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闻传播学教材的几点意见

陈力丹
几年前我写过文章，谈到20世纪90年代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一个新情况是各个新闻院系形成了有系统的教材，不再只是当年人民大学新闻系、复旦大学新闻系两家的天下。鉴于当时以谈成就为主，没有多说问题。现在又过去十年了，确实需要谈谈问题。
主要的问题有两点
一，低水平重复现象严重。以新闻理论为例，三十多种教材基本结构大同小异，观念陈旧。已经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了，还在谈新闻事业是公有制有计划经济的反映，而西方媒介则依然是所谓“无政府集团竞争的反映”等等，显然不完全符合实际；同时政治套话堆积，以政治领导人的语录替代学术研究，以非理性的比喻（耳目喉舌、桥梁导线、第六强国、妖魔化等等）替代新闻学的基本概念，深入研究的学术性见解很有限，缺乏新的视角和新的观点。
二，教材的总体结构不尽合理。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新闻史在教材中所站比重过大，而且多数截止1949年，最近五十年的历史反而没有；要求本科学生死记的历史上的报刊太多；在编写体例上，以政治事件划线，专业发展史一定程度上变成了政治斗争史。与此同时，世界新闻史依然以阶级斗争为纲，不仅大体上还是分成资产阶级新闻事业、无产阶级新闻事业两大块，而且在新闻史教学中所占比例很小，这与我国对外开放的总政策是不适应的。一些新闻学文章中涉及国外新闻传播业的叙述，表现出惊人的无知；有的已毕业的新闻学研究生（更不要说本科生）对国外新闻传播业的基本情况知之甚少，曲解和想象的成份较高
从研究新闻学发展到研究传播学，现在开列单独的“新闻理论”，已经没有多大的自身空间。我在十年前给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关于新闻理论研究室学科状况的报告中，建议取消单独的“新闻理论”这个二级学科。但是，历史的惯性太大，在教学上一旦列入大纲，很难改动，至今我自己还不得不在讲授“新闻理论”的硕士课程，而脱离传播学研究的“新闻理论”现在看来是不可能的。
一些新出现的问题，例如对网络的理论认识、媒介经济，已有的教材水平有限。特别是媒介经济，这不是随便找个人就能写出来的，需要市场经济学的知识。
指导思想上的两个“防止”
新闻传播学的教材，在指导思想上要有两个“防止”的意识。一是防止政治化，应以传授基本知识为主，不能将学术传授变成了政治套话的灌输（学生已经另有政治课）。如果有不同的学术观点，多提供一些选择，少一些硬性的涉及观念而不是史实的死记硬背。马克斯.韦伯就社会科学研究说过这样一段话：“将对事实的科学讨论与评价的理想思考混淆起来，这是我们这个专业的工作的一种虽然始终最为流行，但也最为有害的特征之一。”（《社会科学方法论》第7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译本）
二是防止教材对形式主义的完整体系的追求。新闻传播学本身尚谈不上完整的体系，而现在写本教材，动不动就要形成体系，伊始就是关于某个“学”的基本定义、基本结构、意义等等，占了很大的篇幅。这些东西，定义只要一二句话就够了，至于结构体系、意义，基本上是一种大众哲学式的演绎，有人误以为这就是学术，其实什么都不是，最没价值了。要干货，少些套话和空话，这应是对新闻学教材技术上的基本要求。
关于本科生教材的十个具体的建议
一，原来传统的“新闻理论”合并于“传播学”，作为一门较大的基本课程。体例可参考赛佛林、坦卡德的《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当然不是指内容，而是指结构特征。从新闻学到传播学，从历史到现实，按照内容和话题归类，有条理地展示理论、认识，当然作者可以适当地以一种观点贯穿全书，但是要较为公平地展示主要的不同学派。思考题只涉及基本知识，不要考学生教师个人的主观性价值判断、意义之类的东西。可考虑将现在李良荣的《新闻学导论》和童兵的《理论新闻传播学导论》合二而一，暂时起个名字，诸如“新闻传播学基本理念”等。当然结构和表述上还有许多具体问题要研究。将新闻学和传播学分开，只是在申报专业硕士点、博士点的利益上有意义，其实二者早就很难分离了。
现在有的院系开设的新闻或传播心理学，实际上无法成为独立的学科，可考虑合并于“新闻传播学基本理念”。新闻法治，可考虑在新闻传播学基本理念中讲讲。
二，中国新闻史和世界新闻史合并，作为一门基本课程。目前至少要保证中国、外国一半对一半的比重。以后还可以适当地加大外国的比重到六成，甚至再多一些。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现在对外开放了，而我们的学生对于外面的大众传播世界十分陌生，这太不协调了。没有历史概念，特别是关于世界的历史概念的新闻工作者，工作思路上受到的局限很大。考虑到实用性，外国部分除了总体的全世界的概述外，以洲（或大的区域）、国（特别是国）为单位，纵向讲述基本情况，以便了解各洲和各国的差异和历史特点。在讲述的历史中，厚今薄古。摈弃以政治事件划分而出现的近代、现代、当代的概念，改用“现代”（含我们使用的“近代”，并向前延伸到15世纪末新航路的开辟，“当代”含于现代之中）这一个概念（当然可另外使用“当代”这个被含于现代的概念）。不然，我们连翻译都无法与外面接轨。要一直讲述到授课当年的情况，刚刚发生的事实就是历史了。介绍媒介，不能以政治观点划线，要以该媒介在当时社会中的实际影响力作为取舍、详略的大体标准。例如俄国秘密报纸《火星报》，提上一句就够了，它当时在社会影响微小，现在却写上十几页讲述该报上的政治论战，而当时有影响的《新时报》，反而只有几句大批判的话，这　　中国新闻史中，特别要注意这个问题，多一些对社会影响力大的媒介的介绍，特别是几家著名的商业报纸《申报》、《大公报》、《新闻报》等等。这里特别要指出，“文革”新闻史要讲，而且要多讲些。前年复试考新闻学博士的人，他们对于解放前的报刊史知道较多，但是对于较近的“文革”新闻史，竟然一无所知，令人震惊。本科生的新闻史，以讲述基本情况、基本史实为主，不要求一定要说出什么意义。例如《国闻报》，知道是严复创办的维新派报纸、大体的时间、地点就行了，没有必要要求学生说出该报的出版有若干条意义、特点。与新闻专业关系不大的事情，例如梁启超的报刊和孙中山派的报刊，其观点上的争论，简单说几句就够了，这已经不是新闻史，而是政治思想史了，更没有必要要求学生非说出各派具体观点的一二三是什么，知道个大体倾向就行了。
好象还有另外的“新闻事业概论”，我不清楚是什么，建议归并到新闻史中。
三，媒介经济（不仅仅是经营管理），建议在本科生时期就要有简单的课程。如果不加强这方面的知识，我们的学生毕业后难以适应媒介市场的新形势。现在的主要问题，这方面的教材水平低，概念陈旧，而且从概念到概念，市场经济学的专业色彩淡薄。
四，将“新闻事业”的概念原则上改为“新闻传播业”。“事业”是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的特有概念，现在除了党报党刊还可以称为“事业”外，“事业”这个概念已经不能涵盖各种大众媒介了，特别是外国的媒介。说外国的“新闻事业”如何，这是我们无意中强加给人家的，翻译也习惯上这样译，其实人家的绝大多数并没有我们理解意义上的“事业”内涵。
五，重视思考题的设置。现在一些教材的思考题出得有些随意，对于观念性的东西要求记住的过多，而这些观念大多是作者编织的套话，并无价值。因此，在思考题的设置上，需要多费心，以基本知识为主，形成一种有逻辑结构的框架。
六，关于网络的教材，现在可以搞一些网络新闻实务方面的，但现在没有必要搞单独的“概论”之类的东西。对于网络的认识部分，可归于“新闻传播学基本理念”，注意不要跟着媒介上的商业性宣传走，要有学术性，不要把网络说得神秘化了，形成准宗教崇拜。
七，采、写、编之类的教材，需要从新闻的六个Ｗ谈起；注意区分新闻写作与宣传；强调新闻写作的规范化。懂了规定动作，才可能有自选动作。现在一些这方面教材的作者，叙述和事例，无意中将二者混淆，已经造成一些明显的认识误差，例如“用事实说话是新闻写作的基本规律”这样说法就成问题。
广播电视实务的教材，如何形成与印刷媒介不同的内容和特点，需要多借鉴外国的教材，例如博伊德的《广播电视新闻教程》、怀特的《广播电视新闻写作与报道》（新华出版社2000年1月版）。
八，建议编写新闻传播学学生必备常识的教材。这种教材针对学生将来从事的新闻工作，要把历史、地理、语文、文学、中国史和世界史、经济学、哲学、社会学、心理学、民族学、人类学、文化学、国际关系、基本的方法论、自然科学普及知识等等，各编一章要求学生必须知道的系列内容。即使有人选修了其中某门课，这部分综合性常识应要求必考。现在媒介上出现的这类常识性错误实在太多；在复试过线研究生（即已经基本够录取标准的学生）时，最简单的新西兰在什么位置、某个中等国家的首都、世界历史中重大帝国出现的前后顺序，多数人答不上来。都不是什么很难的东西，学新闻学的学生，应具备万金油式的知识结构。这本教材以最低的要求为限，不然容易搞得太厚。这个问题应在本科生时期解决，到了研究生时期一问三不知，实在是不应该的。
九，不要搞凌驾于自由讨论之上的“学”。最近我看到关于“媒介批评学”的大学本科教材，感到很奇怪。媒介批评（特别是电视批评）现在成了批判学派的显学，研究它可以，但是搞媒介批评学的教材，内容主要是规定应当怎样批评，这就使本来没有一定之规的东西，规定出个什么，还叫“学”，这是不适当的。
十，避免在教材中出现“新闻规律”这个大字眼。泛泛地说说可以，真要把它作为章节的标题，就成了严肃的学术问题，其实不过就是新闻工作的某些特点而已，“规律”是谈不上的。
关于新闻传播学研究生（硕士生）的教材
鉴于现在的硕士生有相当一部分原来不是学新闻专业出身的，在基本知识方面较为缺乏，因而需要把本科的一些基本知识，与对新闻传播学的研究结合起来，编一套适合这类对象的教材。这类教材还要有新闻传播学基本理念（可以考虑研究生的教材反而要将新闻学和传播学适当分开，分别编写）、新闻传播史（也可考虑将中国和外国分开编写，因为要研究、细说）等基本课程。这种教材要与本科教材有较大的不同，课时不一定长，但必须带有一定的研究性，为学生第三年的论文选题和写作奠定研究型的知识基础。
例如同样讲新闻价值，就不能还是新闻价值的“几个要素”，除了这几个要素外，要有价值论的一些思辨内容，主观性与客观性问题，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问题等等。讲真实性，就不能总是“新闻必须真实”，而要讨论新闻真实与哲学真实、文学真实、宗教真实的区别，媒介的拷贝真实与现实世界、法律真实与新闻真实的差别等等。
传播学的内容也要带有讨论的性质，例如某种理论假设得以成立的有限性等等。丹尼斯和莫里尔的大众传播对立的18个问题那本书（Media Debates）的指导思想，值得我们编写硕士生教材时借鉴，当然不是形式上完全学那种模式，是指这种思路值得学习。
鉴于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在研究生时期应开设研究型课程（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将这个内容作为“新闻理论”的一个单元），告诉学生马克思恩格斯与列宁、列宁与斯大林、中国与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与刘少奇等新闻观的相同和不同点，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其他领导人的新闻观。
关于研究生的新闻传播学理念的教材，现在的困难在于，有些属于内部讨论的内容，不大好作为正式出版物，但是没有书，讲课又很不方便。这也是至今这方面教材没人写、写不出来的原因。
新闻史，重点不在介绍哪个媒介何时创办，重点在于分析不同国家、或一个国家的不同时期，新闻传播发展中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以及传统力量如何综合发生作用，以便更深刻地理解一个国家或一个国家某个时期的新闻传播的发展特点，以及新闻政策变化的原因。现在外国的部分我已写了一本书，困难的反倒是中国新闻史，如何适应研究生研究而不是死背材料的需要，这本书如何带有研究性质，又不要落入政治史的框架。
“媒介经济”的研究生教材现在是必须的，目前最为缺乏有水平的作者。新闻学者搞这样的教材，结果都不理想。
研究生的选修课中，依然要有与新闻工作的知识要求相符的人文－社会科学，以及部分自然科学的知识结构，但层次要高些。在这里，与新闻政策相关的政治学、法学；与大众传播研究相关的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符号学、现代文论，与媒介经济相关的市场经济学，是否作为独立的基础课程，还是由学生到其它专业选修，再考虑。还有新闻传播学研究生独有的舆论学和社会调查、宣传学应该开设。符号学，是否作为研究生的课程，再考虑。这是个时髦的研究视角，如果我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生都不知道符号学的基本情况，是有些掉底子的。
网络的理论研究作为研究生的一门课程是需要的，但是现在我认为还没有形成写教材的条件，技术发展得太快，宣传中想象的成份大于实际情况；网络传播本身还没有形成规模效应，商业炒作成份难以避免。
研究方法，似乎应有一本文科研究生统一的教材。新闻传播学研究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只是舆论调查的方法，可能需要与社会学学生学的一样多。人文的研究方法与实证的方法两者不能偏废一方，同等重要。
我考虑过搞一本研究生参考书目一览，这东西的目的在于引导学生全面阅读各个学科的基本知识。一个人能够记住的东西是有限的，关键在三年学习之后，再遇到问题，知道到哪里找材料。知道到哪里找，这就是学问。要培养学生知道到哪里找材料这种工作的本领。
总之，希望新闻传播学教材的质量高些，少一些为了写而写、为了形成体系而形成体系的教材，这样的东西实在没价值。现在不是90年代初跑马圈地的形势了，21世纪的新闻传播学教材，宁肯少些，但要好些。
博士生教育不宜编写专门的教材
到博士生时期，实际上进入了“实习研究员”的阶段，需要开设一些专题研究的课程，但每个话题均以半天为限，点到为止，然后由导师开出书目，或提出研究课题，让学生通过实际研究，反复修改，逐步养成理论思维的习惯。掌握研究方法和继续积累知识，这是博士生阶段的主要任务。即使研究的仅仅是新闻传播学，将来毕业了，搞其他学科的研究，只要掌握了基本的方法，应该能够较快地适应新的研究对象。这也是衡量博士生教育是否成功的一个标准。如果培养的博士生除了所学专业外，转到其它人文－社科专业，经过一定的适应期，仍然什么也做不出来，那么当年的培养是失败的。
当然，可以考虑把一些专题研究的授课大纲，搜集一下编本书，还是有价值的。不过，这可能在结构方面难以找到一种整体思路，跳跃性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