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仁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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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仁玕（1822年－1864年），广东花县人，是太平天囯天王洪秀全的族弟，曾在香港居住多年，1859年到天京（即南京），获封为军师、干王，一度总理朝政，1864年在江西被清朝捕杀。洪仁玕是太平天囯领导层中对西方见识较广的一位，提出的《资政新篇》是具有发展资本主义主张的政治纲领，在当时的中国算是相当先进的思想。

目录

 

• 1 经历
• 2 洪仁玕和《资政新篇》
  • 2.1 逃亡香港，开辟出另一个天地
  • 2.2 横空出世的干王
  • 2.3 天国遗恨《资政新篇》
• 3 革新思想的形成及其历史地位
  • 3.1 洪仁玕和西方传教士的关系
  • 3.2 洪仁玕和他在香港的经历
  • 3.3 洪仁玕和十九世纪上半叶的改革家
  • 3.4 洪仁玕与中国法律近代化
• 4 洪仁玕的评价
• 5 洪仁玕遗诗

洪仁玕 - 经历

中国太平天国后期主要领导者。字益谦（一作谦益） ，号吉甫 。广东花县（今花都市）人 。洪秀全族弟。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参加拜上帝会。金田起义后，1852年（咸丰二年）曾被捕，脱险后转至香港。直至1860年 4 月辗转到达天京。5 月，被洪秀全封为 精忠军师、干王，总理太平天国朝政。执政之年，作《资政新篇》，提出一套统筹全局的革新方案。如禁朋党，设新闻官；主张发展交通运输业，修筑道路，制造火车轮船，兴办邮政；鼓励民间开矿、办企业，奖励技术发明；创立银行和发行纸币。文化思想、社会风俗方面，主张关闭寺庙道观，反对传统迷信，提倡崇信上帝教；设办医院、学堂，革除溺婴、吸食鸦片、妇女缠足等陋习 ，禁止买卖人口和使用奴婢。外交方面，提议与各国通商，允许外国人来中国传授科学技术，但不准其干涉内政。这个方案的基本精神是向西方学习，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经洪秀全审批，旨准刊刻颁布。但由于客观条件限制，所以没有也不可能付诸实施。他又策划和组织了东征和西征，虽取得某些进展，但终未成功。他资历不深，骤膺高位，难以取得众将领的支持；又因与洪秀全的观念颇有异同，引起洪秀全的猜疑。洪秀全死后，他虽辅佐幼天王，却已无力回天。1864年 7 月，天京陷落。他迎突围的幼天王辗转于安徽、浙江 、江西。10月兵败石城，与幼天王等相继被俘。11月23日于南昌就义。^[1]

洪仁玕 - 洪仁玕和《资政新篇》

洪仁玕在太平天国的历史、甚至整个晚清的历史上，洪仁玕都是一个太值得说道的人物。可以说，他是鸦片战争后中国第一位提出变法维新思想的改革家。  

逃亡香港，开辟出另一个天地

创教、传教和砸坏孔子牌位，是洪仁玕早期与族兄洪秀全表示与旧世界决裂、创造新世界的革命举措。洪仁玕自幼在家乡念书，也想通过仕途而治国平天下，但他和洪秀全一样，屡次赴考不第。年轻的洪仁玕便一边自修，一边开馆授徒。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洪秀全最后一次应考落第，这才想起束之高阁的基督教清教手册《劝世良言》，受其启发，便在家乡创立拜上帝教，21岁的洪仁玕以及和他同年的冯云山，一同接受了洪秀全自创的在家乡小河边举行的受洗典礼。

道光二十七年二月（1847年3月），洪仁玕与洪秀全来到广州，寻求取得传教“合法身份”(因为他们毕竟是自己受洗的)的可能性。他们在美籍传教士罗孝全处“研究真道”，没有任何收获。究其原因，一是洪秀全的造神异梦令罗孝全反感，二是洪秀全可能向罗孝全做了不合时宜的宣传，暴露了自己造反要做天下万国真主的野心。
1851年1月，太平军起义于金田时，洪仁玕没能到达。洪秀全曾两次派人到花县迎接洪仁玕。洪仁玕立即响应。接着，洪仁玕和前来迎接的人发动起义失败，洪仁玕也被擒获，按律将治死罪。但据说他当晚脱索而逃。

咸丰二年三月（1852年4月），洪仁玕逃到香港，住在瑞典传教士韩山文处，并正式受洗入教。此间洪仁玕还是想寻找太平军，曾经离港回广东，未几又再度回港。这时韩山文业已去世，他便为外国传教士教授中文，并开始学习西方文化。洪仁玕在香港居住四年多，亲眼目睹香港社会状况，接受了朝气蓬勃的西方文化。

 

横空出世的干王

强烈的革命激情促使洪仁玕辗转回到了风雨飘摇但又热火朝天的天国都城天京。但此时，洪仁玕的治国思想已经和洪秀全他们具有天壤之别。在洪仁玕到来之前，太平天国的统治是典型的传统帝王式统治。以法治而言，太平天国除了设计出一种乌托邦以外，在法治上并无任何先进之处。它以一种军事机器的形式存在，谈不上实现天国的理想，连最基本的《天朝田亩制度》也没有实现。 太平天国表面上宣称“男女皆兄弟姐妹”的绝对平均主义，实际上实行严格的等级制度。比如，封王制度就是其治国的主要手段之一，一共封了2700多个王。 洪仁玕到达天京，为这种落后的统治方式担忧。此时正是太平天国用人之际。洪秀全经受了韦昌辉叛乱和石达开出走的事件后，倒也是力图振兴，他不仅自任军师，还选拔陈玉成、李秀成及其堂弟李世贤等一批年轻将领出来辅政。 但是，人心涣散的局面并没有得到彻底改善。太平天国极需重振朝纲。洪仁玕的到来，洪秀全“格外欢喜”：洪仁玕实际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总理”。

洪仁玕在最短的时间内，颁布了《资政新篇》以及《立法制谕》等书，确立了改造太平天国政权的全面主张。

 

天国遗恨《资政新篇》

《资政新篇》这部充满西方化改革精神的治国方略，仅仅一万一千字，完全出自洪仁玕一人之努力。全文共分四篇。“用人察失类”，是主张团结奋斗的行政纲领；“风风类”，是移风易俗，改变传统中国不思进取、庸庸碌碌生活方式的主张；“法法类”，即“以法法之，其事大关世道人心，如纲常伦纪，教养大典，则以立法以为准焉”。“刑刑类”，即惩治顽民，严肃法制。洪仁玕还是尽量按《圣经》的原则来设立刑法。他不仅要求“善待轻犯”，而且对所有犯人都必须严格按照“一定之章程，一定之礼法，方不至妄生别议”。

其后三篇，是洪仁玕治国思想的精华。针对太平天国的现状，洪仁玕参照西方治国之策，意在否定《天朝田亩制度》冀图在落后的自然经济基础上消灭私有财产和贫富差别的空想，把发展经济的立足点转移到支持和依靠私人资本主义上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资本主义经济思路，使他成为鸦片战争后第一位明确提出变法维新思想的改革家。

但是，太平天国和满清朝廷斗争的复杂性，使得洪仁玕的理想成为一纸空文。1864年6月1日，洪秀全在金龙城(天王府内城)中死去。40多天后，曾国荃的湘军攻陷天京全城，天王的遗体被挖出焚烧。洪仁玕等则突围而出，转战皖浙边界，9月底入江西，不久战败被俘。11月，洪仁玕、幼天王洪天贵福被杀于南昌。《资政新篇》成为天国之遗恨。

洪仁玕 - 革新思想的形成及其历史地位

洪仁玕近百年来，先进的中国人，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筚路褴褛，走过不少艰难曲折的道路。洪仁玕就是其中之一的杰出的代表。他所提出来的《资政新篇》——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全面革新的计划，不但早于洋务派和维新派，而且走在日本明治维新的前面，这是在孙中山提出建国方略前五十年的中国第一个现代化蓝图。

对于洪仁玕这样一个历史人物和他的《资政新篇》，史学界发表了不少研究成果，然而见仁见智，看法很不一致。本文试图从洪仁玕的经历和社会关系来探讨他的改革思想的形成，并从当时和以前的改革家的思想来衡量洪仁玕的成就。在这一探索过程中，提出一些问题和看法，以就正于史学界。

 

洪仁玕和西方传教士的关系

给予洪仁玕很大影响的理雅各

洪仁玕（一八二七——一八六四年）是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的同高祖族弟，小于秀全九岁。在青年时代，洪仁玕和他的族兄秀全有着几乎相同的经历。他们一同生长在广东花县官禄布，他们一样地屡次应考而始终没有及第，他们又都在私塾任教师。一八四三年洪秀全创立拜上帝教，仁玕和秀全的表弟冯云山首先皈依，这是仁玕接触到西方宗教的开始。以后，仁玕又领受了秀全的反满革命思想，兄弟俩时常在一起讨论时事和宗教，一八四七年秀全和仁玕一同到广州美国浸礼会教士罗孝全（I. J. Roberts）处学习基督教义，这又是仁玕第一次与西方传教士结识，可以说，二十六岁以前的洪仁玕追随秀全，亦步亦趋，基本上具有共同的理想和行动。在向西方寻求真理的道路上，他们 也只能从西方基督教推衍成拜上帝教。

但是，一八四七年洪氏兄弟在广州分手以手，秀全西上广西，展开一系列的反对清政府的武装斗争，几年之间，奠都南京，建立太平天国。洪仁玕则受到家人的阻拦不得不逗留家乡。一八五三年，在几次投奔革命队伍失败之后，逃到香港，直到一八五九年才辗转到达天京，参加革命。洪仁玕和洪秀全分手以后，十二年间有这一段不同的经历，他结识了不少西方传教士，在香港、上海学习了不少新知识，在这方面远远地超这了他的族兄。

仁玕和西方传教士的交往过程中，罗孝全占第一位。那是一八四七年春天在广州发生的事，学习宗教的时间仅仅一个月。一八五二年以后，仁玕在香港、上海期间，结识的西方传教士多起来了。据仁玕自述，与自己“相善”的传教士有二十二人之多 。现有名可查者，计有英国传教士理雅各（J. Legge）、湛孖士（John Chalmers）、合信（Hobson）、觉士（J. Cox）、慕维廉（Wm. Muirhead）、艾约瑟（Joseph Edkins），美国传教士罗孝全、卑治文（Elijah C. Bridgeman）、花兰芷（John B. French），瑞典传教士韩山文（T. Hambevg）等十人 。洪仁玕向西方学习，首先是受到这些传教士的影响。

罗孝全和洪氏兄弟接触最早，关系最深。罗孝全（一八○二——一八七一年），美国密苏里州人，教籍属于美国南浸信会，一八三八年来华，先在澳门协助德国传教士郭士立（K. F. A.Gutzlaff）进行传教工作。一八四四年罗孝全到广州租屋传教，一八四六年在广州南关东石角租地建立礼拜堂。一八四七年洪氏兄弟从花县来到这里向罗孝全学习基督教 。据罗孝全后来回忆说：洪氏兄弟于一八四七年“来到广州我的住处，寻求宗教原理”，“因此，我教导他们学习基督教教义和关于圣经的知识” 。洪氏兄弟所读的圣经，据说是郭士立的译本 。此外，洪氏兄弟还可能阅读的是一八四○年罗孝全在澳门印行的宣传宗教的小册子，主要有以下四种：一、《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麦都思W.H.Medhurst译《马可福音》加注），二、《耶稣圣书》（四本），三、《真理之教》（关于圣道之问答），四、《回答俗话》 。但是，仁玕在罗孝全处学习时间很短，仅仅是在梁发《劝世良言》的基础上又多知道一些教义和宗教礼仪、组织形式而已。

洪仁玕从西方传教士那里把基督教教义学到手和皈衣为正式基督徒是在香港逗留期间。一八五二年春到一八五四年春，除中间有一年时间回东莞任塾师外，其余时间都在香港韩山文传教士处学习和工作。韩山文（一八一九——一八五四年），瑞典人，属于巴色会，一八四七年作为第一个瑞典传教士派来中国。他曾经一度在“汉会”（China Union）中任郭士立的助手。仁玕来港时，郭士立早于年前死去，“汉会”也已经消亡。一八五三年十一月，仁玕在韩山文处领洗为基督教徒。他这时一边学道，一边教中文（可能是教理雅各、湛约翰等传教士学习中文）。如果说洪仁玕在罗孝全处只学了一些粗浅的宗教知识，他在韩山文处则学得了比较丰富的基督教教义，并达到了一般教徒的水平。

一八五四年洪仁玕逗留上海期间（约五个月），在伦敦会英国传教士麦都思处注释《新约》中的《哥林多前书》。根据另一伦郭会牧师艾约瑟的记载：“他（洪仁玕）每天和麦都思博士共进早餐之前读书一小时，他们共同阅读《新约圣经》 。在这期间，他对基督的教义和圣经又有进一步的研究，他还结识不少伦敦会在沪工作的传教士，除上述两人外，又有慕维廉、杨格非（John Griffith）和公理会的裨治文。再者，仁玕在沪时还和英国领事馆翻译官密迪乐（T.T.Meadows）有过交往，这使他和西方的关系扩大到宗教界以外。除了学习宗教，仁玕在沪时曾到“墨海书馆”（教会出版印刷机构）学习天文历数 。

一八五四年冬洪仁玕由沪回到香港，此后一连四年他都在港工作和学习 ，他的基督教知识已经得到西方传教士的承认。在伦敦会传教士理雅各的推荐下，他担任伦敦会布道会的布道师，并教湛约翰（即湛孖士）中文。他在香港深得理雅各博士的赏识。理雅各，苏格兰人，伦敦会的传教士，兼任英华书院院长，又是著名的汉学家。洪仁玕作为理雅各传教的助手，结识了伦敦会的许多传教士，并得到他们的称赞，说仁玕是“香港的一位最真诚、最有成效的布道师”。 在任职教会期间，他利用一切机会学习各种知识，从神学到西方科学和政治经济学。他不仅熟悉世界历史和地理，而且涉猎到机械制造，天文历法是他所擅长，数学更是他所爱好。他在理雅各的藏书中，找到不可一世传烈亚力（Alexander Wylie）的微积分论文译本，非常感兴趣 ，可见他对西方文化科学的兴趣非常广泛。

总括上述，洪仁玕在到达天京以前所接触到的西方传教士，对他影响较大的有罗孝全、韩山文、麦都思和理雅各。这四人中，罗孝会学识较差，韩山文早夭（一八五四年死去），麦都思来华较早，但一直在上海传教，他是太平天国文件最早的翻译者，唯有理雅各和洪仁玕相处时间最久，关系最密。理雅各除了他的传教士身份外，又是一个学问渊博的汉学家，翻译过不少儒家经典，将中国文化介绍到西方。所以洪仁玕是在英国伦敦会特别是理雅各的培养下，成为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而仁玕对中国典籍的熟谙，又为理雅各所依重。仁玕和传教士的关系，极为密切，他在天京写成《资政新篇》后，立即将手稿寄给西方传教士。他担任太平天国总理朝政的“首相”职务后，接待大批传教士来访，完全可以说明洪仁玕和传教士的亲密关系。

关于洪仁玕是否从基督教方面接触到西方民主政治，也就是基督教和民主政治的关系问题，还不敢妄下结论。仅就鸦片战争前后来华的传教士所宣传的教义而言，他们 多半是属于“基本主义者”。什么是“基本主义”？“基本主义”即在教义上墨守传统的正宗教条。《圣经》是上帝的言语，是最高权威，不能有任何怀疑。凡是《圣经》上所说的，应该一概照办。凡是不信奉基督教的都是邪教徒 。洪仁玕受到西方传教士的影响，基本上也是这种看法。他说《圣经》“非人手所作”、“心心印、句句真”，但是他又认为“宜以本心良知理会一番” 。因此，一八五九年仁玕到天京后，竟然能够冲破基本主义的藩篱，坚守拜上帝教教义和洪秀全是上帝次子的说法，走上革命的道路。抱着满怀希望，企图通过仁玕改变太平天国宗教的理雅各，不得不伤心地说：“他（仁玕）已毁坏了自己的信仰和良心，我们深为忧虑！” 洪仁玕在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上作出了自己的正确抉择。他之所以称为革命家而不以传教士载入史册，也正是由于这一点。

传教士的目的是要把洪仁玕塑造成一个为他们所用的中国传教士。但是，洪仁玕的目的并不是仅仅做一个传教士。他的逗留香港是在清政府的压力下不得已而逃亡去的。他向西方传教士学习基督教教义方面找到创立新国家的理论和方法。洪秀全已经开创于前，仁玕仍然继续在这条路上走下去，再则为了宜传革命，争取国外友好人士的同情和声授。罗孝全所写的《洪秀全革命之真相》，韩山文所写的《洪秀全之异梦和广西革命的起源》（即《太平天国》），都是洪仁玕所提供的材料，两者陆续刊载于《北华捷报》，在国外影响很大。

洪仁玕虽然暂时寄身于教会，但“身在曹心在汉”，他并没有忘怀革命，无时无刻不在想办法回到天京。为了建设他的新国家，他在香港、上海的时候，利用一切机会学习西方各种知识 。除了从书本和实物上学习以外，仁玕在沪、港两地直接观察了西方的各项设施，增加了感性认识。他不擅长英语，只能说一两句见面问好的话，因此他在学习西方文化方面，受到很大限制。有人说他曾经遍览理雅各的藏书，这种说法未免太夸大了，他阅读的应当是限于当时在沪、港、南洋等地出版的中文书刊。

十九世界五十年代，只有教会出版机构在沪、港、南洋等地印行一些宗教书刊和科学读物 。墨海书馆印了几种科学书籍，例如艾约瑟译的《重学》，章廉臣译的《植物学》等等，为数不多。仁玕所熟悉的传教士有不少人从事于译书工作，陆续出版的史地方面专著如慕维廉的《大英国志》、《地理全志》，裨治文的《联邦志略》（美国史）等等 。尽管仁玕可能没有看到原书，但在接触这些人时，也可能获得这方面的知识。仁玕从香港到上海时，韩山文曾赠给他一些宗教书籍和历书、“世界及中国及巴勒斯坦之地图”，还有“远望镜、寒暑表、指南针等” 。这些地图和实物对于丰富他的知识面肯定会有帮助。

洪仁玕除了阅读一些译本科学书籍外，还可能浏览到当时的某些报刊杂志。中文报刊杂志首先在马六甲出版，后来香港、上海都陆续出现，全是教会主办的。最早的是马六甲出版的《察世俗每月统计传》（Chinese Monthly Magazine 1815-1821年），巴达维亚出版的《特选撮要》（Monthly Magazine 1823-1826年），马六甲出版的《天下新闻》（Universal Gazette 1828-1829年）。这些刊物中，关于宗教的宣传占大半，但也刊载一些新闻、新知识，包括科学、历史等方面。麦都思曾经参加过编辑《察世俗每月统计传》。这些刊物虽然在国外出版，但也流传到广东、香港等地。在国内出版的刊物有《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Eastern and western Monthly Magazine 1833-1837年），发刊于广州。《中外新报》（Chinese Foreign Gazette 1854-1860年）发刊于宁波。《六合丛谈》（Shanghai Serial 1857-1858年）发刊于上海。这些刊物也登载了一些科学、史地知识。洪仁玕可能通过教会看到了若干刊物。但是，最有关系的刊物是一八五三年香港发刊的《遐迩贯珍》（Chinese Serial 1853-1856年），这期间仁玕恰好逗留香港，而这个刊物的主笔是麦都思和理雅各，都是仁玕的好友。《遐迩贯珍》是香港英华书院印刷出版的，它的内容很接近于近代报刊，其中并没有宗教宣传。以一八五五年十二月一日第十二号的《遐迩贯珍》为例，它报导了香港、广州、北京的各项新闻，其中太平天国革命战争消息很多，还有贩运华人出口悲惨记录。它又刊登某些地理知识和本地货价目表。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所说的：“新闻馆以报时事常变，物价低昂。” 显然是从这些刊物借镜的。仁玕其他方面的知识，肯定从这份刊物上吸取不少 。

总之，洪仁玕广泛地呼取西方文化知识，尽管通过西方传教士所接触到的科学文化有很大的局限性，但在十九世纪中叶，他在封建文化的熏陶下，能够认识到西方文化的先进性，以革命者的立场，有所取舍地吸收了建设新中国的有用资料，为他的现代化中国的蓝图提供一砖一瓦，不愧为先进的中国人，这也是西方传教士所没有料想到的。在太平天国革命的初期，西方传教士大多数表示“同情”，他们着眼点主要是在宗教方面有某些相似之处。他们希望“此次之革命将推翻翻偶像之崇拜而开放门户，使福音得普传于全 国”（罗孝全语） 。他们对洪仁玕的要求是让他把太平天国的宗教纳入基督教的规范里，为他们的利益服务。正如理雅各所说：“我（理雅各）很喜欢他（仁玕），并深感他的忠实友谊。在南京只有他一个人掌握基督教的真理和丢弃他的同伴们所有的错误。” 表都思的结论是：“这个国家对宗教和商业开放，还将引进科学的改革，这些措施不论对赐予者或接受者都将获益。” 所以他们对洪仁玕的革新计划，也抱有某种幻想。但是洪仁玕和西方传教士的根本分岐在于洪仁玕所要建立的国家不论宗教上或是革新计划上都是独立自主的，拜上帝教的信徒们是革命者而不是西方传教士雇佣兵。《资政新篇》是建设新国家的宏传监图，而不是为了适应西方侵略势力所做的某些枝节改变。这种分歧无法弥合，终于西方传教士公开敌视太平天国了。

洪仁玕 

洪仁玕和他在香港的经历

洪仁玕香港、上海的经历是他的革新思想的另一来源。

一八五八年六月洪仁玕离开香港，一八五九年四月二十二日辗转到达天京，五月十一日被封为开朝精忠军师顶天扶朝纲干王，总理朝政。不久，仁玕写了一部《资政新篇》，进呈天下，主张全面革新，接受西方文明，走资本主义的道路。经天王批准刊行，成为太平天国后期的政治纲领和现代化的蓝图。

《资政新篇》的提出是洪仁玕到天京不久的事。当年这部书就审批准行，刊刻出版。有人说这部建设的蓝图是江苏、浙江资本主义发展的反映；又有人说它是空中楼阁，没有现实的社会基础。这个现代化蓝图，从酝酿到写成，是经过一个相当长的历程。“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的。” 太平天国攻下苏浙是一八六○年的事，也就是《资政新篇》印行了一年以后发生的，当然不可能说成是它的社会基础。这部现代化的蓝图颂上以前，洪仁玕在香港逗留多年，因此可以说，它是洪仁玕在香港生活观察的亲验。上文所提到的翻译书和报刊，是他的革新思想形成的来源之一；另外，他在港、沪所见所闻，又是他的建设蓝图的借镜之一。

洪仁玕刚刚踏上香港的时刻，正是香港成为英国殖民地的十年之后，那时这个小岛已经铺了一条长达四英里的马路（即今之皇后大道）。公共建筑物有葛楼（即法院）、总督府，大小商行二十几家，形成了繁盛的商业区。英国资本家还在香港开办了一些工厂、船坞和轮船公司。香港出版了中英文报纸，基督教各差会都先后在港建立据点，开辟传教事业。各教会也在香港办了一些文化和慈善事业。一八四七年香港东方汇理银行成立，发行港币钞票。洪仁玕在这个仅有七万五千居民的小岛上，看到了不少新鲜事物。

香港是在殖民主义的残暴统治下，中国人民付出了大量辛勤劳动而出现的新型城市，但是，中国居民在政治上处于无权的地位，而少数英国居民则有权选出代表参加香港政权机构。在这个典型的殖民地岛屿上，英国当局用清朝封建法律和残酷刑法统治着岛上中国人民，而英国臣民则享受英国法律的保护。香港的苛捐杂税，搜刮无所不至，一八五五年税收即达四万七千九百七十三镑。鸦片、赌场、拐带人口种种犯法活动，使香港社会弥漫着罪恶和混乱。

中国人民反对英国殖民主义统治的斗争，一直持续不断。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法联军侵入广州。一八五七年二月在香港洋行工作的华人抗议英人的暴行，辞职回省。一八五八年三月，佛山团练局成立，号召在港澳的为外人教书、办理文案和一切雇工服役的华人，辞职回乡。不到一个月，回国的约有二万余人，反对英国侵略的斗争蓬勃展开。

在这样一个反帝斗争如火如荼的年代，洪仁玕恰好正在香港教会工作。他并没有响应佛山团练局的号召，退出教会，参加大罢工。固然，仁玕当时的处境，既不能回到天京参加革命，又不便到广州进行活动，身处两难之地；但是他对英国殖民主义认识的模糊，也无庸讳言。试看他在《资政新篇》中对英国的介绍，没有一字涉及到英国侵略，只说英人“骄傲成性，不居人下”，又说“英邦用繁，必须外助，故多逞才智” 。这种态度的形成，也可以说是他学习宗教的副产品。同样，必须指出，他对香港的黑暗面似乎熟视无睹。香港中国人受压迫、受剥削的悲惨处境，他并没有觉察，一方面可以认为他在教会的高墙内，与人民隔绝，不了解真实情况；另一方面也可以说，他受到传教士的宣传影响，蒙蔽了他的眼睛。他在离港北上前夕，曾对理雅各说过：“他去南京有两个目的，改正宗教上的某些错误和执行对外国人和解的路线。” 这番话正可以充分说明他在香港时的对外态度。

但是，无论如何，香港在某些方面也提供给他借以构成中国现代化蓝图的素材。洪仁玕的现代化蓝图，决不是香港殖民地的翻版。在香港所见所闻的资本主义新事物，经过仁玕本身思想的折射的融会，因而形成了这一现代化的蓝图。洪仁玕本身思想是站在中国农民阶级的立场，决心要建立一个独立富强的新国家。从这一点出发，他对香港的新事物并不是全部模仿，而是有所取舍，有所侧重。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正是蒸汽机的黄金时代。英国的产业革命也正是这时完成的。洪仁玕认识到由蒸汽机发动的“火船”、“火车”是“正正堂堂之技”，“永古可行”的“中宝”， 也就是除了宗教以外的“有用之物为宝”。俄罗斯邦之所以“声威日著”，就是由于“遣其长子伪装凡民到佛兰西学习邦法，火船技艺”。日本和美国通商后，也正在引进“各项技艺以为法则”，将来一定改变国家的面貌。他说“外邦火轮车，一日能行七八千里”（这当然是夸大不实之语），“用火用气用风之力大猛”。“火船气船”，“一日夜能行二千余里”，不但用于客货运输，而且有利于“占守辑捕”。他还提倡“器皿技艺”，举出“钟镖，电火表、寒暑表、风雨表、日晷表、千里镜、量天尺、连环枪、天球、地球等物”，认为这都是“中宝”、“探造化之巧”，“广闻见之精”。这些新技艺，可能 他在香港时亲眼见到过的。望远镜、寒暑表、指南针等，又是韩山文曾经赠送给他的。直到他后来到了天京，干王府中他的书案上，仍然堆放着这一类东西 。他对当时欧洲先进的科学技术非常称赞，并准备仿行，这是他的现代化蓝图中的精华之一。

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主要表现在由选举产生的议会和立法、司法、行政三权的分立。尽管它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治制度，但在取代封建专制主义来说，在当时是先进的政治制度。洪仁玕称赞英国：“于今称为最强之邦，由法善也。”他介绍美国的民主制度较详，他说：美国的总统“五年一任，限以俸禄，任满则养尊处优，各省再举。”他介绍美国的选举制度：“置一大柜在中廷，令凡官民有仁智者，写票公举，置于柜内，以多人举者为贤能也，以多议是者为也。”虽然他所介绍的民主制度并不详实，但他对这种制度是向往的，并且认为土耳其“不知变通，故邦势不振”。俄罗斯“大兴政教，百余年来，声威日著”。革新和守旧的两种前途，值得作为借鉴。

洪仁玕在香港所看到的“民主”是十分有限的。香港不同于英国本土，它是一块小殖民地。殖民地是在殖民主义暴力统治下，不但本地的中国居民毫无权力可言，就是英国臣民也是无权的。港英国臣民关于岛上地方事务行政的部分权力，直到一八五五年香港总督才向国务大臣提议，在地方议会内安排五名非官方指派的委员，每三年选举一次。

洪仁玕在他的革新计划里，并没有提出引进西方的民主制度。他在西方制度的影响下，提出一个行使民主权力的办法：“准卖新闻篇或设暗柜”，他的“暗柜”并不是选举投票箱，实际上可以算作“意见箱”。至于“新闻篇”，他特别强调，并夸大它的作用。他说：“新闻馆以报时事常变，物价低昂。”这还可以说类似西方的报纸，也可能是他在港、沪看到的报刊上的移植。但是仁玕建议设置的新闻官，“不受众官节制，亦不节制众官”。他的职权是“专收十八省及万方新闻篇有招牌图记者，以资圣鉴”。这就有些类似监察机关了。它的作用是“奸者股票存诚，忠者清心可表。”“一念之善、一念之恶，难逃人心公议。”这无异于把新闻官作为“人心公议”的代表了。

洪仁玕重视“人心公议”，企图通过“意见箱”和报纸把它提到天王面前，作为施政的参考。这可以认为已经有一些民主的因素，和封建专制的精神背道而驰了。他提倡立法，他说：“纲常伦纪，教养大典，则宜立法以为准焉。”有了法律，则“下有所趋，庶不陷于僻矣”。他所谓“法”究竟指的是什么？我们认为实际上就是指的资本主义的法律制度，也就是《资政新篇》中所称赞的和准备施行的革新法制。由什么人立法呢？他说：“立法之人，必先经磨炼，洞悉天人性情，熟谙各国风教，大小上下，源委重轻，无不了然于胸中者，然后推而出之，乃能稳惬人情也。”显然他所说的“法”与前人不同之处，在于立法者要熟悉当时各国的情况，就是要仿行西方资本主义法制。但是洪仁玕并没有引进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他所主张的立法者仍是属于行政系统，并没有独立的立法机构。

关于司法，洪仁玕也没有提出独立的机构，也就是并没有设置各级法院的主张，简言之，司法仍是行政的职权之一。但是他提出“先教以天条，而后齐以国法”。他把教育摆在刑罚的前面，反对“不教而杀”；也就是说人是可以改造的，刑罚只是作为改造的补充办法。他主张“罪人不孥”。罪只及于犯罪人本身，不要连坐到家属亲朋。这是一种新的法律精神，与封建法律的“诛九族”相对比，是一大进步。其他方面如“善待轻犯”、废除酷刑等等都是破除封建野蛮刑罚的措施，具有进步意义 。总之，尽管洪仁玕基本上拥护以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天国现行法制，但是他提出向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学习的愿望，强调“人心公权”和人道主义，教和刑相结合的法治观点，无疑这又是他的现代化蓝图中的精华之一。

此外，据洪仁玕在港、沪所见所闻，他提出来一系列的新事物，准备引进仿行。例如医院、礼拜堂、学馆、四民院（鳏寡孤独院）、四疾院（跛盲聋哑院）等等社会福利事业；又如公路、邮政、火车、轮船、银行、纸币等等交通、经济方面的新事项。值得注意的是他提倡开采矿藏，“爵为总领，准其招民采取”。分配办法是：“总领获十之二，国库获十之二，采者获十之六。”所谓采者，实际上就是民间投资者。他还鼓励私人开设银行，发行钞票。“或银货相易，或纸银相易，皆准每两取息三厘。”他又建议设置发明专利、人物保险，“准富者请人雇工”等等。这些措施都是给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

总之，洪仁玕的现代化蓝图，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民主和科学，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蓝图，在漫漫的封建主义长夜中，显示出光明和朝气。但是，显然考虑到当时太平天国的形势对改革的阻力很大，他曾对一位传教士说过他的困难，天王的“脚站在尘世上，而头却伸到天堂里，其他诸王对他的权威并不在意。” 因此这一改革方案具有很大的妥协性，在民主与科学两方面都仅仅是一个开端。这不只是洪仁玕的认识不够问题，更重要的是他要“因时制宜，审势而行”，为了便于推行。然而由于形势迅速变化和在太平天国内部封建主义的阻力，连推行这一初步的措施也落空了。

 

洪仁玕和十九世纪上半叶的改革家

洪仁玕好友容闳

十九世纪上半叶是中国封建社会迅速走向没落的时期，西方殖民主义用鸦片和大炮敲开了古老帝国的大门，边疆危机四起，国内阶级斗争激化，升平盛世已成为过去的幻梦，一种民族危机感在部分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中萌发。他们再也不甘于埋头考据，推敲词章，而是抨击现实社会的不公。在寻求图强之途的探索中，开始放眼世界。在洪仁玕以前的有林则徐、魏源，和仁玕同时代的有王韬、冯桂芬、容闳。洪仁玕向西方学习的思想，既超过了他前辈，也远胜其同辈。

林则徐是中国近代放眼看世界的第一个人。林则徐渴望了解“夷情”，“署中养有善译之人，又指点洋商通事引水二三十位官府，四出探听，按日呈递。亦有他国夷人，甘心讨好，将英吉利书籍卖与中国。” 林则徐主编了两部书：一部是西方历史地理的翻译材料，名为《四洲志》，另一部是外人论中国的译文，名为《华事夷言》 。他所要向西方学习的，主要是“制造船炮”。他又主张开矿：“招集商民，听其朋资伙办。成则加奖，歇亦不追。”

魏源是林则徐同时代的人，他们中间又有深厚的友谊，魏源不但同意林则徐向西方学习制造船炮的主张，而且有更进一步的计划。林则徐解职后，将《四洲志》和其他翻译资料都送给魏源。魏源又搜集各种中外资料，增补整理，成《海国图志》五十卷。一八四二年刊印，风行一时 。他提出“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三项对外政策。他之所谓“夷之长技”，具体说来就是战舰、火器和养兵练兵之法。这仍不脱林则徐的窠臼，但他认识到引进国外科学技术制造战舰、火器之后，必然会发展到制造商船和“量天尺、龙尾车、风锯水锯、火轮舟、自来火、自转碓、千斤秤之属。”“凡有益于民用者，皆可于此造之”。 他又了解到“西洋器械借风力水力火力，夺造化，通神明”。他主张向西方学习“技艺”，并首次举出俄国的榜样，他说：“俄罗斯之比达王，聪明奇杰，因国中技艺不如西洋，微行游于他国船厂火器局，学习工艺，返国传授，所造器械，反甲西洋，由是其兴勃然，遂为欧罗巴最雄大国。”

林则徐、魏源的这些向西方学习的主张，无疑地会影响到以后的洋务派和维新派，但对洪仁玕来说也不可能没有思想民的某些联系。洪仁玕接触到的中外人物很广泛，他本人又喜欢博览群籍，虽然是没有确实的资料说明洪仁玕继承了林、魏的某些主张，但是从他们 具体的学习内容来看有不少相似之处。洪体玕主张除了学习西方技艺以外，还要学习西方的社会经济制度，远远超过了他的前辈。

冯桂芬是和洪仁玕同时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尽管他反对太平天国，并帮助曾国藩、李鸿章镇压人民，甚至在上海和外人合作设立联防局抵制太平军；但是他在提倡向西方学习方面，和洪仁玕颇有相通之处。他具有丰富的史地知识，使他能够放眼世界，并热烈推崇西方文化科学，他说：“其述耶稣教者，率猥鄙无足道。此外如算学、重学、视学、光学、化学等，皆得格物至理。舆地书备列百国山川阨塞风土物产，多中人所不及。” 冯桂芬本人就是一个科学家，他对数学、天文两门科学都有专门著作。他主张开矿，他说：“诸夷以矿为常政”，“即经费之外全以与民，不失为藏富之道。”他还提倡农业机械化，他说，“宜以西人耕具济之，或用马或用火轮机，一人可耕百亩。”

值得注意的是冯桂芬的改革思想已经超出了“船炮机械”，而接触到中国内政的改革。他提出来的教育改革方案，废八股而改试经学、策论、古学（诗文）三场，算学也附在第一场。他建议北京新设的同文馆加以推广，“令上海、广州仿照办理”，“募近郡年十五岁以下之颖悟诚实文童，聘西人如法教习”，但仍兼习经史文艺，三年学成，通过考试录用。在广东、上海还要设立翻译公所，“选近郡十五岁以下颖悟文童，倍其廪饩，住院肄业。聘西人课以诸国语言文字，又聘内地名师，课以经史等学，兼习算学。”  在政治制度方面，他认为当时“召乱之源”是“上下不通之弊”。他虽然没有引进西方民主政治，但重视民意的精神具有重要意义。当然他所主张的恢复乡职和从民间诗中观察民风，仍脱离不开复古的范畴。在这方面他是远远落后于洪仁玕的。

王韬是又一个和洪仁玕同时的知识分子，他家境贫寒，中秀才后没有中举，年龄小于仁玕三岁。他和洪仁玕唯一类似的经历就是他在上海、香港与西方传教士交往。一八四九年，他二十四岁的时候，就接受英国传教士麦都思之约，从家乡苏州来到上海。他在上海十三年中，主要工作是教授外人学习中文和帮助他们编译新书。他对西方文化科学非常推崇，虽然“未能深究英文”，但他和沪上的外国传教士麦都思、慕维廉、艾约瑟等人朝夕相处，这些人都擅长中国语文，因而王韬学习了不少天文、历算、地理知识。一八六二年秋间，王韬离沪赴香港，在港二十多年，主要工作是帮助英国传教士理雅各翻译中国经书，同时继续研究西方学术，并翻译编著一些专著。他对西方学术特别重视科学技术和世界史地。他所编译的书也集中在这两方面。王韬有一套变法自强的主张，在教育、练兵、开矿、纺织、交通、对外贸易等等方面，他都提出了新的政策和措施。他认为这就是富强之本。但是他对于政治上的民主就不敢也不愿接触了。虽然他读过并称道过慕维廉的《大英国志》和裨治文的《联邦志略》，自己也编著过《重订法国志略》，他对西方民主政治也很了解，特别是对英国的政制表示赞美，但是在这方面他并没有主张学习和引进。他主张“重民”，他说：“天下之治，以民为先。”“天下何以治？得民心而已。”他所谓“民治”，一是“上下之交不至于隔阂”，一是“厚其生”、“恒其业”。什么是“上下不隔阂”？他指的是“朝廷有大兴作，大政治，亦必先期告民。”什么旭“厚生恒业”？他指的是在工农生产上，“富民出其赀，贫民殚其力” 王韬作为一个提倡向西方学习的维新变法的倡导者，在民主方面，仅仅停留在重视民心向背的水平，但又没有具体办法来了解民意，发扬民意。他提倡办新型工业，发展私营企业，但又没有政治上的保证，解除封建官僚的束缚。王韬的改革计划也是远远落后于洪仁玕。

王韬和洪仁玕接触西方的过程都是通过当时的外国传教士为媒介。一八五四年洪仁玕得到韩山文的资助，由香港来到上海，这时王韬也恰好正在上海。他们同在教会工作和学习，他们都具有世界史地和科学技术的知识。很多的伦敦会传教士是他们的共同朋友，特别是上海的麦都思和香港的理雅各和洪、王关系很深。因此，可以断定，洪仁玕和王韬是相识的。一八五九四月以后，洪仁玕到达天京，得到洪秀全的重用，这期间，外国传教士纷纷来华，王韬是否和他们共同来过天京，尚待进一步的探讨。但是一八六一年二月英国海军司令何伯（J.Hope）和参赞巴夏礼（Harry.S.Parkes）率军舰六艘自沪溯江西上，先到天京，后到汉口。何伯一行中包括外交、军事、商业人员和传教士。王韬作为一名随员也参加了这次访问 。这时洪仁玕奉命到皖南浙西催调各军西援陈玉成，王、洪可能没有机会见面。总之，可以说王韬对洪仁玕的革新思想很有影响，因而在提倡科学、发展工业方面有很多相似之处。但由于立场不同，王韬作为地主阶级分化出来年维新派，对封建政权有很大的保留；而洪仁玕作为农民阶级的革命领袖，提倡走资本主义道路，建设富强的新中国。两者的立场和目标是绝然相反的。

最后再把另一个洪仁玕的同辈容闳和洪仁玕作一比较。从生活经历来看，容闳和洪仁玕有很多相似之处。容闳小于洪仁玕六岁。他们同是广州附近的人，容闳是香山县人，洪仁玕是花县人，两人的学历则不同了，容闳在少年时就到澳门，先在郭士立夫人的学校学习，后在马礼逊学校学习，以后渡美留学，一八五四年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是我国第一个留美学生。他对西方世界的认识和了解，在当时来说是同辈之冠了。洪仁玕在少年时仍然是走当时知识分子的老路——科举考试，后来在香港、上海通过教会和传教士学习了许多西方文化知识。因而洪、容都主张向西方学习，走资本主义道路。所不同的，容闳学成回国先任上海宝顺洋行买办，后任清政府的官吏，为洋务运动出谋划策。洪仁玕则脱离了外国教会的藩篱，投身于太平天国革命了。

容闳在少年时代就和洪仁玕认识了，而且他们也都是港澳外国传教士的朋友。宏闳说：“我在澳门郭士立夫人所办的学校中经常看到罗孝全。”“洪仁玕投奔天京以前，一八五六年我在香港和他结识，那时他是伦敦会理雅各属下的一位布道师。”于是，容、洪建立了友谊，也有在中国进行改革的共同理想。容闳后来回忆：“我在香港经常和他见面，甚至那时他曾经希望有一天在天京会看到我。” 果然，一八六○年十一月十八日容闳来到天京访问。容闳认为太平天国革命之所以发生，并不是什么宗教原因，而是清政府的腐朽。他说：“整个政府机构从头到尾被一种贿赂制度所侵蚀和败坏。”“其次是官吏对人民的搜刮，作为他们发家致富的无尽之源。”“整个清政府是建筑在一种庞大的欺骗和谎言的体制上。” 

容闳到天京后，十一月十九日访问洪仁玕，他提出一个革新方案，包括以下七项内容：“一、依据科学原则组织一支军队。二、设立军事学校，培养一支有能力的军官。三、为建设海军设立海军学校。四、组织一个文职政府，在行政机构的各部中任用有能力有经验的人担任顾问。五、建立银行体制并确定度量衡标准。六、建立各级学校的教育制度，以圣经列为教科书之一。七、设立一个工业学校体制。” 容闳的方案实际上是一个低调的方案，归纳起来有四个方面：即军事、政治、经济、教育。他既没有提出学习科学，发展工商业，又没有提倡民主制度。他所强调的教育在当时戎马倥偬中也没有实行的基础。他表示“假如太平天国愿意采纳这些步骤并拨款安排施行，我非常愿意贡献我的力量，帮助实现这些改革。”

两天以后，容闳第二次和洪仁玕会谈，讨论了七条建议的价值和重要性。容闳认为“洪仁玕对外面世界的了解比其他诸王要多，甚至比洪秀全还要多，他知道英国政府和其他欧洲强国力量和权势的秘密在哪里，并且非常欣赏这七条建议。但他是孤立的，没有人支持他和拥护这些建议”。洪仁玕告诉容闳，他很了解这些建议的重要性，但其他王部都出去打仗了，在他们回来之前，无法执行，因为任何措施在施实之前都要取得多数同意 。仁玕想把容闳留在天京担任政府工作，但容闳谢绝了  。随后他就去芜湖收买茶叶运回上海。一八六三年容闳投奔曾国藩，参与创办江南制造局和派遣青年赴美留学等等工作，完全成为清政府的“马前卒”。

洪仁玕向西方寻求真理的思想，以其内容的广泛性和鲜明的阶级性，特别是在民主和科学方面，远胜其前辈和同辈，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求真理的曲折道路上一个闪耀异彩的路标。显然改革方案可以有详有略，但改革是为了哪个阶级的利益，依靠哪个阶级的力理来实现它，这才是问题的实质所在。正是在这一根本性问题上，洪仁玕与他的前辈和同辈相比，前者是翱翔太空的雄鹰，其他诸人充其量不过是舍前的雏鸡而已。当然，洪仁玕的改革蓝图终究是没有实现，这不仅是由于当时太平天国为了生存正与中外反劝势力进行着殊死战斗，重要的是洪仁玕的“现代化”方案根本没有能触及，也不可能触及太平天国政权内严重滋生的封建主义。封建主义与现代化是格格不入的，历史已多次证明了这一点。

 

洪仁玕与中国法律近代化

洪仁玕选集

在太平天国后期主要领导人中，洪仁玕与众不同，他所提出的一系列改革法制的主张，非同凡响，远远超越了旧式的单纯农民战争顶峰的水平和极限，是一种新的飞跃，闪烁着新时代的火花。他是主张中国法律近代化的第一人。
　　
洪仁玕（1822—1864）生活的时代，是19世纪中叶。当时中国开始由一个独立的封建社会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统治中国的清王朝，所实行的是在中国沿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主义的法律制度。而当时的世界，却处在迅速上升发展的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代。资本主义的法律制度代替封建主义的法律制度，已经成为历史发展的趋势，社会前进的必然。因此，应该说，在19世纪中叶，中国法律近代化就是应该扬弃和废除封建主义的法律制度，逐步建立和发展资本主义的法律制度。而洪仁玕正是站在时代的前列，顺应历史潮流，主张“不从清朝法律”，废除旧的封建主义的法律制度，创建“新世界”的法律制度，也就是资本主义的法律制度。洪仁玕主张中国古代法律走向近代文明的思想，集中地体现在他在1859年所著的《资政新篇》和《立法制演谕》等重要著作之中。 

第一，从国家与法制的关系来看。洪仁玕却不仅吸收了历史上卓越政治家、思想家“以法治国”的思想，总结了太平天国法制建设的经验与教训，更借鉴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近代法制，从更新的视角，来论证了国家与法制的关系。这一中心思想包含了这样几层意思：一、国家和法制是同时产生和存在的；二、国家与法制日见有专政的功能；三、国家与法制是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四、强调了治法对治国的极端重要性。洪仁玕这里强调了没有法制，国家政权也难以存在。这些思想，远不是中国古代政治家、思想家“以法治国”观点所能比拟和包含的。相反，而与西方法律史上的“法治”学说在学理上有近似之处。表明洪仁玕开始认识到国家与法制的内在联系性以及法制的特殊重要性。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建立法制，以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调整国家机器的运转，保持稳定的社会秩序。

第二，从法制与时代的关系来看。洪仁玕站在19世纪中叶的时代高度，从中国与世界相互关系的角度，胸怀改革与开放的伟志和决心，愤怒地批判了中国封建反动统治者闭关锁国、夜郎自大的愚昧虚骄态度，深为“中国从前不能为东洋之冠冕，暂为失色”，感慨不已。他认为“前之中国不如是”，即不如西方近代国家先进。就是因为“毫无设法修葺补理，以致全体闭塞，血脉不通，病其深矣。”而要“以救时弊”，更要“与番人并雄”，洪仁玕提出必须以“因时制宜，度势行法”，作为改革法制的指导原则。而洪仁玕认为，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邦法”先进，“国法密深”，“纲常大典、教育大法”优越。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强大，原因就在这里。洪仁玕从“度势行法”这一命题出发，主张移植西方法律，采行近代资本主义法律制度，对中国的法制制度来一番“革故鼎新”。因此，他要求“立法之人”，除了必须具备一般应有条件外，尤其是放眼世界，“熟谙各国风教”，参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法制来制定中国的法律、法令。

第三，从法制与生产方式的关系来看。洪仁玕主张秉行西方资本主义法制制度，赶上世界近代先进国家，一个根本性的内容，就是主张实行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立法，以改变旧中国封建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生产关系，促进和保护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希图中国走上民族独立的、资本主义的道路。1859年洪仁玕提出的、经天王洪秀全旨准颁行的《资政新篇》，实际上是否定了1853年冬洪秀全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规定的取消一切土地和财产私有、取消私人经济、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经济等，以期实现“四同两无”（“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空想农业社会主义，提出了全面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譬如说：一、主张发展近代交通运输和邮电事业，准许富民出资开设书信馆和新闻馆；二、主张颁布保护私人投资法，鼓励兴办私家银行，发展金融事业。“准其获利十分之三”，拟办保险事业；三、主张允许私人投资开采矿山，并规定产业资本的剥削率，准其获利达百分之二十；四、主张奖励科技发明创造，实行专利保护法，保障自由竞争；五、主张颁行劳资法，允许剥削，采用雇佣制度，反对奴隶劳动，废除人身依附的封建制；六、主张从维护民族独立、保护民族经济的立场出发，在外国资本主义“不得毁谤国法”的前提下，“许其通商”。

第四，从法制与遵行的关系来看。洪仁玕十分强调“法制以遵行为要，能遵行而后有法制”。他认为没有立法自然谈不上依法、执法；可是单有立法，还不能说有法制。因为有法不遵行，不严格依法办事，再好的立法也只能是一纸空文。为此，他提出建立必要的类似西方近代的监察、检查机构制度。这就是他所构想的“兴各省新闻官”。对“新闻官”的人选和职权，应该是：一、“其官有职无权”，即对各部门违法乱纪的官员有检举参劾之责，而无直接处分之权。二、“官职不受众官节制，亦不节制众官，即赏罚亦不准众官褒贬”。这类官员自成系统，独立于行政部门之外。三、“新闻官”人选，一定要“性品诚实不阿者”。四、其任务是专门收集各省各种报纸呈缴中央，了解各项兴革大法的实施情况，检查各级官吏的忠奸、善恶。这种“新闻官”显然与中国封建时代的“台谏”之官相区别，他最大的特点是重视社会、群众舆论，能够观察中外报纸所反映的各种社会动态而有兴废。这是洪仁玕受了西方国家近代法制影响而主张的一项重要改革措施。

第五，从立法和立人的关系来看。洪仁玕提出了改革法制，必须做到立法与立人相结合的原则。在这一重要结合点上，洪仁玕着重要求的是：一、立法者既应熟悉中国的国情，更要了解当时世界的发展状况，使其所制定的法律制度，能够符合“时势之变通”、“审势而行”。二、“为官者”必须奉公守法，以身作则，刚直不阿，不畏权贵。洪仁玕认为，“盖法之质，在乎大纲”，一经制定，就要“一定不易”，坚决贯彻而能否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立法者和执法者“有以主之，有以认真”。只有“奉行者亲身以倡之，真心以践之，则上风下草，上行下效矣。”如果法律、法令只是惩罚普通的平民百姓，对“为官者”、特别是身居“高官”者，没有约束强制力，那就会“法立弊生，人将效尤”，作乱不已。洪仁玕愤概地指责道：后来法制废弛，“岂法不善屿？”他斩钉截铁地回答说：“实奉法者毁之尔。”因此，他主张贯彻禁革陈规陋习、歪风邪气、腐败现象法律法令时，“先要禁为官者，渐次严禁在下”。“惟在在上者，以为可耻之行，见则鄙之忽之，遇则怒之挞之，民自厌而去之，是不刑而自化，不禁而自弭矣。”主张对那些严重破坏国家法制的人，“无论其高官王位”，一定要“明正典刑”，直至“律以大辟”。只要做到法制“严明则人皆服法”。

第六，从法制与人权、人道主义的关系来看。洪仁玕主张执法要严，对罪行累累、证据确凿的犯罪分子，必须坚决打击，严惩不贷。但同时又强调绝不能滥杀无辜，重刑轻罪。他针对清律野蛮的株连之法，以及太平天国在司法实践中，尤其是“天京变乱”中发生的用刑过滥、无罪牵连、妄杀无辜的严重弊端及其危害，吸收了我国古代政治家、思想家法律思想中的民主精华，特别是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近代刑法制度为楷模，提出创立“罪人不孥”的制度，废除株连法，主张一人犯罪一人受罚；无论犯罪性质、罪行大小，一律实行“罪人不孥”、刑止一身的政策。否则，“若连累及之，是迫之使反也”。洪仁玕还针对封建法制中的严刑酷罚、重刑轻罪原则，及其与太平天国带来的严重影响，从人道主义出发，及时而又鲜明地提出了慎刑少杀、废除酷刑、“善待轻犯”的主张。对待“轻犯”，要给一条“改过自新”的道路，罪犯“期满释回，一以重具廉耻，二以免生他患”。至于那些“大罪宜死者”，也不要点天灯、五马分尸、斩首、剥皮、桩沙，只用大架吊死，象西方近代国家的处以死刑那样。为了防止和减少错捕、错判、错杀，洪仁玕还强调审理案件一定要注重事实，不允许伪造证据，制造混乱，颠倒是非。对“妄证者”，不能饶恕，一定要“同罪”处罚。至于因不明真相而检举不实的百姓，却要加以保护，对群众的意见应该加以尊重。不难看出洪仁玕这些主张，无不带有鲜明的反封建的民主色彩，具有保护人权的意义。

第七，从法制与教化的关系来看。洪仁玕主张贯彻法制，既要严惩罪犯，同时也应从教育感化入手，引导人们生活走上正轨；在严申法令的同时如果能辅之以法制教育，就可以使人们知法、畏法、守法。因为，教化是“治人心恶之未形者，制于萌念之始”；法律是“治人身恶之既形者，制其滋蔓之多”。因此，教化与法制应该结合起来，“教法兼行”。“教行则法著，法著则知恩”。只有“法外辅之以法”，才能“入于德”，“刑外化之以德”，才能“省于刑”。只有实行“教法兼行”、“非不教而杀”，才有助于人们“免生罪念”，使一些触犯法律的行为“制于萌念之始”，防微杜渐，防止或减少犯罪的发生和蔓延。在进行法制教育的方式上，洪仁玕提出了各种办法，主要的是两点：一、设立新闻官，发行报纸，“昭法律，别善恶，励廉耻”，对人民群众普遍进行知法、守法的法纪教育。二、利用类似公审的形式进行群众性的法制教育。判处一些重大刑事案件，特别是处以死刑的案件，一般都要召开群众大会，“先彰其罪状并日期，则观者可以股栗自儆”。

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是近代中国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人，魏源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向西方学习的新课题。承认中国落后，西方国家先进。学习外国长技以抵御外国侵略，这在当时是颇有勇气和难能可贵的，充满着改革开放精神和爱国主义激情。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和高度赞赏林则徐主持翻译了瑞士法学家、外交家瓦特尔（旧译滑尔达）著《国际法》（1758年法文版），编成我国第一部简介西方国际法的中文译著，初名《各国律例》。但他们囿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他们所主张“师夷”的“长技”，还只是西方国家的近代军事技术，即“坚船利炮”，没有涉及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法律制度，没有提出中国法律近代化的问题。洪仁玕则是继承并发展了鸦片战争时期地主阶级改革派林则徐、魏源等人“师夷长技”的思想，第一次提出了采行资本主义国家法律制度的问题。这是洪仁玕高于林则徐、魏源等地主阶级改革派的地方。

洪仁玕改革法制的主张，也高于太平天国时期农民领袖中的任何一个人。洪秀全是天王，天国最高领袖，他在1853年冬颁行的《天朝田制度》，应该充分肯定它是旧式农民战争反封建斗争思想结晶，是旧式的单纯农民战争发展到顶峰的标志。但由于小生产者的阶级局限，其中没有、也不可能包含新的社会制度的内容，它仍然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空想农业社会主义，实质上是违反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如果太平天国要强制推行，将势必挫伤广大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影响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窒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从而影响移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制度。至于太平天国后期，洪仁玕提出的《资政新篇》，天王洪秀全在批示上曾多表同意，但这时他已严重封建化，而且如忠王李秀成所说“一味靠天”、“信臣不专”（《忠王李自成自述》），过着介乎人神之间的教主式的生活，严重脱离社会实际和广大军民。因此，对洪仁玕改革法制的主张，实际上不甚支持。这一点洪仁玕是十分清楚的，也是很不满意的。他曾同来天国天京访问的英国人富礼赐发过牢骚，说自己“欲改革各事如何困难，天王如何不听人言”（《天京游记》）。正因为洪秀全对洪仁玕提出的实质是中国法律近代化问题不予支持，因而在他主持制定和推行的太平天国法律制度中，包含着严重的封建主义毒素。至于太平天国后期的其他主要领导人如忠王李秀成就更不值一提。

关于洪仁玕改革法制的主张，无论洪仁玕本人，或是与他同时代的各个阶层的人，抑或是今天海内外史家，都有各自的评论。洪仁玕自己声称，他改革法制的主张，是一种“革故鼎新”，“己所窥见之治法为前古罕有者”。“前古”，从我们的观点看，就是古代的封建社会，“前古罕有”，即为几千年的封建时代所不曾有过的，具有“新世界”的实质。这种“新世界”，洪仁玕由于不懂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的五种类型，没有明白指出这就是资本主义新世界，然而今天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不难断定，他所希图建立的“新世界”，当是“与西人并雄”的近代中国，他所窥见并想移植的“治法”，当为西方资产阶级近代法制。

近代中国最早的留美学生、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派容闳，1860年10月到达太平天国都城天京与干王洪仁玕晤谈之后，谈到对他的印象，说：“干王居外久，见识稍广，故较各王略悉外情，即较洪秀全之识见，亦略高一筹。凡欧洲各大强国所以富强之故，亦能知其秘钥所在。”（《太平军中之访察》）在天京见过洪仁玕的英国人富礼赐说，洪仁玕“立志甚高”，“在南京各王中确是独一无二的人物”（《天京游记》）。近年，西方历史学家在评论洪仁歼玕说，“他的研究从神学到西方科学和政治经济学，不但使他成为太平天国领袖中文化最高的人，而且是西方文化最早的传播者之一。”

无论从洪仁玕的自我评估，还是从近现代海内外各阶层人士对他的评价，尽管有差异，但有一基本点却是完全相同的，他的的确确“比他们前辈提供了新东西”。“新”就新在他冲破了封建帝国闭关自守的枷锁，也冲破了农民小生产者狭隘保守的精神世界，认真地在观察世界和自己国家的命运，提出了并以期实现自己“窥见之治法”，从而取得“驱逐胡虏，宰治中原”的胜利，进而使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也能够成为“东洋之冠冕”。

洪仁玕出身农民家庭，是太平天国后期农民起义领导集团的重要成员之一，但他改革法制、振兴中华的主张，却是中国古代法律走向近代化的一个开端，他无愧是近代中国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先驱。 

 

洪仁玕 - 洪仁玕的评价

洪仁玕是洪秀全同高祖的族弟。早年经历，基本与洪秀全一样，五六岁时就读书，到近三十岁仍旧屡考不中，只能到处去农村当塾师糊口。洪教主早年创教时，也常常与这位族弟密议，两个人捧本《圣经》玩命钻读。洪秀全到广西去，小他九岁的洪仁玕因家人劝阻，未能成行，反而去清远一带教书谋生，当时他也想不到族兄去广西那穷旯旮会混出个“大茶饭”来。
　　

中间有段时间，洪秀全回广东，与洪仁玕相会多次，见这位族弟在清远教书混得不错，说不动他与自己去广西，也没再坚持。
金田起事前，洪秀全派人回家搬运自己家族人员，洪仁玕在清远，也没有随同族人过去。

等到清政府知道了洪秀全这个“逆首”的真名，自然到他老家抓人。与洪秀全同族的洪仁玕这才感到害怕，想逃往广西。待他1851年到浔州时，洪秀全一批人已经打到永安。
洪仁玕见到处清军设卡，只得沿原路折回广东。四处躲藏之余，洪仁玕差点找个水塘“自裁”了。
1853年，他跑去香港，混入教堂给洋教士当中文教师。后来，听得“太平天国”在南京，他马上往上海赶，想去找“洪天王”。结果，当时战事吃紧，道路不通，上海的“小刀会”兄弟也不相信他是鼎鼎大名“洪天王”的弟弟，根本不予理会。无奈之下，洪仁玕只得在上海洋人学馆以学历算为名磨蹭了一段时间，最终又返回香港。
此后数年，他在香港苦学英文，研习西方的文化和制度，并在1859年在洋教士出钱资助下再次向南京进发。
千辛万苦之后，他终于进入“天京”，与洪秀全相会。
当时，杨秀清被杀，石达开出走，万事忧心。洪天王见洪仁玕这么一个洪姓弟弟远道而来，喜出望外，立刻封他为“干天福”。一个月不到，就又加封这位洪姓族弟为“天国开朝精忠军师顶天扶朝纲干王”，总理政事，基本就是让他接过先前杨秀清那一套大权。
为平息众人心中怒气，洪秀全不得不在不久之后加封陈玉成为英王，李秀成为忠王。
相比容闳那些真正在美国受正统西方教育的“海龟”，香港来的洪仁玕也就是半瓶子醋的“海带”而已。自始至终，与所有“海龟”、“海带”一样，洪仁玕施行的一直是一些脱离实际的措施。
为了向“天王”哥哥显示才学，为了平息太平天国高层将领对他的不服气，洪仁玕自然要玩点真格的。于是他到天京没有多久就上呈《资政新篇》，当然，其中不少内容都是他早就在香港拟好的。从当时来看，洪仁玕的提议和想法不可谓不新。他开篇就洋洋洒洒说“时”论“势”，举俄罗斯和日本为例，认为“太平天国”要成大事，就应该顺应世界潮流。这个想法，与日后的广东人孙中山想法其实完全一样：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易，逆之则亡。”
《资政新篇》主要有三大类：风风类、法法类、刑刑类。
风风类，主要讲要移风易俗，大力推广基督教的宗教善意。当然，这一类最主要的，是洪仁玕建议以西方“有用之物为宝”，如火船、火车、钟表、电火表、寒暑表、风雨表、日晷表、千里镜、量天尺、连环枪、天球、地球等物，其实是欣羡西方物质文明，确有“进步”意义。
法法类，即洪仁玕建议仿效西方政治经济制度，发展生产，开拓经济，开拓交通，兴办银行，鼓励发明，同时他建议设立严谨的基层乡官制度，增设监察机构，同时对洋人通商来往坚持“信义”二字。
刑刑类，自然是要实行西方那种司法制度，矫正从前“有法无依”的弊政，并想出“禁朋党之弊”一说。（洪仁玕大概还不十分理解西方“三权分立制”，所以他没有提及这方面内容）
总而言之，洪仁玕的这篇东西，确实是一部明显带有法制与民主色彩的政治改革方案，其中不仅有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政策，还有平等独立的外交方针，也有有关教育文化与社会事业方面的真知灼见，可以说是近代中国人睁开半只眼看世界的一篇好文章。
从积极方面看，洪仁玕这些远大“理想”，其实与日后的满清“洋务派”不谋而合，而且他的某些见识也比日后的魏源要高出不少。而且，在时间上讲，《资政新篇》的颁布比日本“明治维新”早十年，比“戊戌变法”早四十年。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清朝末期，如果其中的建议得以真正施行，肯定会对中国社会产生振聋发聩之效。
洪秀全本人对族弟的这些主张不甚了了，但明确反对其中“缓于诛杀”的条议，除此以外，照准颁行。
虽然《资政新篇》被当作“天朝”政纲加以刊示，但在洪仁玕实际的执政时期内（1859-1862年）根本就是一纸空文。这是因为，军务和战争是当时太平天国最最迫在眉睫之事，在外大将如陈玉成、李秀成又从心理上瞧不起他这么一个“书呆子”，所以他的建议没有一条落实到实处。
本来，洪仁玕由于精通英语，与好多洋教士关系密切，并把美国教士罗孝全请到了天京。1862年，随着洪仁玕杀死罗孝全仆人一事的发生，加上罗孝全觉得自己想在太平天国宗教上独掌大权的幻想落空，这个“洋和尚”愤然出走，此后在媒体大肆攻讦洪仁玕。加之，因为一些请求遭拒，洋人们对洪仁玕的印象也一落千丈，纷纷认定他是很狡猾的太平军谋士，“其理论，其行为，均不甚正大，彼之著作，不过是笼络外国教士之手段而已”（英国驻华公使普鲁斯）。
1862年下半年起，由于援助安庆失败，洪秀全基本上不再信任洪仁玕，这条老“海带”只能一直陷于忧懑的状态。直到洪教主临死，托付无人，他才想起这位族弟，临终托孤，让他力扶幼主。
从另一个角度讲，洪仁玕晚节不错，是条汉子，城破被俘后，坚贞不屈，还以“文天祥”自比，虽然不脱书生迂腐和不伦不类，倒很是有气节可言。
罗尔纲先生把二破江南大营和太平军开拓苏浙的功劳算在洪仁玕头上，其实有失公允。那些功劳均是陈玉成、李秀成等将领所为，洪仁玕不晓兵略，根本没能力指挥大局。
客观评价洪仁玕，还是句老话：百无一用是书生！

 

洪仁玕 - 洪仁玕遗诗

洪仁玕其一：
春秋大义别华夷，时至于今昧不知；北狄迷伊真本性，纲常文物倒颠之。
其二：
志在攘夷愿未酬，七旬苗格德难侔；足跟踏破山云路，眼底空悬海月秋。
意马不辞天地阔，心猿常与古今愁；世间谁是英雄辈，徒使企予叹白头。
其三：
英雄吞吐气如虹，慨古悲今怒满胸；猃狁侵周屡代恨，五胡乱晋苦予衷。
汉唐突厥匈奴犯，明宋辽元鞑靼凶；中国世仇难并立，免教流毒秽苍穹。
其四：
北狄原非我一家，钱粮兵勇尽中华；诳吾兄弟相残杀，豪士常兴万古嗟。

除了这几首，后来他补了四句，《北华捷报》译载诗句，又给简又文先生译其中的后两句(我国祚虽斩，有日必复生)，原诗文英译内容如下：
And now in parting one word more,
One pleasurable thought outpour。
Though our kingdom’s passed away,
It will live again another day。
参考全译为：“临终有一语，言之心欣慰；我国虽消逝，他日必复生。” ^[2]

注释与参考：

[1]^新浪新闻中心

[2]^文新传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