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因民所急好收税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10/02 15:57:00
来源：中国经济新闻网-中国经济时报 作者：梁发芾
清朝末年，曾经去英国、法国实地考察的马建忠给李鸿章说，“西国重征旱烟而不征食盐，盖食盐为贫富所用，故驰其禁，若水旱烟非日用所需，故征析秋毫。”
这位借鉴英语语文理论写出了中国第一部语法著作《马氏文通》的专家，还看出了中西征税理论上的根本区别，但可惜的是李鸿章并不能接受这种理论和原则。在清朝，盐税是政府收入的支柱之一，其收入一直占清朝总收入的10%以上。清末取消鸦片税后，盐斤加价，盐税的收入更加可观。离开盐税，清政府将无法运转。李鸿章当然不愿意失去这块肥肉。
从斯图亚特·约翰·密尔开始，西方的财政理论认为日常生活用品不征税，而非必需的奢侈品，则可以课税，甚至可以课重税。这样，政府的财政征收并不会严重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对于奢侈品课税，你可以不消费它，你可以少消费它，你的生活品质或许会受到影响，但是并不影响生存。但生活必需品没有替代品，没有弹性，你怎么征，我仍然得消费，这样，穷人就会面临无法生存的困境。这是西方的理论，但在中国的传统上，恰恰相反，对于奢侈品之类并不强调征重税，对于生活必需品反而要征税，甚至重税。这种税收理论，叫做“因民所急而税之”，其实是一种趁火打劫的征收理论。
明确提出“因民所急而税之”理论的是唐朝的刘宴。因为在李隆基的腐化统治引起安史之乱之后，唐朝的国用日蹙，政府收不到足够可以挥霍的钱物，于是就实行财政改革。改革中被重点想起的是实行食盐专卖，因为食盐是人们一日三餐一次都离不开的必需品，想征多少，就是多少。食盐专卖给政府带来滚滚财源，因此刘宴得意地总结经验说：“因民所急而税之，则国用足”。
“因民所急而税之”是中国传统财政征收理论的基石，刘宴不过用简单明了的语言做了总结而已。远在西汉的武帝时期，由于皇帝刘彻的挥霍浪费和战争的消耗，汉文帝、汉景帝两个皇帝节约下来的国库积蓄已经被挥霍殆尽，武帝和一帮理财专家想出的歪点子之一就是实行食盐专卖，由国家控制食盐的生产和销售，从中赚取最大限度的利润。此后，食盐专卖时断时续，到了唐朝中后期重新实行，不间断地一直到了现在。食盐专卖，有时候是由政府垄断食盐的生产和销售，政府自产自销，定价高昂，利税合一，获利甚多；有时垄断生产，让专门的盐户生产食盐，给商人出售价格昂贵的食盐销售许可证（许可证的价格就是盐税），由商人凭许可证到指定的盐场盐户那儿购买食盐，然后在指定的区域销售。从唐朝开始，盐利盐税一直是政府收入中最有保障的一块，而且遇到战争等需要钱却又无法加收田赋之类的情况，就一定先拿盐税开刀，无限加税，直到害得穷苦百姓根本丧失买盐的能力为止。据学者研究，中国历史上的盐价一直是粮价的10倍左右，遇到特殊情况，盐价甚至高出粮价数十倍近百倍。
中国历史上“因民所急而税之”的，不仅仅是食盐。在宋朝，为了解决财政危机，盐、茶、酒、醋等多种商品都是政府专卖的。将这些商品列入专卖，政府控制其生产、销售和价格，得到的巨额利润或税收，就会源源不断地进入皇帝的库房。一般来说，政府对于食盐实行专卖，相对简单，因为食盐不是到处都有的，但是，对于酒和醋实行专卖，就有些困难，因为不少老百姓自家就会酿造酒醋。这种情况下，政府如何严格管制呢？原来政府垄断了酿造酒醋的曲 ，高价出售，没有曲 是造不出酒醋的，而要得到曲 就得向政府高价购买。谁要是自己发明、制造曲 酿造，一定会受到非常严厉的处罚。政府出售曲 的获利，可以说是政府的利润，也可以说是政府的酒醋税。叫什么名字都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因为醋、茶之类是生活必需品，政府正好可以“因民所急而税之”。
事实上，马建忠说西方国家对于食盐不征税，那也不是从来如此，因为法国历史上，有好几个世纪也和中国一样是实行食盐专卖制度的。但是这个专卖制度在法国引起了无穷无尽的反抗。法国大革命后第一个废除的恶税，就是盐税。此后，生活必需品不征税才不断得到认可。
写到这里，我想起英国人写的一本关于奢侈的书中的一个例子。在英国，围绕对于向妇女卫生巾征收增值税出现了激烈争论。卫生巾无疑是妇女同胞的基本生活用品，主张征税的人以男人用的剃须刀也征收增值税来辩护。但这个理由也受到质疑：男人如果不想为此纳税，可以通过不刮胡子的办法予以避税，因为蓄胡子的男人在英国社会还是受到尊重的，但是女人怎么办？生理周期不可避免，卫生巾是必不可少的用品，你能拒绝使用？
我不知道这个辩论的最后结果。但是，这个问题不可能在中国发生。如果在中国，则正好用“因民所急而税之”的理论解决：你离不开的，正是可以向你强收的。你不能拒绝、你无法回避、你无可奈何。
清朝末年，曾经去英国、法国实地考察的马建忠给李鸿章说，“西国重征旱烟而不征食盐，盖食盐为贫富所用，故驰其禁，若水旱烟非日用所需，故征析秋毫。”
这位借鉴英语语文理论写出了中国第一部语法著作《马氏文通》的专家，还看出了中西征税理论上的根本区别，但可惜的是李鸿章并不能接受这种理论和原则。在清朝，盐税是政府收入的支柱之一，其收入一直占清朝总收入的10%以上。清末取消鸦片税后，盐斤加价，盐税的收入更加可观。离开盐税，清政府将无法运转。李鸿章当然不愿意失去这块肥肉。
从斯图亚特·约翰·密尔开始，西方的财政理论认为日常生活用品不征税，而非必需的奢侈品，则可以课税，甚至可以课重税。这样，政府的财政征收并不会严重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对于奢侈品课税，你可以不消费它，你可以少消费它，你的生活品质或许会受到影响，但是并不影响生存。但生活必需品没有替代品，没有弹性，你怎么征，我仍然得消费，这样，穷人就会面临无法生存的困境。这是西方的理论，但在中国的传统上，恰恰相反，对于奢侈品之类并不强调征重税，对于生活必需品反而要征税，甚至重税。这种税收理论，叫做“因民所急而税之”，其实是一种趁火打劫的征收理论。
明确提出“因民所急而税之”理论的是唐朝的刘宴。因为在李隆基的腐化统治引起安史之乱之后，唐朝的国用日蹙，政府收不到足够可以挥霍的钱物，于是就实行财政改革。改革中被重点想起的是实行食盐专卖，因为食盐是人们一日三餐一次都离不开的必需品，想征多少，就是多少。食盐专卖给政府带来滚滚财源，因此刘宴得意地总结经验说：“因民所急而税之，则国用足”。
“因民所急而税之”是中国传统财政征收理论的基石，刘宴不过用简单明了的语言做了总结而已。远在西汉的武帝时期，由于皇帝刘彻的挥霍浪费和战争的消耗，汉文帝、汉景帝两个皇帝节约下来的国库积蓄已经被挥霍殆尽，武帝和一帮理财专家想出的歪点子之一就是实行食盐专卖，由国家控制食盐的生产和销售，从中赚取最大限度的利润。此后，食盐专卖时断时续，到了唐朝中后期重新实行，不间断地一直到了现在。食盐专卖，有时候是由政府垄断食盐的生产和销售，政府自产自销，定价高昂，利税合一，获利甚多；有时垄断生产，让专门的盐户生产食盐，给商人出售价格昂贵的食盐销售许可证（许可证的价格就是盐税），由商人凭许可证到指定的盐场盐户那儿购买食盐，然后在指定的区域销售。从唐朝开始，盐利盐税一直是政府收入中最有保障的一块，而且遇到战争等需要钱却又无法加收田赋之类的情况，就一定先拿盐税开刀，无限加税，直到害得穷苦百姓根本丧失买盐的能力为止。据学者研究，中国历史上的盐价一直是粮价的10倍左右，遇到特殊情况，盐价甚至高出粮价数十倍近百倍。
中国历史上“因民所急而税之”的，不仅仅是食盐。在宋朝，为了解决财政危机，盐、茶、酒、醋等多种商品都是政府专卖的。将这些商品列入专卖，政府控制其生产、销售和价格，得到的巨额利润或税收，就会源源不断地进入皇帝的库房。一般来说，政府对于食盐实行专卖，相对简单，因为食盐不是到处都有的，但是，对于酒和醋实行专卖，就有些困难，因为不少老百姓自家就会酿造酒醋。这种情况下，政府如何严格管制呢？原来政府垄断了酿造酒醋的曲 ，高价出售，没有曲 是造不出酒醋的，而要得到曲 就得向政府高价购买。谁要是自己发明、制造曲 酿造，一定会受到非常严厉的处罚。政府出售曲 的获利，可以说是政府的利润，也可以说是政府的酒醋税。叫什么名字都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因为醋、茶之类是生活必需品，政府正好可以“因民所急而税之”。
事实上，马建忠说西方国家对于食盐不征税，那也不是从来如此，因为法国历史上，有好几个世纪也和中国一样是实行食盐专卖制度的。但是这个专卖制度在法国引起了无穷无尽的反抗。法国大革命后第一个废除的恶税，就是盐税。此后，生活必需品不征税才不断得到认可。
写到这里，我想起英国人写的一本关于奢侈的书中的一个例子。在英国，围绕对于向妇女卫生巾征收增值税出现了激烈争论。卫生巾无疑是妇女同胞的基本生活用品，主张征税的人以男人用的剃须刀也征收增值税来辩护。但这个理由也受到质疑：男人如果不想为此纳税，可以通过不刮胡子的办法予以避税，因为蓄胡子的男人在英国社会还是受到尊重的，但是女人怎么办？生理周期不可避免，卫生巾是必不可少的用品，你能拒绝使用？
我不知道这个辩论的最后结果。但是，这个问题不可能在中国发生。如果在中国，则正好用“因民所急而税之”的理论解决：你离不开的，正是可以向你强收的。你不能拒绝、你无法回避、你无可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