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成钢：苏联解体转型最大问题是仓促私有化

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教授许成钢

对话人：许成钢 香港大学教授

明年——2011年，系苏联解体20周年。

1991年12月25日19时38分，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穹顶徐徐落下，白、蓝、红三色俄罗斯联邦国旗冉冉升起。那一晚，红场上寂寥无声。

苏联这一存在70载、称雄世界数十年的“红色帝国”为什么会土崩瓦解？标志着“冷战”结束的苏东剧变因何发生？对这一“二战”后最重大历史事件的起因与影响的分析与辩论，一直持续至今。历史无情亦有情。苏东转轨或已结束，但对转轨学的深入研究仍格外值得关注。我们希望借苏联解体20年之机，了解学界长期研究积淀和最新成果，与读者分享。

许成钢，中国当代优秀的经济学家，因其对于转轨经济长期、深刻研究，成为我们此次“苏联解体廿年祭”开篇专访的对象。

许成钢，1951年生，“文革”前正在清华附中上初二。这位“老三届”有着同代人的共同经历，也有其独特的探索、苦难与奋斗道路。1967年到北大荒建设兵团上山下乡后，他以对中国命运的思考和对政治经济学的深厚兴趣，写出《试论社会主义时期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为此曾被打成“反革命集团”的“头目”，被关押审讯批斗并监督劳动。纵如此，他也没有放弃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探索，还自学了高中及（中国和美国）大学本科的数学、物理、电子工程及英语，其间还搞了不少技术革新。

十年“文革”浩劫之后，许成钢考入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成为该校惟一没有本科学历的研究生。此后，他从中国社科院计量经济研究所考入美国哈佛大学，师从雅诺什 科尔奈和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里克 马斯金，继续着他追寻制度经济学和体制比较的研究。

采访中，他多次提到科尔奈及其他师长，使人强烈感受到学术的薪火相传。

1991年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后，许成钢在经济学研究道路上继续前行，得到国内外学术界高度认可。他是伦敦经济学院教授（终身教职）、清华大学特聘教授、香港理工大学客座教授和香港大学教授，还是全欧经济政策研究中心（CEPR）高级研究员。他还担任过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及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是国际国内多家经济金融学术期刊的编委或学术顾问。

苏联缘何崩溃

>>许成钢：苏联这样一个超级大国崩溃，必然存在复杂多重的原因。先说第一个。从上世纪50年代末起到80年代末，苏联及中东欧国家经历了长期的、反复的各种改革和尝试，都失败了。这使得苏东国家改革派逐渐形成了一种共识：中央计划的社会主义体制是不可改革的，只能以市场经济全面、彻底地取代。这一认识在苏联解体过程中起了非常大的作用。苏联解体的第二个重要原因是长期压制社会及民众，导致政治局势失控。

>>许成钢：撒切尔夫人及里根总统曾自吹英美政府在苏东集团解体上发挥了作用。他们和某些中国人士一样，太夸大西方政府的力量了，太夸大政府的作用了。单看今天的全球金融危机就可以知道，西方连自己国家里的经济事务都搞不定，有什么力量去搞定其他国家远为更复杂的事情。

仓促私有化埋祸端

>>许成钢：人们常常用“休克疗法”来总结苏东的转轨，其实，这个概念最初是指财政货币政策。在苏联和中东欧国家转轨的早期，突然开放市场，物价马上就起来了，变成了超级通货膨胀，然后，他们就使用“休克疗法”来治理通货膨胀。多年以后回首，开放市场不应如此仓促，市场应该逐步建立起来。话说回来，通胀问题对后来转轨中遇到的困难有影响，但最大的问题还是仓促推行的大规模私有化。

>>许成钢：（把中国的国有企业分给老百姓是否可行）这完全取决于具体方案。如果是说用“送给全民”的方式实行私有化，那么，至少到现在没有一个像样的方案。但是，如果分的是国有企业的利润，比如，把它的利润的相当一部分拨给国家级的社保单位，以此为国家社保基金提供资金，那么，这个方式是相当可操作的。但是，这与解决企业治理问题无关。如果把大部分国有企业的不可交易股送给国家级的社保单位，如何解决企业治理问题则仍然是基本问题。总之，这件事不能靠口号，而是要有具体可行的设计。

泥泞的“路径依赖”

许成钢：还是刚才谈到的，它的制度建设和私有化的顺序是反方向的。本来，为了推行私有化，先要有股票市场和相应的法律制度，它都没有。它是把企业已经用认股权证分了以后，再逐渐制定法律，逐渐形成市场。在这个过程中，就出了大问题。一个基本问题是，谁有钱能够去收买认股权证？只有很少有“关系”的人能够从银行借来钱。这跟法律没有什么关系，当然，他不是抢来的，是“合法”的。这些人摇身一变控制了经济的主体，然后，又反过来深入影响政治法律。

许成钢：叶利钦做的基本上是破坏旧制度，建立新制度之所为不到一半。可称破坏有余，建设不足。他有一个很强的观念，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在其任内，俄罗斯建立了选举制度，有了政党竞争和媒体自由，这些很多是纸面上的进步。因为他同时扶持了寡头垄断。普京上台后大力集权，碰到了叶利钦扶持的寡头力量的竞争，他千方百计打压他们，石油和银行业寡头霍多尔科夫斯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由此，我们不难看到路径依赖。俄罗斯走的路是叶利钦时代奠定的，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是寡头垄断。政治上，它名义上是选举制，是多党制，然而，当政者用了很多在民主国家不合法的手段来打击其对手。

中国亟需忧患意识

>>许成钢：为了深入理解中国与苏联在体制和改革方面的差别，让我们看一下中国改革前夕发生了什么。首先，在改革前夕，中国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政治力量、经济结构的特点和苏东集团已经有了明显不同。最突出的是，“文化大革命”这个世界史上奇异的事件，在中国造成了一个奇特的后果：在行政体制上，中央计划的官僚体制被极大地削弱；在意识形态上，多数人民群众，普通共产党党员，甚至高级干部在“文革”后期，尤其是1975年到1976年间，都变成了某种意义上的“持不同政见者”。在经济体制上，在改革前夕，中国经济已经大幅度向地方分权了。所有这些都是在苏东集团国家根本不存在的现象。

这两个前提，一个是政治的、意识形态的，第二是经济体制、行政体制的，是中国改革的前提；也是中国改革区别于苏东集团的重要特点。

>>许成钢：中国的政治行政体制已经经历了显著的变化。首先，由于“文革”，在经济改革的前夕，政治制度框架已经非常虚弱了。今天看到的这些框架基本是在改革过程中逐渐完善甚至重新建立的。现在的中央决策过程同“文革”中或“文革”前相比，也有了很大变化。那时，毛泽东个人基本上决定了中央的所有重大决策。个别重大决策虽然不一定是他亲自拍板的，但所有人都必须看他的眼色行事。现在，中央重大问题的决策已经不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