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三公”说到中国如何反经济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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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三公”说到中国反经济危机
对当前我国防范经济危机的一篇通信

2009-1-20  王朋

X老同学：

      跟帖均悉，受教不少（不是客气，对老同学不须客气）。对你所说的“三公”问题，我有如下一些认识。并由此借题发挥，对我国当前的反危机说了一些话。

      “三公”（公款吃喝、公款买车、公款旅游）说来也算是“内需”（公款旅游中的相当部分是“外需”。因为他们到美国等地方旅游，提高了外国的“内需”），但我认为有这样两点应该注意：

      1、“三公”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社会问题，是我党形象问题。因此如果用“三公”反危机，虽然也能增加内需，但社会上无法通过。

      2、即使从纯粹经济学的角度说，“三公”对反危机也作用极小。这是因为，“反危机”的核心目标是促进就业。而促进就业的关键，是支持就业容量大的项目（提示，这里所说的项目，既有创价项目，例如企业、产业，也有非创价项目，例如对低收入群体的社会保障）。然而显然，“三公”都是就业容量很小的项目。

      温家宝总理说，我国当前最大的就业困难群是农民工和大学生。“三公”究竟能增加多少农民工和大学生就业？（且不说这种“增加”的社会成本）。

      由此不免向老同学发发牢骚，就是不太懂我国当前反危机思路：

      首先，反危机的核心目标是促就业。这在任何经济理论和政策、任何国家，都是一致的。而我国的政策目标似乎不是就业，而是增长，所谓“保八”、“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一类。“国十条”，显然看得出来。

      其次，不能简单说“保增长就是保就业”。我想这里有两个原因：

      1、不是一般的增长、而只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增长，才能较充分地保就业

      支持增长的产业，有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劳动密集型产业。只有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增长，才是“保就业”的增长。而我国当前，无论中央或地方，所说的“保增长”使人感到都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因此我认为，我国当前不能简单地说“保增长就是保就业”。

      应该指出，美国当前支持汽车产业反危机，不是从“支持支柱业”、“保增长”的角度、而完全是从“保就业”的角度出发的。在美国，汽车业就业量巨大。而我国呢？和例如农业、中小企业比，汽车业是“高就业”产业吗？我国在当前反危机中居然不是振兴农业、服务业、中小企业，而是振兴汽车业、钢铁业，相对来说都不是高就业产业。

      提示：高就业产业不仅包括产业本身高就业，而且还看就业链。中国的钢铁、汽车等行业的就业链极为漫长。

      “国十条”4万亿导向的大规模基础设置建设和资本密集型产业，有学者说其“三个特点”：产能过剩区、腐败高发区、低就业容量区。

      2、保民生也是保就业

      不须论证。

      从我比较熟悉的西部角度，我觉得“扩需”似可再增若干内容：

      1、两项引导基金。即：

      （1）、西部农村工业引导基金；（2）、民族地区私募股权投资（PE）引导基金

      此处PE指常规PE，不是创业投资（VC），更不是天使投资。

      2、一项补贴基金

      西部农村工业市场补贴基金

      为成长性好的农产品深加工的产品进入超市终端提供“进场费”补贴，还可对上述产品在主流媒体做广告进行补贴。

      上述基金具体的操作方法，这里就不说了。

      我还想说个意见：虽然当前危机深重，但也可适当看看“危机后”。

      我对世界的“危机后”有这样一些感觉：

      1、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可能是短期的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发生巨大的破坏影响。但我认为，危机的破坏力虽然巨大，却不一定意味着延续的时间将拖很久。例如，不会像上世纪70年代的“滞胀”那样，一拖10年。

      危机过后，实体经济的恢复时间要长些。

      依目前材料看，这次金融危机和以往几次特大型危机不同的是，以前的大型危机都是社会运行机制内部自生的，而这次危急却像一次“意外”，好像是由于银行与当局操作的巨大失误引出。与其相似者，好像只有前几年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那是由于货币操作错误使然。

      历史地看，从1825年英国发生世界首次“国家级”经济危机起，1873年经济危机、1929~1933年的“三十年代大危机”、上世纪70年代“停滞膨胀”（所谓“滞胀”），是几次破坏巨大的世界经济危机。但这几次危机，无论原因是否已说明（“滞胀”的原因至今众说纷纭），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就是危机都源于当时社会经济的内生机制。即使“康波”（前苏联康德拉杰夫“长周期”），无论人们是否承认该观点，但“康氏波”机理源于社会经济内生，倒是从无异议。

      如果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真有意外的因素，就可能像人一场急病。虽然严重，但治愈也较快。当然一定会大伤筋骨。

      2、西方新一轮科技革命

      目前国际金融危机及其正在转向实体经济危机，冲击确实剧烈。但另一方面也能看到，这场危机虽属意外，但在它的到来之前和之中，以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为主，新一轮科技革命已经如火如荼地展开。这轮新的科技革命不是已经成熟的互联网，而主要是新材料、新能源、新农业、环保工程、生命科学（比“生物工程”范围宽深得多）等等。

      这轮新的科技革命，对我们最大的警示可能是，在本次危机过后，世界发达地区产业结构将形成“调新、调高、调优”的新的产业格局，她们当前某些产业，例如某些传统的、落后的制造业可能向我国这个“制造业大国”扩散。而我国由于技术落后，更由于制度与文化落后，从而跟不上这轮新的国际产业结构调整，因此将进一步沦为世界的“低端打工仔”。

      3、服务实体产业的金融业更多更深

      国际金融危机袭来，美国五大投行“全军覆没”，确实令人震惊。但现在回想起来，美国当前的金融危机好像有一个特点：凡是出事的，都离实体经济比较远。至少，不是为实体服务、而是以实体的“壳”做金融。次贷危机就是以房产经济为“壳”做金融，结果越做越虚，离真正的房产经济越来越远。“五大投行”也是这样，基本是做证券。至少在中国，好像没见到“五大”中的哪一家将哪项实体项目做好。相反的是，“雷曼兄弟”介入徐工集团，做得多被动，最后还没成功。麦肯锡做实达项目也不漂亮。何况更不必说，这些“五大”所能想的，不过是一些非常成熟、成长性并不太好的大型企业。真正高成长企业、优秀的中国高知识、高成长的中小企业群，“五大”连想都想不到。

      然而反过来说，即使金融危机发展到今天如此深重，可是那些FoF（产业投资的母基金）、PE（私募股权投资）、VC（创业投资）、天使投资等金融机构，只要真的是以产业投资（即：实体投资）为主，则多数都很“健康”，至少目前还没有见到大规模的倒闭潮。

      这使人想到，对西方本轮危机后的新技术革命和产业结构调整，发达国家的金融证券业不但不会萎缩，而且会得到更好、更快的发展。但与目前不同的是，未来发达国家的金融业，将会发生“监管更严格、更贴近实体经济、更注重直接投资”的情况。

      对上述“危机后”的3个估计是否太离谱？但我国应该预有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