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乐死”案河南开庭

从何士俊被警察带走开始，她所在的分水亭乡王楼村村民们的求情就一直没有间断。在获悉何士俊被批准逮捕后，前任村主任张义富就带着319个村民签名、按手印的“请求书”，向县检察院求情。
何士俊，一个命运悲惨的乡村母亲，当她用一针“利多卡因”结束儿子的痛苦生命后，法律同时也将她送上了被告席。由此，“安乐死”第一次与这个偏居豫东南的小乡村联系在一起。
苦难酿成的悲剧
6月30日，河南省固始县法院开庭审理被告人何士俊、张连芳涉嫌故意杀人一案，旁听席上坐满了关注被告人命运的村民。
法庭上，没有激辩。一场温和的审判，触及的却是敏感话题———安乐死。
与乡亲们一样，何士俊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不同的是，这位39岁的乡村母亲承载了太多的不幸。
1991年，何士俊生下儿子大成，但是，欢乐转眼间就消散了。儿子4个月时，发现经常抽搐、翻白眼，何士俊与丈夫孙云智带着孩子四处求医，先是附近的大小医院，没有效果，又到合肥、郑州、北京等地的大医院，孩子的病情却不见任何好转。
随着年龄的增长，大成的疾病进一步暴露出来。三四岁的时候，才知道孩子不会说话，又聋又哑，癫痫病不断发作。经过北京一家医院诊断，发现其脑细胞严重萎缩，智力仅相当于0岁婴儿，且停止发育。鉴定结论认为，大成所患多种疾病，均为先天性原因，现代医学无法治愈。
何士俊的弟弟何士强告诉本报记者，当时鉴定结果出来后，孩子的父亲孙云智主张就地扔在北京的大街上，而何士俊坚决不同意，又将孩子带回家继续治疗。
何士强说，在最初几年，大成的爷爷还在经济上给予力所能及的支持，后来也逐渐绝望了，一切只好靠他们夫妇承担。
在大成5岁那年，夫妻俩带着儿子到无锡打工。由于长时间治疗，再加上多种疾病的折磨，大成虽然5岁了，却还抬不起头，脖子又细又软，癫痫病不断发作，使他们根本无法安心打工。当时，就有很多人推测，这孩子可能很快死去，劝他们丢在外面算了，何士俊仍然不肯。他们终止打工，又将孩子带回家，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有所恢复。
大成，就这样一天天长到了14岁。这时候，他的全部病症表现为：痴呆、癫痫、聋哑、右手无法伸直，右脚往内拐接近90度，大小便不能自主，经常赤身裸体，不认识人，没有生理上的饥饿、冷暖以及感情意识———用当地土话说，就是一个超级“癞呆”、“愣子”（傻子）。
据何士强介绍，大成的癫痫病一天要发作好几次，发作时突然摔倒在地上，口吐白沫，浑身抽搐，翻着白眼，其状不仅恐怖，而且痛苦不堪。更让家人难堪的是，大成经常一身的屎尿，臭烘烘的，走到哪拉到哪。有一次，邻居家正在吃饭，大成却在人家门口拉屎，气得邻居用铁锹铲起来糊到何士俊家的门上。
回忆大成14年的不幸和这个家庭的凄惨经历，何士强就摇头：“一言难尽！”他说，姐姐家里本来就很穷，又要给孩子治病，三间低矮的土坯房，整个家庭一贫如洗，断油断盐是常有的事。
在村里，人们对何士俊一家极为同情，不断有人劝她把大成带到城市的火车站等地扔掉。何士强说，他姐姐觉得这样对大成太残忍了，像他这样身患多种疾病，连讨饭都不会，丢到外面也只有饿死，抛尸荒野，这使何士俊不忍心。
1998年秋天，何士俊又生了一个儿子，但就在小儿子一岁多时，丈夫孙云智上吊自杀，使这个家庭再次遭到重创。同时，孙云智的死，导致何士俊与公公婆婆反目，两个孙子也被老人强行带走，何士俊只好外出打工。这期间，有人向大成的爷爷建议，用老鼠药将孩子毒死，何士俊知道后，打电话回来对公公说，谁要是把孩子弄死了，她一定会告。
在丈夫去世5年后，何士俊结识了开出租车的霍守贵，两人在县城租房居住。今年1月15日，公公将大成送给何士俊，带着老伴和小孙子到北京看病去了。
此时的大成，病情愈加严重，癫痫发作的频率增加，何士俊担心其死在出租屋里，就带着大成回到乡下。面对儿子的痛苦，何士俊首次产生了让他结束生命的念头。她找到本村医生管凤洲，问他有没有可以让大成“混睡过去”的药物。管说，可以用药物无痛苦地结束大成的生命。
尽管想好了办法，但何士俊还是犹豫不决。2月2日凌晨，大成再次发病，在地上乱滚、哭叫，何士俊终于横下心来，去找管凤洲。管将配好的含有115毫升“利多卡因”的葡萄糖溶液交给妻子张连芳，注射到大成体内，几分钟后，这个可怜的生命终结了。何士俊给了管凤洲1500元钱。
“安乐死”的情与法
背负感情枷锁的何士俊买来棺材，又做了新衣服，像对待成人一样，安葬了儿子。由于大成爷爷的举报，何士俊、管凤洲夫妇随即被拘留（管因病死于看守所）。
开庭那天，村里来了七八十人，他们是这个悲剧的见证人。其实，从何士俊被警察带走开始，她所在的分水亭乡王楼村村民们的求情就一直没有间断。在获悉何士俊被批准逮捕后，前任村主任张义富就带着319个村民签名、按手印的“请求书”，向县检察院求情。由于大成的爷爷以前是村里的公办教师，村小学的9名老师也联合签名，向司法机关发出《关于对何士俊从轻、减轻处罚的请求》，村委会也写了一份盖着公章的请求书。
“求情信”列举了大量的事实，以此说明大成“生不如死”的痛苦和母亲何士俊的无助。村民们普遍认为，何士俊对亲生儿子实施“安乐死，一是对法律的无知，二是为生活所迫。“我们老百姓也知道，法律是无情的，但她绝不是‘虎毒食子’，她是不忍心让孩子继续受罪，被逼无路才出此下策。”
村民们更是认为，医生管凤洲夫妇也是出于同情，才帮助何士俊为儿子实施“安乐死”。
而让村民感到愤怒的是在何士俊被抓后，有关媒体一篇题为《生母为改嫁狠下毒手，有病儿子被安乐死》的报道，他们显然不同意记者所下的结论。
或许正是何士俊14年的苦难，以及由此酿出的悲剧，使得刑事审判的法庭上很平静，控辩双方也没有争论。
从固始县检察院的起诉书所用的措辞可以看出，公诉机关实际上认可了被告人的行为属于“善意犯罪”，“2005年1月份以来，孙陈晨（大成）病情加重，发作次数增多，何士俊想用药物结束孙陈晨的生命，以免其受罪”。但同时认为，被告人故意为孙陈晨实施“安乐死”的行为，触犯了刑法，应当以故意杀人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代表检察院出庭的检察官杜心泉说：“办理这样的案件，确实有感情障碍，我们也很矛盾。”他告诉记者，出庭前，他们还专门查阅了国内外司法实践的资料，发现世界上只有个别国家的法律允许“安乐死”，但也只是限于成人，并且患有不可逆转的病症。而孙陈晨属于未成年人，没有独立的行为能力，无法表达自己的意志。
经过反复讨论，检察机关认为，何士俊和医生利用超大剂量的麻醉药，为孙陈晨实施“安乐死”，具有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主观故意，符合刑法规定的故意杀人罪的条件。
这位检察官说，如果认为这种行为对社会没有危害性而不进行惩处，就可能导致其他人效仿，因为社会上有很多残疾人。孙陈晨患有多种严重的先天性疾病，确实生不如死，但是，生不如死是一种主观感受，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判断，其结果只能由个人决定。
如果说这是一个刑事追诉机关对本案做出的职业评价，那么，与法律相反的另一面则是情感。“老百姓要求对何士俊等人从轻处罚，虽然他们说不出多少道理，但对于孙陈晨生不如死的判断，是所有的人都能理解的。检察官也是普通的人，在这个方面与老百姓的感情是一样的。”杜心泉说：“人不仅仅要活着，而且要活得有尊严，孙陈晨显然不可能，且永远也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综合各方面的因素，检察机关认为，在认定被告人构成故意杀人罪的前提下，可以从轻处罚。
检察机关的指控以及对此案定罪量刑的观点，与被告方没有产生冲突。何士俊的辩护律师吴志刚对本报记者说：“何士俊的行为确实值得同情，但从法律的角度谁也不能说是合法的。”他认为，何士俊等人的行为，没有任何主观恶意，完全是出于人道的考虑，解脱孙陈晨的痛苦。因此，吴志刚在为何士俊做有罪辩护的同时，请求法庭能够对其适用缓刑。
作为一个农村妇女，何士俊讲不出多少高深的道理，她一再表示，不管法庭如何判决，她都接受。即使站在刑事审判席上，她仍然觉得，为儿子解脱了痛苦，判刑她也不后悔。
不过，吴志刚还是有一些忧虑：“我担心这个案件在基层法院审理的局限性，因为，基层法院的司法理念相对要保守的多，它更多地是考虑社会影响。”
或许，这个由“安乐死”引发的刑事案件，就像检察官杜心泉所说：“既要考虑法律的严肃性，又要考虑社会的因素，出现了法律与感情的严重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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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乐死”与司法能动主义
中国“安乐死”的第一案发生在19年前：1986年，陕西汉中的王明成，在医生蒲连升的协助下用100毫克复方冬眠灵结束了母亲夏素文的生命。当时，夏正身患癌症、痛不欲生。老人安然离去了，但王明成和医生却以故意杀人罪被推上了法庭。
案件震动了几乎整个中国。王明成的选择得到了出乎意料多数人的理解，甚至邓颖超都表态赞成安乐死。但“无情”的法律不会简单地照顾人们的情绪，最后，最高人民法院专门批复，“‘安乐死’的定性问题有待立法解决。就本案的具体情节审判，不提‘安乐死’问题，依照刑法第十条的规定对蒲、王的行为不做犯罪处理”。
在对立法的等待过程中，命运又一次残酷呈现：2003年，患胃癌晚期的王明成要求“安乐死”，但没有法律规范的现实使得他的家属不敢越雷池。最终，王在病痛折磨和拖累家庭的内疚中去世。而现在，河南固始县何士俊案正在审判，基层法院和检察院的实践者们，又一次陷入了坚守法条拟或共鸣情感的冲突里。
事实上，1988年以来一直有人呼吁为“安乐死”立法。最近的，是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忠诚在十届全国人大上的提案。
反对者们的顾虑、非议无数：“安乐死”是人类在病难前的怯懦，有可能被罪恶假借为遮掩，与医生救死扶伤、亲人关切体爱的伦常相悖，有为政府推卸保障公民康福责任的嫌疑……最为根本的是，它挑战了人类伦理的底线———生命第一。一如传统医学伦理上的价值序列：抢救生命，解除痛苦，再后就是恢复功能。
但不可否认，药物和技术的昌荣，正挑战着人类的尊严。“全身被插满管子以使濒危病人‘苟延残喘’。这样的生命，难道是一种有质感的存在吗？！”
《中国卫生法制》副主编卓小勤先生指出，“安乐死”问题的呈现，是缘于社会从单一价值序列向价值多元化的过渡趋向。“有些人选择继续活着，有些人偏好有尊严地离开。这是一个关于选择的大命题。”
但明显，这是一种极其特殊的选择权：生死走向，一如时间流逝般不可逆转；而“此时之喜，彼时之忧”的心情周转变化也是人性的弱点。由此，尽管推动“安乐死”合法化已经成为世界上一场蔚为可观的运动，但迄今为止，也只有荷兰、比利时等少数国家迈出了法律步伐，绝大多数国家依然偏向保守审慎。
就我国目前的法律而言，总体原则上反对“安乐死”，但实际中却保持着足够的现实主义考虑：对被动安乐死，即对绝症或危病患者放弃积极的治疗，任其死亡，法律基本上默认不干预，除非是逃避监护、抚养义务，涉及遗弃犯罪的问题；而对主动的安乐死，即用积极的手段主动结束患者生命，法律是严格限制的，如王明成、何士俊等，都受到“故意杀人罪”的刑事追诉。