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立诚讲述《交锋》背后的交锋:魏巍作判决书式发言(2)

2008年08月27日 08:41国家历史【大中小】 【打印】
 
《交锋》巨浪
《国家历史》:据说这本书出版之后，引起了高层很大关注。
马立诚:是这样。《交锋》出版之后，前上海市长、时任海协会会长汪道涵极为关注，1998年4月8日，汪老向台湾各界人士推荐这本书。4月18日，前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我，与我谈到当年安徽农村改革的情况，说我们写得很准确。这时凌志军在上海，没有参加这次接见。4月下旬，凌志军回到北京，万里在中南海又接见了凌志军。前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在手术之后读了《交锋》，对前往探望他的前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郑惠说:“这本书写得不错，把改革开放20年来的斗争，用详细的材料披露出来了，包括披露了四个‘万言书’。许多同志对这些斗争的过程不是很了解，只是听说。这一次全部把它披露出来，对大家全面了解历史有好处。为什么邓小平讲一百年不动摇？邓小平的话不是凭空讲的。的确是有动摇，历史上动摇过，现实中也有动摇。1989年下半年，1990年、1991年这两年半动摇得很厉害。有一家杂志1992年第一期还发文章说要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时舆论界动摇得很厉害。”谈话之后，郑惠将胡绳的话转告了我们。当然，还有很多领导人都读了这本书，并且表示了支持。前不久出版的《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第291页，谈到了《交锋》，给予了正面评价。有兴趣的读者可以一阅。
《国家历史》:国内媒体是如何关注的？
马立诚:《交锋》出版之后，全国各地大约有近千家报刊报道、评论《交锋》，或选载《交锋》的内容，这里边发生了很多故事，将来有机会可以说说。就北京来看，《中国青年报》、《北京青年报》、《中国图书商报》、《北京晚报》、《环球时报》、《经济日报》、《中国经济时报》、《生活时报》、《华声月报》、《青年文摘》、《炎黄春秋》等诸多报刊，从1998年3月起到年底，先后发表报道、评论或者转载，向读者介绍《交锋》。在北京三联书店的销售排行榜上，《交锋》连续一个多月名列第一。《交锋》也名列上海市畅销书榜首。香港1998年6月的畅销书排行榜上，《交锋》名列第四。《太原晚报》在1998年6月7日刊登一篇评论提出:“国人皆该认真读读《交锋》”。
《国家历史》:学者们有什么评价？
马立诚:1998年4月4日，北京大学风入松书店举行《交锋》研讨会，会议由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风入松书店总经理王炜主持。参加的人有厉以宁、赵宝煦、孙长江、王贵秀、白钢、雷颐、邓伟志、秦晖、刘军宁、胡伟希、钱满素、单少杰、王焱等来自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中共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的知名人士，及首都30几家新闻媒体的代表。孙长江还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作者之一，这些学者都对《交锋》的出版给予了鼓励和好评，他们当时的发言，已经在有些媒体发表了。
《国家历史》:《交锋》对四份“万言书”作了详尽的披露和剖析，另一种主张的人有什么反应？
马立诚:北大这个研讨会开过一周，1998年4月10日，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三楼会议大厅里，针对《交锋》，举行了一个方向完全相反的会议。一百多人出席会议。这个聚会名称是“《中流》创刊百期座谈会”（该杂志现已停刊）。
会上，《中流》主编魏巍对《交锋》一书作了判决书式的基调发言，题目是《坚持初衷，继续战斗》。魏巍说:《交锋》这本书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把改革引入歧途，其实质是资本主义化。其他一些与会者也发言痛批《交锋》。
这次大会有如动员令，由此开始，另一种主张的人开足马力批判《交锋》。后来以《中流》、《当代思潮》、《真理的追求》三杂志为主，把批《交锋》作为重中之重，开始了长达数年的大批判之旅。魏巍担任名誉主编的陕西《天人古今》杂志，还出版了批《交锋》专刊——该刊1999年第1期集中发表8篇批判《交锋》的文章。2002年3月，梁柱主编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四项基本原则》一书出版。该书第十四部分题为“《交锋》:资产阶级自由化向我们党发起的新一轮交锋”，这一部分共计40页，约5万字，都是痛骂《交锋》的。直至2007 年7月底，某些人士又聚在北京一家书屋批判《交锋》。
《交锋》出版10年来，极左势力批判热情经久不衰，总计发表批判文章一百多篇。这些文章上纲上线，无所不用其极，给《交锋》扣了十顶大帽子。一、“否定四项基本原则”；二、“反对和歪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反对社会主义，企图复辟资本主义”；四、“鼓吹私有化”；五、“否定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六、“大搞资产阶级自由化”；七、“歪曲历史，篡改历史”；八、“只反左，不反右”；九、“鼓吹卖国主义、世界主义”；十、“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否定一切、打倒一切、扫荡一切”。
看看这些帽子和棍子，像不像“文革”中的大字报？
《国家历史》:这本书的台湾版是怎么出的？
马立诚:前面说过，《交锋》引起了汪道涵的关注。1998年4月8日中午，汪老在上海国际饭店宴请台湾政要及文化界人士。据参加这次宴请的台湾天下文化出版公司创办人高希均先生见告，餐叙中，汪老的秘书递给汪老一袋书。汪老把这袋书打开，高兴地对大家说:“我要向各位推荐一本书，送给每位一本，这是一本目前非常受到重视的书，书名是《交锋》，讨论20年来我们的三次思想大转变，很值得你们带回去看一看。我对这本书有些观点还不能完全赞同，但这本书能够帮助你们了解大陆当前的情况，增加两岸的了解与沟通。这本书能够出版，说明大陆的进步。希望你们时时关注大陆的进步。”高希均第二天乘飞机到京，在三联书店的老朋友沈昌文帮助下找到了我，介绍了汪老对这本书的重视。他说，汪老在台湾有很高的声誉，承汪老推荐的雅意，他希望这本书能在台湾出版，让更多台湾民众了解大陆的改革与进步，以利于两岸沟通。我征求了凌志军先生的同意之后，提出要求，希望把汪道涵先生对这本书的推荐作为序言加进台湾版《交锋》中，高希均先生慨然允诺。1998年6月20日，他们就出了台湾版。
可以说，1998年，《交锋》充当了两岸交流的文化使者。《交锋》在台湾热销，引动了台湾读者关心大陆，从而增加了沟通，增加了心理认同。台湾《联合报》从1998年6月22日起，开始用整版篇幅连载《交锋》全书。这样介绍大陆书籍，在台湾是没有前例的。为适应北美华人读者需要，《联合报》在美国办的《世界日报》于6月份开始连载《交锋》的主要内容。台湾另一大报《中国时报》1998年3月12日发表书评:《反左著作〈交锋〉成北京畅销书》。4月14日又发表报道《〈交锋〉震京华》。
《国家历史》:香港媒体、国际媒体给予了怎样的关注？
马立诚:香港《大公报》于1998年3月24日发表《三度交锋，艰难突破——三次思想解放轰动京华》的长篇报道，介绍《交锋》出版引起轰动。26日，又发表长文《四份万言书出笼经过》。4月5日，该报发表《首都学者座谈〈交锋〉》的长篇通讯，介绍了4月4日在北京大学召开的《交锋》座谈会发言情况。
《镜报》月刊1998年8月号、9月号，1999年3月号等发表多篇长篇述评，介绍《交锋》引起的争论，以及各界对《交锋》的反映。
《亚洲周刊》1998年3月30日至4月5日一期发表两篇长篇报道《摆脱旧理论，再创新天地》、《20年论争笔底风云》，报道了《交锋》在京出版引起各方关注的情况。该刊5月11日至17日一期又刊发三篇长文《〈交锋〉引起新的交锋》、《改革首先是思想解放》、《〈交锋〉面世一波三折》，报道了《中流》杂志批判《交锋》的座谈会，以及北京学者座谈支持《交锋》的发言。
从4月起到年底，香港《信报》、《明报》、《苹果日报》、《星岛日报》、《南华早报》、《香港社会科学学报》等报刊也先后发表多篇文章，评述《交锋》以及围绕《交锋》所产生的争论。
世界主要国家的主流媒体均大量报道了《交锋》出版情况。美国《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新闻周刊》、英文《亚洲周刊》以及英国BBC电台、法国广播电台、德国《莱茵周刊》、《世界报》、澳大利亚中文报纸《澳华时报》、日本《读卖新闻》、《产经新闻》等媒体都追踪报道了《交锋》的出版及其后的命运。
东京著名的出版社中央公论新社通过天津图书版权代理公司，争取到了《交锋》日文版版权。由著名翻译家、日本华侨邱茂先生翻译，于1999年9月20日出版了《交锋》日文全译本。《交锋》日文版现在已经成为日本一些大学教授中国当代史的教材。
《国家历史》:你前面提到，《交锋》引发了你们与第三份“万言书”作者段若非之间的官司，具体是怎么回事？
马立诚:前面提到，“左派”集中火力对《交锋》的批判，不但没有达致预期的效果，反而促进了《交锋》畅销。极左势力的一位重要人物说:《交锋》“唱和者如此之多，令人感慨不已！”他们一计不成，再生一计。企图利用著作权法打一场官司，扳倒《交锋》，借以打击改革，压制对万言书的批评。
1998年6月1日，《当代思潮》主编段若非到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控告《交锋》作者以及今日中国出版社。他说，第三份万言书是他所写，此文并未公开发表，《交锋》一书未经他的许可，摘录和引用该文，侵犯了他的知识产权（发表权）。另外，《交锋》一书评论他的文章时，歪曲了他的观点，破坏了他的作品的完整性和真实性，因此请求法院“责令停止侵权，消除影响，赔偿损失，以正视听。”大家都清楚，段若非的背后，是左派势力集团，不过是由段若非出面罢了。
1998年11月26日中午1点30分，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正式开庭审理此案。1999年4月22日上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判决。判决书说:“原告段若非自行印刷其作品五千册，对外发送达三千八百册之多，其发送对象恰恰与其作品的读者群是一致的，且在其发送范围内其发送的对象是不特定的，故应视为原告段若非已将其《公有制》一文公之于众，其诉称被告马立诚、凌志军、今日中国出版社侵犯其发表权，本院不予支持。”判决书驳回了原告段若非的诉讼请求。
段若非不服判决，于4月30日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递交了上诉状。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6月24日上午开庭审理上诉案，并于8月24日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此为终审判决”的判决。
有意思的是，在庭审之前，原告高价请来的律师对我说，“虽然自己是受人之托，但是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律师业。”这位律师甚至买了十几本《交锋》，说是送给自己的朋友。由此可见，左派是不得人心的。
综合《交锋》引起的上述效应，是不是可以称之为“《交锋》巨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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