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珠三角产业困境求解之一：类香港模式的罪与罚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7/07 10:41:12
第一篇：产业机理篇
2008年11月的东莞樟木头，出现了港人抛售房产的现象。当年花了几十万元买下的房子，现在却只卖10余万元。
樟木头曾经是东莞加工贸易繁荣的一个写照，这个在交通上拥有广深高速、广深高速铁路等便捷条件的小镇，同时也是2000年以来香港工厂北移，香港人大规模在内地置业的重点对象之一。即使是1年多以前，也没有人能够想到，樟木头这样灯红酒绿的城市会迎来这样的萧条。
房价得不到支撑，房东宁卖不租，要拷问人们对地方经济发展的前景信心。简单的说法是大家都不看好了，外来工赚不到钱，不来了；老板赚不到钱，也不想来了。今天这样的结果，翻开历史的迷雾，历史并没有和我们开玩笑，泛珠三角增长模式正在接受前所未有的考验和拷问；而我们今天更深入的探讨泛珠三角增长模式的困境和得失，是为了在未来走出低谷的时候，走少哪怕是一点点弯路。
类香港模式：珠三角产业发展的范例
在樟木头抛售房产的香港人，在记忆上中必然还记得香港经济1970年以来的繁荣辉煌，以及与繁荣并生的困境。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香港在1970年以来开始，从玩具和成衣纺织加工贸易发家，促进整个经济的繁荣。香港地小人多，但巅峰时期外贸经济做到风生水起，外向经济积累的财富数额惊人，成就一批资本大鳄如李嘉诚、霍英东的崛起。加以当1983年起，港英政府启动联系汇率制度，并为高度自由的市场体系提供相对清廉的政府服务，引发国际资本纷纷入港，成就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同期，香港加工制造业开始应大陆改革开放的东风向内地迁移，从1980年代后期开始，一时间造就了南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
我们今天看这个区域增长的范例，可以看到香港的产业沿着深圳-东莞这条码地理脉络一路北上，而逐步完成产业转移的香港和深圳，同时也有成为金融中心（技术中心）的倾向；80年代后期-90年代前期，是香港的加工制造产业向深圳转移；到了2000年后，东莞制造开始发力；20多年来，香港和珠三角在90年代以来依托加工贸易和对外投资启动的经济引擎一直没有改变，实际上是香港模式的经济增长模型在内陆的再复制，直至2006年，深圳东莞乃至整个泛珠三角地区的经济增长都没有脱离这个范畴。
经济的高速增长可以掩盖很多问题，在持续的经济增长背景下，尽管经济增长模式这一机理上存在种种问题，也未得到人们的重视。将时空的指针拨回30年前的香港，我们看到一幅何其相似的画面？
1970年代末80年代初，同样在经历了三十年经济高速增长的背景下，1981年的香港人平均本地生产总值已经达到4 100美元，居亚洲"四小龙"之首，相应的引起工资水平和厂房租金的提高，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成本增加，竞争力减低，1981年，香港如火如荼的开始出现房地产市道低迷，金融业遭到沉重压力，1982年制造业产品出口额和就业率双双下降。而为中国解困的，是中国1982年抛出一国两制顺利过渡的政策，同时开放珠三角内地市场，让香港的产业资本得以向北部广阔的内陆发展。
正由于内迁能够解决长期困扰着香港制造业厂商的土地和劳动力不足的问题，有利于降低成本，扩大生产规模，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因此从1980年开始，港商先是在深圳特区，后来逐渐在整个华南设厂（当然也有些港商在中国内地的其他地方设厂，但数量较少）。
香港制造业大规模内迁的过程也是大规模发展的过程，香港厂商由以前在内地几乎没有任何工业投资活动，迅速冒升为中国内地最大的"外来"工业投资者。众多香港厂商在内地迅速发达的事实，导致了不少香港贸易公司也主动转营或兼营制造业。虽然没有正式的官方统计，但根据香港贸易发展局援引的估计数字，1996年港商在华南开设的工厂已经达到40万家，雇用员工超过500万人`。仅仅在广东省珠江三角洲地区，港商的制造业投资就达到600亿港元，雇用员工400多万人，间接为港资公司及其员工服务的人员还有约100万人。这个庞大的数字虽然早就过时了，不过仍然可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明了香港模式在珠三角的产业发展中的主导地位。
类香港模式的罪与罚
回顾珠三角乃至内陆地区近30年来的经济发展，我们很难说得清，香港模式对内地经济增长模式的影响到底有多深远。从简单层面上看，香港到内陆的产业转移可以简单化为以出口主导型的制造业先行启动，然后拉动当地金融、旅游、房地产、物流、第三产业的发展。有实业，经济才有支撑力，这是真正的经济发展经验。但当前不少经济学者、政府官员却认为房地产才是经济增长的驱动力，这完全是不懂得经济发展内在模式的表现。
而要更深入的看的话，问题会变得很复杂：值得注意的是，香港的经济增长路径可能对后期承接了制造业转移的地区，比如深圳、东莞等地，都有着根深蒂固的路径影响。无论是业界人士还是经济学界、还是政府官员，都会在潜意识中将香港模式当做金科玉律，在城市产业建设中，也会将香港模式当做一个潜在的范例来学习、模仿。但香港模式本身是有着极大的缺陷的，在始于战后的经济发展史中，香港由于科技实力不强，在产业发展过程中，它的路径是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延伸的，以李嘉诚为例，早期以胶花起家，后期主力发展地产，进而多元化进军。直到1980年后期，港府大力发展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培育出一批亚洲一流大学，吸引人才来港，这才在真正意义上给香港的产业结构补上了重要的一课;即便如此，由于土地及劳动力不足这两个问题暂时得到解决，很多香港厂商热衷于产业转移而不是转型，已经不再感觉到改进生产技术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这种安于现状的心态，使他们停留在中间工序和较低的科技水平上，从而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吃了苦头。
在珠三角城市的“模仿”之中，可以说，我们很不幸的看到了香港模式几乎100%的克隆，但独独没有克隆香港政府自身的作为。和当年香港高度开放的自由市场、完善金融机制、最小政府的角色定位以及在法治、廉政、公共服务等方面的突出表现不同，珠三角城市政府在以上方面的表现可以说很差。那些依靠克隆“香港模式”，搞引资招商，加工贸易达到经济增长的地方政府，在某种意义上是懒政的政府，虽然政府收入飞速上升，但相应的公共服务没有上去；这对于企业的整体抗风险能力来说是没有帮助的。深圳在逐步转移产业的时候，就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启动自主创新战略，但在珠三角产业链中，深圳也并没有能够独善其身。这一情况有多严重，恐怕很难得到确切的数据。
以出口需求为主导的产业结构，最大的问题是对外部需求的依赖性极高。在本次金融危机冲击中，香港和美元挂钩的联系汇率制度以及自由兑换的货币体系、与国际期货市场高度接轨的金融产品市场，都让香港在金融冲击中损失惨重。在稍早之前资产泡沫暴涨的2007年，香港的资本也不可避免的进入了资产暴涨的陷阱。至于产业本身将遇到的困难，想必已经不用详细说明了。
回到今天的珠三角，我们也已经无法再孤立的将香港和内陆区分开来，这是什么意思呢？从区域产业链角度来看，香港、深圳占据了整个珠三角区域出口经济的主导地位，不仅仅有加工贸易，更有技术、设计创新和金融服务平台；而更多的珠三角地区制造业依然是依靠成本优势来赢得竞争优势。处于不同的产业链条，转型的能力也不同。相比之下，早已经空心化的香港和已经逐步形成产业多点发展趋势的深圳有更强大产业支撑力；但最大的难题是，面对巨大的外部冲击，珠三角地区的应对措施是分散的，也是缺乏协作的，本身在产业链各位置的城市的地方政府都会有冲动，做出“你活不如我活”的策略；这种情况虽然并不明显，但这说明一点，在珠三角一盘棋的大格局下，各城市联手行动已经越来越成为可能的最优策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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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rostalsan 回复日期：2008-11-26 15:13:37
珠三角产业困境求解之二：振提经济信心不能否认现实
珠三角产业困境求解之二：振提经济信心不能否认现实
政府治理篇
近日,官员发表言论指出广东企业大规模倒闭不是事实,官员引述来自广东省各地中小企业行政主管部门上报的企业关闭情况数据指出，全省1-9月企业关闭总数为7148家。关闭企业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地区，其中关闭数量较多的地市分别是东莞市1464家、中山市956家、珠海市709家、深圳市704家、汕尾市587家、佛山市526家以及潮州市432家。
这个数字让人感到疑惑：难道金融海啸袭来，中国的加工出口业仅仅是打了个喷嚏？作为为宏观经济体系中对信息掌握最为完全的调控者，政府希望通过手中数据振提经济信心的用心良苦是可以了解的。但是，振提经济毕竟不能靠喊口号；正在受到银根紧缩困扰的企业所希望听到的，也不是同行倒闭了2万还是7000，而是政府能为他们做到什么？
数字游戏并不可取
然而遗憾的是，我们看到的数字，让我们心里没底。先来看看珠三角地区的企业情况吧。2007年香港工业总会的调查研究结果显示，港资企业占珠三角全部外资企业的72%，另外，在珠三角有半数的制造企业属于港资或有港资参与，估计这批企业共开设5.7万家工厂，雇有工人960万，其中以香港为基地的“三资”企业共雇有500万人，其他合同形式的企业雇有460万人。当时的研究结果显示，对于这些企业来说，香港只作为资金来源地，“店”与“厂”均设在珠三角九大城市，但借助先进的通讯网络及粤港两地通关的便利，在进出口服务、物流、客户关系、零售批发等则高度利用香港的自由港优势。
那么这批企业目前遭遇的困境是什么呢？用香港工业总会的数据来看，这批企业可能有1/4熬不过寒冬。从上面港资企业约占珠三角制造业50%的总量来看，珠三角制造业约12-14万家工厂，受影响比率15%-20%来推算，应该是2-3万家工厂受到极端的影响，（指倒闭，停产）；当然，这也意味着最少200-300万低端劳动力的失业。
从另一个角度，贸易数字来看，结论是相仿的。刚刚闭幕的2008年广交会，组委会提供的数据显示，本届广交会，出口成交额累计315.5亿美元。；而在一年前的第102届广交会上，出口成交额为374.5亿美元。这意味着，本届广交会的出口降幅高达20%.这20%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上述的数万企业要减少超过60亿美元即400多亿的生意；这是真金白银的缩水。这个影响下来，假设全行业普遍裁员，再对应企业倒闭10-15%，并不过分。
至于官方数据和民众现实印象的落差，那也是很简单就可以解释的逻辑。剔除报喜不报忧，报忧往小处报的惯性官僚行为的作祟，我们应该注意到，官方数据中的统计口径是“关闭”，这是一个非常不严谨的词，更严谨的说，应该是倒闭、停产、裁员；但众所周知，停产或者半停产，企业的壳还在，这些在官方看来，算不算“关闭”呢？还有低端劳动力的失业，我们在就业率数字上又把握了多少呢？
振提信心首先要正视现实
作为民众，我们也理解政府希望振提社会对经济前景信心的用意，但政府作为真正手握重金和政策利器的机构，切不可嘴上过分乐观，行动难见踪影。比如广东省通过的，用于引导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省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从今年起三年内每年投入1.8亿元扶持中小企业。但1.8亿能做什么呢？1.8亿不过是几个小企业一年的营业额，分摊到哪怕是一千个“比较强”的中小企业头上，也不过是每个企业10万，发工资都不够。相比于广东地区豪言壮语抛出的动辄过千亿上万亿的公共投资方案来说，1.8亿不过是做做样子。这种残酷的现实说明，中小企业已经陷入“无人伸出援手”的境地。
近邻香港在这方面则做出了值得内地珠三角城市群学习的榜样，香港针对金融危机对中小港企的金融支援额度达到150-200亿港元，雪中送炭，可能真的能帮助一些企业熬过这个冬天。
从另一个角度看官方披露的数据，同样可以看到值得我们忧虑的一面。引述广东省中小企业局局长刘焕泉同期披露的数据，今年1－9月，全省中小工业完成增加值8079.7亿元，占全省工业增加值的72.8%。这说明广东、珠三角的经济活力在于民营企业。而民营经济缴纳税金1726.7亿元，同比增长35.2%，占广东财政总收入的25.7%，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过快增长的税赋对珠三角产业中的民营经济产生了极为严重的抽血作用，或许，正如官员所言，“中小企业抗风险能力确实是强”，但实际上很可能的是，政府之前过重的税赋，已经降低了中小企业在现金流方面的抗风险能力，被津津乐道的税收增长，才是紧接着金融海啸后面给中小企业的致命一棒。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看珠三角产业如何摆脱困境，是绝对不可能摆脱政府的影响因素。政府提出的1.2万亿投资方案确实很壮观，但万亿方案能不能给中小企业、给广大初级劳动力带来福音，从目前的情况看，政府的思路有问题，对中小企业的重视根本停留在嘴上，将中小企业视为“落后产业”的观点也大有市场，由此，笔者不得不做一次乌鸦嘴：广东数万中小企业的情况非常非常的不乐观，数百万上千万的外来工情况非常非常不乐观！
作者：rostalsan 回复日期：2008-11-26 15:14:30
珠三角产业困境求解之就业篇：百千万人的就业彷徨
珠三角的就业问题是复杂大问题。不过大问题可以简化归结成三个小问题，如果官员能够解答这三个问题，那么证明他们对目前的产业困境造成的就业威胁是有充分的了解的:
第一，珠三角抵御经济衰退，外部需求下降在多大程度上造成了影响？
第二，珠三角的产业升级，所谓的腾笼换鸟，对官方眼中“落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多大程度形成影响？
第三, 新劳动法造成的劳动力价格刚性，在多大程度上造成了影响？
为了把问题说得更清楚，上面第一个问题对应的是珠三角的产业结构还有劳动力需求的刚性和弹性。第二个问题对应的是产业升级中政府采取的挤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政策影响；第三个问题是关乎新劳动法和工资水平，以及广东的就业政策问题。
（1）外部需求下降冲击珠三角就业
以深圳、广州两大核心城市作为引擎，东莞、中山、佛山为制造业外围形成的外向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从1980年代后期，以香港加工贸易型产业内迁的模式发展壮大，并在2000年前后开始转型为庞大的电子产业集群。目前形成了一条庞大的电子产业链条。这条链条突出的产业特征可以用雄踞深圳龙华的台湾企业富士康（鸿富锦）来描述：
它是全球最大的代工企业，为APPLE IPHONE、华硕等代工，代表全球消费科技品生产上的最高水准；它在高峰期拥有接近20万人的庞大雇员，是劳动密集型的高科技生产企业的代表；它同时是深圳出口数额最大的企业，也是产业链中的核心，带动相关产业链上过百万人的就业。
这条产业链正常状态运作下的情况，大概在行业内的人深有体会：工厂里面的工人一般是做12-14个小时，一周6天工作；遇到订单满的时候，往往是加班加点赶订单，一年到头难得休息。而这种状况，是在最近的两三个月内发生了变化,深圳宝安、东莞的小老板们发现，上游的订单少了——这是让每一个老板都害怕的局面，不是订单被人抢了，而是大家的订单都少了。
整个产业链缺了源头，工人从每周6天工作变成周末双休，工资也从拿基本工资+加班工资变成了拿基本工资；工人的实际收入下降应该是在30%左右。珠三角生活成本高，这点微薄的工资只能是“月光”，很多人赚不到钱就只有走人。
从整个珠三角来说，就业的影响是从产业链条内部到外部传递的；简单来说，从制造业为核心的工业传递到服务业。这个逻辑也很简单，上面说到的外来工，月入1500的话，大概有1200都要传递到当地的衣食住行娱乐上，带旺当地的服务业。所以，制造业创造的一块钱利润是经济源头，可以带动当地经济至少2-3块钱的GDP；这个效应经济学上叫做乘数效应。
这个影响对于产业链上的就业影响到底有多大，估计政府自己心中都没有底。一是因为很多企业是作坊式的，政府管不到；二是很多企业为了规避新劳动法对离职的规定，采取了隐性失业的办法；三是数据本身具有滞后性，我们看到的情况往往比真实的情况要好。能够粗略估算的数据，唯有火车站的人流数据和跨省客运的流量数据。
根据深圳宝安区最新出炉的宝安企业劳动力成本调查分析报告统计，2007年，宝安企业用工平均每个企业雇佣员工307.59人；；2008年，宝安区企业用工规模则出现了小幅下降，平均每个企业职工数目为291.52人。裁员比率约为5%。
从人口量来看，广东全省有户籍人口7900万，常住半年以上的流动人口3100多万，总人口达到1.1亿，另外还有半年以下的流动人口1100万。户籍人口和流动人口比例达到2：1.而半年以下的1100万流动人口，可以说是最大的变数。按4000万人裁员比例5%，就是200万人失业；按每人月收入平均下降300，消费能力相应下降300计算，1100万人减薪就造成了高达一年300多亿的内需下降，算乘数的话，还得再乘于2-3的系数。具体到底有多少人、多少GDP会受到影响，政府官员们可以用自己手中的数据算一算。
（2）腾笼换鸟或导致绝对性失业
广东的产业政策在此前的几年内非常明晰的提出要自主创新，要产业升级。这个产业升级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要引进高附加值的“先进”产业；二是要把低附加值的“落后”产业转移出去。
这种产业政策的导向，应该说是很明确的表明了政府对未来珠三角的产业结构的表态。但是产业转移到底是怎么转的？产业转移的后果是什么，这些问题的思考和研究没有落实到细节处，会导致产业政策在方向性上出现谬误。
鼓励产业升级是没有问题的,高附加值人人乐见，但产业经济学上，产业升级并不是一定要伴随产业转移，这一点政府没有搞清楚，很遗憾，连为政府谋言的高校也没搞得很清楚。在这个问题上，学者们要请教一下小老板，鼓吹产业转移前一定要想清楚；从市场经济的原理来说，过于强调政府在产业转移过程中的作用是非常危险的；从根本意义上说，是对市场的过度干预。
小老板们也许并不懂产业转移，但是他们最清楚企业的生死存亡。以电子行业中最基础的PCB板行业来说，笔者日前遇到的一位郑老板就有这么一番认识：单一个厂转移去其他地方，一定不干，至少他上游有5家以上的厂同时转移，下游也有5-6家厂转移，这才有搞头。逻辑上也很简单，如果只有一家大厂当带头大哥，带着一群小厂转移，那么对于小厂来说，日后的生存对大厂依赖度就高了，大厂一个不高兴就可以通过取消订单来搞垮小厂——一旦转移，整个产业链条上的生态都会发生改变；对于大部分小厂来说，宁可裁员倒闭死亡也不会去主动转移的。
此外，从劳动者技能、产业机理来说，这些具有高度刚性的东西导致产业转移是难以做到的——苦力工干不了技术活。如果政府强硬上马推动产业转移，特别是在错误的产业经济政策指导下逼着劳动密集型企业迁出，那么，一方面会加剧目前的结构性失业；另一方面可能会催动目前的结构性失业向绝对性失业转变。
再次强调观点：产业没有绝对意义的先进落后，广东的产业转型应尽量少提产业转移,产业升级是没有问题的,但如何升级一定要想清楚。
（3）新劳动法是怎么样的一道坎？
新劳动法最大的障碍在于，它令企业通过劳动力调整成本的空间大大缩小。
根据宝安企业劳动力成本调查分析报告显示，年营业额数据分析发现，2005年，平均每个企业年营业额为5550.51万元；2008年上半年，企业平均营业额为3254.97万元。但从企业年平均利润分析，宝安企业存在利润下降现象，2005年，企业平均年利润292.27万元；到今年上半年，企业平均利润额仅为99.52万元。报告认为，2008年，宝安企业人工成本的上涨，主要是受单位人工成本支出上涨影响，其上涨速度超过了企业利润的增长。
从企业的角度看，2008年1月1日开始施行的新《劳动合同法》，对劳动者福利有了进一步明确规定，企业为支付员工加班工资的费用因此有所提升。这只能说明在过往的产业生态中，企业的高速增长有很大一部分是通过压缩劳工福利而得到的。这固然有劳动力大量供应的问题，但也有政府高度放松，对企业的违法用工不闻不问的问题。
从学理上讲，必须承认，新劳动法造成的劳动力价格刚性，让很多企业吃不消，客观上是提高了企业的运营成本。经济学上说，最低工资制度加剧失业，这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像某些官员说的那样，影响大到了“让企业倒掉”的底部，那这也正好说明了原本的产业生态中，企业的增长模式是有问题的。目前，我们可以期待新劳动法在严峻的就业环境中做出某种让步，但这绝对不是让某些政府官员和企业结成联盟，用更黑心的办法来剥削劳动力的理由。逻辑很简单，不是经济学的理由而是社会政治伦理上的道义：政府应该是弱者的政府，维护弱者最基本的生存权利是政府的责任。
2008年11月的东莞樟木头，出现了港人抛售房产的现象。当年花了几十万元买下的房子，现在却只卖10余万元。
樟木头曾经是东莞加工贸易繁荣的一个写照，这个在交通上拥有广深高速、广深高速铁路等便捷条件的小镇，同时也是2000年以来香港工厂北移，香港人大规模在内地置业的重点对象之一。即使是1年多以前，也没有人能够想到，樟木头这样灯红酒绿的城市会迎来这样的萧条。
房价得不到支撑，房东宁卖不租，要拷问人们对地方经济发展的前景信心。简单的说法是大家都不看好了，外来工赚不到钱，不来了；老板赚不到钱，也不想来了。今天这样的结果，翻开历史的迷雾，历史并没有和我们开玩笑，泛珠三角增长模式正在接受前所未有的考验和拷问；而我们今天更深入的探讨泛珠三角增长模式的困境和得失，是为了在未来走出低谷的时候，走少哪怕是一点点弯路。
类香港模式：珠三角产业发展的范例
在樟木头抛售房产的香港人，在记忆上中必然还记得香港经济1970年以来的繁荣辉煌，以及与繁荣并生的困境。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香港在1970年以来开始，从玩具和成衣纺织加工贸易发家，促进整个经济的繁荣。香港地小人多，但巅峰时期外贸经济做到风生水起，外向经济积累的财富数额惊人，成就一批资本大鳄如李嘉诚、霍英东的崛起。加以当1983年起，港英政府启动联系汇率制度，并为高度自由的市场体系提供相对清廉的政府服务，引发国际资本纷纷入港，成就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同期，香港加工制造业开始应大陆改革开放的东风向内地迁移，从1980年代后期开始，一时间造就了南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
我们今天看这个区域增长的范例，可以看到香港的产业沿着深圳-东莞这条码地理脉络一路北上，而逐步完成产业转移的香港和深圳，同时也有成为金融中心（技术中心）的倾向；80年代后期-90年代前期，是香港的加工制造产业向深圳转移；到了2000年后，东莞制造开始发力；20多年来，香港和珠三角在90年代以来依托加工贸易和对外投资启动的经济引擎一直没有改变，实际上是香港模式的经济增长模型在内陆的再复制，直至2006年，深圳东莞乃至整个泛珠三角地区的经济增长都没有脱离这个范畴。
经济的高速增长可以掩盖很多问题，在持续的经济增长背景下，尽管经济增长模式这一机理上存在种种问题，也未得到人们的重视。将时空的指针拨回30年前的香港，我们看到一幅何其相似的画面？
1970年代末80年代初，同样在经历了三十年经济高速增长的背景下，1981年的香港人平均本地生产总值已经达到4 100美元，居亚洲"四小龙"之首，相应的引起工资水平和厂房租金的提高，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成本增加，竞争力减低，1981年，香港如火如荼的开始出现房地产市道低迷，金融业遭到沉重压力，1982年制造业产品出口额和就业率双双下降。而为中国解困的，是中国1982年抛出一国两制顺利过渡的政策，同时开放珠三角内地市场，让香港的产业资本得以向北部广阔的内陆发展。
正由于内迁能够解决长期困扰着香港制造业厂商的土地和劳动力不足的问题，有利于降低成本，扩大生产规模，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因此从1980年开始，港商先是在深圳特区，后来逐渐在整个华南设厂（当然也有些港商在中国内地的其他地方设厂，但数量较少）。
香港制造业大规模内迁的过程也是大规模发展的过程，香港厂商由以前在内地几乎没有任何工业投资活动，迅速冒升为中国内地最大的"外来"工业投资者。众多香港厂商在内地迅速发达的事实，导致了不少香港贸易公司也主动转营或兼营制造业。虽然没有正式的官方统计，但根据香港贸易发展局援引的估计数字，1996年港商在华南开设的工厂已经达到40万家，雇用员工超过500万人`。仅仅在广东省珠江三角洲地区，港商的制造业投资就达到600亿港元，雇用员工400多万人，间接为港资公司及其员工服务的人员还有约100万人。这个庞大的数字虽然早就过时了，不过仍然可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明了香港模式在珠三角的产业发展中的主导地位。
类香港模式的罪与罚
回顾珠三角乃至内陆地区近30年来的经济发展，我们很难说得清，香港模式对内地经济增长模式的影响到底有多深远。从简单层面上看，香港到内陆的产业转移可以简单化为以出口主导型的制造业先行启动，然后拉动当地金融、旅游、房地产、物流、第三产业的发展。有实业，经济才有支撑力，这是真正的经济发展经验。但当前不少经济学者、政府官员却认为房地产才是经济增长的驱动力，这完全是不懂得经济发展内在模式的表现。
而要更深入的看的话，问题会变得很复杂：值得注意的是，香港的经济增长路径可能对后期承接了制造业转移的地区，比如深圳、东莞等地，都有着根深蒂固的路径影响。无论是业界人士还是经济学界、还是政府官员，都会在潜意识中将香港模式当做金科玉律，在城市产业建设中，也会将香港模式当做一个潜在的范例来学习、模仿。但香港模式本身是有着极大的缺陷的，在始于战后的经济发展史中，香港由于科技实力不强，在产业发展过程中，它的路径是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延伸的，以李嘉诚为例，早期以胶花起家，后期主力发展地产，进而多元化进军。直到1980年后期，港府大力发展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培育出一批亚洲一流大学，吸引人才来港，这才在真正意义上给香港的产业结构补上了重要的一课;即便如此，由于土地及劳动力不足这两个问题暂时得到解决，很多香港厂商热衷于产业转移而不是转型，已经不再感觉到改进生产技术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这种安于现状的心态，使他们停留在中间工序和较低的科技水平上，从而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吃了苦头。
在珠三角城市的“模仿”之中，可以说，我们很不幸的看到了香港模式几乎100%的克隆，但独独没有克隆香港政府自身的作为。和当年香港高度开放的自由市场、完善金融机制、最小政府的角色定位以及在法治、廉政、公共服务等方面的突出表现不同，珠三角城市政府在以上方面的表现可以说很差。那些依靠克隆“香港模式”，搞引资招商，加工贸易达到经济增长的地方政府，在某种意义上是懒政的政府，虽然政府收入飞速上升，但相应的公共服务没有上去；这对于企业的整体抗风险能力来说是没有帮助的。深圳在逐步转移产业的时候，就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启动自主创新战略，但在珠三角产业链中，深圳也并没有能够独善其身。这一情况有多严重，恐怕很难得到确切的数据。
以出口需求为主导的产业结构，最大的问题是对外部需求的依赖性极高。在本次金融危机冲击中，香港和美元挂钩的联系汇率制度以及自由兑换的货币体系、与国际期货市场高度接轨的金融产品市场，都让香港在金融冲击中损失惨重。在稍早之前资产泡沫暴涨的2007年，香港的资本也不可避免的进入了资产暴涨的陷阱。至于产业本身将遇到的困难，想必已经不用详细说明了。
回到今天的珠三角，我们也已经无法再孤立的将香港和内陆区分开来，这是什么意思呢？从区域产业链角度来看，香港、深圳占据了整个珠三角区域出口经济的主导地位，不仅仅有加工贸易，更有技术、设计创新和金融服务平台；而更多的珠三角地区制造业依然是依靠成本优势来赢得竞争优势。处于不同的产业链条，转型的能力也不同。相比之下，早已经空心化的香港和已经逐步形成产业多点发展趋势的深圳有更强大产业支撑力；但最大的难题是，面对巨大的外部冲击，珠三角地区的应对措施是分散的，也是缺乏协作的，本身在产业链各位置的城市的地方政府都会有冲动，做出“你活不如我活”的策略；这种情况虽然并不明显，但这说明一点，在珠三角一盘棋的大格局下，各城市联手行动已经越来越成为可能的最优策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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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rostalsan 回复日期：2008-11-26 15:13:37
珠三角产业困境求解之二：振提经济信心不能否认现实
珠三角产业困境求解之二：振提经济信心不能否认现实
政府治理篇
近日,官员发表言论指出广东企业大规模倒闭不是事实,官员引述来自广东省各地中小企业行政主管部门上报的企业关闭情况数据指出，全省1-9月企业关闭总数为7148家。关闭企业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地区，其中关闭数量较多的地市分别是东莞市1464家、中山市956家、珠海市709家、深圳市704家、汕尾市587家、佛山市526家以及潮州市432家。
这个数字让人感到疑惑：难道金融海啸袭来，中国的加工出口业仅仅是打了个喷嚏？作为为宏观经济体系中对信息掌握最为完全的调控者，政府希望通过手中数据振提经济信心的用心良苦是可以了解的。但是，振提经济毕竟不能靠喊口号；正在受到银根紧缩困扰的企业所希望听到的，也不是同行倒闭了2万还是7000，而是政府能为他们做到什么？
数字游戏并不可取
然而遗憾的是，我们看到的数字，让我们心里没底。先来看看珠三角地区的企业情况吧。2007年香港工业总会的调查研究结果显示，港资企业占珠三角全部外资企业的72%，另外，在珠三角有半数的制造企业属于港资或有港资参与，估计这批企业共开设5.7万家工厂，雇有工人960万，其中以香港为基地的“三资”企业共雇有500万人，其他合同形式的企业雇有460万人。当时的研究结果显示，对于这些企业来说，香港只作为资金来源地，“店”与“厂”均设在珠三角九大城市，但借助先进的通讯网络及粤港两地通关的便利，在进出口服务、物流、客户关系、零售批发等则高度利用香港的自由港优势。
那么这批企业目前遭遇的困境是什么呢？用香港工业总会的数据来看，这批企业可能有1/4熬不过寒冬。从上面港资企业约占珠三角制造业50%的总量来看，珠三角制造业约12-14万家工厂，受影响比率15%-20%来推算，应该是2-3万家工厂受到极端的影响，（指倒闭，停产）；当然，这也意味着最少200-300万低端劳动力的失业。
从另一个角度，贸易数字来看，结论是相仿的。刚刚闭幕的2008年广交会，组委会提供的数据显示，本届广交会，出口成交额累计315.5亿美元。；而在一年前的第102届广交会上，出口成交额为374.5亿美元。这意味着，本届广交会的出口降幅高达20%.这20%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上述的数万企业要减少超过60亿美元即400多亿的生意；这是真金白银的缩水。这个影响下来，假设全行业普遍裁员，再对应企业倒闭10-15%，并不过分。
至于官方数据和民众现实印象的落差，那也是很简单就可以解释的逻辑。剔除报喜不报忧，报忧往小处报的惯性官僚行为的作祟，我们应该注意到，官方数据中的统计口径是“关闭”，这是一个非常不严谨的词，更严谨的说，应该是倒闭、停产、裁员；但众所周知，停产或者半停产，企业的壳还在，这些在官方看来，算不算“关闭”呢？还有低端劳动力的失业，我们在就业率数字上又把握了多少呢？
振提信心首先要正视现实
作为民众，我们也理解政府希望振提社会对经济前景信心的用意，但政府作为真正手握重金和政策利器的机构，切不可嘴上过分乐观，行动难见踪影。比如广东省通过的，用于引导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省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从今年起三年内每年投入1.8亿元扶持中小企业。但1.8亿能做什么呢？1.8亿不过是几个小企业一年的营业额，分摊到哪怕是一千个“比较强”的中小企业头上，也不过是每个企业10万，发工资都不够。相比于广东地区豪言壮语抛出的动辄过千亿上万亿的公共投资方案来说，1.8亿不过是做做样子。这种残酷的现实说明，中小企业已经陷入“无人伸出援手”的境地。
近邻香港在这方面则做出了值得内地珠三角城市群学习的榜样，香港针对金融危机对中小港企的金融支援额度达到150-200亿港元，雪中送炭，可能真的能帮助一些企业熬过这个冬天。
从另一个角度看官方披露的数据，同样可以看到值得我们忧虑的一面。引述广东省中小企业局局长刘焕泉同期披露的数据，今年1－9月，全省中小工业完成增加值8079.7亿元，占全省工业增加值的72.8%。这说明广东、珠三角的经济活力在于民营企业。而民营经济缴纳税金1726.7亿元，同比增长35.2%，占广东财政总收入的25.7%，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过快增长的税赋对珠三角产业中的民营经济产生了极为严重的抽血作用，或许，正如官员所言，“中小企业抗风险能力确实是强”，但实际上很可能的是，政府之前过重的税赋，已经降低了中小企业在现金流方面的抗风险能力，被津津乐道的税收增长，才是紧接着金融海啸后面给中小企业的致命一棒。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看珠三角产业如何摆脱困境，是绝对不可能摆脱政府的影响因素。政府提出的1.2万亿投资方案确实很壮观，但万亿方案能不能给中小企业、给广大初级劳动力带来福音，从目前的情况看，政府的思路有问题，对中小企业的重视根本停留在嘴上，将中小企业视为“落后产业”的观点也大有市场，由此，笔者不得不做一次乌鸦嘴：广东数万中小企业的情况非常非常的不乐观，数百万上千万的外来工情况非常非常不乐观！
作者：rostalsan 回复日期：2008-11-26 15:14:30
珠三角产业困境求解之就业篇：百千万人的就业彷徨
珠三角的就业问题是复杂大问题。不过大问题可以简化归结成三个小问题，如果官员能够解答这三个问题，那么证明他们对目前的产业困境造成的就业威胁是有充分的了解的:
第一，珠三角抵御经济衰退，外部需求下降在多大程度上造成了影响？
第二，珠三角的产业升级，所谓的腾笼换鸟，对官方眼中“落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多大程度形成影响？
第三, 新劳动法造成的劳动力价格刚性，在多大程度上造成了影响？
为了把问题说得更清楚，上面第一个问题对应的是珠三角的产业结构还有劳动力需求的刚性和弹性。第二个问题对应的是产业升级中政府采取的挤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政策影响；第三个问题是关乎新劳动法和工资水平，以及广东的就业政策问题。
（1）外部需求下降冲击珠三角就业
以深圳、广州两大核心城市作为引擎，东莞、中山、佛山为制造业外围形成的外向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从1980年代后期，以香港加工贸易型产业内迁的模式发展壮大，并在2000年前后开始转型为庞大的电子产业集群。目前形成了一条庞大的电子产业链条。这条链条突出的产业特征可以用雄踞深圳龙华的台湾企业富士康（鸿富锦）来描述：
它是全球最大的代工企业，为APPLE IPHONE、华硕等代工，代表全球消费科技品生产上的最高水准；它在高峰期拥有接近20万人的庞大雇员，是劳动密集型的高科技生产企业的代表；它同时是深圳出口数额最大的企业，也是产业链中的核心，带动相关产业链上过百万人的就业。
这条产业链正常状态运作下的情况，大概在行业内的人深有体会：工厂里面的工人一般是做12-14个小时，一周6天工作；遇到订单满的时候，往往是加班加点赶订单，一年到头难得休息。而这种状况，是在最近的两三个月内发生了变化,深圳宝安、东莞的小老板们发现，上游的订单少了——这是让每一个老板都害怕的局面，不是订单被人抢了，而是大家的订单都少了。
整个产业链缺了源头，工人从每周6天工作变成周末双休，工资也从拿基本工资+加班工资变成了拿基本工资；工人的实际收入下降应该是在30%左右。珠三角生活成本高，这点微薄的工资只能是“月光”，很多人赚不到钱就只有走人。
从整个珠三角来说，就业的影响是从产业链条内部到外部传递的；简单来说，从制造业为核心的工业传递到服务业。这个逻辑也很简单，上面说到的外来工，月入1500的话，大概有1200都要传递到当地的衣食住行娱乐上，带旺当地的服务业。所以，制造业创造的一块钱利润是经济源头，可以带动当地经济至少2-3块钱的GDP；这个效应经济学上叫做乘数效应。
这个影响对于产业链上的就业影响到底有多大，估计政府自己心中都没有底。一是因为很多企业是作坊式的，政府管不到；二是很多企业为了规避新劳动法对离职的规定，采取了隐性失业的办法；三是数据本身具有滞后性，我们看到的情况往往比真实的情况要好。能够粗略估算的数据，唯有火车站的人流数据和跨省客运的流量数据。
根据深圳宝安区最新出炉的宝安企业劳动力成本调查分析报告统计，2007年，宝安企业用工平均每个企业雇佣员工307.59人；；2008年，宝安区企业用工规模则出现了小幅下降，平均每个企业职工数目为291.52人。裁员比率约为5%。
从人口量来看，广东全省有户籍人口7900万，常住半年以上的流动人口3100多万，总人口达到1.1亿，另外还有半年以下的流动人口1100万。户籍人口和流动人口比例达到2：1.而半年以下的1100万流动人口，可以说是最大的变数。按4000万人裁员比例5%，就是200万人失业；按每人月收入平均下降300，消费能力相应下降300计算，1100万人减薪就造成了高达一年300多亿的内需下降，算乘数的话，还得再乘于2-3的系数。具体到底有多少人、多少GDP会受到影响，政府官员们可以用自己手中的数据算一算。
（2）腾笼换鸟或导致绝对性失业
广东的产业政策在此前的几年内非常明晰的提出要自主创新，要产业升级。这个产业升级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要引进高附加值的“先进”产业；二是要把低附加值的“落后”产业转移出去。
这种产业政策的导向，应该说是很明确的表明了政府对未来珠三角的产业结构的表态。但是产业转移到底是怎么转的？产业转移的后果是什么，这些问题的思考和研究没有落实到细节处，会导致产业政策在方向性上出现谬误。
鼓励产业升级是没有问题的,高附加值人人乐见，但产业经济学上，产业升级并不是一定要伴随产业转移，这一点政府没有搞清楚，很遗憾，连为政府谋言的高校也没搞得很清楚。在这个问题上，学者们要请教一下小老板，鼓吹产业转移前一定要想清楚；从市场经济的原理来说，过于强调政府在产业转移过程中的作用是非常危险的；从根本意义上说，是对市场的过度干预。
小老板们也许并不懂产业转移，但是他们最清楚企业的生死存亡。以电子行业中最基础的PCB板行业来说，笔者日前遇到的一位郑老板就有这么一番认识：单一个厂转移去其他地方，一定不干，至少他上游有5家以上的厂同时转移，下游也有5-6家厂转移，这才有搞头。逻辑上也很简单，如果只有一家大厂当带头大哥，带着一群小厂转移，那么对于小厂来说，日后的生存对大厂依赖度就高了，大厂一个不高兴就可以通过取消订单来搞垮小厂——一旦转移，整个产业链条上的生态都会发生改变；对于大部分小厂来说，宁可裁员倒闭死亡也不会去主动转移的。
此外，从劳动者技能、产业机理来说，这些具有高度刚性的东西导致产业转移是难以做到的——苦力工干不了技术活。如果政府强硬上马推动产业转移，特别是在错误的产业经济政策指导下逼着劳动密集型企业迁出，那么，一方面会加剧目前的结构性失业；另一方面可能会催动目前的结构性失业向绝对性失业转变。
再次强调观点：产业没有绝对意义的先进落后，广东的产业转型应尽量少提产业转移,产业升级是没有问题的,但如何升级一定要想清楚。
（3）新劳动法是怎么样的一道坎？
新劳动法最大的障碍在于，它令企业通过劳动力调整成本的空间大大缩小。
根据宝安企业劳动力成本调查分析报告显示，年营业额数据分析发现，2005年，平均每个企业年营业额为5550.51万元；2008年上半年，企业平均营业额为3254.97万元。但从企业年平均利润分析，宝安企业存在利润下降现象，2005年，企业平均年利润292.27万元；到今年上半年，企业平均利润额仅为99.52万元。报告认为，2008年，宝安企业人工成本的上涨，主要是受单位人工成本支出上涨影响，其上涨速度超过了企业利润的增长。
从企业的角度看，2008年1月1日开始施行的新《劳动合同法》，对劳动者福利有了进一步明确规定，企业为支付员工加班工资的费用因此有所提升。这只能说明在过往的产业生态中，企业的高速增长有很大一部分是通过压缩劳工福利而得到的。这固然有劳动力大量供应的问题，但也有政府高度放松，对企业的违法用工不闻不问的问题。
从学理上讲，必须承认，新劳动法造成的劳动力价格刚性，让很多企业吃不消，客观上是提高了企业的运营成本。经济学上说，最低工资制度加剧失业，这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像某些官员说的那样，影响大到了“让企业倒掉”的底部，那这也正好说明了原本的产业生态中，企业的增长模式是有问题的。目前，我们可以期待新劳动法在严峻的就业环境中做出某种让步，但这绝对不是让某些政府官员和企业结成联盟，用更黑心的办法来剥削劳动力的理由。逻辑很简单，不是经济学的理由而是社会政治伦理上的道义：政府应该是弱者的政府，维护弱者最基本的生存权利是政府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