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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审计的困境与出路
作者：净衣运动    来源：社会资源研究所    时间：
译序：解在供应链之外
文/李志艳 社会资源研究所
如何避免“血汗工厂”对工人正当权益的侵害？如何改善工人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水平？
很多人的答案是加强社会审计，即由采购商向供应商施压，加强“验厂”和审核，必要时威胁取消订单，督促工厂履行社会责任行为准则。净衣运动出品的研究报告《欲速则不达：社会审计的困境与出路》（下文简称《欲速则不达》）告诉我们，这很可能是一个错误的答案。
上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审计业在中国取得了长足发展，获得了广泛关注。很长一段时间，人们甚至把它等同于企业社会责任。而与此同时，它也成为了媒体和公民社会组织的质疑对象。
净衣运动的这篇报告是社会审计批判研究的集大成者。尽管在很多组织看来，它未免过于苛责，但它仍然具有深远的借鉴价值。《欲速则不达》揭示了社会审计所面临的全局性系统性困难：它几乎为所有的参与者所不喜。采购商认为社会责任的要求与传统的采购模式相冲突；供应商认为社会审计干扰了企业的正常经营秩序；工人们觉得自己只是社会审计的道具，不但无法受益，稍不留心还可能受到惩罚；劳工NGO则认为社会审计念的是生意经，没有诚信不足信赖……社会审计对众多参与者而言，就像一个“囚徒困境”??每个人都在依据理性决策，然而最终得到的却是一个多输的结局。
社会审计的参与者如此之多，利益如此多元，因此无法通过简单的修修补补来破解这一困局。在报告中，净衣运动讲述了一些它以为不妥和它以为可行的解决方案。不妥的方案包括WRAP、BSCI、ICS等认证体系，目前它们在中国也十分流行。净衣运动认为，它们在故意降低社会责任的标准，用更为简易和草率的方式，向公众表明企业已经履行了责任，而实际上只是掩耳盗铃。所谓“欲速则不达”指的正是它们。净衣运动推崇的方式包括工人参与、多方利益相关者倡议组织（MSI）、申诉机制以及自由结社和集体谈判权等，并把它们与其它若干元素打包，称之为“工具箱” 方法，作为对社会审计的补充，希望借此辅助改善劳工状况。
我们不禁要问：“工具箱”中的方案真的能改善劳工状况吗？它们会不会面临社会审计同样的难题，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也出现形式化、欺瞒、造假等现象？虽然要做出确切的判断，仍有待更多的事实论证，但逻辑推演表明，这种担心并非空穴来风。
为分析简便，我们把供应链简化成由采购商、供应商和工人三个环节组成。在采购商主导的供应链中，三个环节的议价和谈判能力，从采购商到工人是一个逐渐递减的过程。采购商一般是跨国企业，市场份额大、竞争对手少，市场格局颇似经济学教科书上的“寡头垄断”；供应商则有千千万万，规模小、进入门槛低，市场格局颇似理想上的“完全竞争”；而工人则以亿计，底层工人技术含量低、相互替代性高，很大程度上更像是“过度供给”。为了获得订单，供应商与供应商竞争，为了获得工作，工人与工人竞争，市场的均衡状态，必然是供应商产品价格低廉，劳工收入水平低下。此处的劳工收入既包括工资、奖金等显性收入，也包括工作条件、尊严等隐性收入。
这样的供应链结构决定了工人的弱势地位，也进而决定了仅在供应链条内寻找办法，不能真正解决工人的问题。社会审计之所以难有大的作为，就在于它把改善劳工状况的责任交给了采购商，而把供应商当作了假想敌和整改对象。虽然经过若干年持续的消费者运动，采购商和供应商都承受了不小的压力，但最终也只能落得勉强为之、左右为难的境地。
同理，员工参与、MSI、申诉机制和集体谈判的方案，也因囿于供应链范围之内，不能改善供应链的结构对比关系，最终大志难得伸展。
员工参与分为两种方式：其一，在短期的社会责任项目中吸纳一定比例的工人参加；其二，在企业内部建立工人意见表达的常规渠道。短期项目主要是指在工作场所内开展的项目，其前提条件是供应商同意进入，因此工人参与什么、如何参与，都只能在供应商允许的范围之内。这大大限制了工人参与的实质效果。而企业内部的常规渠道，如意见箱、合理化建议制度等等，出口外贸企业的操作实践已经证明它们难以持久，工人的建议更难以落实。
MSI的设想是把采购商、供应商、工人、工会和非政府组织等工人代表组织邀集在一起，通过沟通和协商等方式，寻找多方满意的解决办法。净衣运动的报告中提到，MSI比商业咨询机构更愿意与工人及其代表组织沟通。然而MSI的协调成本很高，在失衡的供应链关系中寻求平衡并非易事，而且必然意味着过多的妥协。2006年，香港9家NGO联合撰文批评了道德贸易运动（ETI）的一个MSI项目，其中就提到了多方组织很难形成共识、沟通欠佳、决策缓慢、企业承诺不足、监督与实施不力等问题。
根据净衣运动在报告中的定义，申诉指的是工人将不同意见递交给采购商或国际准则机构，并由它们来协调供应商与工人的争议。申诉处理方如果是采购商，同社会审计一样，我们不能寄希望于采购商做最终的仲裁者。而如果是国际准则机构呢，这虽然提供了一种供应链之外的解决办法，但这些机构大多身处国外，与工人的距离很远。
最后来看自由结社和集体谈判。近年来，一种近似工会的组织，如“工人福利委员会”和“职业安全健康委员会”等颇为流行。然而实践经验表明，在协助方走后，随着时间流逝，这类组织维护工人权益的功能也在“衰变”。原因同样在于，面对掌握经济裁决权的企业，这些组织不可能拥有持久的谈判力。
我相信，虽然《欲速则不达》论述了社会审计的诸多难题和丑闻，净衣运动也绝不是要把社会审计一棒子打死。同样，上文也并不是说这些方案都毫无用处，不足为取。只是因为，改善劳工状况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靠一方力量、一种方案无法解决之。最终的解决之道，需要打破现有供应链的权利对比结构，使供应商和工人都享有适当的议价能力。虽然这非一日之功，但也并非不可为。为此，我们需要到供应链之外寻找解决之道。答案就是社会管制，即政府综合应用政策、法律、法规等手段规范企业的社会行为。
供应链关系失衡、工人处境不佳，社会管制既可能改善也可能加剧这一趋势。举例来讲，一家服装企业，为了提高利润水平，往“好”的方向走，它可以引进新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方式；往“坏”的方向走，它可以降低工作场所条件标准，不管不顾环境污染，从而把成本尽量转移给员工和社会。“好”的方向意味着硬件和软件的双向投资，“坏”的方向则可能带来惩罚。如果社会管制不能有效约束和规范不良行为，企业就会竞相选择后者，从而出现“劣币驱良币”的现象。很多发展中国家为了赢得GDP的数字增长，纵容企业把成本外部化，为此不但付出了严重的社会和环境代价，企业也难以培养长久的竞争力。而如果社会管制在企业与社会之间能够做到公平公正，就能引导企业往提高技术、改善管理、善待员工的方向发展，并从长远上逐步改善供应链的结构关系。
谈到社会管制，就不可避免地谈到法律和司法。有些人认为法律的程序复杂、成本也比较高，很多争议其实不必走到法律解决的地步，因此忽略了其重要性。然而法律和司法作为最后的正义力量，能起到标杆作用，法律裁决一定程度上也划定了沟通、申诉、谈判等非法律方式结果的大致范围。
很多组织把企业社会责任看成是高于法律的、由企业自愿做出的对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承诺。但道德的感召，也必须以社会管制作为底线和基础。我们不能因为企业社会责任道德至上，就忽视了最为关键的底线建设。而我一直相信，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兴起，并不是为了表彰企业对可持续发展的贡献，而更是因为，企业作为社会的一员，在创造财富的同时，对世界也有负面的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的议题就是要寻找系统化的方案，减少企业负面影响，促进企业正面贡献。
这个系统性的方案，不仅包括企业自愿的责任承诺，包括供应链条内由上而下的责任行动，还应该包括政府通过社会管制营造一个良好的政策法律环境，促进企业等行为主体的良性运转，并约束侵害社会利益的行为。在劳工议题上，同样如此。很多供应链中的问题，解往往在供应链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