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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7/04 20:03:17

先秦时期麻城移民问题考略

凌礼潮



      麻城移民史，尤其是明清两代的移民问题，在中国移民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系统而深入地研究麻城移民问题，也就相应地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目前，在这方面的专题探索还难以见到，更谈不上系统而深入的研究。面对至今仍络绎不绝到麻城来寻根问祖的人们（其中大部分是四川人），面对因众口相传都说本家族迁自江西而疑惑不已的麻城人，我们不能不强烈地感到这是一种必须弥补的缺憾！
       然而，最大的困难莫过于资料的缺乏。现存的康熙9年到民国24年的4部《麻城县志》的编纂者们，即使是对于明清两代举世闻名的麻城大规模移民，也显得出人意料的麻木和冷漠，让我们难以从中找到任何有意识的记载。但是，明降以来，距今毕竟只数百年历史，无论是正史野史，还是宗谱族牒，散见资料都比较丰富，需要的是细心的搜罗和精心的梳理。相对而言，明以前的资料就难于寻觅，至于追溯到早期人类的活动情况，可资利用的资料就更是凤毛麟角了。
       本文着重讨论先秦时期的麻城移民问题，由于上述原因，我们只能较多地使用描述性语言，虽然增加了文章的可读性，但明显丧失了其学术性。好在我们的目的仅在于作一个初步尝试，以期引起更多人士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和研究。

       一  新石器早期的麻城土著

       人类社会大约在1万年以前进入了新石器时代。中国的考古学家们，将这以后直到距今约4000年前的一段历史，称之为“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者通过对这一时期古遗址的发掘和研究，逐渐建立了一些比较完整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谱系。如中原地区的裴李岗—磁山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长江中游的城背溪文化、大溪—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这些地区的文化谱系，分别代表其新石器时代早期、中期和晚期的文化发展状况。在麻城境内，已调查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有20多处，经过考古工作者对部分遗址的科学发掘和精心研究，也初步建立了一个不太完整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谱系，使我们对迄今为止所发现的麻城最早的人类活动情况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
       在已经发掘的几处遗址中，属于新石器早期遗存的是麻城后岗遗址。该遗址出土了一批陶质疏松的夹碳陶器，陶色以褐色、红色为主，纹饰仅见少量的细绳纹。所谓“夹碳陶”，是指陶质中夹有碳化物。夹碳陶的形成，有的是以泥炭土为原料的结果，有的则是有意掺入草本植物、稻草或谷壳所致。如果能证明是掺入的稻草或谷壳，就意味着，早在新石器时代早期，也就是说距今约7500年前，麻城人就已经学会了水稻种植。另外，陶器质地疏松，说明烧制时火候不高、技术粗糙。而少量的细绳纹，更使其表现出一种简朴、原始的风格。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麻城后岗遗址是到目前为止，整个鄂东地区发现的唯一的一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其文化特征，应属江汉系流的“城背溪文化”。
       那么，这些新石器早期就活动在麻城的到底是什么人？他们属于哪个部落、什么民族呢？
       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先生认为：“大溪—屈家岭一系的文化，在地望上应可与前述祝融集团大致相当。但是祝融集团既然原在河南，则江汉之间的新石器文化的主人即须别有归属。徐旭生所划分三集团中的苗蛮集团差可当之”（见《西周史》，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7页）。
       章开沅先生等主编的《湖北通史·先秦卷》说：“通过对文献记载的爬梳考证，我们发现江汉地区此时的居民非三苗莫属。”（华师大出版社，第161页）
       原来，麻城最早的土著居民，我们最古老的祖先，竟是苗蛮！
       关于三苗的分布范围，《战国策·魏策》载吴起说：“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彭蠡，即今鄱阳湖；洞庭，即今洞庭湖。文山不可考，衡山并非今日江南的衡山，据专家考证，应是桐柏山、大别山一线。这个范围，当然就包括麻城在内。
       三苗，又称“有苗”、“苗蛮”、“南蛮”。这种称呼，在麻城一直延续不绝。如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故以此蛮为五水蛮。五水谓巴水、希水、赤亭水、西归水，蕲水其一焉。蛮左凭居，阻藉山川，世为抄暴。宋世沈庆之于西阳上下，诛伐蛮夷，即五水蛮也。”这五水中的赤亭水，就是麻城的举水。赤亭即歧亭，南朝宋元嘉25年（公元448年）在麻城境内置长风、赤亭、阳城、彭城四县，“以豫部蛮民故立此，属西阳郡”（《宋书·州郡志》），赤亭县县治就在歧亭。属18蛮县之一。
       从考古发掘的情况分析，居住在举水河畔的麻城苗蛮们已经在制陶和纺织等方面掌握了一定的科学技术。在制陶技术方面，从后岗遗址出土的以夹碳陶为主的陶器，到下文将要提到的金罗家遗址出土的以夹砂陶为主的陶器，显示了苗蛮们制陶技术的一个进步过程。陶器中夹碳、夹砂的目的是为了减少粘土的粘性和因干燥收缩而导致的开裂。李家治等专家认为，使用大量的碳屑比使用砂粒更早更原始，由夹碳陶到夹砂陶是制陶技术上的一个进步（见《河姆渡遗址陶器的研究》）。同时，到目前为止的陶器烧制技术为露天烧制，这是在陶窑出现以前烧制陶器的最基本的技术。因为红陶的形成是由于陶坯中所含的铁质在烧制过程中发生了氧化，而铁质的氧化正是陶坯在露天烧制的高温下充分接触氧气的结果。
       在纺织技术方面。金罗家遗址出土的素面纺轮，标志着麻城的先民们已经掌握了一定的纺织技术。纺轮是人们早期的纺纱工具，其中心的圆孔是用来插置捻杆的。当时用于纺织的原料是麻，将撕开后的麻纤维系在捻杆上，用手指捻动捻杆带动纺轮旋转，从而将麻纤维纺成纱。据研究，纺轮重量和体积的大小是纺纱粗细的关键，大型纺轮纺出的纱粗，小型纺轮纺出的纱细。金罗家遗址出土的纺轮直径达5.4 厘米，属于大型纺轮，纺出的纱直径在1毫米以上，其技术水平与江汉地区的屈家岭文化早期相当。

       二  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麻城移民

       有关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麻城移民情况，尽管史料异常缺乏，但我们还是可以通过考古发掘的成果和文献中保存下来的传说作一个大体的勾勒。
       先看考古发掘的情况。
       1989年10月，在宋埠拜郊的新田铺村金家垸与罗家垸之间，发现了古遗址，经进行地面初步调查，获得了一批考古资料。据麻城市博物馆江益林先生的《金罗家遗址调查简报》批露，该遗址的文化层堆积可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为周代文化层，第二、三层均为新石器文化层。在第二层出土的器物中，有一种亚腰形石铲，在江汉系流的屈家岭文化中少见，但在麻城以东相隔大别山的安徽潜山薛家岗文化中却十分流行；另有一件磨光蛋壳陶器盖和一件觚形杯，其器形似乎与山东的大汶口文化有着浓厚的亲缘关系。这意味着，如果说江汉系流的屈家岭文化是麻城的本土文化的话，那么，属于黄河下游的大汶口、薛家岗文化已越过大别山而进入了麻城境内。
       1986年9月，武汉大学历史系等单位发掘了位于麻城市区西北2.5公里处的栗山岗遗址，获得了一批较丰富的资料。在后来公布的发掘报告中，将其归属于江汉地区的石家河文化。报告认为，栗山岗遗址绝大多数器类见于江汉地区石家河文化，器形也基本相同，其中有不少是石家河文化的典型器物。但也有一些例外，如出土较多的侧扁三角形足罐形鼎，在石家河文化中少见，而多见于非江汉系流的通城尧家林遗址。
       1956年，湖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发掘了蕲春易家山遗址。出土的新石器时代器物均见于栗山岗遗址，表明石家河文化通过麻城向东发展影响到了属于江淮文化区的蕲春境内。
       上述文化跨区域发展的现象，能够从中揭示出什么实质性的内涵来呢。
       江益林先生认为：“在史前时期，麻城北面的大别山地区是华夏、东夷、苗蛮三大原始文化集团的交汇区，地处大别山中段南缘的麻城金罗家遗址的原始文化必然反映出文化面貌上的多元性和复杂性。金罗家遗址不仅对于研究长江中游，鄂东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类型十分重要，同时也是探索几种原始文化交汇地区原始 部落的经济意识形态特征的较为理想的遗址”（《麻城金罗家遗址调查报告》）。
       向绪成先生说：“屈家岭文化时期，西部（指黄冈西部）存在缺环，从东部较丰富的陆墩（位于龙感湖）遗存中看到了受屈家岭文化影响的因素。石家河文化时期，西部发现了属石家河文化的栗山岗遗存，东部存在缺环，无法比较。另外，从蕲春易家山与金盆架两个遗址的文化遗存看，似乎江汉地区的文化在向东部扩张，江淮地区的文化向东退缩。如蕲春在屈家岭文化时期，是陆墩文化分布范围，属江淮文化区，到石家河文化时期是石家河文化分布范围，属江汉文化区。”
       吴晓松先生在《湖北黄冈巴水流域部分古文化遗址》中说：“这一水系是长江的一条小支流，但在大别山腹地却具有重要意义。这一地区文化面貌具有很多共性，但河东、河西原始文化也存在明显差异。新石器时代河东地区受华东地区几种原始文化的影响，而河西则带有更多的江汉平原古化文化因素”（以上引文均见吴晓松主编的《鄂东考古发现与研究》）。
       许倬云先生的分析，更接近我们的主题：
       中国新石器时代，在各地区有不少地方性的文化，单从邻近文化的相似之处看，邻居彼此学习，自是文化传播的重要形态。不过，若是某一地点的上下相接文化层忽然有了显著的改变，甚至找不出应有的继承关系，则单纯的文化传播论即未必再是有效的解释工具了。这种的突变，即可能是由于后来的族群取代原有族群，成为当地的文化主人。另一种情势：某一文化出现的地区，疆域有所改变，或则广大的分布地区，竟然缩小了，或则原是一个小地区的文化，忽然扩散及于很广大的地区，前者发生之可能条件，也许是原有文化主人的族群，因为新来族群的侵轶，失去地盘，连带看其文化也不能在这一地区延续下去。后者发生之可能条件，则既可有单纯的文化传播，也可有因为族群控制疆域扩大促成文化的传播。在新石器时代，各种地方文化的水平相去不远，文化活力突然高涨的可能性不大，而族群力量的消长则较为可能。
       我们认为，从移民学的角度来看，这种地区文化的“扩散”和“缩小”，不管是因为“后来的族群取代原有族群”，还是因为“群族控制疆域扩大”，或者“后来族群的侵轶”，都应属于移民的范畴。至少也存在由于居民的迁徒，致使地区文化发生变化的因素。根据这种认识，我们有理由相信，从新石器时代中期偏晚的时候起，属于江淮文化区的山东居民（大汶口文化）和安徽居民（薛家岗文化）即有向麻城移民的情形存在；而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麻城居民亦有向东部移民的可能。
       再看古文献记载的传说。
       《史记·五帝本纪》记载了尧时对三苗部族的强制性迁移：
       讙兜进言共工，尧曰不可，而试之工师，共工果淫辟。四岳举鲧治鸿水，尧以为不可，岳强请试之，试之而无功，故百姓不便。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于是舜归而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讙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四罪而天下咸服。
       从三苗的社会经济状况分析，其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大致与中原尧、舜、禹时代相仿，随着经济、政治实力的增强，三苗已不满足于世代居住的江淮、荆州地区，为扩大地盘和发展势力，开始北上与尧舜抗衡，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终于在南北两大部落联盟之间展开。可以想象，地处江淮之间麻城苗蛮，首当其冲地卷入了这场战争。
       尧舜间的君位递邅之争，为三苗北上提供了机会。据史籍记载，尧知道自己的儿子丹朱不贤，故让位于舜，而使丹朱出居丹水。三苗之君反对这一作法，便与丹朱联合以抗尧，于是双方在丹水之浦发生战争。战争的结果，很可能是丹朱和三苗之君被杀，三苗大败而归。从此以后，三苗与尧舜的战争时有发生。舜继位以后，舜对三苗上层统治者采取了“善留恶去”的策略，即善从者留住或擢升，恶逆者罢退或放逐，以达到分化瓦解的目的。这就是前引《史记·五帝本纪》中“迁三苗于三危”的背景。类似的记载，文献多有。《尚书·舜典》载：“钦哉钦哉，惟刑之恤哉。流共工于幽州，放欢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尚书·皋陶谟》也记禹曾说过帝舜“何迁乎有苗？”的话，足以证明舜的确对三苗采取过放逐、迁徙的措施。这里面当然也包括麻城苗蛮中的不“善从者”。只是这种强制性的移民，其迁徙距离之远，确实是惊人的。“三危”，据学者们的考证，位于甘肃省敦煌市，当时属于西戎部落居住的地方。我们难以推测，在这其路漫漫，远在天涯的大迁徒中，麻城的土著居民到底还能留下多少。而部分麻城居民向东方的安徽、山东地区的迁移，或许正是为了逃避迁入遥远的“三危”的残酷惩罚。这说明，强制性迁移已经被作为一种政治或军事手段，构成这一时期移民形式的主流。
         残存下来的麻城先民们，继续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着他们的后代，创造着他们的文化！

       三  三苗的衰微和商朝的“举国”

       夏、商两代，麻城居民的活动情况，不仅缺乏文献资料，而且几乎寻觅不到有关考古学方面的任何依据。我们只能对这一时期作一个简单的、大跨度的概括。
       中国历史的传说时代，有尧舜禹的禅让，尧舜只是及身而止，没有开创朝代。到了禹的手上，权力才制度化，权力的转让才制度化，于是有了“三代”之首的夏代。大禹开创的夏，考古学者一般认为就相当于新石器时代将过渡到铜器时代的二里头文化（距今约4070——3600年）。
       禹执政以后，曾对三苗实行过怀柔政策，但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三苗仍不愿服从以禹为首的夏王朝的统治。于是一场空前规模的征伐三苗的战争又开始了。禹选择的开战之时，恰好是三苗因遭受严重的水灾以至人心惶惶、社会动荡之际。很快“苗师大乱”、“人夷其宗庙而火焚其彝器，子孙为隶，下夷为民”（《国语·周语下》）。打击是残酷而又沉重的，三苗后世就此衰微。然后，禹又对三苗遗民进行整治，三苗之地因而纳入了夏王朝的控制之下。在麻城附近的黄陂发掘的盘龙城遗址中，发现了“二里头文化”，说明鄂东地区都在夏王朝的控制和影响之下，夏王朝通过移民、建立据点和派兵驻防控制三苗之地。相信以后在麻城境内也可能发现这类遗址，说不定也能象汉阳纱帽山遗址一样，找到当年随禹南征并定居下来的军事性移民的迹象。
       禹在征服三苗后，也采取了尧、舜流徙三苗之君的作法（当然，流徙的对象不是个人，而是一个部族），但与尧、舜有所不同的是，禹对流徙者非但没有虐待，反而为其创造必要的生活条件，使之安居乐业。据《尚书·禹贡》载：“三危既宅，三苗丕叙”。孔安国注说：“西裔之山已可居，三苗族大有次叙，美禹之功。”可见禹时流徙三苗的地点仍然是西北边陲的“三危”，而禹的优惠政策受到了三苗族的称赞。
       三苗作为一个松散型的部落联盟虽然在夏人的武力打击下销声匿迹了，但麻城地区作为三苗联盟的边远之地，其遗民应该大部分仍生活在举水两岸，为麻城境内的早期开发继续作出贡献。
       大约在夏朝的第3任国王太康失国到第6任国王少康复国的期间，原居住在中原地位的楚部落开始南迁。到夏商之际，由于受到商汤的沉重打击，楚部落的南迁规模更大，这些南迁的楚人先民同江汉地区以三苗后裔为主体的荆人融合后，被称为“荆蛮”、“楚蛮”或“楚荆”。但此时楚人的影响，还没有达到边远的麻城地区。
       历史进入约公元前16世纪，商人终于推翻了夏朝，统一了中原。商朝的第23任国王武丁即位后，大力改革政治，国力日强。为了恢复商王朝对“南土”（商人称整个江汉地区为南土）的控制，对荆人发动了一起规模巨大的战争。有关战争的概况，《诗经·商颂·殷武》作了颇为生动的追叙：“挞彼殷武，奋伐荆楚。罙入其阻，裒荆之旅。有截有所，汤孙之绪。”殷武即殷王武丁，他亲率大军，深入江汉腹地，打败了荆人，大获全胜。
       这场战争，麻城也被卷入其中，但这次不是与商人作战，而是作为商王朝的方国与荆人作战。这在甲骨文中已经找到了证据。由郭沫若主编、胡厚宣总编的《甲骨文合集》第3册中的第5504片和第5512片云：
       乙未卜，贞：立事[于]南，右比[我]，中比舆，左比曾。
       乙未卜，贞：立事[于南]，右比我，[中]比舆，左比[曾]。十二月。
       这两条甲骨文，均属武丁时代，虽各有残缺，因内容相同，正可互相补充。文中的“立”，即“莅”；“事”，即“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戎事，这里指战争。“立事于南”，是说商王武丁亲临南方，指挥战争。右、中、左见于郭沫若《殷契粹编》597片甲骨，其辞曰“丁酉，贞：王作三师右中左”。说明“右、中、左”是指商王朝的右中左三军。“舆”，即“举”。“我”、“曾”、“举”都是方国名。据李学勤先生考证，曾的地望在今湖北枣阳、随州、京山到河南新野这一范围内；举在湖北汉水以东的举水流域；我即其他卜辞中所见之“我方”，其地望不可详考，当与曾举相邻。“比”有联合、配合之义。综考上述三条卜辞，其大意是说：商王武丁亲率右、中、左三军，在我、举、曾三个方国的密切配合下，对荆楚发起了强大攻势。
       类似的证据，还有《佚存》498，这也是一版武丁时的卜骨，刻有几行同文的卜辞，内容为：“贞，令望乘  与乏虎方？十一月。”望乘是商朝经常率师出征的武将，“ ”义为及，“乏”同犯，“与”即“举”。卜辞大意为武丁命令望乘和举国的军队侵伐虎方。虎方的确切居地不详，但从只令举国参与作战来看，一是应离麻城不远，二是当为一个不大的部落或小方国。
       从这里我们了解到，殷商时期，麻城就是一个小方国，它的范围，大约应包括今红安、团风、新州，以及河南的光山、新县。它的名字就叫“举国”。直到春秋中叶，麻城都在楚国的控制范围之外，而属于商朝的势力范围。
       据古籍记载，禹时天下万国，殷商时3000国，西周之初1773国，至春秋时还有1200国。这些不断减少的“国”，正是由于激烈的战争兼并而逐渐灭亡的。通过战争，不仅掠夺财物，也掠夺人口，进行领土扩张。
       总之，到商代后期，商人移民已经扩展到了长江流域及以南的地方，这在近年来在这些地方发现的不少商的器物和商文化遗址已经得到了证明，麻城位于中原和长江流域之间，不可能没有商移民迁入。但由于史料的缺乏，我们还无法了解这些迁移的具体过程。

       四  两次亡国的痛

       历史进入公元前11世纪以后，麻城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又成为黄国的属地。
       黄国，据元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介绍：“赢姓，爵未详，国在光州。定城有黄故城，又云登州黄县。”
       查《中国历史大辞典》：“黄，西周封国。赢姓。春秋时灭于楚。在今河南潢川县西北隆古集附近。”
       公元前704年，也就是楚武王37年，历史已进入春秋时期，黄国开始受到逐渐强大起来的南方楚国的威胁。据《左传·桓公八年》记载：“夏，楚子合诸侯于沈鹿。黄、随不会。使薳章让黄。楚子伐随，军于江淮之间。”原来是这年夏天，楚武王请汉淮之间的若干诸侯到沈鹿（在今钟祥市东，“沈”读如“沉”）会盟，意在迫使他们承认自己的王位。会盟时，其他诸侯都到了，只有黄君和随君不到。黄国距楚国较远，因此武王只派薳（蒍）章去谴责黄君，算是从宽发落。对随国（在今湖北随州），却非从严处置不可。于是，武王兴师问罪。为了顺便威胁黄国，楚师走南路进攻，推进到随都东南的速杞（在今广水市西）。
       公元前675年春，也就是楚文王15年。楚国进攻黄国，在鼰陵（当在今潢川南境）大败黄师。
       公元前649年，也就是鲁僖公11年，楚成王23年，黄国终于走到了他的历史尽头。“黄人不归楚贡。冬，楚人伐黄。”（《左传·僖公11年》）。楚文王向黄国开始了全面进攻。到第二年夏，黄国灭亡。黄国不向楚国朝贡的原因，据《左传》说是：“黄人恃诸侯之睦于齐也，不共楚职，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僖公12年》）。自恃与宋国（今河南商丘县南）、江国（今河南正阳县南）都同当时较强大的齐国（在今山东北部）有盟约，且与楚国相隔遥远而不愿臣服。因此而招来灭国之祸。
       按照当时的惯例，为了巩固战争的胜利，战胜国一般都要将被灭国的公族迁至本国境内或其他便于控制的地方，或者被灭国的公族已在事前逃离本国。同时，战胜国还要派公子王孙带领军队驻守被灭国。总之，这应该是麻城历史上又一次大移民的时期，不仅有大规模的迁出，而且也有占领军及其家族的迁入。
      从此以后，麻城全境正式纳入了楚国的版图。
       在这以后的漫长的370多年中，不知又有多少楚人移居麻城境内，楚文化逐渐成为麻城地区的主流文化。楚文化向东的播迁，首先是与大量楚人的东迁紧相伴随的，移民是动态的文化载体，是文化传播诸因素中最活跃的因素。我们有理由相信，到战国晚期为止，楚人移民数量远远超过了麻城土著的人口数。
       1984年9月，在宋埠镇大胜山与红麻公路之间，发现了楚国墓葬。通过发掘，共清理春秋、战国时期楚墓6座。据湖北省博物馆江陵工作站、麻城县博物馆发掘报告称：“有5座墓为东西向，在85°—98°之间。一座南北向为176°。骨架均已腐烂，据随葬品放置部位确定其头向。头向在东者4座，向南者一座，不明的一座。”（见吴晓松主编《鄂东考古发现与研究》第197页）
       古人葬俗讲究头向，北部即中部的民族头向从北，东部的民族头向从东，南部的民族头向从南。这是一般规律。虽然人口的迁徙使风俗有所移易，难免有些特例，但规律总是占压倒优势。楚人是二源合流的，从中原的东部迁到江汉地区的楚人，虽经1000多年的生息繁衍，当他们的后裔来到麻城以后，仍然遵循着这个祖祖辈辈留下来的风俗，下葬时头向从东。而南蛮是苗裔土著，下葬时头向从南。
       宋埠楚墓中，即使剔除头向不明的一座墓不计，土著也只占20%。何况，所谓头向不明，也只是难以判断其到底向东还是向西，向南的可能性是绝对不存在的。
       1986年在栗山岗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同时发现的7座战国秦汉墓（同上，第281页），进一步证明了上述规律的存在。
       栗山岗7座战国秦汉墓大约分别属于3个时期，即战国末期4座，战国末期至秦汉之际2座，西汉早期3座。其中，有5座为东西向，2座为南北向。即使将南北向的2座墓都作南向计算，也只占28.6%。
       至此，我们可以肯定地推断：麻城地区最早的土著，到战国末期，还不足总人口的一半。其原因，除死于战争外，就是移民他乡。
       麻城人民在先秦时期的最后一次大移民，是伴随着楚国的灭亡相始终的。
       顷襄王21年（公元前278年）春，秦将白起引兵南下，兵锋难挡，楚国军民心散力尽，无法组织有效的抵抗。于是，楚国的首都—郢陷落了，楚国的腹心之地，落入了秦军之手。
       白起攻下郢都后，又东取竟陵（今湖北潜江西北）、安陆（今湖北云楚、安陆一带）。楚师溃败，顷襄王东奔，将首都迁移到陈（今河南淮阳）。
       然而，楚人的迁徙，并没有到此为止！
       陈（楚人移守于此后，称为陈郢或郢陈）只是作为楚的一个临时都城，楚王在此37年。考烈王22年（公元前241年），楚又迁都于寿春，名之为寿郢。
       寿春，在今安徽寿县。考烈王迁都此地后，又一度强大起来，北灭鲁国，合纵诸候，西伐强秦。公元前238年，考烈王死，楚幽王继位。10年后（公元前227年）楚王负刍继幽王立，他是楚国的末代君王。
      公元前226年，秦将王贲引兵攻楚，大破楚军，取10余城。公元前224年，秦王赢政拜王翦为将，王翦、蒙武率兵60万大举伐楚，于蕲南大破楚军，虏楚王负刍，楚至此灭亡。
       半个多世纪的战乱，在麻城历史的舞台上，是楚人的大批逃亡和秦人的大规模进驻。麻城人民再次经受了亡国之痛。
       楚国大诗人屈原仰天长叹：“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去故乡而就远兮，遵江夏以流亡。”（《哀郢》）
       这真是一幅悲天憾地的背井离乡移民图。失都流亡，举国东迁，不知有多少麻城人踯躅在这一望不到尽头的移民队伍中。正如历史所记载的那样，秦人一路杀、烧、抢，乃至发冢，以及迁罪人实楚地，在这样的形势下，大半楚人不死即逃是势所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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