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老清华的校园民主(中国青年报 2006-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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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城记
老清华的校园民主
2006-07-19
梁子民 毕文昌
梁：清华大学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产生过重大影响。她的建立和成长，本身就是古老中国向西方学习的过程，是传统向现代转化的过程。老清华不能说没有毛病，但大体上没有致命的弱点。老清华的成功，说明中国人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是有创造力的，中国的现代教育转型，起步阶段走得好。可惜这个传统后来中断了。
毕：清华的校园民主对今天还有启发作用。冯友兰先生的《三松堂自序》中写过许多这方面的事情。他说清华原来的校风，很重视民权初步，无论教授和学生，凡是开大一点的会，都要照议事规则进行。“我记得在一次教授会议中，有一位教授站起来对某一事作了滔滔不绝的长篇发言，发言以后，主持会场的人问：‘你这是个提案吗？’那位发言的教授，因为初到清华，还不熟悉会议规则，就谦虚地说：‘这不能算什么提案，我不过是发表我个人的意见。’主持会场的人说：‘既然不是提案，现在会场上没有提案，散会’。原来照议事规则，会场上必须有个提案，然后对这个提案进行表决。凡是参加会议的，任何人都能提出提案。他的提案，可以是他自己的意见，也可以是集中别人的意见。在会议中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发言，任何人都可以集中别人的意见，但是任何人的集中，都必须作为提案向会议提出来让大家讨论、表决，经过多数赞成以后，才能作为会议的议决案。这样的议决案才算是代表多数的意见，少数人自然就无计可施了。”
梁：校园民主，在民国时代的其他大学里也是风气。
毕：清华学生会在请罗家伦辞职的时候，第一次会议就没有通过，这在当时是很不平常的事情。那时遇到这样的事，学生往往总是一边倒，群情激动，一哄就把议案通过了。可是当时清华学生还是遵循议事规则进行的，赞成议案的或反对议案的都是有秩序地依次发言，冯友兰对此评价说：“这就是知道怎样行使民主、懂得了民权初步的意义。”这种理性精神很可贵。
梁：老清华有学生会、教授会、评议会这样一些民主机构，校园民主得到了真正实现。清华的校园民主说明好东西在哪里都好。在制度层面上，当时一是教授治校，二是学术自由。这些民主因素，是形成现代大学不可缺少的。
毕：前些天，遇到一位台湾学者。据他说，台湾实现教授治校以后，出现了不少新问题。教授之间的权力争斗，也会使校园乌烟瘴气。
梁：民主只是一种“最不坏”的制度。不要幻想有了民主就会变得十全十美。我们只能在现有的经验里，将过去和现在、中国和外国的大学进行纵横比较，思考哪一种体制更好一些。从大学自身的发展看，北大是由京师大学堂演变过来的，而清华是由留美预备学校转变过来的。也就是说，清华是直接与现代大学接轨的，而北大则是由传统学堂过渡到现代大学的。北大是由旧到新，而清华本来就是新的。清华在建立大学之前，先建立了清华国学研究院，这是1925年的事，1928年清华才由留美预备学校改为国立清华大学。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再加上吴宓和李济，从教育背景上说，是完整的中西两面，对中西学术都有深刻的了解，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历史虽然不长，但这个中西两面的传统对后来清华学风的影响很重要。
毕：姜亮夫先生回忆他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生活，就特别强调这里的西方文化特点。他说：“从赵元任先生那里，我也得益非浅。他讲声韵学，讲法和我在成都高师听的课完全是两回事，成都高师的先生讲的是声韵考古学，而赵先生讲的是描写语言学（把印度、欧罗巴语系的发音方法运用到汉语的声韵学中来）。不过我还是认真听，并把描写语言学和声韵考古学对照，得到很大启发，这方面得赵先生之力，是我一生学问基础的关键。”姜亮夫先生对赵元任先生的这个评价也可以说就是中国现代学术和西方学术结合的开始，清华的学风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慢慢形成的。姜亮夫先生说，清华研究院的教和学，确实在德、智、体三方面兼顾，尤其那时的学风特别好。在清华这个环境当中，你要讲不正当的话，找一个人讲讲肮脏话是不可能的。先生同先生、学生同先生、学生同学生，碰见了都是讲，某个杂志上有某篇文章，看过了没有？如都看过，两人就讨论起来，如一方没有看过，看过的就说这篇文章有什么好处，建议对方去看。
梁：姜亮夫先生晚年的回忆也许有些感情色彩，但不管怎么说，清华当年的学风对中国现代学术的转型起了很大作用。没有好的学风，也就没有现代的学术，有了清华的学风才能出现清华学派。
毕：清华大学的起步阶段，恰好由中国现代学术的第一代人开创局面。清华的学术传统，大体就是中国现代学术的传统。现代学术是建立在现代民主风气之上的。
老清华的校园民主
2006-07-19
梁子民 毕文昌
梁：清华大学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产生过重大影响。她的建立和成长，本身就是古老中国向西方学习的过程，是传统向现代转化的过程。老清华不能说没有毛病，但大体上没有致命的弱点。老清华的成功，说明中国人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是有创造力的，中国的现代教育转型，起步阶段走得好。可惜这个传统后来中断了。
毕：清华的校园民主对今天还有启发作用。冯友兰先生的《三松堂自序》中写过许多这方面的事情。他说清华原来的校风，很重视民权初步，无论教授和学生，凡是开大一点的会，都要照议事规则进行。“我记得在一次教授会议中，有一位教授站起来对某一事作了滔滔不绝的长篇发言，发言以后，主持会场的人问：‘你这是个提案吗？’那位发言的教授，因为初到清华，还不熟悉会议规则，就谦虚地说：‘这不能算什么提案，我不过是发表我个人的意见。’主持会场的人说：‘既然不是提案，现在会场上没有提案，散会’。原来照议事规则，会场上必须有个提案，然后对这个提案进行表决。凡是参加会议的，任何人都能提出提案。他的提案，可以是他自己的意见，也可以是集中别人的意见。在会议中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发言，任何人都可以集中别人的意见，但是任何人的集中，都必须作为提案向会议提出来让大家讨论、表决，经过多数赞成以后，才能作为会议的议决案。这样的议决案才算是代表多数的意见，少数人自然就无计可施了。”
梁：校园民主，在民国时代的其他大学里也是风气。
毕：清华学生会在请罗家伦辞职的时候，第一次会议就没有通过，这在当时是很不平常的事情。那时遇到这样的事，学生往往总是一边倒，群情激动，一哄就把议案通过了。可是当时清华学生还是遵循议事规则进行的，赞成议案的或反对议案的都是有秩序地依次发言，冯友兰对此评价说：“这就是知道怎样行使民主、懂得了民权初步的意义。”这种理性精神很可贵。
梁：老清华有学生会、教授会、评议会这样一些民主机构，校园民主得到了真正实现。清华的校园民主说明好东西在哪里都好。在制度层面上，当时一是教授治校，二是学术自由。这些民主因素，是形成现代大学不可缺少的。
毕：前些天，遇到一位台湾学者。据他说，台湾实现教授治校以后，出现了不少新问题。教授之间的权力争斗，也会使校园乌烟瘴气。
梁：民主只是一种“最不坏”的制度。不要幻想有了民主就会变得十全十美。我们只能在现有的经验里，将过去和现在、中国和外国的大学进行纵横比较，思考哪一种体制更好一些。从大学自身的发展看，北大是由京师大学堂演变过来的，而清华是由留美预备学校转变过来的。也就是说，清华是直接与现代大学接轨的，而北大则是由传统学堂过渡到现代大学的。北大是由旧到新，而清华本来就是新的。清华在建立大学之前，先建立了清华国学研究院，这是1925年的事，1928年清华才由留美预备学校改为国立清华大学。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再加上吴宓和李济，从教育背景上说，是完整的中西两面，对中西学术都有深刻的了解，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历史虽然不长，但这个中西两面的传统对后来清华学风的影响很重要。
毕：姜亮夫先生回忆他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生活，就特别强调这里的西方文化特点。他说：“从赵元任先生那里，我也得益非浅。他讲声韵学，讲法和我在成都高师听的课完全是两回事，成都高师的先生讲的是声韵考古学，而赵先生讲的是描写语言学（把印度、欧罗巴语系的发音方法运用到汉语的声韵学中来）。不过我还是认真听，并把描写语言学和声韵考古学对照，得到很大启发，这方面得赵先生之力，是我一生学问基础的关键。”姜亮夫先生对赵元任先生的这个评价也可以说就是中国现代学术和西方学术结合的开始，清华的学风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慢慢形成的。姜亮夫先生说，清华研究院的教和学，确实在德、智、体三方面兼顾，尤其那时的学风特别好。在清华这个环境当中，你要讲不正当的话，找一个人讲讲肮脏话是不可能的。先生同先生、学生同先生、学生同学生，碰见了都是讲，某个杂志上有某篇文章，看过了没有？如都看过，两人就讨论起来，如一方没有看过，看过的就说这篇文章有什么好处，建议对方去看。
梁：姜亮夫先生晚年的回忆也许有些感情色彩，但不管怎么说，清华当年的学风对中国现代学术的转型起了很大作用。没有好的学风，也就没有现代的学术，有了清华的学风才能出现清华学派。
毕：清华大学的起步阶段，恰好由中国现代学术的第一代人开创局面。清华的学术传统，大体就是中国现代学术的传统。现代学术是建立在现代民主风气之上的。
老清华的校园民主(中国青年报 2006-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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