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河：倘吉尔吉斯斯坦也来争李白故里如何应对

凌河

古人官司再燃烽火，“李白故里”重起硝烟———因为湖北的安陆，“竟然”在央视自称，他是“李白故里”，因此四川的江油拍案而起，要求安陆停止名誉侵权，并“不排除通过法律途径维护城市名誉权”，大概已经组织好了庞大的律师阵容吧！

安陆本是历史古城，盛唐之时，也出了不少宰相状元，《二十四孝》里温席扇枕的那个黄香，即是安陆之人。然而名头还不够大，于是忽然想到，李白不是在咱这儿住过十年么，曰做“酒隐安陆，蹉跎十载”，他的老婆还是在安陆娶的呢！于是心血来潮，到央视做了一个广告，叫做“李白故里，银杏之乡，安陆欢迎你！”

这还了得？江油一听便坐不住了。李白自4岁起，在俺江油生活了21年，到了25岁，才去了你们安陆，江油才是货真价实的“李白故里”，凭什么要你们来“欢迎”？于是一场官司一触即发，于是报章网络，闹得一塌糊涂。

这当然只是近年来，古人争夺战的又一场遭遇战、又一个小战役而已。这些年来，为了一个古人的“故里”，神州处处，硝烟弥漫。涡阳与临洮的争夺老子，黄陵与新郑的争抢黄帝，周口与天水的伏羲之战，以及竹山、邯郸、万荣、天水四地的哄抢女娲，真正如网上所谓，“伏羲东奔西走，黄帝到处安家，女娲遍地开花，诸葛四处显灵”。便是一个诸葛孔明的“躬耕之地”，不是二十载战火绵延，至今未曾消散么？

自古至今，便有好心之人、和事之佬，拿着顾嘉衡的古联，劝说“名高天下，何必辩襄阳南阳”云云，无非是说一团和气吧不要争了。但这团和气，未免书生气足了一点———关于诸葛亮究竟卧于何处，刘皇叔又是在哪里与亮论定三分天下，是非要争出个青红皂白来的。如若南阳不争，那么他的武侯祠、诸葛庐、卧龙岗，不是白白印了门票？假如襄阳谦让，那么他的三顾堂、躬耕田、野云庵，不是要喝西北风？所以既然“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台之不存，戏又如何演？因此一定要争个水落石出。正如今天的“李白故里”之争，如果安陆不争，他的“银杏”又卖给谁？若是江油沉默，那么他年年岁岁在油菜地里播出来的李白巨像，又有谁来看呢？更不要说，江油的“李白故里”，本来就是一个向工商部门申请并得到“批准”的“商标”———在“商”言商，岂能听任别人“侵权”而不诉诸于“法律途径”？所以从“发展经济”让其“唱戏”计，是一定要争的。

然而近年以来，人们观察越演越烈的古人之争，认识也在深化，知道这重重硝烟的四起，也不完全是为了几个钱。总之不仅仅是“唯生产力论”那样的“庸俗”，这后面竟还有一点“文化”的心态———我们中国人，是很讲究老祖宗的名气的，一个姓不姓“赵”的问题，缠扰了阿Q一生一世而不得解脱，所以“出来江湖”，就要讲自己来自谁的“故里”，历史上又有什么名相大腕，可以叫别人叹息，可以叫四座闭嘴———别看咱这个地方今日不行，当年可曾是牛皮哄哄呵！所以没有名人，也要扯个“一表三千里”，不是“故里”，也要争个“故里”。这种文化心态，近年以来，居然从民间走入官场，也是顺章成理，关系到一地的“文化荣誉感”，例如江油的起讼，不就是要“维护城市名誉权”么———只是“维护”到后来，一个并不“名誉”的夜郎，也成了数地争夺的“先人”；一座早已倾倒的青楼、一群尘封多年的名妓，也翻出来加以“弘扬”……可见一个姓“赵”的问题，以及一个“先前阔”的情结，至今还缠绕着我们这些阿Q的后人。

文化不是面子活儿

近日，湖北安陆与四川江油的“李白故里”之争颇引人瞩目。江油说，江油是李白的故里，有邓小平同志的亲笔题名在，2003年已经国家工商局注册为商标，是江油旅游形象专用名。安陆则认为，安陆十年是李白一生中最重要的岁月，他在这里娶妻生子，他的许多名篇佳作也诞生于此，安陆人对他很有感情，是从感情出发把这里视为其故里的。

这类争吵近年来时有发生，并不新鲜。随着文化热的持续升温，这类争吵不仅不会绝迹，反而会层出不穷。因为，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文化所具有的特殊功能和价值，希望能为我所用。所以我们看到，尚未脱贫致富的，喜欢“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而那些发了财的，就要文化来装点和粉饰了。为什么有时曝出贫困县不惜花费有限而宝贵的扶贫基金也要请明星来办演唱会？为什么一些县市热衷于烧钱搞所谓文化景观？这里都包含了很多具体而功利的目的。或者是想吸引投资，或者希望刺激旅游，或者要的是政绩，总之，是把文化当成了幌子或招牌，离文化的真谛其实很远。

用文化来提升一个城市的品质，应该说，是近些年来在理念上的一种进步。但这个文化是什么？它又如何提升一个城市的品质？还是很有讲究的。我想，至少不是争来几个名人就能奏效的。就这个意义而言，安陆和江油的“李白故里”之争可谓毫无意义。如果我们不能将李白的精神和人格落实到这个城市人们的心中，那么，无论这个称号给了谁，都不足以说明他们和李白之间是有关系的。这也就是说，文化不只是表面的装饰物，或者说，把文化仅仅作为表面的装饰物，这样的文化是比较容易得到的；而要追求文化的精神价值，并且使得人们能够认识和认同这种精神价值，就难得多。

由此看来，我们很多人其实都在避重就轻，避难就易，只看重眼前的、功利的、物质性的结果，而忽略了长远的、非功利的、精神性的结果。这是一种舍本求末的作法。梁启超曾经谈到文化建设中物质和精神的关系，他说:“求文明而从形质入，如行死港，处处遇窒碍，而更无他路可以别通，其势必不能达其目的，至尽弃其前功而后已；求文明而从精神入，如导大川，一清其源，则千里直泻，沛然莫之能御也。”这应该是一种事半功倍的作法，却也是短时间内很难见成效，立竿见影的作法，需要我们做很多具体的，扎扎实实的工作。比如说，与其在“李白故里”上争短长，不如让更多的人能阅读李白，了解李白，进而与李白结为知己，把李白的精神、人格融入自己的生命之中。梁启超在讲到求文明要从精神入手的时候，对精神有个解释:“所谓精神者何？即国民之元气是矣。”可见，文化之于我们，真的不是擦在脸上的雪花膏，它是用来培养我们的元气的。固然，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解玺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