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周永坤 诺贝尔奖与法学家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7/03 09:49:13
诺贝尔奖与法学家
陶哲轩从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一世手中领过奖章
最近，各科的诺贝尔奖得主纷纷揭晓，化学和物理学这两个最为看重的大奖悉入德国人囊中。德国总理默克尔出面祝贺，德国人直风光啊！这可不是“举重”或“乒乓球”冠军呵！德国人口不足8000万，相比之下，一个13亿人口的国家却从来没有自己培养的诺奖得主（我指的是自己大学培养的，不是指外国大学培养的“中国人”或“华人”，许多人拿这往自己脸上贴金，是很可悲的。其实这正说明我们教育有问题——在中国不行，怎么一出国就行了呢？最近的一个例子大概是2006年澳大利亚华裔数学家陶哲轩获费尔兹奖。），怎能不反思一下呢？创建“世界一流的大学”，听说北大、清华进入了前十几名，怎一个“吹牛了得”！
今天不说这个丧气的话。我想说说诺贝尔奖引发出来的法学家问题。西方的法学家似乎命运都不错，虽然没有诺贝尔奖，但是他们为社会所尊重，一个优秀的法学家，大多有崇高的社会声望。不说现代的法学家，即使在中世纪，孟德斯鸠虽然因写《波斯人信札》而一度不得志，但是他还是当选为柏林皇家科学院院士。但是，在中国，法学家似乎都不得志，说得绝对一点，甚至压根就很少或者没有法学家（古代）。中国古代似乎没有叫得响的“法学家”。我们挂在嘴上的孔孟商韩，其实很难叫法学家。前两者是一般的思想家，后两者是官僚。即使少数够得上法学家的如萧何、房玄龄、长孙无忌等等，他们的主要身份是官员而不是法学家，甚至先当官，而后才成为法学家，不是因法学家而成为官员。恕我“无知者无畏”一下，漫漫数千年中国社会中，有几个以生产和传播“法学知识”为业的法学家？如果确实没有，这就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答曰：人治使然也！人治社会没有法学家的立足之地。
一个证据就是，中国几千年的故事在1949年以后延续了很长时间，也只是因为人治。1953年司法改革首当其冲的就是法学家，许多民国时期培养的法学家不是被“束之高阁”就是以种种名义被打倒，典型的当然是东吴的“老先生”们。我们今天称他们老先生，其实他们大多数当时都是正当盛年或正如“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1957年就更惨了，好一点的成了一般的右派，中的被关，最背时的则掉了脑袋，逃过一劫的为数不多。不要说法学家，学法律的人也受到特别照顾——反右的时候，法律系学生中的右派比例远远比其他的系科要高，没有其他理由，只是因为他们接触的特殊知识：法律。
改革开放以后，法律受到重视，法学知识也受到了重视。但是，法治目标对于我们还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所以法学家的地位虽然有很大改善，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还是生活得不如人意。中国的法学家还会遇到一个特殊的问题：异端之嫌。记不得是哪一位美国教授讲过大意这样的话：法学家的话大体要经过三个阶段：首先是异端，然后成为常识，最后成为陈词滥调。我想这是对的。因此，在一个不宽容异端的社会里，法学家的命运堪忧。所以，在人治社会里，真正的法学家要得到社会的尊重是不现实的：异端只有挨批的份儿，成为“常识”了人家觉得你浅薄，成为陈词滥调就更讨人嫌了。我曾经听郭道晖老师说过，他自己所讲的话只是常识，有的人以此为据对郭老师似乎有轻薄之意。对此我不以为然。在我看来，在西方已成常识的东西（例如法治、人权、司法独立、分权制衡、尊重物权、罪刑法定等等）正是今日中国之良方。论证与传播这些观念，正是中国当代法学家义不容辞的责任。试设想，如果没有老一代法学家如郭道晖、李步云等等及成百上千的不知名的法学家的努力，法治、人权能入宪么？甘冒异端之风险，在中国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仅就这一点，就值得尊重。我甚至这样想，中国最需要的法学家不是深邃的思想家，而是法治人权观念的传播者。当然，有深邃的法学家更好。
从诺贝尔奖的颁发中我想到的另一个问题是，法学类的作品奖能不能晚一点，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是作品的学术价值与社会价值的显现有一个过程，过早的评奖可能“奖不当文”。二是推后一点也有利于减少功利心。不过，我的建议是，最好不要奖，因为社会反映是真正的奖励。从实际来看，历届得大奖的作品有几个现在还有人在读，甚或还记得？更不用说有什么学术价值或“指导实践”了。当然，我这样讲不是说全部，而是指相当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