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看待本轮涨薪潮

涨薪潮的三种可能因素

在今日话题《涨工资的路子别走歪》中，我们指出涨工资的三条路径：一为用脚投票，即资方对你的需求形成竞争，你就可以“走”到出价更高的那里；二和三为用手投票，包括通过工会和罢工来讨价还价、以及通过影响政策（比如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来增加收入。

本轮的涨薪潮的推动因素，也不会超出这三种。

用手投票是本轮涨薪潮的特点

本轮涨薪潮，有多少用脚投票的成分，还不知道，但是其中用手投票的成分是可以确定的。首先，各地纷纷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比如自2010年7月起，深圳市最低工资标准由此前的900元/月调高至1100元／月，所以像富士康这样的企业就提早进行了调薪。其次，富士康事件和各地罢工事件，被认为是加薪潮的又一推动力量…[详细]

用手投票彰显权利，是特点也是亮点

劳资矛盾突出 中国制造模式加速转型

南风窗2010013期封面：工潮透视

工潮透视

策划：本刊编辑部 统筹：赵灵敏

5月以来，各地出现了多起罢工事件，外资、国企、民企都有涉及，罢工的工人，最少数百人，最多达数千人。这说明劳资矛盾日益突出并有逐渐激化之势。

罢工并非现代人所创的概念。埃及法老王拉美西斯三世在公元前12世纪在位期间，皇家墓园的工人就发起了罢工，这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场罢工，显示了工人阶级首次获得重视。1886年5月1日，芝加哥20多万名工人为了争取8小时工作制举行大罢工，经过艰苦的流血斗争，终于赢得了胜利。为纪念这次伟大的工人运动，1889年7月，每年的5月1日被定为国际劳动节。

对于今天年轻的工人而言，罢工存在于少年时代的教科书描述上，没有人亲自为他们演示罢工经验，组织手段。但是利益诉求的推动是如此惊人，直觉会为他们会寻找一条与过去同样的道路。

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劳动阶级与资本之间发生矛盾在所难免，这种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演变成罢工也是很正常的现象。但中国的特殊情况在于，30年来，正是巨大的人口红利支撑着中国经济成就奇迹，但国家的崛起和企业的荣耀，并没有给广大劳工带来体面的收入和工作条件，中国低端产业工人所处的高强度、封闭性、低薪酬、低保障的恶劣环境是众所周知的。因此不难理解，近期罢工的原因基本上都是工资太低、收入差距太大或工作环境恶劣，是经济罢工，工人们的目标是更多的收入和更人性的工作环境，而不是更大的政治诉求。

因此必须避免将劳资矛盾“政治化”，要警惕一些地方官员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与雇主结盟来对付工人，从而将劳资之间矛盾和冲突转化为工人与政府之间矛盾和冲突。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罢工未来将会成为中国社会所要面临的一种常态，政府大可不必对罢工敏感过度，甚或谈罢工色变。事实上，罢工也是民主和法制社会民意诉求的一条正常渠道，对这条渠道，政府不仅不能堵塞，反而要进行疏浚。政府要在正视罢工现象的基础上，进而承认和尊重工人的罢工权，通过立法和完善相关制度，对罢工权利、罢工的程序、劳资谈判机制、复工程序等作出规定，给工人开辟一个合法的权利述求通道。

中国劳工的觉醒，对于这个国家而言，不是一件坏事，各个阶层基于自身利益的斗争正是促成中国向公平正义国度转型的最大动力所在。在此起彼伏的工潮面前，中国的工会体系需要发生改变以适应市场经济，而中国制造的模式也将从此开始加速转型。

无锡尼康工潮省思

文_本刊记者 陈统奎 发自无锡

6月8日下午，小雨飘飞，的哥小黄带着记者往长江南路11号方向开去，目的地是无锡尼康光学仪器(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锡尼康)。近一个月前的5月11日，小黄开车路过长江南路，恰巧碰上警察在这家工厂门口清场：“防暴警察、城管都来了，几百名女人被警察驱走以后，留下一地矿泉水瓶。”

这起罢工事件的起因是，从4月27日深夜起，无锡尼康职工开始出现呼吸不畅，心跳加快，头昏目眩，手脚发软等中毒症状，随着时间的推移，中毒工人人数不断攀升，一时间，无锡新区医院里满是挂盐水的无锡尼康女职工。

“但工厂要求职工继续上班，不重视职工生命安全，大量职工情绪比较激动，提出来不上班，几百个女工聚集在工厂门口。”中华环保宣传网绿色华东频道的肖华是为数不多发出报道的媒体人之一。

职工：被逼出来的罢工

一位无锡尼康职工披露了事情的演进路线图。5月3日，恶臭气体仍在继续蔓延，厂里员工个个人心惶惶无法安心工作；5月4日，车间经理和职工开了一个小小的声明会，说毒气并非本厂制造出来的是对面的药厂的西药处理池发出来的，并声明现在车间是没有毒性的。可是，当天又有人晕倒在车间里。员工因此提出要求全体体检，工厂拒绝，员工便停止工作，等待处理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工厂同意给员工体检，希望员工恢复生产。不料当晚，夜班职工又不断被送往新区医院。5月5日，职工开始大规模罢工，这时传来一个车间在点名过程中有人晕倒，职工们的内心更加恐慌。

5月6日上午，工厂把职工集中在食堂里，一位环境测定人员报告称“5月5日下午测定的结果是没有问题的”，可是职工们关心的是5月5日之前的数据，问这位环境测定人员能否保证之前的车间环境是正常的，“他说不能”。就在当天夜里，夜班职工又有晕倒，工厂不得不叫已上班1小时的所有员工回家。5月7日，工厂不敢再开工，叫职工打道回府。然而，不少员工不愿回家，而是站在工厂门口讨说法。

“谁知不到1小时竟来了好多的警察，本来员工只是想要堵住车道让尼康的高层来当面处理事情。谁知无人来关心，造成交通不便。那些警察竟与员工发生冲突，有的竟不停地推女性的身体。”3个小时后，无锡尼康总经理才露脸，说了一些关于给职工体验以及发生后遗症者的给予关照的话。这位总经理并没有向职工表示任何歉意，职工们为此愤愤不平。

无锡新区管委会否认有三四百人中毒，表示除最初的50多名工人出现刺激性气体引发的人体不良反应症状外，其余全部是因为恐慌等心理性因素引起——部分职工对这一结论存疑。5月8日起，女职工们连日在无锡尼康工厂门口围堵示威，要求厂方给予体检，并改善工作环境，但工厂方面始终无人回应，示威规模便越来越大。据报道，10日和11日聚集的人数有400多人，11日上午职工们还沿路游行。

一位参与示威的职工告诉记者，这场罢工没有任何组织性，职工们出于气愤，出于对自身生命的负责，自愿自动走到一起集体讨说法。正因为无组织性，后来工厂方面稍微给闹得比较凶的几名职工发了几千元“封口费”，这场继续几天的运动便偃旗息鼓了。据悉，事件平息后，领“封口费”的职工已被无锡尼康清退。

上述中毒女职工家属对记者说：“把务工人员摆到这种不人道的位置，令人心寒。我老婆再呆个把月，如果没有后遗症，就离开这家工厂。”据悉，无锡尼康最近新招了一批员工，薪资已经大为提高，号称“领双倍工资”。一位无锡尼康老职工告诉记者：“这是拿钱留工人。喜欢钱的人就留住，以身体为主的人，不会留住。身体不健康，钱再多有什么用？”记者了解到，不少无锡尼康老职工都在等6月份领到一笔几百元的年中奖金后就辞职。在这家工厂工作，一天上班12小时，一个月只休息4天，月薪也只有2000元左右，工资本身并无竞争力，再加上这次中毒事件发生后工厂管理者缺乏人文关怀，也让不少职工死了心。

据悉，无锡尼康已经给每个职工的工资卡上打入300元“慰问金”，以安抚人心。有些职工戏称这是“封口费”。

企业：推卸责任，不肯妥协

无锡尼康成立于2002年，项目总投资6000万美元，从事光学仪器、数码相机等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是日本尼康株式会社在中国设立的最大独资公司，现有厂房4栋，员工约5500人，九成以上是女工。前年，尼康总部还决定无锡工厂追加注册资本，建新厂房，将把附加值更高的产品转移至无锡生产。无锡尼康不仅是当地纳税大户，也符合无锡市产业结构的调整战略，无锡市政府领导曾承诺：“将为企业提供更优质的环境和服务。”

纵观这起因气体中毒事件而引发的罢工事件的处理方式，无锡尼康的强硬姿态和当地政府的快速维稳是其特点。一开始，无锡尼康及其所在的无锡新区政府部门都咬定，是无锡尼康附近一家药企药品生产废水在处理过程中产生的异味废气导致中毒。尼康日本总部新闻发言人亦在东京向媒体表示，“不是公司自身生产过程造成。”对于有工人质疑是无锡尼康内部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化学药剂导致工人中毒，无锡尼康方面又予以否认。

刺激性气体真是从那家药企产生的吗？4月29日，这家药企便被责令停产，迎来许多进行气体检测的专家。如果说刺激性气体是这家药企业飘出，那最先闻到的也应该是药厂的工作人员。奇怪的是，在无锡尼康“出事”的那几天，药厂附近并没有闻到刺激性气体的味道，更没有因此生病被送至医院的员工。无锡新区管委会表示，除无锡尼康之外，周围其他企业均未出现工人中毒现象。当时，中华环保宣传网绿色华东频道的肖华采访到了这家药企的一位负责人，他否认自家药厂是“毒气”的源头。

“如果说我们是‘毒气’的源头，那就是我们将毒气专门打了包，专门往尼康车间里送，但我们并没有这么做。”肖华告诉本刊记者，当时药企负责人这么形象地跟他解释自己的清白。本刊记者委托肖华帮忙联系采访这位负责人，这位负责人回话说，他们公司正在准备上市，目前已经受到波及，不希望继续受到影响，更不敢得罪无锡市政府，因而不能接受记者采访。值得注意的是，此前这位负责人接受《每日经济新闻》采访既谨慎又无奈：“我们现在也不好说什么，目前也有许多专家正在进行论证，我认为也只有专家能够把这些论证做出来。”至今，气味源头仍然是一个谜，专家们并没有给公众一个明确的答案。

无锡尼康职工向记者透露过一个细节：为了防止生产的相机从窗户丢出，该公司没有通风窗户，所有窗户都被封死，员工曾多次要求公司把窗户打开，但一直无回应。据《现代快报》报道，早在2005年8月8日深夜至8月9日凌晨，在无锡尼康公司，也发生过同样的化学气体中毒事件，当时共有5名中毒状况比较严重的员工被送往无锡新区医院接受治疗。这位记者写道：“整篇报道所描述的经过与此次事件几乎如出一辙。”

不止一家媒体对无锡尼康推卸责任表示质疑，但无锡尼康始终不认账。

上述中毒女职工的家属还向本刊记者透露，无锡尼康是一家缺乏人性化管理的工厂。比如，一个车间只有4张上厕所的证件，职工上厕所必须领证才能上厕所。一般情况下，4张是够用的，但管理人员有时候会拿掉两张证件，拉长职工排队上厕所的时间，充分利用职工上厕所的时间用于工作。有一天晚上，这位女职工怎么排也排不上，憋尿憋出病来，后来不得不到医院治疗。

这个小例子从一个侧面反应了这家工厂的“管理哲学”，这种“管理哲学”反映到中毒事件的处理上，便是迟迟不肯停止生产，致使中毒人数不断攀升。在处理工人罢工问题上，无锡尼康管理者亦不肯放低姿态，不肯妥协，致使工人最后决定上街。

政府：如何处理

5月11日上午，职工们沿着长江南路游行，准备前往无锡市政府示威。

据报道，在场的多名工人称，当地政府调集了数百名全副武装的防暴警察赶到现场，并与示威者发生冲突，大约20多名示威者受伤。警方将几十名女工强行拉上无锡尼康的大巴带到厂内限制其外出，另外还有数人被带走接受调查。另据肖华向本刊记者介绍，当天作为主干道的长江南路暂时交通管制近30分钟，防爆警察强行清路，将职工们“请”回到工厂内。

“一位环保局的同志也出面与职工们沟通，但职工们情绪非常大，交流不是太顺利。”肖华回忆，公安人员告诫职工们，反映问题可以，但不允许闹事。再后来，无锡市公安局新区分局在厂区内张贴公告称，将坚决维护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秩序，希望相关人员在表达诉求过程中保持冷静，切勿因一时的冲动而触犯法律法规，对于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将依法处理。这份公告起到了震慑作用。

在维稳机制运作下，无锡尼康职工的上街事件又回到工厂内部去解决。之后，无锡尼康用大巴将职工送往无锡各大医院体检，工人们表现比较平静。原本，职工们的诉求便是“体检”。如果无锡尼康一开始就这么做，后面的罢工、示威和上街就不会发生。工厂自身的失责最终逼迫维稳部门的介入，动用社会公共资源，加大了社会负担。企业将自己的责任外部化，并不利于社会稳定。

而无锡市各相关政府部门一开始就表明无锡尼康厂没问题——“经排查，尼康公司职业卫生防护措施相对完善，此次事件主要系外部刺激性气体影响所致”，政府这样宣布，在职工心中失去了公信力。因此5月8日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环境检测报告和无锡市临床专家会诊意见公布时，职工们投来的是质疑的目光，

工潮之后

文_本刊记者 石 破 发自河南平顶山

清场后的沉寂

2010年6月2日。

下午6点，很低的夕阳。平顶山市区最长的干道——建设路中段，平棉纺织集团大门口，虽然路边还停着七八辆警车，二三十名穿深色衣服的学警席地而坐，但前一天警察与工人激烈冲突的场面已不再见。工人们悬挂在厂门口的“共产党母亲，我们要吃饭，我们要生存……”的白色标语，被厂方“平棉集团5000名在职职工、1400多名离退休职工的吃饭、生存才是大事”的红色标语所取代。附近公交站牌上，张贴着十几张《平顶山市公安局卫东区分局关于敦促参与围堵平棉厂区大门人员主动到公安机关说清问题的通知》。不时有骑车或等候公交的市民驻足观看。

平棉职工社区，正如我们常见的其他老国企家属院一样，是一个占地面积巨大，但楼房及其他设施老旧的院子。社区入口处宣传栏里，张贴着厂方敦促职工上班的通告，大意是：平棉集团已于6月1日复工。凡6月1日到7日不去上班的职工，暂按事假处理；6月8日起仍未上班者按旷工处理；连续旷工15天者将被除名。稠黄色的夕阳将树叶的影子斑驳地印在通告上。骑自行车或步行的工人路过此地，伸颈阅读，嘿然无言。家属院的某个地方，聚集着几十名男女，但他们并非在候场新的群体抗议行动，而是等着接送孩子回家。6点整，平棉幼儿园的大门打开，家长们鱼贯而入，分头到各个教室寻找自家的孩子。

毕竟，生活还是得继续。

在家属院的各个楼头路边，三五成群的人们纳凉闲聊，话题几乎都是这些天来的工潮。男人们谈论着昨天警察出动的大阵仗，黑压压一片手持盾牌的特警、防暴警，上万名市民、出租车司机围观。这样的大场面，是他们一生都没见过的，谈论起来颇显兴奋，“破什么案也没用过这么多警力呀！”男人们说。大约20名左右工人被警察带走了。工人们害怕了，有人哭了。

在警方大规模行动前，5月31日上午，平顶山市宣传部新闻科一名工作人员请示领导后，婉拒了记者的采访申请，并称“此事已基本妥善解决”。

畏怖的效应慢慢发酵。由市、区政府干部及公司管理人员组成的工作组进入工人家庭，动员他们上班。女工们回应说：“警察在门口守着，我们怎么敢去上班呀？”被拘者中，几位患有心脏病的老太太被放回来了。对通告里要求的“参与围堵厂区大门者前去公安机关说明情况”——工人们称之为“自首”——嗤之以鼻：“我们又不犯法，自首什么？搞得跟镇压反革命暴乱似的！”社区里仍有穿便衣的政府工作人员逡巡，跟踪记者。“我们都不敢说话呀，一说话就被抓了。”女工们小声嘟囔。被众人指称“熟悉全部情况”的几位老工人噤若寒蝉，他们不是称自己不在现场，不明真相，就是被家人拉走，闪避记者，还有的老工人紧闭门户，小叩久不开。

设在体育村酒店内的市委市政府协调工作组“门前冷落车马稀”，工作人员喝茶，抽烟，看电视。深入职工家庭的联合工作组，除动员上班外，还对职工及其家属进行了细致的法律知识培训，比如“3人以上结伴反映问题属于非法上访”等。事实上，6月1日傍晚，警察采取清场行动后，工人曾再次聚集于公司对面，有人发表激烈言论，当即被警察带走。

工人：该往何处去？

6月3日。

早晨8时许，平棉集团大门一侧停了七八辆警车，另一侧的花坛旁坐着二三十名学警。马路对面，平棉职工家属院门口，有二三百名工人或站或立，双方隔着车来车往的大街，犹如隔着一条河流，遥相对峙，彼此窥测。

工人们以女工为主，她们像一堆堆麻雀，三五成群地议论着，话题散漫而无章，有的互相通知开工的消息，商议要不要去上班。“电视里说了6月1日开工，不去上班，到时候真给你开了你找谁去？”平棉厂区的大门开着，工人可自由出入，但门口保安明显比平时多了。女工们一边议论，一边张望着从厂里出来的同事，嘻嘻哈哈地向她们询问情况。嘴硬的工人发出“我才不会去上班哩”的豪言，但更多的工人准备折节就范了。“那些上班的也老委屈了，”一位倚着电动车的女工说，“他们怕厂里秋后算账。”年龄达到45岁的女工纷纷申请内退，厂方严格按照职工档案中的出生日期办理，差一天也不行。但也有工人说，厂里嫌老职工多事，准备趁这次机会，把年龄达标的老职工全部清退，再招新工来顶替。

厂门口悬挂的标语又多了几幅：“职工增收，企业发展，5000名职工有岗位，有饭吃，是平棉最大的政治任务！”“全面落实市委市政府协调组的各项工作要求，保持企业稳定发展！”“平棉是我们生存的基础，稳定是企业发展的前提！”马路对面的工人继续声讨厂方的压榨剥削，还有的担心警察会按偷拍到的照片抓人，“俺就在厂门口坐了会儿，犯啥法了？”

太阳一寸寸地升高，马路边几百名议论、观望的工人们，也一堆、一堆地消散了。他们深深地陷入“我们该往何处去”的迷困中。

发生在平棉纺织集团的这次工潮，其实并非罢工。最早采取行动的是一些被买断工龄而对补偿金不满的工人，他们围堵了厂区大门，顿令在岗工人无法上班，于是企业停产，有些在岗职工也加入了声讨权利的队伍。但一些来自网络的信息，顺应全国各地的“罢工热”，并且出于渲染的目的，将其名之曰“5000平棉工人大罢工”，而平棉工人们受到鼓舞，亦以“罢工参与者”而自豪。

5月15日，厂方在社区宣传栏公布了《关于部分职员关心问题的说明》、《关于职工反映原天使集团内部职工股问题处理意见》；17日，厂方又对职工反映的热点问题，在平顶山最大的社区门户网站“鹰城社区”作出解答，内有“公司实际工资性支出月人均达到1400多元，这在全省纺织行业中是名列前茅的”。此说被工人们相传为笑。他们认为：如果这个数字确切，也只是企业一线工人与管理人员的平均工资额，这恰恰证明了企管人员的工资高过工人太多。关于加班问题，厂方称“公司严格按照《劳动法》的规定安排加班”。关于法定节假日放假问题，厂方称“实际上我们放假休息的总天数已超过法定假日天数。2009年法定假日为11天，而我们实际放假19 天”。关于公司性质，厂方称“平棉集团是由234名自然人入股和浙江泰坦公司参股组建的新公司”。工人们闻之错愕，强烈要求厂方公布234名自然人股东的名单，未获回应。同时，市委、市政府协调工作组在体育村宾馆设立办公处，接待职工上访，但对工人反映的重大问题无法立即答复。其间，平棉大门前还发生了厂方安排新工进厂上班，但遭老职工阻截。

平棉集团的历史沿革如下：1983年1月建厂，名为平顶山市棉纺厂，每名职工集资5000元，企业性质为集体所有制；1994年，改制为股份制企业天使集团，每名职工入股1500元，认购企业股权；1998年，改为国有控股的新天使集团；2006年，新天使集团因资不抵债，再次改制成234名自然人入股和浙江泰坦公司参股组建的新公司——平棉纺织集团。

在厂方压榨工人，侵吞集体利益这一点，参与工潮的职工们取得了高度共识，但他们其实各有各的诉求，有的鄙恶企业管理层的作风霸道、刻薄寡恩，有的哀叹两口子每月工资只有1500元，难以养活全家老小，有的不满“进厂25年的老职工，买断工龄时补偿金只有1.01万元”，有的斥问为何1994年职工每人入股1500元，至今既不分红，也不退股？有的惊诧企业经多次改制，如今竟然成了别人的企业，职工被卖了还蒙在鼓里……这些问题的形成年深日久，最初是纺织行业及国有企业的困境造成的，但随着企业一次又一次地改制，所有的问题并未摊薄、消解，而是不断地叠加累积，纷纭复杂。特别是2006年的改制，虽然名义上由厂职代会讨论通过，并报请市政府批准，但事前未召开全体股东大会，多数股东权利实遭渔夺。棉纺企业的老职工们，对企业的感情缱绻浓烈。他们认为，有将近30年历史的平棉，是他们每人拿出5000元钱集资，一草一木建起来的“家”，他们一辈子在这里劳作，有的祖孙三代都是平棉人。他们经历过平棉的辉煌，也曾与它共度时艰，哪曾想如今企业成了私人领地，他们成了没有“家”的“流浪儿”。

6月1日，政府发动全市警力采取的大规模清场行动，震骇了工人们的心。他们本来就不是严密组织起来，有着明确行动纲领和坚强意志的队伍，只是为了各自目的，在同一个对手面前暂时团结起来，犹如山上的冰雪被泉水漱空了，夹冰夹雪地滚将下来。

为平息工潮，政府出面解决了部分问题，比如在政府干预下，厂方承诺在岗职工每人月工资上调220元，职工1994年入股的1500元股金可以原额退领，年满45岁的女工可办理内退，内退职工月生活费也由原来的100多元增加到了400元，这一方面使职工尝到“罢工”的甜头，同时又感受到了“闹下去”的悚怯与压力。

他们本都是一天8小时在织机旁忙碌的底层劳动者，每日为全家口粮操劳，未曾受过其他的培训和锻炼，不知道应该如何“罢工”，他们谁也不愿当代表去与企业或政府谈判。他们素来缺乏机会研究企业的全部架构，不曾掌握公司真实的运营情况，也无从翻寻抓捏那些决定他们命运的关键细节，他们只是凭着朦胧的直觉、碎片化的情报、人多嘴杂的交流以及大胆愤怒的推测，对企业领导可能存在的私吞集体财产，倒卖企业土地、压榨工人血汗等问题提出严厉的控告，但他们手里缺乏铁一般的、无可辩驳的证据，这些控告很快被政府组织的“调查”和厂方出具的“解释”消弭于无形。他们愠怒政府对厂方的袒护，认定他们是一伙的，对政府极其不信任，认为只有把事情闹大，在形势逼挤下，政府才会勉强答应工人的要求。

在17天“罢工”期间，工人们的心情是亢奋的，他们的态度是哀兵出击式的，他们的立场或有所偏激，受着事件走势或狂热氛围的鼓舞，他们或会提出又高又多，犹如散弹打鸟般的要求。政府的介入未能迅速平息事件，企业的损失在一天天加大，工潮在普通市民中得到的撑持次第上升，甚至还有民众给围堵厂门的工人捐款送水的，最终演变到6月1日，在一个本该是孩子们及其家长欢度节日的氛围里，平顶山举全市警力，大规模地清场，令人惊骇不已。

反过来说，如果政府不强行清场，这场工潮会闹到什么时候，最终以什么方式结束？政府不知道，企业不知道，连围堵在厂门口的工人也不见得知道。

现在，事件暂时得以平息。工人们悚怯了，退让了，再一次分崩离析了。

政府、企业、职工三败俱伤

6月4 日。

晨8点，太阳一如往常地升起，金色的光芒照耀在建设路中段，平棉大门前的警车一如既往的多，几十名学警列队训话后依然席地而坐，但马路对面聚集的工人已寥寥可数。几名骑车相遇的女工相互询问：“咋办呀？”“上班呗，有啥办法！”一位短发女工意犹未尽地说：“还是人心不齐。咱要都不上班，他也没有办法！”另一位女工恨恨地道：“有些人蹦得最高，邪惑得最厉害，一看没人，他‘哧溜’就跑进去上班了……可怜呀，最后只剩下些老头老太太。”几位女工相互叮咛：“大家商量好，要上班都上班，要不上都不上。”

20天来，建设路中段第一次显得空空荡荡。一辆娶亲的车队，在警车面前放了一记爆竹，分外响亮。

平棉集团厂区大门，竖起了两块黑板，上面写着大字标语：“让我们精诚团结，克服困难，组织好生产，以实际行动回报市委、市政府的关心和支持！”

这次罢工事件对企业的损害是巨大的。据厂方2010年5月17日的解释说，企业被迫停产每天的直接损失是30万元。平棉集团一位干部说，平棉产品以出口为主，如果加上违约金等损失，这17天的“罢工”停产，企业亏损了几千万元。这次事件对平棉的企业形象是一次彻底的毁坏，今后它在政府、银行、同业、上下游客户中的名誉败坏及实际受损程度将有多大，尚不得而知。企业管理层与员工产生的裂痕是难以修复的，虽然企业在职工的挤逼和政府的严令下，提高了职工待遇，为此而不得不多付出若干经营成本，但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已如烟飘散，人心俱瓦崩。他们一度号召打倒、“严惩”的公司董事长还在台上，工人们担心企业领导会以种种新的理由变本加厉地盘剥、报复大家；他们也必将用更加警觉的眼光盯牢企业管理层的一举一动，对任何风吹草动都分外敏感，企业内部相互敌视的氛围将持续不知道还有多久，这对本来就是在一个残破的行业艰难生存着的企业，可谓是大塌其台。

平棉社区大门的门洞里，亦摆放着一排告示牌，上面是市委、市政府协调工作组对职工反映问题的详细答复。路经此处的工人默默观看，无人说话。

这份文告分十大部分，详细解答了职工提出的几乎所有质询，看得出事件至今，政府还是做了大量协调工作的。从文告里，可以看到职工权利受到侵害的问题密如雨点，包括工资待遇低、劳动环境恶劣、中层领导强迫职工加班加点、节假日不让休息、不按规定支付加班费、车间工资分配不公、对待职工态度蛮横、对职工随意解除劳动合同，以及后勤保障中包括水、电、暖和物业费等问题，广泛涉及劳资纠纷的各个层面。但这些纠纷向来缺乏仲裁，企业工会被工人骂作“厂领导的走狗，连黑社会都不如”，职工求助无门，冤苦罔控，劳资矛盾渐集如堵，才会触机便发。此番政府如果能借时顺势，推动企业工会组织的独立、完善，倒不失为劳资双方做一件好事，也可使自己免于再次陷入引火烧身之境。可惜，似乎没有这样的打算。

厂区对面马路旁，有围观市民对平棉职工叹曰：“其他企业的领导都在看着你们，平棉的工人失败了，他们就也放心了，更敢大胆剥削工人了……”市民的话或言过其实，但政府不可不警惕由企业劳资纠纷引出的罢工、围堵事件还将一次又一次地发生，致使社会秩序失色，企业生产大受干扰，政府疲于奔命地灭火，到这时候，再来解决工人反映的问题，几头都不会落好。

工潮推动劳工政策转型

文_本刊记者 田 磊 发自北京

从广东佛山、深圳、惠州到江苏南京、无锡、昆山再到北京、山西、河南、湖北等内陆省份，过去的一个多月里，罢工像传染病一样，在中国各大经济区域蔓延开。这些过去30年在“世界工厂”里，默默创造着中国制造业奇迹的工人们，用一种极端的方式，唤醒了国人陌生已久的工潮记忆。

“罢工潮标志着中国现行的劳工政策已经到了不得不改的地步。”中国人民大学劳动关系研究所所长常凯说，如果政府再不改变牺牲劳工权益换取经济增长的模式，对劳资关系进行基本规制，中国社会还将爆发更大的问题。

但是，维系了30年经济腾飞的劳工政策会被轻而易举地改变吗？

工人的觉醒

与上世纪90年代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们掀起的那一轮工潮相比，这一轮罢工中，制造业企业里的产业工人成了主体力量。他们的诉求，已不再集中于惩治腐败、反对企业产权变更等，而是要求增加工资、减少加班。

面对工人们这些最简单的经济诉求，很多人都好奇，他们的工资究竟低到了什么程度，以至于再也不愿意忍受下去。

罢工潮中，各地政府以及媒体对工人的工资做了很多实地调查，综合各类调查结果可以发现，在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的制造业企业中，普通工人的收入普遍在1000到1500元之间。在整个国家教育、医疗、住房等基本生活成本飞涨的今天，这样微薄的收入，足以剥夺一个人生活的尊严，断绝这些劳动者改善生活的希望。

事实上，即使放在全球劳工比较中，每周6天，平均每天工作超过10小时，一个月下来，还挣不到200美元，这样的劳动力价格，是典型的贫穷国家水准，甚至连很多第三世界国家都不如。

与大部分国人对工人出现罢工潮感到吃惊不同的是，很多该领域的研究者都惊讶于中国劳工怎么会接受如此低廉的价格，并且几十年如一日，不曾改善，也不曾激烈反抗。

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副教授潘毅曾经在深圳的电子工厂里一边打工一边做研究。在她看来，过去这30年，不管是政府、学界、媒体还是公众对中国工人群体太缺乏了解了，对农民工群体仅有的关注也多是集中在迁移阶段，但当他们进入了工厂之后，其生存状态就没人关心了。

在潘毅看来，工人们一直隐忍而不加反抗的原因其实也很简单，“世界工厂稳定运行背后的秘密是农民工体制和宿舍劳动体制两大制度安排。”潘毅说，中国的户籍制度保证了第一代产业工人的身份依旧是农民，劳动力再生产的过程大部分在农村完成，国家并不愿意赋予他们工人阶级的身份，资本也就不用负担完整的劳动力价格。而各大工厂确立的宿舍劳动体制则将农民工阶级圈在工厂内部，也为政府分摊了部分公共服务成本。

两大制度安排高效而稳定地维持着，那些农村来的打工者，尽管收入微薄，依旧拼命加班挣钱，最大的目标是回家盖房子、养孩子，希望他们的下一代走出农村，但是，当新世纪来临，80后、90后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时，他们面临着早被荒废了的农村，承载着父辈们走出农村的期待，耳濡目染的是奥运会、世博会这些重大活动所带来的城市文明的想象。

对于这一代人来说，离开农村就意味着踏上了打工的不归路，回不去乡，留不下城。第一代农民工常年游走于城乡之间，更加认可自己的农民身份，而第二代则完全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成长起来，不管国家是否愿意赋予他们工人的身份和政治地位，这一代人都已经转变为更加纯粹的产业工人。

事实上，在各地的罢工潮中，年轻的产业工人比他们的父辈们进步了许多，他们能够提出重整工会这样的要求，而且会聘请专业的劳动法专家参与谈判。

“工人们有理有节，政府则在第一时间将此事定义为劳资纠纷，而非政治事件，采取居中调解的态度，最终，劳方与资方都做出妥协。”

劳工政策之弊

作为《劳动合同法》制订时的课题组组长之一，常凯被很多人视为为劳工说话的知识分子代表，在他看来，2010年罢工潮集中涌现，不是一个偶然事件，其背后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劳工政策出了问题。

“劳资矛盾早已成为中国市场经济实践中的主要矛盾了。政府如果再不介入，对劳资关系建立基本的规制，而继续沿用过往的劳工政策，偏袒资方，中国社会会出现更大的问题。”常凯说，过去的十多年里，劳资争议每年以30%左右的速度增长，远远快于GDP增速，这还只是由劳动部门提供的、本部门受理的统计数据，如果算上大量没有被受理的劳资争议，数量将会更加惊人。

但在更多经济学家眼中，1978年以来，中国最大的资本就是富裕的劳动力资源，也因此，牺牲劳工权益谋求经济发展，是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追赶发达国家的必经之路。过去30年，劳工政策的逐步转型也正是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完成的。1982年修订宪法，删除了罢工权利，翻检当时的历史材料，最大的理由是中国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国家，不会出现罢工。

随之而来的是工会的转型，虽然今天中国的工会系统依旧保持着极高的政治地位，全国总工会主席位列中央政治局委员。但在基层，大部分工会却沦为了“黄色工会”。

“中国工会民间评价极低、维权能力极弱，这些也都是制度设计的必然结果。”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动法教研室主任王向前说，国家规定，建会的用人单位每月必须按全部职工工资总额的2%向工会拨缴经费，这也是工会活动的主要经费。“拿着企业的钱，当然要为企业说话”，而这样的规定在西方国家是不可想象的，他们往往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企业不能向工会提供赞助，以避免工会被收买。

在王向前看来，过去30年，中国确实存在着很多干预市场的行为，需要保卫市场，但实践中，保卫市场往往被简化为保卫资本，而忽略了市场本身就包含劳动力等多方要素，一系列制度设计都在为资本服务。

法律何为？

错位的劳工政策酿成了今天此起彼伏的罢工潮。事实上，面临严峻的劳资矛盾，执政党早在2003年就已经开始了劳工政策的调整。最明显的是全国人大突然在劳动立法领域大步推进，寄望于通过法律来规制劳资矛盾，至少将其控制在一定程度内，不至于失控。

从2003到2008年，5年间，全国人大就制定了《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等多项法律，掀起了一股劳动立法的浪潮。其中，最为重要的是2008年开始施行的《劳动合同法》。

“可以说，到这个时候才想起社会立法，对于日益严峻的劳资矛盾来说，已经是远水解不了近渴了。”王向前说，法律的修订、执行都是需要在实践中长期摸索后才能对社会现实产生作用的。尽管如此，2007年《劳动合同法》制订时，还是遭遇了极大的反对。当年的反对浪潮今天看来依然触目惊心，中国的法制史上还没有哪一部法律，遭遇过如此激烈的反对。

不管是立法的博弈，还是事后的评价中，劳工阶层缺乏代言人和表达的渠道，最终，反对的声音压倒了一切，法律在几经妥协后得以在全国人大通过，但随后国务院法制办出台的《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却让该法在执行层面止步不前。这部承载着保护劳工权益使命的法律，与中国的很多法律一样，在很大程度上打了折扣。

今天看起来，那场声势浩大的反对浪潮，充满了反讽的意味，当法律无法触动现实，给予劳工阶层的权益切实有效的保护时，他们只有通过罢工、游行这样的最终手段来捍卫利益。

“《劳动合同法》原本是改善中国劳资矛盾的一个契机，但却没抓住，两年多来，它没得到有效的执行。”常凯说，法律仅仅是确立依据和原则，良好的执行才是关键。

王向前也认为，《劳动合同法》确立的只是个别交涉的劳动关系协调机制，而不是工会和资方进行集体交涉的机制，这样的机制下，劳动者的弱势地位并没有得到改变，也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劳资利益失衡的现状。“事实上，在法律对劳动者的保护的程度上，我们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至少还相差20年。”

工人的力量

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罢工潮将会成为困扰中国经济的一大难题。

在潘毅看来，面对今天的困局，法律的调节和产业升级都不是根本之途，“必须反思今天确立的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从过往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寻找经验。”潘毅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度过了劳资矛盾高发期且没有酿成社会革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跨国资本将低端的制造业企业转移到了第三世界国家，而中国的国际分工角色到今天几乎已经被锁定，没有了再转移的空间。

可以说，对于中国而言，在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办法告别大量的低端制造业工人，也不能无视这个庞大群体的生存权。工人们联名的公开信中这样写道：我们的维权斗争不仅仅是为了本厂1800个员工的利益，我们也关心整个国家工人的权益，我们希望立下工人维权的良好例子。

中国劳工的觉醒，对于这个国家而言，不能算是一件坏事，各个阶层基于自身利益的斗争正是促成中国向公平正义国度转型的最大动力所在。

职工没有罢工权就没有尊严

文_于建嵘

面对目前职工群体性事件和个体极端事件多发的态势，5月29日，全国总工会在《关于进一步做好职工队伍和社会稳定工作的意见》中提出，要进一步加大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与发展和谐劳动关系的力度；使广大职工有尊严地生活，促进职工队伍和社会稳定。

这应是全总第一次把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与职工的尊严及社会稳定联系在一起，并明确地把让职工有尊严地生活作为各级工会的重要的工作目标。这表明，中国的工会组织及其领导人终于公开承认了一个最为基本的常识，这就是不能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就没有职工的尊严；没有职工的尊严，就不会有社会的稳定。

正如全总通知所指出的那样，我国社会正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和社会矛盾多发的特殊历史时期。而在国有单位改制及民营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一些地方政府采取了一些以牺牲职工利益的方式换取效益与投资的做法，职工的合法权益受到了损害。一些企业经营者以改制为名，采取寻租的手法侵占国家或集体资产，而把长期为企业劳动的职工变成了无保障的失业者。而一些改制后的企业及新生的民营企业，成为了在劳动强度以及劳动环境等方面没有予以劳工基本权益保护的“血汗工厂”。在这些工厂里，职工们在恶劣的劳动环境下，付出了繁重的劳动而只能获得很少的报酬，劳动仅仅成了维持简单再生产的谋生手段，职工也成为了生产线上没有思想、没有尊严、没有前途的机器人。

为了改变这种没有尊严的生活，一些职工不得不采取包括罢工在内的各种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有如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部名著中指出，“工人除了为改善自己的状况而进行反抗，就再也没有任何其他表现自己的人的感情的余地，那么工人自然就一定要在这种反抗中显出自己最动人、最高贵、最合乎人情的特性了。”

但是，在一些地方执政者看来，这些维权活动是“群体性事件”，破坏和影响了社会稳定，要采取各种手段打击这些维权活动来进行“维稳”。这显然是一种错误的认识和做法，是长期以来压力维稳的条件性反应。为了纠正这种错误，全总在通知里明确提出了“维权是维稳的前提和基础”。

罢工权是

维护职工尊严的重要手段

罢工是劳动者拒绝提供劳动义务的集体行动，是世界各国普遍承认的基本人权，也是现代社会文明的体现。联合国《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8条第4项规定劳动者“有权罢工，但应按照各个国家的法律行使这项权利”，要求缔约国尊重劳动者的罢工权。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多次利用罢工来维护和保障工人的权益。最有名的安源大罢工，就是早期共产党领导工人维权斗争的典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1954年宪法中，没有规定工人的罢工权利。但毛泽东1956年11月15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认为， “要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示威。游行示威在宪法上是有根据的。以后修改宪法，我主张加一个罢工自由，要允许工人罢工。这样，有利于解决国家、厂长同群众的矛盾。”所以，在1975年宪法第28条规定，“公民有言论、通信、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罢工的自由。”1978年宪法第45条也规定：“公民有言论、通信、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罢工的自由。”1982年把罢工权从宪法中删除，其中的理由是，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职工是企业的主人，罢工权没有必要特别保护。

然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利益多元化越来越明显，劳资双方的利益冲突使职工运用罢工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的事件时有发生。在这种情况下，如何面对和如何认识职工罢工权的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一些学者从基本人权和现实需要等多种角度提出了赋予职工罢工权的重要性。对此，虽然我国立法机关没有正面采纳，但也没有对日益增多的罢工事件给予明确的禁止。1997年10月我国政府签署了《经济、社会及文化国际公约》，2001年2月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批准时，并没有对其中的罢工权提出保留意见。也就是说，我国的立法机关认可了国际公约中规定职工的罢工权，或者说，我国有实现罢工权的国际法义务。

罢工是基于一定的群体意识产生的集体诉求行为。集体诉求行动作为一种形式本身就具备一定的积极意义，比如说在集体诉求行动的组织过程中，工人之间能感受到互相之间的力量，共同的需要等等。集体诉求行动能够把工人从机器中解放出来，成为真正的社会人。罢工作为一种基本的利益诉求表达，也是有积极意义的。有一种说法认为集体诉求行动会导致一种两败俱伤的结局，工厂停产导致工人没有收入。这是不对的。集体诉求行动权利的存在就是一种对资本的制约，能够使资方在作决策的同时考虑到工人。社会强权的一方在面对它的时候，就不得不顾虑到其所作所为的底线，从而不至于使社会走向最后的断裂。

至于有一些人担忧集体诉求行动所提出的要求是否合理，集体诉求行动的技术细节是否完善等问题，我们要相信集体诉求行动本身也会演化出一套理性来。在这种意义上，罢工这类集体诉求行动也是劳动力市场配置资源的手段，能够促使利益平衡局面的出现。在整个社会的不同领域当中都会出现局部利益博弈，这些博弈通过自发的演进最终可以达成平衡。

一般来说，罢工主要可以分为政治罢工和经济罢工。所谓政治罢工主要是指为了实现特定的政治主张，针对国家公权机关的有计划中止工作的行为。而经济罢工，则是指职工为了改善劳动条件或增加工资等经济利益而采取的中止劳动的行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所发生的罢工全都是经济罢工，主要解决的是劳资关系中的利益争议。其行为方式也较为简单，表现得较为理性，除一些公共交通工具的劳动者罢工和一些已停工的企业采取上街游行示威外，生产企业的罢工对社会公共秩序影响较少。因此，我们要把罢工这样的集体诉求行动同“群体性事件”剥离开。从长远来看，罢工作为一种维权活动，并不影响社会稳定，反而为社会稳定提供有效的保障。

理性的罢工需要真正的工会组织

从各国的罢工实践来看，职工的罢工权要正当行使，必须有能代表职工利益的工会组织。工会组织是实现职工罢工权的组织基础。然而，我国工会组织在具体的职工罢工行动中，不仅不能起到领导作用，反而在许多场合成为职工的对立面。

这与我国工会组织缺乏利益代表性有关。虽然目前中国基层工会组织达到近185万个，全国总工会会员总数达近2.3亿人，但由于长期我国工会一直是党政机关的附属组织，其行政化运作使工会离基层职工越来越远，在许多企业成为了一种福利机构甚至摆设。而当工会组织没有正常的生存土壤的时候，职工的群体行动就会趋向于暗下行动。在正常情况下，只有公开的行动才有利于社会的和谐，暗下行动会带来很多不可预见的因素，例如黑恶势力的介入。正因为如此，职工在目前的罢工行动提出了建立自己的罢工组织的要求。

而这在当下的中国社会则是高度敏感的话题。在现实中，如何最大限度控制社会组织资源一直被视为最为重要的工作方向。事实上，利益组织化对于社会稳定来说是把双刃剑，它可以为反体制准备力量，但它同时又可以是社会稳定的基石。对目前的中国来说，让职工有自己的利益组织是他们的基本权利问题，而且对社会长期稳定的发展是有益的。

对此，世界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P•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有过这样的论述：早期工业化国家中的社会冲突和工人罢工的最根本的原因，或许就是当局不愿承认劳工有组织起来的权力，不愿承认工会的合法地位。这些原则在19世纪只有通过斗争才得以确立。一个政府越是坚持拒绝承认劳工组织的合法性，工会就变得越激进。工会化被解释为是对现存秩序的一个挑战，这种解释本身就倾向于使工会化真正成为对现存秩序的挑战。但在20世纪，劳工组织通常被认为是一个工业社会所固有的特征。所有先进国家都有大规模的组织良好的工人运动。所以，落后国家也想仿效。一个全国性的劳工联盟对于国家尊严来说，就如同军队、航空公司和外事机构一样，是不可或缺的。

可以说，职工们在现实的行动中提出建立真正的职工利益组织，对中国现有的工会组织会是一个严重的挑战。但是，我们不应惧怕这种挑战，而应积极应对目前所出现的新的情况。事实上，全总已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并提出了要改建工会组建方式等主张，要把落实广大职工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等作为工会的基本职责。当然，要真正做到这一点，还需要中国的工会组织有更为深入的改革，要让工会干部的升迁、工资和待遇脱离企业领导人的控制，要通过法律保障让工会真正成为职工自己的组织，让职工的利益真正成为工会的利益。只有这样，在职工的权利受到侵犯时，工会才敢于并才能同工人站在一起，才有可能达到“企业和职工双利双赢”的局面，职工才能有尊严地生活。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呼唤一个强工会

—— 对话原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现任法律顾问李永海

文_本刊记者 章剑锋 发自北京

“工会工作很复杂、很重要、很艰巨，因为它作用于、服务于、协调于社会最基本的关系，任重道远。”

6月9日，在位于全国总工会大楼的办公室里，李永海反复向本刊记者慨叹和重申这一点。在本次专访中，他深入谈及了中国工会工作推进过程中面临的诸种困难，以及进行变革探索的重要性。循此来看，假如中国工会运作机制不能得到进一步转变和完善，即使知道他们就在身边，咫尺亦天涯，职工群体也将找不到他们的身影。

责无旁贷

《南风窗》：工会在化解劳资关系矛盾过程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李永海：工会是劳动关系矛盾的产物，没有劳资关系矛盾或劳动关系矛盾，就没有工会。我是资方，你是劳方，我们之间是有矛盾的。那劳方的权利谁来维护呢？这就是工会产生的客观社会基础。工会在协调劳动关系当中当然责无旁贷、责任重大。劳动矛盾是永恒的，我们国家现在是要导引、要调处，而不至于矛盾激变，造成罢工。

《南风窗》：都说工会工作很重要，重要性在哪里？

李永海：中国加入WTO，最后在美国游行反对的就是工会。我们最后是国家和工会谈，不知道工会厉害？太知道了。美国和我们的国家关系早恢复了，工会关系还没有恢复。

工会是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我们基层有些人，整天喊政治，就是漠视职工群众的东西。这不是把自己的人搞得越来越少吗？什么叫政治？毛泽东说的，把我们的人搞多多的，把对立面的人搞少少的，这就是政治。工会就是要把我们的人搞多多的，通过这个桥梁把职工群众联系在党的周围，工会团结的人越多，党团结的人就越多。

《南风窗》：问题是，如果让工人一下子很有话语权，资方的成本会上升，这可能不利于我们的GDP增长。我们的“世界工厂”地位是依靠严重压抑的廉价劳动力价格换来的，工人一旦强硬起来，这种局面可能将不复存在。

李永海：这是个误区。我们国家现在是什么情况呢？劳动力成本普遍占总成本的8%到10%。世界各国在人均GDP过3000美元的时候(我们已经过了)，劳动力成本占企业总成本超过20%了。我们太低了，劳动力太廉价了。

在分配上要重视劳动者的报酬，不能说一夜之间，但是相对要比较快一点。否则对社会的需求，对消费拉动经济极为不利，劳动关系当然不能和谐了。工人也没有什么创造性、激励性，心情不愉悦，怎么可能不出事故？

《南风窗》：对于工会来说，应该如何出面维护职工的权益？

李永海：工会是个大领域，涉及政治、经济、社会领域，很复杂的，必须站在全局、站在整个社会经济矛盾上去研究问题。

我说工会可不能提工人工资越高越好，而应该提适合为好，适合这个企业现在发展的情况，他的效益在不断提高，工资也会不断提高。工资不是越高越好，高到企业关门了，你高什么高？你主席也不要当了。

也不能要求职代会的权越大越好。有些权不是你职代会的，是行政的，你要过来就麻烦了。你指挥生产吗？这权就是厂长的，你最多只是监督权。所以工会主席要很有水平，得非常熟悉企业运行的状况、市场的状况。

工人不需要了解市场，工会主席必须了解。这个产品没有市场，你告诉厂长，不能生产了，卖不出去了；告诉工人，不要加班了，越加班越坏。这要求工会主席掌握度。产品卖不出去，这时候不能涨工资，你要说服工人，现在不涨是为了将来涨，最终目的是维护了职工，但有个技巧、手段、策略，有个时域限制，该什么时间提出什么问题。

工会的“屁股”

《南风窗》：您怎么评价近些年来工会在协调劳资关系矛盾中所发挥的作用？

李永海：按理说工会是劳动关系的产物，应该积极地协调劳动关系，参与立法，参与政策处理，要敢于说话，敢于对话，敢于谈判，形成一个谈判机制。应该说这些年工会在积极推进这些工作，但是因为经济关系矛盾、劳动关系矛盾层出不穷，突发事件也屡屡发生，民营企业又那么多，有些地方还没有完全建立工会组织，还不见得十分健全。总体上，工会发挥的作用在不断提升，要没有工会的作用，这个劳动关系矛盾还得恶化，罢工事件还得多，工会已经化解了很多。从局部来看，工会存在很大的难处，屁股还不敢完全坐到职工这边来。

《南风窗》：为什么挺不起腰杆子来？

李永海：非公有制企业的工会主席受制于老板，我是你的雇员，这本身就有一个雇佣和被雇佣的关系矛盾。弄不好，老板炒他鱿鱼了。换位思考，我是想维护职工的权益，但我的权益没人维护了？太难了。有很多这样的情况，工人官司打赢了，你工会主席也别当了。

公有制企业这块呢，党政负责。中国现在这种体制，是一把手说了算的体制，一把手要不同意你当工会主席，你就很难当上。工会主席一定意义上要看着党政领导的脸色来办事儿，很难完全坐到职工这边来说话。既顾及到职工又要顾及到领导，夹在中间，非常难。

工会不是部门，是一级组织，在组织上它跟党、政是平的，独立的，在谈判桌上是对等的。但有些党政领导还不重视工会，还不认为工会在企业当中占重要地位，把工会当作是他的附属物，当成他的一个部门，工会主席也很难当。

《南风窗》：工会如果发挥不了作用，职工是不是就可能会另找出路，通过别的方式来维权？

李永海：党领导的工会如果长期不起作用，那么非党领导的工会必然出现，就是“第二工会”。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种客观的东西。工人的利益需要有人来代表的，你不能代表，我就要找其他东西来代表了，我就找同乡会去了，我们10个人就联合起来，选你当头，你代表我们去反映这个问题去，你领我们上街去。

要是党领导的工会能起作用，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所以党领导的工会，必须把“维护”的大旗举起来，高高地举起来，你不敢举，“第二工会”就举起来了，这就是辩证法。

这个旗怎么举？就是让工会真正去代表和维护职工的利益，替职工说话。就要求党政领导在工会替工人说话的时候，不能不爱听；企业领导不能认为你这个小工会主席老跟我厂长过不去，老在琢磨换了他，那完蛋了。厂长应该感到高兴，你看这工会主席老替工人反映问题，我觉得要重视，这就好办了，两个人就合拍了，矛盾双方就推动矛盾往前走了，问题就解决了，工人就满意了，也不会闹事了，更不会上街了。

《南风窗》：通常情况下，资方也许会觉得，工会出面替工人说话就是找茬来了。

李永海：有相当数量的经营者很好，很明白，包括外企，深圳有一家企业，共建共享，有1/3的职工持股。这次金融风暴中，一个员工也没有裁。它这样保护了职工，企业订单多了，原来年生产5万台，通过工会组织职工开展劳动竞赛，生产了8万台。提高了多少劳动生产力？企业赚了大便宜。但是也有相当数量的企业不明白放水养鱼的道理，老觉得《劳动合同法》出来了，工人的工资、劳动成本加大了，企业没有效益了，错也。

弱工会的软肋

《南风窗》：您怎么看工会“二政府”现象？工会是不是一个行政化的部门？

李永海：现在把工会搞成行政化，官僚化，国有大企业工会主席是党政副职，有些企业工会主席是拿年薪的，反正我是不赞成的。

工会不吃行政饭，当然不是行政部门。法律规定企业工资总额的2%上交工会经费，各级工会用的钱都是这个钱。我们的待遇、福利都是我们自己的经费，我们花多花少跟国家财政支出不发生任何关系的，是相对独立的。是工人养活了我们。这个2%经费里，60%留在企业工会用，40%给县总、市总、省总、全总分，全总用2%当中的5%。这2%，假设是100块钱，我们用5块钱，其中60块钱是放在企业工会用，这是一个分配比例，有章程规定的。

这个经费现在还不能完全收上来，有些企业还不交，特别是民营企业、小企业，现在只能收到整个经费的50%左右。

《南风窗》：关键还是要让职工群体意识和了解到工会的作用在哪里，他才会加入和拥护工会？

李永海：一个是工人的认识，一个是工会自己的作为。有些基层工会起不了作用，摆设。工人不满意也是正常的。所以尉健行任全总主席时就说，有30%的工人认可工会就不错了。

这种情况要扭转过来，但很难。

《南风窗》：我知道工会实际上还是做了不少事情的，比如力挺《劳动合同法》的出台，但要想让大家拥护，就必须首先要让大家了解你以及你都做了些什么，不能不吭声啊。

李永海：工会是做了大量事儿，这是事实。但是有相当数量的职工对工会还不认可，还不满意，这也是事实。问题在哪里呢？工会如果不能在劳动关系问题上为工人办事，为工人说话，做的事儿再多，工人就不认可。

在老板炒我鱿鱼上，你说不上话；在老板克扣我工资上，你说不上话；在我职业安全得不到保障的时候，你说不上话。你就开展一些活动，什么打打球了，娱乐了，看看电影了，那说得再多都是没用的，工人不认可你。因为起不了太大的作用。起不了太大的作用，你还想工人交会费？

《南风窗》：怎么改变这种不起作用的局面？

李永海：现在有些地方也在探索，比如深圳，我这个工会主席，不受你老板管，由市总直接派进去的，工资我市总给你发，他相对就敢讲话了。

还需要上级工会更好地代表下级工会去为职工说话，尽量地去解脱下级工会。比如企业里劳资有矛盾，有些企业的工会主席就让他靠边，你不要叫他出面，我县一级工会、市一级工会、产业工会出面。

现在还面临一些困难，有些问题亟待解决，包括工会参与立法权的问题，包括工会执法监督的问题，包括工会干部受到侵犯以后他的权益维护问题，都是问题。需要提升工会在这些领域里的地位和作用。中央只能提原则要求，要把这个通过法律、通过政策、通过各级党政把它具体化，否则的话大家都在那儿说空的，空对空，落不下去。

路在何方

《南风窗》：上级工会向企业工会直派工会主席，这和工会主席职业化是不是一个概念？

李永海：就是职业化。现在很多地方，工会作用发挥得不错的，像大连开发区，宝安工业区，维权比较好，组织率比较高，蛇口的工会起步组织率就是100%，工会经费收缴率100%，很高的。他们就是上一级的工会发挥了作用，而不是企业工会发挥了作用，是上级支持企业工会，他直接维权，他跳过了企业工会。我们现在就是这么提倡的，就是上提一级。这是可复制的，现在一直在推这个。

《南风窗》：工会主席职业化是不是一个方向？

李永海：我不敢说是方向，但可以试。现在试行一下看看。这样也有难处，全国普遍推开，你养不起。职业化后面，需要有强大的东西作保证，一是经费，二是人才。这要成一个系统。要想全面实行，200多万个基层，200多万个主席，还不说副手，就是选一把手，得多少工资保证？一个人按10万块钱算，2000亿元。做得到吗？做不到，中央财政能给吗？不能给。我们现在工资总额2万亿，2%是400亿，收上来才50%，200亿，差多少？60%还在基层留着，就是120亿在基层，剩下80亿在各级工会领导机关。光人头费就要2000亿养着200多万个基层，这怎么可能做得到？至少眼下做不到。

所以某个局部，由省总支持，市总拿出钱来，那可以做得到，试验可以做得到。总结一下，看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可取的地方。普遍推，不具备条件。

《南风窗》：我们一直在推行“双措并举、二次覆盖”，工会的覆盖率怎么样？这也是需要重抓的工作吗？

李永海：工会覆盖要继续抓，但我认为不是主要问题。你看西方工会，我们比他们的覆盖率大多了，跟世界相比，可能是最高的，50%以上的入会率。当然要继续抓组建，抓入会率，但关键是各级工会组织尤其是基层工会组织、企业事业单位工会组织，要真正起作用。

只有发挥作用了，组建才有根基，职工才会跟过来，已经建立了的才会巩固，覆盖才有需求。否则的话，他是被迫的，你翻来覆去地动员入会，很难得到应该有的效果。组建和覆盖不是目的，是一种手段，不要把手段当目的。

工潮诘问“中国制造模式”

文_本刊记者 邢少文 发自广州

我们身处的时代是否正在酝酿着一个巨大的变量？在过去的一个月中，由于发生了多起工人自杀和罢工事件，使得这一问题从未如此冲击人心。

在此之后，深陷舆论漩涡之中的企业做出了大幅加薪的举动，这在一个以劳动密集型企业为主体的经济体中，引发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关于中国经济赖以高速发展的“中国制造模式”是否正在走向式微，工潮是否将成为中国制造一个常态的讨论纷纷展开。

畸形的劳资分配体制

30年来，中国经济正是依靠着承接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机会而成就了“中国制造模式”，这一模式最主要的支撑则来自于中国拥有巨大的人口红利，有数以亿计的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的廉价劳动力。

在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的过程之中，中国低端产业工人所处的高强度、封闭性、低薪酬、低保障的恶劣环境一直以来饱受人权组织的批评。

“连续多起的罢工事件是收入分配体制上不合理问题长期积累后导致的一个爆发结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对本刊记者说，“劳资分配矛盾的改变在国家层面其实早在四五年前就提出来了，但由于发展的路径依赖，加上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就搁置下来了。”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劳动报酬在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所占比重已经连续22年下降。劳动报酬在中国GDP中所占比重从1983年的57%，降至2005年的37%，2007年，这一数据是39.74%。而在过去22年里，资本收入占GDP比持续上升，企业营业盈余占GDP的比重从21.23%升至31.29%，利润挤占工资的现象突出。劳动者的收入并没有随着财富的增长而增长。

在制造业领域，与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劳动力价格甚至比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快速增长的印度还要低。中国工人当前的薪资水平仍仅相当于墨西哥的1/3、巴西的1/4。

在近几年来“用工荒”最厉害的珠三角地区，央行在2009年6月曾经发布的一组关于广东东莞农民工工资增长的调查显示，东莞最低工资标准从1994年的350元/月提高到2008年的770元/月，15年间年均增长速度也不足5%，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占21%。

在讨论这样的收入增长水平是否合理的时候，一些唯市场论调者认为，在劳动力供过于求的情况之下，这样的分配结构是必然的，如果接受不了低工资，工人尽可以另寻他途。

“中国根本就不存在所谓‘劳动力市场’(基于劳资谈判的劳动市场)，根本就没有能够称得上是‘市场机制’的劳动力资源配置过程。劳动力市场的功能如果缺失了一大半，我们就不能再叫它‘市场’，雇员只不过是“领工资”而已。由于市场缺失，工资就完全不能反映就业者和失业者的意愿。为什么不能有‘帕累托改进’呢？因为市场根本就缺失，不仅仅是市场失灵。”对此，经济学家汪丁丁说。

在缺乏健全自主的工会制度和劳资双方正常的市场谈判机制的情况之下，产业工人只能被迫接受这样的分配体制。

事实上，过去几年中，劳动力市场的规律也在发挥作用，自2004年之后，在珠、长三角地区，“民工荒”的频繁出现便是工人对过去长达十几年的低工资所选择的“用脚投票”。城市生活成本的高昂、通货膨胀的水平，都使得僵硬的劳资关系逐渐产生转变，但这种转变是缓慢的。

“长期以来，劳动力供求市场上的结构性失衡导致强资弱劳，而在劳动力供给上，现在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新一代产业工人知识水平、技能水平、法制观念上已大为提高，劳资双方的价格谈判机制已经到了要确立的时候。”华南师范大学人力资源管理研究所所长谌新民对记者说。

市场价格谈判机制可相对应的例子是，在劳动力“比较优势”上与中国形成竞争的印度却屡屡发生罢工事件。就在2009年11月，福特和通用在印度的配件厂Rico Auto Industries工厂工人因为要求工资上涨和改善员工食堂伙食而罢工，罢工过程中行为激烈，工厂两位经理被打死，罢工潮席卷其它工业企业。

在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另一个竞争对手越南，要求工资水平提高的工人罢工更是常有发生。

“我们要开始适应这样的情况，罢工也将会成为中国制造业以后所要面临的一种常态。”谌新民说。

全球化的利益失衡

长期以来产业工人工资增长缓慢，分配结构得不到改变的原因，不仅与国内劳资双方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没有建立有关，也与在全球化生产链条上的利益分配有关。

美国苹果公司支付给富士康生产的高科技产品iPad代工费大约占其总售价的2.3%，在富士康出现频繁的自杀事件之后，苹果公司拟将iPad产品利润的1%至2%让给富士康提升工人工资。这个工厂里的工人普遍的工资收入只有1000多元。

这还是在电子和汽车这样的高科技产品领域，大量的服装、鞋帽、玩具等低技术含量产品领域，下游所能分配的利润更为可怜。

在政府部门和私营企业主看来，中国的代工模式决定了只能靠压低工人工资和减少工人福利来维持其生存与发展。从全球化制造链条来看，由于缺乏品牌、技术、渠道导致的定价权缺失，高额的利润只能拱手相让于上游的品牌商和渠道商。

庞大而廉价的劳动力，被视为在全球化链条上的“比较优势”。“承包工厂不得不接受制造商给出的低价，很多时候为了接到订单，他们甚至主动把价格压得更低。由于制造商对原料和产品的质量都有很严格的要求，工人的工资变成了成本中唯一具有弹性的因素，处在体系最底部的工人不得不来承担这个代价。”总部位于纽约的中国劳工观察执行主任李强对记者说。

价格和质量，使得创立于20世纪初的工业化管理制度如福特制、泰罗制和流水线作业被今日的中国代工厂生硬地搬用，并加上中国企业特有的威权专制管理文化，将工业化生产对人性的压抑发挥至极致。

但事实上，这些管理理论指导下的西方现代工业生产也曾引起广泛的罢工运动，其“非人性化”的应用在不断地被修正。而现代工业文明发展至今天，却仅仅是将其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

1914年首次向工人支付每日8小时5 美元的工资，培养出美国第一批蓝领中产阶级的福特汽车创始人福特曾经指出：“降低工资是最容易也是最粗劣的解决方法，更无须评论这样做如何没有人性了。它其实是把管理者的糟糕管理全推到工人身上的一种做法。”即便如此，美国福特在30年代依然遭遇了大规模的罢工行动。

在商业竞争激烈的情况之下，降低生产成本是必然的，这是强悍的市场逻辑。但显然，市场并不能自动去实现公平与正义，它的另一面是残酷的。“很多时候跨国公司在下游的代工厂出现‘血汗工厂’之后推卸责任，我们要问一问他们自己做的够不够，为什么不能为代工厂的企业社会责任成本分担一部分呢？”国家发改委社会研究所所长杨宜勇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

发展的路径依赖

劳动报酬在财富增长的不成比例，对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依赖，正充分地映射出中国经济结构中存在的问题。那便是经济增长过分依赖于投资和出口，而消费长期不振。以投资驱动和低工资为依靠的代工模式也导致创新型产业的缺失，产业结构升级缓慢。

在整个国民财富体系的分配上，数据显示，当前居民储蓄占总储蓄的比重从过去的将近60%下降到了32%。与之相对的是，政府和企业的储蓄从过去的40%上升到了60%。这也表明国民消费结构和二次分配体系上的不合理。

在追问为什么产业工人的收入长期过低之时，提薪可能导致工厂倒闭，地方GDP将会受损，大面积的失业将出现被当成挡箭牌。而这恰恰又暴露出能解决大量人员就业的第三产业发展的滞后。

随着沿海用工荒的愈演愈烈，工潮的此起彼伏，显然这样的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但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劳动力过剩的时代已经结束，“刘易斯拐点”已现？来自美国的零售企业迈克尔斯执行副总裁朱为众和苏海南都并不这么认为，这只是产业和流动劳动力从沿海向内地转移的结果，而产业工人工资增长则有助于加快产业升级。这样的转移和升级，早就应该到来，只不过受制于政府对单纯的GDP政绩追求的路径依赖和收入分配固化，这样的转变显得比较缓慢而已。

但即便如此，也并不意味着沿海长期以来存在的靠压榨工人工资以降低成本的模式会在内地继续复制。对劳资关系进行重新调整和定位的举措正在全国递次展开。

“在工资成本的增加上，大型企业和生产正常、经济效益较好的企业，应该由企业埋单；而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生产经营不够稳定，经济效益不好，为了使这些小企业能够维持生存和发展，同时能够给职工加工资，可以通过对这些企业减免税费的方式由政府、企业联合埋单或政府单方埋单。”苏海南说。

因全球经济衰退去年暂停最低工资增长后，今年以来中国已有11个省份宣布提升最低工资标准，涨幅达到了17%。已有23个省区制定法规推动工资集体协商机制。虽然这样的政府主导方式存有争议，但无论如何，追求更大程度上的公平与和谐，是一个步入工业文明国家的理想。中国制造的模式即使不是在此番工潮中形成一个巨大的转折点，也将从此开始加速转变。

反对涨薪潮的人错在哪里

他们眼里只有GDP和资本家

在不景气的时候，他们说加薪会加重企业负担，影响经济增长，所以不能让劳工用手投票；在景气的时候，他们说经济好了，企业有钱了，通过用脚投票自然会提高工资，所以劳工无须用手投票。所以他们横竖会说用手投票的坏话。现在据说富士康的利润率只有3%-5%，看来是不景气，所以他们说你要求加薪会赶跑企业，所以不能；如果富士康的利润率很高，他们又说你要求加薪是多此一举，所以不需。

但是反过来，如果是站在劳工的立场上，可不可以这样说：在不景气的时候，用脚投票不灵了，劳工更需要用手投票；在景气的时候，多涨点工资不会压垮企业，劳工更能够用手投票。

他们眼里没有权利

用手投票首先是一种权利，劳工有组建工会的自由，也有罢工的自由，更有给政治家施压要求出台利于自己政策的自由。不能因为工会和罢工也有弊端，就否认这种权利。正如经济学家发表意见可能也会带来害处，但我们不能因此把经济学家的嘴都封上。所以，别说加薪潮吓跑企业、拖累经济、增加失业未必是真，就算是真的，也不能因此剥夺用手投票的权利。那些害怕加薪潮的负面影响而反对罢工的人，眼里只有经济利益，看不到除了经济利益，还有人的权利。如果要防止用手投票的弊端，那只能把手捆起来，那就成了奴役，虽然奴役也可以创造经济奇迹（奴隶工厂不就是最高效的吗），但那能要吗。

他们不懂自由市场

这些人号称信奉“自由市场”，却只看见用脚投票的雇佣自由，看不见用手投票的谈判自由；只主张“嫌工资低可以走人”的自由，却无视“罢工工人被官办工会殴打”的不自由。他们相信“看不见的手”的力量，却只相信工人要求加薪会赶跑企业主，不知道工人为了挽留企业主也可能减薪，所以他们忧心忡忡的害怕企业被赶跑，岂不又是对“看不见的手”的不信任，自打嘴巴？

把权利交给劳工，剩下的随它去

有了权利，他们可以选择留下资本家

是不是把组建工会和罢工的权利给了中国劳工，他们就会漫天要价，把代工企业全赶走呢？未必，工会和资方并不是只有你死我活的斗争。

偶尔一笔：本田的问题出在哪？--从日本看中国

偶尔一笔 现旅居于日本大阪，日本《朝日放送》特约评论员

日本很多地方与中国不很相同。有一段时间帮助某家公司时，我也有幸地加入他们的工会，从而亲身感受了日本工会的点滴，从一个侧面知道了日本工会的运作方式，在日本很多可以遵守，但是来到中国他们为何会变了呢？

小时候看电影，一直有这个印象：工人与资本家是永远的对立，资本家是要剥削工人，而工人是被剥削而存在。因此工人与资本家的矛盾应该是极其的激烈。可是在日本的感觉不完全是这样，我所帮忙的公司是一家中坚型企业，人数约在1000多人，说多不多，说少不少。公司很早就有了工会组织，平时好像也没有啥活动，就是周末叫了我一次烧烤会，也没有学习文件或者串联事项。但是有一天，公司的公告栏里贴出来要工会成员下午下班以后留下开会的通知，我一打听原来要决定公司工会的斗争方向，以及传出新的领导人。我也属于工会一员，所以当仁不让地留下来，来到公司的食堂（很大可以容纳近千人），我看看来得人并不是很多，场面也不是很火爆，没有我想象的那种斗争气氛很浓场景。会准时在6点半开始，公司的工会领导武藤首先宣读了工会的工作内容，随后就提出了当年春斗的方针。

这里补充一下，这里讲的春斗是指日本每年一次在春季与资方的进行待遇与工资的谈判，在日本加工资不是今年忙就马上可以加工资的，而是根据上一年度的成绩与公司经营状况才决定是否有加工资。换句话讲，如果去年公司很忙卖效益很好的话，工资奖金都可能在今年加。如果去年忙，今年很不忙，工资可能不加，奖金还会给。这个判断基准就是劳资双方的谈判，有些公司效益很不好的情况下，不是谈加工资，而是确保就业是大前提，不被裁人才是关键。

我再回头讲公司开会的事，公司工会干部讲，因为去年公司业绩不是太好，所以工资的涨幅为平均5500日元/每月(约合425人民币)，奖金为5.5个月的工资，这就是讲今年我们大概可以拿到17.5个月的工资。如果您的工资是30万日元的话，今年收入就是525万日元。干部问大家同意不同意，日本经济不景气，有拿就是好事了，谁还会讲不同意呢，但是今年会议有很多人没有参加，这些人怎么办，似乎我的担心多余了，我这个问题一提出，坐在我旁边的老田中，就告诉我，每个缺席的人都已经委托了代理人投票，这样实际上已经达到了法定多数，今年的公司春季斗争内容就这么容易定了下来。接下来的工会成员改选也是很顺利，武藤还是继续做他的工会干部，高票当选。会议接续以后，老田中拉我去吃饭，我在饭桌上，又知道一些工会的事，日本工会成员是受法律保护，这样他们向当地劳动监管部门告发公司违法之事都是一般没有后顾之忧。我们这家公司原来奉献加班很多，其中一位工会成员就向劳动部门告发，很快劳动部门介入，资方不得不拿出一大笔钱补偿加班费用。而那位告发之人，也没有受到资方的打击，还是在原来岗位工作，除非他自己想走，公司要开除他，可能被判天文数字的罚金。

日本的劳资双方的关系是相互协作的关系，因为在日本的工会成立时期要比美国晚，在外国看来日本的工会比较弱，很多方面并不是像美国，韩国那样工会的势力很大，甚至会影响到公司的经营，而是一种维护员工基本权利，成为员工与经营方交流的桥梁作用。而对于劳动保护与资方的监管让政府职能部门去做，这样双方的利益都会得到保障。

再谈一下广东本田汽车公司的罢工之事。在华投资的本田公司员工基本工作条件与保障都已经确保与具备，但是问题在于本田公司管理层与工会以及员工间对于去年公司业绩的看法。在公司管理方看来去年中国公司的业绩确实不错，可是全球方面汽车行业只有中国与南美比较好，因此希望员工全球化的角度考虑公司的涨幅以及奖金的发放。但是中国实际情况与日本国内并不相同，因为日本是终身雇佣制为主，所以员工可以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可以通过工会这个桥梁与管理方沟通。而中国公司员工大多数是短期外来员工为主，比起期望公司长期的期待，而希望公司短期内实际奖励的意愿比较高。而公司与工会间的沟通的内容只是涨幅375元，当然与员工的期待相距甚远，与同类外资行业的增幅也是比较低。从这个角度看，工会与公司沟通中的方式以及内容不够。并且公司经营者对中国员工的管理违背了日本公司的工会管理的基本内容（双方默契），马上就开除了闹事员工。这样使事件火上浇油。

本人认为，日本的劳资双方的工会协商方式是在中国可以行使，但是在实行之时要考虑中国的国情，可以参照日本大公司的一时奖金（额外奖金）的作法，对于短时间，高强度的员工也有个交待，公司运营上或许工资涨幅不能太大，但是可以在奖金等方面弥补，这时我们的工会要出面协调。还有希望日方在国内也要像在日本一样，尊重与支持工会成员工作，不要老是想走上层路线，只要政府部门搞定，就可以为所欲为，要走法律路线。最后是要做好危机公关，符合世界级公司的形象。

也可以选择赶跑资本家

是不是把富士康们赶走，天就一定会塌下来呢？欧美工人不就是宁把国内的资本赶到中国，也不愿意降低自己的收入水平吗；美国的汽车工会不是宁把三大汽车厂逼破产，也不肯降低自己的福利吗…[详细]？他们那里的劳工好像也没因此饿死吧？至于中国企业到海外投资，被当地工会和罢工赶跑整垮更是普遍现象，人家也没有因为害怕吓跑投资客，就放弃自己的权利吧？…[详细] 

首钢受困秘鲁罢工20年

首钢秘鲁铁矿工人又要罢工了。

3月25日，据路透社报道，首钢秘鲁铁矿的工人周四表示，计划下周一（3月29日）举行罢工，施压业主以满足加薪的要求。记者从首钢一位内部管理人士处证实了该消息，“罢工的消息已经释放出来，这是家常便饭。”

中国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院长李新创刚从武钢利比里亚邦矿项目考察回来，谈及首钢秘鲁铁矿罢工问题，他表示，“南美人最喜欢用罢工的方式来争取自己的利益，这也是困扰首钢秘鲁铁矿生产的最大问题。”

罢工“别动队”

1992年11月5日，首钢集团以1.18亿美元购买了濒临倒闭的秘鲁国有铁矿公司98.4％的股权。罢工的梦魇自此开始。

上述首钢人士告诉记者，从秘鲁铁矿被首钢收购伊始，就被各种名目的罢工示威所困扰，“每次费尽心力解决完问题后，又面临下一波威胁。而每次罢工的目的几乎都是涨工资、加福利。”

最近的一次大规模罢工发生在去年7月份。罢工维持了10多天，在号称“秘鲁最有战斗力”的矿业工人工会的领导下，工人四处游行、喊口号、砸玻璃、烧汽车……最终以首钢承诺加薪而告终。

秘鲁铁矿工人之所以计划于3月29日进行无期限罢工，原因是“公司没有履行加薪承诺”。

对于首钢来说，这一最新的罢工表态绝不仅仅是威胁。首钢上述人士说，秘鲁工会势力强大，三天两头的罢工行为，养活了一批专业从事罢工的“别动队”。

亲眼目睹秘鲁工人罢工事件的一位民营矿业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罢工队伍看起来训练有素，喊着整齐划一的“China!China!”口号；暴力事件也时有发生，接送矿工上下班的大巴经常在罢工中被烧毁。

实际上，每年三四月份，首钢秘鲁铁矿公司都要集中精力应对矿业工会的强势。“他们每年都会提出增加工资的申请书，如果处理不妥善，轻则影响公司财政状况，重则导致无期限罢工。”上述首钢人士表示。

一位知情人士告诉记者，据不完全统计，矿工罢工给秘鲁铁矿公司带来的日平均损失在100-200万元不等。2004年的那次罢工事件，甚至给秘鲁铁矿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达500多万美元。

首钢曾想卖掉秘鲁铁矿

首钢刚接手秘鲁铁矿时，曾仿效国内模式建立职工代表大会，但矿工们并不领情，首钢一位宣传人士曾对记者抱怨，秘鲁工人不关心企业的经营决策和发展前途，他们唯一关心的就是工资和福利。

另一知情人士甚至表示，每次罢工都是“有预谋、有组织”的行为。“这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工会，他们工会为了自己的饭碗，为了捞取更大的政治资本，对组织工人罢工乐此不疲。”

首钢方面曾对外表示，在首钢秘鲁矿区工作的高层人员每月总收入达5000美元，企业中层收入在2000美元左右，“这在秘鲁算比较高的了”；首钢还免费为职工提供住房、水、电、交通、医疗等。

但如此激烈、如此频繁的劳资纠纷曾一度令秘鲁铁矿处于半死不活的状态。首钢一位中层对记者表示，随着罢工中的暴力事件越来越多，秘鲁铁矿经营问题重重，首钢曾一度想卖出秘鲁铁矿，“真是心灰意冷了，双方日子都不好过”。

然而，秘鲁铁矿罢工事件频繁，首钢自身无法推卸责任。

“刚开始，首钢试图在秘鲁引入国内管理体系，初期管理非常混乱。”一位业内专家表示，生产事故频发、成本核算不符合常态、财务报告错误百出等，在秘鲁铁矿都见怪不怪。

一切让“自由市场”解决吧

所以，首要的，是把用手投票的权利给中国劳工。至于会不会赶走代工企业，会不会动摇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会不会拖累中国经济增长，不该成为给劳工放权的妨碍因素。没有权利，经济好了又怎样；有了权利，我们就相信“自由市场”的力量吧。风物宜长放眼量，我们可以看到，世界上大多数有权利的国家，经济最终都不差！

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