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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处听到蓝青官话
(2010-12-13 20:22:00)
到处听到蓝青官话
1980年代，一位北京语言学院的教师对我说，他的外国留学生学习普通话已经能够自由谈话，并且每天看中文报纸，但是在假期中从北京到外地去旅游，听不懂外地的方言普通话，要求补习方言普通话。这位教师把我的谈话录了音，作为“吴语普通话”的听力教材。我自己听了自己的录音，浓重的常州土腔，实在难听！
我的老伴张允和是合肥人，她的普通话是“半精（北京）半肥（合肥）”，我的普通话是“南腔北调”。我们结婚至今六十七年，各说各的方言普通话。
“方言普通话”从前叫做“蓝青官话”。这不是一种语言，实际是多种语言，各地不同，各人不同，有的难懂，有的比较容易懂，“可懂性”差异很大。
“改革开放”初期，在全国政协的小组会上，竺可桢先生用他的浙江普通话发言，土音浓重，大家听不懂，叫我当翻译。
竺先生慨叹说：“我说英语能走遍世界，我说中国话走不出家乡，我年轻时候没有受到国语训练，下一代青年必须学习英语那样学好普通话！”
香港姚德怀先生说，梁启超先生说一口广东官话。光绪皇帝召见梁启超，梁先生把“考”说成“好”，把“高”说成“古”，光绪皇帝侧耳倾听，还是听不懂。后来梁先生长期住在北京，可是乡音难改；晚年在清华大学讲学，王桐龄去听讲，逢课必到，总是听不到二三成。
沈从文先生的湖南普通话也难懂。他长期在北京，但是乡音未改 。他到美国讲学，他的连襟傅汉思教授（Hans Frankel）当翻译，遇到听不懂沈的说话，只好以自己的理解来进行解说，代替翻译。有一次，我对沈从文夫人张兆和说，“从文的话我有两成听不懂”；张兆和说：“我只有一成听不懂！”
1955年举行全国文字改革会议时候，黎锦熙先生曾对我说：“我一生提倡国语，可是我怎么也丢不掉湖南土音！”其实，黎锦熙先生的湖南普通话大家都能勉强听得懂。
叶圣陶先生的方言普通话有鲜明的苏州特色，但是大家都听得懂；可见带有方言特色也不一定妨碍交际。
1956年成立“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主任由陈毅副总理担任，他一口四川话，但是大家都听得懂；委员们多数乡音未改，只有不多几位老北京能说“京音普通话”。有人讥笑说：“自己说不好，还来推广呢！”委员们说：正是由于我们一辈说不好普通话，所以提倡下一辈要学好普通话。
大城市有大方言普通话，小城市有小方言普通话。
“蓝青官话”不是少数地方少数人的习惯，而是全国多数城市和地区的广泛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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