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我的父亲：爸爸和刘春将军（1）

1980年的一个夏天，我接到妈妈的一个电话，说刘春伯伯明天来家里作客，点名要见我，让我明天早点回家。刘春是志愿军炮兵指挥所政委，和爸爸都是1952年入朝的老战友。当时我也随父母在朝鲜，两家相距不远。刘春伯伯喜爱小孩，闲时常抱我去玩。因为我回国时已有5岁，所以刘春伯伯与我感情还挺深。（回国后不久，刘春伯伯被总理调到外交部，成为我国赫赫有名的将军大使之一。）再说我从小随父母在军营成大，不少爸爸的战友都认识我。以后这些老战友见面，第一件事就是要见见这些当年陪伴他们开心的小孩。

妈妈告诉我，刘春伯伯不仅是老战友，还是爸爸顶头上司，更是爸爸的救命恩人。当年在朝鲜时，爸爸因胃穿孔大出血，昏倒在志愿军炮兵指挥所内，被战友七手八脚抬到医疗所抢救。但医疗所的条件太差，无法动这么大的手术。只有组织上百人的战士来献血，维持爸爸的生命。是刘春伯伯亲自给北京打电报，国内连夜派飞机送来医疗专家，给爸爸做了胃修补手术才救了爸爸一命。

爸爸说刘春伯伯的工作能力和文化水平很高，在一起工作配合的很好。刘春伯伯从宣传科长升任政治部主任时，就让爸爸接任宣传科长。爸爸十分尊重这位老首长，和我谈过不少刘春伯伯的事，还告诉我一件别人不知晓的秘密。刘春伯伯有记日记的好习惯，但他的日记不仅仅记一些大事，也记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比如：今天见过什么人，和哪些人在一起听过什么报告或看过什么演出。市场的物价是多少，肉多少钱一斤。几月几号发过什么津贴，他的战友有何调动，等等。爸爸对我说：“不容易啊，从抗日战争到现在，几乎没有断过。他的这些日记，可是宝贝啊。”

1986年的春天，我回北京过节。奉爸爸的指示，和太太、女儿（3岁）一起去看望刘春伯伯。在北海公园不远的一个四合院内，我见到刘春伯伯已在院中等我们。这时刘春伯伯已担任4年的外交学院院长，是一个部长级待遇的高官。没想到接到我的电话后亲自出来接我，当我一再表示内心不安和歉意时。刘春伯伯拉着我的手笑着说：“我俩是老朋友了，你不必拘束。”还指着我女儿对我太太说：“他（指我）就是这么大好玩，再小时还在我身上撒尿呢。”刘春伯伯的幽默和风趣，解除我们的拘紧，大家是一阵开心的笑语。

在客厅，只见简单的书桌，普通的沙发，墙上挂了几幅字画，家中摆了几盆花卉。再进了刘春伯伯的寝室，只见到处摆了不少大大小小马的工艺品。刘春伯伯解释说：因为他属马，所以过生日时女儿、女婿就给他送马的工艺品。一些朋友也知他喜欢马，也送了不少，这下子他的寝室就成了马厩。在寝室，刘春伯伯拿出了他的日记本，仔细的记下我们来看他的事情。值得我惊讶地是，刘春伯伯记的很仔细。连我太太的姓名如何写的、年龄、她父亲的姓名和是那个部队的，担任什么职务；我女儿的姓名、小名如何写的、那年出生的、都问清楚后，再记在日记本上。

女儿不愿在房里呆着，太太带她去四合院里去玩了。刘春伯伯说了一些闲话，突然问我：“你了解你的父亲吗？你知道你父亲1940年的处分吗？”我目瞪口呆，一时无法回答。文化大革命时，我见过批判父亲的大字报，但父亲“罪行”太多，只记得说父亲是“脱党份子”，是“叛徒”，是混进党内的走资派，最后还定个“反革命式的走资本主义当权派”。刘春伯伯见我有点茫然，温和的说：“你要了解你的父亲啊。你父亲是个有原则、有水平、有能力的好干部。让我来告诉你事情的真相。”

1940年初，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了伪中华民国政府，大江南北沦陷为日本鬼子及汪伪的腹地，苏北还有国民党的部队占据兴化一带。40年夏季新四军挺进苏北，建立抗日根据地和地方政权，使这个地区的敌、我、友三方的情况十分复杂。有一天内线传出情报，说有据点的鬼子和黄协军一百多人，将到三十多里的A乡去抢粮。不巧的是，这个乡正是我根据地的粮库。消息传来，当地抗日政府立即组织人力连夜转移粮食，同时派出部队前去阻击，战斗就是这样打响了。敌人遭阻击后是边打边进，阻击部队都是临时调来的县大队，战斗力也不强。就这样坚守了一天一夜后，鬼子离A乡只有7-8里路程了。当时上级派父亲去A乡增援，督促地方政府加紧运输粮食。并下了死命令，不让敌人抢走一粒粮。当父亲带了三十多个人赶到A乡时，情况已十分危急。运输队再怎么装，库里还是有一百多担粮食运不走。如再不走，运输队都可能被敌人赶上。父亲一边命令运输队马上转移，一边让二十多个战士前去支援阻击。留下十个战士寻找木柴，就准备放火烧了。这时一个地方政府的干部，带来五六十个当地的老百姓。找到父亲请示，能不能将运不走的粮食，就地清壁藏匿起来。父亲考虑这是一百多担粮食，在那个年代能救活多少人啊。只要不让鬼子抢去，让老百姓拿去也比烧了好。于是让这个地方干部，赶紧将粮食分掉藏起来，谁拿多少写个条，交给那个地方干部，等鬼子走后再交上来。安排完后，父亲带着那十个战士赶紧参加前方阻击战斗去了。

就这样粮食一会就分光了，也藏起来了。藏得还挺好，不但鬼子没找到，就连事后地方政府让他们交粮，都没有几个肯交的，那个年代有粮食就是能活命啊。那个地方干部急红了眼，都动手捆绑和打人了，才交出五六十担，还有七八十担是再也要不回来了。这事情闹大了，加上那个人为了要粮，还动手捆绑打人，激起了民愤。一下子被上级抓了起来，还要枪毙他。就在这时，父亲站了出来，说这事是他同意的，与这个地方干部无关。粮食虽然有损失，但是没有给鬼子抢去。让老百姓拿出吃掉总比烧掉好，这个年头还能救穷人一命。就这样，那个地方干部的命是保住了，但父亲受到组织上严厉的处分：停止党籍，营职降连职。

刘春伯伯讲到这时，情绪有点激动。我为了调节一下气氛，故意说了一句：“噢，我父亲是替人受过。”没想到刘春伯伯听了这句话严肃起来，他说：“你父亲不是替人受过，是替革命受过。我们漫长的革命史中，冤杀了多少好干部啊。”过了一会又接着说：“任务完成了，鬼子没抢去一粒粮。粮食没烧掉，让老百姓拿出吃能救活多少人。关键时刻还挺身救了同志的命，自己背上这样重的处分，还一直为党工作这么多年”刘春伯伯接着告诉我，父亲受了处分后，有些上级也感到不公，但处分已下，不好更改。然后调父亲去抗大学习，42年父亲又重新入党，入党后没多久就派到干部教导队当政委。但是这个处分的确影响了父亲的一生。

回到南京，我和父亲谈了这次去刘春伯伯家的感受，当我说到刘春伯伯讲：“你不是替人受过，是替革命受过。”这句话时。父亲在躺椅上慢慢地闭上了眼，眼泪慢慢地流出眼眶。半天，父亲轻轻地对我说：“我没有你刘春伯伯看的那么远，我就是不能眼睁睁看到自己的同志就这样被枪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