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返乡潮引发政府担忧

五年来，安徽阜阳市双浮村的范俊超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离家几百公里的地方生活。在地方政府鼓励下，他把家里的小块农田租了出去，自己到大城市的建筑工地上打工，挣的钱相当于种地收入的几倍。

但现在，范俊超干活的工地停工了，他回到了老家。“眼下我没什么打算，”他说，“走一步看一步呗”。

近来，中国1.3亿民工（也被称为“流动人口”）中有数十万人被迫离开城市的工厂和建筑工地，范俊超就是其中的一员。
 
Shai Oster/The Wall Street Journal中国各地的失业民工正在返回家乡，双浮村（图）
就是迎接民工返乡潮的村庄之一。在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下，一度沸腾的中国产业经济也突然沉寂下来。作为工厂主要劳动力来源的各农业大省开始出现民工返乡潮，给中国这个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带来了明显的社会不稳定因素。

急速上升的失业现象已导致一系列不同寻常的罢工和抗议事件。通常对这类事件持谨慎态度的政府官员开始作出迅速让步，并公开谈论他们对社会动荡的担忧。上周二，广东东莞一些被辞退的打工人员掀翻了警察的巡逻车，并与警察发生冲突。周末期间，临近的潮州市又发生了数百辆出租车聚集在市政府门前的事件。而这只是近来的一系列出租车、客车司机罢工抗议事件的最新一例。

周三，中国东北一家酒厂遭辞退的工人在酒厂母公司的北京总部举行了示威活动。本周一，因预计中国政府可能让人民币贬值以拉动疲弱的经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创出有记录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这是中国经济面临压力的最新信号。

政府在试图缓解城市压力的同时，也担心最近被辞退返乡的民工有可能导致本已紧张的农村社会体系承压。

在离范俊超所在村庄约50公里的一个火车站，政府人员正在24小时监控到站人数，以统计周边地区的约200万民工中有多少人将返乡。虽然中国政府已采取措施，试图说服民工留在城市，并为寻找新工作参加就业培训，但当地官员说，目前返乡人数大约已有60,000人，估计还有更多人回来。

今年55岁的范俊超已经当了爷爷。他要赚钱贴补自己和老伴以及孙儿、孙女的生活。两个儿子里有一个儿子所在的工厂停发了工资，他只能开始做学徒打工，现在也要依靠范俊超。他的另一个儿子也是民工，范俊超担心他不久也会被辞退。为节省开销，他只能拿白开水而不是茶招待记者。

许多像范俊超这样的返乡民工靠老家的一亩三分地根本没法养活全家。田里的收入实在太少。政府一直鼓励他们把地租给合作社，自己进城务工经商。合作社的种植收入更高，但他们不会将增加的收入分给原来的土地承包人。过去几年，政府对农民进城务工和合作社租赁责任田都放宽了政策，并在今年早些时候颁布了正式规定。

有些返乡农民则要面对失地的困境。在过去几十年中国大力推进城市化的进程中，肆无忌惮的开发商和贪污腐败的政府官员侵占了大量农用土地。

对于已经习惯十年来经济两位数增长的劳动者而言，中国经济的突然下行让这套体系受到了猝不及防的打击。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约占中国总人口十分之一的农民工为中国经济取得的成就提供了动力。

农民工为中国迅速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低价产品主导的出口行业提供廉价劳动力。他们把工资汇回家，将城市的繁荣传播到相对贫穷的乡村。但如果就业状况继续恶化，全球经济低迷将威胁到这种并不稳定的平衡。经济下滑已使中国建筑业陷入停滞，许多以前生产玩具、电器和服装的工厂纷纷开始裁员或彻底歇业。

据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报导，公安部部长孟建柱上月末在一个地方政府官员会议上说，当前环境下有许多影响稳定的社会问题。孟建柱在提到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时说，要改善对流动人口的服务和管理。中央政府提醒地方官员要采取更多措施确保稳定，重点放在再就业项目上。

现在还没有全国范围被辞退民工和返乡民工人数的统计数字，但从已得到的地区统计数字看，规模非常可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在上个月举行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估计，有680万民工的江西省已有约30万人返乡。江西省位于范俊超所在安徽省的南部。

他说，情况“还在继续发展，返乡民工人数还在逐渐增多，我们正在密切关注此事”。其他省份也报告了类似数字。

中部省份湖北省的官员估计，过去两个月该省也有大约30万被辞退民工返乡。湖北省会城市武汉的官员估计，仅在武汉，这个数字最终将达到60万。

在双浮村所属的阜阳市，负责监测返乡人员的官员表示，民工回到农村生活或务工并不容易。近日的一个寒冷的早晨，阜阳市劳动局的一名干部在火车站外直跺脚，他要在那里值12个小时的班。他说，这些人已经不是过去的那些农民了。他们不种庄稼，他们有手艺。他和其他干部每天要和至少200名民工谈话，了解他们的打算，他们从哪里来，准备返回哪里。当地政府还让每个村子的支书定期汇报回乡人数。

18岁的梁文正（音）在阜阳站下了火车，肩上扛着包。他刚刚失去了在东莞一家电器组装厂干了三年的工作。梁文正在谈到自己的前途时说，如果找不到工作，我只好回家种田。但我不想干这个，我才18岁。

民工们多年背井离乡外出打工，因为他们的土地太少，无法保证像样的生活。中国的耕地面积与美国大体相当，但美国只有2%的劳动力从事农业。中国却拥有7.3亿农业人口，是美国总人口的两倍多。

莎拉劳伦斯大学(Sarah Lawrence College)地理与亚洲研究教授穆尔达文(Joshua Muldavin)预计，中国有8,000万到1亿的农村人口要么根本没有土地，要么土地太少、不足以维持生计。现在随着民工大规模返乡，这一数字可能会再增加上千万人。这个问题对中国和国际社会的重要性怎么说都不过分。

尽管中国近年来飞速发展，但安徽省仍处于贫困。范俊超家连着院子的砖房很简陋，门口是一条土路，路旁堆着烧焦的破布鞋，是当作燃料来煮豆腐用的。

在出现这波民工返乡潮的时候，范俊超这样的农民之前已经将他们的土地出租给了新出现的农村合作社；政府支持这类组织，希望将土地联合起来提高耕作效率、进行现代化作业，以提高农村收入。范俊超原本有总计不到6亩的耕地，两年前，他将其中五分之三土地的使用权转让给了当地一位干部新成立的一家农业种植公司，这家公司用大棚种植供应超市和酒店的高价有机蔬菜。

范俊超和其他人按照种小麦的标准价格获得了补偿，小麦是主要作物，只是价格极低。但种植公司实际种植的是引进的蔬菜品种，供应给城市的新兴中产阶级能卖到较高的价格。

范俊超从种植公司获得的租金大约相当于他在建筑工地打工收入的七分之一。他老伴在家照看剩下的那部分责任田。他们加起来的总收入比别的一些家庭稍好些，但也不足以供养他的两个儿子、儿媳和孙子辈。

看到周围的人纷纷外出打工，有高中文化程度的范俊超最初并不愿离开村里。他在自己的地里种小麦、大豆和玉米，在收获间隔期他学会了砌砖。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农村人民公社解散后，土地被分给农民自己种植。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中国政府把更多土地重新分配给农民耕种。土地所有权仍然属于国家，但农民获得了长期承包权。范俊超家当时有五口人（他和妻子、两个儿子和一位祖父），每人分到一亩地。后来他家人口增加了一倍。

2003年，看到邻居外出打工多年后衣锦还乡，范俊超也动了心，他跑到靠近中俄边境的黑龙江做了泥瓦匠；每天工资也从30块钱（合4.30美元）逐渐增加到70块。

2006年，双浮村做药材生意的高东方打算在村子种植经济效益更高的蔬菜，他计划采用的技术村民们不了解，也负担不起。高东方的哥哥高海飞(音)说，我们想改变这里的传统方式。村里一直种小麦、大豆这两种作物。高东方当上了村支书，后来从附近村子农民那里征集到200英亩土地，成立了东方现代蔬菜合作有限公司。他从另一家农业企业请来了专家，后者引进了以色列青椒和台湾茄子等蔬菜。

同样一块土地，这家企业获得的收入是村民按老方法种植传统作物所得收入的10倍以上。2006年，范俊超外出打工的时候，他妻子和这家公司签了10年的合同，租金为每年人民币3,500元（合513美元）。

今年秋天，范俊超跑到位于无锡的一家新工地打工。无锡是上海附近一个发展迅速的沿湖城市。在一座15层的高端住宅工地上干了15天后，他听说开发商的销售出了问题，可能无法向承包商支付工程款。两周以后，范俊超所在工程队的工头告诉他们，去领最后一笔工资然后回家。他们这个队一共有40人。

范俊超现在经常想到他的两个儿子，不知道如果他们也失业了会怎样。他说：我真的很担心。范俊超本以为儿子们再也不用种田了。他们成年以后一直在外打工。

他的小儿子仍在一家家具厂打工。29岁的大儿子范亚先（音）在工厂停发工资后现正在学开卡车。范亚先说，我不知道怎么种田。他希望以后自己能做点小生意。

范俊超没有这样的野心。他说，我没有做生意的头脑。我只能继续当个民工。如果不能打工了，我不知道该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