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瑜： 里面讲了正义的本质，和研究正义的坐标系，很有启发

Archive for the '我爱问DP' Category

腾讯问答

腾讯搞了个民生问答题，下面是我的答卷，说实话有些问题我也不是很清楚。

－－－－－－－－

    1，2009年可以说是“国企拿地年”，这一年诞生了N多地王。又有数据统计，2009年全国房价均价已达到4600元/平方米，比2008年上涨了1000元/平方米，是住房制度改革以来涨幅最高的一年。您觉得2010年房价还会不会再涨？

    我不是专家，只能靠直觉说话。直觉上来说，我觉得大中城市2010年房价可能会相对平稳。政府现在出台了很多抑价政策，另外市场规律来说，租售比也似乎显示房价过高。但因为房地产是经济的火车头，政府同时又不能让它猛跌，真要有大跌的势头，政府估计又会有政策杠杆出来扶持。中国和外国不大一样的地方在于，政府的调控能力和手段比较强，土地、房贷、投资方面政府都有牌可打，所以至少影响短期房价的能力还是很强的。房价再涨，可能影响政治稳定，房价跌，影响经济发展，所以当下合乎政府利益的是房价平稳。

    2，垃圾处理，因为番禺垃圾焚烧厂事件，在2009年普遍进入公众视野。您觉得该不该建垃圾焚烧厂？为什么？

    这个问题技术性太强，我无力回答。但是不管建不建，起码应该有一个公正的政治程序，就是相关方面能够商谈讨论，另外应该有独立的科研机构给出专家意见。

    3，岁末年初，社保跨省转移新政出台。与施政者预期相反，却引发了农民工退保大潮。您觉得农民工做得对不对？

    问题中的“引发”这个词用得可能不准确，准确的说法可能是，即使出台社保跨省转移，“也没能说服”很多农民工不去退保。要说服一个人参保，得靠比较丰厚的条件，靠强制显然不妥。如果民工家里现在等着米下锅，你非要他饿着肚子考虑60岁的时候有没有饭吃，说服力不大。如果他饥肠辘辘地说他现在就想吃饭，你说他觉悟太低，这种指责合理吗？要提高民工参保意识，最终还是要提高民工收入（使保险费用占收入比例降低），提高雇主的贡献率，改变户口政策（从而减少民工流动性），公开政府财政收支（使民工对自己交的保险被使用情况放心），如果这些条件欠缺，民工要求退保也可以理解。在这个问题上，政府应反思如何“利诱”，而不是“威逼”。

    4，您觉得中国教育和中国足球相比，哪个改革更有希望？2009年您关注了教育领域的哪些问题？

    不好意思，没有关注过足球，没法比。教育方面，我比较关注高等教育腐败。以前我听到过一种观点，非常赞同：中国高等教育最大的腐败还不是出现一些教育机构的贪官，而是整个体制的运作机制——政府拿纳税人的钱资助一批一批的垃圾研究垃圾文章垃圾书，然后学者再拿这些垃圾去评职称，如此循环往复。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集体腐败，政府由此安抚了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由此升职挣钱，倒霉的是广大纳税者。相当于政府请知识分子吃饭，民众来买单。

    5，大学生就业难依然是2009年难解的困局，其中“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蚁族现象引发关注。中国青年报还曾提出一个讨论“年轻人应该逃离北上广”。您觉得蚁族们应不应该逃离北上广？

    我觉得那些已经在“北上广”有稳定工作、住房的人轻轻松松地说“年轻人应该逃离北上广”，好像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现在的大学毕业生真的很不容易，他们唯一的过错就是出生晚了几年，结果位子机会都给“50后”、“60后”、“70后”给占了，哪怕他们在才智方面并不不这些人差。

    不过另一方面，一个社会的机会和位子并不是恒定的，转型社会更是如此，年轻人慢慢来也能干好。如果我现在大学毕业，是不会为了留在北京而留在北京的，假如在北京待了几年，事业毫无起色，不妨考虑去外地。以中国的规模与人口，“小型版”北上广完全可能——或者说正在——在北上广之外出现。按照中国城市化的进度，目前中国不到一半人口生活在城市，离发达国家80%、90%以上人口城市化的比例还很远，二线或三线城市还有相当的发展潜力。

    6，您觉得通胀会是2010年中国经济的头号难题吗，为什么？

    中国经济主要的问题不是通胀，而是贫富悬殊。客观地说，如果你放眼观察其它转型国家的通货膨胀率，中国还算是相对平稳的，政府宏观调控的手段很强大。关键是，贫富悬殊太大的话，很多普通人连温和的通胀率都无法承受。富人虽然是人口少数，但是因为中国人口基数大，富人的绝对数额也不小，这不小的富人群体造成一个不小的消费市场，他们可以为物价上涨推波助澜（北京房价就是一个例子），所以我觉得中国的房价问题、通胀问题本质上都是贫富悬殊问题。

    7，您觉得2010年该不该继续推行“家电下乡”？

    我觉得从来就不应该推行什么家电下乡。政府的初衷也许是好的，给农民补贴，然后让他们去买“中标的企业的中标产品”。这里出现的问题是，既然给农民消费补贴，他们爱买什么买什么好了，为什么一定要买家电呢？买什么不是拉动内需？更不要说还非得买某些企业的某些品牌了，这种限买某些产品的做法，有没有扶持局部垄断、妨碍公平竞争的嫌疑？某些企业在“中标”之后开始在农村瞎抬价、以次充好，就是这种局部垄断的后果。我觉得要拉动内需、造福农民的话，给农民消费补贴就可以了，用不着家电下乡。

    8，2009年最受关注的强拆事件是“唐福珍自焚”，除此以外在贵阳、昆明、宿迁均有一些群体事件发生。您觉得《拆迁条例》的修改能缓解暴力拆迁吗？

    暴力拆迁可能会缓解一些，但不是因为《拆迁条例》的修改，而是因为“中央”更重视了，而中央重视是因为暴力拆迁危及社会稳定。地方政府、开发商未必重视法律，但是他们往往还是看中央“脸色”的，如果“中央”把暴力拆迁引起的冲突性事件作为考核官员的指标，那么地方政府可能会比以前收敛。

    新条例本身未必起多大作用，是因为当法律冲撞利益集团的利益时，很多地方政府是置利益高于法律的，事实上旧的拆迁条例里本来就有“按市场评估价格补偿”的条款，不也没有得到执行吗？03年废除“收容遣送制度”之所以能带来根本改观，本质上是因为废除那个“恶法”并不明显伤害什么利益集团的利益，它导致的是帕累托最优式改进。但是新《拆迁条例》如果执行的话，一定会伤害很多利益集团，执行阻力会很大。

    9，2009年对于重庆来说，是“打黑年”。在“最大保护伞”文强、“女黑老大”谢才萍、“巴南二富”黎强、“造假律师”李庄这几个案子中，您对哪个最感兴趣，为什么？

    不好意思，对这个问题关注有限，无法比较。李庄案是我唯一持续跟踪观察的案子，主要是网上博客对它的讨论比较多。我想李庄案确实暴露了中国离真正的法治社会还很远：不但一些地方政府没有“司法独立”、“正当程序”的概念，而且一些民众往往也无意于区分道德和法律，似乎“坏人”就不配享有正当权利和程序。

    10，2009年10月，广州公开了近300亿的财政预算，涵盖了114个政府部门。您对广州公开的这份预算满意吗？您觉得各地预算公开，未来可能实现吗？

   每一个微小的进步都是进步，都值得鼓励。但要说满意，当然谈不上。预算公开需要一系列配套的制度存在才有意义：公开了预算数字之后，如果我对这些数字不满意（比如说我觉得政府在环保上花的钱太少了），可能通过什么程序去改变？就算我满意，我怎么知道你最后的执行一定是按这些数字来的？我如何监督？如果我感兴趣的数字（比如公款吃喝的数字）不在这些公开的账目里，或者我想知道一些更详细的账目（比如公立医院的预算具体流向构成），可否问询？如果这些配套制度不到位，我只能瞪着一堆数字干着急的话，那我知不知道它有什么区别呢？所以对广州预算公开的意义，我只能说拭目以待。

    11，2009年也是互联网监管的多事之秋。从魔兽世界之争到BT等网站因无视听许可证被叫停等等。您有没有受到今年政策变化的影响？

    我因为身在国外，对国内网站的依赖有限，所以国内政策的变化对我个人影响暂时不是很大。不过每次我读到“某部发出通知，以后提供什么什么的网站，都需取得什么什么许可证，经过什么什么审批”这种新闻时，就会觉得很荒唐，任何一个政治现代化的国家，都不应该说是某政府部门随便发一个“通知”就可以强迫民众做什么。不是网站不可以规范，而是规范必须有相应的立法程序和民意收集和听证环节，随便一个部门发一个“通知”就可以扩大自己的权力范围，就好像随便一个人在公路上都可以开一个收费站一样，非常荒诞。

-

回答小牛留言

“小牛”网友留言如下：

     牛博网为救灾所作出和将要做出的努力很让我感动，也让我惭愧。因为身处海外，不要说到实地救灾，就连几滴血也捐不了。所能做的就只是捐几张钞票，并盼望这些钞票能尽快有效地用在灾民需要的地方。

    但是这一次，很抱歉，要和醉老师唱对台戏了。我觉得，在灾区实地救援，要做到有效地运用资源，除了诚信和一颗热忱的心以外，救援的技能，知识，经验，以及管理能力也非常的重要。由于我对牛博网组织这次行动的老师们缺乏认识，我在这里当然就不好质疑他们有效展开救援工作的能力。但是，很抱歉，在他们提出的行动方案中，除了着重如何保证诚信以外，我看不到任何有关救援的具体细节。而且，在还没有确定他们这次救灾的具体物资需要，以及根本未确定他们是否能在灾区发挥作用之前，就向社会发出捐款的请求，是否有点过于仓促呢?

    醉老师还质疑了红会组织结构的有效性，对此我不是管理学的专家，所以也不便在此班门弄斧。但是对红会多年来应对巨大灾害所积累的经验及能力，我还是天真地存有信心。今天，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为救援四川地震灾民发出了两千万瑞士法郎的捐款呼吁 （简报请见http://www.ifrc.org/docs/news/pr08/2908.asp，详情请见http://www.ifrc.org/docs/appeals/08/MDRCN003ea.pdf）。其中，在该pdf文件的第八页，该会列出了所需物资和款项的详细清单。再者，该会在灾区实地已有工作人员展开救援行动。请注意，该会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Red Cross and Red Crescent Societies (IFRC)）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 (ICRC)）虽同属于红十字运动，却是两个不同的组织 （请见http://en.wikipedia.org/wiki/International_Red_Cross_and_Red_Crescent_Movement）。中国红十字会是这两个组织的成员。本次救援行动，国际联合会的工作似乎是与中国红十字会紧密结合的 （请见本评论第一与第二个参考链接）。对国内的诚信程度已完全失去信心的朋友可在国际联合会的网站上直接捐款。

    这里要声明的是，我与红十字运动无任何联系 （很是惭愧）。醉老师在此为自己信任且喜欢的慈善组织发出呼吁也无可厚非。但是，为了呼吁而discredit 另一组织，却又不给出事实依据，是否有点不厚道呢？

----------

    谢谢小牛留言。

    我没有“诋毁”红十字会的意思，只是更信任牛博渠道而已。“更信任”的主要原因不是因为我觉得红十字会不值得信任，而仅仅因为相对牛博而言，红十字会是一个庞大的机构，层级多，捐款到位的“中转站”多，所以我觉得在效率上可能会偏低、“中转”损耗可能较大。当然我可能是错的。

    相比之下，牛博有博友迅速赶到灾害现场（原文中说5.14到成都，现在可能已经在汶川附近了---如果进得去的话），效率比较高。而且，收捐款进来的人就是送捐款出去的人，没有任何中转站和层级，甚至连来去的交通费用都不从捐款里出，我个人认为“中间损耗”会较小。当然你有权保持你的不信任。

    我原文的确提到“可能的腐败”，我仅仅是说“可能”而已，而且明确说了“不考虑这个因素”。

    之所以说可能，是因为：

1. 小昭的一篇博客。

2.我国官僚机构的一贯信誉。

3. 我在中国红十字会的网页上找了10分钟没有找到一个像样的财务报表（也可能我找得还不够仔细，但我的确只找到07年夏天某一周的报表，而且只有进账部分），相比之下，我在美国红十字会的网页上，30秒钟之内找到了详细的07年的财务报表。对于一个缺乏公开、透明性的组织，我有权保留自己的疑虑。

    当然上述1、2、3都在暂时‘不考虑’之内，因为正如很多人所说，现在不是声讨政府的时候。我指出这些，只是告诉你我为什么更信任牛博渠道。

    刚才到牛博看了一下更新，牛博的人今天已经展开在现场支援工作了。希望宋的博客可以帮你打消一些疑虑。

不是点歌台

    时不时有人来信或者留言，问：“能不能多写点你个人生活的博客啊？”“能不能再多写点美国政治的博客啊？”“你的讲恋爱讲情绪栏目更新太慢了，能不能快点？”“能不能多写点小说啊？”

      答案：不能。

To Beibei：关于伊战

去英国之前beibei网友问我对萨达姆之死和伊战的看法，当时简洁回复一句，beibei不满，接着追问，匆忙之间我说回来以后再说。既然说了，就要做到。不过说实话，除非对一个问题能发掘出新的观察角度，一般来说我对纯“表态”性质的发言兴趣不大。“我支持……”“我反对……”，或哪怕声嘶力竭地说“我强烈支持……”“我强烈反对……”，好像不是一件很有趣的事。

现在网友大约都知道我既愤青又文青，这里面的矛盾也体现在对萨达姆之死的态度上。从愤青的角度说，这是一个政治事件，让你思考它到底是否正义乃至什么是正义，有多少人曾经死在这个人手里所以他是否罪该万死，他的死是否会威慑别的独裁者从而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一些，古今中外有多少更大的政治罪犯逍遥法外甚至被奉为英雄是不是从这个意义上讲萨达姆并不比别的帝王将相更坏只是比别人更倒霉而已，甚至小布什是不是同样意义的罪犯只是借了民主的程序而已……但是从文青的角度来说，你观察的不是历史，不是政治，不是宏观的局面，而是一个人。一个面对整个世界的唾弃、面对家破人亡、面对狱卒落井下石的羞辱，枯坐一个黑暗牢房时听着时钟滴答、滴答的声音等待死亡的老人。文青的习惯总是试图钻到别人的体内、别人的大脑去体会这个世界，而你试图钻到一个被套进绞索的、70岁老头的头颅里去体会死亡的呼吸时，任何宏观的政治话语都不能让你感到欢呼雀跃。那种一个人面对世界完全地、彻底地无能为力的状态将任何一个“强人”还原为一个婴儿。

对伊战本身，我向来心态矛盾，从感情上我是倾向支持伊战的，但是从理智上来说我反对。感情上来说，我支持讨伐独裁者――就算这并不是美国政府本身的初衷，但只要效果如此，我感情上就倾向支持。但是从理智上来说，当考虑到这场战争的投入产出时（不是指经济上，而是生命上），我不禁要怀疑它是否“合算”，我还会怀疑正义的目标从来是否可能通过不正义的手段实现，尤其当想到战争很可能不是实现同一目标的唯一手段，甚至可能是最坏手段时，我最后的结论只能是反对它。

以前我给一门课做助教，那门课叫“正义”。当时那个教授把正义的原则划成两类：utilitarianism(功利主义的)，Kantian(康德式的)。用简洁的话来说，功利主义的标准就是一个“投入产出的加减法”，“幸福的最大化”就是正义，而康德式的正义标准则是“坚持原则”。打个比方，一个恐怖分子嫌疑人要去炸楼，如果不阻止这个行为就可能导致成千上万的人死亡，但问题是，如果不刑讯逼供，你就没法确认他到底是不是恐怖分子。按照功利主义的正义标准，为了救那么多人，折磨他也是值得的，但是从康德的“绝对律令”来说，哪怕成千上万的人，也不应该成为违反道德原则的理由。另一个例子，“拯救大兵瑞恩”，为了救他一个人死那么多人，是违反“功利主义”正义标准的，但是从康德的角度说，很可能又是对的（假定康德认为“为那个母亲保留唯一一个儿子是一个道德命令”）。当年中国对“大学生张华救老农是否应该”的大讨论，本质上也是两种正义原则的讨论。

我觉得在一定程度上，我对伊战的矛盾态度，就是这两种正义标准的冲突。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说，为了灭掉一个萨达姆让那么多人“殉葬”，这是极其不道德的一件事，但是从“绝对律令”的角度来说，讨伐独裁者又是一件正确的事情。当然这种说法不一定可靠，比如有人可能会说，即使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说，虽然很多人为萨达姆“殉葬”，但是萨达姆之死所产生的威慑作用，可能使更多的人免于死于其他独裁者手里，所以最后的收益是最大化了的。从“绝对律令”的角度来说，你也可以说，“暴力的最小化”应当是道德的基本要求，所以一场很可能是不必要的战争本身就是有违康德的正义准则的。

我前一段给《南方人物周刊》写的三个稿子，都跟伊战、萨达姆或多或少有点关系，因为忙乱、去欧洲耽误了在博客上贴，过两天一并贴出，也算是对你的回答的一部分。（这两天我上牛博速度其慢无比，贴一个帖子简直要花一个小时）可能因为我在伊战问题上这种犹疑的态度，这几个稿子写得我也不是很满意，因为缺乏斩钉截铁的东西。

就这些了。在我自己态度也比较暧昧的情况下，也不太可能启发别人，所以此文只能算是完成一个家庭作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