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遗产的现代性矛盾

　　2003年SARS之后，“疑似”作为偏正词组“疑似病例”的修饰语开始进入日常传播领域。“疑”表明怀疑和迷惑，“似”表明相像或相类。因为“似”一直在“是”与“非”之间的振荡，进而“疑”内涵了对“似”的性质判断，结果就呈现为我们看到的一个极其富有东方智慧的词汇，它可以被 进一步分解为以下四种行为后果：疑是而是、疑是而非、疑非而是、疑非而非。

　　中国传统文化遗产也与时俱进地进入了“疑似”的领域，因为这些传统文化之所以作为“遗产”是因为其“突出和普遍价值”，也就是说，这样的遗产应该是全人类至少是全社会或者民族国家的财富。（注1）面对传统文化，当我们以“文化遗产”一以概之的时候，文化遗产是同质的吗？在实际的社会运用中，通过对文化遗产普世价值的认定和对民族精神内核延续性作用的进一步强调，传统文化遗产被顺理成章地就推定成为：“一个同质的过去与一个破碎的现在”之间的断裂。进而为了修补这一断裂，为了保留场所和行为行将消逝文化意义，“拯救与保护”成为了弥合传统与现在之间断裂的合理途径。然而，传统文化遗产的现实问题恰恰不在于此，并且它们被“社会价值——时间断裂——拯救保护”的合理逻辑表象所掩盖，掩藏于社会变迁、文化冲突、社会价值体系转换和实际传统文化继承者的日常行为之中。

　　传统文化遗产在当代社会是否还具备其的社会价值？如果不是，它自身转换成了一个怎样的场域？如果是，那么是哪些力量使得这些曾经的文化及其载体发生着日渐式微乃至衰亡的变化直至成为“遗产”？ 　　

　　一、疑是而是：社会变迁与文化变迁

　　文化是我们所知通过社会传播的习俗、知识、有形物质及行为模式的总称。相对物质文化，非物质文

　　化由赋意的符号所组成，其要素包括语言、价值观、行为规范和习俗，非物质文化内含于物质文化之中。引起文化变迁的原因，包括自然和社会两方面因素。自然环境对于文化变迁而言是有限和缓慢的，社会变迁是导致文化变迁直接的因素。

　　社会变迁的内动力是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的三次社会大变迁，即狩猎采集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的形成分别应对着养殖技术、畜耕技术和蒸气机技术的广泛使用。按照马克思的表述“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文化在随着社会变迁而变化的同时，其自身就作为生产力的一部分出现。

　　社会变迁的外动力，历史上主要以战争和贸易两种形态出现。公园前221年，诸侯纷争的战国为秦所统一，“税同率，币同值，车同轨，书同文，度同长短，量同轻重，政令统一”，强大的中央集权与郡县制的建立，造就了第一次中国文化的大融合。此后中国的封建王朝依照“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模式更迭，王朝更迭的征伐直接导致了不同民族和社会共同体的杂处，不同的文化由此发生相互作用，它们在关系中可以表现为：排斥、同化、趋同、并存、融合。文化间的优势来源于其生产力优势，由蒙古族创建的元朝和由满族创建的清朝的最终汉化就是例证。西汉时期，政府开通“丝绸之路”，中国的丝和丝织品运到安息，再从安息运到西亚和欧洲的大秦等地。在贸易的过程中，文化被不断地输入和输出，并且因瓷器是主要出口物，西方将中国称作“CHINA”。

　　文化相对于技术的滞后特征，使得其面对无论是内动力还是外动力所带来的社会变迁，始终以蛰伏之态被动地内含于生产力并沉积于社会生活之中。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中国历朝以儒家文化作为官方主流文化，附以道、释。这样一来，一方面可以从君臣夫子、纲常礼制来规范社会行为，另一方面又通过天人互动、今身来世以实现现实逃逸。 　

　　二、疑是而非：社会变革与文化革命

　　中国传统文化体系是中央集权的农耕社会的产物，它们与工业革命所带来的世界格局变化大相径庭。1765年蒸气机在英国催生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时候，乾隆开始了他的第四次南巡，嘉兴南湖龙舟千帆竞渡，而清王朝正悄然地盛极而衰。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在持续的社会动荡之中迟缓地向着工业社会转化，然而生产力的提高需要一个长期过程，而植根于日常生活中的传统文化就被必然地与封建礼制的腐朽联系在了一起，并且遭受了矫枉过正的打击。辛亥革命失败后，袁世凯的称帝企图与中国资产阶级的兴起、民主共和思想普及的社会现实相矛盾，继而爆发了新文化运动。面对激烈的社会变革，“文化革命”无异于拔苗助长，因为社会变革的根本原因并非文化。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在欢迎“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同时，将一切传统文化打倒，白话文运动随即从“文学革命”深入到“思想革命”，最终以革了传统文体的命而大获全胜。与这一潮流相背的，是1924年成立的国民政府第一高校广州中山大学的民俗研究。顾颉刚与何思敬、钟敬文等于1927年创立了我国第一个民俗学会，出版了123期《民俗》周刊和36种民俗学丛书。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历史语言研究所成为了1928年成立的最高学术研究机构国立中央研究院的九个研究所之一。

　　随着新中国的建立，三座大山被彻底推翻，传统文化让位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文化。与传统文化一并做古的，还有古汉语。汉字简化运动在1956年成为现实，《汉字简化方案》、《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和《关于扫除文盲的决定》的推出，使得中国汉字中笔画与意义的结合扫荡殆尽。至此，中国传统文化几乎与社会变迁不再有太多关联，它们沉寂于固有的物质形态之中，或者以非物质态远离主流的社会生产体系而固我。马克思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不断的矛盾和适应作为社会变化的动力，阿尔都塞则以经济资本、意识形态和文化动力作为社会推动力的三大构成。作为社会生产力结构组成的一部分，传统文化始终听从着意识形态和经济资本的召唤，在意识形态的召唤之下，它们被遗忘或打倒、被赋意或复兴；在经济资本的召唤之下，它们又获得了“文化遗产”的重新定位，并在后工业的信息时代开始新生。

　　三、疑非而是：消费社会与文化帝国主义

　　信息与资本的流动，已把我们带入到全球化世界图景之中。消费成了全球化最美丽的注脚，芭芭拉·克鲁格（BabaraKruger）的形容是“我买故我在”。消费文化已然成为了中国当下的主流文化。资本和消费空前地渗透到生活的各个领域，消费体系似乎笼罩着一切，同时一切又都在消费的过程中变得符号化，这个符号化的过程就是新的文化建构过程。依照鲍德里亚（JeanBaudrillard）的理解，不同于古典时期的制作赝品的“仿造”，也不同于工业时代对艺术品的“机械复制”，我们身处于超现实的“拟象”之中。消费时代对现实的包裹代替了真正的现实，文化的多元性被消费文化的多样性的取代。我们被批量生产的形象及形象的复制品所包围，如同无穷尽的网络游戏，真实在超现实中陷落，电影《Matrix》已经是我们生活的现实而不是科幻片。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传统文化无力抵抗，因为它们已经脱离了得以产生的历史环境，然而依旧在消费社会还存在着，除非这些传统文化与我们的日常生活直接发生关系，不然它们注定地被遗忘并且消逝，但是它们还有另一中参与社会现实的方式：被消费。

　　随着商业逻辑对文化产品生产和传播的所有阶段的入侵，传统文化生产及其传播的独立性遭受着巨大的威胁。中国传统文化遗产当代境遇的好坏与是否能与时俱进地变身为消费文化的可操作性成正变关系。比起传统文化被改头换面地成为当地消费文化的一部分，对传统文化更大的威胁来自于文化帝国主义的渗透。文化帝国主义即用以形容西方发达国家通过文化输出对不发达和欠发达地区实现文化霸权和文化控制。它体现为资本主义文化在中国的，例如好莱坞大片、美式快餐、星巴克、化妆品、奢侈品的导入。与显性的消费文化冲击相比，更为隐性的是全球文化的消费意志。这样的意志由普世文化的倡导者们发出，具体体现为1972年的《保护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公约》（Convention Concering the Protection of the World Cultral andNaturalHeritage），这一国际通用的政府框架，初衷无疑是好的，旨在保护文化的丰富性和区域特征。然而真正对于世界文化起做作用的，恰恰是金融资本。这一公约的悖论即在于：经济发达国家往往不需要文化遗产的保护，它们自身就将文化与经济资本结合在一起成为其政府策略的一部分，并由此形成了新的文化渗透模式，而大量第三世界国家又无暇或无力进行文化遗产的保护。然而公约一经建立，就成为了指导行为的框架。此时，由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它们的其众多分支机构，以及一大批技术官僚委员会构成的一个真正的世界政府将以资金注入的方式介入这些国家的文化遗产保护。而实际上，按照各成员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所签署的《服务业贸易总协定》，成员国必须将所有服务业开放于自由交换的规律，以此促成把所有服务业活动，包括与教育和文化这些根本权利相对应的活动，都变成商品和赢利资源。在文化遗产按照权力和资本意志进行保护的背后，是对貌似普世的文化标准的被迫接受。

　　四、疑非而非：文化滞后与文化再生

　　文化滞后（culture lag）一词由奥格朋（William F.Ogburn）提出，用以特指非物质文化仍在适应新物质状态所造成的失调的那段时期。一般而言，非物质文化比物质文化更不容易改变，在一种新技术产生之后，我们无法在短时间内设计出控制并利用新技术的方法，因此，非物质文化通常要顺应着物质文化的变迁。在此期间，会出现一个在文化自身调整的混乱时期，比如汽车、电视、网络、手机的出现，都极大地改变了社会的物质文化方式，人们对这些新生事务的适应需要一个阶段性的过程。对互联网的适应是另一个典型的例子，至今网络隐私和网络审查制度都无法跟上网络科技技术的爆炸式增长。中国的传统文化面临着比单纯的文化滞后更为复杂的问题，它们一方面渗透于民间的深层习俗滞后于社会生产发展，另一方面又遭受着全球资本文化对于地域文化的冲击，以及消费文化对历史文化的重新清理。

　　按照布尔迪厄的理解，社会的核心在于社会阶级以及与阶级相联系的文化形成。他将与社会生产形式

　　相关联的资本形式划分为四类：1、经济资本，即生产资料；2、社会资本，即在群体和社会网络中的地位与关系；3、文化资本，即非正式的人际技术、习惯、态度、语言、风格、教育程度、格调与生活方式；4、符号资本，即使符号使得占有不同形态的其他三种资本合法化。这些资本形式可以在一定范围内相互转化，它们之间的分化决定了社会系统中客观的阶级结构。很显然，中国的传统文化遗产，在成其为遗产的那天，就告别了它原先的主人，成为了其继承权获得者的生产资料，并且势必借助其他资本获得再生。其方式包括：民族意志主导的文化复兴，意识形态主导的文化宣传、资本意志主导的文化消费、民间意志主导的文化传承。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各地政府对“申遗”如此重视，因为一旦申请成功，那么借助“遗产保护”之名，保护经费、旅游开放、安置就业等一系列关乎社会生产的实际问题均通过其链条上的“文化”一环得以解决，而这一环恰恰是一笔不要本钱的生产资料。同样，在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诸如：城市“千城一面”；“旧城改造”变成“建设性破坏”；车行体系为核心的穿城道路破坏旧城街区；“危旧房改造”中“危”“旧”不分；传统建筑年久失修无力应对自然灾害；国有文化遗产被转让、抵押为企业资产，继而出现商业建筑与文化遗产争地、乱建等；文化遗产的旅游错位与旅游超载……等等问题，它们其实与传统文化遗产并无直接关系，这依旧是传统文化遗产参与到当代生产链条中出现的矛盾。

　　当传统文化遗产被剥离出原有的产生场域的时候，当它们在新的社会生产链中获得再生的时候，当它们以社会生产的元素的身份重新创造社会价值的时候，也就真正宣告了它们的消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