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晓农:《虚实谈》

朱晓农:《虚实谈》
虚实谈——现代语言学的工作旨趣 *朱晓农    今天，我们可以毫不迟疑地说，近百年来我们关于汉语知識的长足进步是科学取得成功的标志，而语言研究中的大部分缺陷和障碍，正是由于科学主义没有得到贯彻的缘故。
        ——作者
目录
【О】开篇
【一】科学与社会
【二】语言学中的虚和实
【三】事件事理和物相物理
【四】材料和理论
【五】材料的收集和材料的安排
【六】发现的模式（1）：归纳主义和演绎主义
【七】发现的模式（2）：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略）
【八】发现的模式（3）：假设主义和人本主义（略）
【九】科学的时尚和范式
【十】天经地义和天诛地灭
【十一】结语
О、开篇
    如果学会什么情况下抛弃自己心爱的理论，什么条件下接受对方“可恶的”观点，我们就已经走上科学主义之路——因为我们弄懂了逻辑评价程序，掌握了理性批判标准。
        ——作者
  语言学工作中的“虚实”问题是一个经常会为之争论并且争论起来颇动感情的问题。在我们看来，拿这两个未加定义的含糊字眼笼笼统统地去评价某项工作，就象用“阴阳”来说明问题一样，并没有多大的意思。本文打算从分析“虚实”这对概念入手来谈一些看法，提一些问题。例子并不限于语言学。读者也许时而会发现一些混乱的迹象。不过，分析中的混乱可以通过进一步的分析来澄清，它比笼统含糊好。事实上，归纳主义在科学哲学界的王座失去以后，“科学发现的逻辑和模式”问题所引起的混乱还未完全澄清。文中引述一些作家。他们的哲学主张有的互相接近，有的互相对立，我也并不全都同意。本文所谈大多是自己的心得。这些看法并不系统，也不一定对，更不奢望读者都能赞同。我的本意是想提供一种选择的机会，多一种选择能添一分成功的可能。读者阅后如有混乱的感觉，我只能以流水总比死水紊乱来安慰。“从迷惘始，以明晰终”，如果是指掌握的已知，科学做到了这一点。但如果是指面临的未来，那就应了西方的一句老话——“始以小迷惘，终于大迷惘”。
一、科学与社会
今天，社会如果养着一个叫某某学的行业，那是因为他对社会有用。
        ——作者
【1.1】我们先从最广泛的文化意义上来考察“虚实”这对概念。
  几千年前，种地放牧是实，手工业是虚，工艺品更是虚，至于工业服务业，那是虚得没影的事儿。
  对于实的工业来说，科学是虚。而在自然科学面前，社会科学又是虚。在社会科学内，法学、经济学称得上实，文学、史学、哲学因为能影响思想观念从而改变人的行为，所以显然要比语言学来得实。
  还有什么比语言学更虚的？社会学、心理学曾被认为是虚，是伪科学。可现在，有优秀青年感兴趣，有机构财物作后盾。这是一门学科最实在的基础。
  语言学既处于文化虚实得分轴的最虚端，我们实在不必在内部斤斤计较你虚我实。你最高的实值能有几分是可想而知的。对于学科带头人来说，最重要的是外争实而内放虚。所谓“内放虚”，就是允许各种理论方法尝试（详见后文）。所谓“外争实”，是指做一下三件事。
  （1）引起社会上的兴趣，做好普及和应用工作，显示本学科的重要性。
  （2）争取资金，设立系所。此外，在诸如湘西、贵阳花溪等地建立像江村、大瑶山那样的长期考察站很有必要。如果能数十年如一日，收集到连续性的、可资比较的汉语“吃”其他其他语言并在吃的过程中形成变体的详细资料，我们也许能对汉语、甚至汉藏系语言的演变，以及更一半的语言学理论提出点什么东西。
  （3）争取优秀学生。这是振兴学科最根本、最有效、最实在的措施。语言学不比物理学，能等着好学生自投罗网。其实即使物理学也不能老是守株待兔。
【1.2】有一种普遍看法，认为做学问的只管扎扎实实做学问，使不上劲儿的地方少管闲事。用形象点儿的话来说，就是“只事耕耘，不问收获”，“只管低头拉车，不管抬头看路”。这话有一定道理。因为收获、定方向取决于许多其他因素，个人无能为力，所以与其空谈虚的，不如只管实的耕耘拉车。
  不过，对于学科带头人来说，问题就不是只有单解了。并不是任何研究都能天然成为一门学问的，也不是一门学问能永远成为学问的，社会就看你有用没用来发放生死牌的。搞清楚《红楼梦》菊花宴上谁坐南谁朝东，点清一亿人的头发根数，不管这是无法正是的虚研究，还是能够验证的实研究，他们本身是永远也成不了一门学科的。经学在过去两千年中是最显赫的学问，可说他不是学问，一夜之间立地不是学问。
1.3 按照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的说法，从事科学工作有三种目的：
* 心理目的：使科学家得到乐趣并满足他天生的好奇心；
* 理性目的：发现外在世界并全面了解他；
* 社会目的：把这种了解用力为人类谋利。
  虽然这三种目的总是交织在一起激励着科学团体，但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中他们被强调的程度并不相同。从历史上来看，十七世纪的科学家不得不坚持功利论（社会目的），因为舆论正在讥笑他们从事空虚而无益的幻想。到了十九世纪，人们看到科学可用于并正用于卑鄙的目的，功利信念便让位于纯科学的理想主义：从事科学（耕耘拉车）而不求应用（看路）和报酬（收获）。随着欧战结束后产生的普遍幻灭感，连纯科学的观念也让位于强调心理目的：追求知识只不过是把童年的好奇心带到成人生活中去罢了。不同时期强调不同的目的实际上都是为了应付社会现实提出了的问题，而不是说不同的时期科学的目的也不同，虽然三者的比重多少有些变化。
  对于语言学家来说，同样有这三种工作目的。我们现在过分强调的目的是什么呢？——是理性目的！这种做法没落在实处。社会上并没有对语言学的理性意义有什么怀疑。相反，他们是对语言学的社会意义抱着十足的否定态度。前面讲的三件实事中，前两件合符社会目的，第三件合符心理目的。
  语言学能否为社会实实在在地作出贡献，这实在是关乎语言学兴衰的头等大事。退一步讲，至少要跟其他学科沟通，为他们输出点什么，从而被编织进整个知识网络。
【1.4】上面说了在文化领域中虚和实是相对而言的。其实，同一件事对于不同阶层的人来说，下面的说他太虚，上面的说他很实。劳力者说认几个字有什么用。而劳心者，说得雅点，把圣人之道看成进可济世经邦、退可修身养性的实在的人生工具。说得俗点，“书中自有黄金屋”。读经虽然没有认识论上的理性意义，但确有很实在的社会意义。当然，光有社会意义的事儿还不足以成为科学。
【1.5】不同的研究传统对于“实”有不同的理解。国学的实表现为背诵的基础上充分引用书证。科学的实表现为理解的基础上思想自由创造。要达到国学的实便要求学生从小背教科书。要达到科学的实便要求学生从小动手动脑做练习。
二、语言学中的虚和实
        科学史像一切人类思想史一样，是不可靠的梦想，固执和错误的历史。但是科学是为数极少的这样的一种人类活动——也许是唯一的一种——在这种活动中错误得到系统的批判并且往往及时地得到纠正。在其他领域中有变化，但很少有进步。
        ——波普尔
【2.1】本节中我们在语言学的范围内进一步讨论虚实的含义。
  在语言学中，也可以说在一切学科中，虚：实有两种一样的对立：
* 基础研究之虚对应用研究之实；
* 理论工作之虚对材料工作之实。
  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交叉的。应用研究中有侧重材料工作的，也有侧重理论工作的。基础研究中也有侧重不同。如果一味强调实而排斥虚，合乎理解的结论便是，只能进行应用研究中的材料工作。其余三种不是虚实相间，就是虚而又虚。照此标准，语言学刊物上的文章都不是实之又实的。既然只是虚的程度不同，五十步笑一百步，笑两声也就够了。
【2.2】细究起来，材料本身也有虚实程度的不同：家里说话、社交对谈、课堂用语、电视演讲、朗读字表、剧本台词、小说描写、报刊文章、正式公文等等。目前国内语言研究的主流是语法学，语法学的主流是书面语研究。本来语言学是从挣脱文献束缚中发展起来的。在这正宗的语言学观点看来，目前“主流的主流”甭说别的，就连材料本身的牢靠实在程度也大打折扣。他抽掉了语境，抽掉了发音、节奏、停顿、轻重音、语调。这种收罗书证的做法，研究的是一种没有谁说抽象了的（虚？）话，但他被公认为是踏实的学风。朱德熙、俞敏对此屡有批评。可批评只管批评，我们照样认为自己嘴里出来的例子太“主观”不如作家们书面化土语和单音节洋腔可靠。我写过文章改过稿。这些经过我“主观”认可的句子成了别人的“客观”，而别人的“主观”又成了我的“客观”。打开Language季刊，哪见过人家非在例句后注上海明威或阿瑟·黑利才算“材料扎实”。我们一方面把“描写”描写为“不带成见地收集客观事实”，一方面又到处批评客观事实“主语残缺”、“搭配不当”。看来，我们对“客观事实”中哪些是描写对象，哪些是评改对象，并不是事先不带成见的。
  有一阵很热门的书面歧义结构研究其实并不是语言学的问题，而是由书写体系不周密引出来的语文学问题。就像古书没标点引起的歧义一样，两者都是想解决仅存在于书面上的某个语言单位“属上”还是“属下”的问题。如果除了逗号和句号，还使用重音号、轻音号、半顿号等，问题也就没有了。有人（比如邵敬敏）把语法研究对象限于书面形式（文字标点），反把语音形式推到“语用”中去，这未免喧宾夺主，语文学复辟。当然，汉语的书面语好像有他超顽强的生命力和包罗万象的海量，因此在语法中另开一项独特的脱离口语的“文法”研究似乎也成立。我提出的“核心语法”和“极限语法”1就是出于这考虑。由于文法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排除了实际语言的因素，因此就该更多地考虑心理、逻辑、修辞等因素。
【2.3】即使在实际语言研究中，亦然存在不同层次的实。从甲发一个音X（对象），到乙听到（感觉），辨认（知觉），记录（符号化），再到丙读到记录所理解的X（解释），其间有五个层次。每个层次之间都不是一一对应的，这是正常的，但每个层次都不失具有实的意义。他们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都可以成为独立的实的研究。
【2.4】语言是社会现象，也是个人现像。是物理现象，也是生理现象。是心理现象，也是逻辑现象。是发送现象，也是接收现象。有推理表情功能，也有象征作用。能表达思想，也能遮掩思想。有感觉因素，又有理解过程。是信息最重要的载体，又是文化最伟大的成果。是符号系统，又是“所有其他符号系统的解释者”（宾文尼斯特）。虽然国内的研究主要把他看成是一个自足系统而着力于他的元素、结构，但并不妨碍把上述每个方面独立出来加以实实在在的研究。
【2.5】理论（或者更应该说是科学知识）由于他的易谬性而被我们看作是虚，认为不必要。其实，出错纠错是科学的必由之路。一部科学史书是高度简化了的成功史，实际的历史可以加长千百倍，而且全都是错误和失败。而现在我们光记得史书所载而把实际情况忘个精光，抱定了“要么不说，要说就说颠扑不破、万世不易的真理”的豪情壮志。对这种想法的最高评价是科学的早期观念——拉普拉斯式的雄心。既然现在已经知道牛顿力学都不是颠扑不破的，谁还敢说哪个科学理论或知识能万世不易？
  今天，我们可以轻易地指责前人理论的幼稚，但只要我们也做理论工作，那就同样免不了“会给后人留下非议的地方”，但“我们并不能因此有丝毫的犹豫”（方励之）。如果我们今天仍无理论且不想要，那我们就永远也不会有理论了。我们不能超越历史，去追求如同镜中之月的永恒真理，我们也不能让历史留下空白，什么也没说。
【2.6】林语堂（《生活的艺术》）把民族性分界为四个因素，给七个民族打了分。中国人（其实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得分是：现实主义4分，梦想（理想主义）1分，幽默感3分，敏感性3分。确实，在中国传统知识中缺的不是虞世南式的实，而是梦。
  传统文人讲究功底扎实。他们把几本古书翻得稀烂。给经作传，给传作注，给注作疏，正义章句，补正的补正学之学。逻辑的修订，非逻辑的阐发。自我孳生问题。他们用最扎实的功力造就了一个最虚假的知识系统，既无理性认识的意义，又无促进社会的作用。真正实在的知识是能够推动理性和社会进步的。那些貌似实在其实迂腐虚假到极点的国学“知识”，两千年来只有“变化”而无“进步”，说他没用马上完蛋。
【2.7】上面说了材料之实与理论之虚的关系。至于应用研究的实和基础科学的虚之间的关系，我们引一段杜威的话：
    不管少数的知识分子阶级把纯粹科学和应用科学区分开来有多好的理由，广大人民群众却只有在应用科学的时候才和科学发生接触。科学在他们考虑就是他对他们日常生活所发生的意义，他对他们的日常职业，对他们的家庭、邻居和工厂的生活中所特有的利用，享有以及对利用和享有所家的限制等等所产生的后果，他对他们的工作或没有工作的后果。（《人的问题》）
    如果我们真的研究实，就该扪心自问：今天的语言学对一般人的听说读写有什么帮助？且不说对他们的生活有什么意义。我们的语法体系能保证学生写好文章吗？或者退一步，能保证写对文章吗？如果语言学不管这些，那么他管什么？
  用不着再追问下去，我们已经汗流浃背。幸好杜威还有一句话，给了我们一条退路，可以从相对的意义上来理解“实”。他说：
    “应用”科学对这些人的应用同他对那种从事于区分的哲学家的应用就十分不同了。发明家把数学物理共时转变成为机器和其他动力设备，因而他对发明家的应用又十分不同。因为在他看来，他不是抽象的技术，他是在现存政治经济文化条件之下发生作用的技术。
    这段话擦干了我们背上的虚汗。虽然生活学习中的实没顾上，但至少可以为其他一些研究，如心理学、逻辑学、思维科学、人工智能等，以及更一般地为文化领域的研究提供一些实。我们做到了吗？我们做了吗？
【2.8】有人会反驳：为语言而研究语言是使语言从附庸中独立出来成为一门科学的重要因素。我并不否认为研究而研究的态度和分科独立研究的做法在历史上以及在现实所起的巨大作用。但是，认识停留在这儿是不够的。关于为研究而研究的态度，第一节里已经谈过，这里再加几句。
  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科学已成为一项举足轻重的事业。他应该表现得更像一个负责任的公民。他有权力为研究而研究，也有义务为社会服务。不尽义务就没钱，怎么个孤芳自赏纯研究？没有钱，没有系所，光靠几个人十年磨一剑，就只能干瞧着社会学、心理学蓬蓬勃勃。
  说到心理学的兴旺，有人跟我讨论过，什么爱情心理学、变态心理学，还有什么社会、大众、宣传、商业、广告、司法、犯罪、结婚、老年、青年、观众、教育……似乎想得到的名词后都能加上“心理学”三字，这还是学问吗？其实，正因为有了外围这一大群人在搞你认为虚得可笑而社会却认为他扎实有用的研究，才能为心理学争得社会支持和经费来源，才能保证一小批人在核心中爬象牙塔、钻牛角尖。
  我们常说，文化是一个整体。各门学科独立出来研究只是为了研究的方便，并不是那个研究对象本身是独立的或者可以独立。任何划地为牢的做法都会窒息这门学科。哥德尔的“不完备定理”不仅是数学、数理逻辑方面的划时代贡献，也是文化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他证明了在一个算术系统内，进而让我们推测在任何一个形式系统内，完备性和一致性（无矛盾性）不可兼而得之。现代科学中认为一致性是必须满足的首要条件。犹豫在完备性方面不可能得到满足，这就使得每个系统都天然留下跟外界沟通的缺口。这是一幅最正常、最活跃的知识图景、事实上，科学是知识（当然不仅仅是知识），任何一门学科只有跟整个知识网络相沟通，才是有进有出的活水。反之，就像章炳麟的“成均图”，自成一个“完备系统”而无需任何解释，自相矛盾的来回团团转，终成一潭死水。* 本文载于《文字与文化》丛书第二辑（1987），页1－27；第四辑（1988），页339－ 365。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1 在〈普通话的语法在哪里？〉一文中我用的是“上限语法”和“下限语法”两个术语。
三、事件事理和物相物理
    具体往往先于抽象，……但具体又往往成为科学发展中的最大的绊脚石。
        ——丹齐克
【3.1】有一对两端对立而两极相通的非科学方法：章黄韵学的但求“赅括而无余”（黄侃《音略》）而不管矛盾在这一端；另一端是只求特定场合“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而不管所持之言在整个系统中是否有合适地位，甚至根本不考虑要系统。后者即所谓“自成一家言”或“聊备一说”。随句审音的叶音说和随文释义的训诂法便属此类。甲用甲材料甲观点，乙用乙材料提出非甲观点。或者甲乙丙丁面对共同的材料得出甲乙丙丁结论，这里可能有方法、角度、目的不同，也可能只有主观取舍标准不同。大家都有“实证”，各人自成一家言，就不知道给出一个统一解释。试想：甲根据太空观察说地球围绕太阳，乙根据地面观察说太阳东升西落；甲根据大脑解剖说是脑溢血，乙根据阴阳五行说是“为风所中”——这都能聊备一说吗？
  一家言林立出现在三种场合：
i. 对具体事件的研究；
ii. 非常态科学；
iii. 常态科学中的前沿研究。
    只有第三种情况是合乎理性的，研究人员有着共同的工作语言和检验标准。前两种场合往往信念高于逻辑。有时出现一家压倒诸家，大多是因为服从权威而非服从理性。
【3.2】也许我们犯不上这么责怪“自成一家言”。传统的学问跟科学本来就是两码事。他求的是事件之实。事件总是跟特定的时空人物相关，因此只研究具体事件属于广义的史学，他的方法目的跟科学不一样。张东荪（《知识与文化》）举过一个例子，说“孔子在陈绝粮”一事是真是假并非头等重要的问题。《论语》上说他是事实，崔东壁说他是虚构。我们没法起孔子于地下问个实虚。其实就是孔子死而复生依然不能一言定实，要不钱锺书就不会那么讨厌写回忆录——“创造性的回忆”。讲述“孔子在陈绝粮”这件事，是为了说明某个事理：“圣人自有天保佑”，或者“要做大人物，先饿其体肤”。其实，为了说明事理，是不惜制造“事实”的。让中国人确信了两千年的史实，直到顾颉刚出来才知道是层叠累加出来的。“士大夫阶级会看书，也会造假历史”（潘光旦《中国伶人血缘研究》），“故考据家斤斤计较事实的本身却反而离原来叙述此事的命意远了”（张东荪）。
  我们常说，要尊重事实，观察事实，从事实出发得出结论。其实，这里的“事实”可以分解为两个概念：事件和物相。事件是跟特定时空人物相关连的具体事实，物相是跟特定时空无关的抽象事实。我们观察事件，但无法从事件中得出科学意义上的结论。从事件中能得出的是史学意义上的结论——事理。这种对事件的原因或意义甲乙解释的事理在很多场合是随心所欲的一家言。科学意义上的结论总是从物相中得出来的。对物相的解释，我所谓的“物理”，包括五个方面：
  A）指明时间顺序，即找到来源，追到底就是本原；
  B）指明因果关系，追到底就是本因；
  C）指明构成成分，追到底就是元素；
  D）指明所属系统，指出他在系统中的地位以及他跟其他成分之间的关系。
    A、B是历时解释，C、D是共时解释，也就是静态共时描写。所谓描写或解释只是相对于不同层次而言，上一层的描写可成为下一层的解释。对D作动态描写，即为
  E）指明系统运转时各成分之间的作用，即机制解释。
  把A、B追溯到起点，本原和本因合一。控制论认为，除了“因果线”之外，还有“因果圈”。一般说来，因果关系蕴涵时间顺序，反之不必然。但是量子力学中的一些抽象概念除外，如费因曼图中的粒子运动显示出前果而后因。现代物理学在虚的道路上走得太远，让我们还是回到常识能够接受的、脚踏实地的范围内来。最脚踏实地（真实的大地！）的常识是太阳东升西落。
  量子力学给了我们一种新常识：必然性因果应让位于概率性因果。认识到这一点对于语言学来说很重要。语言，无论从他本身的具体表现形式（言语）来看，还是从研究角度来看，都可以看作是个统计现像。陆志韦早先使用概率论来处理大量的音韵资料曾招非议，直到最近才有俞敏出来说：“完全合用，‘无可非议’。”虽然从今天的数学发展来看，陆志韦当年所用的概率论显得粗糙，但是，这种定量化的数学思想却是进步的方向。他是现代科学的“一个基本信条”（扎德《模糊集合、语言变量及模糊逻辑》）。语言学虽然落在自然科学后面，但走在大部分社会科学前。他已经学会了使用定量化的数理统计和具有数学性质的蕴涵表达式。在国内，定量化思想已经不限于音韵研究。在语音、方言、文字、词汇、甚至语义、语法研究中都出现了定量研究，还有一些人尝试了别的数学方法。至于算术统计，则是随处可见。
  传统小学中的训诂是只注重具体事件的典型。一代一代，添加用例，递相注疏，互相发明，集成大全。把古代作家对一些字的一般用法和特殊用法，包括引申、临时、修辞、方言、个人、甚至错误的用法，述而不作统统记下来，不掺私见地展览各家私见。这种对具体字义的特殊兴趣当然跟语音学无关，不过他对于现在写训诂学史以及别的什么史倒是提供了不少材料。传统学问可以像梁漱溟那样把它看成人类智慧用力的另一所在，我们把它归入史学领域。现在的语音学，还有别的科学都不是从传统学问中发展出来的。这是一个简单事实，哪怕掺点私见带点偏见也能看到这一点吧。
【3.3】科学关心具体细节，但更需要抽象。事实正如马赫所说的：
    人突出地具有一种自觉地、随意地决定自己观点的能力。他有时能够撇开极显著的的特点，而立刻注目于微小部分，有时又能够考察稳流（不管他的内容是热、是电、还是液体），而随后计量光谱上的佛兰霍夫线的广度。人能够随意做极概括的抽象，又能够沉湎于极琐碎的细节。动物的这种能力就小得多了。（《感觉的分析》）
  对于日常来说，不变的共性我们较熟悉，也比可变的东西重要。对于研究来说，“恒久的东西的总和总是比逐渐的改变大得多，所以这些逐渐的改变可以略而不计”（马赫）。认识到这一点是重要的，否则研究就无从下手，甚至科学都无从产生。
  “具体往往先于抽像”，这是不错的。但
    具体又往往成为科学发展中最大的绊脚石。把数看作个体，这种看法自古以来对人类有巨大的魔力，它成了发展数的集合性理论（即算术）的道路上的主要障碍。这正如对于个别星体的具体兴趣长期地延缓了可倒序天文学的建立一样。        （丹齐克《数，科学的语言》）
  下一节我将用一个古书里找出来的天文学例子来进一步说明个体的同一性（也就是物相）识别问题是对人类智力的挑战。你可以观察到具体事实，一代一代又一代，数千年如一日，但你就是认识不到物相，认识不到这些具体事实之间到底是个什么关系。当然，你的理性认识仍然停留在几千年前的初级水平。
【3.4】语言学界喜欢讲事实而不爱听理论。按上面的分析，事件之实重要，物相之实更重要；事理可以不听，物理非有不可。三十年代中央研究院的大师有句名言，叫做“拿证据来！”（丁文江）。故纸堆里的记载有时可作为事件的“证据”，有时还做不到（见前3.2节有关“孔子在陈绝粮”的讨论），但他们跟物相物理的“证实”无关。史学意义的证据能成就百家言，它丰富了想象力。但从科学角度来看，根本不可接受，不是些特设性假设就是“现代史”（克罗齐）。五十年代出现的计量史学现已在美国成为潮流，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满意史学方法而想用科学方法。虽然计量史学也有技穷之时，但既然走上科学之路就不会再走回头路。
  事实上，对于事件的研究都不免会碰到两个问题，一是材料庞杂如何处理，一是材料的可靠性如何。经济学最早使用数理统计来解决这些问题并取得巨大成功。其实，经济学还促进了数理统计的发展。大经济学家凯恩斯本人就是数理统计大家。社会学也有了鉴别材料的数学手段，以求在更大的可信程度上利用哪些“客观”材料。材料的可靠性中还包括一个可用度问题。不同学术范式中收集的材料并不是通用的。同样的材料对不同范式中的工作的含义也并不一样。材料的价值并不是永恒的。
【3.5】不少年轻的语言学工作者对于本学科所受到的待遇愤愤不平：“我们语言学是带头学科。”这话语言学家拉波夫、格林伯格说过，语言学以外的大家列维－斯特劳斯、拉康、皮亚杰也说过，甚至连维纳都抬举语言学。
  说这话当然是有根据的。一百多年来各种范式的语言学在方法论和哲学观念上为其他学科有所输出。语言研究成为“科学”，是从历史比较语言学开始的。当年胡适回国口口声声科学方法只有两种：历史的方法和比较的方法。而那时结构语言学已经起跑了。半个世纪后，其他人文学科在结构主义道路上蹒跚学步时，语言学又跨出了重要的一步。语言普遍性的研究使“语言学从一种语言描写方法跨出一大步成为羽翼丰满的语言科学”（查.奥斯古）。
  回过头来看国内的语言学，不但不应为带不了头不平，倒应该为垫底而焦急。我们太热心对言语的事件之实作百不厌烦的描写，对语言的物相之实的关心就少多了，难得有谁想探求语言之理。收集不同作家的不同用例，这仅是事件记录，弄得不好就会陷入“最可怜”的境地，“连哪位作家翻译家也得罪不起”（俞敏）。只有当这些材料进入一个内部一致的形式系统是才能认为是语言研究。
  结构主义语言学本来就是一门重共性“语言”、轻有个性差异的“言语”，研究形式、研究关系的科学。当年这个“唯心”的媳妇受批判，比起具体字义和个别音变条例的婆婆来，结构语言学跑不了“虚”名声。等到新媳妇乔姆斯基把研究物相推向研究物理，并“寻求语言学上严密的数学表示法”，新婆婆结构主义又得了“实”的令名，而把“虚”的恶名推给下一代。是不是要等到再出现新范式去开荒拓边，我们才心安理得、踏踏实实地踱进“生成”熟地？我们不想带头，到底是认识慢半拍，还是过于圆滑？
  欧洲的结构语言学是形式化、抽象化研究的典型。他们反对归纳，主张演绎。马丁内在《音位学是功能的语音学》中像物理学一样使用了思想实验。结构主义的美国分支——描写语言学的出现，按我的理解，像是一个应急措施。它为抢救绝语、辅助人类学、以及军事、传教等多重显示目的服务，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它虽最具个案研究的特色，但同一律的思维并不缺乏。它企图“建立一种适合一切语言的范畴”（岑麒祥）。它里面成就最高的音位学，就是研究怎样经济而又合理地用同一个符号来概括表示多个（实际上是无限多个）近似音。同一律在西方人的思维中所起的作用无与伦比。各种学科哪怕再敌对，在推理过程中都遵循它并把追求同一性作为四个目标之一。1
  总之，概括可以说是科学的本质特点：他既是科学的手段，又是科学所要达到的目的之一。只要登上概括之梯，就没有理由在哪一级上停下来，因此，寻找语言普遍性是合乎逻辑的目标。最后要说的是，最概括是数学表达式。
四、材料和理论
    在科学中，当我们说“有一种理论”时，蕴涵着对已有材料的处理（概括或解释）和对未现事物的预言；当我们说“有一批材料”时，意味着在某种理论指引下进行了收集（观察或实验）工作。
        ——作者
【4.1】有一种观点认为：材料摆多了，道理自然出来了，理论是蕴涵在材料里的。像其他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如果也算理论的话——一样，这种看法广为流传，然不知所出。如果一定要究其源头，像是“书读千遍，其义自明”的现代版。
  这种看法似是而非。让我们来看两个例子。一个是材料摆多了却摆不出道理来，一个是道理出来了但不是材料摆出来的。
  中国的天文学发达很早，也许比不了中东一带，但比起欧美来足以自豪。更为值得夸耀的是我们有积累了两千多年的连续的天文观察材料，这是任谁也比不上的。世界上最早的有关哈雷彗星的记载见于《春秋》鲁文公十四年秋七月：
   有星孛入于北斗。
    从那以后两千六百年，共有三十四次确凿记载（《中国天文学史》第三卷）。它来一次，我们记一次，次次没落。但让我们吃惊﹑大吃一惊的是，就是没认出那是同一颗星！（要不就不叫“哈雷”那洋名了。）
  这些“客观”描写中数汉元延元年那次最详细，对哈雷彗星的路线、视行、快慢、出现时间都有精确描述（《汉书·五行志》）。引得外国天文学史家惊叹赞赏不已。
  但这有什么用？材料摆了那么多年，比缠足的历史长一倍，除了能让靠他吃饭的用来象征天灾人祸，除了能满足个人兴趣，除了能成就百家言尤其是引作“先前阔”的证据（这也是证据，但他证实了什么？3.4节中说的“证据不等于证实”在这里又得了一个证据），除了最终缠得思想骨折，剩下来唯一的作用就是启发后人明白：材料摆得再多，跟理性和进步也无关。
  如果连这最后的作用也没起到，那些皓首穷经的算是白白了头。
  材料再多，也不能保证讲清楚道理，甚至不能保证道理已经看清楚。相反的例子倒有的是：哈雷发现哈雷彗星，仅此一见，巴末尔提出“光频率梯级”，材料少得可怜。索绪尔搭起结构主义大厦的房架时，共时描写的砖瓦一块都还没烧出来。朱德熙为解决词组下位分类问题，凭着科学鉴赏力提出了“语义层次”假说，至于对这些层次的描写，还等着在这观点指导下进行，并为证实这假说而努力。这就是所谓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
【4.2】再举一个道理不完全是从材料中归纳出来的例子。
  钱大昕搜罗书证，找到上百个证据来证明古无轻唇音。他做到了既谦虚又伟大的“但开风气不为师”。后人跟着去证明喻四归定（曾运乾）、娘日归泥（章炳麟）、古无邪纽。钱大昕材料不少，但从归纳逻辑来看，他得不出这个结论。因为固然有可能古无轻唇音，但也可能古无重唇音（事实上有人持这看法），甚至还可能古无唇音。他们能证明的只是轻重唇古同类。钱大昕实际上还无意识地依赖了别的方法和前提。
  细究起来，只有直音、读若等直接指明同音的材料才能证明古同类，谐声、假借的材料并不是逻辑上充分的证据。我们可以举一个现实的例子。
  上海小菜场里经常能看见把“家禽”写成“家[上人下斤]”、“鸡蛋”写成“鸡旦”。如果没有别的证据，就凭这样的新谐声、现代假借，能证明上海话声母已不分清浊了吗？
  甚至连直音材料都不一定是如山铁证。假如有这么样一条记载：
   蛋黄，上海话音荒。
    就凭“蛋黄的黄音荒”，能证明浊音清化了吗？当然不能，因为有可能：
* 方言混杂，
* 古音遗留，
* 个人怪僻，
* 条件音变，处于第二音节或什么，
* 个别例外，
* 音变开始，
* 浊音已经清化，
* 清音变成了浊音，别以为这不可能，
* 等等等等。
  也许有人会反驳：“你别假设，你举一个于史有徵的实际例子。”这就是史学观念事件派，就事论事。科学观念就是要考虑到逻辑上可能存在的各种情况，哪怕暂时还没发现。
  上面说了，钱大昕实际上还无意识地依赖了别的方法和前提。这些前提可能有三。
  一、从发音生理或听感上来看，重唇音比较容易发成或听成轻唇音，反之较难。尽管反洋务派说我们什么东西都古已有之，但要说钱大昕已经懂了实验语音学，您回家跟您孙女儿讲 Grimm 童话去。
  二、语言普遍现像表明这种演变趋势。钱大昕博学多闻，记忆超群。他要愿意或什么什么，像陈寅恪、钱锺书那样懂个八九十来门外语不是难事——可惜汉语里没有虚拟语气，我没法用委婉的语气来说钱大昕不懂外语，至少没人知道他懂外语。要不他能把Grimm's Law 移植過來。
  三、官话里的轻唇音在当时某些方言中仍有读为重唇的。这是最可能的出发点。钱大昕心里模模糊糊有了个“假说”：“这是存古”，并以此“演绎”到官话中，假定他以前也是如此。
  像钱大昕这种看似归纳，实际上还不自觉地运用了假说、演绎、类比的情况，并不是两百年前的中国学者独有的。现在一些强调归纳、贬斥假说和演绎的汉藏语、方言、语法学者的一些文章里，照样不自觉地在使用这些方法。这不是说他们不能用，科学本来就靠这些方法。问题在于不管你承认不承认，只要是在搞科学研究，这些方法就会同时起作用。因此，对于“科学方法”，必须要有充分而自觉的认识。
【4.3】现在的语言学材料中，语音实验数据可说是最过硬的。谁要是对实验数据及其解释有疑问，准保受到嘲笑。大概一门学科从描写分类、手工操作进入实验－解释阶段会产生“实验至上”的自信感，这也很正常。不过，撇开“虽然有许多很精密的实验工作，可是研究语言所需要知道的好些方面，是不能够用实验来满足这许多要求，答复这许多问题的”（赵元任《语言问题》）这样的评论不谈，我们也应该认识到，造成技术性失误有多方面原因。除了笔误刊误外，还可能是实验误差。这包括仪器本身的精度、操作程序的完备性、对操作的理解、限定条件的可控制程度，以及意想不到的干扰。当测试对象是人的时候，限定条件的可控制程度是较低的。因此，像心理学、医学、语言学上的实验往往是统计数据才有意义。有时候连统计数据都可能有系统误差。对于引发性实验的结果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像皮亚杰对儿童的提问方式就曾遭到质疑。
  有一份很重要的语音实验报告中承认某项实验做得不够理想。这话有认为受试人表现不自然的意思，也就是限定条件失控，或由于别的原因使实验发生系统误差，因而数据应有所保留。按照材料至上、实验至上的归纳主义观点，只要接受实验结果就行了，为什么还要怀疑呢？唯一的解释就是，研究人员预先有个前提P，并从P推演出这项实验的结果P1。现在实际结果Q跟预言结果P1不符，因此要么否定P，要么否定Q，鉴于P在其他材料中表现出来的可靠性很高，而Q确有可疑处，所以得出实验不够理想的结论。
  科学史上有个很有名的例子。赫兹在做检验麦克斯韦电磁理论的的实验时，并没有按照归纳主义所主张的“不带偏见的观察记录所有情况”，如房间大小、墙壁颜色、气候冷暖、鞋子尺码等等。而是按麦氏理论的偏见认为这些情况都无关。实验成功地发现了电磁波，但跟麦氏理论的一个推论电波速度跟光速相同明显不符。赫兹并不因此否定麦氏理论。直到他死后，才发现问题出在“无关的”实验室大小上。墙壁反射造成了意外干扰。
  我们并不总是无条件接受实验结果的。对于那些不符合理论预言的实验结果，我们持谨慎的批判态度，因为这种结果要么有错误，要么就会导致认识突破。
【4.4】材料本身是死的，无所谓“意义”。它的意义是思想赋予它的。自然界只有光波的频率不同，“颜色”是人截取光谱的一段赋予它的“意义”。我们实在不知道红外线是什么颜色，X光又是什么颜色，因为它们对眼睛来说“没有意义”。听觉跟声波频率的关系相当于视觉和光波频率的关系。因此，赵元任在说了4.3节里所引的话后接着说：“因此有许多语言学家，根本不拿实验语音学认为是语音学的一部分。”不过，我对实验语音学的看法并非如此。这关系到把语言学看成一门什么样的科学这个总问题，我们在后9.7节再谈。
  不同的颜色分类系统，如冷暖两分、三原色、六色、七色系统，都是对同样的材料根据不同的文化需要所作的合适分类。不同的分类需要角度不同、详略不同的描写。反过来也可以说，不同的描写会导致不同的分类。这些分类系统如果目的相似，那么他们之间可以“对译”，也就是在逻辑上是等价的。如果目的不同，那么他们之间就不存在可比性。详尽描写是为合适分类作准备工作的。它只是手段。目的则是认识。分类便是一种认识。我们可以每隔一微米就做一次频率描写，但这对认识颜色并没有什么帮助，甚至对光波的认识作用也有限。何况一微米一描写仍旧不是“详尽”的，因为光谱是连续的。也就是说，颜色的区别在“客观”上是无穷多的。描写再多，除以无穷大，商依然趋向于零。逻辑实证主义想用概率主义来修补归纳主义，就在这儿碰了壁。
  我们常用树与林的关系来比喻细节描写与整体把握的关系。杨振宁还举过一个油画近看细节远看画面的例子。这两个比喻只能说明细节内部构造跟整体构造有关的情况。如果整体构造跟细节内部构造无关，而跟细节之间的关系有关，情况就不一样了。我们看电视或看报上的照片，只能在一定距離范围内。如果认为离近点，甚至拿起放大镜就能看得更清楚，那就错了。不但图像没有了，连细节也没有了。
  有时候，材料再多也没用。不要说没有理论上的意义，就是想说明一个实际问题都办不到。范继淹在讨论无定NP主语句时说，这类句子的“谓语都是动词，没有发现形容词谓语句，凭语感，形容词做谓语似乎不可能，但材料有限，不能断言”。这真有点“唯材料主义”，一有困难就想到“材料有限”。语言是个无限集合。要证明什么有，增加材料也许办得到。但也可能办不到，因为他本来就没有。至于想证明什么无，材料随你增加到多多还是没法证明。
  材料的详略多寡并没有决定性意义（材料的非决定性）。关键在于你想说明什么，在于他们能否进入某个已有的认识系统，或利用他们来构建新的认识系统。
  我们来看一个方言声调情况。方言调查者常常会为确定一个调值是[24]还是[35]发愁。那么，“事实”是什么呢？他可能两者都不是，而是[21/241/2]或[22/341/3]等等，也可能这个人或这一次是[21/441/3]，那个人或下一次是[23/442/3]等等。事情很清楚，对声调的描写和认识是受五度制框架影响的。
  “事实”可以分两个方面来辨析。一是前面讲过的时间与物相之别，不过，这儿的物相是一个统计量。另一是2.3节中提到的不同层次或不同领域的事实：声学事实和感知事实并不是一一对应的。使用物理参数能更精密地描写声调，但也会碰到上述光波和颜色的关系问题。因此，一方面可以用增加小数点后的位数来增加声学考察的精度，另一方面也可通过改进标调法的认识分类框架来（1）推进感知范畴的研究，以及（2）更简明合适地处理不同方言的声调系统。我在第四届音韵学会议（1986）的“方言与音韵”专题讨论会上提出这样的看法：（1）声调的相对性除了因人而异外，还随音素不同而变，（2）三区七型的调位标调法比起五度制来更简明，声调之间的关系也更显豁2。
【4.5】摆材料并不意味着道理自然蕴涵在内了。理论是靠对各种材料和各种逻辑可能性反复辩难论说磨练出来的，而不是像偈语卜辞的含义让人猜测品味的。明晰地表达一个哪怕以后证明为假的命题，比起笼统含混的万能话，在科学上的价值大得多。含蓄在艺术上引起的多重联想是艺术的魅力所在，含混在科学上引起的模棱两可是科学的泥潭陷井。
  模棱两可包括两种情况：
* 没把话或不把话说清楚因而引起多解，就像算命先生说的“爹死娘在先”；
* 话说清楚了等于没说，比如“中国队决赛可能赢可能输”，“明天或者下雨或者不下”。
  理论只有在想把它说清楚时才显出欠缺之处，而不把它说清楚反倒哪儿都好像安得上。说到底，含混表达法是出于想保证永远英明不被证伪的小算盘。但无论按实在论的逼近真理观还是工具论还是证伪主义，科学理论总有可能更新或证伪。
  正确与错误根本不是科学与非科学的分界线。宗教、伦理训导“黄金律”是正确的，常识判断“人要吃饭”是正确的。但他们都不是科学。颅相学、占星术也有不少说对之处，却是十足的伪科学。反过来，地心说、日心说、绝对时空说、燃素说、以太说，以及无数的假说现在看来都是不折不扣的错误，但他们都是不折不扣的科学。
  科学是一个成长中的机体，在不同时期他所关心的问题不同，他跟非科学的分解标准也有不同，这就是图尔明给我们画出的动态图景。
  尽管如此，科学活动的两个步骤，多方探索的随机过程和自动纠错的递归过程，其中第二个逻辑评价程序是它独有的，至少是在它那儿运作得最好的。古代中国曾有过无数发明发现，这都是随机探索的结果。由于缺乏第二个自动纠错的递归程序，因此，古代技术集大成者徐光启、李时珍、宋应星便成不了哥白尼、伽利略、牛顿，中国也就始终没有现代意义的科学。
【4.6】我们在谈到王士元、桥本万太郎利用“我们的”材料构建他们的理论时，除了别的心情外，还有些瞧不起——
  “他那个理论不可靠，老在变。”
  这正好是2.5节中提到的“要说颠扑不破的永恒真理”的逆否式翻版。这儿只强调一点：科学理论跟宗教信条不一样，他的嬗变体现了科学的活力和进步。进一步的讨论请看后文5.2节关于第谷和阮元的讨论。
【4.7】“他们是小本钱做大买卖。”
  这是一个商业比喻。那就来看看商界的观点。有本钱不做买卖根本不是商人。大本钱作大买卖理所当然。大本钱做小买卖是没出息或不以买卖为重的商人。小本钱作小买卖是本份的小商小贩小业主。小本钱做大买卖具备了商业家的资质。而会做无本生意的是商界奇才。
  这只是拿商业打比方，用不着太认真。不过，我总觉得在我们的传统中把商业误解得厉害，比如本钱与买卖，以及后文要谈的生产和经营。我们总把“小本钱做大买卖”看作不诚信的事儿，做无本买卖更是骗子。这一方面是由于我们的商品经济太不发达（存在决定意识）3，另一方面也是受建立在重农轻商的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哲学、伦理观念的影响。不少人享受了商业好处却还在骂商业，就像西方的反智主义者享受着科技带来的高度文明却还在骂科学。流大汗是实，动脑筋是虚，这本是农民意识。可现在连不少读书人都接受了。我们老一代知识分子都被“劳动化”过，新一代知识青年都被“再教育”过，这就是小农经济虚实观发展到极端的丑恶结果。如果再不改变这种观念，我们也太不自我尊重了。
  在真正的商品经济中，不但鼓励小本钱做大买卖，我们都听说过王安公司和苹果电脑凭着那几个只配摆摊的小本钱几年内成就了举世罕匹的大实业；甚至银行投资家都鼓励商业奇才做无本买卖。这就是风险投资。银行基金会借了众人的钱放到只有虚的设想而无实的本钱的冒险家手中让他去折腾。
  西方文化各领域是同步发展的。科学奇才爱因斯坦是用虚的公式，而不是靠实的观察实验，推出宇宙结构的。可以说，处于科学前沿的数学和理论物理学里都是做无本买卖的。阿基米德的本钱是洗澡水，牛顿的本钱是苹果，欧几里德的本钱恐怕只是纸和笔了。即使现代实验物理学家，比如吴健雄，凭着把钴60原子排列几分钟就要证明一条宇宙通则，本钱够小的，买卖够大的。
  上面说了，对这些商业比喻不用太顶真。事实上，知识是信息。他不服从物质能量守恒定律。“你给我一个苹果，我给你一个，一人还是一个。你给我一份思想，我给你一份，一人就是两份”（萧伯纳）。因此，我们又可以说，爱因斯坦所拥有的本钱是十九世纪以前所有物理、数学知识。
  当然，在非常态科学和史学领域里就没那么幸运了。传统文人如黄侃信奉“厚积薄发”到了“只积不发”甚至“见人发就骂”的地步。“笃守‘师说’，重视‘家法’”（张世禄）对于黄侃来说是一种生活方式且是唯一正确别人也须遵循的生活方式。搞新学西学的不必提了，就连王国维、杨树达也被斥为“不明古训”，“仓皇立说，炫耀后生”。这样的读书做学问不管家长多么留恋，是一去不复返了。现代教育、研究的基础就建立在“投资少、收效大”这种小本钱做大买卖的观念上。
  语言学值得庆幸，它早已进入初级常态期，具备了概括这一科学特点，并跃跃欲跨入高级常态期。科学不是就事论事，它要求我们根据有限材料作出全称判断，它引导我们从已知走向未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科学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必定是“小本钱做大买卖”。
【4.8】“他的材料不充分不扎实。”
  我们回过头去看一下音韵学中的情况。当年高本汉所据三十三点材料，今天看来少得可怜，但他取得了空前的成就。假如其他条件相同，材料多少及其意义之间并不服从线性关系，而是服从对数关系。也就是说，最初的材料很重要，但随着同类材料的迅速增长，其意义却长得有限，到了一定阶段，材料再涨，意义却几乎不长了。这能解释古音学史和音韵学史。今天汉藏语调查报告数以千计，但我们对语音史的认识还停留在高本汉的水平上，甚至还有讲章黄通转的。幸好人家在材料增长的同时也改变了视角观点。有从各原始方言往上推的（罗杰瑞等），有从原始汉藏语往下推的（包拟古等），想两头夹出个原始汉语来。这些都跟高本汉一样是根据谱系树理论来工作的。如果有一天我们确认了汉藏语的发展跟印欧语不同，我们就会回过头来重新看待桥本的先驱观点。
  对于语言变化，除了过去历史比较语言学外，现在有了王士元的词汇扩散说，甚至拉波夫的公式变异理论都能用来帮助解释。另外，实验语音学、类型学、普遍现象的研究取得的成就支持并约束了历史构拟。已知的普适原理和普遍现象禁止了构拟中的特设性假设，并逐渐把音韵学从研究事件的史学之路引向研究物相的科学之路。
  我们的进步为什么总是这么心不甘情不愿，跟人前进老是差一步？当年史语所大师们发出
我们不能制造别的原料，
便是自己的原料也让别人制造吗？        （〈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
这样的呼声时，他们的科学观念和研究方法是站在三十年代世界顶峰。要是他们晚生五十年，看到已经开采了这么多原料，他们的呼声一定会改为：
我们不能利用别人的原料来制造成品，
便是自己的原料也要出口了让别人加工吗？
【4.9】除了上述材料的非决定性和材料深浅详略的适用性以外，再谈一下材料的相对性、时效性和经济性。
材料的相对性前面已经涉及到，这儿再补充几句。材料多少是相对而言的。只要有目的、有理论地开始收集材料，也就开始了科学工作。反之就不是。当研究对象是像语言那样的无穷集合又是一个随时变动的活东西时，材料收集到什么程度才算够了，根本无法回答4。
  “共时描写”只是一种相对的、近似的说法。只能寄希望于语言变化很慢，而所进行的调查的时间跟语言变化的速率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可以忽略不计的。忽略不计的东西再微小，所得材料也只能是个近似结果。这就涉及到材料的时效性问题。我们举一个商业例子。
  做买卖要收集供求、产销、价格、顾客心理甚至政治局势、气象条件等各方面的情报。理论上情报收得越齐就越好，但实际上这做不到。如果情报无穷多，那不必说了。即使有限多，仍旧不能等收齐了再作决策。一个商人化两个月收集到五分之四的情报，为了收集剩下的五分之一，他可能还要化半年甚至更久。而到了那时，先前收集的情报又已经过时了，因为市场发生了变化。只要是以事件而不是以物相为对象的研究，都会碰到时效问题。我们化五十年到一百年收集到的“现代汉语”材料，你说他是共时材料还是历时材料？既然研究对象无穷多并一直在变，而我们的收集工作受到相对性和时效性的限制，那么，我们事实实际上所能做的只是材料选取工作。这个看法其实在2.2节中说“哪些是描写对象，哪些是评改对象”，以及3.3节中说语言是个统计现象时已经涉及到了。
  材料的经济性很容易理解——有多大的基金办多大的事儿。给中国人做衣服，如果每人每件都量尺寸，那当然合身。但实际上我们是选取若干万人做样本，制定了标准尺码成批生产。这就是经济性问题。他对于科学研究，尤其是应用性研究，是一条不可忽视的原则。
【4.10】总之，材料工作是重要的，但他不能超然进行，他受到各种情况的限制。首先是理论制约，更一般地说受到背景知识和研究传统的制约。证伪主义者正是看到归纳主义者看问题过份简单，才提出那个著名论断——
    问题先于观察。（波普尔）
  最后我们引一段物理学家霍夫曼的话作为本节的结束——
    我们一开始创造哪怕是最初等的理论，就难免被指责一味空论。然而理论，不管是多么临时性的，正是科学进展的命脉。1 偶有例外，如柯日布斯基一派的普通语义学（我很怀疑他作为科学的资格）绝对抛弃同一律，反对概括，认为概念根本不存在，有的只是具体差别：这把椅子不同于那把，昨天的椅子不同于今天的。因此，要给不同的椅子和不同时间的同一把椅子标上不同的号码以示区别。这是对事件事实的认识走到极端的表现。顺着这条思路走下去，“椅子1”表示某个特定时间的某把特定椅子。但问题在于时间是不停流逝的。普通语义学在标写“椅子1”时需引进一个“静止时间”或“时间点”的抽象概念。
2 现在看来，（1）早已是定论。（2）还不好说。不过我倒又想出了个三域六度的模型，相当不错。
3 现在看来，商品经济倒是大大发展了，但商业规矩却日见衰败。做无本生意的不是靠好主意来吸引风险投资，而是靠经济外因素无风险敛财。
4 当年“根本无法回答”，现在看来答案很简单：够提出假说这阵子就够了。那么下一阵子怎么才算够了呢？够修改或推翻前说而建立新说就够了。
五、材料的收集和材料的安排
    安排材料的重要性决不亚于收集材料。这一点，尤其是现在，是怎么强调也不过份的。
        ——作者
【5.1】收集、安排、解释材料，再往后在更大的范围内跟别的材料一起作统一处理，这些步骤只是分析而言，在具体工作中它们交互发生影响。收集材料总是在某种理论指引下并为说明某个问题而进行的。这不排除在收集材料过程中会发现新问题并得出新观点（所谓“歪打正着”）。安排材料时总要考虑到怎么解释他。不同的解释会需要不同的安排，甚至影响收集。比如以前的理论认为，只有“语言斗争”（一种语言吃掉另一种语言），没有“语言合作”（两种语言互相融合）。因此不承认“洋泾浜”是语言，对creole装聋作哑，视而不见。于是这些宝贵的语言材料不要说如何安排了，连收集都不去收集。
  歪打正着有两种情况。一是从有错误的材料或前提得出有价值的结论。二是原打算解决甲问题，但在收集安排材料过程中解决了乙问题。这两种情况都不少见，用不着一一举例。机遇和直觉目前还无法得到合乎逻辑的解释。因此正式讨论时大多有所保留。神经学家和心理学家正从神经元和行为两头夹攻，不过，要打开思维黑箱看来也不是一时半回的事儿。有些科学哲学家过份一本正经按现知逻辑论说反显得云山雾罩。这儿不想多谈，免得太虚。不过我倒觉得听听科学发现中的逸闻趣事能激发灵性。“机遇总是垂青于有准备的头脑”，这相对于无准备的头脑来说是不错的，但对于同样有准备的头脑来说，为什么你碰上了他碰不上？机遇和直觉在科学发现中的重要性远比我们现在已知的要大得多，对此我们必须保持一个“有准备的头脑”。
  不同的解释往往跟不同的认识目的和实用目的相关连，而不同的目的往往跟不同的材料安排相关连。随着电脑运用范围的扩大，社会科学领域中盛行“模型法”，这既是假设演绎理论性很强的工作，又是很实用的。研究社会现象难于研究自然现象。社会现象不可逆，不可控，可变因素多，材料可靠性低，适用性强，价值标准跟社会相关。也就是说，它的真假好坏的判断标准不是根据跟人类的主观相对的自然客观，而是根据跟个人的主观相对的社会群体客观。海森伯（〈在科学进步中思想结构的变革〉）认为“历时的可行性也是一种客观的正确批评，就像科学中的实验一样”。这种“可行性”就是社会群体的价值标准。模型法就是为社会判断提供选择方案的。他根据以往大量的统计资料找出几个因维或参数作为假设前提，再为每个因维取定不同的值，于是演绎出多个模型。大多数模型的“不可行性”一望而知，剩下的模型各有利弊。这些模型提供给应用者，让他在决策时选择。选择哪个模型往往不是跟“最科学”、“最合理”有关，而是跟最需解决什么问题或对特定应用者最有利是什么有关。科学家对于“赤裸裸的事实”（K.柯尔）并不感兴趣，刘易斯·托马斯说，仅“当放在一起的数据意味着某种东西”时，他才称之为科学事实。
  自然科学中的物相事实都如此，更不用说社会科学中的事件事实了。社会科学中的材料有点儿像纸币。他只有在特定时间、特定地域投入使用才有“钱”的价值，除此之外，他几乎就是“纸”。
  即使使用，也有一个安排问题。可以周转增值，可以做慈善事业，可以享受，当然也可以认为上面的虚安排是沽名钓誉败家子，不如存入银行放心。只是银行也会倒闭，不如放进缸里埋到地下，想起来就高兴就实在。不同的安排服从不同的人生目的。对于不同的目的来说，各自的安排都有实在意义。因此，要比较不同安排的好坏，不如去比较不同目的的高下。当然，埋在地下的钱会随着时间的过去减低他的使用价值。过了特定的使用时间，他就不再是资金，而是史料了。
【5.2】材料多能兴旺史学，但作为概念系统的科学并不是材料仓库。在我们历史上有过无数经验知识，据考证（坦普尔《中国：发现和发明之国》），世界上基本的发明创造可能有一半以上源自中国。而现在连我们自己都忘得一干二净，还要让外国人到中国故纸堆古器物中去“重新发现”。不纳入理论系统（认识框架）的孤立的事实知识能起到的作用是有限的。在我们数千年有术无学的“科技史”上，来听说某绝技失传了，某绝技又重新发现了。最典型的要数指南车的反复发明和反复失传（见刘天一〈漫谈指南车〉）。这些世代积累的经验知识要成为普遍知识还需要现代科学重新处理。
  一般都认为，西方人擅分析，中国人重整体；西方人争首创，中国人集大成。可集大成从没集出一门科学来。我们接触到科学不是最近一百年的事，早在三百五十年前明代末年，耶稣会传教士就带来了过时科学。当时正是中国古代技术集大成的时候，李时珍出了《本草纲目》，宋应星写了《天工开物》，徐光启写了《农政全书》。可惜他们跟现代科学的发现都没什么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徐光启。这位政治上居高位，经验知识上集大成的传统文人，自从认识了利马窦以后，最使他倾心的学问竟是演绎科学的开山作——欧几里德几何学。他和一批志同道合者拟定了宏大的科研计划，并把数学研究作为基础，“度数旁通十事”（〈条议历法修正岁差疏〉）。这十事包括水利测量、音乐、舆地、兵器制造、会计、天文、建筑等。相比之下，两百年后的训诂集大成者阮元虽处于科学进一步发展的时代，识见却短了一大截。他对于西方天文学理论一变再变大惑不解：“地谷（即第谷·布拉赫）至今才百余年，而其法屡变。”他不明白一百年对于科学进步来说意味着什么，也不明白理论嬗变的意义，更不懂得逻辑评价程序和理性批评标准，一句话，不知科学为何物。反认为“天道渊微，非人力所能窥测，故但言其所当然，而不复强求其所以然。此古人立言之慎也。”（〈续畴人传序〉）。要是他见到今天变本加厉的强求其所以然，立言不慎竟至于一代之内其法屡变的宇宙学和语言学，不知是否有更精彩的评论，还是重弹这两句老调？
  我赞成徐光启，不赞成阮元，用的是两条简单可靠的判别标准：
  其一，谁能理解对方的观点、前提、依据、目的，谁的观点就更可取。聋人对话，赞成不赞成谁无所谓。
  其二，科学成长的生态环境是批判的湍流，不是信仰的静水。
  我生在徐家汇，就读于徐汇中学。我曾无数次来到徐光启墓地。在这体大质朴的“阁老坟山”下，有个想法逐渐明确起来，或者更应该说，有个问题让我糊涂起来。在我们过去两千五百年的思想史上，肆行权威主义，教条主义。盛行“我注六经”式的经验主义和“六经注我”式的人文主义，可为什么没有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偶尔出现的科学主义者如墨子、徐光启，竟如夜空流星，倏忽即灭。为什么是徐光启而不是阮元，在我们历史上是个特例？为什么在这长夜难明的历史上永远是“劣币驱逐良币”？不但是历史上，直到昨天，夜景依旧。阮元式的话语在人文学科中依然是对学生耳提面命的金玉良言。
  徐光启出自传统学问终于倾心于科学、如果我们不满足于语言学的研究现状而想到民族性或传统语言学中去谋出路，前景如何，看阮元便知。语言有民族性，语言学只有科学性。其实，关于人种、地质、动物、植物、民族、甚至气象都有地域性差异，而研究这些对象的科学却是超越空间的。语言学中必须摒弃“中学”、“西学”的无谓争端。那种对立发展到极端便是数学中也分“中算”、“西算”。
【5.3】“拉到篮里就是菜”，那是胡乱过日子。人类历史固然有十之八九是在对付着过日子（见路威《文明与野蛮》），但自从有了科学便知道安排计划了。商店进什么货要根据需要，怎么布置橱窗货架也要根据需要。这里面有好多学问。要是管它什么货多多益善，进了再说，管它怎么卖堆那拉到，这家店准保关门大吉，除非是官商。经济界吃够苦头后总算悟出个道理：生产是实、经营是虚这种传统农业社会的虚实观过时了。当然在实践上完成从生产型向经营型的转变尚需时日，但好歹道理已经明白了。
  有人会反驳：货多总比货少好，安排货架总不能无视货物的库存。
  前一个问题已经谈得很多了，材料多并不总是有用的，至少并不跟用处成正比。后一个问题再说几句。
  首先得检查材料是不是同质性的，看看篮里是不是真的都是菜。如果在处理同质的材料是依然进退两难时，那么在一致性和完备性方面首先满足哪一条呢？现代科学中的公理化思想毫不犹豫地选择一致性。宁可多加限制条件，缩小要说明的范围，也不包罗万象“集大成”，内涵矛盾而熟视无睹。朱德熙（《语法讲义》）的语法体系便是宁要一致性，不要完备性。各家语法都有所讨论的复句问题他几乎不置一词，因为单、复句的分类标准是不一致的。为了顾及结构一致性，所以在纯句法范围内解决不了所有句子，朱德熙又引进了语用、语义条件。这也就是前面说的形式系统由于无法满足完备性而天然留下与外界的缺口。
【5.4】同样的火药。安排方式也就是设计不同，一个成了花炮，一个成了大炮。同样的指南针，认识和目的不同，一个用来看风水，一个用来航海。都说我们是个有智慧的民族，我们不知道别人怎么想，我在看到这种经验知识结不出科学之果时心情是非常沉重的。
  安排材料的重要性决不亚于收集材料，这一点，尤其是现在，是怎么强调也不过份的。门捷列夫只是把已有的货色安排上架，并根据货架上的空挡预计会进何种新货，“这是大胆预测的一个惊人范例”（莱斯特）。数年后，镓钪锗接连发现，“周期表从此变成了化学的主要基石”（莱斯特《化学的历史背景》）。有个小插曲很说明问题。布瓦博德朗发现了镓并报告了各项化学性质。门捷列夫去信指出，镓即门氏预言的类铝，比重不应该是布氏实际测定的4.7，而应该是门氏理论计算的5.9－6.0。布氏有一年左右不肯承认镓即类铝，但最后他信服了：“我认为没有必要再来说明门捷列夫这一理论的巨大意义了。”
  如果其他条件相等，三三得九是好安排，二四得八再加一是坏安排，一加一……加一根本不是安排。二四得八是好安排，23是更优方案，因为后者概括了更多的内容并显示出简明的科学美感。
【5.5】科学知识既包括事实知识，又包括逻辑关系知识。光有事实的知识只能成术不能成学，光有逻辑关系的知识至少成就了几何学、逻辑学、早期宇宙学，甚至整个数学。要是真如列维－斯特劳斯所说，语言学跟人文学科的关系类似于数学跟自然科学的关系，那就该好好加强逻辑关系的研究。
  科学的发现也包括两方面。有些人坚持人为单纯的事实发现还算不上科学发现，大部分人接受的是一种比较公允的说法：“新的事实的发现还不是完整意义上的科学发现。”普利斯特最早制得了氧，但他从燃素说框架中先把他看成一氧化二氮，后又看作燃素含量较低的普通空气。后来拉瓦锡也制得了氧，认为它是大气的两种主要成份之一，并创立了氧化燃烧理论。因此有人就对普氏的首先发现提出了异议，认为真正发现氧的是拉瓦锡。
  较合理的解释是辨认新事物需要新理论、新的认识框架。以普通话日母的音值为例。这个语音事实亿万人都听见了，但为什么高本汉认为是擦音[½]，傅懋勣认为是半元音[¨]，赵元任认为是通音[r]，王力认为是闪音[}]呢？原因在于西方语音学家制定的音标没法标写汉语的这个特殊音。他们定义的无擦通音、半元音都没法描写这个音。认识框架有局限！其实，通音从无擦到强擦是一连续统。西方语言中分两类就能安排他们的事实了：
·        通音：包括元音、半元音、鼻音、边音；
·        擦音。
    可普通话里得分三类才能更合适地安排普通话的语音事实：
·        无擦通音：包括元音；
·        微擦通音：包括半元音、鼻音、边音、还有日母
·        擦音。
    有了合适的分类框架，对事物的认识也就“真实”多了，日母属于微擦通音并可标为[Ó]。
  以上所述的主要观点见于我最早的一篇论文〈关于普通话日母的音值〉。该文是我在大学读书时（1978－79年）的一篇习作，几年后发表在《中国语文通讯》上。尽管这不过是一千五百字的短习作，但有几点值得一提。
  一是承王力先生著长文〈再论日母的音值〉回应。此事在当时国内学术界颇不一般：辩论双方一方是学界泰斗，另一方是在校大学生。王力先生谢世后，北京大学唐作藩教授（《中国语文》1986/4）和复旦大学许宝华教授（《音韵学研究通讯》1987/10）撰文纪念，都提到这件学术巨擘和大学生之间的学术交往。
  第二点是动摇了自高本汉（1915）以来现代汉语日母是浊擦音[½]的观点。此观点根深蒂固，在大陆为所有教材所接受。陆志韦在1940年代提出怀疑，二十年后还被李荣数落一番，说他少见多怪。当然赵元任的耳朵是不会出问题的，他把日母称为通音，标作[r]。
  第三点是我设计了一个新的音标[Ó]来标日母。当时的国际音标图中“retroflex approximant”一格中是空白。在1979年的国际语音学会上创制了几个新的音标，其中有一个跟我这设计不谋而合。实际上当时的国际音标图中还没有“approximant”一词，那一行里是叫通音（continuant）和半元音（semi－vowel）。我也是把日母叫做“半元音”。后来在另一篇文章里（1987e〈音标选用和术语定义的变通性〉）我杜撰了“微擦通音”这个术语。
  还有两点要提请注意：
  一是叫什么名称、标什么符号，只要本系统内用得无矛盾，就不是什么大问题，关键在于说明日母在系统中的地位以及跟其他音之间的关系（见前解释4）。
  二是分类框架和分类名称中西不同，但这决不是什么“民族性的”或“具有中国特色的”语音学，而是在同样的科学原则、态度、方法、目的指引下发现的新物相事实。
【5.6】“拉瓦锡没有发现过新物质，没有设计过真正是新的仪器，也没有改进过制备方法”（柏廷顿）。按布兰德（Brande）的说法，“在科学方面，拉瓦锡虽然是一个伟大的建筑师，但他在采石场的劳动却是很少的。他的材料大都是别人整理而他不劳而获的。他的技巧就表现在把他们编排和组织起来。”但不幸的是，当然是对我们这些实脑瓜或者死脑瓜来说，正是由这种安排材料的技巧，而不是采石的出大力流大汗，引爆了“化学革命”（见柏廷顿，又见贝泰罗，又见莱斯特）。同样显赫的例子举不胜举，像麦克斯韦，像爱因斯坦，像玻尔，像沃森和克里克，等等等等。
  在我们两千五百年的学术史上，大约有几样最谈得上接近于科学的研究。其中最出色、最像现代常规科学的就是古音学。对周秦古音的研究很早就有了，但它成为一门遵循一定范式的常规科学始自顾炎武。顾炎武引爆了“韵学革命”，他是古音学界的牛顿。但让不知道应该是谁遗憾的是，他的材料、方法、目的、语言观都不是新的。有的甚至旧得有好几百年历史了。他的本领在于把所有这些东西组织起来，由此而创造了西学东渐以前中国历史上最精彩的一门学科（参看朱晓农〈古音学始末〉）。
  “编排和组织”材料的本领就是综合能力，抽象能力，在繁复中发现简单、发现统一、发现规律的能力。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综合处理了天上的行星和地下的苹果。而前者早已被开普勒行星运动三定律所解决，后者已为伽利略自由落体定律所解决。而开普勒的定律又是在第谷收集的极为详尽的天文观察材料的基础上加以椭圆形安排（还有音乐比附）得出来的。爱因斯坦对此赞叹道：
    这好像是说，在我们还未能在事物中发现形式之前，人的头脑应当现独立把形式构造出来。刻卜勒（即开普勒）的惊人成就是证实下面这条真理的一个特别美妙的例子。这条真理是：知识不能单从经验中得出，而只能从理智的发明同观察到的事实两者的比较中得出。
    伽利略也是用“思想实验”的时候多。在第谷－开普勒、伽利略－牛顿这条发展链上，可以看到越是抽象、越是综合的工作，异议就越大。但按照我们的“从实”评价，是不是第谷在科学成就上应排在第一位呢？他的发现最具体。他的材料里是否已经蕴涵了开普勒定律，而开普勒和伽利略的发现中又蕴涵了牛顿定律呢？如果真有这种“百善实为首”的想法，根本不值一驳。
  同样的材料，角度不同、安排不同，得出的结论天差地别。四书五经就那么几句话，“五四”前后的人读出了完全不同的含义。同一部《红楼梦》，有人看到这，有人看到那。《道德经》五千言，万洪一流能把他发展成炼丹点金的道教，玻尔他们也能悟出对补原理。同一批天文材料，开普勒用来支持哥白尼并得出美妙的太阳系结构，而收集者第谷本人却用来反对哥白尼。华莱士寄来的论文中使达尔文震惊的并不是华莱士有更多更新的材料，而是一个革命性的思想恰好跟他不谋而合。不同地层里的不同类型的化石并不是新发现，居维叶也是根据这些材料，把他们安排进递次灾变的理论框架中。而达尔文则重新构造了一个进化框架来安排这些材料。也许有人会说，达尔文毕竟见到了许多新材料。这话只说出了前后两个事件的某个特征。前面说过，时间顺序并不一定蕴涵因果关系。拉马克的材料跟居维叶也差不多，那该怎么解释拉马克学说？再进一步，虽然今天的生物学家都信奉达尔文学说，可是“达尔文说过的东西，就其细节而言，有很多是错误的”（道金斯《自私的基因》）。北欧人对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直有异议。的确有迹象表明冰岛人、爱尔兰人早就到过美洲。后来中国人也来争这“首创权”，力图证明扶桑就是墨西哥还觉得不够早，印地安人从亚洲到达美洲已经安居乐业了上万年，还用得着你来“发现”吗？最近墨西哥人又有了“反发现”观点：美洲人早就到过亚洲。这种发现的发现是史学研究中的精彩篇章。不过，这两种发现都跟“地理大发现”的“发现”意义不一样。孤立的到达是一件历史事件，知道这样的事件是史学知识。哥伦布的到达导致了地理学的改写，并成为社会进步的一个新起点。就是在这理性认识的科学意义上和人类进步的社会意义上，我们承认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
【5.7】如果说“材料的意义不是它本身固有的”这句话听起来有“主观”的倾向，那么说成“材料的内涵意义是多方面的，甚至数不清的”便很“客观”了。这两句话并没有实质性区别。只有放进特定的理论框架，材料的意义才能显示出来。哈雷彗星的观察材料只是进入了牛顿力学框架才显出重大意义，要是为积累材料而积累材料，再记录两千六百年也不会有什么意思。
  概括地说，材料的理性意义在于激发思想、加深认识、得出结论、产生预言。并导致新事物新材料的发现。
  让我简单重申一下，事实知识很重要，它是科学的必要条件。新事物的发现能加深理解、扩大眼界、开辟新领域。我们说“新”事物，就意味着有个原来的认识框架做出发点。孤立的事实是无所谓新旧的。它可以反复记录而反复忘却，反复失传而反复再发现。逻辑关系的知识也是科学的必要条件，并有时能成为充分条件。
【5.8】胡适有句引来猛烈批判的话“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这句话今天看来，并不完全对。不过，当年对他的口诛笔伐，那就……正如陈源后来对三十年代自己也加入其中的以瞿秋白为首的拉丁派对以赵元任为首的国罗派的声讨所作的反省，五十年后方觉得赵元任的两字反击“无聊”的英明。
  胡适的这条实证论原则只说出了一半道理，加上证伪论观点，就能成为如下评价某项工作的意义的标准：
努力证实大胆的假设；
努力证伪小心的立论。
  一百个大胆的假设，否定他九十九个并不困难。但要证实一个不但困难，而且真的做到，科学就会大发展。科学中充满想象，虽然最后只有一种可能被接受，但开始时仍应努力把千百种可能、甚至不可能全都想到。为了这一个可接受的结论，作千百次尝试是值得也是必要的。就像拳击比赛中最后一拳击倒对方，能说前面打的几百拳都白费了吗？何况科学家的对手难对付得多。大胆假设原是科学中不可缺少的东西。“要是没了激情与幻想，科学还有什么味道？”科学的成就和魅力就体现在把荒谬绝伦的虚幻念头，如上天入地、人兽同祖，变成一般常识。
  十个谨慎的立论，给它们进一步提供证据并没多大意思。反过来，如果能证伪其中一个，科学就会大发展。科学没有功夫把显而易见证明得更显而易见，把没有问题证明得更没问题。谁也不会每隔一毫米扔个小球来进一步证实落体定律。科学的成就和魅力就体现在把显而易见的不成问题，如地平人灵、空直时匀，变成天大的问题。
  我把上面两种情况归结为底下两句话。
从无关处找到相关；
在不疑处看出有疑。
    努力做好这两点，是提高科学素养的可靠途径。但要做到这两点，根本上不是靠扩大材料，而是靠安排材料。因为所谓“无关的”和“无疑的”材料，都是已知的，甚至司空见惯的东西。
【5.9】上面我所说的“证实大胆的假设，证伪小心的立论”，那是顺着胡适的话往下说。关于什么时候贯彻证实原则，什么时候贯彻证伪原则，我们还可以说得更具体点：
对存在命题，去证实他；
对全称命题，去证伪他。
  比如，我在研究有定无定问题时（见〈语法研究中的假设演绎法〉），曾提出一个理论预言：
在谜语中能发现“无定主语＋形容词谓语”的句式。
    这是一个存在命题，想对他证伪，从实践上来说，也就是使用归纳法，是无法做到的，因为谜语无穷多。反过来，要是能证实他，也就逻辑地证实了这项预言前面的假设前提。
  至于全称命题，上面已经说过，就像落体定律，进一步的证实并没什么意思，而如果能将其证伪，则对科学功莫大焉。
      六、发现的模式（1）：归纳主义和演绎主义    如果学会什么情况下抛弃自己心爱的理论，什么条件下接受对方“可恶的”观点，我们就已经走上科学主义之路。
        ——作者
   【6.1】 很多哲学流派都认为科学发现有它的逻辑和模式，但各家的逻辑又不是一回事。从认识论上来看，有培根-逻辑实证主义的解释，有笛卡尔-莱布尼茨-爱因斯坦的唯理论解释，有康德的先验论解释，还有新近出现的结构主义解释等。这些东西谈起来哲学味儿太浓，此处表过不谈。按照我这个中国式头脑，总觉得他们公理婆理都离正理之道那么远。
  我承认，发现的逻辑存在，这个命题既是一个假说，又是一种信念。提出这个命题将引出许多新问题和进一步的研究。不过，即使最后能证明存在发现的逻辑，也一定不是现知的逻辑。
    对于本文来说，讨论发现的逻辑还不是时候。下面主要讨论发现的模式：描写和模型。
   【6.2】关于科学发现的最老牌正宗的模式是归纳主义。归纳可用下图来表示：          a(1) ----- b(1)
          a(2) ----- b(2)
          a(3) ----- b(3)
           .
           .
           .
          a(n) ----- b(n)
         ________________
           A  ------- B     有很多人认为，归纳主义是和牛顿力学联在一起的，这是一个误解。归纳主义是培根的思想产物(《新工具》)。牛顿力学从一开始就不是归纳的，他的一些基本概念，如绝对时空、无限小、惯性、引力、第一推动等，不是思想的自由创造，便是显而易见的“公理”，或是自然哲学的必然推论。经典物理学发展到十九世纪，更是假说演绎自觉地普遍运用。莱欣巴赫 (《科学哲学的兴起》) 说：
    谁要是还谈经验科学，他就不应该忘记，观察和实验之所以能建立起近代科学，只是因为它们和数学演绎结合起来了。牛顿物理学和两代以前的弗·培根所画出的归纳科学图式大不相同。单只是视察到的事实的收集，一如培根的归纳表上所呈示的那样，是永远不能到引导科学家发现引力定律的。
    他又说：
    从逻辑上来说，它(指引力定律) 构成了一个不能得到直接证实的假说。
    我之所以引莱欣巴赫的话，是因为莱氏是逻辑实证主义的大家，而逻辑实证主义正是归纳时代的殿军。
    【6.3】归纳主义在十八世纪就已遭到彻头彻尾的经验主义者休谟至今看来仍是充分有效的批判。本世纪以来似乎谁都可以拿它来取笑一番，罗素的归纳主义火鸡和马的信仰便是典型例子。不过我觉得这有点不公平。对归纳主义的批判集中于以下四点。
    一、归纳主义认为科学始于观察。证伪主义对此提出批坪，并认为科学始于问题。没有问题，观察什么都不知道。如果归纳主义反驳说，作为问题基础的理论或背景知识也是归纳的结果，那么波普尔就断言归纳主义陷入了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无穷恶循环。
    二、归纳法的有效性有赖于归纳原理的正确性，而归纳原理的正确性又是归纳的结果。这就是说，归纳原理无法在逻辑上得到证明。它要靠自己证明自己，因此也是自明的公理。
    三、从可靠的前提推不出可靠的结论，这就是说作为推理过程和手段的归纳法是不可靠的。罗素举了个例子，有只火鸡在积累了大量观察材料后归纳出“每天早晨九点主人来喂食”的结论，谁知第二天圣诞节前夜主人不是来喂食而是把它宰了。
    四、如果说火鸡的悲剧在于它作的是不完全归纳，那么完全归纳应该是可靠的了。可惜的是完全归纳只是历史总结，它既不作什么预言也就对科学无用。按照金岳霖(《知识论》)的看法，归纳结论“A--B”是一个普遍命题，而不是历史上的总结，两者是有本质区别的。他说：
    历史总结不是结论，而引用归纳原则之后得到的“A--B”是结论。这一点也非常之重要。从前谈归纳时常常承认有所谓完全的归纳，其实所谓完全的归纳根本不是归纳。……（因为）历史总结不是推论出来的结论，它没有从特殊的情形跳到普遍的命题，而‘A--B’是这样有跳跃的推论。
    完全归纳可靠，但它对科学用处不大，而且不被承认为是归纳。它只是对历史事件的一种概括说法——你有苹果，我有苹果：大家都有苹果。当然它对历史研究和进一步解释的材料是有用的。不完全归纳 (下文单独说“归纳” 时即指不完全归纳) 是小本钱做大买卖，即从“特殊的情形跳到普遍的命题”，这就随时可能碰到火鸡的命运。
    我们语法研究着重书面语而回避口语，而着重书面语又注重拿一本着作或一个作家的全都著作来作“穷尽式”研究。这是历史总结﹑概括而不是归纳法。这种穷尽是假想的穷尽！某作家恰好选择的且恰好记录下来的句式成了你的“穷尽材料”？那么，听人作了个报告的一盒录音带是否也能成为穷尽式研究材料呢？这只是一个“取样”！而且口语的材料可以自己取样，书面语的材料是别人替你选择好的，区别仅此而已，哪来什么客观不客观，穷尽不穷尽！当然，一开始作一些容易的研究也是应该的，但语言学不能老停留在拿别人替你选择好的静止封闭的材科作“穷尽式”的历史总结这一初级阶段。语言学要进步，就必须像当年史语所大师们(《史语所工作之旨趣》) 所说的，不断提出新问题，不断扩充新材料，不断使用新工具。
   【6.4】 经典归纳主义在逻辑上的缺点是明显的。逻辑实证主义想用概率主义来挽救它，结果并不成功，详见下节。另外有些反对波普尔的科学哲学家，如J.科恩(《培根传统·真理近似度·自然规律近似度》) 为培根的归纳主义辩护的方法是发掘出培根是证伪主义的先驱。
    这些难题都是西方人对逻辑基础、分析前提等科学与形而上混沌未开的根本问题过份顶真产生的。正是在那种气氛中诞生了亚里士多德、牛顿、爱因斯坦那样“把哲学沉思、物理洞察和技术应用全部融会于一身”的学问。对于我们东方人来说，从来也不会把这些看成问题的。所谓无限恶循环的困难，如果归纳主义的鸡有，演绎主义的蛋也照样有。这是一个发生认识论的问题，还是一个形而上的问题，目前虽然还没有争出结果，但这对于西方人总是一个严肃而富有挑战性的问题。他们要是找不到一个本原本因，就会惶惶不可终终日。而东方人则把无限循环心安理得地看成无始无终的证据，并满足于佛道的辩证认识。科学之有今天的地位，就因为有一批人迷恋于“毫无意义”的“白痴” 问题。可以说，有中等想象力的去做诗人，有超级想象力的去做科学家。爱因斯坦在给德西特的信中说：“宇宙究竟是无限延伸的，还是有限封闭的？海涅在一首诗中曾给出一个答案：‘一个白痴才期望一个回答。’”最富有幻想力的诗人的想象够不着的地方，却是成千物理字家和天文字家醉心的起点。正像一位天体物理学家 (方励之？) 所说:“如今世界上太多的可能不是‘白痴’式的问题，而是却是白痴式的答案。所谓‘没有意义’者本身，往往就是这样一类答案。”
    我是东方人，但又不愿到释道辩证中去讨答案，因此讨论就只能拉回到有限范围内。不过这对我们所要解决的问题来说已经够了。在一个具体学科中，问题总是先于视察。语言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最远可以追到十八世纪末琼斯发现梵文跟希腊文、拉丁文之间有对应关系。这似乎表明观察在前。其实不然。既懂拉丁文又懂梵文的何止琼斯一人，为什么这些对应对其他人没有意义而偏偏触动了琼斯的神经？因为以琼斯的背景知识他想不到相距如此遥远的欧洲语和印度语之间会有什么关系。而现在作为检验的事实说明，原先不言而喻的知识是大成问题的。葆朴顺着这条路走下去便促成了语言学的诞生。没有背景知识或者预先不作预设的人，对于有关材料是视而不见的，或者见了也认为无关。证伪主义的“科学始于问题”的观点，在有限范围内包括具体问题上，能得到验证，所以可以接受。
    【6.5】归纳主义虽然在发生问题上没占先，但并没有完全被驳倒，不管是循环论证，还是自明公理，都是想给归纳原理寻找一个逻辑上安稳的基础。但是，科学发现到底有没有逻辑，还大成问题。信奉归纳的逻辑实证主义认为有，因此拼命为归纳找逻辑基础。归纳的死对头波普尔的表现很有趣。他曾为逻辑实证论思想作出过很多贡献，却又亲手把它葬送。他的开山名作的书名就是《科学发现的逻辑》(这是英译本书名)，可竟然花了近十分之一的篇幅来科学发现没有逻辑。不过总的来说，他跟马赫、卡尔纳普、石里克，以及后来的拉卡托斯对于“逻辑重建主义”，对于科学活动和历史采取理性主义观点。但是科学史研究表明，科学中发生的事情并非总是合乎理性的。第九节中我们还要引用相似的看法。拉卡托斯多少也受到库恩非理性的历史主文影响，比如“硬核”不受证伪，任何退化的研究纲领都有东山再起的可能等等 (《证伪和科字研究纲领方法论》)。库恩从历史主义方法入手得出社会心理学观点 (很像索绪尔)。他有篇文章的题目就发问: “〈发现的逻辑还是研究的心理学?〉结论是，科学信条的接受或拒斥不是逻辑问题，而是社会心理学问题，即科学团体的约定性问题。虽然他的看法受到许多批坪，比如“客观主义”认为，象“物理学是曾经并且正在十分不同的社会体制中产生并和实践的”，这样的情况有利于自己而不利于“约定论”(查尔默斯《科学究竟是什么？》)。但库恩的观点的确能说明很多情况，尤其是不太或不发达的学科。走得最远的是费耶尔本德的心理主义，认为个人选择标准高于一切，科学研究中是一种无政府状态，科学无方法论可言，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原则在起作用，那么“这个原则就是：什么都行”(《反对方法: 无政府主义知识论纲要》)。
   【6.6】 从理性主义到历史到社会心理学再到心理学，科学哲学走过的路像是跟在语言学后面，连库恩那本书都以《结构》来命名。只是语言学被乔姆斯基拉进心理学范围又走上了新理性主文道路。当代的科学哲学也象语言学、社金学一样，理论丛生而不是学派林立。打个政治格局比方，象当今世界不象殖民时代。J.柯恩﹑奈格尔等人化了很多精力，跟在莱欣巴赫后面去探讨各种归纳规则。汉森又拾起了皮尔斯的外展法(the method of abduction) 来解释发现的逻辑。劳丹和西蒙尽管对立严重，但一致批评汉森分不清假说的评价和假悦的发现，外展法只对前者有效。劳丹在发现域和证明域之间插进一个探索域 (context of pursuit)，认为发现无逻辑而另两个有。详细讨论也没有必要，有一点可以注意：不管哪派都不否认假说和理论的作用。岂但如此，他们个个都是假说派，个个都是理论派。非理性主义偏偏要给出理性上能接受的理论。归纳主义更是理论一套翻一套，它力图建立的逻辑程序式正是演绎推理的好例，它对于科学发现的归纳主义解释是个不折不扣的假说。把归纳原理看成自明公理，或者弱一点，看作“游戏规则” 或“比赛条件”，都是货真价实的公理化思想，而公理化思想则是演绎主义的典型体现。也许我孤陋寡闻，上面这番活还没见有人说过。
    假说和理论，在科学产生地是空气和水，平淡无奇，但在科学输入地，怎么强调这一点也不为过。“五四”以后的伟大学者因讨厌清淡玄想的“道理”(我指的是道家理学) 而殃及假说理论。我理解这种矫枉过正的，不动手朮，焉除毒瘤？一个甲子按说是可以让人明白，“道理”是不可证伪的命题 (与此相反，一代又一代的饱学之士不断地找出事实并认为再一次证实了它)，而未经检验的假说和已经检验的理论都随时准备接受 (进一步) 的检验，随时准备被证伪。但现在前辈学者依然持不容忍态度，我相信其原因在于这些年来不利于科学而有利于玄学的是气候使他们认为，第二次启蒙的有效武器仍旧是收集材料做归纳。其实，即使在科学园里，也“很难判定到哪一步科学为止，玄想起始”(B.霍夫曼) 。但只要不是压抑科学而放纵玄学的恶劣环境，自由竞争的结果是明摆着的，正如不必怕草而这连苗也不要。
    归纳的确会产生罗素火鸡的悲剧，真前提推不出真结论。从这一点来说，它跟模拟只是五十步与一百步之差。那些批评归纳主义的人都是从现代物理学和数学熏陶中成长起来的，遗憾的是他们在苛求归纳法的逻辑基础时，似乎忘了现代数学和物理学的基础也不那么稳固。数学中的直觉主义 (布劳威) 和哲学中的直觉主义 (博格森) 都是对逻辑主义 (演绎主义、归纳主义、形式主义) 的失望而走到另一极端的。既然物理学和数学的基础也不稳固。既然现代物理学的进展让我们意识到经典物理学的确切只是观念已经不正确，那就不必过多地去责备归纳法。更主要的是，归纳法到处在使用。下面讲个罗素对归纳看法的转变的故事，算是给这种折衷的态度输一支持军。除了火鸡，罗素在1927年时还有个同样精彩的比喻：“凡是以前经常发生的事，将会再发生，这种信念并不比马一定相信你会在经常要它拐弯的地方要它拐弯这一信念好。”火鸡的归纳也好，马的信念也好，但问题是现有知识不足以构造逻辑基础。因此，二十年后，在他那本总结性的著作《人类知识及其范围和限度》(1948) 中，他放弃了以前寄予相对论的希望，既然找不到别的东西来代替那些归纳出来的“假原则”，“他所能做的全部事情就是把他的哲学建立在这种‘动物的信仰’或马的感觉上”(阿论·伍德) 。
    总之，不确切的归纳法跟不确切的知识是互为表里的。因此，在使用中要小心，要随时用新事实来检验，随时准备修改结论。千万不要迷信，以为归纳结论是一劳永逸的证明。事实上，我根本不认为归纳法可以用来证明，見下。
   【6.7】我对于归纳法的基本看法是：
    概括是必要的，归纳是无效的。
    归纳无效当然是指用它来证明是无效的。要做其他用途，则悉听尊便。毕竟模拟也有它的用途。
    概括和归纳是有区别的。现在大家在该用“概括” 一词的地方都用“归纳”，看来已经积非成是了，也许从来也没“是”过。归纳比概括多了一个最后的步骤：在概括的基础上作预言。没有预言是概括，有了预言是归纳。这么看来，大部份的研究结果只是个“概括说明”，而非“归纳推理”，瞎嚷嚷的人不知道他们嚷的只是“概括”，连“归纳”的皮毛都没摸到。
    对于归纳法﹐我还想指出几点：
    1、归纳过窄，容易发生火鸡的悲剧。但过窄的归纳是信息量大、禁止多的命题，它符合证伪主义的要求。
    2、归纳过宽，虽然保险系数大，但信息量小，从科学上来说，是无价值或低价值的。为科学进步着想，窄归纳是好选择，为个人安全着想，则宽归纳为优。
    3、只要认识到人类一切知识及其基础都是不确切的，归纳法的不确切也就可以容忍了。
    4、有些被认为是归纳的东西实际上并不是归纳出来的，详见后文讨论假设主义处。
    历史总结 (所谓完全归纳) 是我们处理历史事件的好方法，但要注意：
    1、它对历史记载中的矛盾之处无能为力。矛盾的造成可能是记录者视察角度或评价标准不同，可能是记错了，可能是“造假历史”。对这一点，除了上面所说的，还可参看拙作〈顾炎武的“四声一贯” 说〉(1987)。
    2、它也许能说明什么“有”，但没法说什么“无”，例见后。
   【6.8】最近二十年来，科学的方法论、认识论的研究新潮迭起。传统的科学哲学界以内的热闹就不用去说它了，外界也不甘侍坐。老三论还未消化，新三论又端上了席。喜欢发发西式玄想的已不限于数学家和物理学家 (爱因斯坦去世前两年曾说，在本世纪初只有少数几个物理学家考虑哲学问题，而现在的物理学家几乎个个都是哲学家)，生物学家如莫诺、化学家如普里高津、物理学家哈肯、天文学家卡特，一个个粉墨登场，竟还演得有板有眼。而我却还在这老牌正宗里穷折腾。谁让我们的专业是白头宫女，话题自不免明皇玄宗。但愿以后有机会谈谈武则天和安禄山。
    最后回到本节开头的科学发现的逻辑上去。目前公认的观点仍然回到康德“发现的心理学”和“评价的逻辑”两分上。就现有的知识而言，只能说发现出于创造性灵感，评价则是理性十足的逻辑程序。至于研究科学发现的前景，大致有以下几种看法：(1) 无法解释的、创造性的心理活动，(2) 合乎理性但非形式逻辑的，(3) 存在方法论但不存在发现的逻辑，(4) 逻辑即方法论，(5) 不但存在逻辑甚至存在算法。
    我在前面谈的自己的看法算是第2类吧。这是一种乐观的看法。不过，真正激动人心的目标是第5类。也就是说，真正导致人类社会实质性进步的是，不仅把物理的、“客观”的世界，而且把最人文性的、最不可捉摸的心理现像也加以科学的、理性的、逻辑的解释。
         七、发现的模式之二：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    [逻辑实证主义者相信]高概然度才合乎要求。他们明确接受这一规则﹕“永远接受概然率最高的假说﹗”现在已经不难证明﹐这一规则等于下一规则﹕“永远选择尽可能不超出证据的假说。”接下来还可证明，这不仅等于说“永远接受內容最少的假说﹗”而且也等于说﹕“永远选择具有最高特设性的假说﹗”这一出乎意料的结果来自这个事实﹕高概然性假说只是适应已知事实的假说，它尽可能不超出于这些事实。
                                           —— 波普尔《猜想与反驳》    【7.1】 实证主义信奉归纳﹐又不断改进归纳。证伪主义信奉演绎﹐又不断改进自己。本下节內我们简单谈一下实证主义的发展过程﹐以后就主要讨论跟实证主义有关的问题。
    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在法国出现了一个自称的“科学的哲学”——孔德的古典实证主义。孔德 (《实证哲学教程》) 有两点主张是我们关心的。他说﹕“如果从一方面说﹐任何实证的理论都一定要建立在一些观察上面﹐那么另一方面也同样明显﹕人类精神必须要有某种理论﹐才能进行观察。如果我们爱思考各种现象的时候不立刻把他们联系到某些原则上去﹐我们就不但不可能把这些孤立的观察结合起来﹐从而得出某种结论﹐甚至于根本无法把他们记住﹔而且﹐最常见的情況是面对事实视而不见。” 孔德认为观察需要有理论指导﹐后文还认为追踪先有理论还是先有观察会“陷入一种恶性循环”。前面我说的那些话﹐真是白费了力气﹐人家早在一百五十年前就同意了我们今天的看法。
    孔德把形而上的范围划得很大并力主彻底摒弃。他说﹕“探索那些所谓本因和目的因﹐对于我们来说﹐乃是绝对办不到的﹐也是毫无意义的。” 甚至“完全不想陈述那些造成各种现象的动因﹐因为那样只会把困难往后推。” 他认为“人类精神如果不钻进一些无法解决的问题﹐而仅限于在一个完全实证的范围內进行研究﹐是仍然可以在其中为自己最深入的活动找到取之不尽的养料的。”
    孔德生活在一个“各种一般的宇宙现象﹐都由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尽可能地说明了”的时代。他的哲学观点反映了在牛顿和爱因斯坦之间把常轨科学活动视为唯一正当工作的科学家们的一般看法。他认为科学只需要描述怎么样﹐不必解释为什么﹐探索因果关系是形而上的残余。这种观点当然连那些没有独立哲学主张的科学家也不会理会。最近一百年是科学革命-重建范式﹐科学膨胀-新建范式的时代﹐大科学家大多不乏哲学见解。有几位还真称得上哲学家的马赫﹑奧斯维德﹑彭加勒﹑希尔伯特、罗素﹑爱因斯坦﹑波尔﹑海森伯﹑布里奇曼﹑维纳﹑莫诺﹑普里高津﹑贝佛里奇﹑哈肯等﹐就像建立经典物理学范式时的伽里略﹑牛顿﹑笛卡尔﹑莱布尼茨﹐他们个个津津乐道最经院气的形而上问题。最有意思的是下面要谈的在科学和哲学上都承上启下起过渡作用的马赫。实证主义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是马赫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R. 阿芬那留斯) 。一方面他们更彻底地主张“描述性” 科学﹐加强反形而上倾向﹐连孔德和英国实证论者斯宾塞的观点都被打上“形而上” 的标签﹔另一方面﹐马赫本人(《感觉的分析》) 又大谈认识和经验的本性﹑主客体问题﹑物理东西和心理东西的关系等等。这就使他跟那些被孔德宣布为“哲学味太浓”﹑远离科学的流派很接近。关于这一派的讨论文章很多﹐这儿就不多谈了。
    实证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即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或称新实证主义﹑分析学派。这一派拋弃了马赫的心理主义和生物主义。一般认为它有三小来源﹕古典实证主义﹑古典经验主义﹑数理逻辑。也有人认为关于分析的先验演绎思想来自笛卡尔。这个学派发展到后期﹐重经验论超过了实证论﹐因此又称为逻辑经验主义或新经验主义。这派最关心意义问题﹐做了很多语义分析工作。战后很活跃的“语言分析派”继承了这方面的工作。好多学科都是从哲学的控制下脫离出来独立成科的。按我看﹐他们有点像没完全独立的意义学。逻辑实证主义把许多其他哲学家关心的问题宣布为假问题﹐把哲学问题全化成语言问题。他们在逻辑语义﹑概率逻辑以及数理逻辑和概率论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但发展到后来﹐“这种哲学不仅提不出重大的﹑有影响的论点﹐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自信。它愿意承认别种流派﹐甚至是公开‘形而上学的’流派存在的可能性〈甚至是不可避免性)”(列克托尔斯泰《从实证主义到新实证主义》)。
    另有两个不算维也纳学派但跟逻辑实证主义关系密切的人物﹕维特根斯坦和波普尔。前者也是个语言分析派。后者则是跟乔姆斯基一样是个內部反戈一击的叛逆者﹐他“曾经对逻辑实证主义的许多思想的形式起过很大的作用”(列克托尔斯基)﹐但后来却领导了一个反实证主义的运动。有趣的是﹐当波普尔用德文写下《研究的逻辑》(1934德文版﹐英译本书名《科学发现的逻辑》﹐1959) ﹐举起批判理性主义大旗﹐驳斥经验主义的实证论时﹐英国的逻辑实证主义者艾耶尔正在忙他那本日后他赖以成名的英文著作《语言﹑逻辑和真理》。
    【7.2】上个小节里讨论的问题太专门﹐本想把它们全刪了。可是引申开想想﹐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描写原则﹐逻辑实证主义的证实原则和归纳原则﹐它们的传播影响是如此深远﹐其影响力大小好像跟距离远近成反比﹐以至它们在原产地逐渐衰微﹐反而在输入地日臻兴隆。因此有必要介绍一下来龙去脉。下面还要介绍它的克星证伪主义﹐并时时参些私见﹐希望大家能看清﹐描写﹑归纳﹑证实这三条实证主义原则不足以成为进一步研究的指导原则。我从觉得﹐真正的归纳主义信徒是在中国而不是在西方。我们信率归纳﹐信就信了﹐何必追问他的基础﹑前提﹑使用的程式﹑范围﹑条件﹐否则就好像居心不诚﹐会冒犯教主。西方人偏偏死讲究﹐是非观高于好恶感。他们讲的归纳往往笼罩在演绎的阴影下﹐具体后文再谈。
    【7.3】有人说逻辑实证主义是现代科学革命的第一个哲学产物。我的看法正相反﹐它是上一个科学范式的最后一个哲学产物。它更多的受牛顿力学和达尔文进化论的决定论的影响﹐认为科学只是是通过归纳法从经验中确立起来的﹐即得到证实的真命题。科学的发展即是这些命题的积累。从这个二十年代发展起来的哲学流派 (石里克1922年到维也纳大学任哲学教授被看成该学派创立) 身上看不到相对论的影响﹐不过它倒是接受了量子力学的非决定论 (卡尔纳普《决定论的彼岸》) 。它是一种关于科学证明的逻辑方法论﹐而这种方法论以及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和科学史观已被当代科学哲学所拋弃。
    本世纪以来﹐由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引爆的科学革命在各个领域引起连锁反应。因此﹐关于科学发现的方法论以及认识论成了热门话题。决定论已经蜕变为实在论 (爱因斯坦) ﹐再变为人择原理 (宇宙学) 。非决定论取得压倒性优势﹐如概率观点和测不准原理 (量子力学) ﹐偶然性观点 (分子生物学) ﹐突变观念 (数学和生物学) ﹐偶然和必然的相互作用观 (协同学) 和交替作用观 (耗散结构) ﹐人本观念 (控制论) 。这是一个科学在疯狂地开拓新边疆的时代﹐谁要是能冷靜地以不变应万变﹐不是信仰超级坚定﹐就是无视事实﹐或是等着摘桃。我的观点是﹕只要科学中的追求简单性﹑和谐性和统一性的美学观点不变﹐那么有朝一日决定论可能会在新的证据上复活。当然不会是老决定论的翻版。事实上﹐卡特的人择原理已经燃起了新的希望之火。我们当然不能坐以待变﹐到时伸手摘桃﹐而应该尽其所能﹐参与变革﹐哪怕力量再卑微。
    在科学领域中﹐也发生了它用来形容其他学科的“科学革命”。波普尔和库恩建立了同以往完全不同的知识观﹕反归纳的证伪主义的方法论和范式转移的科学发展观。下面我们就来看波普尔是怎样批评逻辑实证主义的证实原则和归纳原则的﹐至于早期实证主义的描写原则﹐在自然科学界没人信它﹐我就从发展中学科的角度来谈谈自己的看法。
    【7.4】 关于证实原则。
    我们先来看后期逻辑实证主义的代表人物艾耶尔是如何表述这一原则的。他说(《维也纳学派》)：
    “证实原则要确切地表述出来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我相信﹐对这个原则。还没有令人满意的确切的表述。但是粗略地说﹐大体上是这样﹕证实原则就是认为一个陈述的意义是由它可能被证实的方式所决定的﹐而该陈述被证实就在于它被经验观察所检验。因此﹐那些形而上学的陈述是没有任何经验的观察来表明它是对的还是错的﹐所以它们就得作为事实上的无意义的陈述而被排除。这里要强调的是‘事实上’这个词﹐因为我们并不否认语言除了传达信息以外还有别的用途﹐也不是说这些其他的用法就不重要﹐或者说形而上学的陈述在其他这些用途上就不能起作用。例如﹐形而上学的陈述可以表述一种对生活有趣而充满希望的态度。然而这里所主张的只是﹐它们不可能对事实有所表述。”
    逻辑实证主义处于哲学和科学之间﹐关系十分微妙。一开始它左右逢源﹐到后来它两头不讨好。它认为形而上学的哲学思辨是过渡性的东西﹐是逻辑无法处理哲学的表现﹐哲学的发展必然要走上科学化的道路 (参看莱欣巴赫《科学哲学的兴起》) 。但哲学照样在思辨。艾耶尔的话表明逻辑实证主义只能跟形而上学和平共处﹐互不干涉。它成了哲学的一个专门领域里的流派。要是它安于一隅﹐倒也无妨﹐可它还想制定一些原则来指导和说明科学。不过﹐科学的发展共没有受它指导﹐而它只对科学的说明又遭到严厉批评。
    逻辑实证主义认为科学与非科学的区别在于“可证实性”﹐卡尔纳普又把它弱化为“可确证度”。证伪主义正好相反﹐认为是“可证伪性”。因为可证实性一方面排除了一些本质上属于科学的研究﹐如亚里斯多德-托勒密的地心说﹐燃素说化学等 (见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另一方面又无法排除伪科学﹐如占星术 (见波普尔《猜想与反驳》)。波普尔认为﹐“可证实性判据”不仅不合理﹐而且不可能﹐因为它的归纳法工具是无效的。前面说过﹐归纳法没有可靠的逻辑基础﹐由此得到的“可证实性的判决性的证据”也不能得到逻辑上的保证。波普尔认为他的“可证伪性判据”不仅合理﹐而且逻辑上有保证﹐因为它的工具是否定式假言直言三段论演绎法。
    西方人这种逻辑来逻辑去的议论让我们听起来很不顺耳。事实就是事实﹐管逻辑什么事﹗讨论这事会没完没了﹐而且对一个中国头脑也不会有什么结果。这里就指出几点。我们所说的事实是系统中的事实﹐即属于波普尔的世界III。西方的科学和科学哲学中尽管对立争吵﹐但谁都是逻辑来逻辑去。他们的科学和科学哲学尽管逻辑基础还不稳固﹐但都在为此努力。他们从一个前提﹐无论是事实前提还是假设前提﹐每推论一步都严格按照逻辑程式﹐并尽可能寻找新事实来检验。
    波普尔认为﹐科学的命题跟可证伪的陈述是等价的。命题的可证伪度越高﹐即所禁止的越多﹐信息量即知识含量也越多。相反﹐一切不可证伪的命题都是非科学的。我们接受某个理论或定律﹐不是因为它们得到了事实尤其是实验的证明﹐而是由于过去的观察跟它们不矛盾。看上去这只是两种稍有差别的说法﹐一个强命题﹐一个弱命题﹔但实际上反映出证实原则和证伪原则对待事实和理论的根本分歧。证实的东西意味着永远正确﹐而过去不矛盾并不保证永不被证伪。有趣的是﹐科学的巨大成功没有鼓起科学家的傲气反使他们日益谦恭 (反倒是只知科学皮毛的国学家们假证实之名拉科学的后腿)。接受强命题必然引向开尔文宣布的以后的事只需加长小数点后的位数。而接受弱命题才能掀起一场又一场改变世界的科学革命。据我看﹐上面强弱两个命题如果反过来看﹐即不是看它们主张些什么﹐而是看它们禁止些什么﹐就可以发现﹕证实原则和证伪伪原则并不矛盾﹐前者包含在后者之內﹐即后者禁止的更多﹐信息量更大﹐可证伪度更高﹐以科学角度来看是更可取的命题。证实原则禁止既不可证实也不可证伪的陈述﹐即艾耶尔所谓的“没有任何经验的观察来表明它是对的还是错的”。证伪原则只禁止不可证伪的陈述。显然﹐至少从逻辑上来说后者包含了前者﹐这样看来﹐证伪原则是发展了证实原则而不是驳倒了证实原则。
    波普尔的学说对付逻辑实证主义是有效的﹐但深究下去它的破绽也显露出来了。它的一些提法不妥当﹐证伪性判据并不是处处有效的。它不能说处于变革时期的科学活动﹐这也是波普尔坚持理性主义带来的后果。不过﹐要是认为反正变来变去都有毛病﹐还不如不变﹐“以不变应万变”﹐那就错了。认识就是这么提高的﹐科学就是这么发展的。拉卡托斯和库恩从两个方面推进了研究。拉卡托斯也是理性主义者﹐他改进了波普尔的提法﹐加强了科学史研究。他提出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是精致化的证伪主义﹐能在有限范围內说明历史。库恩看到理性主义解释不了科学史﹐于是从非理性主义的社会心理主义角度提出了他那波及全世界﹑影响一代人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哲学发展到现在﹐又形成了劳丹﹑夏佩尔新的中心。由于一代一代的理论嬗变﹐我们今天对于什么是科学﹐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都有了更为深刻认识。
    【7.5】 关于归纳原则。
    归纳的弱点﹐我们已经谈得够多的。逻辑实证主义也看到了这些﹐卡尔纳普 (《概率的逻辑基础》) 用概率主义又加以修补﹐用“可确证度” 来代替“可证实性”。对此﹐波普尔 (《科学发现的逻辑》) 指出﹕“人们可以把一个概率归于一个假说 (这里的假说指普遍定律) ……通过估计一切检验和一切还没有试过的 (可以设想的) 检验之间的比率而算出未来的概率。但这也毫无作用﹐因为可以精确计算这种估计﹐而其结果总是概率为零。”其实卡尔纳法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在一个无限的世界中﹐“所有普遍定律都具有零确证度。”因此﹐卡尔纳普只有两种选择﹕(1) 实例确证﹐(2) 科学没有自然定律也行﹐即只需具体描写。第 (2) 不必多说。关于第(1) 点﹐波普尔举了两个例子来说明确证度高低对于定律的成立与否没有关系。例如﹐卡尔纳普自己举过一个例子“凡天鹅皆白”这么一条定律﹐现发现一千只白天鹅和一只黑天鹅。从波普尔角度看﹐定律已被证伪。而从逻辑实证主义角度看﹐定律的确证度接近于1。又如“所有掷出的钱币都出现头像” 这条定律的实例确证度为1/2而不是0。更一般地﹐如果平均每n个实例证伪一次﹐那么其确证度为 (1- 1/n) 而不是0。概率主义实在无法确定到底是确证度为0还是某个真分数值时才推翻定律。要是凡出现一次反例就可推翻﹐那就等于承认概率对于实证无意义﹐也就承汰了证伪主义。
    证伪主义认为科学应探求高內容而不是高概率。而逻辑实证主义把确证与概率等同起来﹐他们相信“高概然度才合乎要求。他们明确接受这一规则﹕‘永远接受概然率最高的假说﹗’现在已经不难证明﹐这一规则等于下一规则﹕‘永远选择尽可能不超出证据的假说。’接下来还可证明﹐这不仅等于说‘永远接受內容最少的假说﹗’而且也等于说﹕‘永远选择具有最高特设性的假说﹗’ 这一出乎意料的结果来自这个事实﹕高概然性假说只是适应已知事实的假说﹐它尽可能不超出于这些事实。”(波普尔《猜想与反驳》)。
    前面说过﹐史语所的大师们接受了二三十年代最盛行的哲学主张。他们的看法正好是上面波普尔所批评的﹕“我们反对疏证……一份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两件事实之间﹐隔着一大段﹐把它们联络起来的一切涉想﹐自然有些也是多多少少可以容许的﹐但推理是危险的事﹐以假说可能为当然是不诚信的事。……材料之內使他发现无遗﹐材料之外我们一点也不越过去说”(《史语所工作之皆趣》)。这番话如果单单是指历史研究﹐倒也代表了一种史学流派。但语言学是研究物相事实的﹐它无意降到史学水平。因此﹐推理即使要冒被证伪的危险﹐但它既想成为科学命题就必然免不了这个危险。宗教命题“上帝创造世界”和哲学命题“人之初性本善”都是不可证伪的与科学无关的命题。假设可能当然不能成为当然﹐事实上﹐无论从归纳本身以及从由它得出的结论在逻辑上的不可靠性来看﹐还是从证伪主义角度来看﹐科学知识都是一种有待于不断接受检验的假说系统﹐即卡尔纳普所谓的规律只“不过是对观察到的规律性的描述”(《因果性和决定论》)﹐或波普尔那出名的世界III。不过我相信﹐史语所这班总是站在时代最前列的大师们如果生在今天﹐当然是接受今天的科学学说而不是昨天或前天的过期货。
    【7.6】一只蚂蚁顺着弹簧螺旋往上爬。从侧面看﹐它沿S形上升﹐从上面俯视﹐或投影到平面上﹐蚂蚁在转圈﹐瞎忙乎一阵后又回到了原地。
    上述隐喻可以用在许多地方。对于西方的学术思想﹐也有这两种观察法。细细加以历史考察 (侧视)﹐可以看到同被叫做“唯理论”或“经验论”的各派学说﹐即使处于弹簧的同一“经度”﹐不是在同一“纬度”上。要是超脱了世俗﹐压扁了历史来看﹐它们两千年如一日老在转圈。俯视的态度有一定好处﹐它可以缓解追赶的急迫感﹐并滋生先知先觉的自豪感。以不变应万变﹐五百年一劫﹐熬过了这一阵它又会转回来研究我们的“新儒学”。俯视牛顿和乡村牧师同样信上帝﹐但牛顿的上帝轮回了一劫在不同的纬度上。俯视爱因斯坦“相对主义”﹐连《泰晤士报》在爱丁顿证实了相对论之后发表的社论中也这么说﹕“观察的科学事实上已回到最纯粹的主观唯心论了。”别的批判就更不用提了。
    唯心的经院哲学自不是唯物的经验科学的对手﹐就象宋学敌不过朴学。可提升了一圈到了本世纪的理性主义却高出归纳主义一头。这里面态度的转变﹑哲学观念的交替是跟科学同步的。相比之下﹐汉学一理学一朴学一新儒学﹐这里治学态度和哲学观念的交替与科学进步无关﹐而仅仅属于史学﹐从前的“当代史”加上现在的“当代史”。科学的功效之一在于它到处破除永恒绝对观﹐连它自身也不免。天变道亦变﹐学科基础变研究的核心问题也变﹐管它叫时尚或范式都无妨。老问题给出新答案标志着一个新纬度。不要以为玻尔拿太极图做爵徽就值得鼓吹“新道学”。量子力学和分子生物学中的观念有跟释、道、易的所谓东方神秘主义之间有巧合处﹐可灵感归灵感﹐科学的概念照样要用数学定义。相反﹐天不变道亦不变﹐基础不变核心问题也不变的是经学。新瓶装旧酒还在同一纬度上转圈。它要做绝对学问﹐所谓“大学”﹐明在于治﹐治在于齐﹐齐在于……三纲八目﹐基础核心﹐最终推到“格物致知”。在这核心问题上瞎驴拉磨转了一千年﹐到最后﹐物没格成﹐“格物致知”这话本身倒是被格了又格﹔知没致到﹐格“格物致知”史倒又成了新知。
    回到前面经院哲学-经验论-唯理论的旋升上﹐最近读到沃尔夫冈·施特格米勒的《归纳问题﹕休谟提出的挑战和当前的回答》﹐最新的归纳主义者也有类似看法。他在讨论“‘演绎主义’ 和‘归纳主义’的两位卓越代表波普尔和卡尔纳普的观点”时指出﹕“波普尔的理论和卡尔纳普的理论之见没有任何共同点。这两位思想家所代表的对立的观点是由卡尔纳普的错误引起的﹐这事与他的某种理论有关﹐如他的部分逻辑蘊涵理论﹐归纳逻辑或关于科学假设的归纳证明理论。但这个理论是不正确的。……卡尔纳普的实际对手并不是象‘波普尔派’那祥的演绎主义者﹐而是那些主观主义 (人格/文主义) 的或然性理论家 [农按﹕大概是些西方自成一家言者]。因为跟卡尔纳普相反﹐后者不敢类似自然科学程式那祥﹐从明显的信念谓词追溯到更深刻的意向结构。”我想大概够了。波普尔针对卡尔纳普的归纳逻辑和归纳证明及其概率基础的致命弱点予以批判﹐并发展出一套完全不同的科学哲学﹐从这一点上来看﹐“两者没有任何共同点”。但是从求实批判精神﹐跟从科学发展﹐遵守逻辑要求上来看﹐波普尔跟卡尔纳普相同﹐他不但敢“类似自然科学程式那样﹐从明显的信念谓词追溯到更深刻的意向结构”﹐而且做得更地道。
    【7.7】 关于描写原则。
    前面已经讲过早期实证主义关于科学即描写的观点。逻辑实证主义已经后撤﹐它主要是坚持在哲学问题上的描写﹑分析主张。维特根斯坦 (《哲学研究》) 承认﹕“说我们的分析不可能是科学的﹐是说对了。”但他主张“在我们的推理中不应有什么假设的东西。我们应当避免任何解释﹐而只应让描述来取代它。这种描述由于哲学问题而获得了自己阐明问题的能力﹐即自己的目的。”
    “科学即描写”的主张﹐再早可以追溯到大名鼎鼎的经验主义者休谟。休谟 (《人性论》﹑《人类理解研究》) 对知识的理性 (逻辑) 基础提出了至今仍没法回答的异议。他把哲学关系分为两类七种。第一类四种“完全取决于观念﹐能够成为知识和确定性的对象。这四种是类似、相反﹑性质的程度和数或量的比例”。这些知识大多是指描写性的。第二类并不仅仅依存于观念的三种关系是“同一关系﹑时和空中的位置和因果关系”。他认为演绎法得到的结论并不可靠﹐因为作为前提的公理本身可能有错。他也认为归纳法不可靠﹐它只能告诉我们概然的知识。只有描写感觉所及的对象才是确切的知识。探讨观念的关系只有代数和算术最可靠﹐几何就要差点。不过他要是知道后来数学发生的第三次危机﹐恐怕就会把代数和算术也要算作不可靠了。至于因果律﹐那是一个心理观念﹐实际上是习惯律和联想律在起作用。实证主义有许多观点都来自休谟。
罗素 (《西方哲学史》) 说﹐休谟“给哲学家们下了一道战表﹐依我看来﹐到现在还一直没有够得上对手的应战。”有不少哲学家相信﹐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已经驳倒了休谟。但事实上那些想为知识建立理性基础的人﹐包括康德、黑格尔﹐不但驳不倒休谟﹐反为休谟击中要害。同样﹐后来的经验论者也无法回答休谟的挑战。为了给知识寻找逻辑基础﹐归纳主义者卡尔纳普和演绎主义者波普尔﹑拉卡托斯从证实和证伪两方面竭尽全力﹐终于宣告这时代的努力全都白费了。因而产生了历史主义﹐主要人物有库恩 (加上社会心理观点)﹐汉森﹑劳丹的解决问题模式﹐费耶尔本德 (加上心理观点)﹐图尔明 (进化观点) 等。休谟对知识基础的疑问至今无法给予理性解答。但他的描写原则没人认真看待﹐马赫坚信的结果是否认电子的存在。
    一般把科学的进程分为﹕(1) 规定性研究 (回答对或错) 和史学性研究 (滋生百家言)﹐即前科学时期。(2) 描写性研究 (回答怎么样)﹐这对在分布上有地域差异﹑时间上有演化过程﹐即不具有时空齐一性的研究对象最合适﹐分布图﹑演化树﹑形态﹑结构描写是主要任务﹔也即前述3.3节中的物相描写和解释A﹑C﹑D﹐我把这种研究叫做初级常态科学。(3) 解释性科学 (回答为什么) 即3.3节的解释 B﹐这是高级常态科学。
    我在〈现代语言学的地位〉一文中曾提到上述三个阶段﹐不过没把史学性研究放在里面。表面上看﹐规定性理解和史学百家言是矛盾的﹐但实际上是互补的。该规定性理解的地方是没有百家言地盘的﹐各个时代的规定性理解累积起来又成了百家言。科学的蓬勃发展让史学家大为自卑。历来有很多人想让历史学登上科学殿堂但总不成功。李凯尔特﹑文德尔班﹑狄尔泰等想一刀切开史学和科学。摆脱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但论证的工具依然是实证论。从克罗齐的“当代史”思想﹐到施本格勒《西方的衰落》﹐再到汤因比的“共时观”﹐大作家的努力似乎是放在建立历史模式和历史哲学上。柯林武德把历史看成不同于科学和哲学的“第三种东西”﹐他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是以论代史的顶峰。上个世纪史学科学化的努力如今又有了新发展﹐从计量派到到金观涛的“超稳定结构”﹐可以看到历史学在科学化道路上的尝试。
    历史学中的变化我们很能体会﹐语言学本来就是从历史研究起步的。但幸运的是﹐语言学很快跟上了生物学和地质学﹐进入了描写期。动植物和地质的分布原则上是可以调查穷尽的﹐它们的变化和新种产生较慢﹐而描写分类工作进展很快﹐再加上数学物理化学的帮助﹐就容易进入解释期。相比之下﹐语言学界人手少﹐语言在地理分布上的复杂性和变化的速度使我们的描写难以穷尽。那么是不是要等到描写工作达到一个大致完备的程度才能进入解释期呢？有一种回答是肯定的。考虑到自然科学还不能提供多少利器使得肯定回答就更有力了。
    我的看法是﹕语言学、生物学、地质学的从历史研究和共时描写到解释这个过程，如果可以用世代谱系来比喻﹐那也不是蛹蛾蜕变﹐而往往是祖孙同堂﹐因为研究对象本来就有历史演化道程﹐又有地域分布差异﹐而这过程和差异又始终是研究课题﹐因此﹐所谓解释就不仅仅箱物理学那样限于原因和机制﹐对于来源和分布也应该提供解释。谁在解释方面做得好﹐谁也就在历史和分布方面理得清。事实上﹐它们早在上个世纪就已用假说来这尝试解释来源和分布了。生物地质学的幸运在于描写进展快﹐又得到数理化利器相助。
    语言学作为一个母系统﹐其中有些子系统﹐如语义和词汇研究还在史学阶段。有的子系统﹐如实验语音学已进入实验解释期。有些子系统如音韵学﹑音系学﹑生成语法开始从描写向解释迈步。有一种很普遍的看法﹐认为历史语法﹑历史语义的研究比历史语音研究更实在﹑更牢靠﹐因为前者于书有徵而后者凭空构拟。这话从史学意义上来看是对的﹐但从物相研究的角度来看正好相反﹐因为历史语音研究的出发点是以下三个足以被称为科学基础的基石﹕基于实验语音学的普适性原理﹐基于类型学的普遍现象 (共相)﹐愿意接受事实检验并甘冒被证伪危险的科学假说。举一个《切韵》音系四声还是八声的争论为例。这不是一个搜索古书﹐靠历史总结结能解决的问题。古书记载有的﹐实际情況不一定有﹐如《洪武正韵》、老国音掺入了异时异地的东西﹐三皇五帝尧舜禹是“早期历史小说中的人物”。单凭历史记载定有无﹐那是传统史学结论。语言学可以有更好的办法。实验语音学和类型学证明了“清浊蘊涵高低” 这一普遍现象 (参看朱晓农〈声调笔记五则〉)﹐那么再认为切韵音系清浊与阴阳无关便是一个不必要的特设性假设。波普尔在得出归纳主义“永远选择有最高特设性的假说” (见前7.5节) 的结论后说﹕“着意于高概率就承担了支持特设性假说的反直观规则……但人们都知道﹐科学家不喜欢特设假说﹔它们充其量也只权宜之计﹐不是真正的目标。(科学家宁要大胆的假说﹐因为可受到更严格的检验﹐而且是独立地受到检验。) ”如果检验结果证明某种语言构拟不符合哪条原理﹑共相或假说﹐那就应该拋弃或修改原有的构拟。比如雅可布森发现“bh --> ph” 这一共相﹐历史语言学者立刻修改原始印欧语的构拟。如果检验结果发现某个语言中存在与已知假说相拗的事实﹐那就修改前者。
    语音史研究类似生物史﹑地质史研究﹐但又不完全一祥。语音的共时描写更难穷尽﹐历史的佐证也更少﹐它没有录音化石。因此﹐我更愿意把语音史的研究比作宇宙学﹐它们同祥在共时平面上有分布差异并且难以穷尽﹐天体分布差异的不可穷尽性更甚于语言﹐它们同样没有历史佐证而偏要构拟历史。跟宇宙史以亿年为单位相比﹐语言史的千年单位短多了。语言史﹐首先是语音史研究要努力向“天地生”看齐﹐在调查分布的同时尝试解释﹐并以解释来推动﹑改进观察描写﹐比如遗传学的进展使得人们能重新考虑生物进化的情況。
    当然﹐语言研究的解释比起“天地生”来要困难得多﹐因为后者在一般情況下只有物理內容﹐而前者参有社会﹑心理內容。语言学个门类中﹐语音学的心理內容最少 (我把社会方言的语音差异比作动植物地质的垂直地域分布差异) ﹐因此它在解释方面走在最前列也是理所当然的。至于语法和语义研究﹐尝试者使用心理学﹑社会学﹑逻辑学等来解释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当然﹐这不是说大家都放下描写去解释﹐我的意思是﹕(1) 要为理论解释争一合法身份﹔(2) 不同的理论需要/导致不同的描写﹔(3) 调查描写应时刻关心理论进展情況﹐以辨别哪些描写具有理论意义﹐哪些只是在不同的高度上反复做落体实验。第1﹑第3点不必多说﹐关于第2点前面也谈过不少﹐这儿再举两个例子。一是生成语义学对语义的描写跟传统大不相同。二是语音描写从音素到音位再到区别特征的进展是的的巨大成功。区别特征的发现在哲学上的重要意义还未充分显示出来。物质分解﹐是像墨子所说的“万世不竭”﹐还是像毕达哥拉斯-柏拉图主张的最重实体是数或形式？科学的进展给了我们新的认识。量子力学告诉我们粒子会转化为能量或别的粒子。音系学告诉我们﹐对于作为实体的音位作进一步分解﹐会得出性质特征。
    【7.8】 正如演绎主义每旋升一圈就会用新的科学成就武装自己一样﹐归纳主义也在不断改善自己。事实上﹐按梯利 (《西方哲学史》) 的说法﹐牛顿以后“一切近代哲学体系都是唯理主义的”﹐同时﹐“一切近代哲学都是经验主义的”。上引施特格米勒的文章中有一段话很妙﹕“波普尔的理论旨在建立一种关于理论的元理论﹐卡尔纳普的理论旨在建立一种关于实践的元理论。波普尔的思想属于‘理论理性’的领域﹐卡尔纳普的思想属于‘实践理性’的领域。”以往我们光说经验和理性的对立。原来在最新的归纳主义者眼中﹐归纳主义也是理性派﹐“实践”是“理性”的修饰语﹐就理性 (逻辑) ﹑理论假说﹑演绎预言﹑事实检验等方面而言﹐演绎派和现代归纳派并无不同看法。只是归纳主义和演绎主义的共同对手﹕天启﹑权威﹑感性﹑人格﹑信仰﹑直觉 (不是科学鉴赏力的直觉﹐是“悟”﹐“感应”一类东西) 等被逐出科学领域后两者又互争雄长。在这场争斗中﹐目前是演绎主义占上风。这就是为什么伟大的科学家在我们这儿的一班先生眼中差不多都是渺小的哲学家的原因﹔同时﹐归纳派正在消除自己的弱点而接近演绎派﹔同时﹐理性派 (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 在基本问题上的弱点也在暴露﹐因而诱发了新得非理性主义抬头。
    在起点问题上﹐归纳观和演绎观同样碰到无限恶性循环的难题﹔在知识的确切性上﹐归纳派和演绎派都不能提供可靠的逻辑基础。休谟的怀疑幽灵仍在徘徊﹐而科学也一直在这“不牢靠”的基础上发展着。只要归纳派认识到归纳只时尝试性解决并等待检验证伪﹐它就能继续为科学服务﹐当然这时候它就跟演绎也就差不多了。只要演绎的前接是假设性的它就能推出新东西。对于知识的逻辑基础的探索是人类理智必然要进行的工作﹐至于什么时候突破那又是偶然的 (借用普里高律﹑斯唐热《混沌生序说》中关于偶然性和必然性的观点)。
    跟着科学一起发展的哲学观念的嬗变﹐很像蚂蚁爬弹簧。只会俯视等它转回来是不行的。科学是一个成长的系统﹐一个基础并非万无一失的知识结构。按结构主义的“中流原理”﹐认为“科学理论不是呆滞的﹑逻辑的形式系统﹐而是能动的﹑在对认识的环境的变化作出反应时发展着的结构”(布莱克威尔《结构主义对科学理论的说明》)。既然如此﹐语言学可取的态度就是﹕如果我们不能走在最前列﹐至少也不要落在太后面。中长跑比赛中跑在最后的被跑在最前的超出一圈时就自功退出比赛﹐文明发展的竞赛中竟然有被超出一圈后还沾沾自喜以为重新名列前茅的﹐殊不知﹐中长跑的比赛规则在历史的冥冥之中照样在起作用。
       八、发现的模式之三：假设主义和人本主义    传统学问独缺精密中保持激情，激情贯注于精密的健全理性，怀疑权威、批判传统的理性精神。光有绵密，成就工匠注疏家的朴学。光有热情，成就文人活动家的玄学。什么时候精密和激情不再是“正”、“反”，而是“合”时，科学就会从此获得起飞的双翼。
                                                                  ——作者
    【8.1】有一个想调和归纳和演绎但实际上调而不和的发现模式﹕假设主义。一般认为这是由惠威尔上个世纪首先提出来的﹐后来杰文斯把它发展为“假设-演绎” 观点。假设主义认为科学发现遵循这样一个过程﹕
    O …… H ---> T ---->E
   观察  假设   理论   检验例外
    是一个简化模式﹐具体说法亭佩尔﹑皮尔士﹑汉森﹑汉弗莱斯等各有出入。从O出发﹐这是归纳主义观点﹐但这看法已被波普尔推翻。按波普尔的四段式﹕
     P1 --------> TT -------> EE -------> P2
    问题      试探性理论   排除错误     新问题
    问题先于观察。前面举过 Jones 的例子。其实﹐道理一经波普尔点穿﹐例子便俯拾皆是。比如﹐我们根据韵书韵图来探讨他们所代表的实际读音。说某现象有﹐某现象无﹐看似归纳结果﹐但实际上有个理论前提﹐即预先假定“凡韵书分的﹐实际语音也分﹔凡韵书不分的﹐实际语音也不分。” 前面我们说过﹐这个假定的前半句有例外﹐后半句可靠性更差。
    对于假设主义公式中 H ---> T 之间的演绎过程和 T ---> E 的经验检验过程﹐大家都认为是可分析的逻辑过程。但是﹐在 O……H 之间存在的裂缝是归纳主义的逻辑解释﹐还是给予直觉﹑灵感﹑自由创造这样的心理主义解释﹐各种意见尖銳对立。我的看法如下﹕
    1﹑对于在已有概念上 O 过渡到 H 是可以为归纳主义解释的。比如“白”是已有概念﹐在欧洲看见甲天鹅是白的﹐乙天鹅是白的……由上述O1可归纳出 H1﹕凡天鹅皆白。再演绎为 T1﹕亚洲天鹅也是白的﹐美洲天鹅…….一直到发现否定性的E1﹕澳洲有黑天鹅。从而否定 H1。归纳音位基本上也属此类。
    2﹑如果 H 中的概念不是已有的﹐那就无从归纳起。比如“万有引力”就不是归纳的产物。苹果 (以及更一般的自由落体) 落地的原因是它有“重量”﹐或有“向地性” (亚里士多德) 。所有苹果都落地﹐这是归纳出来的﹐但“向地性” ﹑“万有引力” 却不是归纳出来的﹐它们是爱因新坦所谓的“思想的自由创造”。“从逻辑上说﹐它 (指万有引力定律) 构成了一个不能得到直接证实的假说”(莱欣巴赫《科学哲学的兴起》) 。从“引力”在真空中的“超距作用”到“以太”介质﹐再到“弯曲时空”中物质“沿短程线运动”﹐这些观念都不是归纳出来的﹐其中有些已被证明是错的﹐剩下的也难以永保不被证伪﹐但它们都是地地道道的科学概念﹐它们的交替史就是力学最简略的发展史。音系学中的区别特征概念也是一种创造。各学科之间的概念移植可以归在“联想”名下看作创造。
    3﹑直觉﹑灵感﹑联想﹑思维的自由创造等﹐以目前的知识只能给予心理学解释﹐但乐观的看法﹐也是科学的目标就是要对心理现象﹐社会现象作出理性解释。
    【8.2】 假设主义为相当一部分科学家所接受﹐这一方面是因为它表面上归纳演绎﹑事实理论﹑假说检验﹐面面俱到﹐“无瑕可击”﹔另一方面﹐科学家讨卷入会引向“形而上”的问题。其实﹐从实证主义以来﹐科学哲学家也都讨厌形而上。但形而上的问题毕竟是一个“客观存在” 的问题﹐因此﹐科学哲学家把它们留给那些“凭休谟的议论驳不倒的哲学家……那种不以合理性自居的哲学家﹐例如卢梭、叔本华、尼采” (罗素《西方哲学史》)﹐一直到当代的萨特﹑海德格等。
    科学家“自然地”进行研究﹐一般人“自然地”说话﹐他们的行为又分别成为科学哲学家和语言学家的研究对象。后者的研究结果反过来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前者的行为。自然地进行研究是一回事﹐自觉在当代水平上认识到科学的本质 (它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出发点和相对性) 则是另一回事。而一旦有了这种自觉的认识﹐在实用上可以省却无数无谓的争端﹐在理性上又向真理迈进了一步。
    【8.3】 我们再来看一种有人所谓的“控制论的科学方法论”﹕黑箱方法论。我觉得称为认识论更合适。这种认识论基于新人本主义﹕一只可以通称为“人本主义”的蚂蚁在爬弹簧。
早先的人本主义 (即人文主义) 跟科学主义同时发生于文艺复兴时代。他俩一起快乐地度过了科学的幼儿期。等到科学一懂事﹐“客观”占了上风﹐格人的情绪﹑兴趣﹑脾性﹑主观想象等都作为非科学因素被排除出科学。人本主义当然也被逐出。但从本世纪以来﹐科学经过了毛头小伙子“初学三年天下去得” 那血气方刚的阶段﹐步入“再学三年寸步难行”的成人期﹐科学不再敢像拉普拉斯或开尔文那样雄心无边地预言无限未来无限远。科学能做的只是﹕限于人所能成观察的范围﹑人所能控制的手段和人所居住的宇宙。现代科学使我们认识到即使在宏观领域中也必须重新认识偶然性和必然性﹐也使我们认识到无论是对宏观上﹐还是微观上的“绝对”事实和“客观” 观察都是一种幻想。人的因素重新占据了它在科学中的核心和出发点地位。此外﹐世界大战﹑资源匮乏﹑环境污染等引起的忧虑也使得人的因素更为突出﹐参看下文9.6节。
    于是﹐一种新的人本主义认识论﹐黑箱认识论﹐随着领导交叉学科潮流的控制论的成功开始流行。黑箱认识论 (参看金观涛﹑华国凡《控制论和科学方法论》) 认为﹐人类控制改造世界的能力越大﹐他认识规律的普遍性也越大﹐人类不断地把以往的普遍规律降低为在特定范围內的规律﹐从而在更普遍的程度上认识规律。黑箱认识论认为﹐产生科学的原因在于人类想对自然谋求更大的控制权﹐人类并不把可控客体当作科学研究的对象﹐那些急于想控制而一时又无法控制的事物才是科学的首要研究对象。
    认识到上述这一点对于语言学是很有意义的。语言学的直接应用——语文教学——一直是个说不清的领域。听说读写孰先孰后抑或平行﹐文道孰轻重﹐语文孰主次﹐这些个问题不是理论上说得清楚的﹐至少不是能一劳永逸说清楚的。它们是实际应用问题﹐答案随着时代不同﹑地区不同而变化。因此﹐合适的问题是﹕这批学生该怎么教﹖以听说读写为例﹐结构主义教学法和功能教学法都强调听说领先。可在我们这儿﹐演讲﹑辩论﹑谈判﹑社交﹑做生意﹑打长途等等远未进入公众生活。也即是说﹐在目前的日常生活中﹐一般的听说能力足以应付﹐它是一个可控对象。至于还未到来的信息社会中所需要的在听说中所应保持的对词语的敏感性﹑逻辑条理的明晰性和叙事的扼要性﹐则还是一个不急于控制的对象。相比起来﹐读写则是目前急于控制而又控制不好的事物。以上只是就一般而言。 从我国地大人众﹐差距悬殊的情況看﹐定一个统一的语文教学计划免不了截长抻短﹐两头不着。对北京人来说﹐“写话”是个好主意。可对上海人来说﹐“作文”才是正经事。否则学话不成﹐只得哑着嘴巴回上海。再进一步说﹐“话”和“文”依赖于语境的程度差别很大。对于上海学生来说﹐普通话不仅仅是一种“高级方言”﹐而是一种“语域”(register) 。作文不仅仅是把话写下来﹐而且是要发展一种文化鉴赏力﹐获得一个能脱离语境的代码系统。也许过不了多久﹐听说成为社会生活的急迫需耍﹐应用研究自然也得调整。
    再回到黑箱认识论。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对世界的控制权逐步扩大。而扩大了的控制范围又成为科学的新起点﹐人类又在这新起点上开始新的一轮控制征服。科学永远是围绕着人本身为中心展开的﹐所谓“社会的需要”只是“人的需要”的另一种说法。科学的出发点则是人当时当地所具有的控制能力及其可能控制的那一批变量。“科学的光辉照亮了黑暗的宇宙﹐而这光辉的源泉就是人。” “一个时代的人所认识的真理都是相对的﹐它直接依赖于人在自然界的地位﹐和人控制自然的能力。就科学本身来说﹐它永远是围绕着人为核心展开的。深入理解这一点﹐对于认识自然界和认识我们自己﹐都是重要的。它也是控制论科学方法论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金观涛﹑华国凡) 。这也是对于科学基础 (中心和出发点) 的新人本主义的解释。
    【8.4】中国的哲学传统﹐或思想传统中几乎没有本体观念﹐因此尽管片断议论不乏睿智颖识﹐就像孤立技朮圆熟精巧﹐但我们的学问从没有贯彻到底的演绎法﹐因而也无理论体系。中西不同的学问是用力方向不同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还是跟语言思维的制约﹑社会文化的需要有关﹐这儿暂不去说它 (我的看法是中西学问的不同受制于语言和思维﹐见〈秦人逻辑论纲〉)。在西方﹐不管哪个领域﹐宗教﹑哲学﹑科学﹑史学﹐不管哪个流派﹐主观﹑客观﹑唯心﹑唯物﹐学问之网上都是一样的本体﹑因果﹑同一性之纲。一有百有﹐一无俱无。分析性语言强调个体用法 (惯用法)﹐综合性语言强调规则系统。重个别用法跟重个体经验之间﹐重规则系统跟重系统理论之间有什么关系﹐这可是一个有萨丕尔-沃尔夫之嫌的危险联想。不过﹐我们跟英美经验论一拍即合﹐而对欧陆 (还有犹太人的) 唯理论无法忍受﹐却是明摆着的事实。但拉丁民族非理性而尽人事的人本主义在我们社会上倒很容易接受。
    在我们悠久的读书人传统中有事件派绵密勤勉的功力，也有事理派玄想呐喊的热情。
    “绵密”跟英美经验论一拍即合。但也有区别：前者只关心事件之实，后者更关心物相之实。例如，近代哲学的经验论开山祖弗·培根认为，搞科学的“心灵要非常机敏而又全智，能够把握事物的相似之处（这是主要之点），同时又非常稳重，能够注意和分辨它们比较精细的差别”。
    “热情”跟拉丁民族非理性而重人事的人文主义一拍即合。但也有区别：前者重顿悟感应象征比喻，重不知分析为何物的混沌一体，重保传统的伦理观；后者择优各式系统理论，有时反传统新潮迭起。
    传统学问独缺精密中保持激情，激情贯注于精密的健全理性，怀疑权威、批判传统的理性精神。因此，对于欧陆和犹太人的理性主义难以理解，甚至无法忍受。正是因为没有理性主义，没有假设－演绎系统，没有本体论或只有装潢门面的本体规定，输入的学科缺了原动力（这也就是本文开头所说的“科学主义没有得到全面贯彻”），老是等着新说引进，然后，信奉的、批评的、改造的，都有一阵可忙的，直到下一轮周期开始。可以说，西方文化，尤其是科学的根子，深深扎在希腊和希伯来的理性主义中。光有绵密，成就工匠注疏家。光有热情，成就文人活动家。什么时候精密和激情不再是“正”、“反”，而是“合”时，科学就会从此获得起飞的双翼。
    中国语言学（其含义是“语言学在中国”，像“中国物理学”，而不是“中国特有的语言学”）必须坚持科学主义即理性主义的方向，必须摒弃传统国学的方法，以假设－演绎法作为基本方法，舍此无以取得实质性进步。
九、科学的时尚和范式
    常规科学的目的绝不是引起新类型的现象。凡不适合常规框架的现象，事实上往往看不到。科学家的目标按常规并不是发明新理论，他们也往往不能容忍别人的这种发明。
    常规科学往往压制重大的革新，因为必然要打破他的一些基本成规。但是只要成规中有任意性因素，常规研究的本性又可以保证革新不会被压制很久。
        ——库恩
【9.1】历史好像存在着一条“责新传递律”。年长的一辈指责年轻的一辈赶浪潮。过了若干年，早先受责的一代又开始责备更年轻的一代赶时髦。一代又一代的人对新学说百般挑剔，对老学说百般容忍，这本是全世界到处一样的，也不必大惊小怪。反倒是人为地“保护”、“培养”新生失误显得有些不正常。新说不必保护培养受优待，只要准许出生不受歧视就可以。两个“百般”若是在崇尚理性的百家鸣苑中倒是科学的自我保护、自我调节功能。要是在权威主义的一言堂里，李森科、勒柏辛斯卡娅、波希扬便是最好的例子。语言学界对此并不陌生。马尔在世时的“阶级说”，和马尔去世后的批判结构主义运动，不要花花草草而宁可荒芜不毛。三十年前为结构主义争生存权的语言学家，当然是为科学奋斗，而不是为推翻一种教条建立另一种教条。这种科学精神可钦可佩。他们看到年轻一代看法虽有不同，精神却一脉相承，想必会感到高兴慰籍。在这方面，已故王力先生的雅量着实叫人心服。
  一般地说，当上一代的研究范围成为下一代扩大了的研究范围中的一个特定领域时，当上一代得出的普遍结论成为下一代得出的更普遍的结论中的一个特殊结论时，尤其是当上一代的知识结构、研究方向、理论基础被下一代动摇的时候，两个百般就会油然而生。但正如前述，科学既是一个成长的机体，五十而知四十九非，实在是进步和自信的表现。
【9.2】在这世界性的责新普遍现像中也有地域差异，比如在我们这儿是用“实”来责“虚”——责虚传递。李泽厚有一回说，老一代觉得新一代没实在的功底，在念了几本古书就敢研究传统文化。可这背得出四书五经的老一代比起前清举人老爷来有虚多了。能背白文算什么，人家连集注都背下来了。
  有一次，一位热心哲学的工科教授和我谈起他的忧虑，现在的中小学生只会敲计算器，心算笔算能力大不如前，珠算就更不用说了。他认为计算是最基本最实在的技能。我问他，比起计算来，取火是不是更基本的生存技能？他答是。原始人要不会钻木取火，他的生存就没保障了。可现在，人人会划火柴，可懂原理的人很少，会制作火柴的就更少了。
  所谓技能，只是人类的谋生手段。如果某种技能被更好更方便的技能取代，如果某项靠经验训练得到的技能被机械化了，他们就失去原有的功能而被淘汰，或者成为一个特定范围内的特殊技能，从事这项技能的便成为某一范围内的专家。狩猎、采集、种地、打斗原是最基本的生产防卫技能，现在都成了特殊技能了。
  知识亦然。国学过去几乎包打天下，差不多就是一切学问了。现在几经分化，变成了一些特殊的学问。在我们的语文学－语言学演变路上也是如此。在章黄看来，古书是实，口语是虚；《说文》是实，钟铭骨契是虚，他们也拉扯些方言词来溯源考本说一通，为的是在扬雄那儿找得到于古有徵。
  就在这一代一代技能知识看似“虚化扩散”，实为“化虚为实”的过程中，社会实实在在地前进了。再回到前文1.1节中农民的实上来。可以薄田三五亩，祖传基业，自家领地，汗摔八瓣，精耕细作，耕耘在己，收获在天。也可以广种千顷，来点虚的机器和更虚的化学品，想收多少才决定怎么种。双方都获得了加速度。实者更实，一百里倒有八十在种地。虚者更虚，种地没剩三五个，一多半人反挤进虚得过份的第三产业。仿照老子可以说一句：“从虚的出发，到达了实；从实的着手，抓了个虚。”
  科学界也一样。人类最早的学问：点数和认字，一个越来越虚，一个越来越实。虚的登上学界王座，实的沦为附庸陪衬。越发达的学科虚的程度越高，越虚的学科材料就越实。而越实的材料就越不是天然的“客观”材料：立论期望，人工控制，昂贵设备，实验解释。人之为人，最可贵的就是能创造。他不但能寻找天然材料，还能制造人工材料来为需要服务。科学如此，吃穿日用也如此。我们可以玩个语义花招：制造人工材料也就是发现新材料。变换分析就是人工控制的实验。数学家马希文取得的语言学成绩的确值得语言学专业人员想一想。
  语言学当然还没有发达虚化到如此程度，不过，想这方面作出努力总是值得鼓励的。
【9.3】科学中的赶时髦现像是一种“可以进行描写的”的常见事实。科学家对新学说的兴趣并不亚于姑娘们对时装的兴趣。路威在《文明与野蛮》（页码据三联吕叔湘译本）中把这描述得生动有趣（这多半有赖于译笔生花），我们引几段在下面。
    科学界也有所谓风气，常常变化，和穿衣梳头之有时尚一样。六十年前〖该书写于1929年——引者〗口头禅是进化。进化的概念给人无分别地应用于太阳底下的一切东西——生物、天文、历史、社会〖当然还有语言〗。特殊是在动物学和植物学方面，顶时髦的事情就是研究物种的世系，比而列之，自原始生物以迄人类。忽然风气变了，大家集中注意遗传〖就像现在注意力转移到语言能力和深层结构〗。现在还有生物学者在探索动物的谱系吗？稍知自爱的生物学者莫不望望然去之。何必理会那些老朽，何必管他们的低级趣味？然而这些新派人物并非不信进化论，他们相信，和老辈一样相信〖参看5.2节赞成徐光启不赞成阮元的理由〗。然则为什么不让人研究进化的步骤呢？问这句话等于问我们的太太小姐们为什么不再穿伞形裙，为什么不再在她们脸上贴膏药。不干啦就是不干啦，您别问为什么。您以为生物学者会老是这样只管遗传不管别的事情吗？决不会。除非我们的未来的生物学者的父母的生殖细胞里发生了什么新的因子，使他们的子孙有以异于过去和现在的人类，否则我们仍然可以预言再过一百年生物学者又将致力于完全新异的问题，对于现今捧着遗传二字呶呶不休者又将鄙夷不顾〖科学不是一千年“格致”老问题，而是不断提出新问题〗。
    同一时代的科学家会没道理地统一他们的兴趣，同时也会没道理地分歧他们的眼光。这是因为他们的气质不同。有些是先知，有些是怀疑家，还有些是艺术家。还有些人是择业有误，最好是去当车夫或讼师。（第270－271页）
【9.4】路威的风气时尚到库恩发展出一套完整的范式理论。按他们的看法，风气变化或范式转移无理性可言。库恩认为在常规科学期间秀才们还是有理讲得清的。路威那时还未分出常规科学和科学革命。他的意思好像是整个科学进程都是非理性的，这当然说过头了。
科学是文化的一部份，它不是单独飘浮在纯粹理性以太里头的东西。（页270）
人生无懦夫容身的营垒，科学的进步往往由于有气质径庭者的无理由的冲突。（页273）
  前文1.1节里讲到“外争实而内放虚”，这实在是大小社会团体重要的行为准则。日本人在这一点上可能做得最好。路威说：“在科学中，也和在文化的其他部份中一样，不少事情有赖于侥幸”（页274）。他举了许多文化史上的例子来说明新发现常常打后门溜进来。这种侥幸走后门大概就是现在所说的机遇了。既然如此，新说迭出（内放虚）也即从各个角度提出问题并试用各种方法去解决，成功的机会自然大大多于“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新说并非都是好东西，甚至大部份都不是好东西，所以淘汰律极高，淘汰速度也极快。但这不是杜绝新说出世的理由。科学就是这么广种薄收，多生少养演进的。说到底，在人跟自然这场永恒的拳赛中，根本没有一个上帝或先知先觉能告诉人类哪一拳应该打，哪一拳不该打。正如希尔伯特所说：
    想要预先正确判断一个问题的价值是很困难的，并且常常是不可能的，因为最终的判断取决于科学从该问题获得的受益。
  这个问题很明显，但实际情况为什么往往很复杂呢？这大概跟一种集体心理有关。人人都很明白，可合在仪器的合力又很盲目。路威给出了他的答案：
    科学之所以迷误，或由传统，它是他们先入为主；或由畏R，即令无传统之说也不敢睁开眼睛来看真理；或由幻想与感情用事，乃至徒劳无功。这些陷井比外来的压力重要得多。有许多历史学家把基督教会当作科学史上的赎罪的羔羊。（页279）
    但他举了很多例子说明事情并非如此。
    科学停滞的时节，多半是因为科学家不称职——因为他们是盲目崇拜过去的人，因为他们像坡里尼西亚祭司们一样捣鬼，一句话，因为他们没有能够超出野蛮人的水平。科学家无需怕教会，倒是对于他们自己的门户思想〖盲目的合力〗应该警戒恐惧。由于命运的必然，既有师不得不有弟子。大科学家之所以为大，乃因敢于向传统挑战。他的门徒把他的一切学问学了去，单单把他的精神遗漏了；把他的错误思想和他的真知灼见一例吞下去。组织团体，互相标榜，排斥外人，等到新的大师出来，把他们的教条一股脑儿扫进垃圾箱。（页280）
【9.5】路威的看法并不系统，好多观点还不明确。到了库恩把范式转移完全看成是社会心理现像，是科学团体内部的约定。这就遭到许多人反驳：科学的历史难道只有相对的转移，没有绝对的进步？应该承认，研究方向的转变中有着科学进步（控制能力和认识范围的扩大）和社会需要的理性因素。我认为，在某个学科的研究方向的转变中有一种“寻同－寻异”的节奏，也跟文明的整体进步合拍。也就是说，研究方向的转移并非完全任意，在事后诸葛亮眼中，是有迹象可寻的。
  我曾在一篇文章（〈读“汉语普通话的区别特征及其相互关系”〉）里说：“科学的进步往往表现为寻求差异－在深层找出一致－在更深的层次上再寻求差异。”这种“异－同”节奏既表现为研究方向的转移，也表现为科学概念的兴替。比如，早先的生物学认为人是万物之灵，与众不同（异）。达尔文找到了人猿的共同祖先，人也被概括进动物，成了灵长目中一个新科（同）。但这并不是说人猿就此相同。他们当然是有区别的，只是用过去的知识说明不了。要在新的基础上找到区别，科学就必须进步，概念必须改变。于是，发现人是有语言、会制造工具的动物（异）。但是，古多尔（《黑猩猩在召唤》）的观察表明，黑猩猩也会制造工具来取水和抓蚂蚁，这种工具并不比猿人最早的工具缺乏创造力。另外，几十年来的黑猩猩的语言训练表明，黑猩猩能掌握一定数量的抽象符号。甚至能用已掌握的符号“水”和“鸟”，组合创造出新概念“鸭子（水鸟）”。这些研究表明，在“语言”和“工具”上区分人和猿的观念已受到挑战。但跟达尔文的成就一样，这不是说人猿无别。但现在要说人猿有别，就必须（1）要么证明他们的观察错了，要么（2）在新的基础上来寻找新的差异，比如从符号学角度证明存在不同等级的符号系统。
【9.6】如果我们接受这种“异－同”节奏律，那么对不同时代的语言研究是寻异还是寻同，其用力所在不同就不会有什么疑惑了。
  理性语法强调人类逻辑相同，语法也相同。描写语法强调民族不同，语言结构也不同。新唯理主义语法（生成派）认定不同语言中有共同的范畴，因为人类都有先天的，或者说遗传的语言能力。人类既然都有语言的生理学基础，那么，寻求心理的共同范畴便是一件值得进行的工作。
  按照“异同”律，我来做个事前诸葛亮的预测：普遍范畴找得差不多了，或者碰到一时难以逾越的障碍时，又将开始发掘由于社会－文化背景不同引起的心理范畴差异。
  有趣的是，理性语法从心理角度寻同，描写语法从社会文化角度寻异，新理性语法又是从心理角度寻同，那么，下一轮的寻异工作大概又是从社会文化角度出发了。
【9.7】不过，即使从社会文化角度来研究语言，其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依然是理性主义而非人文主义。对于世界范围内出现的新人文主义潮流，有人认为这是对理性主义的反动，是对科学主义的惩罚。我的看法不是这样。从蚂蚁爬弹簧和异同节奏律来看，十七世纪以前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是人（上层阶级）。工业和科学的兴起使人发生了“异化”，一切都以科学和经济的发展作为出发点，人倒反而受自己的创造物的摆布。战后，科学和经济的巨大进展，以及对战争的厌恶，思想领域起了重大变化。人的位置重新突出起来。前述控制论的人本主义认识论即是一例。但目前的新人文主义至少跟早期人文主义有两点重大区别：
  第一，现在的“人”已不仅仅是上层阶级和精神贵族，而是一种平民意识。
  第二，跟以前厌恶工业化和科学，要求“回复自然”，以及厌恶理性，强调直觉和“意志自由”的人文主义不同，新人文主义是在过度享受科学技术带来的好处的基础上产生的。他并不是一概地反对科学，而是不喜欢科学和工业那种一是一、二是二的冷冰冰的面孔。他要求科学以人为出发点并为人服务，而不是去为制造战争工具服务。他要求系统地全面地考虑经济进步而不以破坏环境和生态作为代价。
  霍夫斯塔特把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放在一个更大的范围中来考察。文化中的中产知识阶级跟下层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的对立，往往跟政治上的激进主义跟保守主义，哲学上的理性与道德有关。C.赖西认为知识分子中也有反智主义，科技专家跟人文学者的世界观有差别，因此在社会发展中应重视如何调整科技主义的“功能理性”（functional reason）和人文主义道德理性的关系。
  目前这些都是热门话题，这儿也没必要详细讨论。我的看法很简单：理性的进步是人类进步的不变方向，科学是迄今帮助人类达到理性进步的唯一工具。关于“理性”发展的几个阶段，可参看拙作〈语言学方法论基础〉。
  以上是就西方国家而言。至于东方国家，传统文明跟工业文明的关系还未理顺，“后工业”文明的蚂蚁又爬了一圈转了过来。混沌未开还未让位于拆零解析，交叉综合“新的联盟”又出现了。旧的、新的、更新的。旧中的矛盾，新中的对立，更新中的七嘴八舌，新旧参杂交错，头绪之多可以成为专门的研究。
【9.8】至于特定学科的研究方向的转移跟文明的整体进展同步上面已谈了不少。传统语言学跟经院哲学相关，结构主义跟行为主义、格式塔学说、形式化研究同步，生成语法跟认知科学和新理性主义合拍，把语言放到社会文化背景中去考察跟新人文主义相连。语音学等的进步更是直接依赖于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某个学科的方向转移总是跟更广阔的文化背景有关，总是跟某个潮流有关。潮流的改向有点像比赛规则的改变，你可以领潮流之先，也可以随大流，还可以针锋相对反潮流。这种反潮流也有重开新潮流的可能。但置身于潮流之外并不是一件值得夸耀的事情。这实际上等于退出科学竞争的赛场。
  把潮流改向比作比赛规则改变并不是说只有相对的意义。事实上，比赛规则的改变总是出于即是发展的原因。为了让比赛更精彩，更吸引人，让各种技术的发挥更平衡，才要改变规则。
  科学发展中的范式或“研究纲领”（拉卡托斯）的改变也同样如此。文献资料研究得差不多了，就比较各种语言；历史探讨的进展不大了，就开始平面描写；结构罗列得不耐烦了，又从表面同形而深层不同构打开缺口。一个能提出更多更吸引人的新问题的研究纲领往往成为学科的主流。单独拿“词无定类”和“词有定类”来比较分不出什么高低，因为“词无定类”能做到“类有定职”，而“词有定类”却导致“类无定职”。但就是这个“类无定职”引出了给词划分小并进一步引出两肋“语义层次”等许许多多把研究推向深入的新问题，因而吸引了大多数人。相反，“词无定类”由于提不出什么新问题，也就把自己断送了。
【9.9】结构主义语言学，依我看，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既有“理论理性”精神，又具有“实践理性”精神。也就是说，它既有形式化的方向，又有经验性研究的方向。寻找音位并根据某些原则来安排音位，以及后来的寻找“义位”、“法位”，体现出寻求同一性和基本元素的理论理性和形式化处理方法。从不同语言不同结构的认识出发进行实地调查，具体分析特定语言，则反映了实践理性精神和学科的经验基础。五十年代以后语言学有一个大发展，开辟了许多新领域，出现了许多新流派。就其科学精神的本质来说，不外乎把集于结构语言学一身的这两种精神择一突出发展而已。
【9.10】理论理性的发展可以从三方面来看。
  第一，结构主义研究特定语言时只寻找语音的基本单位，生成语法则进一步寻找句子的基本单位（一般肯定陈述句为基础句，其他是派生句）和句法成份的基本单位。
  第二，结构语言学只在特定语言中寻找语音的同一性和基本单位，音系学在实验语音学帮助下则进一步在各种语言中寻找语音的同一性和基本单位，生成语法则又扩大到各种语言中去寻找语法－心理的共同范畴。
  语言学中这个新的理论理性派的代表人物也是开山人物，雅可布森和乔姆斯基都对哲学、甚至整个文化作出了贡献。他们也都是从结构主义语言学中成长起来的。雅氏可以说是结构语言学在形成和发展、传播过程中的一个关键人物。他对于结构主义哲学和人文科学中的结构主义方法的形成和传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雅氏在声学家方特和语音学家哈莱合作下找到的区别特征，奠定了日后生成音系的基础。区别特征在哲学上蕴涵着丰富的意义。所谓的“乔姆斯基革命”曾不为晚期结构派承认，后又受到下面要谈的“实践理性派”来自两方面的挑战。近来纽美耶写了篇〈语言学中发生过“乔姆斯基革命”吗？〉（Language 62.1. 1986），讨论了很多反对意见，但支持“革命”说。其实，掀起轩然大波本身就表明发生了大事，从范式转移来看称它革命也无妨。像这种范式转移只有成功的份儿，无失败可言。至于成功度高低那要由时间来判定。不过，从它在哲学界、文化界、知识界引起的反响来看，是值得语言学界引为骄傲的。B.玛吉（《思想家：同十五位世界最重要哲学家的谈话》）认为，如果在哲学界就谁是最重要的在世的哲学家这一问题举行民意调查的话，那么“严格说来他不是真正的哲学家”的乔姆斯基将会和奎因、波普尔、萨特等一起进入前六名。
  第三，语音实验室的建立，实验手段出现于变换分析和社会方言的调查中，数理逻辑和数理统计等数学方法的使用，这些既反映了理论理性，也反映了时间理性。简单的变换是一种实验手段。它不是漫无边际地四出考察自然语言，而是有意识地控制条件进行操作以获得“实验句”。变换跟其他科学实验一样，遵循的是“加入别的都不变”这一操作准则。变换的极端形式——系统转换——是把某些成份加以任何可能的变换（排列）所得的异类各式进行系统研究。这实际上已经是公理化形式系统了。实践理性和理论理性，经验性研究和理论性研究，就在这里碰头了。用实验方法来弥补自然载机之不足（样本数量不足和其他因素干扰的缺点），而模型法和公理化等假设演绎系统可以指导实验，帮助应用。对某一范围内的各种情况进行实验并作系统研究往往跟某个演绎系统等价。
【9.11】实践理性的两方面发展。
  第一，跟上述乔姆斯基派生成语法寻找的普遍范畴不同，格林伯格派类型学寻找的普遍现像（语言共相）是经验性的。弗古森用linguistic universal指前者，而用 language universal指后者。这反映出后者是一级抽象，而前者是二级抽象。在生成派 眼里，类型学哪谈得上普遍性研究，他们的表层共相只是为进一步研究提供材料。在类型学眼里，生成派们是在玄玄乎不知所云。两派各搞各的，跟生成派来往的有哲学家和数学家，跟类型学派来往的有心理学家和人类学家。雅可布森是个例外，他既参加类型学会议，又强调与哲学和数学挂钩。其实，类型学也使用统计方法和蕴涵表达式。生成派和类型学的根本区别在于对普遍性的态度：
普遍性        生成派        类型学
决定性的        ＋        －
统计性的        －        ＋
蕴涵性的        －        ＋
  晚期结构派在语言普遍性问题上态度各不相同。霍凯特成了类型学中一员干将，裘斯则在他主编的那本有名的结构派论文集中认为：“各种语言之间的差别是没有限制且不可预料的。”这话对“寻异”者来说没错。每一片叶子都不一样，每个人的行为都不可预料。至于苹果和行星，更是风马牛不相及。裘斯的话反映了“寻异”阶段的工作信条。当然，科学不会在此躺倒不起。
  第二，上面讲的几种都是把结构主义在特定语言中寻求的目标扩大到各语言之间。现在要讲的拉波夫派的社会语言学也是在特定语言或方言内把结构主义的点描写发展为立体描写。实际上三维立体都不够，是多维向量式描写。动植物分布有在平原高原的平面区别，也有山区的垂直分布不同。过去一般只注重语言的平面分布不同。社会语言学指出语言分布几乎都是沟沟坎坎，没有什么一马平川，而大都会简直就是崇山峻岭。他们分析出特定语言中多个量纲或参数，每个参数又各取不同的值，例如：
* 年龄：儿童、少年、青年、中年、*老年……
* 教育：低、*中偏低、中、中偏高、高……
* 言语风格：家庭用语、一般交际、正式场合、发表演讲、*朗读字表……
* 方言影响：*无、稍有、较多、严重……
    结构派是在四个参数中取定一个值加以描写：音位学取带星号的值；句法学，比如赵元任，取底下有线的值。
  有人看到结构派在山下摘了一朵花，就相信他们已经掌握了整座山上的植物分布的神话。有时候，这样的理想之花还不一定采得到。比如英国在战后进行方言调查时，竟然难以找到一个不受标准英语影响、只讲纯正方言的人（葛里高利、卡洛尔《语言和环境》）。
  而社会语言学，则对各量纲中的各个变项都加以描写，并从交际功能上，即社会文化背景中，加以说明。
  我想说明的是，对事物的认识角度、深度不同，描写的方法、详略要求都不一样，调查方法也不同。从基本假设（本体观念）到最具体的操作之间有着一个严格遵循逻辑的演绎系统。
  结构主义在对待不同语言或方言的地位上比规定主义（传统语法）的理解进了一步。它认为标准语和方言在语言学上的价值是平等的。社会语言学又进了一步，认为一个方言之内各种社会变体的语言学价值也是平等的。
* 规定主义“描写”高雅的；
* 结构主义描写纯正的；
* 生成学派“描写”理想的；
* 社会语言学大门一开，三教九流、五花八门、残句断语网罗殆尽。
  国内点方言调查中的“内部差异”描写也逐渐增多，但还缺少好工具，缺少系统的方法，包括数理统计处理和有目的（既包括理性意义，又包括社会意义）的专题调查，现在的内部差异描写似乎是没系统地拿一些“变体”来跟“纯正体”作粗略的比较，就像早期的方言调查拿一些东西跟《广韵》作比较一样。本文付印前见着了沈炯的一篇正宗社会语言学文章。
  国内外一些语言学家非常强调生成学派和社会学派之间的根本对立，大有你死我活互不相容之势。依我看情况并非如此。拉波夫经验性的寻异工作和乔姆斯基形式化形式化的寻同工作各自的出发点是不一样的。两者是互补而非互斥。结构主义有以下两个信条：
i. 一个语言社团内部的“土人感”是一致的；
ii. 各个语言结构之间的差别是无限多的。
  拉波夫反对的是信条（i）。他要发掘出一个语言或方言内部的由社会因素引起的差异。
  乔姆斯基反对的是信条（ii）。他要寻找使用不同语言的人种之间共同的心理范畴。
  这么看来，社会学派和生成学派像是在不同战线向同一敌人发起进攻的非同盟援军。在扩大各自地盘的“反结构战”中的摩擦其实出于误会，因为一个是想扩大领土，一个是扩大领海。
  通过上面的分析，结构主义是一种“实”研究还是“虚”研究也就清楚了。它上不着天、下不挨地挂在半空，是不虚不实的人为的研究。前几种研究似乎比它虚，而社会语言学有显然比它实。注意：这儿的“虚”、“实”、“人为”都没什么褒贬义。事实上，没有一门学科敢自称最实的研究而看低他科，而几乎所有的学科都是人为的研究。
       十、天经地义和天诛地灭    能够保持和促进人类生存的就可以繁荣生长，从而赢得实在性的权利。
                                                    ——丹齐克    【10.1】为争论虚实而动感情的当然不限于语言学。一切动感情中最动感情的一句话是：
        “以理论就事实天经地义，以事实就理论天诛地灭。”——张文裕
    现在我们不带感情地来分析这句可以称之为“天地说”的话，并对全文作一总结。
    首先提请注意这样一个事实：这句话本身是一种观点。它极为概括地表达了一种以科学事业作为研究对象的哲学理论和几种理论的共同观点。拿这种观点或浓缩的理论来评判复杂多样的科学工作现实时，应该怎么摆正自己这个心爱的理论和可能不听自己理论话的事实的关系呢？——这的确是一把双面刃，既能砍倒对方，也会伤及自己。
    在现代科学中，不管是先有观察后作理论解释，还是先作理论预言再接受观察的检验，几乎没有人怀疑理论必须与观察相符。“天地说”可以成为归纳主义打击主观主义国学派的武器，但现在的演绎主义跟归纳主义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分歧。
    “天地说”保持了一个古老的认识：事实和理论，客观与主观，是可以绝对分离对立的。量子力学打破了这个人类从早期科学活动中得出的认识。海森伯 (〈从现代物理学看歌德和牛顿的颜色学〉) 说：    [经典物理学]把实际事物分为客观的和主观的两类……客观的实在是以相同的方式由外界强加于所有的人，因此它就被开始发展的自然科学当成研究对象。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自然科学表示了一种尝试，即把世界如此描述，好像可以把我们自己，我们的思维和我们的操作都忽略不顾。这时我们的感官只是当作一种使我们从客观世界获得知识的或多或少完善的辅助工具，所以当物理学家设法用人为的观察工具提高我们的感官能力，使我们能够深入到已远远不能直接亲临其境的那些最终的、最遥远的客观实在的领域中去的时候，就显得很自然而且是合乎逻辑的。    海森伯在回顾了十九世纪以前的科学观之后断然指出：    于是在这地方就产生了一种欺骗性的希望，以为通过进一步的改善方法，也许终于会认识整个世界。    波普尔因此发展出“三个世界”的理论，想走出主客两分造成的困境。他认为科学中所说的“事实”和“理论”都不属于客观的物理世界和主观的精神世界，而属于第三个文化世界。
    其实，最重要的一点在于：理论所就的并非事实本身，而是“观察材料”。这一点现在已经很明确了。谁也不会拿一张照片认作是他本人，尽管照片上的人像跟他本人有某种对应关系。如果说理论是易谬的，那么观察材料也是易谬的。
    在常规科学中，常能见到无视不就观察材料的理论。这是费耶尔本德所谓的理论的“韧性”。
    在科学革命期间，观察几乎约束不了理论。如果因为理论不符合最初的观察材料就此否定该理论，那就会把最有希望的新说扼杀掉。科学哲学家和科学史家此说最得意的例证便是哥白尼日心说。在最初的一百年 (一百年啊！) 中观察材料都不利于日心说，而有利于地心说。哥白尼理论的主要魅力在于它的简单性。这也是日后埃因斯坦的信条。“新理论 (包括表述不完善的新颖概念) 的早期阐述是在对那些表面上一次次证伪不予理睬的情况下坚持下来并发展起来的”(查尔莫斯1982)。证伪主义也就在这个地方遭到沉重打击。关于事实-观察-理论之间的关系现在可以说比较清楚了。科学赋予新说出生的权利，并允许让时间来检验它。
    “天地说”容易了解为“对”的理论是科学的，“错”的理论是不科学或非科学的。这个问题自波普尔以来认识已经大大加深了。首先，理论的对错只有相对意义而没有绝对意义。其次，科学与非科学区别的标准不在于对错，而在于能否被证伪。(拉卡托斯有更精致的说法并提供了科学的动态图景。)地心说、燃素说都是“科学的”理论，尽管它们“强事实就理论”，其实牛顿力学的理论又何尝不是强事实就理论。如果把它们从科学殿堂中扫地出门，那么今天貌似正确的科学理论必定也会被后人扫地出门。它们在科学史上都有应得的地位，犯不着你假天之名来天诛地灭或开棺鞭尸。
    “天地说”实际上沿袭了经典物理学，甚至牛顿本人造成的假像:    牛顿给人留下这一个印象，以为在他的物理学中没有一个假设不是实验数据所必然要求的。当他提出他不作假说，并且他是从实验研究结果推出他的基本概念和定律时，就给人以这种印象。如果关于物理学家的实验观测同他的理论的关系的这种想法是正确的，牛顿的理论就永远不需要修正了，它也不可能包含实验未予证实的结论了。要是牛顿的理论是隐含在事实之中，它就应该像那些事实一样确凿和肯定。然而，1885年迈克尔森和莫雷所完成的实验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如果牛顿的理论假设全是真理的话，这个事实就不应当存在。这个事实表明，物理学家的实验事实和他的理论假设之间的关系完全不同于牛顿引导许多现代物理学家去设想的那样。在大约十年以后，关于黑体辐射的实验迫使人们对牛顿关于他的研究对象的思想方法作又一次的改造，所以这个结论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肯定地说来，这意味着物理学理论既不仅仅是实验事实的描述，也不是可以从这样一种描述推论出来的某种东西；而是如爱因斯坦所强调指出的，物理学家只有通过思辩的方法才能得到他的理论。在物理学家的方法中，不是从事实推演到理论的假设，而是从假设的理论推演到事实和数据。因此，人们必须思辨地提出理论，并且用演绎法推导出这些理论的许多结果，以便使这些理论能够接受间接的实验检验。总之，任何物理理论所作出的物理假设和哲学假设，都要比仅仅由事实所给出的和隐含的假设更多。由于这个理由，任何理论，随着同这个理论的基本假设不兼容的新证据的出现 (类似迈克尔森-莫雷实验结果那种方式)，要受到进一步的修正和改造。”
                            ——诺斯劳普 为海森伯《物理学和哲学》英文版所作的序    以哥白尼、伽利略、牛顿为代表的“现代科学的开始是同否定亚里士多德而接受柏拉图相联系的，这绝不是偶然的。……事实上，新科学并不像亚里士多德批评时所主张的那样直接来自经验”(海森伯〈科学真理和宗教真理〉)。“本世纪科学史研究最令人惊奇的成果之一是，十六、十七世纪的科学革命并不是在培根的归纳法指导下发生的，相反却是在柏拉图式的唯理论影响下发生的”(《当代西方科学哲学述评》)。其实，我们只要明白早期科学所要打击的对像是权威、天启、主观主义，只要知道牛顿他们在多次努力之后仍无法回答笛卡尔派的责难，就不难理解牛顿为什么口头上那么讨厌假说。而实际上，他的“超距作用”在笛卡尔派眼里是不必要的，甚至是“迷信”。
    爱因斯坦和海森伯在本世纪初分别领导了两场物理以及哲学上的大革命。他们对于科学得认识和方法论上新的一致的选择，以及波普尔为科学革命所作的哲学阐述已经把问题说得很清楚了，并在前沿学科和一些学科的前沿研究中得到反响，但要普遍接受还需时日。经典物理学毕竟开创并奠定了整个现代科学及其哲学基础，并统治世界三百年，而且现在还在近似使用。但不管怎么样，有一句话是完全有把握的：如果过去三百年中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牛顿和培根，那么现在我们同样有充分理由相信爱因斯坦、海森伯和波普尔。
    我们研究得比较多的方法是演绎、归纳、模拟。此外，还有好多别的方法，如溯因、外推、选择、灵感等，我们对它们的认识还很肤浅，但这决不是否认它们存在的理由。以前我们都认为演绎法推不出新东西，现在看来正好相反：演绎法推得出新东西，而归纳法归不出新东西。许多人，包括牛顿，自认为只从事实出发进行归纳，但实际上还用了别的方法。包括我们现在还不十分了解的思维机制在起作用。这些机制叫什么名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认识到的确还存在着某些东西。目前关于大脑、思维的研究成为许多学科的焦点并不是偶然的。新概念、新理论和新工具一样，是创造出来的，不是归纳出来的。石斧是拳头的扩大、延长、加强和模拟模仿，但它不是归纳而是创造出来的。理论概念和工具一样，有好坏之分，有先进和过时之分，一样要改进、要更换，而且更换起来同样是费钱的，难以下决心的。
    模拟是一种创造。它对于证明来说是不够的，最多只能作为一种过渡性的解决；但对于发现来说至关重要。吕淑湘转述路威的意思说：“‘转借’实为文化史中的重要因子。”社会之间的文化“转借”也好，学科之间的概念“移植”也好，遵循的都是“比而推之”的思维过程：这儿合适，那儿为什么不能试一试？思维实验全都是模拟：伽利略的萨尔维阿蒂大船、牛顿的水桶、爱因斯坦的电梯、超光速的探照灯模型。这种看似灵机一动的玄虚想法它所根据的基础，它所考虑的事实的大量性和多面性，和它所能带来的成果，其实在程度之高，只要我们读科学史究能认识到。
    爱因斯坦反对量子力学的哥本哈根解释，海森伯晚年反对夸克假说，这说明在科学的最前沿，信念高于证据。一方面是观察没有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是人尤其是有伟大成就的人对自己理论的自信和偏爱。换句话说，科学总是和哲学分不开的。最前沿的学科创造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发展中学科接受它们。不接受现在的哲学，就接受过去的哲学。什么哲学都不接受，那就只能在传统的思维圈里“格知”。过去曾有过愚昧蛮野不可思议的做法，狠批爱因斯坦和海森伯“主观”、“唯心”，只讲相对不讲绝对，只讲概率不讲必然。现在又有好心而糊涂的看法，认为他们的理论既然能经受事实检验，本质上便是“唯物”的。科学在不断地发现新事物新概念，难道我们的哲学评价就只会在主客虚实两分中来回？中国传统世俗中的辩证法跟老庄的一脉相承，但跟西方的辩证法不同。对此我另有专文详论。
    爱因斯坦和量子力学在“决定论”及其相关的“因果性”这一本体论问题上有根本分歧。“测不准原理”是个拗理精。它认为人的认识有限，上帝是不是在掷骰子我们并不知道，而我们每一次观察却逼着上帝掷出了骰子。说到底，量子力学认为，上帝掷不掷骰子无关重要，即使要紧也无法知道，我们能做的确切的事情便是给实验以合适的解释。爱因斯坦坚信他的“上帝是不会掷骰子的”信念，因此在本体论上应是决定论的，而目前的非决定论只是认识上的权宜之计。当代许多前沿学科中发展出来的哲学符合海森伯的多，或多或少都提高了偶然性的地位。普里高津认为，一个系统远离平衡态达到分歧路口时，偶然性决定了该系统有哪些剩余部分进到某条新的发展道路上，而某条道路从多种可能性中一经选定，必然性又重新起作用直到下一个分歧路口。事实上，控制论和耗散结构理论都宁愿选择稳定和不稳定的概念来讨论问题，而不是古典的必然性和偶然性。
    这种见解跟宇宙学中一个越来越吸引人的观点不谋而合。卡特的“人择原理”对于“宇宙为什么具有这种而不是那种初始条件和物理参数”的回答是：因为现在有人存在。初看之下，这似乎是因果倒置。但它的实际意思是说，可能存在许多不同类型的宇宙，它们各自具有不同的物理参数和初始条件。在决定形成什么样的宇宙时是偶然的，而一旦取定比如我们现在的宇宙的参数，便一定会演化出观察它本身的人类。因此，人类也就只能看到具有特定参数的宇宙。也就是说，被观察到的宇宙和作为观察者的人类的存在是互为依存的，没有观察者，也就不存在被观察到的宇宙。
    未来的发展有三种可能：(1) 决定论得到了新论据卷土重来；(2) 对偶然性的表述有了新的定量描写法并使大家习惯于这种说法；(3) 出现新的宇宙哲学。我现在倾向于认为，决定论的缺口一经撕开，寻找偶然性的工作便成了时髦活儿。偶然性现象找多了，将会有新的统一解释，并重新回到决定论开始一个新周期。决定论和非决定论的争论，跟“寻同-寻异”交替律一样，将成为不同时期的科学工作的主旋律。
    【10.2】 从本体论上来看，特定的宇宙产生了人，人跳不出这个宇宙。他在认识这个宇宙时就脱不开他先天具有的也是宇宙强加给他的框架。人类的存在是和宇宙演化密不可分的。同样，语言的演化也是和文化演化密不可分的。人择原理的宇宙观可以跟语言决定论的世界观模拟。我的看法跟语言决定论有点儿不同。我把它弱化为“语言-思维-文化”同步论。特定的语言系统是跟特定民族的思维形式、特定文化看待外在世界的方式，以及特定的文化表征同步合拍的。特定民族的思维方式和特定文明的世界观总脱不开他的语言框架。思维的发展和语言系统的变化相关。鸦片战争以来汉语的书面语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近来中国还有些科学家和语言学家设想在科技论文中引进长定语表达法。
    李荣 (1988) 在评价赵元任的《中国话的文法》时说：“这部著作以直接成份分析法作为研究语法的主要方法，显然受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影响。可是作者持论通达，从来不拿事实迁就理论。”李荣“显然”是想称赞赵元任，但结果是把赵元任从科学家降格为国学家。在科学中，从来没有赤裸裸的事实，没有孤立的事实。任何观察材料、实验结果必须依附、迁就某种理论才能成为科学中的“事实”。你不就这理论，就就那理论。什么理论也不就，那就是国学中的“事件”，可以生发无数事理、孕育无数“自成一家言”的“事件”。
    【10.3】从方法论上来说，特定的操作产生了特定的观测结果。如果观察客观世界都免不了人的因素，那么在观察人自己创造、自己运用，而且是用来表达自己主观的语言时，反倒能排除人（包括观察者和被观察者）的因素而坐待绝对客观吗？
    科学在宇观和微观打通了主观和客观，因此，在宏观尺度上使用“主观”、“客观”一类词时一定要注意这只是方便的、近似的说法、细究起来，观察宏观世界同样受到认识框架、操作程序、研究方法、观察形式的不可避免的干扰。
    语言学同样免不了这命运。我们都记得赵元任调查方言的经典例子：发音人在他面前有意无意地总想说得“国语”点。前文4.3节提到的语音实验也如此，发音人表现得很不自然。
    结构主义者自认通过他的调查得出了一个完整而纯正的语音和语法系统，但这种系统是建立在他选择发音人的标准和提问的方式上。他只承认个别字出于方言混杂有异读，通过追踪又老又纯的发音人可以把混杂的东西剔除出去。
    这种看法无论在逻辑上还是事实上都有毛病，并显出某种偏见和某种自我干扰。假如追问他：你怎么知道那个老发音人也是纯的呢？他以前就没有受过其他方言的影响？他说的还是他爷爷的爷爷的话？追到底，就是“作为一个开放系统的语言几乎从一开始就不是纯粹的”（朱晓农〈语言分类两原则〉）。因此寻找纯正发音人纯粹是虚构的神话。他把观察到的现象跟观察以前的现象混为一谈，只是把早先的混杂认作现在的纯正罢了。
    研究水的性质应该其“洁净的水”，而不是含有杂质的水，这是毫无疑问的。但问题在于依靠结构主义方法得到的只是多维向量中的一个点，或者说是某一种水。他无权自称是某系统的纯正代表。这可以分两层来说。
    第一，“土人感”并不是内部一致的。不同的人对发音、句式的判断是不一致的，甚至同一个人前后也不一致。
    第二，即是同一个人在不同场合也有不同的语体，用读字表和提问方式获得的材料只是多种互补语言现像中的一种，也许是最不自然、最人工化（是不是可以说最不实）的一种。
    从目前的方法来看，生成语法、普遍语言共相的研究所获得的水要比结构主义获得的水纯净得多。
    由于我们对于各种水的用途、性质、出现场合所知甚少，因此这样的考察极为迫切。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水文水质情况为其他工作服务，比如剔除水土保持计划、发现某种病源、甚至找矿等等。这也是实验语音学、心理语言学、数理语言学、社会语言学、文化语言学、语义学和语用学等等所要达到的目的之一。
    一个语言系统是什么样的，取决于我们如何调查认识他的。这不是说客观的语言任我们主观随心所欲想捏成什么模样就什么样儿，而是说特定的观察方式决定了语言所呈现的特定的内容。像语言这种不断变化的无穷集合，他所包含的方面、内容、意义是无限多的。在某个时刻某个地方，只能以他的某个跟当时当地理性和社会关系最大的方面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其实，不要说是无穷集合，就是一个给断定封闭系统，甚至某一句话，都因为他在这个世界上的独一无二性，都可以进行永无休止的研究——格致。
    句子那么长，人生如此短。我们实在舍不得投入格致产出炒冷饭。                           十一、结语    句子那么长，人生如此短。我们实在消费不起特色学问。
                                     ——作者    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是在反抗权威主义和天启主义的斗争中共同诞生的。在以后的社会发展中，他们各自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科学，尤其是战后大批出现的新兴学科，发展到今天，它的本体论和认识论都染上了人文主义色彩。它比早先更有人情味，更自觉地关心社会问题，人本身的问题。同时，决定论的解释受到挑战。不过，在方法论上，它仍是彻彻底底的理性主义。演绎主义随着现代物理学革命，名正言顺地登台掌印。归纳主义靠着经典物理学名义上统治科学界三百年之后，经历了在概率论和数理统计熔炉中的脱胎换骨，并开始在新兴的生物科学和社会科学中扩大发言权。这是世界范围内科学进程的普遍潮流。现代语言学的方向和方法并不是个别人心血来潮的标新立异。放在历史背景中其考察，它只不过顺应了潮流，成为众多易帜学科中的一个。在科学潮流面前，西方人有下面前两种选择，而我们有三种：
    1. 做弄潮儿；
    2. 对抗潮流，想着创造下一代新潮；
    3. 置身于任何潮流之外，以不变应万变，永远保留批判权，永远满足于旁观者清，永远耽迷于特色学问。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