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07年我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

2007年我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

《国际新闻界》2008年第1期发表  陈力丹

2007年被称为中国社会公共事件年和信息公开年，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较多地指向现实，虽然缺乏具有重大突破意义的成果，但视野较为开阔，讨论更加多元。

新闻理论研究 这年关于新闻真实问题出现数篇论文，比较集中；关于信息公开的政策探讨也较多。这年有几位研究者对新闻真实再次进行了论证。有的文章提出探讨新闻“意义真实”的问题，认为意义真实应从原初意义、媒介意义、受众意义的“意义共享”层面来探求，而共享意义则涉及到新闻价值和权力的构成关系，所以，新闻的真实意义实际上反映了价值和权力的较量。[1] 有的文章认为，“本质真实”论与亚里士多德的“真实观”较为接近，即以必然性为真实性，以反映规律为最终目的，但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真实观”事实上并不适用于新闻报道领域，以此证明“本质真实”是值得商榷的理论。[2] 有的文章认为，新闻真实是新闻呈现的理想状态，新闻传播无力承担“本质真实”所赋予的沉重使命。所谓新闻真实，就是使新闻报道尽可能地与客观实际相符合，即现象真实。应在现象真实的意义上衡量新闻真假。[3] 这年展开了一场关于“隐蔽性失实”讨论。有的文章以“隐蔽性失实”概括报道中的这类现象：在原有事实基础上，加入一定臆断成分，想当然地对现有事实加以延伸和扩展，或武断地对事件发展走向给出似是而非的推断。作者把这类新闻分成先入为主、合理想象等多种类型。另一位作者对这一概念提出质疑，认为“隐蔽性失实”的概念不管在确立研究对象，还是在分析研究案例乃至在探讨现象成因上，都是乏力的。这是由于人们没有厘清虚假新闻（或称“显性失实”）与“隐蔽性失实”的关系，当下新闻的主要问题在于简单化。还有的作者认为，“隐蔽性失实”的概念不是一个“坏概念”，与显性失实相对，可以提醒人们警觉新闻实践中的这一状况。隐蔽性失实和简单化倾向不能互相代替，有时两者有关系，有时则无关。[4]

这年，国务院颁布《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人大常委会最终通过了《突发事件应对法》。研究者们普遍认为，这对保障新闻自由、保证舆论监督的顺利展开和公众知情权具有重要意义。有的文章认为，政府关于新闻公开的法规首次把大众传媒写入其中，指出这至少预示着，记者关于政府政务信息的采访变得有理有据。[5] 关于后一法律的修改，研究者们关注较多，二审该法草案时，对57条和45条的删改表明，在行政机构对信息控制权与信息公开原则的权衡中，信息公开原则在国家理念中得到更广泛的承认和最高立法层次的肯定。这是从“事先预防”到“事后追惩”的媒体理念转变，研究者从中读出我国政府新闻管理着眼于宏观的开放姿态。[6]

这年新闻传媒在引领和维护社会公平方面的独特作用受到重视。较多的文章涉及当下新闻报道中存在的性别歧视、地域歧视、职业歧视、身份歧视、年龄歧视、生理缺陷歧视等现象，并分析了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并均注意到传媒报道的“势利”倾向。[7]

这年的新闻学论著中提出了“新闻精神”理念。研究者认为，新闻精神是新闻活动者对待新闻活动的基本态度、关于新闻传播的价值理想，以及进行新闻传播的方法理念。蕴藏在新闻精神背后的是公共精神和民主精神。新闻精神的主体主要是职业新闻活动者，但参与、介入新闻活动的新闻源主体、新闻收受主体、新闻控制主体也是新闻精神主体。求实为本的科学精神、正义至上的人文精神、和谐为美的自由精神构成了新闻精神的主要内容，也是新闻活动主体追求的直接目标，同时又是新闻精神得以现实化的方法理念。[8] 也有研究者从历史与现实出发，探讨“新闻人文精神”。作者认为，新闻的人文精神是对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价值、人格尊严的尊重，是对人的解放、自由、发展的追求。我国新闻业并不具有天然的人文精神，当代我国新闻人文精神正在复兴，但要防止出现以人文关怀为借口渲染感官刺激等问题。[9] 如果说新闻专业化解决的是新闻操作层面的问题，那么新闻精神解决的则是新闻从业人员新闻观的问题。

新闻实务研究。这年的新闻实务中关于报纸版面视觉轨迹、典型报道的研究，以及关于新闻评论的研究较为引人注目。年内，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舆论研究所的传播心理实验室，发表了运用眼动仪对读者阅读中文报纸版面的视觉轨迹的研究报告。研究发现，“注视就近原则”在阅读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在第一视觉落点附近的部位，受到的视觉关注较多。左侧位置的视觉吸引力要强于右侧位置，上部强于下部。传统报眼在视觉注视上，并不占优势。报告认为，报头的位置与报纸的市场发展阶段有关。新办的报纸需要用稳定的报头——报纸的视觉识别标志来吸引读者注意；但对一家相对成熟的报纸而言，报头位置的适当改变可以活跃报纸的版面，避免千篇一律的报头位置给读者带来的枯燥感。[10] 该成果为我国新闻业务研究引入了实验法这一新方法。

这年初，很多读者在网上对《农民日报》刊发的典型报道《为老百姓多做实事是人生最大的乐趣——记湖北省沙洋县县委书记黄爱国》表示反感，讥之“肉麻”。有的文章分析原因，在于作者“采访意图、路径虽正确，但写作硬伤明显”。在受众价值取向多元，自主意识增强的时代，“典型报道陋习积重难返，受众产生群体性‘审美疲劳’”。作者认为，典型报道的出路在于：运用客观报道的手法，掌握好分寸，说话切忌过满过绝，要把“典型”当人来写；以事带人，用“事实”说话，让群众出来说真心话；报道先进典型，记者更需坚守职业道德等。[11]

近些年新闻评论在报纸版面中占据了较重要的地位，成为报纸争夺读者和话语权焦点。《国际新闻界》杂志这年专辟讨论栏目研究新闻评论，作者们均认为，它是报纸胜出的重要因素。有的文章认为，报纸的时事评论版已经在各报普及，言论版各有千秋，但也出现一些如原创性不足、形式大于内容等问题。还有的文章认为，新闻评论的写作应该培养作者的时代语感，用符合时代特点的语言对各种社会现象进行剖析，在理解的基础上与受众进行交流。也有的文章以“缄默知识”的研究为理论背景，认为新闻评论的写作能力符合缄默知识的一些特征，而这些缄默知识由于其具有零散的、不成体系的特点，与知识显性、系统的教材之间存在矛盾，甚至后者会压抑缄默知识的表达和传播，因而，作者希望新闻评论教学要接通两者。 [12]

新闻史研究。这年新闻史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研究体例、方法与视野的讨论上，一些个案史实的考证，也取得了成果。年初，《新闻大学》杂志编辑部组织了“我国新闻史研究体例、视野和方法”的笔谈。有的文章认为，我国新闻史中存在革命史化的问题，提倡以历史本体论作为导向，改变以往研究范围狭窄的问题，要致力于发掘和研究新的史料，在“以史为鉴”上狠下功夫。有的文章主张借鉴新史学，形成立足当下，面向历史，以社会史的范式和叙事学的方法，综合考察并书写新闻传播的历史衍变与现实关联的“新新闻史”；另一篇文章认为，目前的新闻史研究中，忽视了主体性的问题，从而“报刊的历史成了历史的报刊”。作者强调报刊史的研究应该以报刊为主体，而不能仅把报刊作为解决问题的资料或证据。还有的文章认为，当前我国新闻史研究出现了“学术内卷化”现象：学术研究不能提供新的知识，无法产生新的边际效应，学术研究只是在不断重复自己和别人，缺乏史家通过研究成果所表现出来的真知灼见。应该有针对性地解决三个问题：从学科属性上搞清新闻史是历史的科学；探索新闻史研究的新范式；认识我国新闻史的政治性。参加讨论的研究者普遍认同通过开掘达到前人没有达到的深度，重视报刊原件、新解密的档案资料和口述历史的搜集整理工作，加强有重大影响的报刊、报人的个案研究。[13] 一些研究者提出并对新的研究方法进行实际应用，例如有的文章以《良友》画报为个案，探讨它与上海都市文化的互动关系，试图把社会文化史的方法引向实际研究工作。[14]

关于《循环日报》的个案研究中，有的文章指出，该报真正的创办者是香港中华印务总局，也是该报的实际股东和领导机构，而作为发起和参与创办的王韬与该报只是聘任关系。也有研究者对巴黎和会的采访者进行了考证，认为胡政之不是采访巴黎和会的唯一我国记者。[15]

此外，有的文章对清末民初报刊业的职业伦理问题进行了反思，指出：在政治文化的规约下，媒介伦理规范功利化、评价的政治化、内涵人品化成为清末民初媒介伦理的基本特征。另一篇文章对清末民初的媒介职业伦理失范现象与现有我国新闻史论著相对照后发现，目前新闻史中对当时革命派报刊的道德失范现象多采取隐瞒与回避的态度，以政治评价代替新闻职业道德评价，张扬其政治上合理性的同时，忽视了新闻职业道德评价。[16]

传播学研究。这年的传播学研究树立“大传播”理念，积极拓展传播的外延。有的文章认为，早期传播学者哈罗德·拉斯韦尔由芝加哥学派到经验学派的变化背后，存在着美国意识形态和传播学的知识生态背景，“主导性的权力及意识形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传播学的理论发展方向”，作者提醒人们注意意识形态的对传播学研究的作用。[17] 有的文章对威尔伯·施拉姆等人关于传播学“四大奠基人”的说法进行重新考量，提出传播学理论视角的多元化问题。[18] 有的文章对“沉默的螺旋”理论是否存在与法西斯主义思想的关联，进行论世知人的研究。作者认为，该理论的提出者伊丽莎白·诺埃勒－诺伊曼青年时代显然受到法西斯主义的影响，当不是狂热的法西斯宣传观的追随者；“沉默的螺旋”理论带有作者青年时代对舆论认识的印记，是一种无意识的影响，不能简单判断其理论研究是纳粹宣传观的反映。同时，作者提醒世人警惕法西斯主义宣传观的复辟。[19] 还有的文章通过研究西方宣传概念的变迁，认为二战后存在着把宣传作为中立的对象和把宣传作为意识形态批判武器的两个研究趋势。[20]

这年，著名的传播学批判学派学者鲍德里亚逝世，引起关于鲍德里亚传播理论研究的小热潮。有的文章对鲍德里亚传播思想史地位进行评价，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由于鲍德里亚的出现，媒介批判理论才进入后现代时期。作者从哲学层面对其传播思想进行审视和反思，认为他透视了后现代社会大众传媒造成虚拟代替现实的严峻境况。也有的文章在对鲍德里亚后现代传媒观总结后指出，其启示是传媒应当履行作为信息平台的公共性和服务职能，应当慎重对新闻报道所要展现的主体进行选择，减少大众媒介带来的“超真实”对于社会的控制。[21]

这年传播理论研究的另一方面是对基本范畴的研究以寻求其在我国的应用空间。有的文章分析了“公共领域”的概念用于我国社会的可行性，认为主要困难是我国历史和现实都没有公共领域得以产生的特定社会条件，但对这一概念可以变通使用，即对之进行“价值中立论”、“类型学”、“空间规模层次论”、“功能层次论”四种修正；在我国应着重强调其在实践领域的表现形式与基本功能。[22] 有的文章从约翰·杜威和詹姆斯·ｗ·凯瑞传播观的差异出发，指出传播传递观与传播仪式观在目的意义上的分野，强调传播仪式观是就媒介传播信息的过程而言，并不在于信息的获取，参与者通过对信息的分享，使媒介在参与者的生活和时间中具备角色，担当身份，形成媒介化的人生观、世界观。大众传媒通过呈现和介入，使受众获得戏剧性的满足感，受众追随大众传媒而进入到“观念世界”中，化为媒介创造的“观念世界”中的一员。[23]

结合我国社会现实及传播实践进行理论总结，是这年我国传播学研究的另一特点。这年关于“迷理论”的探讨具有鲜明的现实色彩。迷现象古今中外都存在，对之媒介使用行为的探讨在西方始于上世纪中叶，在我国则是空白。有的文章以国内“粉丝”——“玉米”为案例，检视西方理论是否适用于我国的迷研究。研究发现，国内迷群以网络为平台，跨媒介追踪偶像文本，投射自我于偶像文本，展现了主动受众的媒介使用行为。[24] 还有的文章通过对“杨丽娟事件”的分析，指出在迷形成过程中，媒体通过建构虚拟世界对其产生了巨大作用。一部分自制力较弱的迷，在传媒的作用下，投身其中，丧失自我意识，成为病态迷。[25]

对这年发生在厦门的“PX项目事件”，从传播学角度观察，有的文章关注到媒介构建社会认同感的不可替代的功能。大众媒介通过定义“我们是谁”，在运动中推动了集体认同感的建构，进而，文章指出了大众传媒在当前我国新社会运动以及民主政治中的角色。媒介报道建构的身份认同，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地方共同体、环保主义者、公民；媒体报道对于集体认同感的建构有三个特点：与国家保持一致；和其它社会问题建立联系；媒介报道存在话语差异和竞争。[26]

这年关于传播学实证研究的成果，主要是关于媒介公信力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者调查了大众传播体系中各种媒介渠道相对公信力、绝对公信力；调查了整个传播体系中各传播渠道的相对公信力。他们发现：电视、广播在整个传播体系中的相对公信力表现为：在整个传播体系中，电视的相对公信力达到七成左右；从不同区域城市看，电视在沿海城市的公信力远远低于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电视、广播的绝对公信力表现为：在五种大众媒介渠道中，电视的绝对公信力是最高的，广播与新闻类杂志、网络新闻属于及格水平。[27] 这是首次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媒介公信力调查，无论在调查工作的实施上还是在其结果的价值方面都可圈可点。另外，在对农传播研究中，有的研究者采用参与式农村评估工具和定量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调查了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72个乡镇103个村，进行大众传播、组织传播、人际传播对农村的影响研究，取得丰富成果。还有一些文章通过个别地区的调查发现问题并提出建议，如调查青浦农村家庭，发现大众传播对于农村观念变迁的影响比不上人际传播，大众传播媒介在农村没有产生应有影响等。 [28]

不同研究方法的广泛应用引发研究者对研究方法本身的探讨。有的文章指出，传播符号学研究在我国传播学领域形成两种取向：本体论取向与方法论取向。作者认为，传播符号学总体上属于传播研究的基础理论与研究方法；它具有社会学所谓中观理论的特征，从而有别于经验传播学的微观考究和批判传播学的宏观叙事。[29] 也有的文章论证了框架分析理论，将框架分析划分为三大研究领域——新闻生产研究、媒体内容研究和效果研究，作者认为，虽然大多数框架分析都是批判研究，但也应该容许不同范式的研究相互争论。[30]

此外，这年传播学界还对文明传播、科学传播、文学传播、奥运传播、健康传播等多方探讨，显示出传播学研究正逐渐由大众传播领域向其他领域扩展的多元化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