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清议： 钱是用来花的，还是用来囤积的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10/01 08:37:02
清议： 钱是用来花的，还是用来囤积的
按照外汇占款、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和央行票据匡算，国内囤积在央行的过剩流动性，过去4年竟然翻了两番，目前的规模已接近28万亿元人民币，占国内金融机构资金总量的47％。然而，居然很少人认为这是坏事。
钱是用来花的，还是用来囤积的？
回顾历史， 18世纪的英国，20世纪的美国，以及17世纪的中国明朝，在它们崛起的过程中，都曾出现过流动性的快速扩张。但是，将流动性大肆用来囤积，绝无先例。
不夸张地讲，中国经济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流动性管理的彻底转型。
历史没有巧合，看似巧合的现象总有着相同的本质。从历史反思现实，或许正是破解流动性话题的捷径。
如果接受亚当·斯密关于“财富和货币无论从每一个方面来看都是同一语”这一说法，追求财富的过程，其实也是追求货币的过程。
自改革开放以来，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最重要的引擎始终是贸易。这看上去与当年英国经济崛起时所遵循的重商主义十分相似。没错，历史没有巧合，看似巧合的现象总是有着相同的本质。
按照重商主义的说法，平衡的贸易，即出口恰好等于进口的贸易，并不能增加一个国家的货币或财富。贸易在价值上总是平衡的，一个国家的进口必须与其出口相一致，只是在进口货物的价值大于出口货物的价值时，必须出口相当数量的货币去填补二者之间的缺口。在这种情况下，货币的出口，也就形成一个国家的财富流失。反之，一个国家的货物出口大于它的货物进口，贸易在价值上的平衡关系便要求它在进口货物的同时进口相当数量的货币。于是，货币的进口便形成一个国家的财富流入。
接下来，如果一个国家的贸易长期处在出超地位，随着货币的囤积，而不是将其转化为真实的财富，流动性过剩问题便产生了。不言而喻，中国目前的情况正是如此。
中国流动性过剩现状
到2009年6月末，囤积在央行的过剩流动性规模已接近28万亿元人民币，约占金融机构全部资金总量的四成七。
中国自1990年彻底告别货物贸易逆差之后，最初的5年，也就是1991～1995年，累计产生的货物贸易顺差不过是223.5亿美元。但随后5年的货物贸易顺差快速增长到1494.5亿美元。2000～2005年，货物贸易顺差进一步增长到2175.4亿美元。其中，仅2005年一年便产生了1020亿美元的货物贸易顺差。与此同时，中国的外汇储备由1990年末的735.97亿美元增长到2005年末的8188.72亿美元。在此基础上，加上服务贸易领域以及其他国际收支当中产生的黑字差额，到2005年末，中国金融体系囤积的外汇占款达到7.12万亿元人民币，占全部金融机构资金总额的23.6%。不言而喻，为什么中国的流动性过剩问题直到2006年才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答案就在于此。
最近几年的局势变得更加严峻。2006年的货物贸易顺差增长到1774.6亿美元，而2007年的货物贸易顺差高达2622亿美元，相当于2001年～2005年合计数的1.23倍。到2008年末，央行囤积的外汇占款达到16.84万亿元人民币，占全部金融机构资金总额的比例升至31.3％。
以上还不是中国目前流动性过剩的全部。由于将流动性看作是洪水猛兽，近几年，央行不断通过提升存款准备金率以及发现票据的方式从市场吸收流动性，由此导致金融机构的存放央行比率持续攀升。以工商银行为例，09年半年报显示，即使此前央行连续四次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即使经历了连续6个月的贷款高速扩张，上半年存放央行平均余额依然同比增长32％，存放央行对存款的比率由去年同期的16.22％提升至17.32％。
那么，究竟应当如何看待流动性过剩问题呢？教条主义色彩浓厚的货币数量理论认为，如果放任流动性充斥市场，快速增加的货币供应量将加剧物价的上涨。据此，由央行来囤积过剩的流动性似乎是无奈的选择，目的是防止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但是，考虑到任何一个国家的央行，即使是与这个国家的财政体系捆绑得十分紧密的央行，同样有着负债的极限，当央行的负债能力无以复加而必须削减的时候，被囤积的流动性迟早要释放出来。这样一来，消极的判断是，中国经济将处在长期通货膨胀压力之下；积极的判断是，中国经济增长将伴随流动性释放而获得长期的资金推动。
当长期通胀与长期增长成为中国经济最主要的预期时，任何试图对中国各式各样经济问题做出深入解析的努力都很难绕过流动性过剩这道坎。
不过，中国目前面临的流动性问题虽然十分严重，但也说不上是前所未有，更不是世界独有。回顾历史，在世界范围内，类似中国目前这样的流动性扩张至少出现过三次，分别是18世纪的英国，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以及17世纪的中国明朝。
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将会发现，以上四次重大流动性扩张的根源几乎是一样的，即贸易不平衡。应当说，这算不上是什么重大发现。但是，如果我们发现，发生在英国的流动性扩张其实是18世纪工业革命最为重要的成因；发生在美国的流动性扩张其实是美元的商业模式决定的，在填补美国经济低储蓄率缺口的基础上，维持了那里后工业化时代的经济持续增长；而发生在17世纪中国明朝的流动性过度扩张居然是社会动乱以至朝代更迭的成因，那么，对自古至今的流动性问题加以探讨，便有着格外重大的现实意义。
18世纪英国流动性扩张的成因
对进口的两种限制，以及对出口的四种鼓励，令英国早期的贸易成为西方世界最成功的敛财机器。尽管不是那么情愿，但中国目前的贸易政策还是与其出奇地相似。
如果可以将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所信奉的财富观概括为“有土斯有财”的话，那么，欧洲（确切地讲是西欧）自公允1000年步入复苏和振兴阶段后的绝大部分时期所信奉的财富观可以概括为堆积货币（“堆积”这个词与“囤积”的微妙区别在于，前者是为了使用，后者是为了占有）。在历史学家笔下，西欧经济到14世纪追赶上中国，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以当时西欧第一个比较富裕的国家——威尼斯共和国为中心编织起的区域贸易网络，而这一贸易网络最主要的功能就是将作为交易媒介的货币汇集起来，用以拓展更大的贸易疆域，再汇集更多的货币。那时的货币为金银铸币，因此，堆积货币也就是堆积金银。
发现美洲大陆之后，殖民开发者对金银的追逐变得更加赤裸裸。亚当·斯密在他的传世之作《国富论》中写道：“当西班牙人来到一个不知名的海岸时，首先要问的通常是，在附近能否找到黄金或白银。他们根据由此获得的信息来判定值不值得在那里建立一个殖民地，或值不值得去征服这个国家。”
在很大程度上，如果没有葡萄牙人开辟的西非黄金贸易通道，经由这一通道流入欧洲的黄金据说占到后者黄金进口总量的三分之二，西欧的复苏和振兴是不可能实现的。同样地，如果随后没有来自墨西哥的白银和来自巴西的黄金，欧洲自16世纪开始的崛起也无法延续下去。
不过，从严格意义上讲，世界上第一个富裕起来的国家是英国。尽管英国编织的贸易网络更加宏大，贸易货物更加多样化，但最终的目的依然是堆积金银。
英国人介入海外大扩张以及远洋贸易的时间相对较晚，但最初的贸易，有时带有强烈的海盗色彩，同样是为了进口更多的金银。但英国人很快发现，单纯进口金银并限制其出口并不明智。相反，如果允许商人输出货币，进口更多的货物，再将其中超过本国需求的货物出口到其他国家（这与如今的转口贸易或保税区贸易颇为相似），贸易规模以及相应的顺差规模可以异乎寻常地放大，由此进口和堆积的货币数量也迅猛增长。例如，英国自北美殖民地每年进口的烟草达96000桶以上，但英国自身的消费不超过14000桶，多余的部分则被出口到法国、荷兰、波罗的海和地中海沿岸国家。其中，82000桶烟草再出口所产生的贸易增加值便形成了英国的货币进口。
英国商人自远洋贸易获得的利润是相当丰厚的。据《剑桥欧洲经济史（第四卷）－16世纪、17世纪不断扩张的欧洲经济》记载，自1600年创建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在1609～1613年间进行的8次航海中，所实现的利润率分别是334％、221.5％、318％、311、260％、248％、320％和233.5％。随后一段时期的利润大概是受到发生自中国的贸易危机的影响而急剧萎缩，但在1651～1690年间，公司的股息恢复到12.5%~60%之间，而利润最可观的时期是在1687～1736年间。
当然，更加有利的途径是借助海外贸易积累的货币去增加本国的产品出口，因为这样可以增加国内就业，以便将出口获得的利益充分保留在国内。为此，那时的英国制订了一系列旨在尽可能减少供本国消费的外国商品的进口与尽可能增加本国产品出口的政策，概括地讲，就是限制进口，鼓励出口。
对此，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做过如下总结：“对进口的限制有两种。第一，对于供本国消费的外国货物，只要是本国能够生产的，不论来自何国，一律限制进口。第二，凡是从贸易差额不利于本国的那些国家进口的几乎一切货物，一律加以限制。这些不同的限制，有时是高关税，有时是绝对禁止。对于出口的鼓励，有时是退税，有时是奖金，有时是和外国订立的有利的通商条约，有时是在遥远国家建立殖民地。”
时至今日，人们对上述进口的两种限制依然毫不陌生。像是实行较高的进口关税以保护本国幼稚产业，针对部分货物以技术性原因颁布进口禁令，或者是针对外国商品在本国市场的倾销行为加征惩罚性关税等，都是常见的进口限制措施。所不同的是，在告别金银本位制之后，汇率政策也具有限制进口的作用。
在限制进口的同时，中国对出口的鼓励似乎更加明显。曾经实施的出口奖金政策几乎遍及所有出口领域，从生产者到贸易公司都是受益的对象。随后则是普遍且持续时间更长的出口退税政策，大多数出口企业自出口获得的利润几乎全部来自政府给予的退税或财政补贴。此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中国与外国订立的最全面的通商条约，鉴于此后的贸易增长格外迅猛，充分证明此举对中国扩大出口的意义十分重大。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有着互利互惠的实质，使得中国在海外建立的原料生产基地以及援建项目不具有殖民地贸易的色彩，但其对于鼓励出口的作用十分明显，而且有不断扩大的趋势。
应当说，对18世纪英国流动性过剩成因的回顾，只是用来说明如今在中国出现的流动性扩张算不上是什么“中国特色”，而是由于实行相似政策的结果。出于劳动力、土地、能源结构等多重比较成本优势的考虑，即使今后针对进口的限制和针对出口的鼓励不再像以往那样明显，但贸易顺差的格局很难改变。这意味着中国来自贸易的流动性扩张是长期的。
英国消化流动性的途径
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他的《全球通史》一书中写道：“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在18世纪后期，而不是100年或1000年前？答案在很大程度上是于海外大扩张之后的欧洲惊人的经济发展——这一发展是如此显著，以至于它现在通常被称为‘商业革命’……调查结果表明，18世纪从印度和西印度蔗糖殖民地所榨取的利润与1800年在英国工业上的投资一样多。”
将工业革命的成因归结为商业革命，算不上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独门发现。另一位美国人戴维·S.兰德斯对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做过更全面的分析，他也丝毫不否认由海外贸易带动的商业革命是工业革命首先出现在英国的主要原因。
没钱是万万不能的。英国的经验不仅表明由贸易堆积的货币是进一步扩大贸易的先决条件，而且将贸易盈余投入工业生产并在限制进口和扩大出口方面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使得英国来自贸易的货币不断堆积，同时又不断消化，以至于对于18世纪的英国来说，流动性过剩不是一个问题，倒是一件天大的好事。
最初的消化发生在机器的使用。要想让生产变得更有效率，必须采用更有效率的机器。英国的机器制造业大致是从纺织机开始的，最初是约翰·凯于1733年发明的能够提高纺织速度的“飞梭”，随后是理查德·阿克赖特于1769年发明的由水利作动力的纺织机，最成功的机器则是詹姆斯·哈格里夫斯于1770年发明的珍妮纺纱机。使用这些机器可以大大提高纺织厂里的劳动效率。接着是最具有革命意义的动力机器――瓦特蒸汽机的发明与使用，它不仅被用于纺织厂，也用于炼铁厂、面粉厂及其他需要集中动力供应的工厂。
机器的大量使用促进了冶金工业和原料采掘工业的发展，英国经济由此很快进入了钢铁时代。为解决矿石等大宗货物的运输瓶颈问题，在英国的利物浦出现了世界上第一条铁路，并在很短的时间内拥有了满足商业需要的铁路运营里程。
所有这些都离不开钱。据史料记载，英国1750年的累计投资为5亿英镑，1800年增加到15亿英镑，1865年再增加到60亿英镑。在当时，这算得上是天文数字。由于当时的英国奉行重商主义，整个工业体系被赋予非常明确的出口导向，因此归根结底这些钱都来自贸易顺差。
值得注意的是，发生在上述工业领域的机器革命仅仅是整个工业革命的表象。论及工业革命对人类社会的实质性影响，最突出的是人口布局由分散到聚集，由低效率的农业人口占多数，到劳动效率大大提升后的非农业人口占多数。这也就是说，工业革命对城市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直到以工业活动为主的城市出现在英国之前，城市在世界范围内延续着行政中心、宗教和文化中心、商业中心以及军事防御的功能。兰开夏郡曾是英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但快速的工业增长使得那里的城市发展突飞猛进，到1830年为止的30年里，其主要城市曼彻斯特的人口从9.4万人激增到27万人。曾有英国精纺加工中心之称的不莱德福，在1810年还是一个仅1.6万人口的小镇，但用了不到40年的时间，便爆炸式增长到10.3万人，创下当时欧洲城市中最快的增长速度。
据安格斯·麦迪森在《世界千年经济史》中提供的数据计算，1700年英国的农业就业人口占全部就业人口的比例为56％，到1820年下降到37％，到1890年再降至16％。这意味着到19世纪末英国的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已超过80％。
随着人口聚集速度加快，英国的投资活动开始进入大规模城市基础设施与公共健康体系建设时期。随着1835年颁布《市政公司法》和1848年颁布《公共健康法》，英国城市的基础设施与卫生状况得到极大改善。同时，国内交通运输体系也开始朝着以货运为主向以客运为主的方向转变。到1870年，英国的铁路里程由20年前的6600英里迅速延长到15500英里，其主要原因就是用来满足人口高度聚集带来的客流需求激增。
与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相比，中国近30年来的投资增长以及工业增长显然更加迅猛，但是，发生在人口结构方面的变化却逊色得多。到目前为止，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接近46％，但按照非农业人口计算，人口的城市化比例仍不足36％。换一个角度说，1982年中国的农业人口比例为82％，到2006年仍高达68％。按照麦迪森提供的以国际元为单位计算的人均GDP比较，目前中国的人均GDP水平与19世纪末的英国旗鼓相当，但发生在人口结构上的差距之大，令人吃惊。
更令人吃惊的是发生在中国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按照国统局提供的数据，2008年，一个城里人的平均收入大致为15781元，而一个乡下人的平均收入仅为4761元，前者为后者的3.3倍。糟糕的是，这一差距比1978年还要大，甚至大于1952年的水平，后者分别为2.57倍和2.37倍。
如今的中国为什么不能像当年英国那样边产生、边消化主要来自贸易盈余的流动性呢？为什么偏偏要将它囤积在央行手中呢？仅就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来讲，中国向英国学习是绝对必要的。
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讲，流动性过剩的本质是储蓄过剩。然而，今天的储蓄是明天的消费，要想满足因今天的储蓄而在明天增长的消费需求，必须将今天的储蓄转换为今天的投资，否则，明天的供给会变得更加短缺，以至通货膨胀更加严重。
作为宏观经济学理论的奠基人，凯恩斯曾不厌其烦地说：外汇储备不是为了囤积而是为了使用。我不认为这仅仅是英国人的经验，中国的陈云经济学同样强调积累与消费的关系。不论是凯恩斯在世，还是陈云在世，我相信这两位先贤都会敦促如今的中国经济决策层应当“多化少省”地处置因不平衡贸易而不断产生的流动性。
我的预测是，虽然奥巴马主政下的美国正在竭力向世界推销贸易保护主义，但是，这并不能改变中国在现阶段国际贸易当中的绝对优势（不单单是比较优势），加上人民币国际化所带来的新的贸易机会，至少在未来十年之内，经由贸易的管道而不断扩张国内流动性这一趋势，都不会结束。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中国总人口数量将在未来12年内达到峰值，随后将步入一个长达百年的总人口递减周期，而劳动人口峰值很可能会提前到2017年出现，接着是日趋严重的人口结构老化，因此，如果不赶在2018年之前积极消化囤积在央行的流动性，后果将不堪设
按照外汇占款、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和央行票据匡算，国内囤积在央行的过剩流动性，过去4年竟然翻了两番，目前的规模已接近28万亿元人民币，占国内金融机构资金总量的47％。然而，居然很少人认为这是坏事。
钱是用来花的，还是用来囤积的？
回顾历史， 18世纪的英国，20世纪的美国，以及17世纪的中国明朝，在它们崛起的过程中，都曾出现过流动性的快速扩张。但是，将流动性大肆用来囤积，绝无先例。
不夸张地讲，中国经济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流动性管理的彻底转型。
历史没有巧合，看似巧合的现象总有着相同的本质。从历史反思现实，或许正是破解流动性话题的捷径。
如果接受亚当·斯密关于“财富和货币无论从每一个方面来看都是同一语”这一说法，追求财富的过程，其实也是追求货币的过程。
自改革开放以来，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最重要的引擎始终是贸易。这看上去与当年英国经济崛起时所遵循的重商主义十分相似。没错，历史没有巧合，看似巧合的现象总是有着相同的本质。
按照重商主义的说法，平衡的贸易，即出口恰好等于进口的贸易，并不能增加一个国家的货币或财富。贸易在价值上总是平衡的，一个国家的进口必须与其出口相一致，只是在进口货物的价值大于出口货物的价值时，必须出口相当数量的货币去填补二者之间的缺口。在这种情况下，货币的出口，也就形成一个国家的财富流失。反之，一个国家的货物出口大于它的货物进口，贸易在价值上的平衡关系便要求它在进口货物的同时进口相当数量的货币。于是，货币的进口便形成一个国家的财富流入。
接下来，如果一个国家的贸易长期处在出超地位，随着货币的囤积，而不是将其转化为真实的财富，流动性过剩问题便产生了。不言而喻，中国目前的情况正是如此。
中国流动性过剩现状
到2009年6月末，囤积在央行的过剩流动性规模已接近28万亿元人民币，约占金融机构全部资金总量的四成七。
中国自1990年彻底告别货物贸易逆差之后，最初的5年，也就是1991～1995年，累计产生的货物贸易顺差不过是223.5亿美元。但随后5年的货物贸易顺差快速增长到1494.5亿美元。2000～2005年，货物贸易顺差进一步增长到2175.4亿美元。其中，仅2005年一年便产生了1020亿美元的货物贸易顺差。与此同时，中国的外汇储备由1990年末的735.97亿美元增长到2005年末的8188.72亿美元。在此基础上，加上服务贸易领域以及其他国际收支当中产生的黑字差额，到2005年末，中国金融体系囤积的外汇占款达到7.12万亿元人民币，占全部金融机构资金总额的23.6%。不言而喻，为什么中国的流动性过剩问题直到2006年才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答案就在于此。
最近几年的局势变得更加严峻。2006年的货物贸易顺差增长到1774.6亿美元，而2007年的货物贸易顺差高达2622亿美元，相当于2001年～2005年合计数的1.23倍。到2008年末，央行囤积的外汇占款达到16.84万亿元人民币，占全部金融机构资金总额的比例升至31.3％。
以上还不是中国目前流动性过剩的全部。由于将流动性看作是洪水猛兽，近几年，央行不断通过提升存款准备金率以及发现票据的方式从市场吸收流动性，由此导致金融机构的存放央行比率持续攀升。以工商银行为例，09年半年报显示，即使此前央行连续四次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即使经历了连续6个月的贷款高速扩张，上半年存放央行平均余额依然同比增长32％，存放央行对存款的比率由去年同期的16.22％提升至17.32％。
那么，究竟应当如何看待流动性过剩问题呢？教条主义色彩浓厚的货币数量理论认为，如果放任流动性充斥市场，快速增加的货币供应量将加剧物价的上涨。据此，由央行来囤积过剩的流动性似乎是无奈的选择，目的是防止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但是，考虑到任何一个国家的央行，即使是与这个国家的财政体系捆绑得十分紧密的央行，同样有着负债的极限，当央行的负债能力无以复加而必须削减的时候，被囤积的流动性迟早要释放出来。这样一来，消极的判断是，中国经济将处在长期通货膨胀压力之下；积极的判断是，中国经济增长将伴随流动性释放而获得长期的资金推动。
当长期通胀与长期增长成为中国经济最主要的预期时，任何试图对中国各式各样经济问题做出深入解析的努力都很难绕过流动性过剩这道坎。
不过，中国目前面临的流动性问题虽然十分严重，但也说不上是前所未有，更不是世界独有。回顾历史，在世界范围内，类似中国目前这样的流动性扩张至少出现过三次，分别是18世纪的英国，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以及17世纪的中国明朝。
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将会发现，以上四次重大流动性扩张的根源几乎是一样的，即贸易不平衡。应当说，这算不上是什么重大发现。但是，如果我们发现，发生在英国的流动性扩张其实是18世纪工业革命最为重要的成因；发生在美国的流动性扩张其实是美元的商业模式决定的，在填补美国经济低储蓄率缺口的基础上，维持了那里后工业化时代的经济持续增长；而发生在17世纪中国明朝的流动性过度扩张居然是社会动乱以至朝代更迭的成因，那么，对自古至今的流动性问题加以探讨，便有着格外重大的现实意义。
18世纪英国流动性扩张的成因
对进口的两种限制，以及对出口的四种鼓励，令英国早期的贸易成为西方世界最成功的敛财机器。尽管不是那么情愿，但中国目前的贸易政策还是与其出奇地相似。
如果可以将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所信奉的财富观概括为“有土斯有财”的话，那么，欧洲（确切地讲是西欧）自公允1000年步入复苏和振兴阶段后的绝大部分时期所信奉的财富观可以概括为堆积货币（“堆积”这个词与“囤积”的微妙区别在于，前者是为了使用，后者是为了占有）。在历史学家笔下，西欧经济到14世纪追赶上中国，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以当时西欧第一个比较富裕的国家——威尼斯共和国为中心编织起的区域贸易网络，而这一贸易网络最主要的功能就是将作为交易媒介的货币汇集起来，用以拓展更大的贸易疆域，再汇集更多的货币。那时的货币为金银铸币，因此，堆积货币也就是堆积金银。
发现美洲大陆之后，殖民开发者对金银的追逐变得更加赤裸裸。亚当·斯密在他的传世之作《国富论》中写道：“当西班牙人来到一个不知名的海岸时，首先要问的通常是，在附近能否找到黄金或白银。他们根据由此获得的信息来判定值不值得在那里建立一个殖民地，或值不值得去征服这个国家。”
在很大程度上，如果没有葡萄牙人开辟的西非黄金贸易通道，经由这一通道流入欧洲的黄金据说占到后者黄金进口总量的三分之二，西欧的复苏和振兴是不可能实现的。同样地，如果随后没有来自墨西哥的白银和来自巴西的黄金，欧洲自16世纪开始的崛起也无法延续下去。
不过，从严格意义上讲，世界上第一个富裕起来的国家是英国。尽管英国编织的贸易网络更加宏大，贸易货物更加多样化，但最终的目的依然是堆积金银。
英国人介入海外大扩张以及远洋贸易的时间相对较晚，但最初的贸易，有时带有强烈的海盗色彩，同样是为了进口更多的金银。但英国人很快发现，单纯进口金银并限制其出口并不明智。相反，如果允许商人输出货币，进口更多的货物，再将其中超过本国需求的货物出口到其他国家（这与如今的转口贸易或保税区贸易颇为相似），贸易规模以及相应的顺差规模可以异乎寻常地放大，由此进口和堆积的货币数量也迅猛增长。例如，英国自北美殖民地每年进口的烟草达96000桶以上，但英国自身的消费不超过14000桶，多余的部分则被出口到法国、荷兰、波罗的海和地中海沿岸国家。其中，82000桶烟草再出口所产生的贸易增加值便形成了英国的货币进口。
英国商人自远洋贸易获得的利润是相当丰厚的。据《剑桥欧洲经济史（第四卷）－16世纪、17世纪不断扩张的欧洲经济》记载，自1600年创建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在1609～1613年间进行的8次航海中，所实现的利润率分别是334％、221.5％、318％、311、260％、248％、320％和233.5％。随后一段时期的利润大概是受到发生自中国的贸易危机的影响而急剧萎缩，但在1651～1690年间，公司的股息恢复到12.5%~60%之间，而利润最可观的时期是在1687～1736年间。
当然，更加有利的途径是借助海外贸易积累的货币去增加本国的产品出口，因为这样可以增加国内就业，以便将出口获得的利益充分保留在国内。为此，那时的英国制订了一系列旨在尽可能减少供本国消费的外国商品的进口与尽可能增加本国产品出口的政策，概括地讲，就是限制进口，鼓励出口。
对此，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做过如下总结：“对进口的限制有两种。第一，对于供本国消费的外国货物，只要是本国能够生产的，不论来自何国，一律限制进口。第二，凡是从贸易差额不利于本国的那些国家进口的几乎一切货物，一律加以限制。这些不同的限制，有时是高关税，有时是绝对禁止。对于出口的鼓励，有时是退税，有时是奖金，有时是和外国订立的有利的通商条约，有时是在遥远国家建立殖民地。”
时至今日，人们对上述进口的两种限制依然毫不陌生。像是实行较高的进口关税以保护本国幼稚产业，针对部分货物以技术性原因颁布进口禁令，或者是针对外国商品在本国市场的倾销行为加征惩罚性关税等，都是常见的进口限制措施。所不同的是，在告别金银本位制之后，汇率政策也具有限制进口的作用。
在限制进口的同时，中国对出口的鼓励似乎更加明显。曾经实施的出口奖金政策几乎遍及所有出口领域，从生产者到贸易公司都是受益的对象。随后则是普遍且持续时间更长的出口退税政策，大多数出口企业自出口获得的利润几乎全部来自政府给予的退税或财政补贴。此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中国与外国订立的最全面的通商条约，鉴于此后的贸易增长格外迅猛，充分证明此举对中国扩大出口的意义十分重大。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有着互利互惠的实质，使得中国在海外建立的原料生产基地以及援建项目不具有殖民地贸易的色彩，但其对于鼓励出口的作用十分明显，而且有不断扩大的趋势。
应当说，对18世纪英国流动性过剩成因的回顾，只是用来说明如今在中国出现的流动性扩张算不上是什么“中国特色”，而是由于实行相似政策的结果。出于劳动力、土地、能源结构等多重比较成本优势的考虑，即使今后针对进口的限制和针对出口的鼓励不再像以往那样明显，但贸易顺差的格局很难改变。这意味着中国来自贸易的流动性扩张是长期的。
英国消化流动性的途径
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他的《全球通史》一书中写道：“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在18世纪后期，而不是100年或1000年前？答案在很大程度上是于海外大扩张之后的欧洲惊人的经济发展——这一发展是如此显著，以至于它现在通常被称为‘商业革命’……调查结果表明，18世纪从印度和西印度蔗糖殖民地所榨取的利润与1800年在英国工业上的投资一样多。”
将工业革命的成因归结为商业革命，算不上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独门发现。另一位美国人戴维·S.兰德斯对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做过更全面的分析，他也丝毫不否认由海外贸易带动的商业革命是工业革命首先出现在英国的主要原因。
没钱是万万不能的。英国的经验不仅表明由贸易堆积的货币是进一步扩大贸易的先决条件，而且将贸易盈余投入工业生产并在限制进口和扩大出口方面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使得英国来自贸易的货币不断堆积，同时又不断消化，以至于对于18世纪的英国来说，流动性过剩不是一个问题，倒是一件天大的好事。
最初的消化发生在机器的使用。要想让生产变得更有效率，必须采用更有效率的机器。英国的机器制造业大致是从纺织机开始的，最初是约翰·凯于1733年发明的能够提高纺织速度的“飞梭”，随后是理查德·阿克赖特于1769年发明的由水利作动力的纺织机，最成功的机器则是詹姆斯·哈格里夫斯于1770年发明的珍妮纺纱机。使用这些机器可以大大提高纺织厂里的劳动效率。接着是最具有革命意义的动力机器――瓦特蒸汽机的发明与使用，它不仅被用于纺织厂，也用于炼铁厂、面粉厂及其他需要集中动力供应的工厂。
机器的大量使用促进了冶金工业和原料采掘工业的发展，英国经济由此很快进入了钢铁时代。为解决矿石等大宗货物的运输瓶颈问题，在英国的利物浦出现了世界上第一条铁路，并在很短的时间内拥有了满足商业需要的铁路运营里程。
所有这些都离不开钱。据史料记载，英国1750年的累计投资为5亿英镑，1800年增加到15亿英镑，1865年再增加到60亿英镑。在当时，这算得上是天文数字。由于当时的英国奉行重商主义，整个工业体系被赋予非常明确的出口导向，因此归根结底这些钱都来自贸易顺差。
值得注意的是，发生在上述工业领域的机器革命仅仅是整个工业革命的表象。论及工业革命对人类社会的实质性影响，最突出的是人口布局由分散到聚集，由低效率的农业人口占多数，到劳动效率大大提升后的非农业人口占多数。这也就是说，工业革命对城市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直到以工业活动为主的城市出现在英国之前，城市在世界范围内延续着行政中心、宗教和文化中心、商业中心以及军事防御的功能。兰开夏郡曾是英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但快速的工业增长使得那里的城市发展突飞猛进，到1830年为止的30年里，其主要城市曼彻斯特的人口从9.4万人激增到27万人。曾有英国精纺加工中心之称的不莱德福，在1810年还是一个仅1.6万人口的小镇，但用了不到40年的时间，便爆炸式增长到10.3万人，创下当时欧洲城市中最快的增长速度。
据安格斯·麦迪森在《世界千年经济史》中提供的数据计算，1700年英国的农业就业人口占全部就业人口的比例为56％，到1820年下降到37％，到1890年再降至16％。这意味着到19世纪末英国的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已超过80％。
随着人口聚集速度加快，英国的投资活动开始进入大规模城市基础设施与公共健康体系建设时期。随着1835年颁布《市政公司法》和1848年颁布《公共健康法》，英国城市的基础设施与卫生状况得到极大改善。同时，国内交通运输体系也开始朝着以货运为主向以客运为主的方向转变。到1870年，英国的铁路里程由20年前的6600英里迅速延长到15500英里，其主要原因就是用来满足人口高度聚集带来的客流需求激增。
与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相比，中国近30年来的投资增长以及工业增长显然更加迅猛，但是，发生在人口结构方面的变化却逊色得多。到目前为止，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接近46％，但按照非农业人口计算，人口的城市化比例仍不足36％。换一个角度说，1982年中国的农业人口比例为82％，到2006年仍高达68％。按照麦迪森提供的以国际元为单位计算的人均GDP比较，目前中国的人均GDP水平与19世纪末的英国旗鼓相当，但发生在人口结构上的差距之大，令人吃惊。
更令人吃惊的是发生在中国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按照国统局提供的数据，2008年，一个城里人的平均收入大致为15781元，而一个乡下人的平均收入仅为4761元，前者为后者的3.3倍。糟糕的是，这一差距比1978年还要大，甚至大于1952年的水平，后者分别为2.57倍和2.37倍。
如今的中国为什么不能像当年英国那样边产生、边消化主要来自贸易盈余的流动性呢？为什么偏偏要将它囤积在央行手中呢？仅就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来讲，中国向英国学习是绝对必要的。
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讲，流动性过剩的本质是储蓄过剩。然而，今天的储蓄是明天的消费，要想满足因今天的储蓄而在明天增长的消费需求，必须将今天的储蓄转换为今天的投资，否则，明天的供给会变得更加短缺，以至通货膨胀更加严重。
作为宏观经济学理论的奠基人，凯恩斯曾不厌其烦地说：外汇储备不是为了囤积而是为了使用。我不认为这仅仅是英国人的经验，中国的陈云经济学同样强调积累与消费的关系。不论是凯恩斯在世，还是陈云在世，我相信这两位先贤都会敦促如今的中国经济决策层应当“多化少省”地处置因不平衡贸易而不断产生的流动性。
我的预测是，虽然奥巴马主政下的美国正在竭力向世界推销贸易保护主义，但是，这并不能改变中国在现阶段国际贸易当中的绝对优势（不单单是比较优势），加上人民币国际化所带来的新的贸易机会，至少在未来十年之内，经由贸易的管道而不断扩张国内流动性这一趋势，都不会结束。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中国总人口数量将在未来12年内达到峰值，随后将步入一个长达百年的总人口递减周期，而劳动人口峰值很可能会提前到2017年出现，接着是日趋严重的人口结构老化，因此，如果不赶在2018年之前积极消化囤积在央行的流动性，后果将不堪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