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次婴儿潮 上

在随后的两年中，我充分体会了在婴儿潮中一位父亲的感受，这种感受除去初为人父的欣喜和养儿本身的辛苦，还有养儿之外的困扰。这种困扰并非个体感受而是婴儿潮带给中国社会的共同问题，包括紧缺的医疗资源、不平衡的教育资源以及怪诞的户籍制度，这显然是之前三次婴儿潮所不曾遭遇的。当然，我们也不会忘记探讨一下婴儿潮给中国未来经济可能带来的影响。

一位准父亲的烦恼

在公司里，首先感知到婴儿潮冲击的是人事管理者，他们会发现，单位四处可见大腹便便的准妈妈们，人事经理案头堆满了产假申请单。我所在的媒体，每个部门就都有数位怀孕的女职员，以及更多的准备怀孕者。

一份针对职场婴儿潮问题的网络调查数据显示，有超过四成的受调查人事经理认为，婴儿潮对企业HR管理影响最大的是造成“人手短缺”；其次有22.3%受调者认为“成本增加”的影响最大；而认为“工作纪律涣散”、“招聘压力增大”和“人员流失”的比例相近，分别为12.1%、11.3%和10.9%。

让人事经理们头疼的正是中国这一轮的生育高峰。人口学家的说法是，中国目前正在经历建国以来的第四次婴儿潮。这一次婴儿潮从2005年开始，大约将到2015年后结束。这一轮婴儿潮的父母大都是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出生的，为有别于上世纪80年代的独生子女们，因此他们的后代又被称为“独二代”。原国家人口计生委主任张维庆之前也表示，“十一五”时期(2006年到2010年)中国面临着第四次生育高峰。

在这其中，又有几次生育节点，比如2000年的“千禧宝宝”、2007年的“金猪宝宝”、2008年的“奥运宝宝”，都带来一轮又一轮的生育热潮。人口学家预测虽然全国各地区进入婴儿潮的时间有先有后，但是总体上差别很小。在婴儿潮期间，中国大概每年有1600万到1800万的婴儿出生。2008年，中国内地一共诞生了1608万个婴儿（不包括内地孕妇前往中国香港地区或国外生育的孩子），2007年，这个数字是1594万。必须要提出的是，1991年到2004年，中国出生人口数呈逐年下降的状态的，从2005年开始，数据出现逆转。

当时，作为一位准父亲，我的烦恼并不比那些人事经理少。首先遭遇的难题是医院挂号难。在确诊怀孕后的3个月，孕妇需到医院建立医疗档案，为未来的生产做准备。虽然一位妇产医生朋友告诉我，中国医院的接生技术已经相当成熟，只要是二级医院都没有问题，但是中国屡出不穷的“孕妇致死案”还是让我们心神不宁。

我们最后决定选择一家三级甲等妇产专科医院，这是中国最好的妇产医院之一（一些外资医院不在选择之列，因为这些医院的费用高得惊人，超出一般人的承受范围）。

第四次婴儿潮之争

不过，对于正在发生的婴儿潮是第三次婴儿潮的余波还是第四次婴儿潮，学界一直存在争论。在新中国历史上，对之前三次婴儿潮基本上已有共识，即1950年代、1960年代和1980年代。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就出现了第一次婴儿潮。当时的决策者认同苏联的生育政策，鼓励生育。那时一个家庭四、五个孩子很正常，人口增长率将近300%。当时中国人口只有4亿，基数小，战后婴儿潮的数量相对不大。

第二次婴儿潮自1962年三年自然灾害结束后开始，这一波高峰在1965年，持续至1973年，是中国历史上出生人口最多、对后来经济影响最大的主力婴儿潮。这时期，国民经济情况逐渐好转，补偿性生育来势很猛，人口出生率在30‰—40‰之间，平均达到33‰，10年全国共出生近2.6亿人，占当前全国总人口数的约20%。如今，这波婴儿潮出生的孩子已成长为社会的中坚。

而此次婴儿潮，被认为主要是上世纪80后一代和70年代中后期两拨尚未生育的年轻人都已到了生育适龄期，两部分人叠加造成了生育高峰的来临。

但反对者认为，第四次出生高峰的判断并不成立。他们认为，如果和前面几次婴儿潮相比，现在正在经历的生育高峰严格地讲，其实称不上真正意义的婴儿潮，不过是第二次、第三次婴儿潮的余波震荡。即使认为中国正经历第四次婴儿潮的学者也承认，与前三次人口出生高峰相比，第四次生育高峰是在低生育水平条件下的一个小高峰。

但为什么与前几次相比，这次婴儿潮引起了前所未有的重视？这得益于婴儿潮经济学——第四次婴儿潮与前三次不同之处在于，因独生子女政策而形成城市中以4∶2∶1为主导的家庭人口结构，使得“独二代”们一出生，理论上便拥有他们之前至少两代人积累的可支配财富。

世界上著名的婴儿潮发生在二战后的美国。在1946至1964年间，约有8千万婴儿出生，美国把这段人口大量出生的时期称为“婴儿潮时代”。经济学家保罗•罗皮尔泽说：“婴儿潮人口创造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股市涨幅、房屋需求、国际航空、个人计算机、电脑网络和运动休闲工具的需求。”而日本、韩国经济的崛起，也与其婴儿潮有关。那么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会与第四次婴儿潮有多大的关系呢？这是我们下篇要探讨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