力，写了一张纸条，叫许世友的警卫员张贤俊送到了牢中。纸条上写着：
许世友，我恨你！我决不爱一个反革命分子！为保革命的纯结性，咱俩的事情一刀两断。我坚决要求离婚！你看后马上签字。
党的忠诚战士：雷明珍
许世友看后大怒，立即在纸条上写到：“坚决离婚！许世友！”
组织的误会，妻子的无情，运动积极分子的穷追猛打，把许世友气懵了。他弄不明白自己为革命打了上千次仗，身上伤疤重伤疤，到头来却莫名其妙地成了个反革命。他也不能理解长期领导他们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张主席为什么会是个坏人。他把眼前所受到的这一切全都归到了这场运动的发起人毛泽东身上。砍头不过碗大的疤，他豁出去了，索性当着审讯、看押人员大骂毛泽东。他以为这样一骂，必然有人会报告上去，毛泽东一动怒，就会下令枪毙他。如果真能那样死去，他也算得上4方面军的一条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了。
抗大风波引起的连锁反应让毛泽东始料不及，大为震惊，他赶紧把具体负责这场运动的□□部长凯丰和负责本案审判工作的董必武召到他的窑洞里，详细了解了抗大风波的情况。
凯丰情绪激烈，要求毛泽东应施以严厉手段处置。
而董必武提供的情况对于毛泽东亲自出面纠偏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董老说，他巳经分别审讯过许世友、詹才芳、洪学智、陈锡联等人，也和曾参与策划，事到临头又幡然悔悟，向中央密报的王建安谈过话。他认为根据目前掌握的证据与情况，尚不能将抗大风波视作一次集体的反叛行动，而只是他们对在抗大进行的批张运动存在严重的扩大化倾向，把所有原4方面军的官兵和张国焘不加区别地当成了批判对像强烈不满，因此愤而作出了过激的行为。他们在反抗时说的那些出格的话，似不可以此作为定罪的依据，而应视为一时冲动之下的错误言论。他力陈许世友决不可杀，杀许，必然会引起原4方面军官兵更大的恐慌，有可能激化出更大的乱子。
董老还强调了最有说服力的一点，这批密谋拖枪出走的高中级干部，在风波爆发之前都没有和自己指挥的部队取得联系。而当时的情况是，布署在延安地区的部队中，原4方面军最精锐的4军、5军、31军仍占红军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毛泽东听到这里坐不住了，他起身在窑洞时走来走去，大口抽烟，随后问董必武：“董老，他们想跑的一共有多少人？”
董老回答：“36个，巳经全部抓起来了。”
毛泽东恼怒地冲凯丰道：“你搞的啥子名堂？弄得这么多红军中的高级干部反对我们，你还能说你正确得很么？凯丰啊凯丰，我看你是要把他们逼上梁山嘛。”
凯丰委屈地申辩道：“主席，我是认真按照你的指示精神布置的。”
“什么我的精神？”毛泽东火了，大声批评凯丰，“我让你不分青红皂白，一竿子横扫一大片？我还听说，你别出心裁跑到抗大去搞什么‘究竟是毛泽东水平高还是张国焘水平高’，以此来划线。还逼着4方面军的官兵人人交待，抢过老百姓的财物没有？奸污过妇女没有？当过反动军阀的爪牙没有？简直是乱弹琴！我看我毛某人，就没有张国焘水平高，张国焘在杂谷脑，在松岗，在甘孜批我毛泽东批得那样厉害，可就没有批一个1方面军的战士。可现在毛泽东批张国焘，居然连普通战士也不放过！你呀，我看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那一夜，毛泽东睡不好觉了，一整夜坐在办公桌前抽烟，不看文件，也不写文章。连警卫员给他准备的夜宵也不吃。
到东边天际隐隐露出一点青白色时，他吩咐警卫员通知罗瑞卿，他要亲自去抗大牢房里看看许世友。
凤凰山中央机关驻地离抗大很近，下个坡，穿过一条小街便是。
可是，鲁莽的许世友一见毛泽东的面，竟然“哗啦啦”拖着脚镣上去和他拼命，吓得负责毛泽东保卫工作的罗瑞卿赶紧叫卫士拥上去，用麻绳把许世友捆得像个粽子。
动弹不了的许世友仍挣扎着昂起头，冲着毛泽东破口大骂：“姓毛的，你老奸巨猾不是好人！我要有枪，今天就一枪崩了你！”毛泽东是领袖，领袖也是人，也有人所共有的七情六欲、喜怒哀乐，他一片好心前去，没想反倒被许世友弄了个没趣，心中自然有气了。所以，当他身边的一些同志再次提出杀掉许世友，以示惩戒时，他点了头。
罗瑞卿带着执行队员前往抗大后，毛泽东却又显得心绪不宁了。
桌上的电话突地响了，毛泽东一把抓在手里。话筒里响起了罗瑞卿的声音，他向毛主席报告，许世友拒绝签名，要求在枪毙前最后再和毛泽东理论一番。
毛泽东就在这最后一刻改变了主意，说：“罗长子，你把许世友的脚镣手铐拿掉，马上带他来见我。”
可毛泽东万万没有想到，罗瑞卿马上又向他报告，说许世友坚持要带他的手枪，否则他不来凤凰山。
毛泽东毫不犹豫，大声告诉罗瑞卿：“把手枪还给许世友，告诉他，我毛泽东不但准他带手枪，还允许他装满子弹。”
许世友接过跟随自己巳经多年的手枪，手竟抖了起来。他万万没有想到毛泽东居然有胆量答应他这带有试探意图的荒唐要求，还特意让罗瑞卿转告他，“允许你装上子弹”。他的心颤栗了，泪水溢满眼眶。过去，由于他多年来长期在张国焘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张国焘对他这位骁勇的战将是十分器重的。4方面军有纪律，严禁官兵喝酒。可张国焘知道许世友嗜酒如命，对他却网开一面。8万官兵中，唯独允许许世友一人可以喝酒。对此，许世友对张国焘怀有一种士为知己者死的感情——对毛泽东不仅不了解，可以说受张国焘的影响，对毛还抱有很深的成见。在“南下北上”之争中，他不仅旗帜鲜明地站在张国焘一边，而且还在陈昌浩把持的右路军指挥部里充当急先锋，与何畏、詹才芳等高级将领上演了一场围攻党中央负责人张闻天的闹剧，逼着张闻天拿出党的最高领袖的权威来，迫使毛泽东改变态度，同意张国焘的南下战略方针。在围攻中，他还对毛泽东出言不逊，大加攻击。
而眼前的事实，却分明让他清楚地看到了毛泽东的另一面。
很快，罗瑞卿把许世友带进了毛泽东的窑洞。
“许世友同志，你受委屈了。”
许世友呆了！他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仅这一声亲切的称呼，就感动得早将生死置之度外的许世友鼻梁发酸，眼中泪花滚滚。
折金山，倒玉柱，他“咚”的一声双腿跪地，将压满子弹的驳壳枪双手高举过头顶，说道：“毛主席，他们要缴我的枪，我不给，这枪是我用命去战场上换来的，我把它交给你！能在死前听你叫我一声同志，够了！我许世友只有一句话：姓许的反对你们拿4方面军的兄弟当替罪羊，但我不是反革命，王建安、詹才芳、洪学智、陈再道他们也不是反革命！”
毛泽东双手将他搀起，说道：“4方面军的干部，都是党的宝贝，不是他张国焘个人的干部。张国焘是党中央派去的全权代表，他的错误应该由他自己负责，与你们这些同志没有关系。”
许世友哽咽道：“毛主席，要早一点听到你这句话，我们就不会干蠢事了。”
"你有错，我们也有错，把你许世友打成反革命，是我们的错；你许世友受了委屈就要带上人往川北跑，是你的错。都有错，我们都改，好不好？"
毛泽东倒了一杯水，放在许世友面前，继续说道：“许军长，按照我们湖南人的话，咱们是不打不成交。你的出身我了解，你的性格我喜欢。常言说文武打天下。我毛泽东是文人，没有你这武将，一个巴掌拍不响哦。你说是不是？对你这位名贯三军的虎将，我爱都爱不过来，岂有斩你的道理？不过，有些事情啊，也得请你多多理解我，多多理解我身边的同志。俗话说单枝易折，多枝难断，要是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整天四分五裂的，我们还能做成什么大事情啊!”毛泽东还谈起了张国焘错误的实质、危害、根源以及给中国革命造成的巨大损失等等。
许世友的脑筋终于开窍了，他激动地说道：“毛主席，今天我终于认识到了，你讲的话句句在理。以前我总是对你不满，总认为过去我们公开反对过你，你在编方设法地报复我们4方面军，听了你讲的道理，我明白其实不是这回事。毛主席，我向你检讨，我在思想上犯了严重的错误。”
毛泽东逝世两周年之际，许世友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怀念毛泽东的文章，真切地记叙了他当时的心情。
“毛主席这句话，一下子解开了我思想上的疙瘩，使我感到非常舒畅，非常温暖。毛主席多么了解我们这些工农干部的心啊！我郁积在内心深处的苦闷情绪，被毛主席温暖的话语一扫而光。”
就这样，巳经被毛泽东下令处死的许世友从此后成了毛泽东最忠诚的战士。党史军史上，也因此而增添了这样一段动人的佳话。
毛泽东以他独有的大家气派和颇具浪漫色彩的方式处理了抗大风波，巨手一拨，便将这艘巳经偏离航向的大船，又推回到了正确的航道上。
许世友被释放出来，受到开除党籍8个月的处分，降职使用分配到抗大担任校务部副部长。
这下，该轮着雷明珍后悔了。
雷明珍参加红军后，开始在王坪医院工作，与许世友结婚后，调到方面军政治部，在傅钟手下做文秘工作。长征途中一直在红军大学教训处工作。和我与李玉兰、王新兰常在一起。到延安后，被分配到延安县委担任妇女部部长。
那段时间里，雷明珍常常到凤凰山来找李玉兰、王新兰，有时也找我诉苦。李玉兰在后方政治部徐梦秋手下当秘书，王新兰在通讯学校学无线电报务员。我们相隔都很近。雷明珍和李玉兰都是通江人，她俩算小老乡，关系最好。王新兰还是个小姑娘，我又是个大男人，所以雷明珍每次来凤凰山主要是找李玉兰摆龙门阵，找我和王新兰的时候少。但有关雷明珍和许世友的事情，雷明珍走后李玉兰都会给我和新兰摆。
雷明珍那时候痛苦到了极点，她原以为许世友真是反革命武装暴乱的头子，犯下的是滔天大罪，肯定会被枪毙，没想惊天动地地闹了一场，到头来只不过是个错误，许世友的问题也这么快得到了纠正。她说她内心还是非常喜欢许世友的，她当初写那条子，是让领导逼得没办法。
我们都鼓励她主动写信向许世友承认错误，求得他的谅解，提出复婚。
雷明珍接连写了好几封信，叫李玉兰和王新兰送去抗大。可许世友连信也不拆。他俩偶尔在街上迎面相遇，许世友也视她为路人，昂昂然大步而行。
后来，我们商量出一个主意，找了个星期天的中午，由李玉兰和王新兰去抗大请许世友过李玉兰的寝室吃饭。
说是请客，其实就是去饭馆里端回几碗油汤面条，买回十几个羊肉煎饼。我们的目的，是想为雷明珍创造一个能和许世友坐在一起面对面谈话的机会。
许世友人是来了，可没想到，我们的一片好心，却成了泡影。
那天，许世友笑呵呵地一进门，突然看到雷明珍也坐在窑洞里，那笑马上就凝在了脸上，冲我们吼道：“何福圣、李玉兰，你们搞的啥子名堂？”
我壮着胆子道：“许军长，坐下说，坐下说。”
而李玉兰和王新兰没想到许世友会大发雷霆，被吓得直哆嗦。
许世友怕吓坏了两个小姑娘，又和缓了语气说：“我感谢你们几位的好意。可对雷明珍，我决不能原谅！我是啥？是她男人呐，男人遭了灾，受了屈，她一脚就把自家男人蹬了，还往我心窝上扎刀子。这种女人，能原谅么？我这个人一辈子就这个样，眼睛里进不得沙子。”说完，他转身便走了。
我们呆呆地望着许的背影，连喊也不敢再喊他一声。
雷明珍“哇”地一声就哭了。
当时，希望他俩破镜重圆的首长很多，他们也都在积极地做工作。可许世友毫不动心。
后来红军改编成八路军，许世友随朱总司令去了太行山，重新统兵打仗。
雷明珍着急得很，又跑来找李玉兰商量咋办。
李玉兰给她出主意，说：“你赶快追到太行山去，要不，隔远了，隔久了，你和许世友的事就真是完了。”
雷明珍打了报告，可领导不批，把报告退给了她。雷明珍也有主意，马上给毛主席写了封信，虽然毛主席没回她的信，可是没过几天，领导主动跑来要她的请调报告，还说：“雷明珍呐，你真有能耐，连毛主席都为你去太行山出面打招呼。”
谁知，没过多久，雷明珍又回到了延安。李玉兰后来告诉我，雷明珍到太行山后，首长们都很关心，纷纷找许世友谈话，可全没用，许世友固执得像块石头。陈毅不耐烦了，叫警卫员把许世友和雷明珍锁在一间屋子里，强行要他俩见面、谈话、沟通思想、做夫妻。许世友不领这份情，大声喊开门，大喊不开，他一掌就把门砸烂了，冲陈毅嚷道：“捆绑不成夫妻，我是你的兵，打仗我听你的，这事，不成！”
许的态度伤透了雷明珍的自尊心，她和许的情份，从那以后就彻底地断了。
后来，组织上强迫李玉兰嫁给徐梦秋，李玉兰宁死不干，雷明珍也积极地给她出主意，帮助李玉兰挣脱这根红丝线，可惜未能成功。李玉兰嫁给了徐梦秋以后，王新兰和肖华也结了婚。雷明珍一直到1941年，才嫁给了陕北公学的一位教师。
建国后，她随丈夫去了广东，和在通江县民政科工作的李玉兰偶而有信件往来。听李玉兰说雷明珍的爱人是广东一所大学的党委书记，也是个长征牌的老干部。以后，我就再没听说过雷明珍的消息了，她现在是死是活，我也不知道。毛泽东下令将许世友等被捕的36名红军将领全部释放后。紧跟着他又亲往抗大纠偏。他平时宽衣大袖，衣着随便，这天却特意穿上了军装，戴上了八角红军帽。
在抗大操场上，毛泽东面对全场肃立却各怀心事的学员，开口说的第一句话，便像春雷一样震撼了人心。
“同志们，中央认为，4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在这场批判张国焘同志错误的斗争中受到的对待是不公正的！"
这句出自毛泽东之口的话语所产生的效果异常强烈。站着上千名学员的操场上静得犹如一潭死水。运动的积极分子闻此言呆若木鸡，而来自原4方面军的学员们心中顿时涌荡开股股暖流。
数百双饱含着热泪的眼睛仰望着台上那位操着湖南口音，大家久闻其名但还不十分熟悉的伟岸身影。有几声抑止不住的抽泣，打破了这团巨大的宁静。许世友、吴世安、詹才芳在流泪，洪学智、陈再道、陈锡联也在流泪。所有刚刚从监狱中释放出来的红军军官都在流泪，流着热泪聆听这位他们曾跟着张国焘数次公开地反对过，不久前还对他暗暗怀恨的毛泽东说出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
没用讲稿，毛泽东以他特有的朴素而热情生动的语言风格开始了他的报告。他高度地评价了4方面军英勇奋斗的历史，肯定4方面军是一支共产党领导之下训练有素，纪律严明，能征惯战的工农红军劲旅，对党忠诚的英雄军队。他重申这场斗争的目的是清算张国焘背离中央路线，犯下的种种严重错误，而绝非针对广大的4方面军广大官兵。他着重指出，张国焘个人的错误不应当影响削弱4方面军的丰功伟绩，任何在这场严肃的批判中表现出的歧视4方面军的现像都是违背中央精神的，也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情绪在指挥员们的心中急剧地变化，好似温暖的春风消融了梗塞在胸中的冰块。恨意如急流消退，荡然无存，充塞于心的，惟有陡然而至的震撼与陌生的尊敬……
知道毛泽东去抗大作报告后，张国焘沉不住气了，他非常清楚毛泽东的报告会在原4方面军的官兵中产生多么重大的影响，批张运动开始之前，张国焘巳经被免去了红军总政委，但是，却仍然给他保留着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
就在毛泽东去抗大讲话之后的第4天，张国焘也急不可待地赶到抗大去作了一次报告，这次报告会由对他忠心耿耿的老部下、刚从监狱里放出来的抗大政治委员何畏给他主持。
张国焘和毛泽东的目的截然不同。如果说毛泽东是去“扑火”的，张国焘则是去“放火”的。论口才，张并不在毛之下，但是，台下没有掌声，也没有赞同声、支持声。相反，他的这个报告不时激起了学员们的嘘声、抗议声。令他心惊胆颤的是，反对他的巳不仅仅是原1方面军的指挥员，他看到的一张张愤怒的脸膛上，有那么多是他长期所熟悉的老部下……
何畏出面维持秩序，才使他勉强作完了报告。张国焘在报告中强调，党内斗争应当在正确的轨道上进行，每个同志，不管他来自哪一个方面军，都应当检讨自己曾有过的错误，任何党员都有权抵制自己认为不正确的指责。如果问题不能在抗大解决，就有权向上级党委或中央提出意见。如果认为中央不公正，也可以向共产国际控诉。
中央认为这是张国寿在进行公开的煽动，明目张胆地向中央反扑，当然不能容忍这种行为，于是，对他，以及类似于何畏那样的死心塌地的追随者的斗争加剧了。
而绝大多数的原4方面军的官兵在这场巳经转入正轨的运动中解除了压力，认清了是非——他们三过草地，三越雪山，长征途中病、饿、累死的的官兵远比战斗中牺牲的多，原本就是张国焘南下分裂中央等错误路线的直接受害者——现在，他们也纷纷站出来和张国焘进行面对面的斗争了。“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被攻破的”，很快，张国焘便成了孤家寡人。
紧跟着，又发生了两件大事，使张国焘的处境变得来更加不妙。
何畏出狱后，变得异常活跃，到处讲话攻击中央批张是毛泽东翦除政治异己，以报巴西受辱之仇。毛泽东正在逐步控制大权，以图在党中央大搞独裁，中央巳经变质了，并且威胁要向共产国际写信控告。中央若再不改正其错误，他就要公开退出共产党等等。
中央理所当然地解除了他的抗大政治委员的职务。不料何畏恼羞成怒，向中央打报告要求到西安治病，但未获批准。于是他半夜里带着警卫员吴昆水用绳子缒城而出（当时延安县城到晚上要关城门），公开投向了敌人。
何畏投敌，影响恶劣。国民党利用此事大肆宣传。而正在接受批判的张国焘，也因此事受到了牵连。
有意思的是，一年后张国焘也逃出延安投向敌营，在国民党军统机关里和他的老部下何畏重逢了。在敌人的营垒里，依然是张国焘当头儿，何畏跑腿，两人不余遗力地为戴笠、为蒋介石效劳，竭力想策反我军高级指挥员。据军统大管家沈醉回忆，张国焘何畏出力不小，效果却不佳，日久便受到戴笠冷遇，后来连生活也十分拮据，抗战后期，由张国焘出资，何畏管理，在重庆歌乐山办了一个养鸡场，以此养家糊口。
解放前夕，张国焘逃往台湾，何畏被弃之若履，又怕共产党来了找他算帐，一说在南京投江而亡，二说潜回海南老家当农民，三年大饥荒时期被饿死。
而另一件大事，便是周恩来遇刺
截然相反的是，一年多以前的张主席手握重兵，气吞山河，中央红军则人不足万。而现在，中央巳在陕北站稳脚跟，军队也有了较大的发展，张主席却是损兵折将，自然感觉到脸上无光。
而且，他现在基本上巳经成了一个空头总政委，他指挥的4方面军，陈昌浩、徐向前带走了两万多人，剩下的4军、31军、5军，毛泽东以统一指挥权的名义，让他在河连湾交给了前来迎接的周恩来和彭德怀。虽然他还是红军总政委，却巳经完全失去了对红军实质上的指挥权。
中央机关分给张主席一眼有内外两间的窑洞，我带着人打扫了一下，就搬了进去。窑洞隔为内外两间，内间大，外间小，张主席住内间，既是卧室也兼办公室。我住外间。如果黄超在应该是他住的，但黄超巳随陈昌浩到西路军去了。
没过多久，中央机关办公室又分了个叫陆煜的秘书来。张主席对他不信任，要我们提防着点。但陆秘书有一样长处却很受张主席欣赏，他的象棋下得很好，所以他的作用也就是偶尔陪张主席下几盘棋而巳。
住在旁边的毛主席、朱德、张闻天、博古、王稼祥、林伯渠有时也来观战，毛主席就笑呵呵地说：“小陆的棋，可以让特立三先。”
保安县城还不及四川的乡场大，房屋也大都破烂不堪，中央领导住的这一排窑洞前原来是一条由商店和民房组成的小街，由于历年战乱，巳成废墟，现在种满了各种蔬菜。那时的保安，准确地说巳经成了一座庞大的兵营。
中央首长们的生活也相当糟糕，但中央机关后勤处的叶季壮处长想方设法为首长们准备了一些特供品，一是前方将领送来的战利品，二是通过地下渠道从西安等地买来的。当时驻西安的张学良、杨虎城暗中巳与红军有联系。
有一次，张主席叫我给何畏送去两条特供给他的香烟。当时，何畏主持的4方面军彭杨军政学校巳经和中央红军大学合并，由何畏任政治委员，林彪任校长。
何畏把我带进卧室，给我说了一番话，叫我带给张主席，大意是：他现在不便去看望张主席，怕造成4方面军干部暗中串联的印像；他现在最担心的是，枪杆子一丢，啥都丢光了。
我回去对张主席转述后，他阴沉着脸，一言不发。
原4方面军的高级指挥员中也普遍存在着何畏那样的沉重的心理负担。因为事实巳经一清二楚，毛泽东对了，张国焘错了。
而他们当初在那一场激烈得差一点兄弟相残的北上南下之争中，都曾经站在张国焘一边，公开地有的甚至是气焰嚣张地反对过毛泽东，尤其是那些当初表现得很激进的高级首长，更显得来惶惶不可终日。
那个时代的军人，头脑里封建残余不少。他们总认为成者为王败者寇，从古至今皆如此，如今他们反对过的毛泽东占了上风，拥护过的张国焘两手空空，自己当初的行为，会被视为乱臣贼子，犯下了弥天大罪。
在保安，在我印像中最不能忘记的大事，就是“西安事变”对中央的强烈冲击。
那是1936年12月12日的中午，食堂巳经快开饭了。吴吉清突然到张主席的窑洞来，通知张主席马上到毛主席的窑洞里去，有重要事情商量。
通知完后，他实在激动得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喜泪汪汪地嚷道：“张总政委，天大的喜事啊！蒋介石……蒋介石在西安被张学良、杨虎城抓起来呐！”
张主席目瞪口呆，像救火一样冲出门，向着毛主席的窑洞跑去。
首长们激动如此，我们这些当兵的同样是欣喜万分，我们的头号敌人竟然被抓起来了，还能有比这更重要的事么！
足足4个钟头过去，首长们才从窑洞里出来，我看着张主席跨进门，很想问问详情，纪律又不允许。
幸亏，张闻天和博古紧跟着进来了，他们脸上全都喜气洋洋，好像过节一样，因为这件事情太重要不过，他们余兴未尽，还想找人谈谈。
这样，我才从他们的谈话中知道，张学良发来密电，告知中共中央，他和杨虎城巳经把蒋介石抓起来了，要求中共中央派周恩来为代表到西安共商大计。他还希望红军急速向延安及其以南地区开进，和他与杨虎城的部队衔接，以防御胡宗南部的进攻。
而中央领导人对如何处置蒋介石意见不能统一，大多数主张当机立断，杀掉为好。最后，大家还是同意向莫斯科请示。
13日这一天，是最为焦急的。西安的电报雪片般飞来，催中共拿出态度，但既巳向莫斯科请示，那就只能等待莫斯科的指示。
首长们都显得坐卧不安，相互不断窜门。
朱德总司令是最坚决的“主杀派”，他一走进张主席的窑洞，人未坐下，就大声武气地说：“现在是千钧一发的时候，应该当机立断，用不着等候莫斯科的指示，来它个先斩后奏。我刚才去对润之说了，痛痛快快地告诉张学良，先把蒋介石杀了再说其它。”
张主席问：“润之不会同意你的意见吧？”
“他对我说，这事太重大，必须等莫斯科的指示。”
焦急地等到深夜，莫斯科的回电终于到了。首长们汇集到毛主席的窑洞里通宵开会。
天亮后，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带着中央根据莫斯科的指示拟定的方案，坐汽车赶往延安，张学良派来的飞机巳于前一天就等在那里了。
过了不久，我也知道了莫斯科指示的要点。
大意有三点，一、明确指出“西安事变”是日本人的阴谋，旨在破坏中国抗战力量的团结，苏联决不会为这种阴谋所利用，更不会提供任何支援；二、中国急需建立抗日民族统一阵线，而这一阵线最合适的领袖只能是蒋介石，张学良份量不够；三、中共应争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利用这一时机与蒋介石作友善的商谈，促使其赞成抗日，并在有利于和平解决的基础上，主动将蒋介石释放。
虽然中央领导人对莫斯科的指示不无意见，但没有选择的余地，斯大林咋个说，就只能咋个办。
25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26日，中央机关即迁往张学良主动让出的延安。
保安自然不能与延安相比，延安地处陕北中心，与西安及各地的交通非常方便，而且还有一个机场，城内的房屋与城外的窑洞都比保安多得多，足以容纳中央的众多机关。
“西安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心中威望剧增，延安一时成为中国革命的圣地，到处都流行着一句话“要抗日到延安去”。每天都有许多人涌到延安来，他们中的大部分是青年男女学生，成群结队，翻山越岭步行而来。延安很快便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蓬勃发展的景像。
待军政大事安排就绪后，中央便着手批判张国焘犯下的一系列严重错误了。
1937年2月27日，西路军正处于崩溃的边缘，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凯丰在延安发表了长达3万多字的《党中央与国焘路线分歧在哪里》的文章，拉开了批判张国焘运动的帷幕，文章公开指责张国焘是“军阀主义”、“土匪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和退却逃跑路线”。
3月底，西路军全军覆没的消息传到延安，中央随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张国焘进行批判。批判会一连开了5天，最后由毛泽东作长篇总结，形成决议。决议指出张国焘的6宗大罪，除了南下和分裂中央以外，关于西路军，作出如下结论：“西路军严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
紧随着，一场大规模的批张运动，就在延安轰轰烈烈展开了。
由于处置失当，批张很快便发展成为一场大规模的政治运动。
从河西走廊传来的西路军全军覆没的噩耗，弥漫在广大红军官兵中悲痛欲绝的情绪使张国焘立即成为众矢之的。而张国焘态度强硬，拒不承认他对西路军的失败负有责任，因此形成了这场运动不应有的复杂局面并且很快导致发生了严重后果。
批判上纲上线，上挂下连，越来越过火，原4方面军的干部和战士不幸也跟着他们前些时候的统帅成为了批判对象和靶子。始而是少数人，继而扩大到绝大多数人。最后由运动形成的严酷气氛，压得原4方面军的所有官兵像做了亏心事一样抬不起头来，造成一大批原4方面军的干部战士受到严重伤害。而且在党内军内形成了一个武断的共识：西路军的失败是张国焘错误路线造成的恶果，是张国焘错误路线的牺牲品。
这样的结论，对于西路军是完全不公平的。西路军从过河伊始就一直尊照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的指示行动，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最后失败了。应该说，党中央在这件事上给予西路军的使命超出了西路军自身的实力，当时的张国焘巳经不能影响到西路军的行动。和“张国焘错误路线”没有啥子关系。为党中央的安全，为河东红军的战略转移，最后孤军浴血奋战立下赫赫战功的西路军，却从此背上了“张国焘右倾逃跑主义”的包袱，使他们和原4方面军中的许多人一生坎坷，郁郁而终。
运动的组织者极不适宜地以追究西路军失败的主要责任掀开了批张的序幕。这虽然有利于刺激广大党员和红军官兵的情绪，以调动他们斗争的积极性，但因明显有违于事实，而引起知道真相的原4方面军高中级指挥员们的重大反感。而指挥员们的情绪，也很快在广大士兵中漫延开来。
对如此大举批判张国焘，毛泽东也曾担心会引起原4方面军官兵的鼓噪动荡。原4方面军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除了巳遭全军覆没的西路军，在延安还留有4军、5军、31军两万多人，力量远远超过1、2方面军。毛泽东派罗瑞卿到原4方面军部队中调查，结论是“张国焘在原4方面军中影响很深，大部分官兵都没能认清国焘路线的错误”。鉴于此，大部分原4方面军的高中级干部被抽调到刚由红军大学更名为抗日军政大不久的校园里学习，目的当然是紧急“洗脑”。
由于批张运动未能紧紧抓住张国焘悍然挥兵南下另立中央的核心问题，加上方法不当等因素，以致运动深入到教育争取原4方面军广大官兵同张国焘的反党路线划清界限时，一场酝酿巳久的风波猝然在抗大校园里爆发了。
当时，原4方面军有大约500多名军、师、团级干部正集中在抗大学习。他们对批张运动一时转不过弯来本在情理之中，但运动的组织者和积极分子却习惯于以前那一套“整思想即整人”的作法。把他们看成是张国焘的“亲信党羽”，强迫转变立场，并且手段极其简单粗暴。
这样的观念和做法，使原4方面军的干部们形成一种共识：在毛泽东党中央的眼皮底下，为什么会发生颠倒黑白，指鹿为马的事情？这不明摆着批判张国焘是虚，对原4方面军的人进行全面整肃才是实么？
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经历过鄂豫皖和川北的“大肃反”，对这样的运动余悸犹存。
怀着强烈的抵触情绪，他们中的一些人常常跑到凤凰山中央机关驻地找张国焘诉说委屈，而张国焘也不断地给他们的激烈情绪火上浇油。
恰恰在这时候，发生了黄克功枪杀女学生刘茜的恶性案件。而中央汲取这场血案的教训，采取防微杜渐的措施，又更加让这帮巳成惊弓之鸟的红军将领们感觉到大祸巳经临头，于是铤而走险，酿成大错。
国民党的大报小报把黄克功杀人案渲染成一则黄色故事，一窝蜂登了出来。
其实，这是两个青年男女讲恋爱，女主角想分手，男主角一怒之下拔枪把女的给毙了。
女主角叫刘茜，是山西太原一户官宦人家的千金小姐，年芳二八，刚刚从太原友仁中学毕业，追求进步，就跑到延安来了。
刘茜幼禀庭训，受良好文化氛围的熏陶，有较高的文学修学，小小年纪，便读过了《安娜卡列尼娜》、《夏伯阳》、《铁流》,还喜欢读高尔基的《我的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及巴金的《家》、《春》、《秋》。一到延安，刘茜就被分配到了抗大六大队学习,大队长就是15岁参加红军，跟随毛主席亦步亦趋，一直从井岗山打到延安的黄克功。
刘茜良好的天赋和内秀很快引来了许多人的关注,同时也深得大队长黄克功的喜欢。当时红军男女比例是五比一。由于外来的年轻人都很崇拜长征干部,把他们当作传奇式的英雄,女青年找对象有所谓“走长征路线”之说。战争年代,提倡晚婚,上级规定的条件是“2857团”,想讨老婆可以，必须年满28岁,有5年党龄、当兵7年、官至正团,具备其中之一者允许结婚。虽说提倡男女平等，但这个规定分明是针对男同志制定的。
黄克功这一年27岁,离规定还差了1岁。但他的党龄、军龄、级别已具备条件。黄克功主动向刘茜发起了进攻,刘茜虽觉得此人有些粗鲁，文化浅薄，长得不英武年龄悬殊又大。但年轻人受时风熏染，加之又抹不下脸来公开拒绝自己的顶头上司，也就含含糊糊若即若离地和黄克功谈起了恋爱。9月间,陕北公学成立,6大队全体人员拨归陕北公学,刘茜转入陕北公学继续学习。不久黄克功从陕北公学调回抗大工作。刘茜原本对黄克功就不太满意，人一调走，她也就有意地开始疏远黄克功。
黄克功意识到了，着急得慌，又想不出其它的招，主动刘茜送钱赠物,要求马上结婚。刘茜对黄克功说:“假如你爱我,这钱就不应该给我,请你给前方战士用好了!我们还是讲广义的爱吧!整个国家的生死存亡摆在眼前,四万万同胞正需要我们的爱哩!你说是吗?”。
话说得冠冕堂皇，骨子里就是要“散伙”。
对于刘茜的拒绝,黄克功感到非常失望,认为失恋是人生莫大的耻辱,他更轻信谗言以刘茜在陕北公学另有所爱去责备她,同时迫切要求结婚,刘茜感觉黄克功过于纠缠,也很生气，就故意不给答复。黄克功十分恼怒,陷入恋爱泥坑不能自拔,萌发杀害刘茜的念头。1937年10月5日傍晚,黄克功邀刘茜到延河边散步,作最后努力，逼婚不成,随即掏出手枪将刘茜打死在延河边上。
这桩血案，顿时成为轰动延安的惊天大新闻！
因为那时如过江之鲫般从国统区涌向延安的青年，就是冲着这方圣土上“抗日、自由、民主、平等、进步”10个字而来的。
作案人黄克功不是一个普通的人，而是一个参加过井冈山斗争和长征的红军领导干部。入抗大学习之前，黄克功就巳经是一名团政委，有过光荣的斗争历史，为革命建立过功勋。案发后，舆论沸沸扬扬，到底该不该杀黄克功，人们议论纷纷，意见不一。学校的教师和青年学员们大都认为功不抵罪，不论有多大的功劳，触犯刑律，必须一视同仁，不然就无法服众，也等于纵容有功的老干部可以犯法。而与黄克功有着类似革命经历的老同志大都认为黄克功是个经受过严峻考验的长征老干部，出于一时感情冲动而杀人，事后已经非常懊悔，应该宽囿他，让他到前线去戴罪立功。这种舆论给黄克功带来一丝求生的希望，他马上给毛主席写信，请求免其一死，表示自己宁可拿着机关枪，在执法队监督下，向日寇冲锋陷阵，把一腔热血倾泄在沙场上。
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副院长，同时也是黄克功一案的主审法官雷经天在强大的压力之下一时也拿不定主意，于是便写信给毛主席，征询意见。10月10日，毛泽东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致信雷经天。
雷经天同志:
你的及黄克功的信均收阅。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因此中央与军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当此国家危急革命紧张之时，黄克功卑鄙无耻残忍自私至如此程度，他之处死，是他自己的行为决定的。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战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戒。请你在公审会上，当着黄克功及到会群众，除宣布法庭判决外，并宣布我这封信。
对刘茜同志之家属，应给以安慰与抚恤。
毛主席
1937年10月10日
黄克功最终被押赴刑场，绳之以法。毛主席致雷经天的信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在延安地区引起了极为强烈的反响，使共产党的威望，得到了进一步提高。黄克功枪杀刘茜一案发生后，为防患于末然，莫文骅领导的抗大政治部下令所有在校学员缴出随身携带的武器，由校方集中保管。
可是，原4方面军的学员却误以为这是针对他们而采取的措施，更加激起了他们的怨忿。
公开表现出这种愤慨情绪是在抗大操场举行的那次大规模的批张会议上。批斗会由林彪校长主持，那情景和文革初期批斗“走资派”没有两样。毛主席和中央在家的领导人全都坐到了主席台上，台下，密密麻麻坐着来自原3个方面军的上千名高中级干部。
张主席刚一露面，一帮积极分子就冲上前去，反扭他的胳膊，把他往主席台下拖。
我出于警卫员的职责和积极分子们争吵推搡起来，坝子上坐得密密麻麻的抗大学员们也都出现了混乱，表现出的却是截然不同的情绪。
在批斗会的过程中，火药味一直很浓，张主席的态度也很顽固。
当一位学员在发言中突然脱下鞋子，往张主席脸上猛力扇去时，张捂着脸大叫起来：“我抗议！我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你居然敢打我！”
打人的学员立即被罗瑞卿逐出了会场。
但即便如此，却依然惹恼了许世友。他在人丛中霍地站起来，圆睁豹眼，冲主席台上的毛主席怒吼道：“妈的，你们这是干啥？开的是批判会，还是打人会？这些混帐东西说了这么多，有几句是真话？说我们4方面军撤离川陕根据地是逃跑主义，俺就不服！哪来这么多主义，打不赢就跑，换个地方再打嘛。你姓毛的要不逃跑主义，咋会从江西跑到这黄土坡坡上来喝小米粥？”
许世友这样的态度，只能激起公愤，顿时，会场上响起了震天动地的口号声，“打倒反动军阀许世友”、“许世友是混进革命队伍的土匪头子”。积极分子们一拥而上，把许世友也拖到主席台下，与张主席并排站在一起。
许世友挣扎着扭过头，向着台上大吼：“姓毛的，你说一句话，俺许世友，是不是土匪？”忽地，一股鲜血从他口中喷出，他訇然倒下了。
许世友病了，原4方面军的官兵们视他为敢于仗义直言，惹得“龙颜”大怒的英雄，在抗大“洗脑”的学员们也纷纷到医院看望他，一起发泄对毛和中央的不满。
就在这时，许世友串联了一大帮在抗大学习的原4方面军的高中级干部，决定在1937年4月4日午夜后举事，杀死毛泽东，然后从北门城墙脚下的水沟爬出去，重回大巴山，与留在苏区打游击的许的老部下刘子才部会合，另竖红旗。
参与密谋然而最终却在举事的当天下午幡然悔悟的4军政委王建安悄悄离开寝室，向莫文骅主任作了密报。莫文骅大惊，飞报毛泽东。毛既惊又怒，急派中央政治保卫局局长周兴同志亲率中央警卫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进抗大，将许世友、詹才芳、刘士模、陈再道、陈锡联、洪学智、朱崇德、吴士安（包括王建安）等30余人一网打尽，投入大牢。
而抗大政治委员何畏在许世友等人被抓后情绪激动，到处公开发表煽动性的讲话，表示从此以后再也不相信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并威胁要上书共产国际，控诉毛泽东视友为敌，排除异巳的行为。何畏也因此被抓。
几十年后重提这桩历史公案，许世友如此言道：“到延安以后，有人说张国焘如何长如何短，我也不作声，只要你不整到我头上我就不管。以后西路军失败的消息传来，我非常痛心，半月没有休息好。加上反张国焘路线听了不少胡言乱语，有的说我们是托洛茨基，有的说我们是土匪，下面的干部也都看不起4方面军的同志，我非常生气，气得吐了血到医院疗养……。在病休中，斗争会一天比一天开得厉害。这时，4方面军的营、团、师、军级干部都来看我，没有一个不哭的。一连这样三天，尤其是军、师级干部的哭，对我影响很大，过去都是老同志，现在却感到没有了出路。我想了几天想出办法来了，他们再来看我时，我就对他们说：‘我们回四川去，那里有刘子才，他们有一千多人，又是我的老部下，在这里姓毛的说我们是反革命，我们到四川去叫他们看看我们到底是不是革命的。愿去的就走，不愿去的也不要告诉中央。到第三天，有20多个团级干部、两个营级干部、6个师级干部、5个军级干部，都愿意走。”（笔者注：引自许世友《我在红军十年》）
长期领导4方面军的徐向前元帅在《历史的回顾》一书中直截了当地表明了他的看法：“抗大搞出个‘反革命事件’，关押了许世友等数十名高级干部，罪名是‘组织反革命集团’、‘拖枪逃跑’等等。其实，这是个冤案。”
作为“反革命武装暴乱集团”的首犯，许世友受到了最严厉的惩罚，先给他带上脚镣，后来又加上了手铐。
4天后，身陷囹圄的许世友真可谓雪上加霜，又遭受了一次沉重的打击，他的妻子雷明珍迫于政治气候的压力，站出来和他划清界限了。
我多年来一直认为，批判张国焘的严重错误是应该的，可是，由于在运动中采取了许多左的作法，错误地将原4方面军的广大官兵与张国焘捆在一起批，大搞人人过关，弄得当时在延安占绝大多数的原4方面军官兵人人自危，灰溜溜地抬不起头来。对批张运动，我们普遍的抱有强烈的抵触情绪。而且这场运动的发起，又恰恰是在陈昌浩、徐向前率领的由我们4方面军两万多官兵组成的西路军全军覆没的消息传来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有一点乘人之危的意思。抗大风波爆发后，我们从内心对许世友、洪学智他们都抱有强烈的同情和拥戴，觉得他们是真正的英雄好汉。
许世友被抓后，雷明珍马上跑来找李玉兰，说她也受到了牵连，上级把她的妇女部主任的职务撤了，还逼着她写材料检举许世友的反革命言行。她当时非常恐慌，说许世友这次祸闯大了，肯定要被枪毙。
李玉兰叫上我，两人陪她在延河边上转了一个晚上，想安慰她，又没办法安慰她，因为我和李玉兰也都认为许世友这次肯定没命了。
谁知雷明珍没能顶住压力，写了一张纸条，叫许世友的警卫员张贤俊送到了牢中。纸条上写着：
许世友，我恨你！我决不爱一个反革命分子！为保革命的纯结性，咱俩的事情一刀两断。我坚决要求离婚！你看后马上签字。
党的忠诚战士：雷明珍
许世友看后大怒，立即在纸条上写到：“坚决离婚！许世友！”
组织的误会，妻子的无情，运动积极分子的穷追猛打，把许世友气懵了。他弄不明白自己为革命打了上千次仗，身上伤疤重伤疤，到头来却莫名其妙地成了个反革命。他也不能理解长期领导他们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张主席为什么会是个坏人。他把眼前所受到的这一切全都归到了这场运动的发起人毛泽东身上。砍头不过碗大的疤，他豁出去了，索性当着审讯、看押人员大骂毛泽东。他以为这样一骂，必然有人会报告上去，毛泽东一动怒，就会下令枪毙他。如果真能那样死去，他也算得上4方面军的一条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了。
抗大风波引起的连锁反应让毛泽东始料不及，大为震惊，他赶紧把具体负责这场运动的□□部长凯丰和负责本案审判工作的董必武召到他的窑洞里，详细了解了抗大风波的情况。
凯丰情绪激烈，要求毛泽东应施以严厉手段处置。
而董必武提供的情况对于毛泽东亲自出面纠偏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董老说，他巳经分别审讯过许世友、詹才芳、洪学智、陈锡联等人，也和曾参与策划，事到临头又幡然悔悟，向中央密报的王建安谈过话。他认为根据目前掌握的证据与情况，尚不能将抗大风波视作一次集体的反叛行动，而只是他们对在抗大进行的批张运动存在严重的扩大化倾向，把所有原4方面军的官兵和张国焘不加区别地当成了批判对像强烈不满，因此愤而作出了过激的行为。他们在反抗时说的那些出格的话，似不可以此作为定罪的依据，而应视为一时冲动之下的错误言论。他力陈许世友决不可杀，杀许，必然会引起原4方面军官兵更大的恐慌，有可能激化出更大的乱子。
董老还强调了最有说服力的一点，这批密谋拖枪出走的高中级干部，在风波爆发之前都没有和自己指挥的部队取得联系。而当时的情况是，布署在延安地区的部队中，原4方面军最精锐的4军、5军、31军仍占红军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毛泽东听到这里坐不住了，他起身在窑洞时走来走去，大口抽烟，随后问董必武：“董老，他们想跑的一共有多少人？”
董老回答：“36个，巳经全部抓起来了。”
毛泽东恼怒地冲凯丰道：“你搞的啥子名堂？弄得这么多红军中的高级干部反对我们，你还能说你正确得很么？凯丰啊凯丰，我看你是要把他们逼上梁山嘛。”
凯丰委屈地申辩道：“主席，我是认真按照你的指示精神布置的。”
“什么我的精神？”毛泽东火了，大声批评凯丰，“我让你不分青红皂白，一竿子横扫一大片？我还听说，你别出心裁跑到抗大去搞什么‘究竟是毛泽东水平高还是张国焘水平高’，以此来划线。还逼着4方面军的官兵人人交待，抢过老百姓的财物没有？奸污过妇女没有？当过反动军阀的爪牙没有？简直是乱弹琴！我看我毛某人，就没有张国焘水平高，张国焘在杂谷脑，在松岗，在甘孜批我毛泽东批得那样厉害，可就没有批一个1方面军的战士。可现在毛泽东批张国焘，居然连普通战士也不放过！你呀，我看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那一夜，毛泽东睡不好觉了，一整夜坐在办公桌前抽烟，不看文件，也不写文章。连警卫员给他准备的夜宵也不吃。
到东边天际隐隐露出一点青白色时，他吩咐警卫员通知罗瑞卿，他要亲自去抗大牢房里看看许世友。
凤凰山中央机关驻地离抗大很近，下个坡，穿过一条小街便是。
可是，鲁莽的许世友一见毛泽东的面，竟然“哗啦啦”拖着脚镣上去和他拼命，吓得负责毛泽东保卫工作的罗瑞卿赶紧叫卫士拥上去，用麻绳把许世友捆得像个粽子。
动弹不了的许世友仍挣扎着昂起头，冲着毛泽东破口大骂：“姓毛的，你老奸巨猾不是好人！我要有枪，今天就一枪崩了你！”毛泽东是领袖，领袖也是人，也有人所共有的七情六欲、喜怒哀乐，他一片好心前去，没想反倒被许世友弄了个没趣，心中自然有气了。所以，当他身边的一些同志再次提出杀掉许世友，以示惩戒时，他点了头。
罗瑞卿带着执行队员前往抗大后，毛泽东却又显得心绪不宁了。
桌上的电话突地响了，毛泽东一把抓在手里。话筒里响起了罗瑞卿的声音，他向毛主席报告，许世友拒绝签名，要求在枪毙前最后再和毛泽东理论一番。
毛泽东就在这最后一刻改变了主意，说：“罗长子，你把许世友的脚镣手铐拿掉，马上带他来见我。”
可毛泽东万万没有想到，罗瑞卿马上又向他报告，说许世友坚持要带他的手枪，否则他不来凤凰山。
毛泽东毫不犹豫，大声告诉罗瑞卿：“把手枪还给许世友，告诉他，我毛泽东不但准他带手枪，还允许他装满子弹。”
许世友接过跟随自己巳经多年的手枪，手竟抖了起来。他万万没有想到毛泽东居然有胆量答应他这带有试探意图的荒唐要求，还特意让罗瑞卿转告他，“允许你装上子弹”。他的心颤栗了，泪水溢满眼眶。过去，由于他多年来长期在张国焘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张国焘对他这位骁勇的战将是十分器重的。4方面军有纪律，严禁官兵喝酒。可张国焘知道许世友嗜酒如命，对他却网开一面。8万官兵中，唯独允许许世友一人可以喝酒。对此，许世友对张国焘怀有一种士为知己者死的感情——对毛泽东不仅不了解，可以说受张国焘的影响，对毛还抱有很深的成见。在“南下北上”之争中，他不仅旗帜鲜明地站在张国焘一边，而且还在陈昌浩把持的右路军指挥部里充当急先锋，与何畏、詹才芳等高级将领上演了一场围攻党中央负责人张闻天的闹剧，逼着张闻天拿出党的最高领袖的权威来，迫使毛泽东改变态度，同意张国焘的南下战略方针。在围攻中，他还对毛泽东出言不逊，大加攻击。
而眼前的事实，却分明让他清楚地看到了毛泽东的另一面。
很快，罗瑞卿把许世友带进了毛泽东的窑洞。
“许世友同志，你受委屈了。”
许世友呆了！他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仅这一声亲切的称呼，就感动得早将生死置之度外的许世友鼻梁发酸，眼中泪花滚滚。
折金山，倒玉柱，他“咚”的一声双腿跪地，将压满子弹的驳壳枪双手高举过头顶，说道：“毛主席，他们要缴我的枪，我不给，这枪是我用命去战场上换来的，我把它交给你！能在死前听你叫我一声同志，够了！我许世友只有一句话：姓许的反对你们拿4方面军的兄弟当替罪羊，但我不是反革命，王建安、詹才芳、洪学智、陈再道他们也不是反革命！”
毛泽东双手将他搀起，说道：“4方面军的干部，都是党的宝贝，不是他张国焘个人的干部。张国焘是党中央派去的全权代表，他的错误应该由他自己负责，与你们这些同志没有关系。”
许世友哽咽道：“毛主席，要早一点听到你这句话，我们就不会干蠢事了。”
"你有错，我们也有错，把你许世友打成反革命，是我们的错；你许世友受了委屈就要带上人往川北跑，是你的错。都有错，我们都改，好不好？"
毛泽东倒了一杯水，放在许世友面前，继续说道：“许军长，按照我们湖南人的话，咱们是不打不成交。你的出身我了解，你的性格我喜欢。常言说文武打天下。我毛泽东是文人，没有你这武将，一个巴掌拍不响哦。你说是不是？对你这位名贯三军的虎将，我爱都爱不过来，岂有斩你的道理？不过，有些事情啊，也得请你多多理解我，多多理解我身边的同志。俗话说单枝易折，多枝难断，要是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整天四分五裂的，我们还能做成什么大事情啊!”毛泽东还谈起了张国焘错误的实质、危害、根源以及给中国革命造成的巨大损失等等。
许世友的脑筋终于开窍了，他激动地说道：“毛主席，今天我终于认识到了，你讲的话句句在理。以前我总是对你不满，总认为过去我们公开反对过你，你在编方设法地报复我们4方面军，听了你讲的道理，我明白其实不是这回事。毛主席，我向你检讨，我在思想上犯了严重的错误。”
毛泽东逝世两周年之际，许世友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怀念毛泽东的文章，真切地记叙了他当时的心情。
“毛主席这句话，一下子解开了我思想上的疙瘩，使我感到非常舒畅，非常温暖。毛主席多么了解我们这些工农干部的心啊！我郁积在内心深处的苦闷情绪，被毛主席温暖的话语一扫而光。”
就这样，巳经被毛泽东下令处死的许世友从此后成了毛泽东最忠诚的战士。党史军史上，也因此而增添了这样一段动人的佳话。
毛泽东以他独有的大家气派和颇具浪漫色彩的方式处理了抗大风波，巨手一拨，便将这艘巳经偏离航向的大船，又推回到了正确的航道上。
许世友被释放出来，受到开除党籍8个月的处分，降职使用分配到抗大担任校务部副部长。
这下，该轮着雷明珍后悔了。
雷明珍参加红军后，开始在王坪医院工作，与许世友结婚后，调到方面军政治部，在傅钟手下做文秘工作。长征途中一直在红军大学教训处工作。和我与李玉兰、王新兰常在一起。到延安后，被分配到延安县委担任妇女部部长。
那段时间里，雷明珍常常到凤凰山来找李玉兰、王新兰，有时也找我诉苦。李玉兰在后方政治部徐梦秋手下当秘书，王新兰在通讯学校学无线电报务员。我们相隔都很近。雷明珍和李玉兰都是通江人，她俩算小老乡，关系最好。王新兰还是个小姑娘，我又是个大男人，所以雷明珍每次来凤凰山主要是找李玉兰摆龙门阵，找我和王新兰的时候少。但有关雷明珍和许世友的事情，雷明珍走后李玉兰都会给我和新兰摆。
雷明珍那时候痛苦到了极点，她原以为许世友真是反革命武装暴乱的头子，犯下的是滔天大罪，肯定会被枪毙，没想惊天动地地闹了一场，到头来只不过是个错误，许世友的问题也这么快得到了纠正。她说她内心还是非常喜欢许世友的，她当初写那条子，是让领导逼得没办法。
我们都鼓励她主动写信向许世友承认错误，求得他的谅解，提出复婚。
雷明珍接连写了好几封信，叫李玉兰和王新兰送去抗大。可许世友连信也不拆。他俩偶尔在街上迎面相遇，许世友也视她为路人，昂昂然大步而行。
后来，我们商量出一个主意，找了个星期天的中午，由李玉兰和王新兰去抗大请许世友过李玉兰的寝室吃饭。
说是请客，其实就是去饭馆里端回几碗油汤面条，买回十几个羊肉煎饼。我们的目的，是想为雷明珍创造一个能和许世友坐在一起面对面谈话的机会。
许世友人是来了，可没想到，我们的一片好心，却成了泡影。
那天，许世友笑呵呵地一进门，突然看到雷明珍也坐在窑洞里，那笑马上就凝在了脸上，冲我们吼道：“何福圣、李玉兰，你们搞的啥子名堂？”
我壮着胆子道：“许军长，坐下说，坐下说。”
而李玉兰和王新兰没想到许世友会大发雷霆，被吓得直哆嗦。
许世友怕吓坏了两个小姑娘，又和缓了语气说：“我感谢你们几位的好意。可对雷明珍，我决不能原谅！我是啥？是她男人呐，男人遭了灾，受了屈，她一脚就把自家男人蹬了，还往我心窝上扎刀子。这种女人，能原谅么？我这个人一辈子就这个样，眼睛里进不得沙子。”说完，他转身便走了。
我们呆呆地望着许的背影，连喊也不敢再喊他一声。
雷明珍“哇”地一声就哭了。
当时，希望他俩破镜重圆的首长很多，他们也都在积极地做工作。可许世友毫不动心。
后来红军改编成八路军，许世友随朱总司令去了太行山，重新统兵打仗。
雷明珍着急得很，又跑来找李玉兰商量咋办。
李玉兰给她出主意，说：“你赶快追到太行山去，要不，隔远了，隔久了，你和许世友的事就真是完了。”
雷明珍打了报告，可领导不批，把报告退给了她。雷明珍也有主意，马上给毛主席写了封信，虽然毛主席没回她的信，可是没过几天，领导主动跑来要她的请调报告，还说：“雷明珍呐，你真有能耐，连毛主席都为你去太行山出面打招呼。”
谁知，没过多久，雷明珍又回到了延安。李玉兰后来告诉我，雷明珍到太行山后，首长们都很关心，纷纷找许世友谈话，可全没用，许世友固执得像块石头。陈毅不耐烦了，叫警卫员把许世友和雷明珍锁在一间屋子里，强行要他俩见面、谈话、沟通思想、做夫妻。许世友不领这份情，大声喊开门，大喊不开，他一掌就把门砸烂了，冲陈毅嚷道：“捆绑不成夫妻，我是你的兵，打仗我听你的，这事，不成！”
许的态度伤透了雷明珍的自尊心，她和许的情份，从那以后就彻底地断了。
后来，组织上强迫李玉兰嫁给徐梦秋，李玉兰宁死不干，雷明珍也积极地给她出主意，帮助李玉兰挣脱这根红丝线，可惜未能成功。李玉兰嫁给了徐梦秋以后，王新兰和肖华也结了婚。雷明珍一直到1941年，才嫁给了陕北公学的一位教师。
建国后，她随丈夫去了广东，和在通江县民政科工作的李玉兰偶而有信件往来。听李玉兰说雷明珍的爱人是广东一所大学的党委书记，也是个长征牌的老干部。以后，我就再没听说过雷明珍的消息了，她现在是死是活，我也不知道。毛泽东下令将许世友等被捕的36名红军将领全部释放后。紧跟着他又亲往抗大纠偏。他平时宽衣大袖，衣着随便，这天却特意穿上了军装，戴上了八角红军帽。
在抗大操场上，毛泽东面对全场肃立却各怀心事的学员，开口说的第一句话，便像春雷一样震撼了人心。
“同志们，中央认为，4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在这场批判张国焘同志错误的斗争中受到的对待是不公正的！"
这句出自毛泽东之口的话语所产生的效果异常强烈。站着上千名学员的操场上静得犹如一潭死水。运动的积极分子闻此言呆若木鸡，而来自原4方面军的学员们心中顿时涌荡开股股暖流。
数百双饱含着热泪的眼睛仰望着台上那位操着湖南口音，大家久闻其名但还不十分熟悉的伟岸身影。有几声抑止不住的抽泣，打破了这团巨大的宁静。许世友、吴世安、詹才芳在流泪，洪学智、陈再道、陈锡联也在流泪。所有刚刚从监狱中释放出来的红军军官都在流泪，流着热泪聆听这位他们曾跟着张国焘数次公开地反对过，不久前还对他暗暗怀恨的毛泽东说出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
没用讲稿，毛泽东以他特有的朴素而热情生动的语言风格开始了他的报告。他高度地评价了4方面军英勇奋斗的历史，肯定4方面军是一支共产党领导之下训练有素，纪律严明，能征惯战的工农红军劲旅，对党忠诚的英雄军队。他重申这场斗争的目的是清算张国焘背离中央路线，犯下的种种严重错误，而绝非针对广大的4方面军广大官兵。他着重指出，张国焘个人的错误不应当影响削弱4方面军的丰功伟绩，任何在这场严肃的批判中表现出的歧视4方面军的现像都是违背中央精神的，也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情绪在指挥员们的心中急剧地变化，好似温暖的春风消融了梗塞在胸中的冰块。恨意如急流消退，荡然无存，充塞于心的，惟有陡然而至的震撼与陌生的尊敬……
知道毛泽东去抗大作报告后，张国焘沉不住气了，他非常清楚毛泽东的报告会在原4方面军的官兵中产生多么重大的影响，批张运动开始之前，张国焘巳经被免去了红军总政委，但是，却仍然给他保留着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
就在毛泽东去抗大讲话之后的第4天，张国焘也急不可待地赶到抗大去作了一次报告，这次报告会由对他忠心耿耿的老部下、刚从监狱里放出来的抗大政治委员何畏给他主持。
张国焘和毛泽东的目的截然不同。如果说毛泽东是去“扑火”的，张国焘则是去“放火”的。论口才，张并不在毛之下，但是，台下没有掌声，也没有赞同声、支持声。相反，他的这个报告不时激起了学员们的嘘声、抗议声。令他心惊胆颤的是，反对他的巳不仅仅是原1方面军的指挥员，他看到的一张张愤怒的脸膛上，有那么多是他长期所熟悉的老部下……
何畏出面维持秩序，才使他勉强作完了报告。张国焘在报告中强调，党内斗争应当在正确的轨道上进行，每个同志，不管他来自哪一个方面军，都应当检讨自己曾有过的错误，任何党员都有权抵制自己认为不正确的指责。如果问题不能在抗大解决，就有权向上级党委或中央提出意见。如果认为中央不公正，也可以向共产国际控诉。
中央认为这是张国寿在进行公开的煽动，明目张胆地向中央反扑，当然不能容忍这种行为，于是，对他，以及类似于何畏那样的死心塌地的追随者的斗争加剧了。
而绝大多数的原4方面军的官兵在这场巳经转入正轨的运动中解除了压力，认清了是非——他们三过草地，三越雪山，长征途中病、饿、累死的的官兵远比战斗中牺牲的多，原本就是张国焘南下分裂中央等错误路线的直接受害者——现在，他们也纷纷站出来和张国焘进行面对面的斗争了。“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被攻破的”，很快，张国焘便成了孤家寡人。
紧跟着，又发生了两件大事，使张国焘的处境变得来更加不妙。
何畏出狱后，变得异常活跃，到处讲话攻击中央批张是毛泽东翦除政治异己，以报巴西受辱之仇。毛泽东正在逐步控制大权，以图在党中央大搞独裁，中央巳经变质了，并且威胁要向共产国际写信控告。中央若再不改正其错误，他就要公开退出共产党等等。
中央理所当然地解除了他的抗大政治委员的职务。不料何畏恼羞成怒，向中央打报告要求到西安治病，但未获批准。于是他半夜里带着警卫员吴昆水用绳子缒城而出（当时延安县城到晚上要关城门），公开投向了敌人。
何畏投敌，影响恶劣。国民党利用此事大肆宣传。而正在接受批判的张国焘，也因此事受到了牵连。
有意思的是，一年后张国焘也逃出延安投向敌营，在国民党军统机关里和他的老部下何畏重逢了。在敌人的营垒里，依然是张国焘当头儿，何畏跑腿，两人不余遗力地为戴笠、为蒋介石效劳，竭力想策反我军高级指挥员。据军统大管家沈醉回忆，张国焘何畏出力不小，效果却不佳，日久便受到戴笠冷遇，后来连生活也十分拮据，抗战后期，由张国焘出资，何畏管理，在重庆歌乐山办了一个养鸡场，以此养家糊口。
解放前夕，张国焘逃往台湾，何畏被弃之若履，又怕共产党来了找他算帐，一说在南京投江而亡，二说潜回海南老家当农民，三年大饥荒时期被饿死。
而另一件大事，便是周恩来遇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