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有企业的变迁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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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前，这里是一片荒草和滥坟，不要说人，就是一般的动物也不愿意来这里，但是，老书记来了，还带着一群意气风发的青年，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要把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建设的更加美好，想一想，这是我国“一五”的重点建设项目，还有什么比这更能鼓舞人心的吗？何况还有人民期待的眼光看着我们，于是，艰苦的生活条件，险恶的地理环境，简陋的机器设备都算不了什么，大家只有一个心愿，工厂要赶紧投产，祖国才能不断壮大。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在苏联和东德专家的帮助下，工厂投产了，机器巨大的轰鸣声都没能掩盖老厂长和大家的笑声，要知道，这是在全世界都要领先的工厂。老书记更忙了，说是书记，不如说是一名老工人、老师傅更加贴切，因为每天他都是和大家一样忙碌在生产现场，机器运行出了问题，他几天不回家和大家一起分析原因；机器出了故障，他一个试验做上上百次查找隐患。职工们心疼他，说：你歇歇吧。老书记生气了：我是书记，让你们干活，行吗？没办法，大家只好把他的工具藏起来，好让他能有片刻的休息时间。就这样，一群以前从没有玩过先进设备的“泥腿子”，竟然让外国专家竖起了大拇指：中国人，好样的。
40年前，在老书记的带领下，企业步入了辉煌期，规模不断扩大，生产更加有序，看着一车车产品运往五湖四海，大家别提多高兴了。厂里给大家建起了宿舍、子弟学校、幼儿园、食堂，职工住在单位分配的住房里，孩子送到单位的子弟学校里，有了疾病，小病可以到单位的卫生所看，不收一分钱，大病到市里的医院，全部报销，单位仅有的一部吉普车主要就是接送有病职工到市里看病，谁家有个大事小情，工会、支部都来看望。安居必定乐业，广大职工有了坚强的后盾，一门心思扑在了工作上，赶上生产繁忙的时候，大家主动加班加点，没有一句怨言，没有一个人要加班费，大家只恨自己没长八只手，多生产出产品支援国家，老书记岁数大了，不能在长时间的在生产现场工作了，但是他离不开心爱的职工和车间，总是来这里走走看看，夏天给大家带些水，冬天帮职工披一披棉袄，看着大家忙碌的身影，他的眼里只有欣慰，只有欣慰。
繁重的工作之余，大家没忘了学习，每天没人强迫，大家都拿起书学习《毛主席语录》，不为别的，就是想看看他老人家的书，看一看世间的真理，职工都说：看了毛主席的书，心里跟明镜似的，再大的困难咱也不怕。
30年前，一声惊雷在华夏大地响起，中国进入了“新”时代，狂风不可避免的刮进了企业，紧接着发生了几件怪事。第一件怪事，就是老书记不在担任厂里的一把手，而是由一个年轻的厂长担任一把手，还说是由党委负责制改革成了厂长负责制，有的职工不理解，共产党带着我们闹革命，给了我们新生活，怎么就不能领导我们哪？再说老书记论品德最高尚，论业务最精通，论年龄年富力强，正是干事业的好年景。大家想到上级反映情况，都被老书记拦了下来，他说：组织上安排的事，不会错，请大家相信上级机关。大家将信将疑的回了家。第二件怪事，是企业大面积的进行了改组，一大批基层的党支部被撤销，一大批忠于企业，热爱企业的生产骨干从中层干部岗位上走了下来，一大批善于溜须拍马、阿谀奉承之徒走马上任，职工们不理解：这样的人，能领导企业吗？第三件怪事，是厂长到美国走了一趟，回来后带回来了一套美国的设备，然后在全厂职工大会上宣布：企业新上了一套世界最先进的设备，今后零部件全部由美国供给，产品由美国人销售，企业只要生产就可以了。还撤销了研发部门。职工一下犯了嘀咕，研发部门撤销了，企业的未来怎么办？这样一下子就都交给了美国人，可靠吗？第四件怪事，是厂里开展了一次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大讨论活动，大讨论告诉大家，铁饭碗要砸，终身制要改，职工不理解，过去给资本家打工，一天从早到晚没有个踏实劲，毛主席刚让我们过上舒服日子，怎么就又要改回去，共产党说的话还算不算数。
又一个10年过去了，这个企业已经显现出了破败之像，又一次面临大的变革，这一次，厂长变成了经理，职工变成了员工。所有50岁以上的员工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丢掉了工作，他们有了一个新的名字：下岗职工。直到临走的那一天，他们也没明白，为什么前几年还红红火火的企业，怎么就一夜之间没了他们的立足之处。企业的学校卖给了香港来的老板，说这是招商引资；幼儿园交给了当地的黑社会，变成了一所洗浴中心；职工的生活区由于多年没有修缮，已经破烂不堪。但是，厂里的车是越来越高级，干部们考察走的是越来越远。
老书记终于坐不住了，他不能眼看着自己亲手创建的企业走向灭亡，不能看着跟随自己多年的职工如此任人宰割。他走进了上级机关，以一名党龄50年的老党员的身份反映问题，在听取了他的陈述后，上级领导只说了四个字：与时俱进。老书记一下子懵了，难道真是我错了，可党章上明明写着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呀！
一个晚秋的黄昏，但是冬天的寒风已经提前入住了这里，曾经热闹的景象早就不复存在，一人高的野草、各种破烂不堪的管道、久未粉刷的厂房，只有堆放在一角的锈迹斑斑的设备似乎还叙说着这里曾经的辉煌，但那一切都只是属于他的过去，一位耄耋老人坐在轮椅上，深情地抚摸着自己亲手安装地设备，禁不住是老泪纵横。（2008-9-26）
七十年代生人
今天和妈妈通话，她又跟我谈起了曾经工作过的工厂。她说，前几天回厂里，看到厂房成了断壁残垣，职工俱乐部屋顶的杂草长了半人高，家属住宅区的楼房多年没有物业修缮成了危房……电话那头，妈妈的声音很低沉；电话这头，我努力地把童年时的乐园与此刻妈妈描述的场景接续起来，这种接续让我的内心五味杂陈。
小时候，我家住在厂区的边上，尽管不是工厂的职工宿舍，但与工厂的接触也算得上零距离。
还是妈妈怀里的小婴孩时，我就进了工厂的托儿所，后来上的也是工厂的幼儿园。托儿所和幼儿园共处一座二层小楼，楼南面有个操场，是小朋友搞体育活动的地方，楼北面的小院子有滑梯、秋千等游乐设施，是我们做游戏的地方。每天早上，迎着工厂广播站的上班曲，我们和爸爸、妈妈一起上班；晚上，踩着下班曲，爸爸、妈妈们把我们接回家。只是，那个时候爸爸、妈妈们总是加班，每每听到广播喇叭里响起的下班曲，我们这群小家伙就扒着窗子盯着通往工厂的大路，盼着能第一时间看见爸爸、妈妈的身影。
七十年代中、后期，正开始大力倡导学前教育，我们在幼儿园学识字、学画画、学唱歌、学跳舞。幼儿园经常组织小朋友参加市、区的各种文艺汇演和体育活动。文艺汇演的时候，我们穿上漂亮的花裙子、扎上鲜艳的蝴蝶结、抹着红脸蛋，在台上又唱又跳，甭提多美了。那个时候，大家的日常生活做不到大鱼大肉顿顿有，但幼儿园的伙食还可以，偶尔能吃上蛋花汤、小花卷、肉末粥……为了加强园所管理，园里定期征求家长对园所各方面工作的意见，厂长伯伯多次到园里，看我们唱歌、跳舞、做游戏，还特别看我们吃的怎么样。
幼儿园的隔壁是工厂的职工俱乐部，若按现在的说法，俱乐部算得上文化娱乐中心了。俱乐部的电影院能容纳千余人，可开大会、放电影、搞演出；撤掉影院前半部的活动座椅，就可办舞会；俱乐部的小礼堂可开小型会议，还可办展览，在我的记忆中曾参观过小礼堂里举办的若干展览——职工书画展、职工业绩展、厂史展等；俱乐部里还有个图书馆，本厂职工可凭工作证进馆阅读，也可把书借走，妈妈曾在图书馆借文学名著来读，我也曾借光读妈妈借来的书；俱乐部门前有个灯光篮球场，工余时球场总是聚集了很多叔叔、阿姨，生龙活虎的场面感染着在场的每一个人。
俱乐部是厂区里最具吸引力的地方，特别是对我们这些孩子。每到放电影、有演出、搞球赛时，我们就会三五成群向俱乐部汇集。那时候每年出产的新电影并不多，但俱乐部几乎每周都放电影，有新片也有老片。作为工厂的俱乐部，新片子的放映要比社会上的盈利性影院稍早一些，票价也便宜，身高不足1米1的儿童跟家长一起，可免票入场。利用这免费的机会，小孩子们看了好些电影，也跟俱乐部收票的叔叔、阿姨混得很熟，以致后来当我们身高越过了“警戒线”，也能在影院不满员的情况下享受孩童的优惠。俱乐部还是每年过年时，全厂职工大聚会的地方。过年时，俱乐部要搞电影招待会，几乎每名职工都有票，电影从初一演到初三，而属大年初一的俱乐部最热闹。大年初一是厂子团拜的日子，住在厂子附近的干部、职工都一大早到厂里，互相道一声祝福，而俱乐部则搞各种游戏活动：猜谜语、套圈、贴鼻子等，游艺活动后放电影。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初一等着团拜回来的妈妈领我看电影差不多是我们家的春节习俗。
幼儿园、俱乐部都在厂区的生活区里，除此之外，生活区里还有合社（这是那个年代的名词，现在提起，有种莫名的亲切）、浴池、理发店、自行车修理点等等与生活密切相关的服务性部门，当然所有这些部门统统冠以“##厂”的字样，“##厂合社”、“##厂浴池”。总之，走在厂区的每个角落，你都能感受到这个厂子的气息，觉得自己是其中的一分子，就连我们这些小孩子也不例外。
如果说生活区是任由我们小孩子驰骋的天地的话，那么生产区之于我们则是神秘的禁地了。按照厂子的规定，生产区不让小孩子进入，可越是不让进我们越好奇。上学后，个子一点点长高，有点大人样子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进行各种尝试企图混进工厂。那个时候，工厂根本没有监控设备，要把住大门全凭门卫爷爷的责任心。在我们眼里，门卫爷爷既可怕，又可敬，甚至还有些可爱。可怕的是他们锐利的目光，可敬的是他们兢兢业业的工作态度，可爱的则是他们对我们苦口婆心的劝导。每当我们使出浑身解数，也未能混进厂门时，爷爷就会给我们做思想工作，告诉我们小孩子进工厂很危险，一旦出现事故，他老头子没法向我们的父母交待，等等。看着他们喋喋不休的样子，我们总会扑哧笑出声来，并觉得这些老头真可爱。但在有些情况下，我们也能正大光明进入工厂，比如父母在非生产性部门工作，家里有特殊情况孩子必须带在身边等。当然，即便在这样特殊情况下，孩子要进厂也必须办理一系列复杂手续，进行严密的审核，我就有幸走进过工厂。
在我的记忆里，工厂很大，很气派，也很漂亮，以致若干年后，当我走进大学校门时，竟从我们美丽的校园中找到一些当年妈妈工厂的影子。
厂门口有好几个光荣榜，先进生产者、三八红旗手、优秀党员的大照片贴在光荣榜上。光荣榜上有我熟悉的叔叔、阿姨，他们都笑得很灿烂，我还从光荣榜上看见过妈妈，妈妈上光荣榜的照片至今还放在我家醒目的位置。整个生产区被几条交错的马路分成若干部分，马路宽阔，两旁是花坛和树丛。“春末夏初，花坛争奇斗艳，让人心旷神怡。”上学后，我曾在一篇作文中如此描述妈妈的工厂。为什么对这句话印象如此深刻，皆因为当时步入工厂的感受太强烈了，我觉得那根本不是工厂，倒像花园。每到上班、下班和午休时，马路上挤满了人，就好像奔涌的潮水。透过妈妈车间的窗子正好能看到马路，我特别喜欢看路上人潮涌动的景象，那景象总让我想到一个成语——欣欣向荣。
妈妈的工厂给我的总体印象就是欣欣向荣，这不仅仅来自我的直接感受也来自间接信息。每天下班回家，妈妈都向我和爸爸谈起她的工厂：厂子建新区了，引进了亚洲最先进的设备；工厂的产品应用于国家级重大工程项目了；厂子被评为省、市的明星企业了；工厂为女职工谋福利，改建新的浴池、卫生室，并给全体女工进行妇科普查；厂里的代表队在全局的运动会上获得团体总分第一名了……每说到这些好消息，妈妈的眼睛都有着别样的光彩；每听到这些好消息，我们都分享着妈妈的激动和幸福。这种激动和幸福最美丽的一章应该是厂子的五十年厂庆。
创立于上个世纪30年代的工厂，在80年代迎来了她的第一个50年。这50岁生日让全厂职工和家属都沉浸在节日的欢乐之中。厂门口挂上了红灯笼；庆祝标语、海报随处可见；厂里举行文艺汇演，各车间、科室都排演节目参加，精品节目汇成一台晚会，面向职工和家属演出。我记得那台晚会连演数场，场场爆满，节目有歌曲、舞蹈、相声、快板等，好多节目是职工自编、自演的，讲身边的新人新事、好人好事。每个节目观众都报以热烈的掌声，特别是那些反映职工生活的节目更是反响热烈。真没想到那些平日里开车床、抡大锤的工人师傅还能有如此出色的表演，那时候，我甚至觉得晚会比春晚还好看。妈妈也跟我说，国有大型企业里藏龙卧虎，什么人才都有。
工厂50岁时，妈妈30多岁，正值盛年的妈妈对她的工厂饱含深情，更充满希望，她无数次跟我描绘过她心目中未来的工厂，甚至把我也纳入了她的憧憬，她希望我长大了也能成为厂子的一员，两代人一起为工厂做贡献。然而，工厂的未来却与妈妈的期待大相径庭。
记不得从什么时候起，妈妈带回来的关于工厂的好消息越来越少了，相反，坏消息接踵而至：面对乡镇企业的价格优势及灵活多样的促销手段，质量过硬但价格偏高，且没有回扣的工厂产品销售每况愈下，最后终于滑到了亏损的边缘；由于陷入三角债的泥潭，工厂流动资金严重匮乏；工人工资开始出现拖欠情况……后来连这些坏消息也很难从妈妈嘴中听到了，每天下班回来，妈妈的眼神也失去了往昔的神采。而这些对于正频于应付各科考试、一门心思过高考独木桥的我来说，似乎是微不足道的。
九十年代初期，当我的大学生活蓬蓬勃勃展开时，妈妈的工厂却彻底陷入了举步维艰的境地，其标志性事件就是工厂开始“减员增效”。最初削减的是生产辅助部门的、年龄偏大的工人，后来一些主要生产岗位的中青年工人也成为被削减的对象。妈妈尽管还没被削减，但已经不能全额开工资，而且每天都感到岌岌可危，好像随时随地等着通知——明天不用来上班了。
那时正在大学政治系就读的我，整天被各种新鲜的理念冲击的颠三倒四，当然也不忘向妈妈贩卖这些理念。记得放假回家，谈到“减员增效”时，我告诉妈妈，我们的老师说了，改革过程中是要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的，没有这部分人的牺牲，就不会有整体的发展。妈妈听我的话似乎非常不解，她问我，难道她和同事们的利益牺牲了，就能让我们——他们的孩子们过上好日子？妈妈的问题，我根本回答不出来，因为老师课堂上可没告诉我们一部分人牺牲的同时谁会获益。但我向妈妈推销的“牺牲论”似乎让妈妈心里多了些安慰，因为她觉得自己是在为孩子们牺牲。
让我更直观地感受到这种“牺牲”是在一个夏日的午后。那天，和妈妈一起去理发店理发，理发店的老板正是妈妈以前的同事，被减员后租用了这间临时建筑开了理发店，理发店算上她有两个大工，一个小工。她一边给妈妈理发一边和妈妈聊天。她们聊的多半是当年在工厂的事情：一起加班加点提高产量向国庆献礼；一起美化职工休息室，让休息室成为大家在车间里又一个温馨的家；工余时间一起排演节目参加全厂的汇演……她们谈得特别起劲，谈着谈着，我看到妈妈眼里又有了久违的光彩，但转瞬那光彩就暗淡了，因为她们从对往昔的怀恋中回到了现实。妈妈跟那位阿姨说，你现在多好啊，当了老板，挣的钱比我们在岗的多多了。可那位阿姨叹了口气，说，钱是多了，但生活好像没了奔头，以前在厂里时多好啊，早上上班有奔头，晚上回家心里踏实。说这话时，阿姨眼里有晶莹的东西闪动，那晶莹地闪动深深刻在我心里，至今无法忘怀。
在我大学毕业开始读研究生的时候，不到50岁的妈妈也被“减”回了家。这“减”似乎比较暧昧，既不是待岗、也不是下岗，既没有工龄买断，也没有失业救济，什么说法都没有，就是回家了，没有工资、没有任何其他福利，说是等到真正的退休年龄就可到保险公司拿退休金。对此，妈妈似乎早有准备，并没见如何沮丧，倒是一个劲跟我说，好在我提前上学，读大学没赶上自费，读研究生也不用花钱，让她和爸爸从容很多。在我看来，妈妈这种似乎有点“阿Q”的自我安慰心态对她是大大有益的，否则我真担心一向要强的妈妈无法承受失业的打击。
妈妈失业后，我们全家只靠爸爸的收入维持生活，而爸爸的工厂也似乎摇摇欲坠，不知哪天开不出工资，好在读研究生的我已通过课余打工完成了自给自足。失业在家的妈妈，度过了一段痛苦的适应期，她总时不时提到她的工厂，她总看着自己先进生产者的大照片发呆。但生性坚强的妈妈很快就振作起来，她要努力再去社会上实现自己的价值。可是，对于一个年近50，没有任何技术特长的女同志来说，这谈何容易啊！那段日子妈妈似乎做过很多工作：给私立寄宿制学校的学生当生活辅导员；给个体老板站柜台……妈妈很少跟我谈这些工作，但是在我刚刚步入社会，小尝谋生的艰辛，和她哭鼻子时，妈妈却跟我讲起了她的“打工生活”，讲起她如何面对老板的苛刻，如何面对顾客的刁难。妈妈说这些时很从容，可在我眼里妈妈的形象瞬时高大起来。
又过了几年，妈妈终于熬到了退休的年龄，拿到第一笔退休金时妈妈给在外市工作的我打了电话。听得出，对于那几百元退休金妈妈很满足。妈妈的这种满足让我心酸，也让我欣慰，因为我能从这满足中看到美好。在她的同学中有人拿到几倍于她的退休金，对此妈妈没有抱怨，只是平和地接受，甚至在我说出一些气话的时候，她反释然地说，看看厂里那些年纪更大的工人，看看那些拿不到工资的农民工，她应该知足。
如今的妈妈知足地过着她的日子，会为退休金长了50块钱而向我报喜，会为买了件打折的衬衫而高兴一阵子，会为一部感人的电视剧而垂泪，会为奥运会中国金牌第一兴奋不已。为了不给我这个独生女增添负担，为了替我节省她和爸爸的养老费用，他俩每天积极锻炼身体，并总结了好多锻炼心得，不厌其烦地向我推销。当然，她也会偶尔向我讲起她的工厂，比如今天。在妈妈三言两语的轻描淡写中，我大致了解了工厂后来的发展脉络。
工人大批被削减后，经过若干番讨价还价，工厂卖给了一个南方的企业家，至于这企业家究竟花多少钱买了厂子，工人们说不清，有说几千万，有说几十万，也有说压根一分钱没花。讨价还价期间，工厂生产全面停止，据说成品、半成品，甚至原材料被大批大批运出工厂，不知去向（想来当年管着我们这群小孩子，不让擅自入内的门卫爷爷早就退休了）。新老板接手工厂后，老厂区所有工人全部下岗，为此工人们曾集合起来与老板理论，但后来参与理论的人无不遭到来路不明的人的恐吓。新老板实质要买的只是新厂区，而老厂区的一切只是搭售而已，于是老厂区成了文章开始描述的样子。以新厂区为依托成立了新的公司，招来的新员工月薪都是几千元，而叫原来名字的那家工厂目前正紧锣密鼓准备破产。一个好端端的企业为何成了今天的样子，妈妈和她的工人同事们都说不清，他们最多问的就是为什么？（2008-1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