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怎样看待我国减持美国债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10/04 02:48:25
怎样看待我国减持美国债这完全是国债管理的一种正常买卖 不会对美国国债市场形成显著冲击
主持人：殷 晴
嘉 宾：巴曙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长）
汤 敏（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
郭红玉（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货币经济系主任）
根据美国财政部国际资本流动数据（TICS）显示，截至6月末，中国持有美国国债7764亿美元。虽然中国对美国国债持有量仍居世界第一，但相比5月减少了251亿美元，减持幅度超过3%。这是自2000年3月TICS数据系统启用以来，中国单月减持美国国债的最高纪录。大幅减持美国国债的原因何在？它对市场会有怎样的影响？就此，本报专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长巴曙松、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汤敏、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货币经济系主任郭红玉。
减持是一种阶段性调整
问：中国从2008年7月起开始大量增持美国国债，一年时间内增持量近3000亿美元。为何选择在此时大幅度减持？
巴曙松：外汇储备的投资更多的是从长期性、全局性、战略性的角度来决定投资组合及其变动，因此，不能用短期投资的眼光来看待。从趋势上看，随着中国出口形势的逐步恢复，中国特定的贸易结构使得贸易顺差可能会在较长时期内存在。同时，中国经济率先复苏，也使得外资的流入重新成为一个趋势。在现有的汇率运行机制下，国际收支的双顺差可能会重新出现，双顺差推动的外汇储备上升，又会给中国的外汇储备运行形成很大的压力。因此，只要外汇储备呈持续上升趋势，那么，在现有的国际金融体系中，对美元的增持可能就是一个必然的选择。即使对美国国债的持有量降低，也可能转为持有其他类型的美元计价的金融工具，对于美元的依赖程度并没有明显降低。
因此，在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出现明显改进之前，美元依然可能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储备货币，尽管这种格局并不公平。在这个趋势中，所进行的增持或者减持，往往只能视为是阶段性的调整。
汤敏：6月份的减持是一种边际调整，减持量只占美国国债总量的3%，这完全是一种国债管理的正常买卖。事实上，中国对美国国债是时增时减。6月的减持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4月份的时候，就减持过44亿美元。而5月份又增持了380亿美元。因此我认为，这些每个月中国对美国国债的增增减减，只是我国外汇投资、外汇储备管理的一个很正常的运作，是根据我国的外汇供给与需求的变化的日常调整，不应该将其看成是长期的结构性的变化。
郭红玉：从技术上讲，减持国债也可能表明我国在进行外汇储备结构调整或外汇储备资产结构调整。从长期看，减少金融资产，扩大对外投资，购买更多的实体企业和战略资源，是中国外汇储备结构调整的方向，也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抛短购长”说法并不准确
问：从结构上看，中国在一季度对美国国债“抛长购短”，在6月份则出现了“抛短购长”的调整。这种变化的原因何在？
汤敏：其实，“抛短购长”的说法并不是很准确。实际上，因为很多短期国债到期了，自然要卖出，而并不是“抛”。6月份其实我们还是买入了很多长期国债的。从方向上来看，未来一年中美国出现通货膨胀的可能性不是很大，美联储升息的可能性不会很高，这个时候我们拿着太多的短期国债收益会比较小。因此我认为，基于对未来利率走势的判断，从外汇储备管理的角度来说，少持一些短期债券，多持一些长期债券是可以理解的。
郭红玉：仅仅从“抛短购长”的情况看，似乎是反映了中国对世界经济复苏持有比较谨慎的态度。因为在经济低迷的情况下，利率只可能下调不会上调，这时持有长期债券比较安全。
减持不会成为操作趋势
问：减持美国国债是否会造成市场波动，是否会成为市场操作的趋势？
巴曙松：从美国国债的购买结构看，今年以来实际上美国国内的居民和机构成为美国国债的主要购买主体，中国的外汇储备投资机构阶段性进行组合的调整，并不会对美国国债市场形成显著的冲击，而且还会增加美国金融市场的流动性。
汤敏：中国每月在美国国债市场的买卖只是庞大的市场的一部分。有买有卖是正常的市场操作。和老百姓在股票市场一样，你多买一点，我多卖一点，对于投资者来说，是很正常的行为。事实上，日本在6月份就增持了346亿美元，比我们减持的数量还多很多。
郭红玉：如果市场行为反映了投资主体预期的话，那么，减持美元债券至少在一定时期内就可能是一个战略的行为，对债券市场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需要进行结构方面改革
问：您认为我国对于持有美国国债数量的操作，怎样才能更规范、更科学、更符合市场规律？
汤敏：我国购买美国国债不是一个权宜之计，是长期的外汇储备管理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有长期的经验积累。现在的操作本身就是按照规范、按照市场规律来操作的。相对来说，美国国债有风险比较小、流动性好的优点。所以不仅是中国，全世界都会拿美国国债作为外汇储备的很重要的一部分。从纯投资角度来看，美国国债仍是一个相对稳定的较好的投资品种，一定会是我们外汇储备投资组合的最重要的一部分。
巴曙松：过大规模的外汇储备，从微观上增大了市场投资的难度，从宏观上也导致国民福利的流失。从方向上，应当更多鼓励居民和企业拥有更大的外汇运用权限，避免过多的外汇集中在政府手中；在积极吸引外资流入的同时，应鼓励对外投资；同时人民币汇率也应当保持足够的灵活性；从经济结构上应当转向扩大内需，扩大消费，而不是依然过分依赖出口，这些都需要进行结构方面的改革。
郭红玉：中国如果要获得主动权，必须做到两点：第一，扩大内需，减少贸易顺差；第二，扩大资本输出，把金融资产转变成实物资产，转变成土地、矿产、企业等等，这样就可以减少对美元的依赖。
工业增加值与企业利润为何背离工业增加值与企业利润这种相互背离的走势，进入2009年以来就一直存在。这种现象为何会出现呢？
据上海证券报报道，国家统计局上周五公布的数据显示，前7个月全国22个地区工业实现利润11107亿元，同比下降17.3%，与同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7.5%的同比增长速度相差约25个百分点。实际上，工业增加值与企业利润这种相互背离的走势，进入2009年以来就一直存在。这种现象为何会出现呢？
工业增加值与企业利润变化呈现如此大的差异，首要原因是两者的计算方法不同。工业增加值增速是用实际增长率，剔除了价格变化对工业增加值变化的影响，而企业销售收入、企业利润等效益指标计算的是用名义增长率。因此，在价格上涨比较快的情况下，企业利润增长往往要快于工业增加值的增长，而在价格下降的情况下，企业利润增长往往要慢于工业增加值的增长。
以今年前7个月为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增长7.5%，以工业品出厂价格进行缩减来估算，如果不剔除价格因素的影响，工业增加值名义增长很可能还不到2%，与利润变化的差异就会明显缩小。
工资增长较快在一定程度上挤压了利润增长空间。在工业增加值中，主要包括工资、税收、生产经营管理费用和利润等。其中工资所占比例最高，根据历史数据估计，工业增加值中约40%是企业员工工资。在经济比较低迷的情况下，由于工资刚性比较强，一般不会随着企业销售收入和工业品价格的下降而下降，在企业增加值中所占的比重就会上升，从而对企业利润形成挤压。
从上半年数据来看，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同比增长12.9%，同期城镇单位就业人数与上年同期大体持平略有增长，考虑到城镇单位在岗职工与城镇单位就业人数之间相差很小，城镇单位在岗职工与上年同期也应该呈现大体持平略有增长的情况，据此估计，上半年城镇单位工资总额增长也应该在10%以上，尽管城镇单位覆盖范围要明显大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但从中可以推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工资总额增长明显高于工业增加值名义增长率。
如果这样的推论能够成立，考虑到工资总额在工业增加值中所占比重较高，工资总额的规模要比企业利润总额高出数倍，工资增长明显快于工业增加值增长，对企业利润的挤压应该是比较明显的。在此需要说明的是，这种解释可能与很多人的感觉未必一致，但需要注意的是，我们这里所用的数据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并不包括数量很多但产出规模较小的小型企业。
税收和对企业征收的各种费用增长快于工业增加值名义值增长幅度，也对企业利润增长空间形成挤压。根据财政部的统计，1-7月，全国国有企业累计实现营业收入116379.7亿元，同比下降4.7%，全国国有企业应交税金10571.6亿元，同比下降0.7%，全国国有企业已交税金11329.7亿元，同比下降1.7%。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7月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5%。根据以工业品出厂价格进行缩减来估算，如果不剔除价格因素的影响，工业增加值名义增长很可能下降2.6%左右。国有企业应交税金和已交税金下降幅度都小于营业收入和增加值降幅，相对而言，企业负担增加，利润空间受到挤压。
另外，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83679亿元，同比下降0.8%；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3030亿元，同比增长35.6%，在实现主营业务收入略有下降的情况下，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增长高达30%以上，对企业的利润空间挤压也较为明显。
再者，企业的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增长也对利润产生了挤压作用。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1-5月份管理费用增幅为6.1%，财务费用增幅为8.8%，都应该高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名义增长率，也不利于企业利润实现增长。
总之，工业增加值与企业利润出现相互背离的走势，工业品出厂价格下降有较大影响，在营业收入下降的情况下，一些成本和费用仍然在上升，进一步挤压了企业的利润空间。因此，在当前形势下，要扭转企业利润下降的状况，一方面需要国家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刺激国内需求，通过扩大需求为企业扩大收入创造良好环境；另一方面需要落实好年初制定的减轻企业负担的措施。同时，企业也应该努力压缩生产经营管理费用，从多种途径压缩成本。（张永军）
外资进入民生领域会否绑架民生
住建部官员及有关专家正在就水价在部分城市调研。据称，此次调研的重点之一，是外资在中国水务市场的影响，以及外资与这一轮水价上涨的关系等。
诸如威立雅、中法水务等外资企业，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将本来只卖2亿元的城市水务经营项目，以10个亿的溢价方式搞到手——难道老外都有精神病？
在15年前外资纷纷抢滩登陆中国水务时，一些城市管理者，几乎都沉醉在一种“赚大了”的得意之中，而现在还没有从当年获得的“溢价收益”与“甩包袱”的庆幸中清醒过来，便被时下一波接一波的水价上涨冲动将自己放上了烤炉。考察外资是否操纵了水价上涨，真令人五味杂陈——这外资怎么不当“国际雷锋”了？当初不惜巨亏也要出手挤进水务经营的外资，现在，是否开始“反攻倒算”了？
资本的逐利性决定了外资注入我们的城市水务经营，绝不是为了做慈善，这无可厚非。被誉为“中国第一暴利产业”的水务市场，有着上万亿元的市场前景，被有经商头脑的外资艳羡是必然的。尽管在某些一线城市，“洋水务”已拥有三分之一以上份额，但就全国而言，正如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秘书长骆建华所言，“在华主要外资企业目前所有签约项目的供水总能力不到全国供水总能力的10％。”这说明所谓外资“掌握话语权”的结论还下得太早。
企业走向国际化是大趋势，包括中国在内的各个国家都在做，当初宁亏也要进入的外资，享受的是“签一送十”之类的政策，在另外附着于供水之外的诸如制水、销水以及污水处理等各个环节中得享较高利润收益，现在，却剥离出供水这一项来逼公众为高水价埋单，这无疑暴露了我们规则的漏洞。
笔者认为，要解决纯市场行为与民生问题的政治考量之间的矛盾，更要将“洋水务”中国版图的赢亏格局整个加以剖析，使水价等民生问题回归公益的呼声变得更有可行性。（杨光志）
冷静看待国内企业“融资潮”
地产龙头万科又要融资了。27日，万科A宣布拟公开增发A股，募集资金净额不超过人民币112亿元。万科的融资案其实只是开发商融资大潮中的一朵浪花。招商地产上月25日公布了非公开发行预案，募集资金的规模约为50亿元；保利地产在7月16日完成定向增发，融资规模为78亿元；本月18日，金地集团宣布已完成非公开发行，融资规模达41亿元。与此同时，还有多家开发商已通过债券融资。
当下地产界的融资行为，可谓如火如荼。按照现在的行情，开发商大规模“圈钱”的动机并不难理解。经过上半年成交量的飙升，近期国内楼市已开始呈现火热状态，一些主要城市的房屋供给甚至已遭遇瓶颈。在这种情况下，有实力的地产商进行大规模融资，最终的目的就在于趁此时机加大土地储备，同时加快房地产开发建设的投资，以便在此轮地产景气周期扩张自身的市场份额。近期，各地“地王”频繁出现，就已表明地产商在大举购地了；而在今后一段时间，我们很可能将看到地产商新开工项目投资的加速增长。
除去地产行业的大规模融资，同样对资金拥有极大胃口的，还有国内的各家商业银行。据统计，上半年中资银行累计发行次级债1600亿元；上半年公布的次级债发行计划规模更是达到4300亿元。而今后一段时间，商业银行融资的主要途径将从发行债券转移到股权融资上，这种情况尤其以股份制银行为甚。
银行业通过债券、股权来大举融资，根源于上半年天量信贷的投放行为，因为这种行为明显降低了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使银行对资本金的需求大增。债券与股权的融资渠道选择的考量，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最近监管层态度的转变：上半年，银行大多选择以成本更低融资更方便的次级债、混合资本债等债券发行来融资；而近期，银监会提高了资本充足率的要求和发行次级债的条件，这使得这些资本更为紧张的股份制银行只能去进行股权融资。
地产和银行的融资动机虽各有不同，但却都在同一时期展开行动，实在不能仅用“巧合”来解释。作为国民经济的两大支柱性行业，地产和银行的融资热潮也大体可以代表全国各行业的大规模融资需求。今年以来，债券融资规模的扩大，近期A股IPO、再融资案例的增多，都说明了这一点。表面上看，现在的融资大潮是监管层近期降低融资门槛所致；但从根源上来讲，则是企业要为今后经济的继续复苏做准备，目前国内消费和出口的需求力量已呈现复苏状态，如果企业手上掌握大笔现金，就可以扩大生产规模，应对今后的需求上涨。
笔者认为，目前这个阶段也是大规模融资比较难得的“窗口期”。一段时间之内，国内的货币流动性仍然会比较充裕，这使得融资的成本较低。融资潮起，实际上是企业为迎战以后的经济景气周期，选择在资金低成本时期融入现金，为以后加大投资增加“弹药”。如果未来一段时间的经济复苏形势进一步转好，企业的观望气氛减退，那么今天的融资就可能转化为投资和生产。（李明旭 作者系安邦咨询公司分析师）
中国加强社会领域立法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成重点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乔晓阳二十八日下午在此间表示：加强社会领域立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将成为今后立法的重点。
乔晓阳表示，按照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立法目标和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五年立法规划的要求，今后立法任务十分繁重。
一要抓紧制定在法律体系中起支架作用的法律；二要适时清理、修改已制定的法律；三要督促有关方面抓紧出台法律配套的法规。
乔晓阳说，要从法律制度上研究推进建立健全可持续发展体制机制，促进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努力促进低碳经济、绿色经济的发展，同时要加强社会领域立法，改善民生，切实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把这方面的立法作为重点。
乔晓阳认为，积极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进一步发挥人大代表在立法工作中的作用十分重要。“完善公众对立法有序参与的工作机制，使立法过程称为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的决策过程。”此外，还应当加强立法监督，维护法制统一。 (记者马海燕)
如何不唯学历重能力
学历这个条件一旦被极端化，结果可能是一些权力文凭得以过关，一些低学历高能力的干部却因此出局
针对近日网络对其大专学历的热议，新任苏州市委书记蒋宏坤公开回应称，其实他已经完成了在苏州大学的研究生课程，他是很爱学习的，不学习会被时代淘汰。但他认为，学历不等于工作能力，没有必要沽名钓誉。
蒋宏坤的升任以及他对学历的看法表明，注重实绩日益成为干部选拔任用的一个价值取向和行为标杆。不过，这似乎并不意味着学历在干部选拔任用中的分量降低。前不久就传出消息，重庆市人社局表示：“对学历未达标人员，一律暂缓职务晋升、职称评聘”。而有关文件也设定最后期限，35岁以下公务员2012年仍无大专学历将被辞退。
这样的消息确实让人疑惑：在干部选拔任用中，学历到底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不能不承认，在干部选拔任用中，学历这个条件常常被矫枉过正，走了极端。一说学历不代表能力，不能把低学历高能力的人挡在门外，于是放宽标准，一些不合格的干部便以此为挡箭牌而被提拔，使真实的学历起不到应有的淘汰把关作用。一说学历必须严格要求，就设定“硬杠杠”，谁也不能触及这条“红线”，结果一些权力文凭得以过关，一些低学历高能力的干部却因此出局。
从现实情况看，后者要远重于前者，权力文凭泛滥与此不无关系。一些官员凭手中权力获得文凭、又以文凭谋取更大权力，公众对此深为不满。这也就是为什么当现任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只有中专学历、蒋宏坤凭大专学历也能升任时，赢得人们一片喝彩的原因。在公众看来，不谋唾手可得的权力文凭表明官员讲诚信，难能可贵。
因而关键的问题是，必须防止学历这个条件被走极端，做到既重学历又不唯学历。也就是重守格也讲破格，在普遍要求的同时，又留出特殊人才的上升通道。而衡量这个特殊人才的标准就是有没有能力。这个能力包括其真实水平，也包括其实际业绩，都应是响当当、过得硬的。
由此不禁想起历史上教育界的一些美谈，诸如身为中学生的启功被聘为北师大的副教授、没拿任何学位的陈寅恪成为清华教授、仅有高中学历的梁漱溟当上了北大教师、数学仅得15分的钱钟书被清华破格录取等等。这些文化名人，当年正是通过特殊人才通道得以进入体制轨道，靠的正是公认的真才实学。
其实，许多制度规定，都应当讲求这种普遍和特殊的辩证法。但必须清醒的是，之所以讲这个特殊，搞这个破格，网开一面，目的就是要弥补制度的刚性所带来的某种缺陷，以补“遗珠之憾”，而不是使之成为破坏制度的理由，成为毁千里之堤的蚁穴。一些制度同时引入舆论监督、群众公认、公示透明等配套举措，为的正是防止后者的出现。
这在实际操作中显得极为重要。在选拔特殊人才干部的过程中，如果不坚持群众公认等原则，低能力一样可以蒙混过关。如此，不仅不能彰显社会的宽容与文明，反而可能使制度沦为用人腐败的合法通道。这不能不高度警惕和防范。（陈家兴）
主持人：殷 晴
嘉 宾：巴曙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长）
汤 敏（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
郭红玉（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货币经济系主任）
根据美国财政部国际资本流动数据（TICS）显示，截至6月末，中国持有美国国债7764亿美元。虽然中国对美国国债持有量仍居世界第一，但相比5月减少了251亿美元，减持幅度超过3%。这是自2000年3月TICS数据系统启用以来，中国单月减持美国国债的最高纪录。大幅减持美国国债的原因何在？它对市场会有怎样的影响？就此，本报专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长巴曙松、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汤敏、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货币经济系主任郭红玉。
减持是一种阶段性调整
问：中国从2008年7月起开始大量增持美国国债，一年时间内增持量近3000亿美元。为何选择在此时大幅度减持？
巴曙松：外汇储备的投资更多的是从长期性、全局性、战略性的角度来决定投资组合及其变动，因此，不能用短期投资的眼光来看待。从趋势上看，随着中国出口形势的逐步恢复，中国特定的贸易结构使得贸易顺差可能会在较长时期内存在。同时，中国经济率先复苏，也使得外资的流入重新成为一个趋势。在现有的汇率运行机制下，国际收支的双顺差可能会重新出现，双顺差推动的外汇储备上升，又会给中国的外汇储备运行形成很大的压力。因此，只要外汇储备呈持续上升趋势，那么，在现有的国际金融体系中，对美元的增持可能就是一个必然的选择。即使对美国国债的持有量降低，也可能转为持有其他类型的美元计价的金融工具，对于美元的依赖程度并没有明显降低。
因此，在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出现明显改进之前，美元依然可能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储备货币，尽管这种格局并不公平。在这个趋势中，所进行的增持或者减持，往往只能视为是阶段性的调整。
汤敏：6月份的减持是一种边际调整，减持量只占美国国债总量的3%，这完全是一种国债管理的正常买卖。事实上，中国对美国国债是时增时减。6月的减持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4月份的时候，就减持过44亿美元。而5月份又增持了380亿美元。因此我认为，这些每个月中国对美国国债的增增减减，只是我国外汇投资、外汇储备管理的一个很正常的运作，是根据我国的外汇供给与需求的变化的日常调整，不应该将其看成是长期的结构性的变化。
郭红玉：从技术上讲，减持国债也可能表明我国在进行外汇储备结构调整或外汇储备资产结构调整。从长期看，减少金融资产，扩大对外投资，购买更多的实体企业和战略资源，是中国外汇储备结构调整的方向，也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抛短购长”说法并不准确
问：从结构上看，中国在一季度对美国国债“抛长购短”，在6月份则出现了“抛短购长”的调整。这种变化的原因何在？
汤敏：其实，“抛短购长”的说法并不是很准确。实际上，因为很多短期国债到期了，自然要卖出，而并不是“抛”。6月份其实我们还是买入了很多长期国债的。从方向上来看，未来一年中美国出现通货膨胀的可能性不是很大，美联储升息的可能性不会很高，这个时候我们拿着太多的短期国债收益会比较小。因此我认为，基于对未来利率走势的判断，从外汇储备管理的角度来说，少持一些短期债券，多持一些长期债券是可以理解的。
郭红玉：仅仅从“抛短购长”的情况看，似乎是反映了中国对世界经济复苏持有比较谨慎的态度。因为在经济低迷的情况下，利率只可能下调不会上调，这时持有长期债券比较安全。
减持不会成为操作趋势
问：减持美国国债是否会造成市场波动，是否会成为市场操作的趋势？
巴曙松：从美国国债的购买结构看，今年以来实际上美国国内的居民和机构成为美国国债的主要购买主体，中国的外汇储备投资机构阶段性进行组合的调整，并不会对美国国债市场形成显著的冲击，而且还会增加美国金融市场的流动性。
汤敏：中国每月在美国国债市场的买卖只是庞大的市场的一部分。有买有卖是正常的市场操作。和老百姓在股票市场一样，你多买一点，我多卖一点，对于投资者来说，是很正常的行为。事实上，日本在6月份就增持了346亿美元，比我们减持的数量还多很多。
郭红玉：如果市场行为反映了投资主体预期的话，那么，减持美元债券至少在一定时期内就可能是一个战略的行为，对债券市场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需要进行结构方面改革
问：您认为我国对于持有美国国债数量的操作，怎样才能更规范、更科学、更符合市场规律？
汤敏：我国购买美国国债不是一个权宜之计，是长期的外汇储备管理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有长期的经验积累。现在的操作本身就是按照规范、按照市场规律来操作的。相对来说，美国国债有风险比较小、流动性好的优点。所以不仅是中国，全世界都会拿美国国债作为外汇储备的很重要的一部分。从纯投资角度来看，美国国债仍是一个相对稳定的较好的投资品种，一定会是我们外汇储备投资组合的最重要的一部分。
巴曙松：过大规模的外汇储备，从微观上增大了市场投资的难度，从宏观上也导致国民福利的流失。从方向上，应当更多鼓励居民和企业拥有更大的外汇运用权限，避免过多的外汇集中在政府手中；在积极吸引外资流入的同时，应鼓励对外投资；同时人民币汇率也应当保持足够的灵活性；从经济结构上应当转向扩大内需，扩大消费，而不是依然过分依赖出口，这些都需要进行结构方面的改革。
郭红玉：中国如果要获得主动权，必须做到两点：第一，扩大内需，减少贸易顺差；第二，扩大资本输出，把金融资产转变成实物资产，转变成土地、矿产、企业等等，这样就可以减少对美元的依赖。
工业增加值与企业利润为何背离工业增加值与企业利润这种相互背离的走势，进入2009年以来就一直存在。这种现象为何会出现呢？
据上海证券报报道，国家统计局上周五公布的数据显示，前7个月全国22个地区工业实现利润11107亿元，同比下降17.3%，与同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7.5%的同比增长速度相差约25个百分点。实际上，工业增加值与企业利润这种相互背离的走势，进入2009年以来就一直存在。这种现象为何会出现呢？
工业增加值与企业利润变化呈现如此大的差异，首要原因是两者的计算方法不同。工业增加值增速是用实际增长率，剔除了价格变化对工业增加值变化的影响，而企业销售收入、企业利润等效益指标计算的是用名义增长率。因此，在价格上涨比较快的情况下，企业利润增长往往要快于工业增加值的增长，而在价格下降的情况下，企业利润增长往往要慢于工业增加值的增长。
以今年前7个月为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增长7.5%，以工业品出厂价格进行缩减来估算，如果不剔除价格因素的影响，工业增加值名义增长很可能还不到2%，与利润变化的差异就会明显缩小。
工资增长较快在一定程度上挤压了利润增长空间。在工业增加值中，主要包括工资、税收、生产经营管理费用和利润等。其中工资所占比例最高，根据历史数据估计，工业增加值中约40%是企业员工工资。在经济比较低迷的情况下，由于工资刚性比较强，一般不会随着企业销售收入和工业品价格的下降而下降，在企业增加值中所占的比重就会上升，从而对企业利润形成挤压。
从上半年数据来看，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同比增长12.9%，同期城镇单位就业人数与上年同期大体持平略有增长，考虑到城镇单位在岗职工与城镇单位就业人数之间相差很小，城镇单位在岗职工与上年同期也应该呈现大体持平略有增长的情况，据此估计，上半年城镇单位工资总额增长也应该在10%以上，尽管城镇单位覆盖范围要明显大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但从中可以推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工资总额增长明显高于工业增加值名义增长率。
如果这样的推论能够成立，考虑到工资总额在工业增加值中所占比重较高，工资总额的规模要比企业利润总额高出数倍，工资增长明显快于工业增加值增长，对企业利润的挤压应该是比较明显的。在此需要说明的是，这种解释可能与很多人的感觉未必一致，但需要注意的是，我们这里所用的数据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并不包括数量很多但产出规模较小的小型企业。
税收和对企业征收的各种费用增长快于工业增加值名义值增长幅度，也对企业利润增长空间形成挤压。根据财政部的统计，1-7月，全国国有企业累计实现营业收入116379.7亿元，同比下降4.7%，全国国有企业应交税金10571.6亿元，同比下降0.7%，全国国有企业已交税金11329.7亿元，同比下降1.7%。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7月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5%。根据以工业品出厂价格进行缩减来估算，如果不剔除价格因素的影响，工业增加值名义增长很可能下降2.6%左右。国有企业应交税金和已交税金下降幅度都小于营业收入和增加值降幅，相对而言，企业负担增加，利润空间受到挤压。
另外，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83679亿元，同比下降0.8%；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3030亿元，同比增长35.6%，在实现主营业务收入略有下降的情况下，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增长高达30%以上，对企业的利润空间挤压也较为明显。
再者，企业的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增长也对利润产生了挤压作用。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1-5月份管理费用增幅为6.1%，财务费用增幅为8.8%，都应该高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名义增长率，也不利于企业利润实现增长。
总之，工业增加值与企业利润出现相互背离的走势，工业品出厂价格下降有较大影响，在营业收入下降的情况下，一些成本和费用仍然在上升，进一步挤压了企业的利润空间。因此，在当前形势下，要扭转企业利润下降的状况，一方面需要国家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刺激国内需求，通过扩大需求为企业扩大收入创造良好环境；另一方面需要落实好年初制定的减轻企业负担的措施。同时，企业也应该努力压缩生产经营管理费用，从多种途径压缩成本。（张永军）
外资进入民生领域会否绑架民生
住建部官员及有关专家正在就水价在部分城市调研。据称，此次调研的重点之一，是外资在中国水务市场的影响，以及外资与这一轮水价上涨的关系等。
诸如威立雅、中法水务等外资企业，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将本来只卖2亿元的城市水务经营项目，以10个亿的溢价方式搞到手——难道老外都有精神病？
在15年前外资纷纷抢滩登陆中国水务时，一些城市管理者，几乎都沉醉在一种“赚大了”的得意之中，而现在还没有从当年获得的“溢价收益”与“甩包袱”的庆幸中清醒过来，便被时下一波接一波的水价上涨冲动将自己放上了烤炉。考察外资是否操纵了水价上涨，真令人五味杂陈——这外资怎么不当“国际雷锋”了？当初不惜巨亏也要出手挤进水务经营的外资，现在，是否开始“反攻倒算”了？
资本的逐利性决定了外资注入我们的城市水务经营，绝不是为了做慈善，这无可厚非。被誉为“中国第一暴利产业”的水务市场，有着上万亿元的市场前景，被有经商头脑的外资艳羡是必然的。尽管在某些一线城市，“洋水务”已拥有三分之一以上份额，但就全国而言，正如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秘书长骆建华所言，“在华主要外资企业目前所有签约项目的供水总能力不到全国供水总能力的10％。”这说明所谓外资“掌握话语权”的结论还下得太早。
企业走向国际化是大趋势，包括中国在内的各个国家都在做，当初宁亏也要进入的外资，享受的是“签一送十”之类的政策，在另外附着于供水之外的诸如制水、销水以及污水处理等各个环节中得享较高利润收益，现在，却剥离出供水这一项来逼公众为高水价埋单，这无疑暴露了我们规则的漏洞。
笔者认为，要解决纯市场行为与民生问题的政治考量之间的矛盾，更要将“洋水务”中国版图的赢亏格局整个加以剖析，使水价等民生问题回归公益的呼声变得更有可行性。（杨光志）
冷静看待国内企业“融资潮”
地产龙头万科又要融资了。27日，万科A宣布拟公开增发A股，募集资金净额不超过人民币112亿元。万科的融资案其实只是开发商融资大潮中的一朵浪花。招商地产上月25日公布了非公开发行预案，募集资金的规模约为50亿元；保利地产在7月16日完成定向增发，融资规模为78亿元；本月18日，金地集团宣布已完成非公开发行，融资规模达41亿元。与此同时，还有多家开发商已通过债券融资。
当下地产界的融资行为，可谓如火如荼。按照现在的行情，开发商大规模“圈钱”的动机并不难理解。经过上半年成交量的飙升，近期国内楼市已开始呈现火热状态，一些主要城市的房屋供给甚至已遭遇瓶颈。在这种情况下，有实力的地产商进行大规模融资，最终的目的就在于趁此时机加大土地储备，同时加快房地产开发建设的投资，以便在此轮地产景气周期扩张自身的市场份额。近期，各地“地王”频繁出现，就已表明地产商在大举购地了；而在今后一段时间，我们很可能将看到地产商新开工项目投资的加速增长。
除去地产行业的大规模融资，同样对资金拥有极大胃口的，还有国内的各家商业银行。据统计，上半年中资银行累计发行次级债1600亿元；上半年公布的次级债发行计划规模更是达到4300亿元。而今后一段时间，商业银行融资的主要途径将从发行债券转移到股权融资上，这种情况尤其以股份制银行为甚。
银行业通过债券、股权来大举融资，根源于上半年天量信贷的投放行为，因为这种行为明显降低了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使银行对资本金的需求大增。债券与股权的融资渠道选择的考量，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最近监管层态度的转变：上半年，银行大多选择以成本更低融资更方便的次级债、混合资本债等债券发行来融资；而近期，银监会提高了资本充足率的要求和发行次级债的条件，这使得这些资本更为紧张的股份制银行只能去进行股权融资。
地产和银行的融资动机虽各有不同，但却都在同一时期展开行动，实在不能仅用“巧合”来解释。作为国民经济的两大支柱性行业，地产和银行的融资热潮也大体可以代表全国各行业的大规模融资需求。今年以来，债券融资规模的扩大，近期A股IPO、再融资案例的增多，都说明了这一点。表面上看，现在的融资大潮是监管层近期降低融资门槛所致；但从根源上来讲，则是企业要为今后经济的继续复苏做准备，目前国内消费和出口的需求力量已呈现复苏状态，如果企业手上掌握大笔现金，就可以扩大生产规模，应对今后的需求上涨。
笔者认为，目前这个阶段也是大规模融资比较难得的“窗口期”。一段时间之内，国内的货币流动性仍然会比较充裕，这使得融资的成本较低。融资潮起，实际上是企业为迎战以后的经济景气周期，选择在资金低成本时期融入现金，为以后加大投资增加“弹药”。如果未来一段时间的经济复苏形势进一步转好，企业的观望气氛减退，那么今天的融资就可能转化为投资和生产。（李明旭 作者系安邦咨询公司分析师）
中国加强社会领域立法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成重点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乔晓阳二十八日下午在此间表示：加强社会领域立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将成为今后立法的重点。
乔晓阳表示，按照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立法目标和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五年立法规划的要求，今后立法任务十分繁重。
一要抓紧制定在法律体系中起支架作用的法律；二要适时清理、修改已制定的法律；三要督促有关方面抓紧出台法律配套的法规。
乔晓阳说，要从法律制度上研究推进建立健全可持续发展体制机制，促进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努力促进低碳经济、绿色经济的发展，同时要加强社会领域立法，改善民生，切实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把这方面的立法作为重点。
乔晓阳认为，积极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进一步发挥人大代表在立法工作中的作用十分重要。“完善公众对立法有序参与的工作机制，使立法过程称为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的决策过程。”此外，还应当加强立法监督，维护法制统一。 (记者马海燕)
如何不唯学历重能力
学历这个条件一旦被极端化，结果可能是一些权力文凭得以过关，一些低学历高能力的干部却因此出局
针对近日网络对其大专学历的热议，新任苏州市委书记蒋宏坤公开回应称，其实他已经完成了在苏州大学的研究生课程，他是很爱学习的，不学习会被时代淘汰。但他认为，学历不等于工作能力，没有必要沽名钓誉。
蒋宏坤的升任以及他对学历的看法表明，注重实绩日益成为干部选拔任用的一个价值取向和行为标杆。不过，这似乎并不意味着学历在干部选拔任用中的分量降低。前不久就传出消息，重庆市人社局表示：“对学历未达标人员，一律暂缓职务晋升、职称评聘”。而有关文件也设定最后期限，35岁以下公务员2012年仍无大专学历将被辞退。
这样的消息确实让人疑惑：在干部选拔任用中，学历到底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不能不承认，在干部选拔任用中，学历这个条件常常被矫枉过正，走了极端。一说学历不代表能力，不能把低学历高能力的人挡在门外，于是放宽标准，一些不合格的干部便以此为挡箭牌而被提拔，使真实的学历起不到应有的淘汰把关作用。一说学历必须严格要求，就设定“硬杠杠”，谁也不能触及这条“红线”，结果一些权力文凭得以过关，一些低学历高能力的干部却因此出局。
从现实情况看，后者要远重于前者，权力文凭泛滥与此不无关系。一些官员凭手中权力获得文凭、又以文凭谋取更大权力，公众对此深为不满。这也就是为什么当现任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只有中专学历、蒋宏坤凭大专学历也能升任时，赢得人们一片喝彩的原因。在公众看来，不谋唾手可得的权力文凭表明官员讲诚信，难能可贵。
因而关键的问题是，必须防止学历这个条件被走极端，做到既重学历又不唯学历。也就是重守格也讲破格，在普遍要求的同时，又留出特殊人才的上升通道。而衡量这个特殊人才的标准就是有没有能力。这个能力包括其真实水平，也包括其实际业绩，都应是响当当、过得硬的。
由此不禁想起历史上教育界的一些美谈，诸如身为中学生的启功被聘为北师大的副教授、没拿任何学位的陈寅恪成为清华教授、仅有高中学历的梁漱溟当上了北大教师、数学仅得15分的钱钟书被清华破格录取等等。这些文化名人，当年正是通过特殊人才通道得以进入体制轨道，靠的正是公认的真才实学。
其实，许多制度规定，都应当讲求这种普遍和特殊的辩证法。但必须清醒的是，之所以讲这个特殊，搞这个破格，网开一面，目的就是要弥补制度的刚性所带来的某种缺陷，以补“遗珠之憾”，而不是使之成为破坏制度的理由，成为毁千里之堤的蚁穴。一些制度同时引入舆论监督、群众公认、公示透明等配套举措，为的正是防止后者的出现。
这在实际操作中显得极为重要。在选拔特殊人才干部的过程中，如果不坚持群众公认等原则，低能力一样可以蒙混过关。如此，不仅不能彰显社会的宽容与文明，反而可能使制度沦为用人腐败的合法通道。这不能不高度警惕和防范。（陈家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